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我所喜爱的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的介绍，一九八三年秋天，我从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进入了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二年级。我还参加了他的ΣΧ（Sigma Chi）兄弟会和他的文学社。一个年轻、崇拜英雄的人，所能要求的最多也不过如此。
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一九七六年，由大陆议会创立的，以两个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和阿尔济能·希尼（Algernon Sydney）命的名。在创建人中有亨利（Patrick Henry ）和麦迪遜（James Madison ）。在它的校友中，出过一个美国总统，三十个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个学院或大学的校长。现在，它有近四百名学生，而那时还不到一百五十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次调研中发现，列在名人录的美国大学校友中，有7. 45%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校友，占第一位。第二位是阿穆赫斯特（Amherst）学院，是7.4%,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是6.6%。这个事实受到了报刊广泛的评论。诺克斯维尔日报 (Knoxville Journal) 写到：“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价值远远高于最为无可争议的成就。在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在地位上和影响上，在历史和风格方面，它是独一无二地。”
大学生活最美好的方面，对我来说，是个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兄弟会同伴之间的友谊，那个学校的崇高传统，以及它那欢快的气氛。但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走下坡，招生的人数在下降。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土地因为种植烟草而枯竭了【22】，比较有精力的富裕的家庭都去了北部和西部。主要吸引我的那位杰出的英国文学教授，在我入校时离开了，后继的那位则枯燥得让人难以容忍。我修读了必修的物理科学，教课的人很出众，但是我也只读了个及格。毕业的时间到了，我并不觉得遗憾；虽然说提供我读硕士一年多的奖学金，但是再在那里呆一年的想法并不吸引我。
在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李·特林科尔（E Lee Trinkle），他和我在班上似乎总在一年年里交替、轮流得第一。在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日子里，这个友谊是我最快乐的记忆之一。李（Lee）和我同年，是同一兄弟会的同伴，我们住同屋，下午常常一同去散步，但都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我们甚至一同约会我们的女朋友，但是从来也不争风。在开学的时候我先到他在弗吉尼亚西南部维斯维尔（Wytheville）的家里和他会面，在夏天分开之前我也回到他家。我常常在他家过圣诞节。毕业后，他到弗吉尼亚大学读法律，我则到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去教书，但是我们保持着友谊。他后来就任了谢南多亚（Shenandoah）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以及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二一年，他以当时最大的多数票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四年一任的州长。多年来，他是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Roanoke）第二长老会的活动积极的长老。在他一九三九年去世前，我们一直互相通信；我回美国旅行的诸多乐趣中，总包括着看望他。
事出偶然，我们班上接受荣誉的人多于往常。前一年考第一的人做了毕业生告别演说。特林科尔（Trinkle）和我十分接近，取得第二的荣誉。为了让我们在毕业授学位典礼时都到场，恢复举行了长期以来停止的希腊文致词，【23】并且让我来做。我那好心、精深、博学的布洛克（Brock）老教授在演说辞上帮助我，我也很放心地知道，在天热流汗的听众里没有吹毛求疵的人。我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取得了BA和B Litt 的证书。
在我那时，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HS）学院在行为、品行和指导、以及在管理上都非常著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在附近（很快搬去了理士满[Richmond]），协和神学院几乎就像是HS学院的研究生院。HS学院的许多学生准备去从事传道。似乎也期待、要求我从事宗教，灵性的气氛总起来说是热烈而真挚的。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大多数神职学生的奖学金和社会出身，也不总是仰慕他们的道德行为。必修的圣经课极其沉闷，教堂、圣诗班和礼拜活动都不那么鼓舞人。但是，想到它们时，并没有不耐烦和拒绝的念头。
主要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里，表现着很自然的宗教生活。青年会在我们学院、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地方，都起到了生气勃勃和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在学院生活的三年中，是青年会比较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担当了主席。当局把基督教男青年会看作是北方的一种革新，对它有些皱眉，这可能反而有助于它在学生中有更多的声誉。学生自愿国外传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浪潮那时影响正高涨，它激发了对全世界基督教运动的关心，并征求大学生加入传教服务。当它的秘书访问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时候，我当然成了他们的对象。我的家庭、在基督教里活跃积极的职务、健康情况、以及没有做自愿者所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些加在一起，使我成了被挑选的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韦拉德·里昂（Willard Lyon）, 富来彻·布鲁克曼（Fletcher Brockman）,亨利·卢斯（ Harry Luce）这些秘书都成了我亲密的朋友。【24】但是在那时，他们明确了我最尖锐的宗教问题：我对传教活动缺乏热心。从一个小孩子印象看到的我父亲的经历（我所有的幼年的苦恼都归因于它），以及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教书的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些都使我对去国外传教作为事业产生很剧烈的反感。学生自愿者运动则自自然然地号召说，任何一个年轻、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表明他（她）为什么不能够到国外传教。这使我进退两难，受到折磨。我能够承受得了不签约的压力，但是我却无法忘怀这个问题。我想在教古希腊、罗马文学，或是在传道之间选择我一生的工作，但是希望不论做什么，都能留在弗吉尼亚。我对做牧师有些犹豫，主要是我觉得那会自然地导致派我去中国。我打算到我弟弟当时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到德国去读研究生。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学习经典或神学来从事一种事业，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那个伤脑筋的传道人的问题。
