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地下工作岁月
张以成最早开始地下工作的时间已不可考,比较大的可能是在1942年下半年。这一年是抗战非常艰难的僵持期，日军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岛国的战争机器已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而国民党方面也极为吃力。
河南属国民党军第一战区，是必守之地。豫北、豫南、豫东均已沦陷，国民党军三面受敌，坚苦支撑。而此时平汉铁路、陇海铁路基本已瘫痪，几十万抗日军队，主要依靠当地国统区征兵征粮，更增加了河南百姓的负担。而战争的拉锯中，国民党军和日军往往都会在撤退时烧庄稼，避免资敌，最后都是农民受苦。驻守的汤恩伯部虽在台儿庄大战中立过大功，却军纪极差，时常侵扰百姓。加上1942年旱灾和蝗灾又肆虐中原，以至于当时的民谣都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1]。到了1942年秋季，虽已显出饥荒景象，但蒋介石正为正面战场焦头烂额，他的主要考虑是如何保障军队的供给，无暇顾及民众，甚至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征调军粮对百姓而言就成为横征暴敛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通讯不发达，只有大量河南灾民，四处流散，到了1943年，河南境内已是饿殍遍野，后来的估计有300万人饿死。在美国《時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看來，这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他曾经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把他视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而在河南国统区却目睹了人民的苦难和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贪腐无能。让白修德无可容忍的是，1943年3月底，当他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蒋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有证据表明，蒋介石对于河南的灾荒早已知情。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就遭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2]
白修德曾在采访河南一位国军军官十，指责他们横征暴敛。而这位军官却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大概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蒋介石的心思。在这位正直的美国记者心目中，蒋介石已经从圣坛坠落，“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争取援助。就在此时，白修德在《时代》上发表了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宋美龄甚至要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开除白修德。
就这样,一个正直的美国记者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分道扬镳，转而痛恨，他看到“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官员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白修德之后在1946年和另一位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出版《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这本书也在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出版，其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朽无能，而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甚至赞赏。[3]
之所以在这个里用比较大的篇幅介绍这位美国记者的见闻和心路历程，并不是因为他和张以成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是因为我相信，那时民间的疾苦和由此产生的一触即燃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河南地区尤为浓厚,这种时代情绪氛围，张以成作为就生活在此时此地，有着爱国心的年轻知识分子，一定也是感同身受的。就在白修德痛斥国民党的1943年，张以成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于此同时的延安，则是一颗红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刻。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拉开序幕，清算“左倾”和“右倾”。现在来看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喝洋墨水的国际派，树立毛泽东的政治权威；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也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虽然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护和理想主义，但威胁了纯洁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树立毛泽东文化上的权威。整风运动最积极的主力是康生和刘少奇。
这样，蒋介石之后，又一个领袖的权威被树立了起来，而且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前述几类势力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彻底的服从了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了空前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4]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礼节上表示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但至少在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天下三分有其一的气概。
