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03年在南通市老年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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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79年6月获得彻底平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终于结婚了。
年初，在东台的弟弟许华（诒殊）和嫂子冯玉芬知道我即将平反，便积极为我的婚事奔走，并且找到了一个认为比较合适的，几次写信给我介绍情况，并寄来了照片，还通了几次信。我拿到了瓦轴厂对我右派问题复查确定为错划予以改正的结论，和复县人民法院撤销“1958年的判决、宣告无罪”的新判决书后，1979年6月末立即南下，仍乘海轮经上海到东台。玉芬嫂陪我到南通。7月5日第一次与顾鸿英相见。也许是天意，我俩一见就认可了对方，没有什么谈恋爱，心灵很快就相通了。这时我还要去广州，便写信瓦房店托朋友开出单位的结婚介绍信，速寄广州。我在南通只停留一周，即匆匆去沪，乘火车奔赴广州。硬座车33个小时，一路风尘，到广州下车，亚妹和外甥张许（已20岁）两人在车站都没接到我。我只好打听上了公共汽车，还询问乘客在哪一站下车。一位妇女说：“到农林下路你跟我走好了。”我正要道谢，一看竟是亚妹，相互十分惊喜，她叫儿子张许立即来见过二舅。到家，妹婿张健翎热情相迎。看了我的平反文件，又看到21年前那张狗屁不通的判决书，健翎忍不住拍案而起：“岂有此理！什么罪也没有，就这么一张擦屁股纸把人轻率地送进了监狱五年，又在劳改队折磨20多年，太不像话！”
其实，不像话的事岂只我的遭受，亚妹健翎也一样。“文革”中也受很大冲击，甚至要开除军籍。将二人遣送回籍（湖南）农村劳动改造。健翎是辽宁丹东人，从来没到过湖南，这位有相当名气的演员在湖南乡下赤脚下水田，在田埂上挑一百多斤重的稻子。独生子张许在1967年虚龄八岁时就被迫和父母离开，在广州的家快没有了，像邮件一样将他长途托运去辽宁丹东奶奶家，父母都关押反省无法陪送。所幸他们这段黑色的日子时间不长，很快就被解放了，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我到广州正值盛夏，亚妹为我专门弄只小电扇，睡觉放在床边吹。小许去年已考上了暨南大学，因亚妹审查的最后结论推迟了点，小许的政审便没过关，录取后过半年才入学。我第一次见到这很像亚妹的亲外甥，便非常喜欢他。
在亚妹家，同住一楼的董晓华赶来看我，我们分别已27年了，曾经是亲密的战友。这许多年他也经历了许多风雨，现在是团里的领导成员了。还有我尊敬的周方老师也住在楼上，听说我来了也兴冲冲地来和我拥抱。大家一起喝酒会餐，同志爱，战友情，重温过去美好的情谊。大家都避免谈苦难。心中明白，尽在不言中。虽然平反无法补偿失去的一切，特别是失去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平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心灵上得到了慰藉。
在广州，听亚妹讲熊秉勋的不幸，他真不该死得那么早。我们去看了魏绿萍和一双儿女，男孩魏小平，女孩魏小安，这时都已是大学生，住在广州。绿萍父母都是省厅局级老干部，孩子就寄养这里。魏小平，活脱脱一个当年的秉勋，真是一模一样。我们当年相识时秉勋还没这么大，现在从小平的眼神、声音、风度、气质乃至一举手一投足，都使我重见当年的秉勋，真忍不住热泪涟涟了。