我对进一步毕业后学习（读研究生）的犹豫中，在我脑海里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怪的假想：如果我曾预料到后来我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那是一定会到一个在中国有知名度的大学，至少读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如果我真去读了，我很可能就不会就任基督教神职、因而根本不会到中国去。我一直顺从我良知的指引，我也一直没有理由来后悔。
2
在这个时候，我尊崇的丹尼（Denny）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的教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25】我有千万种理由要接受它，我也十分急切地接受了它。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弗吉尼亚的魅力在不断增长。我离我的两个兄弟很近，在大学里我有很多熟人，从那时起，我几乎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大学了。在头一年之后，我就很想再呆一年，然后还是这样，又呆了第三年。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难以做出决定而拖延时间。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吉尔摩尔（A D P Gilmour）在那时决定从事传道工作，而在后一年开始去读神学。我们经常一同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决定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我。在一年后我进入神学院，在他毕业之前我们一直住同屋。
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我是个“老人儿”，这使我在情感上得到益处，使我理解到那个学校的一些特殊情况。我很年轻，比我的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这使我遇到些危险。使我脱离险境的，似乎是在那些男生和我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友谊。在课堂之外，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有时作为他们体育队的经办人同他们到其他学校去。在课堂上，我还记得我在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Denny）的指引下的那个转变经历，我设法使学习成为有趣的事。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是教拉丁文，还是教学生？”对我来说，那主要是教学生，这样就使那些基础的课程看来不那么沉闷。举个例子，我不像传统那样教恺撒（Caesar）的《评注，Commentaries》（那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关于作战的简洁笔记，当然，并不是为了身处异邦、多少世纪之后、那些不耐烦的学生写的），而是教考尼里乌斯·尼珀斯（Cornelius Nepos）专为罗马的男孩子写的著名人物的简短传记。它里面都是有趣的轶事，足以用来练习拉丁文的文法。
这种和学生几乎近乎自然的关系，【26】也表现在后来我和南京神学院的那些十分不同的学生之中，再后来也表现在燕京大学里。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比较简单的南京学神学的学生又不相同，燕京的学生和南京学生的差别之大，就像是他们和美国的学生之间的差别那样。
在这教书期间，我到麻省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参加过两次夏令聚会，那是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领导的。在那非常成功的聚会中，许多高尚的人参与了筹划，有的到了会，有的做了演讲、致词，他们启示着或者带去了生气勃勃、切实有用、极其吸引人的关于宗教的观念。它们和我过去所最为熟悉的那些相当呆板、单调的信仰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受人敬爱的主宰，成了年轻人热心奉献的完美实体，而不主要是一些神秘、难解、崇高的本质和它的属性，不仅是对它们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成了异端的一种神学上的教义。我和那时许多青年一样，对基督的这种新鲜、沉醉的理解，可能都应归功于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从那时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宗教信仰的精髓。在日后的岁月里，尽管神学的观点有了变化，我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但是它一直光亮如初，丝毫也没有幻灭。
3
一八九九年秋季，我进入了协和（Union）神学院。它已经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搬迁到了理士满（Richmond）近郊的一个可爱的地点。在能干的瓦尔特·穆尔（Walter W Moore）院长的经管下，在它的新校舍、设施和环境的激动下，学院正在全面地发展着。我又一次有了三年愉快的时间，它发展了我不仅对神学院、也对理士满（Richmond）这个城市产生依恋的情感，现在它仍然在游移、徘徊着。除了是否做传道工作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逐渐形成着的问题，就是神学信仰的问题【27】，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对进步的、无所惧怕的、毫无偏差的圣经学问的态度问题。虽然到那时为止，我对宗教的兴趣主要是在实践方面，但是，由于到北方的访问，通过阅读，也由于内心的强烈愿望，我越来越认识到，南方长老会的正统和当前自由探究趋势之间的对立立场，而我知道我是同情后者的。
