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生命过程最大的三个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国。更准确一些，可以说中国是场景，其他两个因素是在这个场景中表现着，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那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众的性格特点、近来内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场面上的位置，等等。其中有严肃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说、诗词翻译、哲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和他们的态度也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们各自对待的中国的生活方面不同一样。很多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写中国的书（特别是小说）的许多成功作者是女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写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我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只能是以中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我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在很早的时候，外国条约中的羞辱条款和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享受的特权，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国人所应该有的民族抱负。我的潜在信仰是，通过应用科学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它复活了起来。我几乎是不自觉地被带着去理解中国人的苦难和他们的雄心；它们实际上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个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带色彩的态度，并且左右了我的行动。
但是这不仅是由于我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长期以来我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统一、强大、对其他国家既不惧怕又不怨恨的中国，太平洋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从更积极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基于理念、正义和国际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财富。这种广阔的人文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和谐一致的。采纳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会满足年轻知识分子的抱负，也会使中国人民以政治表达、取得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要取得的社会民主。为实现这个目的，要保持中国政府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独立、免于从任何方向来的侵略威胁。中国并不那么是个生物和种族的实体，她更是一个单一的文明文化实体。保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和她那优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进步福祉息息相关。我就是献身于这个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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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对另一个国家形成的态度，以及影响到这个态度的作为的，最终常常是要看他个人的交际、交往、和联系。在中国它是个极其强烈的因素，因为她的文明、道德哲学、伦理准绳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他任何国家，它都不像在中国那么强烈。许多时候，似乎中国人几乎就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一些人有正直、诚实、仁慈、和蔼、和友爱等义务和责任。这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诚于个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称赞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举了他认为是中国人的最坏的缺点，如贪财、贪婪、怯懦、胆小、冷漠、无情。我愿意在所有的人们都具有的缺点、缺陷、恶习、弱点之外，选择相互妒忌和互相怀疑作为更为中国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直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的那种极其个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们的私人关系，对我展示着他们的美德大大多于他们的缺点，这也是我之所以鉴赏并称赞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私人之间的强烈友谊相比，即使是在现在，中苏之间只存在着很少的这种友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对这些友谊的暂时否定或背离、背叛，我相信，它们会被更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个人忠诚、以及无数牢不可破、将来有一天会更新的纽带所抵消。
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拴、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进到后面的深处，是不轻易、也是不仓促许诺的。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在这些回忆里，我已经提到经过多年和我建立了亲密、珍贵友谊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会提到更多的朋友。
读者一再看到傅泾波的名字，我很愿意再提到他，作为一个美妙、忠实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说过他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帮助了我。当我被日本人监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平，觉得他可能设法让我逃脱、或者会出现谈判释放我的什么情况。在那整个时期，他实际是被监视着，几乎不离开他的住处。当我似乎很快会被释放的时候，他是被允许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在随后的兴奋、精神耗竭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星期。燕京大学的有些事体似乎需要傅泾波的帮助。我给他电报，请他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那可不容易，必须得到盟军当局的特别允许。飞过山东共产党地区的时候，飞机的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告诉傅泾波，让他把箱子丢出去。傅泾波拒绝那么做，那是有缘故的：箱子里有重要的中国文件。那位驾驶员只有自己用的一个降落伞。当变得更危险的时候，那位驾驶员面临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两难选择：跳伞，让那位乘客听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归于尽。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像是出了奇迹，引擎又开动了，他们平安地降落在青岛，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岛，傅泾波赶上了一架商业飞机，但是在兴奋之余，他把那个箱子落（la，忘）在了机场。幸好那个公司找到了那个箱子，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微妙协商时，以及在我处于大使职位上和中国人的所有联系中，我知道傅泾波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请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几个星期、几个月，完成马歇尔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难又昂贵。从此，我就在我家里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让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和中国的来访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须先和美国官方的程序谈这种情况。让一个中国人做为美国大使家中的一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这里有些社会偏见，但是不太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多种的教育。马歇尔将军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对外事经验广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请，认为这个邀请会把一个“外国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密室。这些担心不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时候来我家，他同样会有做密探的机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信赖必须主要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无保留地知道傅泾波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的成功比对什么都更关心。没有多久，大使馆里面我的同事就理解了傅的价值，并且就和我一样地对待起他来。
