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徵门诊部”
一九八七年，我和善徵先后离休回到家中，我们可以享受足够温饱的终身俸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无事业、个人价值体现为从公。一旦退休、离休，无事可做，假若不加以安排，那每天的生活就是吃、睡、闲，俨然若动物，我和善徵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我们考虑寻觅机会，发挥生命的有用性。“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我们找到了实现余生价值的可能：离退休医生可以申请执照，开业行医。经过一个月的筹备，两个月的曲折申办，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我们领到了行医执照，选择在昆明市大古楼二号，一个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开了一个小诊所，取名“善徵门诊部”。
回想一九八七年我们二人创业之初的寒碜经历，至今尤忍颤不禁。
善徵和我寒苦一世，离休时两袖清风，开业本钱之微薄可想而知。创业之始，我负责小诊所的后勤及采购事宜，记得一开始到医药公司进药，往往被柜台小姐瞅一眼、丢出单子，发话：“别家走走”，如打发乞丐。因为我们进药的数量很少，一瓶土霉素、一合头痛粉、三十支眼药水……。一瓶土霉素一千片，二十五元钱，对我们来说，已属为难，强装门面，但足以为人民服务十天半月。而对开票的小姐而言，则少得不能容忍。丢我单子那天，我清楚的记得，她一面谈天，一面看我的单子，一位国营医院的采购员进门喊道：“小王，给我开十二件土霉素”。一件（一箱）二十瓶，小王只需开一张单子，卖我一瓶也得开一张单子，自然不耐烦。医药公司乃国有企业，营业员收入旱涝保收，公家小姐骄纵发恣，小本经营者忍气吞声，制度使然。价钱稍高的药品，我们买不起，如人参蜂王浆、龟龄膏，是朋友家借来摆设的。
那时候，我的自行车发挥了魔力，从开业初期载重药物一大提包，一件、两件、三件、至兴旺发达时的若干件，全用我的自行车搬运。一般情况，我可以骑车运载六、七件物品，扶手一边吊一件，衣架上面重叠两三件，两侧再各吊一件。扶车步行，我曾一次搬运过十三件物品。
给我们执照行医，上级部门称为“发挥老同志余热，继续为人民服务”.
说到为人民服务，感慨万端，这个口号喊了一辈子，竭力而未能尽心，尽心则动辄得咎，每叹遗憾。如今自己开业，面对大众，可以无挂无碍地发挥了。开门伊始，五分钱一包头痛粉，再献上一杯热开水，病人一进门就得到两位和颜悦色的老人家服务。无论买药的看病的，告别时总要说声“谢谢！”每天夕阳西下，我们满载“谢谢”回家。营业不过一两个月，每天早上开门之前已有人等候，傍晚关门时，锁了药柜，还有人前来求医购药。一年三百六十日，我们只在春节时休息数天，平日天天开门。善徵每天两头黑出入家门，工作时间从不少于十二小时。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但干得淋漓酣畅。利润，我们的劳动价值，像一条温暖的小溪，唱着歌儿，在久旱的心田上涓涓流淌，不停地涌进“善徵门诊部”。
天佑善人，三年间，诊所逐渐鸿发。一九九零年，我们建立了银行账户，进药不必到柜台递单子，医药公司主动上门求购，且送货到诊所。人参蜂王浆这类开业初期买不起的保健品，现在一次进十件、二十件（一件三十六合）。省外大的医药公司来昆推销药品，在大宾馆宴请客户，少不了给“善徵门诊部”送上一张请帖。我们在门诊部后面兴建了一幢小楼，作为库房。并先后购置了三辆三轮摩托车，还添置了一台HAN SEN牌钢琴。映着夕照，我抚摸琴键，与它叙说沧桑，欢欣无限。
社会是一面自然的镜子，我们两位满怀辛酸的老人，余生的效用，被它公正无偏地反映出来。它欣赏我们，给了我们丰厚的补偿。
自由职业
善徵一九四九年参加“地下工作”，一九五零年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军医院任护士教员、妇科医生，月工资18元。一九五二年月工资25元，一九五四年转业地方，月工资56元，一九五五年月工资62元，一九六一年月工资82元，一九七二年月工资98元，直至1987年离休。工龄38年，37年“工资”，总计所得：16.992元（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二元）。
我一九四七年投身革命，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零年担任盐丰县长，无工资，五一、五二年被错处“劳改”，一九五三年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月工资33元，一九五五年月工资62元，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强制劳动改造20年，无工资。一九七九年十月得到“改正”，再次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月工资77元，一九八零年至八三年月工资125元，一九八四年月工资260元，直至一九八七年离休。“工龄”40年，其中有工资记录18年，累计共得20.030元（二万零三拾元）。