自从拨乱反正后，亚妹、健翎重新活跃于戏剧舞台，影片《南海长城》刚刚放映，健翎是主要演员之一，送我到车站，列车员都认识他。8月5日我离穗北上，乘火车先到湘潭，刘从俭在这里。4月我们已通过信，我也了解到在“文革”中从俭为我而遭打斗（一只耳朵打坏），最后全家遣送回原籍，也是历尽苦辛。家乡人亲，了解到有这样一个瓦轴厂的人才，不久就被湘潭轴承厂请去，使这个正在发展的厂技术上、生产上、管理上都得到进步。1979年这时，从俭已是总工程师了。我们分别16年又在胜利中重聚，真好，又是一次丰盛的家宴。罗一依然未老，把儿女都找来相见，最小的女儿湘娟正在报考湖南花鼓剧团，全家一派兴旺气象。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又登车北行。到长沙，去省话剧团再访魏绿萍，经介绍认识秉勋死后几年再婚的现在的丈夫邢济舟，一个很好的同志。原来主要搞舞美，现在也能演能写，多方面人才。团里还见到六队老同志刘高林、叶向云、杨从等，他们还都记得三十年前的我。专程去找胡有仪，他正在医院里做胆结石手术，没能见到。我连夜乘火车去武汉，再乘江轮回到南通，鸿英在码头上接我。那时鸿英在南通电表厂工作，带着儿子小龙住在厂内宿舍，我这次回来就住在宿舍一间空房里。厂里许多人都知道我和鸿英即将结婚，天天有人来看我并向鸿英道贺。
我第一次看见小龙，还不满15岁，长得很好看的少年，我喜欢他。鸿英每天骑自行车带我上街，她那时还只能借人家的车骑，而我已多年没骑过车了（在瓦轴厂学的时间也短），鸿英骑车带我却很热练。我们去看了好几场电影，照了张二人合影为领结婚证用。8月18日我们在区政府领了结婚证，我用的就是劳改队寄到广州的那张介绍信。鸿英没有嫌弃我，知道我劳改过又平了反，并未详细盘问，她相信我。我只看过她的离婚证明，其他我一律不想问，也不想听别人怎样说，因为我也相信她。我们结婚没有举办婚礼，只买些糖装喜袋给电表厂同事分发一下。五天后，我们带着小龙一同去上海。鸿英初进电表厂时曾派到上海去学习，有一位马师傅，以后多年结成了深厚的师徒情谊，这次我们就住在她家。老太太待鸿英如女儿，深切同情鸿英的身世，这次见到我们结婚非常高兴。而我在上海也有一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兄长，那就是33年前在武汉共患难的周牧。1977年底我又一次得探亲假南归时打听到他在上海艺术研究所，相见后如亲兄弟。这次他知道我历尽坎坷结了婚，第一次见到鸿英，一见就说好，小龙也从此认识了周伯伯。周牧解放后就与家庭聘娶的妻子离异了，现在有一位互敬互爱的贤内助、我们的好嫂子周正行（剧作家）。他们有三个男孩：星星、平平和贝贝，星星这时刚结婚不久。在周家，我感觉好像在自己家一样，毫无拘束。以后许多年我与鸿英每次到上海都把这里当成家。
在上海度过愉快的一周，我乘海轮经大连返回瓦房店，仍在新生厂上班（在备件库）。九月上旬，鸿英借出差到大连之便来瓦，我在大连码头接她，请到海味饭店吃饭。她第一次乘海轮，晕船呕吐，什么也不能吃，随我同回瓦房店。这时我已不是就业人员，身份变了，领导上便给我专门安排了一间住房。什么家具也没有，却像变戏法一样一天就布置起一个简易的家。一张案子（是一个康乐球台代用的）、两把椅子、一张床、还有长条凳等，我还借了锅碗瓢盆，一只煤油炉，买了米、油、盐、酱、醋和菜，鸿英就操持家务，自己烧煮。我每天下班就有饭吃，过上了温暖的家庭生活。一些朋友都来看我，向我祝贺。王传恒同志也专门来看望，主要是看鸿英。他就是“文革”时为我挨斗的王干事，现在可以称同志了。
我又陪鸿英去看王金玉，偏偏几次都没有遇上。她在瓦轴厂的两个弟弟－正廷和正贵都见到了，到两家都去吃过饭。鸿英还特意带一只大电表给正廷（他是电工很需要，我事先写信请鸿英带的）。还有几家也请我们去家中吃过饭。
过了十天这样甜蜜的生活，刘志敏（他也已平反）夫妇邀请我们去大连玩。我和鸿英住当时算很好的渤海饭店六楼，志敏夫妇原先都在大连工作，朋友多，吃住都有地方。我们在市内各个广场、劳动公园、星海公园、老虎滩等各处游玩，志敏给拍摄了许多照片（志敏是资深的专业摄影工作者）。我们一起吃海参、鱼翅、鲍鱼、干贝、虾、蟹各种海鲜等等，有些鸿英是第一次吃。在大连玩了八天后，我送鸿英乘海轮“长征”号回上海（比她来时乘的“战斗45号”好多了）。她到南通后来信说，一起度过的18天是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10月初，瓦轴厂派人来接我回厂。来一辆130汽车，四五个人我都不认识，七手八脚帮我把行李箱笼全部装车运回瓦轴厂。还是回到20多年前的那座老单身宿舍楼。这是平反后进一步落实，恢复公职，恢复干部级别，工作安排在设备科，工作证上写的“计画员”。级别仍是20多年前一样，工资68元，另加“活工资”5元共73元。于是我又成为瓦轴厂职工，工龄连续计算。黄晋善也回厂。老同志还有不少，但厂里大部分是新人，都不认识。厂里没有开大会宣布，朋友们也没有宴会，一切悄无声息，平淡自然。