中国人则十分不一样，他们显然很高兴这个（许多人早已熟知的）长期以来的关系能够延伸进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们来到我家更自由、更经常，正因为他们如果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谈几分钟。有些不够尊贵的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不适于我去见、但是我们却需要保持联系的人，他就经常去找他们。在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几乎都让他和我一同去，他从来也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有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对他们说我最好不说、或者会使我自己尴尬的话，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和中国人有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非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像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我合适的礼节，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参与一些小的事体。他还和另一位干练的中文信件文书，帮忙处理我特别多的中文信件。
这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结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实。它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傅泾波之于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书，也像是个公共关系官员。我过去之所能够有点作为，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她的人民上，功劳应该大大归于他，甚至比我以为该归于他的还要多。
开始于四年多以前我的那个病，是对这个友谊最严峻的考验。泾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实的感情对待了我的病。大夫的医嘱说，除了家庭成员最多能够停留半个小时以外，谁也不能停留十分钟以上。但是没有多久，这些不动感情的科学人马就看到了这个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个小时，能够毫不兴奋，而且总是舒服、放松。在医院的那近乎五个月里，泾波一天也没有不来看我。自从出了院，泾波，他太太Sarah，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大约在三年里就一同住在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在我那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他们都用和泾波一样的感情照顾我。他当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自动地跟着他。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喜爱这种安排。中国人比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家庭之间的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对我这倍受折磨的身体的不断的照料，既是天长日久，又是艰难重重，它需要对我的无能有巨大的同情，并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对待它。一句话，这种特殊中国式的帮助人的服务，以及与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医生所说的我那奇迹般的恢复中，是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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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两次度过了隔绝的日子，一次是日本人监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几年我的病。这些经历帮助了我理解、觉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惊恐的灾难的份量。我曾经设想遭受比我更为无法形容的艰辛，贫困、困乏，沮丧、绝望，丧失亲人，受伤，生病，孤独，监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担负着折磨精神的责任，或面对着战争的巨大灾难。除了这些特殊的和短暂的悲伤和危险之外，在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是还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极为幸运、极为快乐的。在我个人的情况甚为如意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类的苦难。但是，那可能带有一种居高怜悯的意味。说得最好，那也是旁观者的超然。我这两次巨大的孤独，使我几乎具有了所有遭难的人们都具有的那种奥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内省察觉，察觉到不仅是单独的某个人，也是在共同交往里，在精神、道德的成长中，痛苦所起到的作用。我更领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奥真理：同情苦难、代人受过、替人赎罪、上帝拯救人于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恶和骇人听闻的后果。尽管由于秉性和幸运使我乐观，但是当在严酷的现实里或在思想上毫无畏惧地面对人类生命的时候，总能接触到、想象到那里面的悲剧因素。
4
原已无须重复，在这本流年岁月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写了我强烈信仰个人的自由；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的其他利益会全部或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它是民主的精髓。民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或专断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好，因为人民通过自己的失误、失败，会学到义务和责任，程序和手续；还有另一个无可比拟的益处——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谈信仰的奇妙，包括人们的寻求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精神道德中选择时，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险允许我们自由去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们之间，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这个信念，坚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权力，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运行发展。在宗教的认同中，争取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在我七十八岁这样看待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争论的问题，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生命攸关的后果。我们是要一个无神论的、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来征服、统治世界，还是要让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原理和准则，以及基督教对上帝和人类尊严的信仰，成为国际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这两种概念是无法永久并存的。
共产党宣称高尚的社会目标，但是采用的却是邪恶、恶毒的原则，这使它的目标和它的措施等同起来。他们把欺骗演化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所依靠的是暴力、诡计和谎言。当他们认为将人性、人道、人类、博爱等等投入悲惨和摧残的巨大深渊中是符合他们的目标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对我说，他们会牺牲一切来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的战术可以灵活，战略可以更动，但是他们的统治目的却是决不改变的。
共产党有伦理，但是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他们显然将反对革命的活动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狂热, 盲目地坚信他们是无比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可惜，自由世界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并不像他们那样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对任何批评都采取粗暴压迫的任何政权和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共产党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地都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那美好的理想和信仰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于使这些理想和信仰发扬光大，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动灵活的实现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公益的计划，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样，方才能够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5