二人参加工作78年，55年有工资，共得工资37.022元（三万七千零二十二元）。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一生“工作”的所得，这大概不能称之为“工资”，只能算是基本满足糊口所需的生活费吧，因为按这样计，我们的个人年均收入只有673元。若按“工龄”计，每年则只有475元。（工资更迭无记录，全凭回忆，或上或下，差也不多）
一九七九年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对百姓而言，就是政府不再把人民束缚在公有制中谋生，放你自谋生路。在以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声中，欲求真正为人民服务必须通过公有制度，“为人民服务”要通过以官员出面的政府才能实现，具有自由人格的个人就是想这样做，也无法做到。如今，凭自家医馆直面群众，可谓有志者事竟成，我们居然开始直接地“为人民服务”了。我们这对在经历“限制、利用、改造”40年中九死一生的知识分子，直到晚年终于得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自由，尽管让我们发挥的、不过仅仅只是“余热”，或者说“余力”，但我们如放飞的笼中鸟，展翅冲向碧空，每天起早贪黑，争相表现价值（对社会的有用性）。
自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开始营业，每日顾客盈门，应接不暇。到一九九九年，十二年中，我们共获得利润近一百万元人民币，年均收入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元。这是我们决策和经营之道表现的劳动价值，也就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既不甘心囊中羞涩，又不愿虚度光阴，自用十二年的结果，我们的劳动物化为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自由人与人格被占有的人，劳动价值比为：1∶175.自由人比劳动被占有的人，价值高出175倍。
开诊所之初，犹如池鱼归大海般的称心如意，善徵说：“有一万元，成为万元户就不开了”。想不到很快就突破了这个宗旨，诊所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赚钱的手段，它的目的就不是有限的了。善徵陶醉在这份财源涌进的劳动中，运用“风刀霜剑严相逼”岁月中练就的铜豌豆精神，我们从两手空空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后，个人如我者，短短几年间使用价值翻了两千倍。
善徵和我是离休干部，医、药费不用自己花钱，但开诊所十二年期间，自己有病自己医，我们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为什么？因为避嫌。那些年，经常有人来给我们推销零星药品，尤其是贵重药、进口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贵重药品，市场上没有，大医院有，普通人开不到的，离休干部可以开得到），这类药品诊所很必需，我们把它叫做“小药”，卖药人乱喊价，毫无顾忌说：“这些药不容易开，……。”我们如果需要，就照样煞价购买。为避免开药卖药之嫌，十二年中我们没有进过医院。歇业后去看病，才知道挂号、候医、划价、交费、取药等等，一律要排队，求医人徒唤奈何。
盖海源庄医院
九十年代，是我们一家人安居乐业，充满喜乐的一段好时光。
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李玲任中学教师，李娟任医生，两人相继成了家，购置了房产。
李斌科大毕业后，考取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南大推荐他报考李政道项目，旗开得胜，他于一九八五年赴美，为李振道奖学金得主，作为交换学者，在纽约大学一面学习一面服务（助教）。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李斌取得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接受了洛克菲勒大学聘书，赴洛大做博士后研究生。课余习武，他还成为跆拳道黑带二段武士。
三个孩子成家之后，每家都生了一个男孩。李斌的儿子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出生于纽约，名CO NAN LI（李柯南），是我致和李氏门中的第八代长孙。那一年，他的曾祖母钟佩芝尚健在，八十五岁，一九九二年二月五日，李氏门中在昆子孙二十四人团聚，庆祝四代同堂。？
我慈爱的母亲寄语后代子孙：“我有三种自立：精神自立、身体自立、经济自立。一个老年人要有这三种自立，晚年才会幸福，否则就受苦了。”
