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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丝网外看到各式各样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犯人被押解来劳改队。听两位师傅说，这叫“公安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在跃进，“公安大跃进”就是多抓人。这个本来只能容纳500来犯人的劳改队猛然增加到差不多1500人。正忙着修建监舍，不久就要修带岗楼电网的大墙了。
下午，卜干事和两位师傅都要去参加什么跃进动员会，罚苦工也暂停，阿弥陀佛！
我决心要加强锻炼，准备迎接更艰苦的劳动。我不让自己休息，又刷洗衣裤。还没干完，就被叫回监舍，值班员陪同看守室干部来，督促我们搬进新中队监舍。这里加我们进去共有90多名新入监的犯人，有的判了有的还未判，有四个小组长。意想不到的是，看守室那位干部竟指定我当这个新中队的大组长。
那个看来很不起眼的干部竟是这个劳改队权力不小的看守室主任，姓关，是老公安。他指定我到新中队去负责，有事和值班联系。这值班老头叫何东槐，可以叫他老何。
何东槐奉命召集四个小组长宣布：“根据政府指示，指定许进担任新中队的大组长，今后这里的事情由他负责，各个小组要多和他联系。”那几个小组长“喏喏”连声，唯命是从，乃至尊敬地望着我，仿佛要听候指示的样子。何东槐又把我叫到门外，低声嘱咐：“这里新来的犯人情况很复杂，你要多加注意。咱们（他对我竟很亲近地这样称“咱们”）过去在外面都有过工作经历（他不说“参加过革命”），接受过党的教育，今天就应该靠近政府，按照政府的指示多做工作，不要辜负政府的信任。”我听他口口声声不离政府二字，开始知道这个词在这特定环境里至高无上的含意。我一面点头一面在想，思绪纷繁。老何临走还叮嘱一句：“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我带着满腹心事回到室内，四位小组长笑脸相迎。首先帮我把铺盖什物安排好，在进门炕头第一铺位腾出一块较宽的位置给我（以后了解，这位置通常是“狱头”的）。一个个谦恭而且热情，猜度着这个姓许的有什么来头，进来就当大组长，必然是不同凡响。看他白白净净的，肯定是个大学生，这岂敢怠慢。而我自己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实在感到莫名其妙，好像突然被架上一座领导宝座，真见鬼！自己还有一肚子憋闷呢，谁有心思来当这个什么狗屁的“领导”哟！但是，当了大组长以后，很快感受到权威与荣耀。我说什么，立即有人回应；我提出什么主张，立即受到拥护。这两大间长条形监舍（中间有一通院子门的小空间连结），装着近百名犯人，都要服从我。我指挥：“三组，擦玻璃窗。”“是！”马上就动，把所有窗户擦得明光鍀亮。“二组长，你们去几个人把院子里清扫一下。”“是！”每天新中队还会接到零星的多种派工任务，也都由我分派。在监舍巡视，走向哪个犯人，那犯人必定起立；和谁讲话，对方必定谦恭有礼。犯人们看这大组长面貌清秀，待人接物都和善诚恳，讲话又有识见，有条理，短短几天便都喜欢我了。看守室关主任和几位干事，看到新中队不再乱糟糟，有秩序，环境搞得整洁，不出现问题，当然满意。再加上听到值班犯人汇报，总是夸赞许进，关主任更加脸上多了笑容。
卜干事还来要人抬焦炭。他听说许进当大组长了，扑楞着那对大眼珠子，这回要听候分派人。我对他还是很客气：“一组，跟卜干事去干活。”卜干事踏着那双脏布鞋匆匆走了，不再有那恣意取乐的哈哈笑声。
真奇怪，自己刚从那令人倍感屈辱的看守所小牢房里出来，到劳改队没几天，怎么突然变得拥有这般权力？原来犯人中还有这样的不同。我历来没当过什么官，在部队文工队虽然当过分队长，但只有30多人，还都是干部，又都是同志，基本上不是上下级分明的管与被管的关系。我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服人管，最好是大家共用自由，互相尊重，自觉自爱，团结亲睦，集体生活最好有这样的“共同体”。我觉得在部队文工团队基本上接近于这种理想的“共同体”，那是很值得眷恋的。可是今天这样的集体却根本不可能了，毕丹说得对，这里肯定是坏人多。几天来已见识了不少，是应该特别注意，对这些人还真是非管不可。我暗自庆幸自己被指定当了大组长，若是坏人掌了权，真糟了！看来政府还是有眼光的，讲正气的。自己应该依靠政府，做好工作，区分善恶，维护秩序。
几天来，在这近百名犯人中注意观察，简直发现不了什么较好的，大多都是粗俗野蛮顽劣无知之辈。四个小组长似乎好一点，一个是反革命破坏，在农村烧了合作社的秫秸垛，判了六年。两个是贪污犯，还有一个是流氓犯，详情都不知。这个新中队每天最多的是吵架，来自四面八方各类别层次的人，聚在一起，常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有的狡猾，有的奸刁，有的凶悍，有的傻楞，有的还专门煽风，有的又偏爱惹事；还有的偷，有的骗，五花八门，乱七八槽。
我每天就陷在这些纠纷之中，忙于排解。所幸的是，每当出现“危机”，我一到，总能排解有效。对于恃强怙恶者，我也严厉批评甚至呵斥，但绝大多数是比较温和的。每天晚上看守室干部都要来，先要听我汇报，对于狠恶凶悍不服从者和违犯纪律者，政府干部多予以严加训责，有时还勒令祸首站在监舍中央接受批斗，这都在实际上给我极大的支持，加强了我的权威性。
这天，四组又发生争吵。我早就注意到，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穿一件军背心，绿军裤，留平头，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平时不言不语，这次争吵却发生在他这里，是为了一只搪瓷茶缸。邻铺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指称是小伙子偷了他的茶缸，而这小伙子却奋力夺过去，坚决说这是他的，两人各不相让，几乎要扭打起来。听到这样的嘈杂混乱声，我立即赶去。一问，各说各的理，壮汉理直气壮，一口咬定这小子是小偷，小伙子却就是不撒手。我冷静地观察，问：“这茶缸是谁的？”
小伙说：“我的。”壮汉说：“大家看这狗狼养的，偷了就是他的。”
“小伙说：“你怎么骂人？”壮汉说：“你叫大家说说，你是不是小偷？”