11月末，我去大连根治肛痔疾患，住进沙河口有名的痔科医院，检查为内外混合痔并脱肛，手术切除，至1980年1月出院。整个住院过程得到很好的照护，手术非常成功，此后至今20多年未发过此病。在住院期间，健翎在大连工作的姐夫李传哲曾几次来探望，极为关怀。另外还结识了一位年轻的病友刘财运，以后他来瓦轴厂看过我，我也去过他在甘井子大山村的农家。刘财运在栾金粮站工作，一个很有为的小伙子。我到南通后还和他通了两年信，以后他报考学校深造离开大连，我们就失去联系了。
瓦轴厂依据政策，对我们这些“误伤”的同志照顾，曾三次发给补助金，一次300多元，我都汇寄给鸿英，共1100多元。我知道那时她工资仅30多元，生活困难，还欠有不少债，我理当承担，让她先把债还清。接着她积极为我南调的事奔走联系，终于在1980年4月初我顺利地从大连（瓦房店属大连，调干手续都经大连办）调来南通。当时南通电表厂分出一部分，新成立电视机厂（起初叫电视设备厂），鸿英在这厂，我也就调到这厂。从此，我就落户在南通这江海明珠风水宝地，日子越过越好。平反使我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回南方则是我喝长江水长大的故土，这两大愿望都实现了。
有人告诉我，应该感谢共产党。为什么要感谢呢？我是受害者，有什么要感谢的？如果说感谢，那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尤其是我自己；以坚忍不拔的信念使自己在黑暗的日子里不沉沦，坚强的意志使自己不倒下。幼承家教铸就的人格、操守，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依靠这些才度过了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真正应该感谢的正是这些。
第二件大事是恢复了和父母双亲的联系。那是1980年9月17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登出一则很小的广告，标题是“华侨寻子女”，上面有我们全体兄弟姊妹的名字，这是父亲署名登的广告。我在南通看不到当天的《解放日报》，周牧先看到立即打电话告我，当晚我即乘轮船到上海，按报上登的联系地点去找，次日即写成一禀寄香港转父母。在这之前的1980年7月28日，我曾写一致双亲的函禀，经统战部门协助转寄香港，香港《文汇报》于1980年10月8日全文刊出，加《梦为远别啼难唤》的标题。恰在这时父母收到了我的第一封函禀，又读到了《文汇报》上这篇文章，10月11日立即写了一封长达16页的信给我。开头写：
“温乐我爱儿、诒光儿、飞龙如见（称汝名、字、及乳名，乃深念汝之意）……”但这封长信不知何故竟未寄出，七年半后我才看到影印件。
在上海读到广告后首先快件寄广州通知亚妹，她也立即去函香港，所以父母最先收到我俩的信。随后我又迅即通知在东台的兄弟，都急速去禀由香港转寄。10月23日我第一次接到父谕，是10月15日从日本横滨邮寄的，从此开始了往复通信，隔断了32年的亲情又恢复了。我们各家都寄去一些照片，不断去信，同时按父母所示，拟在日本聚晤，我们便积极申办出国手续，从1980年末到1981年秋也未能拿到护照，出国未成（父母在日本空等了三个月）。
后来我们又去禀希望在香港聚晤，我们计议迎二老回归大陆，从香港较便。但因当时的政治空气所限，香港聚晤又不成。这期间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将我们大陆儿女聚会录了音，摄了影，通过可靠关系带去台湾。台湾当局一度曾限制父亲不得离境，无法离开台湾，有一次甚至上了飞机也被“请”下来。广州的亚妹又托人去台湾面见二老并摄了影带回来，后陆续收到了二老在日本、美国、菲律宾等地的游览和生活彩照，了解了许多情况。知道他们在台湾收养了一个林经文为义女，改姓许。二老年迈多赖她服侍，特别是母亲病弱之躯，更必需她尽心孝侍。通信两年后方知父亲并非经商，而是在台湾清华、淡江、万能工专等多所高校任教授，年近八旬仍未退休。
