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乘坐大使馆两架中较小、较旧的一架飞机，离开了南京，打道回美国。和我同行的是傅泾波、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奥利弗（Olive）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机上有机组三个人，驾驶是大使馆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么多的人，加上那相当数量的行李，那个不是最适于航行的飞机是超载了。无论要冒多少新危险新，我们都高兴我们已经上了路。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周，是不舒服、变幻无常、烦恼、愤恼、忧虑、甚至是担心的几周。
在晴空之下、平静的海洋之上安稳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冲绳，受到美国军人的热心欢迎和照料。第二天，我们换乘了较大的大使馆的一架飞机，那是派到中国为大使使用的、设备齐全的B27新飞机。在离开冲绳前，我高兴地在浪里好好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宽敞、安全的B27载我们飞完了余下的行程。它载我们到了关岛，又受到了热情、令人难忘的欢迎，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里我又游了一次泳。
在八月五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了檀香山的机场。在那么早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可爱女儿苏萨楠（Susanne）的欢迎。在两整天里，我都高兴地受到了默瑞（Murray）一家最为殷切的招待。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富德（Radford）和他的夫人为我设了宴；檀香山的燕京同学会为我开了欢迎会。我找时间沉湎在瓦胡岛美妙无比的海滩的温暖阳光下，游了两次泳。
我在檀香山的时候，接到了两份“白皮书”，那是由国务院准备、刚刚分发的，题目是【美国对华关系——尤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关系】。
在八月六号晚上，我们和默瑞（Murray）一家和其他人告别，七号我们到达了旧金山，受到了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的欢迎，其中有我在莫比尔（Mobile）儿时的老朋友、在北京长期的同事威廉·派塔斯（William B Pettus），还有我的表亲瓦润·麦克布来德（Warren McBryde）。在旧金山我在麦克布来德（McBryde）夫妇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就飞去了华盛顿，在十号下午四点降落到机场。欢迎的人群是众多的朋友：美国人，中国人，亲属，官方人物，新闻界的人和摄影师们。我特别高兴见到我弟弟瓦润（Warre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ie）；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瓦尔顿·布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菲利普·思普卢斯（Philip Sprouse）以及曾经和我同在南京的官员们；还有中国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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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机场，我就迅速被带去了国务院。在那里第一个和我谈话的是沃森·波特沃斯（Watson Butterworth），他建议我不要接受采访，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就不要见拜访的人，意思是躲起来几天。甚至建议说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然后，我和傅泾波就一起坐车去了夏雷顿（Carleton）旅馆。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第三天，由艾奇逊（Acheson）先生的陪同，我第一次和杜鲁门总统见了面。我和马歇尔将军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几个星期之后的事。在私人方面，我感受到了那些交谈的友情，但是，谈话的实质加重了我仔细阅读了白皮书所产生的对华政策的巨大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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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檀香山、在飞机上，我有机会审视了国务院的那本【美国对华关系】。从那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机会不仅去研究他的内容，而且去观察、反省它的性质并且注意它的影响和它的一些作用。
那本书用一些叙述、许多文件和文件的摘录，说明了美国和中国在过去和当代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这五年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的开始是“特送函，Letter of Transmittal”，标有“国务院，华盛顿，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III-XVII页）”，有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签署。这表明这个“报告”的由来以及要赋予它什么目的。开始的一段是这样的：
“总统：根据你的希望，我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编纂成一个记录，重点是最后这五年。这个记录正在印刷之中，因此美国国会和人民就会看到它。”
在第二段里，它说：“…我责成编纂本文件的人，要将它写成一个记录，用它来展示在那时决定我们对华政策的重要事实，并且反映那个政策的执行。这是长时间以来美国以亲密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的国家的真实记录。没有遗漏任何现有的材料，因为它包含了批评我们政策的陈述，或者可能作为日后批评我们的基础。”
第三段，在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国的传统友谊之后，带有遗憾地说：“鉴于编纂这个记录要尊重事实，所以就需要发表该国国内令人不安的一些事实的说明。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由于那个原因可以停止出版它。”