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小偷？”壮汉：“他偷了我的东西。”小伙：“这茶缸是我的。”
我问：“你说是你的，有证据吗？”小伙想不出怎样说，壮汉立即起哄：“你说呀，咋不说了呢？”我转问壮汉：“你说这茶缸是你的吗？”壮汉：“当然啦！”
“怎么能证明是你的呢？”壮汉瞪大两只眼：“这，这，这不，我在用着哩。大伙都看见吧？”
我问：“谁能证明？”一个眨着小眼睛的人说：“报告大组长，我见他使用的。”
‘你能证明这是他的吗？”那一对小眼睛快速地眨着，正对着瞪眼的大汉，说道：“是，是他的。”
我大声问：“还有谁能证明？”无人作答。再问：“有没有人证明不是他的？”
又无人作答。我于是判决，对小伙说：“把茶缸还给他。”说完就走了。刚走没几步，就听见“咣铛”一声，那小伙把茶缸使劲往炕上一摔，大步向门口走去，身后传来一片哄笑声。？
我赶紧追到门边问：“怎么回事？”只见那小伙气得噘嘴，什么也不说，眼眶里却噙着泪水。我突然发现了真诚，就叫他坐在自己炕头上，问：“你怎么啦？”不语。
“坐下，跟我谈谈好吗？”不答。
我细细注视，才看清这小伙真的长得挺不错。眼睛黑白分明，整齐的眉毛，翕动的鼻翼，特别是鲜红的双唇，厚厚的，紧闭着。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还是不答。
“多大岁数了？”小伙子眼望别处，泪水没有了，脖颈却倔强地扭着。我看他那背心上还隐隐印有已洗得很淡的部队代号，露出健壮的双臂和结实的胸脯，就问：“你是当兵的吗？”小伙子点了点头。
“那怎么会是小偷呢？”摇头。
“你不是小偷？”点头。
“我叫许进，你愿意跟我说说话吗？”小伙子把目光转过来，闪动了一下，却又低下了头。
“我刚才说的话不对吗？”小伙迟疑一下，说：“不对。”我等他，他又不说了。
“你只管说呀！”
“那茶缸明明是我的，你为啥叫我给他？”
“他也说是他的，还有人证明呀！”
“他们那几个人都是一伙的，老欺负人！”
“哦，……你是说，他们故意强拿你的东西，还反赖你偷，是不是？”
小伙点头：“那茶缸是我从部队带来的，他们还要拿我的鞋、毛巾，我不愿睡在那儿。”
无需证明，我立即回到四组，叫四组长从壮汉手里取回茶缸，叫那小伙子搬铺盖，搬到我铺位旁边。这一下，五大三粗的壮汉傻了眼，那眨着小眼睛的家伙惊愕地张着嘴，还有几个都面面相觑，知道大事不好。果然，晚上政府干部到来，把壮汉和眨眼睛两个叫出来好顿训斥。政府干部说这伙坏家伙进了监狱还想耍恶霸作风，绝不允许，若不决心改悔，改恶从善，今后要严加惩处。此后这几个人老实了许多，在我面前都低眉哈腰，满脸陪笑。
新中队的人经常流动，各个车间常来要人，大多是各车间犯人值班和大组长奉车间干部之命来实地察看挑选，像物色商品一样（这使我联想到解放前看过的外国影片中买卖黑奴的镜头），每次来都要先和我联系，大家都知道新中队有这么一位“大学生”的大组长。我给介绍转出去一些人。“茶缸事件”后，那壮汉等几个人先给分到不同的车间去了，剩下那个眨眼睛的隔两天也给弄走了，新中队又安宁了几天。当兵的小伙子现在高兴了，干什么事情都勤快。我和他铺挨铺，他的行囊打成一个大军用背包，足有七、八十斤。而且很干净，每天还爱看报纸，有一定文化。几天相处，两人渐熟。小伙子了解到我以前也是部队的，增多了信任感，便主动讲述了自己的一切，我于是知道了一段不一般的故事。
他叫吴立平，安徽颖上人，19岁，初中毕业后，从农村出来当兵。入伍不久就被首长看中，先到警卫连，后给团参谋长当了警卫员。随着部队施工任务的变迁，他们来到一座小城市，参谋长全家就住进一栋老式地主家房子，吴立平是贴身警卫员，也住在他家。这地主宅院是向阳三间大瓦房，中间是堂屋，也就是客厅，参谋长夫妇和女儿小玲各住左右两间厢房。前面一个花园，再前面一个厅廊，往外走是一个小天井，有一口井，前面就是有门楼的大门。前厅廊旁有间小房，原先是堆放杂物的，现在是吴立平的住房。进出的人都要经过这厅廊，小吴住这里正好执行警卫任务。参谋长的爱人对吴立平很好，她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日久天长，吴立平如同他们家成员一样。每天照顾参谋长，还要做家庭杂事，从打饭打菜（他们不起伙，都是到部队伙房去买现成的）、挑水浇花，到清扫卫生、洗衣服，样样都干。人干净，勤快，不言不语，很得参谋长夫妇欢心。他们的独生女小玲比吴立平小两岁，是个十分好动不安分的姑娘，在读初中。每天爱说爱唱，蹦蹦跳跳，毫无顾忌。她想要什么，硬拉着吴立平去买，逼着她妈拿钱。吴立平只是笑笑，总是顺从地照办。
去年热天，参谋长到离城90多里的施工一线去指挥，不能回来。小玲放了暑假，事情更多。那位参谋长夫人从不避讳地总是召小吴到后面去做事（参谋长在家时，吴立平基本上不到后面卧室去），生活上的琐事麻烦得很，连打洗澡水，也叫小吴。夫人和小玲洗完澡，端大澡盆倒洗澡水也叫小吴。吴立平在农村长大，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和女人接近，每当看到这两个女人穿得很少，他总脸红，不敢正视。特别是小玲，那娇嫩的白腿，那正在耸起丰满的乳房（她在小吴面前又总不遮掩），吴立平每次见到都心跳不止，内心一种痒痒的感觉，十分不安。他总是极力避开，低着头，红着脸，做完事赶紧走。
这年夏天特别热，小房里没法睡。小吴就把行军床支到厅廊里，有过堂风，晚上罩上蚊帐，睡得舒服。这天中午像往常一样，等参谋长爱人睡了以后，他按惯例睡午觉。白天不用蚊帐，他赤膊着，只系一条短裤衩，呼呼大睡。
小玲从外面疯玩回来，看见小吴这样四仰八叉地熟睡，觉得好笑。她走近看看，发现这小伙子皮肤洗得很洁净，肌肉骨胳都显出力量，那双洗得雪白的赤脚竟那么好看。她顽皮地蹑手蹑脚走近蹲下，试探着轻轻去抚摸那脚趾、脚心，他那里还是鼾声阵阵。突然，她从裤衩缝里看见了那个，膨胀得老大，硬挺起老高，姑娘的心“蹦蹦”地急速跳起来，她终于忍不住轻手轻脚去解开了那裤带，亲眼第一次惊奇地见到了那从毛茸茸中挺立的男儿的骄傲。她实在无法控制自己，想要去触摸它。正当她颤抖的手伸去时，小吴惊醒猛然坐起，姑娘飞快跑走了。小吴急忙站起来踏上木板拖鞋，裤衩几乎掉下来，他赶紧系好，坐下定定神，极力回想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吓出了一身汗。他怨自己不该睡得这样死。这个小玲，太不像话了！要是让参谋长知道了还得了吗！下午、晚上，第二天上午，他更加避开小玲，却只见她若无其事，自然得很。