1984年春，北京《团结报》上刊出父亲1984年2月写的《江城春禊》两首七言绝句诗，后又从报上看到父亲的一些诗文活动。1984年初冬父亲来信说，已在日本办好必要手续，约定去日本过新年和春节，大陆各家全体儿孙都去。我们赶忙申办出国手续，得到“台办”等部门大力支持协助，我们兄弟都赶去南京，仅一周就都拿到了护照。亚妹在广州并与台北通了一次电话(我们也曾打过多次电话。均未能与父母通话)，母亲在电话中说要我们快接她回来。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去日本大团圆之时，突然接到噩耗，万万想不到，母亲突于1985年1月30日（甲子腊月初十）在台北逝世，享年78岁，我真不禁号啕痛哭了。恰恰正是那一天（星期三），下午我在办公室突然昏倒，以前从未有过。后来想，大概是心灵感应吧。
父亲在台北主持，为母亲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我们全体子女也于1985年3月初齐集东台举行了隆重的祭奠，当地政协、统战等部门均致悼慰问，而准备好的日本之行只得作罢。
母亲之逝,，我心痛。1985年12月14日,我写了一首词悼念：
江城子——亡母周年祭
琅玕室主名三江，隐幽篁，女中强；相夫教子，儿女早成行，
漫道天伦多乐事，烽烟炽，走仓皇。
卅年睽隔叹沧桑，念高堂，雁来翔。一峡相隔，孝侍竟难偿。
噩耗惊传成永痛，轻离别，总凄怆！
先母陈韵篁女士，笔名“琅玕室主”。“三江”指长江、湘江、嘉陵江。此词刊于北京《团结报》（1985年12月）
1986年1月，我与妻儿在南通狼山广教寺为亡母做周年超度佛事。
父亲与母亲结缡60年（仅差几天便是“钻石婚”纪念日），母逝后特别伤痛，急剧衰老。三年后，即1988年1月20日（丁卯腊月初三）父亲也在台北无疾而终，享年83岁。台北由蒋彦士（时任“总统府”秘书长）主持公祭。我们与双亲通信七年，终未得聚晤，终生憾恨！
粉碎“四人帮”后，我哥哥诒博从安徽劳改队回到嫂子冯玉芬在东台的家，他在劳改农场体力劳动20多年，真历尽干辛万苦，终得与妻儿团聚。他先被聘修地方志，后任当地政协委员，编写史料，积极参加对台工作，为当地台属联谊会负责人。由于他的才能和勤恳，工作、生活都受到照顾，未受歧视。玉芬嫂(又是我在南京参加地下党周边组织“火苗社”的同志)50年代原在南通人民银行工作，因受哥哥入狱影响而被遣送回乡。
1980年至81年经我陪她奔走申诉联系，最终按退职处理，老年享受银行接近退休之待遇。两个女儿女婿“文革”后都越过越好，家庭兴旺。大外孙女大学毕业后工作出色，已被选为一镇的副镇长，婚后幸福。最令人高兴的是，哥哥的案子经长期复查最终确定为错案，1991年获得平反（距1951年被捕整40年），并落实到政协机关按十七级干部待遇退休，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大大改善。
弟弟诒殊（解放后改名许华）1954年以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因无罪可认不服而闹监，狱方视为“精神病”加以隔离。无意中关在一旧书斋楼上，竟得饱览古籍诗书，熟诵名篇，因祸得福，两年之后成为饱学才士。我在瓦房店与之通信时即发现他已才华超群、学问过人，后更读他许多格律诗，已成熟而卓然不凡。以后在劳改队下煤窑，吃过许多苦。70年代初释放到东台玉芬大嫂处，从此在东台落户安家，结了婚。依靠自己的才学文笔立足谋生，勤于笔耕，投稿发表了不少文章。参加过一些笔会竞赛，每得高奖，投稿台湾报刊已有名。1992年因参加“壶口瀑布”征文，在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参选征文中，荣获第一名得最高奖，并一举成名，被收入《名人大辞典》，到处约稿，应接不暇。而他的冤案经长期申诉，终于45年之后(即1999年)获得平反。并按其1949年建国前参军，中组部特批享受离休待遇。我兄弟三人都得到平反，洗雪屈辱，重见天日了！
亚妹、健翎一直在广州，他们在话剧舞台上已创造过不少成功的艺术形象。他俩离休后，我们还在不少电视剧乃至MTV和电视广告中都多次看到过他们的演出。在广州有宽敞的住房。成为许多亲友的接待站。他们的独生子张许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继承了他外祖父的衣钵。80年代中在“中新社”当记者，后去香港新闻界发展，1996年移居美国，在三藩市一家中文报社工作。五年后应同学邀请回香港工作，先后任报社编辑主任、采访主任等职，现定居香港，有两个女儿，家庭生活幸福。