那个信件继续说：“在形成近代中国运命中有两个因素在起重大作用：”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它“对那个土地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和西方观念的冲击”，它“在激发酝酿和动荡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后是谈中国的革命，谈国民党和它主要的领袖，谈中国共产党，谈一九二七年的分裂。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段时间可以写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斗争，而共产党显然是在打败仗。在此期间，国民党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当的进展，统一了国家，建立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实力。但是，在这十年里的什么时候，国民党开始丧失了创建它时候的那种活力和革命热情，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却变得狂热起来。”
在这个叙述和紧接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掌了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府，以及全世界承认了它是中国的政府。从一九二七到那时中国的“内部冲突”或“斗争”，被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的斗争。但是，后来的确在叙述中出现、提到了“那个政府”、“那个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
对于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侵略进犯及其后果，说：“那些战争年度的悲剧是物质和人力的毁坏，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发展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却一直是自由民主的脊梁、中流砥柱和良心。”
在这里又谈了中国的发展，以及由美国先后负责的官员解释的“（美国）政策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谈了赫尔利将军的出使；谈了雅尔答协议的达成和与它有关的事情，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还有在它的签署前美国官方的忠告、在签署后美国的警告。日本战败后美国政策的这个题目是用以下的声明开始的：“当和平到来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可以有三种路线：1）它可以完完全全地撤离；2）它可以大规模地采用军事干预，协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3）它可以在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大的地盘里维护自己的权威，努力使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然后叙述了导致采取第三个路线的理由：“以第三个策略，去面对情况的事实并设法帮助做出避免内战的暂时妥协，以保存甚至加强国民政府的影响。”
赫尔利将军和在他之后的马歇尔将军都努力去“做出”“一个暂时的妥协”，但是“事实证明了，第一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双方）都不希望它能成功…但是协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标，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们是积极从事的。国民政府是个被承认的政府，是个友好的力量…当马歇尔将军在一九四七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显然是在他们军事胜利和扩大地盘中的顶峰上。但是在其后的一年半，发现了他们貌似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信件的下面几段是进一步谈马歇尔的使命，然后是魏德迈的使命。再就是：
“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细节，可见于附上的记录里。它并不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有何不当而造成的。我们在驻地的军事观察员报告说，在关键的一九四八年内，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一个战役是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败北的。事实是，我们的观察员在战争初期在重庆见到的腐败，致命性地侵蚀了国民党抵抗的力量… “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瓦解了…
“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在意识形态上是隶属于莫斯科的，我们的政府根据在中国几个力量存在的平衡来看，认为只有满足了某些条件，才能够取得和平。国民党必须把自己的内部整理好，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样，一个中国的全国政府不仅只具虚名，才能够成为实质上的中国的全国政府。这样，所有的政党才可能在政府的宪法制度中起作用。
“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此外，国民党不同意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并且招致了国民党更加混乱。尽管如此，“无论是和平或战争，美国仍然维持着历史上的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帮助的政策。” 我们“以赠款和贷款的方式帮助中国国民党”；我们“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政府。”在军用物资里“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国民党的领袖在军事上的无能、愚蠢、不称职，他们的叛变和投降，以及他们军队没有战斗意志，而落入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对中国过去和目前局势做现实性的评估，导致了以下的结论：美国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做全面的干预。这样的干预需要的花费甚至要远远大于至今已经毫无成效的花费，需要让美国的军官指挥国民党的军队，很可能需要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参与因而发生的战争。这样规模的干预，可能会受到中国民众的怨恨，可能也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民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领袖…公开地声称他们从属于一个外国的势力，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人认为完全是本土的和民族的广阔的改革运动掩盖了那个外国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用的。