一九九二年，我和善徵到美国，与儿子一家团聚了五个月，其间也游览了美国很多地方。回来之后，我们决定扩大业务，投资盖一幢医院，以纪念如日中天时受禁锢，残年余力时得自由。
我们在昆明市西郊海源庄买了一块地皮，想在这偏僻的地方建起医疗机构，为缺医少药的郊区农村提供需要。总投资近70万元，历时四年建造起来的这座私立医院，其规模自然比不上国立医院。但在一九九六年昆明的私家医业中，规模已属最大。而且无论从外观内设看，都是一所很像样的医院。门诊部临街面，后面是病房，一楼一底，角尺形，底层层高3 .5米，二层高3米，共有20个房间，设有病房、妇产科手术室、药房、医护人员办公室、沐浴室等。庭院很大，可停车数辆，围墙底部都是花坛，青竹高出墙表，玫瑰、红叶子花，茂盛缘墙攀沿。
盖房子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无求于人，勿需图纸，我的口授和指划就是施工的根本大法。然而，一个城里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环境内，到乡下买地大兴土木，兴建一幢属于自己所有的房子，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我要面对的，是参与过斗地主又斗资本家的革命群众，这就是所谓犯忌，这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买地皮，没有费什么周折就办妥了。卖地皮一方（生产队）在我去买之前已经齐理好政策、权限等融通手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例行公事，不过是一般的交易行为。而在我动手盖房子时，碰到的却是地方政治，太复杂了。我遇到了说不清、数不尽的各种拿捏、为难。干部和群众嘴里不说，心里却视你为地主、资本家又回来了，他们容你盖房子，但要把你坑个够、捞个够。哑巴吃黄连，眼下暂且不写罢，见诸笔墨是要闯大祸的。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自己买的地皮上盖房子，会出现那么多的有关单位，要应酬那么多的关系、要办那么多的手续，要请求那么多人的同意。我还要请求地皮周边和道路两侧的每户人家通容，容许我用电、用水、让我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通过、容许我在他家面前施工，等等。
找有关单位盖章之难比盖房子难上百倍。白天找，不在家；晚上找，打麻将去了；早上去，还没有起床，……，反正见不着；难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撇下地皮，不盖不成？自忖自己没有任何地方超出政策范围，不明白为何要遭遇如此刁难？不甘心半途而废，为了盖到章，我不得不低声下气，像个龟孙一样三番五次去登门。个中苦况，此时此地此笔难书。早知如此，我宁愿把这些钱烧化给泥菩萨。直到我的医院矗立在地皮上，光影轩然，都不愿回想它来路之艰难险阻，更惊叹自己怎么敢，又究竟是怎样闯过来的！
公家要盖这样一幢房子，不免要成立一个五脏俱全的办公室，各司其职。私人企业主如我，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办公室就是我的头脑加劳动力加单车和钞票。工地上只有技工、普工和我，三种劳动者建起了一栋漂亮的建筑。
每天清晨我骑车到工地，顺便采购建筑用材。有一天当我下班回家穿过公路时，被一辆突如其来的摩托车闯倒，连车带人掀出五六米。当我睁开眼睛觉察全身灰土，坐在一家路边的五金器材商店里，身边有人围观时，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试着摇摇头，甩甩手，活动一下腰腿，没有事，便让被人缠住的摩托车手离去，他千恩万谢，前脚出门，旁边人就怪我不该这样就放他走，连车号都不记一个。回到家，不同平常，头有点昏，我写了个字条放在桌子上，记述了回家路上发生的事，和衣而卧。直睡到善徵下班进门，又活动活动手脚，又活到了现在。
每天下工回家路上，骑车迎风驰骋，一身劳累随风飘散。一天，急行途中感觉眼前有东西闪晃，忙低头，但避让不及一个利刺已擦头顶而过。慌忙下车摸了一下头，感到暖热粘糊，一看，满掌鲜血。顷刻间，鲜血顺颜面流下，经过鼻尖一滴滴落在路上。原来，前面有个农民扛着一捆六七米长新伐的竹干，竹尖锋利，七长八短，呼闪呼闪地走着。他感到尾梢触动，回头看我一眼。显然，不是他的责任，是我的头撞上了他刀尖似的竹梢。我一手捂着头，一手扶车下公路，就近找到一家诊所，医生说：太危险了！慢低头一刹那，那竹尖不插进你的眼睛就会穿通你的脑门。所幸只是擦头皮而过，医生缝了四针。
在房子盖好的装修时期，一个冬天的早晨，薄雾笼罩，大街昏暗。我的自行车刚要过完五一路口，一辆轿车突然扑面飞来，为闪过它，我趁下坡速度急转，躲过了车，却冲上了人行道，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上身卧在行道树一侧，一时间站不起来。过路的一对青年人来搀扶，说：好险！头没撞在大树上。
之所以记下这三次发生在建盖海源庄医院时的历险，是为了纪念幸运。如此重大的幸运再三光顾我，感谢上苍，永志不忘。同时，我要告诉后人，“君子有所不为”，不可轻视生命。三次历险之时，我67岁，若知矜持，自爱、自重，这三次几乎致命的凶险就完全可以避免。
