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马场劳改中队共有四个小队，每小队约一百人，其中一个小队是蔬菜队，供应本中队及附近劳改大队干部食堂用的蔬菜，三个小队种大田。大田作物以旱田为主，我们初去时主要是种山芋和花生，后来发展了玫瑰、香草（如食用香草、熏衣草等多个品种）、和梨园。这些经济作物都是供出口的，前两者送总场加工成香精后出口，后者的品种号称西湖明月梨，赶运香港市场可比日本的梨早上市一星期以谋利。
这里的犯人以刑事犯为主，除了一般的偷盗、流氓殴斗外，很多是不足为刑事犯罪的所谓生活腐化。但也有很恶劣的强奸犯，甚至有奸污亲生妹妹和母亲的。老年犯人大多为所谓的历史问题，即在旧政府工作过的人。还有一些文革中的造反派。我曾问一个上臂有三个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时留下的弹孔，外号叫大熊猫的人：“我不明白你们互相打来打去都说是保卫毛泽东，争着向毛泽东献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此革命，又怎么结果成了反革命了呢？”
这人原来是和王洪文一起闹事的，他说起王洪文来简直也是个腰上缠练功带的打手般人物，他回答我的问题说：
“我本来是极为崇拜毛泽东的，为了他自己命也可以不要了。有一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开会，那会场外有三重警卫，一般人是进不去的，会议是听中央的重要录音。那是一次毛主席主持的重要会议的录音。我是抱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亲耳聆听最高指示的。我原以为大人物的讲话就象电影里一样威严、有力、震撼人心。谁知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我大失所望。”
“怎么失望啦？”我插嘴问道。
“开始时，会场一片杂音，然后静了下来，知道毛来了，毛问：都到齐了没有？那声音象老鸭子叫，下面回答：到齐了。毛又问：你们谁最年轻？下面答：是王洪文。毛问了王的年龄又说了几句，口齿含糊不清。然后就是林彪的长遍发言，尖声尖气，态度十分粗暴。忽然，林大声地训斥：朱德，你怎么打呼噜啦！于是就听见朱的呼噜声，这声音马上停了下来，只听得茶杯盖的撞击声，喝茶、吐茶叶的声音，然后就是朱老总抵赖睡着了的话：”没有啊。”接着林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忽然，又吆喝起来，问：徐海东来了没有？徐答：来了。那声音又哑又低，林厉声喝问：你说过没有你徐海东就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你说过没有？徐小声地回答说有。然后林又接下去骂街。
“我听了以后，大失所望，心想我所崇拜的这些大人物开起会来怎么和我们小流氓差不多呢。从此我就不相信了，后来说了些话变成了反革命。”
有陈姓父子两人同为反革命犯，老的原是上海中法中学的法文教师，中法中学改为光明中学后，他改教英文。他因和领导不和，吵了一架后愤而辞职。为了生计不得不摆地摊贩卖修补面盆用的搪瓷胶，然而却因系无证营业而和警察发生冲突，被以 “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罪判十年刑。其子因帮父亲和警察吵架也以同罪被判刑七年。有一位医院的化验师，受某独生女的家长之托，在女学生的化验单上划了个正号，于是女学生获得医生证明其患有肾病而免去下乡之苦。此事被人告发，他被判以反革命破坏上山下乡罪服刑七年。