晚上，吴立平把行军床放进小房，躺在蚊帐里，想着中午的事。她要干什么呢？拿自己取笑？取乐？是好意还是坏意？他以前听过男女之间的事，都是男人玩女人，强奸妇女，欺负女人，却从来不知道女人也需要男人。他17岁到部队，严格的军事生活也并不能抑制他生理上的发育成熟和本能的欲念，可是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使他排除了这些杂念，内心纯净得无一丝邪意。即使当了警卫员，一直到接触了家庭生活，经常接近女人，自己的坚强意志仍能抵制各种诱惑。可是，今天的事情太突然了……这究意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已经很晚了，天很黑。吴立平忽然听到一点轻微的声音，他睁大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听，是悄悄的脚步声。他偷偷钻出蚊帐下床，听见忙乱的细碎跑步声。他踏上木板拖鞋迅速开门循声追去，一个人影已隐约从花园跑去房里了。他等了一阵，没有动静。再上床，闭上眼，就是小玲那白嫩的大腿，那诱人的高耸的乳房……他立即严厉斥责了自己，邪念顷刻消失，他安稳地睡了。
第二天午饭后，他照例仍在花厅午睡。从昨下午到今上午，看小玲一本正经的样子，他想不再会有事了，又是四仰八叉全身放松地呼呼大睡。朦胧中他觉得裤带又被解开了，他醒来，却眯细眼装做仍在熟睡。小玲真的又来了，这回更大胆，解开他的裤衩，伸手去拨弄那并未勃起的东西，只几下，立刻膨胀翘起老高，挺得笔直，那细嫩柔软的手将它握住轻轻搓动。小吴从眯缝的眼中见小玲解开了上衣，露出雪白的胸乳，俯身将乳房贴上他那鼓胀挺翘的物件，热烈地揉动。哎呀，不得了，小吴感到要控制不住，快要射出来了。他急忙猛一缩腰翻过身去，装做才惊醒的样子。只见小玲满脸羞红，却并不跑开，慢慢系上衣的钮扣，眼睛也不望他，只轻声说一句“晚上不要插门”，就从容地走了。
吴立平楞楞地坐着，他想不通，心情开始烦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听从呢还是拒绝？想来想去都不好办，只有怨恨自己。赶快离开这里，等参谋长回来马上打报告。……可是，刚才，是不是听错了？“晚上不要插门”，真是这样说的吗?是不是她晚上要来？呵，晚上……如果她真愿意给我，我们俩就结婚，行吗？……不行不行，这事不问妈妈怎么行！还有姐姐，她们都等着我回家呢（吴立平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再说，部队纪律不允许，参谋长也绝对不会同意的。算了算了，今后自己严格防备，不再睡这厅廊了，进小屋去，插上门闩，不给她机会，让她断了这念头。
晚饭后，参谋长爱人洗完澡，叫小吴捶捶背，她在院子里躺椅上乘凉，小吴只得陪她，帮她打扇，赶蚊子。小玲洗完澡，说同学约了看电影，要晚点回来，她哼着歌曲蹦蹦跳跳地走了。小吴服侍参谋长夫人进屋歇息后，才上井台打水冲凉，洗干净后进小房睡觉。－－“今晚不要插门”，她真的会来吗？吴立平熄掉电灯，真的不闩门就进了蚊帐。一躺，觉得不对劲，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又起来把门闩插上了。刚转身要上床，有人推门，她果真来了。吴立平浑身紧张，不敢开灯，心突突地激烈跳动，他默默用身子将门更紧地顶上。那女孩却在使劲地推，小吴喘起气来，小心翼翼地轻声说：“小玲，别这样……”小玲却用全身力气使劲撞了一下门说：“不是跟你说好了吗？你要不开，我要叫了。”吴立平急忙开了门。小玲在暗中见这个全身赤裸只系一个小短裤衩的男孩，青春期的冲动使她不顾一切地一把将他紧紧抱住，脸孔深深埋进他的胸窝，接着是一阵热烈的狂吻，胸、颈、肩、脸。小吴被那少女的乳房溶化了，只隔一层薄纱的外衣，紧贴着他的肉体，热血在全身涌动，冲进他的大脑，他一把将姑娘抱上了床……。
不知过了多久，当姑娘回去以后，吴立平为这第一次的体验又兴奋，又害怕。第二天，他更不敢面对这姑娘。虽然是她百分之百的主动，但小吴还是责备自己玷污了她处女的贞洁，有愧于心，并下决心再也不犯错误了。相反，他看见小玲还和平素一佯，且更加娇艳有光采，对小吴靠近得更不避讳，连在她母亲面前也是这样。吴立平则益加脸红，处处谨小慎微，规规矩矩，连笑也不敢了。到晚上，她又来了。一进门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主动脱得精光，把小吴的小裤衩也剥掉，急乎乎上了床。洗完澡后留在肌肤上香皂的香气使小吴几乎心醉，胸脯与那柔嫩的乳房紧贴更令他销魂。这样一连三个夜晚，吴立平感到自己已深深地陷了进去，拔不出来了。这以后，只要小玲需要，晚上就到小吴床上来，连参谋长回来以后也是这样，而参谋长夫妇竟一点也没发觉。
事情终于败露了。开学后不久，小玲就呕吐，生病了，不能上学。初冬，凸起的肚皮终于无法掩饰，她怀孕了。她母亲第一个知道是吴立平，这是个好孩子，甘脆就让他们结婚算了。参谋长听说后却火冒三丈，立即亲自将吴立平捆绑起来，用皮带抽打痛骂非要他承认是“强奸”。是小玲哭着喊着，用自己的身躯护卫着，并跪地向父亲求情，一再恳求：“不怪他，是我自己造成的。”参谋长仍不肯饶恕，小吴被送进了军法处。在审讯中，姑娘坚决不承认是被强奸，极力帮小吴开脱，最后判了四年，在军法处前后半年多，转送劳改队来服刑改造。
我听了他的叙述，感到这场青春的灾难把一个原本清纯的好孩子毁了，不得不滚落到监狱这个坏人坑里来，命运又奈何！
“她肚里那个孩子呢？”我问。
“当时已经大了，不能打胎，估计已经生下来了”。
“那孩子会认你这个爸爸吗？”
“她说过要等我，说我出去后就和我结婚。”
“你相信吗？”
他摇摇头：“谁知道呢！她不可能等四年，也许以后永远见不到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黯然神伤从眉际掠过，但迅即明朗了：“随他去吧，出监我就回家。”
我想，这孩子仍未失纯真，还是可爱的。他是一个不善于保护自己而容易受欺侮的孩子，尤其在监狱这种环境。我自愿担当他的保护人，至少在目前，短时期也好。我反复想，像吴立平这样的情况究竟应不应该算犯罪呢？那时还没有刑法、民法，我什么法律也不知道，有什么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款，什么情况触犯第几条第几款，好像全是模糊不清的。
以后，当车间来要人的时候，我就为吴立平物色好的机会。终于，好机会来了。劳改队医务所来挑选护士－－这劳改队医务所不小，里面的医生护士也都是犯人，今天来挑人的就是两个犯人医生，也穿白大褂。他们说，当护士的要年轻、有文化、干净、伶俐、勤快。我介绍吴立平，一看就合适，小吴高兴地去到了理想的所在。临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忘不了你。”