“不幸但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悲惨后果是超出了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在美国力所能及的现实范围内所做过的和可能该做的，都不会改变那个后果；美国所余下没有做过的并没有导致那个后果。
“但是，我们仍旧相信无论中国近期的未来会是多么悲惨，无论中华民族多大一部分人会由一个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政党所剥削，最终，中国的深远文化和民主的个人主义都会再现出来，她会挣脱、抛弃外国的枷锁。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目前和将来所有朝向这个目标的发展。
“这个共产党政权如果把自己投身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标，如果试图侵略中国的邻国，我们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就要面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威胁到国际安全的情况。
“同时，我们会根据我们对那个宪章的尊重、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以及我们一贯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的独立和政府和领土的完整而继续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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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将这个“信件”的摘录作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个关键，可以用来解释美国鉴于对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国务院的思维混乱；它还说明了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以及此后的多少个月份），美国对于中国的官方政策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政府想要发表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深深的疑虑。我读了那个“特送函”的时候，我更确认了那些疑虑，并且有足以使我惊愕的理由。
在那之后，人们告诉我，我也反复读到，说，任何一个政府在仍然和另一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存在着友好外交关系的时候，却公开发表对另外那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像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做的那种敌对的批评，这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我熟悉了那个报告的内容后，更加大了我的惊愕。我发现它的目录有十七页，大事记五页，四百零九页的记述，和六百四十一页的附录。记述和附录当然是这本书的主体。那个记述根据大量的文件介绍和摘录和释义来佐证、加强，有个单方面、偏袒的说明，说明从一八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从许多观察角度上，对所有的这些当然都很感兴趣。但是，使我不得不最注意的那个部分，是“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出使，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虽然我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被任命的，在前面一章，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节”里，也已经涉及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时期和那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第六章那八十页里，谈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的情况。
在整个的书中，都有从“绝密”和我认为属于那种性质的文档里面的摘录。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还有在那有关的三百三十三页的附录里，我发现有从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急件、重要消息的摘录或部分内容，从而使得将一些报告公布于世，而那些报告却是秘密的谈话，秘密传给的消息，大使馆自己对它们的理解、提议和建议等。
“特送函”的内容使我惊愕、惊恐，而报告的内容和其中暴露的秘密材料则令我十分震惊。我越想越担心：这一切会对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都会有什么影响？我很快就问我自己：这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的人和他们的言论被引证了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影响？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察、预计和劝告的原话逐字逐句地重复出来，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影响？对日后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报告，会有什么影响？
白皮书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方面，是它对美国政府过去声称的政策和后来声称的政策在结论上前后不一。发表了白皮书之后两个月，国务院声明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政府声明不再对那时已经迁到台湾的中国的国民政府给予援助；这项政策一直维持到共产党袭击了大韩民国的一九五零年六月，这时，它就突然改变了。
事实上，读这本不寻常的书、对它的内容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人很多，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此外，我很快就知道了，国务院曾经把相当数量的白皮书送给美国在国外所有的外交使团，并且指示要将它广为散发，做有效的宣传。
这本书既受到了高度称赞，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较，我也不愿意评估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有一点，我愿意把它记录在案：对于我来说，在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决定上，它展示了它所依据的正确的材料。很清楚，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要挑选一些用于做出当时使用的政策的材料。所省略了的材料，是做出政策的时候所要拒绝的材料，也就是不去依赖的材料。