在另一方面，神学院的教授们，加上著名的院长，无一例外，都毫无疑问地是真诚、虔诚、有学问、具有广泛人类同情心的人。他们被选到这里来，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是成功的牧师，以及和从事有争论的神学相比，他们更愿意培养有用的讲道人。和他们在一起，我发现对过去和它的传统的忠诚是首要的美德（在南方几乎都是这样）；在宗教中如此，在社交和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就决心重视、珍惜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教导，但是在思考和研究上则独立自主。为上课做准备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设法把晚上空出来，读图书馆极好的书，主要挑选关于宗教、科学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新书。这帮助了我调和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似乎是无法说服我，有时甚至是不可证明、令人拒绝的陈述。但是这个教义的主要真理却是这样的。在我传教的关系上，我内心里面总有一点的紧张，到现在也仍然如此。因为我总是觉得，在信仰和目的上，他们和我都最关心它。我是南方长老会的一员，我觉得没有必要和我父辈的教会脱离关系，我一直感到，双方都有这个感情和信念。
我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雷西·埃维英·莫非特（Lacy Irving Moffett）受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长老会神学院的差遣来到了这里。【28】我们立即被对方所吸引了，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第二年转学到理士满（Richmond）来。他已经决定要做传道人。在珀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毕业后，他就成了我的室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密切的友情，直到现在；而且还由于我们俩和两姐妹结了婚，情谊更为加深；在我们到中国之前和之后，我们一生都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学期，来到了我传道问题的转折点。它和往常一样，那是由于学生自愿运动的秘书来访。这次来的是亚瑟·尤文（Arthur Ewing）牧师，他是去印度的传教士，回来休假。凑巧那时我是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有责任招待他，安排会见、谈话，出席他的公开演讲。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他问我：“好了，司徒，那你怎么样？”我对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我也清楚他可能会催促、劝说我要考虑的都是些什么。他很机智、老练，也有良好的判断、感知，他紧紧、热情地握了我的手，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终结那种犹豫不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逃避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听着钟楼上的钟敲着钟点，直到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钟。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中国不是我所思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由于特殊的传教士背景，从那时起，我儿童时期的经历和考验一直以各种形式留在我的心里。【29】和它相反的，则是在弗吉尼亚愉快的生活，在南方任何州可能都会是这样。它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主观心态或情绪。如果我能够预见到后来我在中国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的，设想那时我可能是要如何推论，一定很有意思。
幸好，我的父母从来也没有提出来、也没试图劝说我作传教士。当然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儿子追随他们做这种服侍，会让他们更高兴。我第二个弟弟大卫（David）那时是医学生，十分明确他不会屈服，但是他后来终于屈服了。他后来到苏州的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lack）医院做了两年差派外科医生，直到在一九零九年因为意外事故而死去。我的三弟瓦润（Warren）在中国一直呆到十五岁，没有经受过大卫（David）和我幼年时候受到的痛苦和后来的紧张，他似乎一向很容易地注定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他先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学里、后是在神学院里做了十九年的教授，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来的时候。
回来说那个注定命运的夜晚。我对作传教士很反感，但是那时候有个不能争论的意见：一个真正、完全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阻碍，他就要到国外作传教士，或者至少要在被“召唤”的时候愿意去做。而我则确实不愿意。在美国，那时我是否受到了任何召唤，要我为基督耶稣、为精神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所有物质上的一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真是最为真实、它真是我生命中最为重大的事体？如果不是那样，我是否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从事基督教的工作，而同时还可以诚实地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床上辗转不安，翻来覆去考虑这些熟悉的问题。
最后，我决定把我的宗教信仰放到自己认为是最后的考验上。我要决定去做传教士，这样就对自己满意地证明了基督教义对我有无上的价值。【30】如果上帝为我安排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工作，或者知道我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要求，那么我必须相信祂会引领我。我疲惫不堪，入了睡。在醒来时，我告诉了我的同屋帕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和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他们没有感到吃惊。我没有感到是在克制自己，反而感到了满意、解脱，甚至感到是满腔热情。我一点也没有对那个决定感到遗憾。它给了我对宗教的真实性的保证，给了我智慧去做当时似乎是正确的事情。我要从事的事业，可能使得我比做其他事情更能够奉献给基督的理想和目标，也能使我在一生中得到更大的喜悦。
4
学生自愿运动的效率很高，报名自愿到外国传教服务、热心的年轻人的数目，多于那些重要的教会组织所能够接受的人数。这又导致了积极努力设法增加支持传教的经费。在北长老会和公理会团体，开始了一个“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要各教会支持单个的传教士，它后来发展成了“每个成员游说”，为当地的教会获得全部的经费。这个情况也影响了南方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为国外传教的钱在几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减，也就没有在原有的队伍里面增加自愿者。莫非特（ Moffett）和我以及费尔曼·普雷斯顿（J Fairman Preston）在同一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我们蕴育了一个古怪念头，借用北方最为成功的那个项目的倡导者路易·韦莎德（Louis A Wishard）博士的开展方法，在我们的教会里发动“前进运动”。【31】