还有很多小青年是中学生，是上山下乡后成了反革命或刑事犯的。有一位是在崇明劳动时被发觉日记中有不敬的话。还有一位到了新疆的一个煤矿里，那煤矿简直是原始条件的煤矿，嘴上叼着矿灯爬进去将煤背出来，他受不了这苦逃了出来，在半路上没路费了，不得已而偷窃犯的罪。当然也有在绝望中沦为真正罪犯的，有几个插队落户到东北的，那里男女学生住在贴邻的两间屋里，每个女学生得找个男的保护她们。男的白天出去偷鸡摸狗，女的在家为他们服务，到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发生了，简直成了群婚社会！我遇见的两个是打架伤人后逃了回来，成了流氓抓来的。有一个旧时的老流氓对我说：“从前我们做流氓是没有办法，要吃饭，所以拜老头子，为了争做生意抢地盘而打架。现在真是怪了，小青年竟会为了试试刀快不快而随便去刺人一刀。”这样的人我也的确碰到了，被刺的竟是不相干的路人。
大队部食堂的厨子是个刑满的场员，他的案子说来简直是笑话。他原是上海市郊区的一个屠夫，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坐在门外哭，男的在屋内用刀拍桌大骂，说要杀了她。这时正好有一男一女走过，就问女的：发生了什么事。女的哭着说她丈夫要杀她，男的听见女的向外人诉苦，骂得就更凶了。路过的两人劝了一阵也就走了。不料走了几步这两人却争了起来，女的大谈起妇女权益，就回过来劝说那屠夫妻子一定要去告屠夫。并自告奋勇帮她出场写状子。这样一来居然屠夫被判了七年刑，等判决下来，其妻大叫冤枉，他们本来是很有感情的夫妇，女的以为可以吓唬丈夫一下，何尝愿他吃官司？然而来了就出不去。多年以来妻子年年来探亲，却对其遭遇无可奈何。
劳动改造的待遇更不如劳动教养了，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七块钱。在劳动重时，加给我们吃的竟是山芋渣滓，即提取淀粉后的渣滓。后来养了猪，就连这也吃不到了。即使是自己种的蔬菜也是要记账算钱的。
所幸劳动却比劳动教养轻得多了，这是指该劳改队的特殊情况。首先是因为地少人多，其次是劳改队规定必须干部自己带队出工，他们不愿淋雨，也怕收工晚了干部食堂好菜卖完。
我到放马场不久，就感到身体健康已不如前，夏天时在太阳下劳动曾中暑晕了过去。到了秋天更是感到乏力。那时我被调到一个小组去，那组长是个十足的狗腿子，自恃身体强壮，逼着大家干活，以讨好干部，所以深得干部的信任，往往令他带人脱离大队伍去干单独的活。那时我们去打土墙建房，这就是用木板模子拦好了往里倒土，然后用木槌将土夯实。
一连许多天重活干下来，扁桃体发炎了也得不到休息。有几天我晚上脱袜时感到困难，知道是脚肿，后来就整天都肿，一直肿到大腿部。然而不但不能请假，连在工地上要求休息一会儿都不行，竟会说我是因为懒，少动了才会肿的。然后就出现厌食，腹胀胸闷。我知道必有大病，便抵制组长的威胁拒绝出工。如此大闹以后，医务犯也不敢证明我有病，第二天来了队部的医生，他断定我为营养不良性浮肿，开出了营养餐。那里的所谓营养餐就是每天给相当于一只鸡蛋价格的荤菜，第一次给我的就是咸蛋，我当然拒绝了，这时我的浮肿已发展到头部，身上也出现了黄疸。于是我故意整天整夜地呼叫，弄得一房间人无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再次把医生请来。这次他开出了转诊单，送我去总场医院看病。
幸好总场不远，当日就用一辆人力平板车将我送去，此时我头已肿到眼睛充满眼眵睁不开了，一路上只听到路过的乡下人说
“啊呀，这个人的头怎么有笆斗大。”
到了总场医院，在X光下看到肺的三分之一已浸在胸水里，更不要说有腹水了。化验报告显示尿中不但有蛋白，而且有管型。医生看着转诊单骂道：“什么营养性浮肿。肝炎、肾炎待排除！这样明显的肾炎都不知道！”于是就收进病房。
白茅岭农场总场医院那时初具规模，门开在中央，进门左手是男病房，右手是门诊部，但走到底却是一大间女病房，走穿了女病房又是一个小方块走道，笔直地对着山墙上开的门可通外面，这门是被封死了的，左右又各有一门通两间重病房。病房很小，南面的只有一只病床而北面的有三只。我就被放在北面一间。我被安排在这间也许是因为病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是犯人，要派一个场员来同住这间看着我。则隔着女病房也不容易被人发觉。
我得到了治疗，那里的医生态度还是好的，有一位孤儿出身的护士也态度特别和善。看守我的场员是一个原来职业为澡堂擦背的人，他曾当过新四军。谈起当年，我问他：“你打死过日本人吗？”