在笔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一度感到惊讶：张以成最初因为爱国而加入八路军情报部，但无论在张以成的自述中，还是他早期战友的回忆里，都没有发现他针对日军的谍报活动。即使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张以成和他战友的主要工作都是刺探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并向国民党军组织作渗透。十八路军在1943年开封情报站建立之初的指示方针就是“长期潜伏、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依靠下层、分化上层”。对在沦陷区搞谍报的国民党人上级的指示是，不允许接触，相反可以接近亲日派，争取他们为党工作。而“敌占区的地主、资产阶级人物，由于共产党的威望和统战政策的正确，许多倾向我们，也正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5]
当时张以成有一个对的外身份是中国记者协会理事[6]。家里有三个孩子，平时外出穿着非常体面[7]。但所谓记者身份虽然是打探消息最好的掩护，却应该并无什么实际收入。张以成这时外出交际应酬的开销，都依靠王佩英家产的支持。
有两个细节可以印证，八路军的情报站并无常规经费支持，非常清贫。张立奎记得1947年张以成负责郑州情报站，非常困难。派他去豫西地区找一位王政委，给郑州情报站解决一些生活困难。这位王政委给了两口袋麦子，运回来换成钱，才有饭吃。还有田贵勤的回忆，应该也是在1947年的郑州，原本全靠王佩英炒瓜子、做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佩英怀着老三，正要临产，而家里已经无米下锅了。曾洁光从一个小商贩处借了5元钱，托另一个地下党员给张以成送去，以解燃眉之急。
另一段辅助材料是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中提到，开封情报站建站时，“吴芝圃决定给开封工委30斤特货，换成法币解决地下活动经费问题”。[8]
从中可以发现几个问题：一是和以前一样，只要一离开开封，张以成就立刻出现经济危机。而为了帮助他，连作为情报站负责人的曾洁光都要向别人借钱。可想而知，情报站平时并没有自己稳定的经费来源，也就是说，支持张以成几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王佩英在老家开封的房产收入。
张以成常常在外工作,王佩英带着孩子，让丈夫免除后顾之忧，除了支持掩护自己的丈夫[9]，有时还需要帮助传递情报。在地下党碰头的时候，她还承担放哨的任务[10]。在这个过程中，王佩英和曾洁光、郭鸿文、胡俊三、周舟等战友及他们的家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佩英对于共产党最初的印象，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们建立起来的。
陈克强记得一个细节，可以了解王佩英那时的政治立场。他是1945年认识王佩英的，他的父亲陈振洲后来也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情报员，是张以成的下线。而陈振洲是先认识王佩英，再由王佩英介绍给张以成的。1948年，陈克强中学毕业，病了躺在床上，正为前途发愁。王佩英刚生下老三，还把孩子抱在怀里，来到他床头跟他讲八路军的故事，告诉他“八路军是真心为了穷苦人的队伍”，介绍他去解放区八路军办的“中原大学”。还给这所她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做招生宣传，说去了那里“不要钱，管吃，管住”，并且给陈克强准备了介绍信，[11]还是写给应该和张立奎提到的同一位“王政委”。查阅那段历史，在豫西地区活动的确有一位王其梅政委[12]。
后来王佩英在入党申请的自我介绍中也说“那时我的精神和我的思想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
此时张以成的正式身份已是郑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建立了由郭宏文为组长的工人党小组、和以周舟为组长的技术人员党小组，发展了一批候补党员[13]。在情报工作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张以成和他领导的战友们给共产党军队送去了郑州的城防图[14]；瓦解国民党军方士气，通过外围组织策划、发动罢工和学生运动[15]；保护包括电信局设备、铁路甚至美孚大楼，使重要的生产、通讯和交通物资被转移到共产党手中。[16]
就在这一年王佩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7]
在此时的王佩英心中，共产党就代表着解放和人民的福祉。
本节注释：
[1] 见刘震云的《温故1942》
[2] 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新华出版社
[4] 见高华的作品《红太阳是怎么升起来的？》
[5] 据当时的开封工委书记 郭有义的文章“ 回忆集总开封情报站和晋冀鲁豫开封工委”
[6] 查阅在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通联科长孟起的 回忆中“解放战争时期的冀鲁豫开封工委”，提到当时开封的《中国时报》社，已经被共产党基本渗透和掌握，发展了几个地下党员，社长郭海长就是地下党员。有很大的可能张以成是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的记者协会理事身份。另据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曹志真的文章“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曾给《中国时报》，“几十两黄金”作为经费。
[7] 这是据张以成河北安国县老乡张立奎的回忆。
[8] 吴芝圃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等职，他49年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第一书记。共产党内部早在延安时期，到后来的缅共都把鸦片称为“特货”。