1988年1月父亲逝世后，我和妻子鸿英及兄、弟、妹先后于3月至5月都去香港，准备赴台奔丧，经过多方努力，在港滞留一个半月终未获准入台（当时尚未开放）。但得到了遗嘱的影印本，知道双亲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暂时由父母在台带养的林经文经管。一年后林经文突然死亡，我们再无人可联系遗产继承事。至1995年始得台湾一律师愿为我们办理遗产继承法律手续，但台湾一个不合理的“特别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却使我们的继承申办“逾期”，不能再办。我们分别致函台湾海基会向台湾当局强烈抗议，几百万的遗产我们分文未得。父母生前与我们通信时，我们一再表示生活很好，不需接济，希望二老放心。同时我们经历许多艰苦，依靠自己的劳动使生活逐步改善，从未对财物有非分之想。然而，对于法定应得的遗产，我们应遵从父母遗愿，不能放弃，今后仍当争取实现继承。但是，此后我们多次申请去台，均未获准。在台湾有一个许邵城叔父，亲缘比较近，我没有见过，但1947年随父亲去上海，拜见过许鲁生叔公，那就是他的父亲。九十年代与台湾主要就是和他联系，经常互通函电。他只比我大五岁，很亲切。想不到，2001年中秋节我们还通了电话，第二天他就突然去世了！这以后我就和已经90多岁的堂兄许瑾余联系，直到今年（06年），申请去台湾探亲并扫墓，由他儿子经手按规定办了公证书、委托书、填写了各种表格，附上有关证明材料、照片，左来右去，费了不少事，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一个什么“三亲等”规定，说堂兄弟不属三亲等而不发通行证。实在太不近情理！
关于第二个妹妹诒曜（次孟）之死，经过多方了解，知她1956年审干时受迫害，1957年反右前夕，她不甘屈辱以死抗争而服毒自尽。她是我家唯一的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从1980年冬开始，我先去上海松江文化局联系，了解当年具体情况，提出要求为许诒曜平反。落实政策部门指出她并未受处分，不可能平反。去争论几次，无结果。以后我们四兄妹联合去松江为次妹讨个说法，很麻烦。单位和上级组织部门说，如果对许诒曜有过处分决定，今天可以平反，但事实是并没有，因而平反就无从谈起。经过我们再三追问并表示愤慨，多次交涉，最终对次妹的非正常死亡由组织上重新做了结论，实事求是地对她革命的一生给予公正的评价，承认她的中共党员党籍，销毁以前档案中一切不正确的材料，并发给一笔丧葬抚恤金，由哥哥经手在东台为次妹修了一座名义的墓冢，我们全体亲人去祭奠，并定以后年节定期祭扫，这件事就画了句号。以上是我和父母恢复联系的经过前后及兄弟妹各家的情况，总的应该说都还不错。
我于1980年4月调来南通到电视机厂工作。根据我的人事资料，我是国家干部，工资68元，外加“活工资”5元共73元（当时按东北的企业级算，相当于行政20级），厂长也没有我高。调来时正全国加工资，按职工总数百分之五加。瓦轴厂（地市级）人事介绍信写明有我调资指标，但南通这里调资指标非常紧张，根本不考虑我。就将我安排到工会工作，年龄已超过五十岁，就当一般干部。这些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计较；以后才听说的。三年后工资套改，主管局给我升了一级，1985年落实政策，我又单独调升一级，离休前为十八级。
初来时电视机厂刚从电表厂分离出来，艰苦创业。我们在地面铺红砖高低不平的低矮小平房里工作了一年半，1981年建造了三层的办公大楼。从1980年11月起，我就开始抓职工教育，以后一直负责这方面工作。那是全市大抓企业职工文化补课之时，我对全厂35岁以下的职工调查摸底，当时全厂职工总人数五百来人，而补课对象就有346人之多。厂里陆续调进了几位专职教师，我具体组织编班，租用学校教室开始上课。新办公大楼建成，首先搬进去的就是我们几间大教室，新做了一批课桌凳和讲台，我每天亲自到各班去点名，对缺课的学员一个个找谈，说服他们重视学习。初期是脱产学习，后改为每周三个半天，半脱产上课。语文、数学、物理三科学习逐渐红火起来。以后，接着办技术补课，对技术工种工位的工人普遍教学《电工基础》、《电子线路》、《电子测量技术》等课程（教材由部统编）。在办学过程中，订立了一些规章制度并不断完善。参加全市各次统考(从1982年3月到1985年7月共19次)，文化补课的三科合格率开始只有10．1 1％，1983年底已升至48．77％，最后1986年达到89．9％，超过规定指标而胜利结束。技术补课经省统考也达到目标。另外，还办了脱产扫盲班，全部达到脱盲标准。