同样也是在医院最后的装修期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善徵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发病，紧急治疗之后，留下了偏瘫后遗症，她自己成了需要别人照顾的病人。
海源庄医院完工之后，我们决定由二女儿李娟和她的丈夫两个人全权管理，自己迫使自己从繁忙的状况中放松下来。
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事情只能说明，我们太热爱这份迟到的工作机会了，以致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劳累。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参加工作”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光彩照人的生活，弥补了我们一生的遗憾。感觉自己的生命正朝着理想迈去，这理想，便是极纯洁、极艰苦，同时又实实在在幸福而灿烂的晚年生活。
怀念战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了集聚如山的冤假错案，人人自危的空气稀薄了，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各类人群弹冠相庆，不约而同，一时间社会上兴起名目繁多的聚会热潮：同乡会、校友会、难友会……。大家一见面，才知道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人在劫难逃，你、我、她、他，彼此没有一人不挨整，由哭笑不得继而释然大笑。然而，一些曾经非常熟悉、甚至非常亲密的同学、同志，再相聚时已长眠地下、阴阳两隔，令人黯然神伤，悲痛不已。
参加特刑庭释放的昔日明星人物聚会，不见了云大附中学生自治会主席温宗江，建民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荫宏，建民中学老师、历次学运中的歌舞编导者胡宗澧、王慧、王心董，打听后得知，他们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同志们”折磨死了。
胡宗澧是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剧社”来云南省宣传抗日、留在昆明的表演艺术家，我见过他饰演的《陈园园》中的多尔衮，极其生动。在八支队里，我们叫他‘味精’。肃反运动中，追查他在“新中国剧社”时期的历史，被勒令去矿山下井背矿，爬进爬出不堪重负，累极吐血，病危时要求见一见他的入党介绍人陈嘉震，不得如愿，饮憾离世。
我青年时代熟知的云大、建民中学、云大附中、天祥中学等名校中，被打成右派的师生不计其数：濮清泉、马识途、方仲伯、杨知勇、宋文治、吴广斌、徐守廉、黄洪、王子厚，………。这些人，都是在豆蔻年华为建设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决心拿起武器“不是战斗，就是死亡”的同伴，为了实现自己选定的人生观，为了追求通向天堂的共产主义道路，他们没有死在当年的战场上，却被自己选择的“党组织”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八零年我到祥云县参加党史会，只见我参与“地下工作”时最早认识的四杰中的一人普之玉，不见了李鉴洲、普照三、陈有栋三人，问：他们到哪里去了？“早死了！”天呼冤哉！此四人是当时当地的精英，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救中国，倾家荡产支援革命，普之玉、普照三两家甚至卖田卖马资助地下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第八支队就是由他们创建起来的，我可以作证啊！但我的作证已经来得太晚了。
不管他们本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皆因他们昔日的社会身分，而未能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幸免。普照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抄没家产后枪毙；陈有栋做了十年大牢，释放后交农民监督劳动改造，被折磨而死。李鉴洲，这位昔日大名鼎鼎的“司令员”，刚一解放也做了三年大牢，后被视为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安置在昆明市参事室工作，但夫妇二人均死于“文革”。