[9] 1958年7月张以成以张翼的笔名介绍敌后工作策反国军保五团的经历，发表自《红旗飘飘》。其中提到46年之前张以成曾一度在解放区工作，46年被派回，同过策反一个当旅长的表兄，为共产党服务，并在暴露身份的危险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其中也提到了妻子“佩英”，沉着机智地与敌特周旋。
[10] 郭秀华 是郭鸿文的女儿，写了“忆张以成叔叔和他爱人王佩英婶婶”
[11] 中原大学设立在中原军区的司令部宝丰县，1948年8月1日成立，其实是八路军培养知识青年的干训班，也就是说王佩英推荐他是去做第一届学员。陈克强回忆“说是大学，也并没有什么文化课，就是教育大家国民党有多么坏，让大家谈认识，晚上还看白毛女。”陈克强毕业后参军。
[12] 后在曾洁光的回忆中也查到了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一位“王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新四军第4师33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4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豫西军区桐柏军分区政治委员，49年后授少将军衔。在1967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3] 张以成 “深入敌人心脏 迎接郑州解放”
[14] 见郑州市档案馆 林淑玉 阎杰 李新生 城防图背后的故事——解放郑州的情报战
http://www.hada.gov.cn/html/gongzuodongtai/jingyanjiaoliu/20091105/1665.html
[15]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周进 2009年07月08日 北京晨报 忆”郑州解放” 毛泽东亲手拟定电稿发布消息
[16] 林可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决战开封——解放战争档案(百城百战解放战争系列)
[17] 应该就是张以成发展的，因为比如包括黄毅民在内，当时郑州发展青年团员，都是经过张以成。这个青年团就是共青团的前身，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青年，把广大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七）解放了
到了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共产党的军队战胜国民党几乎已毫无悬念。
共产党夺取政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所向，尤其是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朝气蓬勃的景象。王佩英回忆说“有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处处都是黑暗并有不平等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和共产党的政策来对比相差天地之远。”
这时，王佩英的第一个举动是投身工作。王佩英多年来在家是大小姐，嫁给张以成后心甘情愿做家庭妇女。除了为贴补家用去做小买卖外，她身上应该是有着比较强烈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即使张以成穷困潦倒的时候，她也没有自己出去工作过，大概是要考虑丈夫的面子问题。
1949年之后，大概受到新政权意识形态“劳动最光荣，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影响，认为做家庭妇女是封建落后的表现。王佩英在自述中说她“离开家庭”，参加郑州邮局的工作。王佩英做工作非常认真,她说自己“业务不熟悉只有埋头苦干，有时带病亦上班，处处愿做一个模范”。她还参加了邮务培训班，“毕业成绩是85分”，应该是比较好的。
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邮局工作期间，张以成不支持王佩英入党。她在1950年的自述中说“局长和同志们口头奖励并且还争取我入党成为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但以成对我不大关心，所以不向邮局做证明，以致我至今尚未入党”。
在所有朋友们的回忆中，都说王佩英和张以成夫妻感情非常深。可为什么这个阶段王佩英要说张以成对她“不大关心”呢？笔者推测，这说明王佩英的转变之大，让张以成一开始很不适应。多少年都是围着丈夫孩子转的家庭妇女，即使她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也都是一切以张以成为中心。1949年之后，一下子受“新中国”的鼓舞成了工作狂和积极分子，整天想着工作和学习，张以成大概是猛然之间有一种男人的失落感。他们夫妻之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也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其实王佩英依然是很顾家的。这段时期，张以成的母亲搬来郑州同住，大约是张以成想尽孝心。张以成外甥女刘英回忆，每次吃饭王佩英都是尽着婆婆、丈夫和孩子先吃，自己甚至饿肚子。刘英当时全家还没租到房子，5口人都住在王佩英家。王佩英家里租的房子也并不宽敞，但她作为主妇对丈夫家的这些亲戚毫无怨言，而且热心帮助。
但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到了1950，即王佩英提出入党申请的当年，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宣誓“我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教育下使我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并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超过七千二百万，在1950年却只有500万，确实有很强的“先锋队”色彩。王佩英这一长串不加标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宣誓，代表着她当时很虔诚的心愿。