在后来的监狱岁月里，我多次见到这小伙子。面色红润，养得很好。整齐的眉毛，端正的鼻梁，丰厚而鲜红的嘴唇，健壮的躯干，洋溢着青春活力。穿上雪白的大褂显得更加干净了。他学会了打针，消毒器械，包扎绷带，看处方配药，还每天看书学习。每次见到我，他总是热情地走到面前，闪动那黑白分明的眼眸，不用言语也充分表露了兄弟般的亲热情意。
我完全没有想到，在监狱里会遇到吴立平这样一个人。监狱，这个多么令人生畏的场所，原来内容并不单一，也像世间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复杂的，而且是特别的复杂。这里面像吴立平这样的人肯定是个别的，但这样的案子究竟是冤还是不冤呢？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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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自己也被一车间刘主任亲自领去一车间，去的第一晚就参加车间“积委会”会议。刘主任当场宣布：“车间积委会增加一个许进，你们开个会分分工，要加强积委会工作。”刘主任是车间最高的政府干部，具有至高权威。我第一次听到“积委会”这个名词，以后才知道是“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积委会在犯人中几乎相当于自治机构，权力可真不小。凡是犯人的事，从生产到生活，无所不管。犯人有问题找政府，回答往往是：“找积委会。”积委会成员也就是犯人中地位最高的，比所有的组长都高。
第二天一早，犯人出操，我没有去。二工段高干事（我分在二工段）早早就来到监舍，问了我一些情况：几时参的军，在部队干什么，在北厂干什么，结婚没有，家在哪里，本地有没有亲属等等。我看这高干事很年轻，矮个，说话细嗓门，圆圆的脸，总严肃不起来。看样子像个学生，是二工段的管教干部，犯人叫他高干事，干部们却都叫他“小高”（他叫高胜环）。我生活在这里，正归他管。二工段监舍进门的炕头位置腾出来给我，这意味着我又当了大组长。
高干事告诉我，当车间宣传员，直接到宣传组去干活。他连一句要“认罪服法接受改造”这样的话都没有讲，只说“要好好干”就走了。走路还有点要蹦蹦跳跳的样子，并且手里总是捏着一根钥匙链，边走边甩动着。
犯人中有宣传员这个职位，我以后才逐渐了解。这是一个犯人中唯一的全脱产的职位（保管员还半脱产），比其他积委会委员还高一筹，其特殊地位可以想见。
各工段犯人都列队集合出工。我注意到，还有一些犯人没起床，原来有夜班，而且班次交叉，有的半夜两点收工回监舍，有的五点才回来，还有的等大队去交接班后才收工，生产挺紧张。全车间集合完毕，整队到看守室报告人数（回来也报告，必须人数相等），然后走出大院。宣传员不用站队，只跟在后面走就是了，我第一天到宣传组去。
这个宣传组是一间简易房，里面原先有一个犯人，他蹲在地下用扁笔在调胶粉颜料。地下摊着胶罐，各种颜料的粗瓷碗，一张木板搭成的大案子上杂乱地堆放着报纸、白纸、彩色纸、一包一包的色粉，各种各样画笔、毛笔、还有粉笔等等。那时还没有瓶装颜料，一般都买色粉，自己熬胶调制。蹲着的犯人斜眼瞟了一下新来的我，头也不抬地继续干活，向裱糊的纸牌上书写鼓动标语。过一阵子，他叼着烟卷，打量一下站着发楞的我说：“你能干这活吗？”说完也不等回话，径自继续他的工作。我不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话，只默默地看。见他不用铅笔打草稿，也不画格子，拿起笔就写艺术字体，一边写一边目测，写的字体多样整齐，色彩搭配也不错。他显然很得意自己这一手，一边自我欣赏，一边满面含笑地将扁笔递给我，不无挑衅地说：“怎么样？来两下。”“我不会。”他笑笑说：“咱也不会，学着干呗！”他歪着头，继续欣赏着自己的杰作，不时用不同的颜色笔作些修正。叼在嘴上的烟卷薰得他皱起鼻子，却仍让它薰着，仿佛就要这样闻着过瘾的样子。
我仔细看这个人，较高的身材，很瘦，脸上薄得几乎没有肉，但脸色不错。嘴唇上翘，鼻梁骨把脸皮绷得挺紧，好像不便松弛。两只小眼睛十分灵活地转动，显得机灵、聪明，而且有神。这身蓝囚服也许是挑选的，穿得很合身。脚下的解放鞋也很新而干净，只是那顶有鸭舌的瓜皮囚帽却没好好戴，松松地歪戴在一头卷曲的黑发上，似乎显得有几分艺术家的浪漫。
墙角堆放着一些用小木方钉成的空框架，上面糊上几层旧报纸，阴干后硬挺，再涂上胶粉色或贴上色纸，在其上写画，这就是活动宣传牌。我从桌上写的两张条子上知道这人叫王泽明。他继续一笔一划地在宣传牌上涂画着，目不斜视，冷冷地问：“你原先干吗的？”“在北厂。”“在北厂干吗？”我见他那轻蔑的神气，也冷冷地回答：“工人。”
“我看不像。”“那你看像啥就是啥。”默然了。
“为啥事？”（就是犯什么罪的意思）
“你看呢？”王泽明放下笔，扔掉了烟头，坐下认真端量起来：“哼，不为女人就为钱，咱俩差不多。”接着又点燃一支烟。
我看这人自作聪明，未免讨厌，尤其对辱及个人品德反感，立即说：“不对，我还没结婚呢！”“瞅你这小白脸的样子，八成就是为生活作风问题进来的。”
“不对，我没那些事。”
“那为什么？判几年？”
“还没判。”
“啊——？那怎么上宣传组来了？”
“我也不知道。”两人从不愉快开始，一起工作了。
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将改造和生产中有好表现的犯人事迹写成稿表扬鼓励，受表扬是犯人的一大荣耀。表扬次数多了，就为当上劳改积极分子创造了条件，然后就可能减刑甚至假释，这是犯人最高的奋斗目标。因此宣传组在犯人中享有极高威信，宣传员特别受犯人尊敬。
我在管生产的朱干事带领下到车间各工段去熟悉情况。这是铸造车间，我很快就看懂了从木模、做砂型、打芯、吊芯到大炉熔铁水、浇铸的全部工艺过程。几天后，王泽明惊讶地发现，这个“小白脸”竟然也会拿扁笔写大大小小的艺术字，会调配颜色，而且不用稿子可直接在板上写表扬鼓动稿。后来从侧面听说原来是北厂厂长的秘书，再也不敢轻视，反而逐渐亲热了。宣传鼓动深入到生产现场。车间弄来一套锣鼓，临时找三个犯人敲敲打打，举着那色彩艳丽的宣传牌，送到表场物件所在的作业现场，宣传员拿着喊话筒将表扬稿朗读一遍，再加几句鼓励的话。我还擅长编快板顺口溜，在喊话中更为出色，配上这五颜六色漂亮的宣传牌，常常给在劳动中流汗苦干的犯人一阵极大的鼓舞。