白皮书用来告诉全世界，说，以美国政府的看法，国民党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它不承认美国的政策有任何错误，而力图将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它说，对于那个“悲惨的结局”，完全和美国的政策无关。按照它声明的含意，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了使那个政府存在下去的努力，到此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正式宣布的态度和立场。我发现这也是我到达华盛顿之后、见到的官员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在华盛顿，主要和我谈话的是远东事务办公室的主任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先生。我发现他完全忠实于我们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立场，并且也忠实于一种观念，就是我应该按照这个立场来想，按照这个立场来表达我自己。也是他，要我避免和报界和公众接触，要努力让某些报刊编辑“冷静下来”。
当说到公开讲话这个问题的时候，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上做一次演说，要依据是我十分小心准备、被审查修改、由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文稿。我做了那次演讲；又用同一个文稿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Rahway）中心长老会教堂重复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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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者在北平（这时他们把北平改回北京的名称）组织了一个新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那个政府模拟了苏联成型阶段的形式。
在十月，国务院召集了一个关于远东的“专家”会议，参加的人是由国务院邀请的不同行业的人，还有国务院指定的官员。邀请与会的人的名字、几个（但不是全部）被指定的官员的名字，讨论的逐字逐句的记录全文后来都公开了。
在会议上，几个官员“简介”了和远东、特别是和中国局势有关的事项，以及政策的问题。讨论是按照在会前分发的议程进行的。在会议进行中，看得清楚，大部分与会者（包括几位最具声响的教育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民政府已经“完蛋了”。他们对那个政府的命运已经不再感兴趣。菲利普·杰萨珀（Philip Jessup）主席提议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于是，几位与会者就强烈地敦促承认并且援助那个新政权。有少数人反对这个看法，力劝不要仓促采取行动。
我参加了整个的会议，我所听到的都令人不安, 令人惊惶，令人沮丧。尽管国民政府有那些弱点和缺点（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直率确认过），但是那个政府终归是受到美国民主意识的启发，通过革命的热情而建立起来的。多年以来，它经受着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并且遭受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外交和武装的攻击。从来也没有让它从事改革“民生”问题的和平安稳的环境。所以毫不奇怪，在抵抗日本侵略八年之后，当它遭受了得到苏联的鼓励和物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力攻击时，它是无法使一个倍受战争之苦的人民集合起来做有效的抵抗的。它被迫从一个据点撤退到另一个据点，最后退到了台湾。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相对地很少谈到中国在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而将国民政府垮台的全部责任都推在那个政府身上。
国民政府曾经指望美国的更多、而且和已经接受到的有所类别不同的援助。有些允诺给予的援助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那时已经没有了什么好处。国民政府没有预料到雅尔答协议将满洲（东北）至关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苏联，从而也就是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就铺平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那个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苏联政府会很快违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协议，协议是只给予国民政府以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零年共产党攻击朝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急切需要同情、理解、和援助，而美国政府的奇怪、前后矛盾的政策却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强那个政府。
蒋委员长的密使郑介民将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来到了华盛顿，那时，我只能对他说，按我所看到的情况，国民政府再不会从美国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援助了。
6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它立即就寻求其他政府的承认。第二天，十月二日，苏联宣布了对它的承认。十月三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在十月四日，美国国务院重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虽然在那时和在那以后，我都没有印象说我的政府有意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但我发现国务院对中国整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个困惑的、不同情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达了最低点，那时美国政府虽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却停止了对它的援助。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八个月之后共产党入侵了朝鲜，到那时，才判断出共产党在远东的推进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和联合国必须对它进行抵制。
