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庙拘留所是白茅岭的一个窗口，人来人往。特别是分流分场的人员，稍一和队长顶撞就会近水楼台被送进来关几天。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尽。就拿周康、陈作人来说，虽无惊人的情节但若详细道来，也很反映社会的一个侧面。可惜年代久了记不真切了，不知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写下回忆来呢？
又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名叫顾国中。他是被某地公安拘留所送来的，因为他供称是从白茅岭某分场逃跑出去的。他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摆地摊卖老鼠药而没有身份证件。他说他是个流浪汉，然而我从他的谈吐中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个粗人，哪有流浪汉不说粗话的？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说他在流浪中遇到过许多知识份子，听到许多事学得文雅了。我问他听到些什么？他的回答就妙了。说：你们只知共产党是红的，国民党是白的，可是将来的天下会是蓝的。他接着说了许多，现在知道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思想，但他又说得玄乎其玄，什么将来的农业要用管道搭成个极大的金字塔，种植在塔面上来接受阳光等等。他也是用这同样的话去哄骗队长的，但我却不相信。最后他才说出了真情。
他的真名叫丁侠民，曾是个地下共产党党员，他说：“解放前，我是个学生，口袋里带着奶油面包去参加反饥饿游行。解放后我参军入伍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在随军去解放西藏时目睹了许多事。我就要求复员了。此后在一个光学仪器的机关里工作，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煤矿里改造。”
“煤矿的劳动极为艰苦，设备条件又差，很危险。我就带了一批人逃了出来，在社会上流浪。靠卖老鼠药为生。”
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化了名说是白茅岭的呢？他说：“我的真名实姓怎能暴露？那是要没命的，我想先混到白茅岭的游民队里，然后可以再逃跑。”
他的确骗过了陈队长，没几天就从我们这个小号里调到后面的监房里去了，还有机会出了几天工，直等着去查他说的那个生产队有没有顾国中这名字，就可放回去了。
64年的早春瑞雪纷纷，极为寒冷，我们整天都只能跺着脚取暖。拘留所的案子也审得差不多了。有一天粉墨登场地开起审判庭来。那天被判刑的人中有一位孔祥瑞，他的故事很有意思。
他是山东省曲埠人，是孔子的后代。其父是一位很有地位的画家。共产党到他家乡后他参军入伍，因为年岁小当上了卫生员。但他聪颖好学，竟自学成为军医，还当上了某个白求恩医院的院长。然后，他被送来上海第二医学院进修，期间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送来农场劳动教养。
因为他被安排在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里工作，少不了他，所以当年右派集中时未到白云山去。90年代温健告诉我说：60年饥荒时，温已因浮肿被送到病号组去，总场医院就派孔去病号组查看。温说：“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还以为是干部医生呢。查病人时，他要问：犯的什么案子来劳动教养的。我开始不愿说，反问道：这和我的病又有何相干？当然，我是怕说了被干部医生歧视。然而他故弄玄虚说：当然有关，病情和过去的生活都是有关的。我被迫说了自己的右派身份。这时候，我隐隐地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光一闪而过。后来我们知道了他也是被劳动教养的，但都佩服他的胆大和坦诚。非常为我们病人着想。决不象有些犯人医生那样为了讨好干部反而有助纣为虐的行为。
“病号组吃得略好一些，我很幸运未死在那里，当我稍有好转，浮肿消去时，说来也有趣，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只要伙食略有改善，身上就多少会长点肉出来。为了多留在那里几天我当然决不能让它被发觉。为此，我故意穿前面没有纽扣的衣服。每当检查身体时，撩起衣服，两臂高举，使得肋骨充分地暴露出来。当然，孔医生也帮了不少忙，使我得以在那里渡过了那饥荒的冬天。”
当一个劳教身份的医生虽说不必体力劳动，但如若你是个正直的人，日子就决不会好过。那医院的医生一般水平很低，在诊断时却要比他有权威。于是常常发生争吵，当然总是他吃亏。然而正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总是不买账。特别是碰到劳教人员或场员生病需用药时，他决不退让，据理力争。那时连维生素B、C之类都要算好药，不让我们用的。他常因与一个院长吵得凶了而被暂停医生职务，勒令劳动。对此他也并不在乎，反正过几天一有疑难病例又要找他上任的。