职工教育这项工作在厂内是从零开始的，至1984年10月，从人劳教育科分离出来成立职工教育培训中心，一年后改成教育科，管理日臻完善。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厂领导十分重视，我得到厂长陆学仁，副厂长王江等各位领导的全力支持。除了文化、技术补课外，我还重点抓了选送青工入高等学校入学，从1981年至1987年，选送入高等学校深造的职工共71人，占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职工总数的11．8％，这项工作完全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每年在厂内举行比较严格规范的预考选拔，名列前茅的4－6名再去报考成人高校（经预考者100％录取）。有次主管局一位副局长来为一个预考未过关的考生说情，我明确答复：不行。他问为什么。我讲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拿出考卷给他看看，他不作声了。同时我还鼓励职工参加国家统一的自学考试，奖励成绩优异者。由于厂领导的支持，有相当充足的教育经费，成为开展工作的有力保证。
对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学习外语和电脑，和科委联系在厂内办班，每周几次半脱产上课，我厂是最早举办这种学习的。
随着厂生产规模的扩大，1983年末职工总数已达到1046人（以后更增至1600多人）。职工教育的规模也扩大到全员培训，学文化、学技术、进修再教育，使全厂形成了多层次的全员培训网，大多数职工都在网上选了适合自己的一个点。至1984年10月，厂内的全员培训率已达52.19％，超过规定40％的指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厂积极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同时，我就于1984年初开始办彩电生产技术学习班，从上海请来老师讲课，抽调生产工人中的技术骨干30人脱产学习8个月，又选派几个去上海实习。1985年春彩电生产线引进后，来安装调试的日本技术人员发现我们已有训练成熟的技工上岗就位，大为惊讶，极为赞许。我还通过各种途径聘请一些学者专家来厂为工程技术人员办专题讲座，很有收获。全员培训还有各种专业进修，如经济管理、会计、统计、生产管理等短训班。此外，我还通过科委管道，经省联系一些具体项目，先后选送了五名年轻的科技人员出国去西德、日本、义大利和法国实习一、二年，他们都已成功归国。
1984年，南通电视机厂迅速发展壮大，黑白电视机已供不应求。企业正在扩大，筹备引进彩电生产线。为提高企业素质，培育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厂长陆学仁要我写一首南通电视机厂厂歌。我第二天写成了，他看后认为不必太多艺术，不要偏于抒情，还是进行曲式好，标语口号式也无所谓，只要能鼓舞人就好。接着，我只用半天时间就连词带曲写完。厂里又请一位专业作曲家谱写了另一支曲子，将两支歌反复试唱对比，最后还是用我写的那支曲子。正巧，中央电视台赵忠祥等人来采访，北京电视台一位女导演带摄制组同来。我临时选了十几名男女青年职工匆促练唱，虽不成熟，倒也朝气蓬勃，电视台摄制了录影带。我还专门与赵忠祥单独谈了一次，可是他可能根本没想到（南通）这个小地方小单位会有什么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人，只是一个劲地敷衍，始终反复说着“祝你们发财”这样的话。我也没发现他本身“学富五车”的深厚积淀底蕴，于是无法谈。在厂里拍摄的录影带后来也未见播出（后听说是厂里给的钱少），也无人再问。但这支粗糙的厂歌以后还是唱了好多年。