随同跃进高潮的不断发展，宣传鼓动到现场喊话越频繁。一天到晚热闹不息，真是红红火火，十分兴旺。按照监规纪律，犯人之间是不许私人接触的，不许乱串监舍，基本上只能在本工段本小组的小范围内活动，各车间之间更是不可能乱串的。可是宣传组却不同，各车间宣传员基本上都相互认识，到宣传组联系事情是公开的不受限制的，尤其是全监检查犯人卫生与安全时，又总是各个宣传组的成员打头，可以借机到各个车间各个监舍去走动，这都是其他犯人不可能有的特权。
大跃进热潮红火的同时，对于那些表现落后的犯人要促进。宣传组给画讽刺漫画（尽量丑化），编几句夸张挖苦的词句，送到操作现场去，还带回监舍去展览，“促”得他们羞愧难当。这还不算，同组和同工段的犯人们还要来“帮助”。有的就在现场团团围住追查，“找原因”——为什么完不成任务？为什么出废品？什么动机？对大跃进什么态度？……收工回监舍，更常常进行“坚决的斗争”，都是政府干部不在场的时候，犯人群众“自发”地对落后分子、反改造分子展开围斗。被斗者站在人群中被连珠炮似的质问弄得张口结舌，再被推来搡去。发展到严重就“悠”——这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将被斗者掀倒，四个人扯住手脚四肢悠荡，接下来还有一“墩”，就是甩动四肢将人高高抬起，再像打夯似地往地下一“墩”，被斗者嚎啕痛哭求饶保证改正为止。
这天回到监舍，就看见在“悠”人。一群人围着嚷嚷，被“悠”者正在哀告求饶，声颇凄厉。我近前查问，见那犯人已经有40多岁，身体瘦弱，面容憔悴，一双无神的眼乞怜地望着。我叫大伙先放了他，让他站起来回话。问他为什么出废品，知不知道危害性，承不承认错误，最后决定，叫他写一份检查交宣传组，看他的态度再发落，批斗就停止了。我以后发现这是制止这类举动的可行的好方法，可以减少被斗犯人的痛苦。而写检讨，多半是由我代笔，再由检讨人自己抄了交政府，完事大吉。这种名正言顺的方法对于被斗的犯人无异于大救星。当然不是对所有被斗者均如此，我是有选择的。选择标准，是帮助那些我认为比较老实、不奸狡而易受欺负，同时具体情节又不很严重者。而这种方式又是符合政府要求的，无人可指摘是袒护落后。因而每次帮助都能有效，犯人们也拥护我的做法。当然，谁也不知道我还是个“未决犯”。
我逐渐深切感到，监狱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坏，不像电影里看到过的那种戴枷锁，囚暗室，铁窗镣铐、蓬首垢面那样可怕。党的劳改政策是伟大的。共产党不可能变成反动政权，人民的监狱因此也不会和旧社会的监狱一样。这里是将犯罪者改造成新人。不过，这里也确有很多的黑暗，管教人员中也有败类，虐待凌辱犯人的事也有。尤其犯人之间强凌弱、众暴寡之类的现象更经常发生和存在。当然，政府最终会制止纠正。至于由于法律不完善而使有的无辜者蒙冤入狱，这是另外的问题。
国庆日日益临近。到处都是标语，如“大干快干加油干，国庆日把礼献”等。生产更加红火的同时，监舍里对反改造分子的批斗会也几乎天天有。这天我刚进到监舍院里，值班犯人就叫我赶快进去，说小何正挨斗呢。他说小何平时表现不坏，没见犯过什么毛病。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听值班员这么一说就进去看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犯人耷拉着脑袋站在中间，围着一些人正在吼叫，你推他搡地将这犯人弄得晕头转向，还有人去扯耳朵，打嘴巴。我进入人群圈子，打斗暂停了。我看这人，又脏又黑，稀疏眉毛，塌鼻梁，还拖着鼻涕，黑人般的厚嘴唇，尖下颏，一副寒酸相。我问：“你多大了？”“18.”“为什么不好好干活？”“……”“怎么完不成任务？”“……”
小组长说话了：“干托胚匣（一种小型制砂型工具）鱼尾板，别人干33个，他才干25个。”其他人跟着嚷嚷：“消极磨泡！”
我问：“定额多少？”组长答：“20个。”
我看看那低头不语的小犯人说：“你虽然完成了定额，但你比别人干得少，应该赶上，力争上游，对不对？”“是。”
“你向小组提个保证，今后要好好干。”我走出人群，把大组长叫到一边说：“他既然完成了定额，就不要过分，更不要动手打人，政府也没让这么干。”
大组长说对，小组长却过来说：“这小子是地主崽子，就是反革命破坏进来的。你别看他现在装熊，可反动哩！”我再一了解，原来他家成份是地主，1948年打土豪时被斗，全家几乎都死了。他爷爷、父亲都被斗争打死，母亲上了吊，姐姐跳了河。最后只剩他一个，让姥娘家带养了。去年热天上镇赶集，回来路上遇雨，跑到铁路看道岔的小屋躲雨。也许是出于好奇心，去试试扳动道岔，就被认定是反革命破坏，是怀有阶级仇恨的反动报复，判刑十年入监。算算土改那年，他才八岁。我想：这还能说什么呢？便悄悄走开了。
国庆日前监舍大搞卫生，地面、墙壁、窗户、炕铺都要反复清扫擦拭，每个犯人的铺盖要叠放得一般大、一般高、四正四方、有楞有角、摆放一条线，积委会委员们每天督促，反复核查一直到达标合格为止。另一重大活动是“查号”，查有无违禁品（刀、剪、金属制品、利器等），有无反动书刊、反动标语、迷信品、淫秽物品、密码代号、联络工具及一切可疑物品，这都是不事先通知的突击式检查。普通的是利用犯人上班劳动，监舍无人的时机，犯人中的积委会委员奉政府之命，迅速搜查一个小范围——某工段某个小组。翻开被褥包袋所有物品仔细搜查，包括笔记本、信件、照片等都一一审查，发现可疑即拿交政府。这种普通的搜查通常事后恢复原样，不引人注意，甚至使被查者不发觉。另一种搜查则是明的，由政府干部大面积翻查。等犯人们收工回来看到监舍翻得乱七八糟，就都明白了，只能默默地去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整理好拉倒。
监狱犯人对政府的一切决定都必须拥护，一切规定都必须服从，并且都是无条件的，搜查当然也是如此，不许也不会发生反抗。犯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像一团柔软可塑的泥巴，可以任意搓揉掐捏成所需要的形状。绝对不允许犯人有任何秘密，犯人没有任何权利，包括保护自己的权利。
但劳改队还有另外的一面，监狱在剥夺你一切自由强迫改造的同时，也给你维持健康水准的生活保障，给你学习机会，鼓励学技术，培养你掌握生产技能。也给你相当范围的活动空间，让你唱歌、打球、开展文娱活动，叫你愉快改造。只要丢掉旧我，溶入新环境，你渐渐就习惯各种限制束缚而接受，又能在有限范围的空间里充分利用，达到愉快改造了，你就会成为“乖孩子”，就成了好犯人了。