有一段旁证是，在入党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关于王佩英祖传宅子的事情。到了文革中，单位派人去开封外调，这时王佩英祖传的宅子已经在别人的名下。[1]张家孩子当时都年幼，不大记得宅子是怎么处理的。大嫂杨永茹回忆说，大哥张运生曾跟她讲过一个版本的故事：王佩英入党后就“把房子捐给组织了”，原因是她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2]以王佩英的房子在三十年代出租每间每月可获得20元租金计算，如果连同主人自住的房子大概每月租金不会少于25元。以房子的价格等于5年的房租计，这个房产大概在当时能卖1500元。考虑急于出手等原因，大概最起码也可卖出千元。有几个理由是可能让王佩英这么做的，一是那个老妇人也许已经过世了，王佩英大概觉得再也不会回开封了；二是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组织的人”了；三是共产党实行配给制，倡导的理念又是组织管生老病死。她当时对共产党满怀信心，没有留着老宅子的必要。这符合王佩英一贯的性格，认准的事情，九头牛拉不回。她爱上了张以成，就把自己全豁出去了，跟他再苦也心甘情愿。她加入共产党也有这样一种托付终身、以身相许的坚决。
另一个版本的介绍，在后来对王佩英的外调材料中可以找到。这份材料中说，王佩英在1953年为了躲避土改，把20多间房卖了2000元，用于“自己享受”，还在后面下结论说这是“剥削阶级的本质，唯利是图”。这份材料出于构陷王佩英的“剥削阶级出身”，所以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比如评估1942年-1948年之间，房租收入每月“折合面粉约480斤，现金约84元”。这结合这段时期对王佩英夫妇生活水平的评估，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有刻意要把王佩描绘成剥削阶级的倾向。但其中提到1953年卖了一批房，有一定的可信度。
可以确信的是，到了1953年，按外调的说法，王佩英父亲遗留给她的房屋四十多间，土地四十三亩，只剩下二十多间房子，土地都没了。也就是说1949年前的这几年中，王佩英当卖房产土地，支持张以成和地下党的工作是可信的。
另外，王佩英卖了开封的祖宅之后，都是单位分配住房或者租房子，并没听说在郑州或武汉买房子。从其他亲友的回忆中也表现出这段时期生活清贫，没有挥霍的迹象。那么她卖了最后老宅子的一大笔钱，是在她正式入党后的头一年。她至少把一部分或一大部分捐给党组织交党费，作为一个当时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王佩英入党转正本应该是在1951年5月，田贵勤回忆是在汉口铁路分局办的。不过在她档案中查到另一条记录“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候补延期一年，到1952年5月才正式入党。还有一条组织意见，是说她“斗争性不强”。这种评价显然是严厉地批评，但从王佩英的性格而言，她并没有错。“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和“斗争性不强”都反映出，从一开始王佩英就没有赞同共产党内部一些极左倾向的作风。王佩英入党申请中表达对入党的理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恰是王佩英天性中的与人为善。共产党中左的思想一直是强调“斗争哲学”，有些人参加革命是出于仇恨和报复的欲望，在斗倒了外部敌人之后还不过瘾，人民内部又要分出三六九等，相互斗得你死我活，这种哲学和王佩英的天性是不吻合的，这是王佩英所理解不了的，自然就是“认识模糊”。王佩英对革命的理解是爱和同情，是为人民服务，是保护被侮辱和践踏的人。这对于理解为什么当文革把中国变成一架绞肉机时，王佩英会站出来做最坚决的抵制有很大的意义。那时候的王佩英，就已经很有自己的立场了。
“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也很好理解，王佩英的出身和她的教育背景，使她和一些以“大老粗”为标榜的革命者很不一样。注重仪容、穿着干净整洁，这在一些“无产阶级”眼里自然是虚荣的表现。所谓“爱面子”，换个角度说就是有尊严、有荣誉感。只有有尊严和荣誉感的人，文革时看到人们早请示、晚汇报，相互检举揭发的丑态才会感到强烈的恶心。而“接受意见不虚心”关键要看什么样的意见。对于自己内心不能认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那不叫“虚心”叫“虚伪”。
从整风运动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动员仪式，甚至是整人工具。掌权者想整谁就可以批评谁，同时被整者必须低头认罪，也就是自我批评。这背后是一套权力秩序和意志，越在权力系统底层的人越没有尊严。而比如毛泽东，他可以批评别人，偶尔也会轻描淡写地自我批评，但没有人可以批评他。
王佩英当时在理论上大概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想法，但她在天性上和这一套组织文化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她是热爱共产党的，她对党的理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本节注释：
[1] 根据韩景淑的外调材料
[2] 张运生是长子，大概对他母亲是比较了解的，而且他在50年已经10岁可以记事，应该有较大的可信度。笔者向田贵勤求证此事，她表示并不知情，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王佩英的性格也不奇怪。
（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1949年之后，王佩英家庭的生活也像新中国一样蒸蒸日上。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楚和出生入死的考验之后，她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全家团圆，自己工作也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虽然物质生活还是清贫的，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王佩英对生活有很强的满足感，除了工作上尽心尽力，守着一个家她也觉得很幸福。