文革期间，李鉴洲被安上“边区纵队成分严重不纯、地方主义、混进共产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多次遭红卫兵揪斗，他被按着头反剪双手（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张贴在昆明市中心百货大楼的墙面上，几经蹂躏，一时卧床不起，几天后惨死家中。临终前嘱咐夫人：“你回家去。”他死后，他的夫人余凤鸣的确被遣送回了他们的老家、原藉下庄街。但余风鸣已无家可归。他们的家，李鉴洲因帮助共产党，曾经被保安团抄查、掘地三尺，土改运动时又被农民抄家。他们的大儿子李云谷被划为右派当时在押；二儿子沦为乞丐，被附近水口村的农民收养；小儿子因饥饿刨野洋芋吃，中毒身亡。余风鸣没有落脚处，生产队把她随便安置在村外一间废弃多年的碓房里。那间破房既没有门，屋顶又只有半边。当年李鉴洲家门庭若市，村民们仰望他如北斗星，今日他们“翻身、当家作主人”，个个阶级觉悟都很高，竟没有一人去探视这位孤寡老人，不久，人们发现余风鸣已经独自死在这间破屋中，是饿死还是病死，谁也不知道。
后来了解到，李鉴洲的亲属、挚友、亲随如侍卫等人，全都被村民揪斗、管制，直到改革开放，才得以“落实政策”。
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步入宦门之时，我就想到了我昔日的那些战友、同伴们。几经打听、联系，与部分老战友见了面。后来，陆续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人的口中了解到了更多实情，太冤枉了，我们这一批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地下党”的“老革命”，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平平安安生活到老年的，两鬓斑白才相见，诉说往事徒感伤。更痛心的是，很多战友早已在历次运动中蒙难，有的虽没有失去生命，但尚未恢复名誉、尚未恢复工作。我了解情况后，曾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过一些人的现状，希望组织能够及早给他们“落实政策”。有的人，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第三大队大队副周四海，当我得知他无辜被捕，惨死狱中的消息后，于二零零九亲笔书写了一个“状子”，面呈楚雄州委，请求为其“落实政策”。
为了替司令员李鉴洲伸冤，我专门邀约了八支队创建初期参加工作的李晴海、普之玉、黄克昌、黄河浪、何玲、普再兴等人四处奔走，终于为他赢得昭雪平反。
一九四八年因积极参加“七.一五”昆明学生爱国运动而被捕入狱，后经云南省特种刑事法庭释放的76位人物，是当年学生运动中的明星，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坎坷遭遇后，我欲哭无泪。
想当年，被国民党军、警、宪、特层层过滤后送交特刑庭审判的76位情节最严重的人，是昆明学联和各校学生自治会中、教师中的学生运动领袖。昆明之所以有所谓学生运动，运动又是那样的激动人心，就因为有这76个尚于翻江倒海的年轻人。他们无一不是热血沸腾、正气冲天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希望改变旧中国面貌，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正因为有这些人卓有成效的、配合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昆明才开展起了应景、应时的各色各样的学生运动。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从地下党到地上党的摇篮。缺少他们，红旗绝不可能插遍全中国。不料，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土地改革、肃反、改造知识分子、反右、反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虽然星散各地，却无一幸免蒙难。仅以昆明这76个人物的命运来说，整死的暂且不数，这76人中被划为名目不同的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就有36人！其中，当时学运的关键人物，地下党云南大学支部书记、学运支部书记杨知勇（“七·一五”学运，游行中队伍中震动昆明的歌曲：“反动政府要垮台”，就是他事前策划的）竟然也是一名右派分子。命运如此充满嘲讽，令人骇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有一条中国政治的客观法则在起作用吧。
史载之“东林之祸”与我们这76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他们不惜肝脑涂地，用自己的赤诚和道义想挽救明王朝，却被他们所维护的统治者屠杀。
按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国民党的特刑庭不枪毙这76人也该把他们禁闭一百年，可国民党放过了这些年轻人。反之，被这些年轻人视为父母一样的共产党却对他们一路“穷追猛打”。呜呼哀哉！这些人只能在自己创建起来的新社会“夹着尾巴做人”。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