一九四九年秋天共产党的军队向南挺进，国民政府判断需要从广东撤离。十月十二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到重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重庆也陷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最后，在蒋介石大元帅的指示下，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十二月九日，行政院在台湾省府台北开始办公。李宗仁去了美国，在十二月七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医疗。
十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星期后，在一月六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那个政权。这当然包括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随后，在一九五零年的头六个月里，有一系列的承认的变换，有些是亚洲的政府，有些是欧洲的政府。总共有二十五个政府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追随了英国政府的榜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增加，因为许多政府会追随美国的榜样。
美国政府显然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似乎不倾向于国民政府，而倾向于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共产党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共产党在北平没收了美国的资产，在美国激起了公众愤怒的浪潮，所以，官方对共产党采取有利的行动被排除在外了。但是，这个政府确实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不直接也不间接给台湾的国民党任何军事或任何物资援助，也不派顾问。一月十二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报刊俱乐部中演说，重复了这个声明，并做了详细阐述。
此后，在报刊上，在许多论坛上，在整个美国和联合国里，对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一九五零年五月，约有三十五位美国参议员联名签署信件送交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明确保证不打算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不支持让那个政权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艾奇逊先生做了回答，说，如果不事先得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咨询，该政府不会承认该共产党政权。
在此期间，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台北重新就任了国民政府的总统；陈诚将军在三月八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过去的上海市长吴国祯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任陆军总司令。
7
这里是我对蒋介石给予最后评价适宜的地方。在我和马歇尔使节相处的那六个月里，委员长总是一位主宰的人物。是他在为政府或国民党做所有的决定，共产党最为惧怕的或指责的也是他。看到他是多么快就能够明白，以及他说的是什么，多么敏锐地就掌握了它的中心含意，多么顽强地坚持那个开始的感觉和印象，看到这些总是饶有兴趣。他有很强的意志和坚强不屈的勇气。但是他的缺点常常是发生于他那过了量的最佳品质。对他做任何评论都必须依据他的文化传统背景，依据他是在不稳定、危险的环境之中执行他那极度困难的责任。理解了这些，并且和东方历史的专制、暴政、专制统治相比，也和当代的独裁者相比，总地来说，蒋介石的行为是克制的，因此他还是值得赞扬的。
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这位委员长的道德品质，尽管依据我们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他采取的某些措施可能看来是错误的。我相信他是忠诚地按照他相信对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来从事的。把个人的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但是和许多传统的“朝廷官吏”的受贿、贪婪、好财、懒惰, 好逸恶劳、和怯懦来比，他的高尚品质是杰出的。
孙中山去世后，当蒋介石突然显赫起来的时候，他是个受欢迎的英雄。在那个年轻领袖下的新运动，是个富有活力、有高尚理想的运动。但是当他有成效地努力追求统一国家的时候，日本在大陆扩张的阴影越来越深重。蒋介石对此似乎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情。他是在同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由于贯注于新生的共产党叛乱而没有感觉到日渐逼近的日本威胁？都不是。他知道必须先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有意克制，去防止招惹（或可能允许）日本的进攻。
日本无疑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加快了进攻中国的华北，之所以加快，是在蒋介石改革计划下，国民政府的力量和统一都在加强所导致的。在此后的八年里，几乎全部的民众都在遭受不可名状的破坏和苦难，战败并撤退到极其深远的内地，他成了鼓舞大众意志和信念的化身。那基本上就是民主，因为他不是靠政治组织，不是靠军事力量来治理，而是靠所有阶层的大众一致的拥护支持；对这些大众来说，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要不计一切代价去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象征。尽管在战争的行动中出现过肮脏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中国民众在他们的坚韧、耐性和坚定抵抗上都上升到了绝顶的高度。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那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投降之时，委员长的声望和受到的爱戴达到了顶点。和这个几乎是全世界的尊重强烈反差的是：对他的反对却不断上升。三年内战后，他大大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个奇特的现象需要设法解释一下。第一，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但是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实际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委员长急切想实行那些改革，但是当他专注在紧迫的军事和行政问题的时候，那些古老的邪恶又重新大行其事。