1955年，王佩英跟随丈夫，带着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由郑州铁路局调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这通常是一个单位安排家属的地方，整个幼儿园都是婆婆妈妈、没有文化的妇女，而只有她一个是党员[1]。按道理对王佩英来说这样的工作是有些委屈，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服从组织安排”。她一去接受的就是最困难的工作，担任哺乳班组长。因为那时候按照共产主义理念，单位的职工都是“公家的人”，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夫妻两人的工资相对过去宽裕了。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50元左右的工资[2]。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即根据张大中的回忆是在到北京的幼儿园工作以后，母亲买了一件毛皮大衣，价格在一百块钱以上。这在那个年代还是个大件消费，所以张大中会记得这么清楚。或许此时，张以成也想慰劳一下跟着自己吃了很多年苦的妻子。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当王佩英和张以成带着孩子们无忧无虑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当年夫妻流落北平落魄光景，也肯定会对生活充满感恩，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1949年之后，生活是安定幸福的。王佩英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虽然大女儿玲玲很小就夭折了，但这时家里已经有了6个孩子。老大运生已是出落得一表人才的大小伙子，其他一顺溜的也在茁壮成长，作为母亲，王佩英非常的自豪。张大中记得，有一次王佩英和老大在里屋聊天，运生以大哥的口吻安排老二、老三、一直排下去，以后都让他们学什么、干什么，好像已经想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样子，王佩英笑得非常开心。
但王佩英的心头还有一个痛处，就是当她想起早逝的头生女儿。那是她和张以成生活最艰难时爱的结晶，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受苦，却一天好日子没有过到就去了。如今看到眼前这些调皮捣蛋的儿子们，用她的话说“一帮秃小子”，她只盼能再有个女儿。
真是天随人愿，到了1956年底，新年即将到来的12月31日，王佩英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终于是一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自己取的，叫可心。她高兴的把孩子抱到单位给同事看，并且一遇到朋友就说，这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这个幸福的女人，当时除了感恩，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的人生已经太圆满了。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王佩英作为党员肯定也接受了指示传达，不过她没有对党提出任何建议[3]。
据说“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把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到后来整右派，称作“阳谋”和“引蛇出洞”。
那个时期的王佩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就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基本上不关心政治。
本节注释：
[1] 据王学联回忆，她56年到幼儿园担任副院长。
[2] 王冠云回忆，她当时是设计院的团总支书记。
[3] 王学联回忆王佩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对领导提意见，这表明她坚定地站在党一边。
（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与此同时，反右之后国内政治上的狂热性也暴露出来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捐出去给单位炼钢铁了。
不知张以成的肝病有没有转化成肝癌，但即使是在现在，肝硬化也是很难治的病。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压力一定非常之大。以入党时组织对她的评价“斗争性不强”来看，王佩英对这种政治运动是有心理距离的。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就象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小单位也开始搞派性，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可以想象，本来有些婆婆妈妈的人，脑子没地方用爱搬弄是非，这是很好理解的办公室政治。但当时的大政治气氛给这种猥琐的文化披上了崇高的外衣，一个小幼儿园也要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自然不会参与这些事情，可她又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独来独往。有同事回忆说，那时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1]。相信当时有一些人一定看她很不顺眼。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落到了王佩英头上，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大概是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当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去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多严重，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的。
这件事说来责任并不在王佩英，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整人的借口，一件小事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就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对这些欲加之罪，王佩英都没有辩解，只是保持沉默。