国庆日前只剩几天了，积委会忙得要命。卫生检查，统计公布打老鼠、捕麻雀的数字——完成除四害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可含糊。还要参加突击在监舍小范围搜查（这种搜查几乎月月有，节日前更必有。大查不出半年总有一次）。有一天，我奉命搜查三工段小型二组，带领三工段两名积极的组长在监舍无人的情况下开始行动。其实每个犯人的“私有财产”都很有限，没有箱笼柜盖，只不过几只布包袱。我实在无心去发现什么隐秘，基本上是由两个犯人组长动手，我只察看指点，掌握决定权。包袱里的东西果真是花样不少，有的犯人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监规纪律全抄上。有的犯人还有小圆镜，这算奢侈品了，但并非违禁品。又检查到一个铺位，打开包袱，一个小笔记本上规规矩矩写着自己的名字——何自顺。我立刻想起那个厚嘴唇、拖着鼻涕被围斗的小个子犯人，是的，他叫何自顺。这个崭新的笔记本上第一页一笔一划写着他自己某年某月某日生，家住什么县、乡、屯；父名某某，生辰年月日；母名某某，生辰年月日；还有祖父、姐姐各生辰。除此之外，小笔记本全是空页。字是用铅笔写的，这半支铅笔也在包袱内。翻翻这笔记本，里面还夹有两张泛黄的旧照片：一张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旧证件照片，从一个什么证上揭下来的；另一张是几个人合照，男女老少都有，也许是一张家庭照。我猜测这张可能是何自顺的父亲；那一张可能是他全家人的合影。我立即想到其全家在土改中被斗死亡的事。将这笔记本和照片与他的“反动家庭”联系起来，很可能成为他幻想变天复辟、企图翻把倒算阶级复仇的罪证。我一面想，一面却对那两个犯人组长不经意地说：“这没什么，给他放回原处。这又不是违禁品，拿走没有用。”那两人也无异议，事情就悄然过去了。
监狱还按月给犯人发“假定工资”，劳动超额有奖金，还有品质奖、节约奖、技术革新奖等，干得突出的犯人一个月可拿到10元以上的奖金，这个数目可相当不小。有技术的犯人有每月10元以上不等的技术津贴，所以犯人普遍都有些钱。当然都必须换成监币，积委会有专人保管，给每人一个小存折。有的犯人将钱点滴积累起来，一个季度居然可以给家里好几十元作生活费用，在家属来接见的时候交钱，政府鼓励这样做。这都体现劳改政策的“德政”。
中秋节这天，不仅吃肉、细粮，还有一人两块月饼和两个煮熟的鸡蛋，政府对犯人真是太好了。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过礼拜天了。每天劳动12－16小时，大跃进嘛，当然应该鼓足干劲，但人毕竟太疲劳了。中秋节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政府决定中秋节这天只干半天劳动，放假半天，让犯人们搞个人卫生，洗洗涮涮，这是大快人心的事。
节前还让全体犯人都理一次发。各车间都有专职的犯人理发员，犯人们按小组顺序依次去理发、刮脸，让每个人都修饰一新，一个个显得健康、有朝气，没有倒楣的样子，绝不像旧时的囚犯。
国庆日，全监放假一天，但犯人们却并不闲着。上午开大会，下午有文艺演出，晚上看电影，活动内容很丰富。中午晚上都吃肉，两菜一汤，大米干饭白面馒头，大改善，犯人个个欢喜。
上午开“跃进誓师动员会”，全监各车间犯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会场，按指定位置席地而坐，构成一块块齐整的方阵。各车间都敲打着锣鼓，有的还有唢呐，高亢嘹亮。车间宣传员还指挥犯人齐声高歌，互相比赛似的，一首接一首，以表现改造的昂扬情绪；所唱的歌都是社会上广泛传唱的。如《歌唱二郎山》，很长的歌词，犯人居然都能记住。还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当然，唱得最红火的还是那首最著名的《歌唱祖国》，这是统一指定必须唱的歌曲，每个车间的犯人都唱一遍，的确是歌声嘹亮。
大会形式和社会上完全一样，主席台上也是领袖像、红旗、鲜花。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奏国歌。
监狱长发表长篇讲话，传达了毛主席“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讲全国大跃进的振奋人心的丰硕成果和伟大意义。劳改队犯人发挥了冲天干劲，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成绩，犯人们亲手制造成功了第一台真正的四轮拖拉机，这台漆成红色的25马力拖拉机这时开进了会场，一时鼓乐齐鸣，全场欢腾。这台拖拉机的柴油机包括汽缸、曲轴、活塞、离合器等全部是犯人制造的，车身壳体没有大冲床更没有水压机，竟将薄钢板固定在胎模上，由众多犯人同时用木槌连续敲制，反复校正、整形、抛光，最后没有喷漆用刷漆，终于制造成功（劳改队以后有了现代化的喷漆设备和各种配套的机床。包括大吨位冲压机械），外表上基本看不出人工敲制的痕迹。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最有代表性地证明了大跃进的伟大，证明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真理。监狱长激动的宣布：上级已批准劳改队对外正式改名为新生拖拉机厂，全场又爆发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是誓师比武开始，犯人代表发言。
我奉命代表一车间做了一个声情并茂、文采焕然的发言，压倒了所有的发言，一时成为全劳改队最著名的犯人，而那时我还没宣判。
犯人誓师比武完毕，接下来是法院宣读对某某等30余名犯人减刑、假释的裁定。
下午举行文艺会演，犯人都要去观看。积委会到各工段监舍去催赶，不许不去。国庆日应该高高兴兴的，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抵触？不参加集体活动，你想干什么？……不用说，都得去，而且要高高兴兴的。这时，我到四工段，发现南铺楼上中间有一个人躺着，这是筛砂组的老于头。他们组长说，老于头病了好几天了，我便不去叫他，让他睡。孙礼全这位“积委会”副主委来了，不听劝止，竟爬上楼去推那重病号。组长说：“真的发烧，晌午饭都没吃。”今天中午伙食大改善，这样一顿难得的好饭菜都不吃，证明这犯人确实病了。后来，把政府干部找来，医务所的人也来查看，这时，他已经死了。立即组织人抬去后山上埋掉，政府通知家属参加处理。