那个制度还没有把错误都改正过来。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及其造成的经济恶果。在抗日的时候，人们忠诚地认可了这种困境，但是在这个看来愚蠢、没完没了的内战里，它就激起了并加深了愤怒，共产党巧妙的宣传和渗透更为它煽风点火。不是很少的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实实在在地密谋反对委员长；有些还和共产党勾结，所有的这些人都加重了混乱并且在背叛蒋介石。另一个使蒋介石名声衰退的因素是因为要阻止共产党的渗透，他采取的办法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在粗暴、专横地侵犯人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他是在和完全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一个敌人在战斗。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防御就是求助于应急的措施。在几乎所有他的同胞、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还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前，他就认识了；他也坚决地决定了冒不被理解的风险、甚至冒被打败的风险，按照他自己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较好的理解来行事。
根据记录来看，判断委员长，做出判断的人必然都受到了对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所影响。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我对他做了生日的祝愿。我说，他已经通过了两个转变的经历，那两个经历都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也改变了他的国家的历史。一个是在他参加国民党革命的时候，第二个是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希望他现在要有第三个经历，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对他来说，这个转变是和他上两个转变一样困难，一样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那明亮的双眼（可能是他最为显著的特征）直射着我，想发现我心中在想什么。然后他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说，他会尽力而为。马歇尔将军对他有个入骨三分的评论：他总是做了正确、该做的——但是太晚了。要对他公平，就还要加上说，如果要他丢弃他长期以来所了解、所信任的一些人和程序时，能够肯定会从“民主”阵营得到持久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会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运动。
说到他个人的特点，他生活简单，几乎是俭朴。他饮酒的量只达到中国礼仪所需要的程度。他只做屑少的放松，但是他完全喜爱他太太为他安排的娱乐。在马歇尔将军夫人教他下跳棋之前，他不会下它；但是在她教他之后，他就变得专注于它了。看他们下跳棋很让人愉快。他们两人无法对话，所以他们各自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蒋介石幽默，具有一位中国绅士该有的、所有的本能的谦恭和高尚的盛情。对于赢得了他信任的人，他是最好的朋友。无论是严肃的国家事务，或者是上山假日旅行，这种天赋的友情总是他突出的品质。
台湾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由大陆苦涩的败退中显著地恢复起来。进行了很多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蒋介石是否会再次成为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总体上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像是在抗日战争时那样，成了自由中国的象征。同时代的人的那些批评被忘记掉后，历史会宽容他，他会以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维持自己的国家不被外国人的控制、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奠定基础、忠诚爱国、廉洁、足智多谋等伟大领袖的品质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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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越过了北纬三八线，入侵了南朝鲜，挥兵直下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也粉碎了许多乐观主义者的心安理得。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安理会宣布这个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侵略行为，号召联合国的会员起来帮助受到侵略的共和国。
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发出命令，要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支持大韩民国的军队，要美国第七舰队防范任何对台湾的进攻；他还号召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并且美国要计划援助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以抵抗共产党的进犯。
通过这个坚决、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使美国承诺了一个积极行动计划来对抗共产党的推进。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好几个地区，已经有军事力量从事于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现在，在联合国的行动中，美国军队在朝鲜承担了责任，和他们一起，有十五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分遣队）的军队参与。
