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三 反右运动 （二）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 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我说：“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说：“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
我说：“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说：“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
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动手动脚拉我。
我厉声责斥道：“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注：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19)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即今中山公园。
(22)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