他说：“谁知道呢，我那时在南京附近的句容当兵，说实在的，日伪时老百姓最轻松了，我们那地方既有日伪军，又有国民党的游击队，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没有人向老百姓收税。其实这三方面的军队都是有联系的，伪军或国民党游击队来前都有人通知，我们就走了，从来没有打的必要。只是有一次，真的日本人来了，得到的通知晚了，我们赶快走，我是最后一批走的，黑暗中胡乱地向后开过几枪，谁知打到人没有呢。在解放战争中也就是跟着队伍跑，我命大，竟从未打过仗。”
我在总场医院住院的事不久就被来此看病的人传到了山下铺，黄建基听说我病得头大如斗，马上冒险前来看我，那时他还在管制期呢，他送了五元钱给我。事实上，那时我肿得眼睛张不开，头靠在床的木杠上竟在脑后压成一楞楞的条纹。有了黄赠的钱，我买了一只鸡，是让乡下人煮好送来的，我心想要慢慢地吃，第一天只喝了汤就泻了肚。
马上我又请场员寄信回去，我妻很快地电汇了二十元来，又寄来了从新版《内科手册》上抄下的有关肾病材料。医生看了以为我家属也是医生，对我也更和气了。我有了一些钱，看守我的场员成了帮我做事，照顾我的朋友.吊了二十几天针，肿就渐褪，也开始可以下地走动了。
我对门的重病房先后来过三个人，都是中风病人。第一个死了后，来第二个时我已能下地了。这人是个老场员，患中风被用牛车送来，送他来的青年人把他的钱全拿走了。他躺在床上下不来，连买手纸的钱也没有。医院说这里是没有人照顾病人大小解的，要那送的人带信生产队派人来，可也没有回音。我实在看不过，就扶病去照顾他，我请护士送水来，我帮他擦洗。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和着一件运动衫睡一定很不舒服，就对他说：“我帮你把球衫脱了吧。”他点点头，因为他早已说不出话了。可是，当我替他脱衣时，他忽然又拒绝了。我看见他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就明白了他的想法，原来他是怕我剥去了他的财产！就只好随他去。不久，他还是死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中风的女场员，病比前两人都重，来时是昏迷不醒的。可不久她在上海的儿子来了，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徐汇中学的教师。他儿子带着一块手表，那时带手表是身份的象征，说明不是犯人，而且还有点钱，于是小护士们围着他转，对老太的照顾也好了，她活了下来。
我的病有好转时就开始减少激素的药量，可是减得太快了，于是又复发，又将药量加了上去。当病情得到控制再次减量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时从放马场又送来了一个患直肠癌的老病人。说起这个病人实在也是个混账透了的人，他原是个废品回收站主，在灾难年头就凭了他作为家长，手头掌握着全家的副食品票、糕饼票，用此诱奸了他嘴馋的亲生大女儿。有一天他们在床上被尚未成年的小女儿看到了，他竟一不做二不休将小女儿也拉上了床。不料这小女儿干了这事倒觉得挺好玩的，到外面勾引了一批男孩干起这淫乱事来。被人发觉后在公安局里供出了这事的开头，他被判了十五年。然而他还有脸不认罪呢，说这是他的家务事，与政府何干！
由于这个病人需要送上海市监狱医院开刀，便将我也一同送上海了。这样我就到了监狱医院。
在监狱医院里，我从劳役犯嘴里知道王造时就住在我楼上的肝炎隔离病房里，他在文革中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那时已因肝病处于垂危状态了。我想到了他一家的遭遇，深感难过。
尽管我将病情和上次药量减得太快向监狱医生作了汇报，并在每次复验小便时故意从手指上滴血进去，希望这次减药慢一些以免疾病反跳复发。可这医生并不理会，也许他的职业习惯以为我是怕劳动而想多住医院。两三天后，他就将药撤光，第二天做了一个化验，令我出院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