教会当局允许了，给了我们必要的资料和他们个人的祝福，但是十分得体地使自己不承担任何正式的责任。有少数商家提供了我们不可思议的那么少的花费。我们没有薪水。把住旅馆看作是应急措施。我们带着地图和邀请卡旅行，并且设立当地的委员会，去收回那些邀请卡。我们各自在自己过去熟悉的一个地区开始工作。普雷斯顿（Preston）在北卡州，莫非特（ Moffett）在肯塔基州，我在弗吉尼亚的谷地。我的第一次试验，是在首都华盛顿，是我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个星期天。我曾经咨询过的中部长老会年长牧师A W Pitzer允许我对他的教徒做一次试验。在听了我的计划后，他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拍着膝盖，说，“当然，当然，多年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这么试试。”我说，“因为那是个相当重大的主意。”“好吧，年轻人，你就勇往直前吧。希望你能从教会里弄到更多的钱——愿主祝福你。”我在这个教会里讲了道；在会众挑选他们的“外国牧师”的时候，他们说既然让我在他们面前练习，所以他们就有理由来挑选我。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他总统任期内是中部长老会的成员，有一次我从中国休假回来，到那里讲道，有幸他在那里做礼拜。
这个办法的彻底性和新颖性；青年男女要求去传道服务，但是由于没有钱而不能成行；这又理解为主要是由于大家认识不到有那个需要，以及缺少系统的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很容易地取得了惊人的结果。对于一般的人，他们把到国外传教看成是职业；对于另一些人，它有浪漫的意念；而那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抽象属性，它关系到一个具体的“外国场合”并且也是个人化的。【32】这个计划的成功几乎是自动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总部里。我记得，第二年春天，教会组织最高的总部一致同意，批准了那个计划。我们三个人都成了有薪水、有花费支出、有正式地位的秘书。看来，为了证明我们的忠诚，我们最好有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去到现场就任。普雷斯顿（Preston）被选中了。他那时已经定婚（那是他旅行的一个副产品），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婚礼之后，他和他的新娘去了朝鲜。莫非特（ Moffett）和我要再等一年，到那时，我们觉得永久性的机构就会建成了。他们愿意让我们无限期地担任那个职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募集到钱，讲明我们自己也是准备好去做传教士，那对于整个的事业是有更大的好处。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目标，并且很满意我们的极为保守的教会正式认可了那个方法，并且还聘任了一个固定的秘书来维持它。
回想起这个经历对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的影响，它对我的新目标给了我立即可行的出路，而同时又变得承诺于它并不只是基于虚构的自我牺牲。在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已经给了我读研究生的奖学金，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谢绝了它。我错误估计了奖学金在传教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是我预计在同一个大学里再多读一年不会有多大好处，则估计得可能并不错。但是，积极的一个考虑是活跃地从事于冒险、可能有用的像我们小小的那个“前进运动”的一个项目。在持续拥护传道事业以及对反对的意见做出回应中，我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并且对它产生出热情；它使我在最后进入到传教事业中的时候，立于很好的地位。【33】我全神贯注在这些振兴和管理上的事务，而学问和神学上的事情则在那里沉寂着。我有机会在南方各州旅行，感觉到我对弗吉尼亚的深厚感情在扩展着。在那时候，我的信仰是集中在一个工作上，在那个工作里，我是和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在一起，无论和他们在信仰教义上有什么分歧、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结成了许多愉快的友谊。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我和我的教会内在的和谐更加深了（我相信大多数的教会都是如此），这是基督教义的真正基础。
5
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和我从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我们的长老会就授予了我们神职，任我们为牧师。有了两年的“前进运动”经验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中国作传教士了。我们是否不结婚、独身前去？我们决定，除非我们两个人都结婚，否则就都不结婚。在造访新奥尔良的时候，莫非特（Moffett）和我遇到了我的几个远房表姐妹，是约翰爱德文罗德（John Edwin Rodd）夫妇的几个女儿。我们逐渐发现有点什么事在发展着，那个糟糕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中：“是同一个女孩吗？我们的协议怎么办？”一九零四年七月，我们到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卢克欧特山（Lookout Mountain）参加一个会议，我提议莫非特（ Moffett）和我邀请我们都感兴趣的两姊妹。当她们来到了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大气，发现我们各人所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决定同时提出求婚，我们也这样做了。
她们接受了我们。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在新奥尔良（New Orlelans）一同举行了婚礼。我的新娘是艾琳（Aline），莫非特（Moffett）的新娘是凯特（Kate）。另一个妹妹佛劳伦斯（Florence）后来到中国作传教士，【34】第四个去了非洲。艾琳（Aline）过去没有考虑过做传教士，但是她的其他三个姊妹帮助她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我和艾琳（Aline）共同的恋情生活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她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去世。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