期望结束“未决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0月10日，法院宣判，这是我生命史上重要的一天。这天早餐后，我就奉命去法院开庭，叫换衣服，穿自己平时穿的便服，不穿囚服。小黄也来了，一个看守员推着自行车押解。按规定，犯人上街要戴手铐，照顾我们俩，合戴一付铐子，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并排走，手铐在衣袖里，看不出来，叮嘱我俩要自觉遵守纪律，不要找麻烦。我们都不愿噜苏，伸手让他铐好就上路了。看守员隔一段距离，骑着自行车在后面慢慢跟着，两个年轻人都是第一次尝到了手铐的滋味。
我与小黄并肩而行，从来没有隔得这么近，一副手铐紧相连，谁也不能挣扯，否则原本很松的铐子就会越扯越紧。两只相铐的手必须同时甩动，配合得很默契。我转过脸看看小黄，仍然是镜片后傲视一切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依然撇着，并且仍然甩动覆在额上的软发。
我真诚地轻声说：“你好吗？”
小黄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有什么好不好！”再也无话可说了。后来我想到，他可能对我在监狱表现积极不满……
我们很自然地走着，并不紧张，甚至毫不在意，去法院只是必然，不过履行手续而已。
一到法院，看守员就解开手铐，叫我们自己进去，他先走了，说等会来接。
县法院是征用的一栋民房，进大门就看见雕梁画栋，有大花园、养鱼池、假山、花坛，显然是官僚地主的宅院。房廊里面是镶有彩色玻璃和雕花的古典式木门，几间很大的房间，可能是办公室。但都没有挂牌，看不出是第×法庭呢，还是院长室、书记员室等等之类。最奇怪的是所有办公室里都空无一人，而办公桌上却赫然放着不少翻开的案卷，有的桌上还有印刷的档、起草的公文等等，笔墨纸印俱全，就是没有人。
我和小黄走近一间问问：有人吗？无人应。再走几间也都这样，二人不禁对视，哑然失笑。我说：“咱们坐下等等吧。”
等了一会，我们决定沿树林小路进去找找看。拐过两个弯，前面是一个大空旷的场所，围着一群人，正在七手八脚地垒砖块填土围筑什么。我二人走近一看，听大家边干边议论，才知道这是在敢想敢干地建造一座土高炉，也要大炼钢铁。有的说咱们老是等不行，七嘴八舌边说边干，忽然发现我们二人，便问：“你们谁会搞这小高炉？”一个戴玳瑁眼镜的中年人说：“哟，肯定是内行，请你们看看这炉子对不对？”还有一个秃顶的老头也说：“来，来，帮忙看看。”一个女干部嚷着：“让开，请这两位同志给参谋参谋。”
我和小黄尴尬地对视着，不知如何说好。
我迟疑地说：“我们不懂这个。”流利的口才一点也没有了。
那秃顶老头说：“啊？你们不是向阳公社来的吗？”
我说：“我们是从劳改队来听开庭的。”
那戴眼镜的说：“你是……？”“许进。”
全都不作声了。秃顶睁大眼睛瞪着大家，想想不说了，他叫眼镜和一位年纪大的女干部去开庭，他指挥其他人继续苦干。
我和小黄跟眼镜和女干部到办公室，等他们洗净手，那女干部拿起桌上印好的材料问：
“谁叫许进？”“我。”
“那么你是黄晋善了？”“没错。”
眼镜说：“今天给你们开庭宣判，简单一点。”他仍没入座，还在擦衣服上的泥污，走近书案看印的文件。女干部问：“你们都识字吧？”眼镜：“给他们，让他们自己看。”这时我们跨前几步，伸手接过油印件。小黄连看也不看，折起来放进衣袋就要走。我看清楚自己的名字，罪名写的是“坏分子”，便也折起说：“可以走了吧？”
眼镜：“判决书就不用宣读了，你们自己看吧。”女干部说：“有什么意见，你们可以提出来，允许你们上诉。”眼镜：“怎么样？有什么话可以当庭说。”
“没有意见。”女的问黄：“你呢？”小黄摇头：“没有。”眼镜：“那你们回去吧。”
看守员领着我们出门，小声问：“怎么这么久？”我和小黄都苦笑，无话可说。看守员说：“走吧，这回不用戴铐了。”他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你们自觉一点，别找麻烦。”我说：“你放心吧。”三人一路走去。
我想：这哪里像法庭，一点严肃性都没有。这叫什么宣判，简直荒唐！
上了大街，忽然下起雨来。看守员说快走，可是雨势突然加大，他叫道：“快躲躲，找个地方。”我一看新华书店正在近旁，就说：“咱们到书店躲躲。”三人奔上书店台阶，站在门口看雨越下越大，我二人就进书店从架柜上找书看。墙上时钟已近11点。看守员幸好今早来时就带有雨衣，便悄悄走近我俩说：“我先回去，你两个等雨小点就赶快回来。”我们答是，这位看守员就冒雨骑车走了。
两个犯人，口袋里揣着判决书，这时候却是自由公民，和新华书店里其他一些读者没有任何区别，都在聚精会神地读书。雨一直哗哗下着，这使我们更安心看书，以致雨停了我们也没发觉竞忘乎所以。看守员匆匆骑车回来寻找，一看二人仍在原地，似乎动也不曾动过，他庆幸自己没有失职。若是这两个犯人跑了，他自己可能也要变成犯人的。
回到监舍，我回想今天的法院宣判和归途避雨，简直是一番奇遇，不可思议之至。
今天的事情实在太离奇了，法院宣判怎么会是这样马马虎虎的！既没有审判长（也许那玳瑁眼镜是？），也没有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也许那女的是？），检察院的公诉人也没有出现。进法院，候审犯人找不到法官，最后在乱糟糟的大炼钢铁现场，法院干部把来候审的犯人当成内行专家请教，真是开玩笑。回程路上躲雨，看守员把犯人单独撂在书店近一小时，最后若无其事地同回监狱，这也真近乎奇谈。而这一切却都是真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睡完一觉，第二天才把揣在怀里的判决书认真读了一遍。这张薄毛边纸的法律档印刷品质很差，油墨浓淡不匀，而打字水准之低劣也着实惊人。更令人不堪卒读的是判决书的文稿，真是相当的荒诞不稽。经仔细辨识，读得判决书全文如下：
查被告许进，男，三十岁。汉族，捕前住……（略）
被告许进因坏分子一案，已经本院审理完结。现查明：