这些情况，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形式大背景下来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在得天下之前为了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作为纲领和承诺，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感。但当毛泽东的政权逐步稳固的时候，昔日的盟友就又成了要被铲除的对象。而这些昔日的同盟者或已经臣服者并没有行动对于政权的威胁可怕到足以发动社会运动的程度。这时“出身”，就成了动员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意识形态武器。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可以使一部分人永远成为一个社会的贱民，甚至转移社会矛盾和泄愤的对象。在59年之后，即使在一个幼儿园里这样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重，王佩英一个意外的事故，居然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了一起，加以发挥。
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的表现：从一个干部身份，到被安排去当清洁工。此时，以她要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去跟别人诉苦。张以成身体很不好，如果跟他说这些委屈，只怕会增加丈夫的压力。她只有一个人默默承担。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到了1960年就完全住院了。王佩英除了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去陪伴丈夫，每个周末还轮流把几个孩子带去探望父亲。
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肝腹水的症状。王佩英找了能找的关系，求医问药都不见实际的效果，只能暂时缓解张以成的一些痛苦。11月的一天，王佩英在医院陪伴丈夫。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大概凌晨的样子，张大中朦朦胧胧的醒了，感觉母亲坐在他床头哭。第二天全家都知道，父亲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王佩英都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她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一路坎坎坷坷，什么样的危险都经过了，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结果病魔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可想而知对她打击之大。有一段事，记在她的档案里。那是1961年的一天，王佩英到商场向售货员要了10朵白色的绢花。应该是想祭奠爱人，结果她把绢花包起来，没付钱转身就走了。售货员追出后把她送进了派出所，单位派人将她领了回来。显然，王佩英无论如何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到百货商店抢东西。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也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工资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家里毕竟是有7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调换了一处小一些、两居室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很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比起一般的家庭，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相对优越的。不过王佩英因为疼爱孩子，在管理家庭支出方面不太算计。有一次领了补助后，她就去黑市全买了鸡蛋给孩子们吃。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属于铺张浪费或者乱花钱的举动。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对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但在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却已经相当普遍。当时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互联网，报纸上的宣传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其实已经有了分歧。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大将军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这本是一封私下的信件，出于耿耿忠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却龙颜震怒，利用党内的派系力量的矛盾，挑动对彭德怀的批斗。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提出意见，原本是一次纠正党内错误的良好机会，但当时的党内风气已经发展到了唯毛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那时刘少奇等高级干部并没有站在彭德怀一边，甚至说了落井下石的话。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同样不了解。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还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文革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没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张大中还记得，母亲刚买了这尊像后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的崇敬。王冠云回忆说，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孩子们比如大圃曾回忆，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后来被称为“黑修养”的。王佩英有时在家里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本节注释：
[1] 高树琴等幼儿园同事回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