这些发展实际上使在美国争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辩论到了头。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朝鲜的武装冲突，使联合国停止了将它纳入该组织的任何严肃的考虑。但是，它并没有使苏联政府和其他几个政府停止向这方面做煽动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这样，美国就有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新政策方针。在朝鲜冲突开始的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愿意向朝鲜派三万军队参加战斗，但是联合国统帅认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不适于接受那个意见，而觉得在台湾的军队最需要的是防御大陆共产党可能对台湾的袭击。在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的那个冬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去和国民党的军事权威讨论该岛的防御计划。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对它派去了一个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共产党能够攻占中国大陆，靠得是几种巧妙的手段，主要的是宣传、渗透和武力。他们不计其余地利用了持续的社会改革、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大众要和平的意愿。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在那时（或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是真诚地相信马克思列宁的教导，绝大部分的党员（领袖们和追随者都在内）似乎都全心全意地接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义。从一九二一到一九四八年，那些领袖宣讲、鼓吹“解放”，将中国人民从政治压迫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帝国主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作为中解放出来；这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所指的是西方的势力和日本，但不是苏联。他们仍然继续宣讲、鼓吹那个教义，但是这时是用团结和防御的词句，而不是用要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词句。
直到一九四九年它获得胜利以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月，共产党在公众关系方面的行为是激发信赖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适得其反的事件，但是按照中国的标准，不当的行为很少会归于主要的领导人。总地说来，共产党能够给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农民）和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外国观察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献身于为人民的事业，的确是在寻求民主的理想，并且献身于在世界大家庭里为中国赢得独立和强大的地位。共产党的宣传将这个党描画成是将“土地改革”作为高于一切的党，基本上是以本土为动力的党，是独立于莫斯科、共产党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一个党。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个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毛泽东所做的相反的论断则没有广为传播，也没有在国外取得什么印象。
将国民党描绘成彻底腐败、无能、堕落的共产党的官方路线，以及将中国共产党详细说明为诚实、忠心、廉洁、生活民主、思想高尚、目标崇高，这些都有效地使中国人容易接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统治的转变。它也促使了在中国国内的和在全世界不懂事故的外国人接受了一个概念：这个转变会加强民主、并加强国际上的和平事业。
真奇怪（真地奇怪吗？），这个概念会抓住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被称作是有知识的人和团体，或所谓的“知识界”，而且最为相信、最不怀疑那个概念的也是他们。无论忠实的历史学家有一天会如何解释或称赞这个现象，他必须要记录下，中国的大部分能说会道、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了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在中国以外的共产党政府迅速地承认了那个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很快也步其后尘，有几个在最初的时候还在赞许它。
在他们没有在大陆取得优势、权势的时候，在共产党当局控制管理的区域，他们的控制很少显露出极权主义的倾向；他们看来是亲切、仁慈、容忍、友善，遵守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且帮助别人活的原则。他们从一九四七、四八到四九年，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控制一个到又一个的地区，他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好心好意、友好、同情的解放者。他们继续如此，直等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了统治。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从各种“专家”那里发出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光辉报道。许多外国的外交人员、企业家和传教士都有信心，说新的政权比旧的那个会有很大的改进。
当权后，共产党的确还进行了改革的计划。他们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了佃农。这使得佃农喜悦、满意，并且看来也是向民主进展。但是，后来从新的拥有者那里取去了那么多的税，使得他们竟感觉不到净收入有任何增长。不久，共产党就向所有的人灌输共产主义原则。他们增加新税、新规定，以及各式各样、数目越来越多的新禁令。他们建立了多种系统，如秘密警察，告密者，人民法庭，大规模审判，和成批处决的系统。他们 “国有化”了所有的教育。他们接管了私立的学校和医院。尽管他们声称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他们对宗教组织设立了许多限制。他们指责传教士犯有间谍和其他罪。他们关闭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号和货运商。他们虐待、辱骂外国官员。他们拒绝和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进行工作，甚至是承认了那个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不久，他们就着手一系列的整肃（到现在还在继续），在此过程中，说他们清算了自己的几百万人，和一些外国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意图似乎是特别针对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中国人，但是接着就反对起受到外国影响所“毒害”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最后是商界的人和传教士。他们怀疑（或谴责）后两种人有阴谋活动，并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中国扎下根的外国人，很不愿意相信，但是逐渐地承认铁幕正在中国四周落下来，共产党不要他们在铁幕之内工作，意思是要他们离开。他们被迫面对那些艰难的现实。他们见到自己的机构和企业被摧毁了或者被接管了；他们看到自己的中国同事被迫害或有时被投入监狱；他们见到自己的财产被共产党政府和亲共产党的组织所充公和占用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被虐待、排挤、压榨、有许多是被强迫驱除了。