查被告许进系反动官僚家庭子弟，建国前混入我人民解放（缺“军”字），在部队搞“小集团”，并说：“朋友比组织还温暖……”并宣扬胡风、阿垄反革命集团的词。同志们阅读共产党员书，其说是浪费时间，致使当时创作文艺小组政治空气极端薄弱。后由部队转业到工厂时，其仍坚持反动立场，曾在手册上写：对工人污蔑一些反动词句，并造谣说：“元宵也是由于统购统销的政策，根本绝迹……”贯彻婚姻法后，其造谣：“有多少人结而婚、离而婚”等反动言论（这实在是太不通了）。而污蔑厂内“领导不民主，强调个人负责发展到长短差不多（”长短“应为”专断“），一切由上级指定，群众讨论通过只是走形式，这是主观主义领导的产物……”而污辱史达林是“独断专行”，对肃反表示极为不满，认为肃反OO人权（应为“蹂躏”二字，打字盘缺字，手写又模糊写错），欲加之罪何患何（应为“无”字）词，等反动经（应为“论”）调。其赞同与宣扬铁托、卡德尔的所谓演说，并给很高估（“评”）价。
查被告许进系官僚家庭出身，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日常手册记载和言语上散布一些反动言论，在正（应为“整”）风中倡狂向党进次，企图o（此处缺字）翻人民民主政权，被划为右派，并诬蔑我党的各项政策，已构成犯罪，故依法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许进有期徒刑伍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五日内向本院提提出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我费劲地读完这张判决书后，第一个感觉是“岂有此理”！这叫什么判决！判决主文与“坏分子”罪名没有任何联系，这罪名怎么能成立？判决主文内容几乎全部引用自己日记笔记上的文字，又都引用错。还说“可以上诉”，如果不是傻子，谁都不会相信。我们都清楚所谓上诉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上诉只是徒劳无功或适得其反更加重罪罚。来劳改队后已听说过几起这类的案例，上诉驳回，原判加重。因而百分之95以上的被判刑者都不要求上诉，这反过来却可以证明对判决没有不服的，人民法院的判决都十分正确，很好很好。
我是个一向认真执着的人，这回也豁达起来。既然上诉徒劳无益，何必去为此烦恼！但是，不上诉绝不等于心安理得接受这份判决，不，绝不接受！这狗屁不通的东西，总有一天要彻底推翻。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对于这样无理而草率的判决早晚必将予以否定，迟早会要平反的，肯定会有这一天！
刚拿到判决书，第二天王金玉就来接见。“接见”是犯人家属来探监，大多是给送吃的。犯人们都盼接见，大包小包的各种吃食拿回监舍享用，惹得别的犯人眼馋。像吴立平这样没人接见的犯人也不少，全靠自己的意志了。其实王金玉早就来过，因“未决犯”不能接见，只好回去。昨天厂里贴出了我的判决书，今天她就来了。
接见室里已经有几起接见，有妻子，也有母亲，还有老父幼子都有。接见室一间大房子还较宽敞，不算拥挤。没有大案子，只有一些长条椅子，犯人和家属坐在一起。一个看守员在屋角坐着观察监视，一般不过问谈话，但物品是要一一认真检查的。
金玉梳理得很光亮，衣服也洗得很洁净。看到我她站起来，两眼盯住看，并用显然是极力做出来的微笑，几乎是颤声轻细地问：“你好吗？”
“好的，你坐下，你可好？”
“我没事，你好像瘦了。”
“没有吧，我感觉挺好。”
“苦吗？”
“不，我不干体力活，在车间当宣传员，政府对我挺好。”
金玉沉默了，她第一次听“政府”这个词，她懂得这含意。按照我的说话习惯，这个词过去应该是“领导”，现在却不假思索流利的犯人腔。我注视着金玉，捕捉她躲闪的眼光：“你怎么样？他们难为你了吗？”她摇摇头。
“你不用骗我，我知道。”
“真的没有。”
“你还在医院吗？”
“嗯哪，”金玉这回用坦然的目光正视：“还在医院上班，不值夜班了。”
我没有听出“不值夜班”的含意，（已被撤护士工作，下去做清扫工了）却说：“那就好。……其他人都好吗？”
“我没有见到刘从俭，也没见过小高、小周他们，不过，听说他们都挺好的。”
“没有受我牵连就好，我个人是不要紧的。”
“你要注意身体。我这给你送的油茶面，是你喜欢吃的，还有牛奶糖。这是新包的饺子，这是罐头肉，……”
“这些衣服拿回去，这里用不着。”
“这条羊毛围巾留下吧。你的东西我都给你保存好了，还有书。杂志我每次给你捎来。”
我点着头，检视今天带来的有《文艺报》、《电影文学》、《剧本》等，都是新出版的，我按年度订，及时寄来。
“这是什么？大前门？你以为我在这里干什么？干吗送这么好的香烟，还整条的送！”
“这是你最喜欢抽的烟。”
“以后别送了，这里是监狱，影响不好。”
金玉笑了。临别，她说：“以后我会常来，你一定要当心身体。”
“你放心吧，你自己要多注意。”我将存放在看守室的一块手表交给她，这是一块瑞士“三多士”表，还是在朝鲜战场上买的，叮嘱她要妥为保存。
第一次接见就这样结束了。和王金玉的关系已有三年了，我知道金玉真诚爱自己，可是我并不爱她，对她只有感激而不是爱情。在最困难的时候，金玉担受极大风险仍不离开我，直到被捕判刑，还到监狱来看我，这样的女子是很难得的。可是，我希望她不要再来，希望她早日另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自己不能拖累她，她已经不年轻了。
第二天，高干事找我，叫填一张亲属登记表。我想来想去，在王金玉名字后面关系一栏写上“未婚妻”三个字。高干事看后笑了：
“你跟王金玉到底什么关系？”“未婚妻。”
“你们订婚了吗？”“没有。”
“那怎么能说是未婚妻呢？”
“……”我答不上来。
“没有法律保障的关系不能算亲属，你懂吗？”
我默默点头。高干事接着说：“不是亲属是不允许接见的，你考虑过吗？”
“不是我叫她来，是她自己要来的。”
“许进，这一点上你不如王金玉。她很干脆在关系一栏上填的是’爱人’.这样写不是很好吗？”
经这一指点我大为通窍，高兴地说：“高干事说的对，我重新填写一份。”
我想这“爱人”两字很好，既可用作夫妻的代词，也可以说是正在恋爱的未婚物件，既无约束力又不损害谁，重要的是这可以被允许接见，我还是盼望金玉来的。我明显感到高干事是在帮我。
金玉每月至少来一次，送书刊、吃食、衣物等等，殷切问候，深情无限。我越加内疚，深感有负于她，不能这样下去，不能拖累她。
1959年春节接见，当面请求她不要再来了。又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她，请她早日找个好人结婚，这才是我最期盼的。信写得很有感情而又坚决，自那以后，金玉才不再来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