“人终极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在西敏寺简要问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年轻时每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长老会孩子必须记住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人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永远侍奉祂。”这几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苏格兰祖辈传下来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信条的要领。这个坚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对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坚信公正的神的权威以及服从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种宝贵特性。但是对于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鲁观念的进程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却反转得变了形、起阻碍作用了。
在中国（在许多其他传教地方也无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是它的一个例证。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从事非宗教事务的国人互相疏远，并且互相挑剔，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时候，无疑会是惬意相处的。即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特别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会步入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宗教的奉献（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的奉献，他们绝对不会选择这个事业）加上安格鲁-萨克逊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实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将传教士看成是讨厌的或狂热的专职人员；而单调、无聊以及没有标准的传统、习俗的生活，诱惑着其他西方人从事的行为，则是传教士所难以容忍的。这种使人烦恼的表现，在东方普遍存在，并不能完全指责是传教士以外的人们的堕落。当今世界范围的巨大变动，可能已经永远摧毁了所有我们生活在传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们新教徒的虔诚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为的倾向里，它们还可以隐藏在那里，起到危险警告的作用。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将人类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来，今天看来涉及到世界的灾难，就预示着未来的苦难。我深深相信，从整个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争战来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关系的，其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人承认的要密切的多。
基督教显然将它传统的信念和神学的说明带进了中国。长期以来，我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会对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鲜、有创见的说明，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中国的教会今天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会丰富、加深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历程；我们长期以来就盼望着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正像是圣经旧约中最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内省、理解、顿悟是来自在背井离乡、流放（Exile）之后所写的文献中那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它所有的确绝伦的文学，主要涉及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在这些猛烈的翻转年月里，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受到了盘查、过筛，也被深为植入在中国思想中的基督教真理所激活，从它里面理应会对基督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萌发出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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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出一段话来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说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将这个信念简洁地用于实际中，我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中耶稣说的两句话编织、编排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我最喜欢的圣诗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为优美的英文圣诗），以及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稣，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两个是：乔治·马提逊（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丢弃我的极爱”（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乔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圣灵降于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达我自己的祈祷的有一首诗，是乔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写的：
我希望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
众多不朽的亡者又复活起来，
他们的存在使今天的众生变得比较热烈。
愿他们活在脉跳激发的宽宏大度里，
愿他们活在诚实无畏的行动里，
愿他们活在远离只会终结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愿他们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维里，
促使人们静静但坚决去寻求更为宏伟的意念。
愿我到达那纯洁无比的上苍，
愿我成为身历巨大苦难人们的杯水力量，
点燃丰富的情感，哺育纯洁的慈爱心肠。
因此，让我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吧，
它的圣乐给这个世界无比的欢畅。
耶稣基督给了我最大的满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绝对地敬拜祂，奉献给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导，祂的升天，祂的复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祂背负的十字架揭示着终极的信仰和热爱。
对基督的生与死似乎最为合理地（我是否胆敢说是最为科学地）的解说，是对于他自己的来源和本质，他本能的理解就该归荣耀于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们的生命越接近于效法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国和所有人类的前途就会更好。
对基督教中永生的传统争论可能要持续久远，但是由于近代的生活情况，它的说服力逐渐淡漠下来。目前的自然科学似乎并不比它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更为有力。同样，哲学和心理学也并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说明。我坚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类精神上的其他理论的直觉一样，都可以使人在科学继续在发现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个方面里，找到鼓励，感到鼓舞。所有试验科学已知的和预期的发现，对于信仰都是一种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务中，现实更为辉煌，超越了我们最高的假想和我们最胆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于终极的平安和确信在宇宙混乱的现象后面隐在的那个力量，爱心，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表现。
人类的、和组成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认为是确实值得有一个创始的设计，它的奇妙和宏伟显然是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历相类似。近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信仰的更为崇高的热望和更为深远的认识，应该受到欢迎。 “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让我去吧，
我的轭具已经功成，长日已经过去，
我取得了赏赐，心底里
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安宁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归去得绚丽多彩，安详穆宁。
（翰勒，玛格丽特·叟罗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待续）
转自《二闲堂》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