近来最使人震惊的事态是，大部分英国商人的撤离和共产党将英国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贸易成就都夺了过去。对西方创建、支持的文化事业最近的一次清算，是关闭了燕京大学，把它所有的教师、院系、学生和设备都合并到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其他机构里，成为一个在共产党教育部管辖的新大学。燕京大学的外国人被强迫离开了。
对于将自己献给无论是哪种事业的男男女女，看到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工作遭到毁坏，或者被转去用做自己认为是邪恶的事情，那真是悲惨。更为悲惨的是，亲眼看到和自己共事或为之工作的人遭到迫害或惨杀，看到听自己宣传福音的人、并尽力以基督精神服侍人的人遭到奴役。我是曾经经受和正在经受这种经历的诸多人们之一。我自己没有受到我毕生的同事和伙伴们所遭受到的身体折磨、侮辱和危险。但是我从报道里听到、读到造成的那些大破坏的活生生的情况。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被毁掉，不可能被毁掉，将来也毁不掉。在看来黑暗的中国大陆上，点燃着许多火光，信仰、勇气和自由的火光都不会熄灭。在千百万中国的华侨里、在台湾的社会里，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火光正在照亮，它会在某个时候为中国伟大的人民再次点燃真正的民主、自由、公理、正义的明灯。
9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去看曾在燕京任教、辛辛那提大学的我的老朋友乔治·巴鮑尔（George Barbour）院长夫妇。
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坐火车从辛辛那提回首都华盛顿。在餐车上我感到不舒服，没吃完饭我就离开了餐车。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我被抬下了火车进到一辆救护车里。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人员发现我昏迷地躺在男厕所里，从我的一些文件里知道了我是谁。也告诉我，给国务院去了电报，立刻就安排了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对帮助我的那许多人，我永远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得了严重的“中风”。过了十二天，医生才知道我能够活下去。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军医院里得到了极好的照料。离开了我有一段时间的傅泾波，急忙地回到了华盛顿，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儿子杰克（Jack）定时来看我。在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傅泾波离开了医院，到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费尔法克斯旅馆（Hotel Fairfax）租了一个单元房。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到医院。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又回费尔法克斯和傅泾波在一起。六月二十四日，是我七十四岁的生日。我的几个好友来看我们，简单但是对我说却是暖心肠的一个“庆贺”。从七月四日到九月三日，我住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里，之后我回到了华盛顿，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十二月，国务院给我一封信，通知我说，国务院给了我一个无限期的职务。
在我那些朦朦胧胧但是清醒的日子里，我特别欣赏、喜爱那些馨香、美丽的鲜花，它们有不同的来源，都带来同情的友情。在那以后的年月里，很多好朋友的来访使我欣快、鼓舞。自从我开始不能自理，傅泾波就全面、完全、献身、有效地照顾我，并满足我的需要；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一九五零年他们来到华盛顿之后，他的一家一直竭尽全力使我在华盛顿的生活舒适、安静、安全。我们搬到了傅泾波和他太太购买的一座房子，在“骑围骑斯（Chevy Chase）”那里的西北区二十八街；我们目前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我们希望就呆在这里了。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由于健康不佳而要辞去美国駐中国大使的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信，感谢我的服务，接受了我的辞职，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收到了你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辞去驻华大使的正式来函。在接受你的辞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之时，谨在此向你表达我个人和我们政府的忠实感谢，感谢你在最为困难、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如此忠实，如此令人满意地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你出使中国，不只是带去了绝非一般的对那个国家、人民和语言的亲密了解（这是你从一生为它的青年教育服务中取得的），还带去了对中国的福祉和中美友谊事业的完全的献身。你毫无保留地将你丰富的智慧和精神，给予了要你担负的那件艰巨、困难的工作。我深信你对你的使命的献身，超出了一般的责任的召唤，它无疑和你回到美国之后不幸长期患病有很大的关系。
我深为遗憾，由于你的疾病，我们的政府在此期间失去了你进一步的服务。但是我衷心希望，当你恢复体力后，你会继续将你那独一无二的能力致力于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当北平的共产党政权目前正在使用如此多的力量致力于毁掉善意、鼓励仇恨的今天，和任何时间相比，以上的理想和事业是更为迫切的。
你忠实的，
亨利· S ·杜鲁门
司徒雷登阁下
美国驻华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特区
这扫清了即将上任的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驻华大使，也使我可以重新着手处理我个人关心的和公众感兴趣的问题。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