可是有一次他倒霉了，也是在一次争吵以后令他去劳动前，先搜查了他的行李，搜到了一本日记，其中他抄录了几句诗，其实并无什么针对性的证据，但那帮人自己心虚，认定了是骂他们的，当然也变成了骂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反革命案，私人日记成了反革命罪证。
开庭那天地上积着雪，我从门上的窗口向外张望，只见孔祥瑞穿着自己用被单缝制的白衣白帽，从后面的号子里大步地走出来，到了前面的办公室。然后，只听见他大声地嚷叫。不到一刻钟，审判结束，他又走了出来，走过院子时见我们都在窗口观望，便不顾押送人员的阻挠，停下来大声地说：“明明是办公室怎么变成了法庭？明明就是这几个警察和侦探却忽然凭着桌上的几块三角木牌牌变成了法官、陪审员了？他们问我为什么穿得如此，我告诉他们我在戴孝，戴的是法律的孝，因为法律死了！”
我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勇敢和幽默。的确用极简单的几句话揭露了这帮人的为非作歹。平时那几块木牌牌就装在一个布袋里挂在办公室墙上，这是他们扮演法庭时用的道具。几分钟就演出结束判了一批人的刑，孔祥瑞被判了七年。不久，拘留所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们这个小号被取消了。我被关到了大房间，很巧我的铺位正在孔祥瑞的旁边，那时他已被判刑，只等着送出去劳改。大房间里关了几十个人，空气污浊，孔说：“只要每个人放一个屁，这些屁出不去就够臭的了。”的确，这里的人大多已结案，所以也盼望着离开拘留所。我们可以出工劳动，这可以透透空气，还可以有劳动饭吃。但是拘留所人多地少，一般并不强制你去劳动。而象孔祥瑞那样判了刑的则不许劳动，怕他跑了。我就趁此机会常常不出工和他谈天说地，也向他学了不少医学知识。
那时分流庙拘留所有两个级别低的干部，我们叫他管理员，一个吴管理员是管杂务的，另一个何管理员大概农民出身，管生产，带队出工。此人五短身材，为人很刻薄。每次挑选十余人出工，回来时，站队报数点名完毕就发吃劳动饭的筹子。筹子是竹做的，上面涂了红漆，涂全红的叫大红袍，加的饭较多。其次是一条杠和二条杠，加的饭少。何管理员总是发出一二个大红袍给他认为劳动好的人，然后也许还有几个拿到二条杠的，随后便将剩下的一条杠朝地上一掷，让众人俯身去拾。
拘留所有三个场员，两个是厨子，一老一少。另一个年迈的姓王，管些杂事，开饭时跟出跟进，对吃劳动饭的人按筹发饭不敢越雷池一步。连发水也如此，一人一杯决不多给。有人想多些，就哀求他说自己生病，那就要看他高兴了。那讨水的人也妙，先是喊他“老王伯伯”要不到水时就拖长了声音，喊成“老王-八” 他也不理会。
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地在吟诵着“闲（38）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他的模样有点怪，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让附近的小鸡去啄苗。我们就坐在旁边看着，头几天不时有一只小狗跑来陪伴我们。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点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呢。
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员养的。农场的干部有条件的都喜欢养狗，安徽的小猎狗个头很小，不中看却能帮主人抓兔子。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东西了。狗小的时候还不会抓兔子，但也得喂它，那岂不亏了？何管理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将狗养在拘留所里，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饭吃了。
有一天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农妇，手里提着一只死小鸡，大声叫嚷着找何管理员。诉说道“你们的狗子咬我的鸡了”。何管理员听了矢口否认，农妇无计可施，骂骂咧咧而去。过了几天，有一个青年找上门来。报告何管理员说那狗被某人打死了，正在剥皮呢。何管理员马上派了一个姓王的场员跟着那人而去。我心里想道这狗几分钟前还在我身边呢。这事可发生得真够突然的。
过了约有一小时，那场员拖着死狗，后边跟着那个告密的农民一路叫嚷而来。意思是那死狗应该归他所有。场员则争辩说他可没有权力将狗给他，除非何管理员同意。这时候何管理员闻声而出，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农民便马上小下声来讨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员脸色一变打起官腔来说是公家的东西岂能给人？农民死皮赖脸地讨了半天，何管理员就是不肯。农民眼见得没有希望了，便翻了脸大声叫骂道：“不给 ！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问道谁会剥狗皮 。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注：
(38)繁体字的闲字是门中一个月字，这里计算机没有这个字。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