我在电视机厂工作勤奋，每天都是满负荷忙碌，在厂领导的有力支持下，我厂的职工教育工作在电子仪表系统和全市的工业企业都位居优秀之列，在全省受到表彰。我自己连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市一级的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省电子系统直至电子工业部的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多次出席各种表彰会，捧得不少奖状，直到1987年离休。自己很高兴没有虚度年华，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不敢说是最优秀的，至少也是比较出色的。当然，这是和厂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分不开的。在厂内所有的部门科室中，只有职工教育是受到南通市、省电子厅和电子工业部三级表奖的。有人说：你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罪，今天何必还这样卖力?我没有想过这些，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就应该尽全力去做，这是不需要考虑的。多年努力使厂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有了提高，厂培养的大专生以后很多成为中层以上干部或技术骨干，为厂的发展后劲提供了保证。可惜的是，这个本来朝气蓬勃的工厂（日产值曾达到100万元，名列全国电子行业百强），却在市场经济转型期的过程中，和许多全民企业一样，1993年后急剧衰落走上泡沫化而最终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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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在台湾的父母恢复了联系，我很快就成为当地政府的统战对象。政协、统战部、对台办每年的诸多会议、聚会，我都被邀请出席。从1982年地方建立政协开始，我便被选为南通市城区（后改为崇川区）政协委员。电视机厂有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各一个名额，厂长是人大代表，我则为政协委员，且连任一二三届。1986年我又被选为区台属联谊会会长，连任达11年。同时任市台谊会理事，常去台办参加一些会议，近几年始卸职。另外，由于我还有一些海外的亲属关系，属于侨眷，因而也是市侨联的成员，长期参加侨联的一些活动。以上这些，成为我在南通的主要社会活动。也有人说：你当初如果去了台湾，可能早就成了大富豪，今天也许成为名人。但我认为去了台湾也并不一定就好。我参加了革命是正确的选择，是当时进步青年的共同方向，我绝不后悔。
1986年是哥哥诒博花甲之年，年初，我写了一首祝寿词：
满庭芳寿博兄花甲大庆
易逝流光，全无觅处，竟是花甲欣逢。举杯称寿，双手奉兄翁。长忆童年雁阵，行影随，友于情浓。双亲乐，灯前课读，诗礼赞家风。
时穷！多磨劫，惊添白发，苦难深同。苟全幸重光，世道昌隆。只待迎归老父，团圆日，祭母鸣钟。儿孙众，天伦再叙，骨肉共欣荣。
丙寅正月飞弟撰并书于南通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日
用洒金纸写好装镜框，于生日前一天派小龙儿带上祝寿金送去东台。
从1985年起，我就积极搜寻史料要为我外祖父陈家鼎立传。陈公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为革命流亡日本，是孙中山早期患难与共的同志，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在推翻满清、反袁、护法等许多重大革命斗争中多有建树。家存的史料都带去台湾，我手头片纸皆无，但我总感到为他老立传，弘扬其非凡的革命精神与功业是十分必要的，我又是陈公的兼祧孙，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妻顾鸿英利用去北京出差机会，于1986年后，多次查找到一些重要有价值的史料带回，我也去北京、南京、上海、长沙等各处查寻到大量记述陈公革命事迹史料，1987年8月我写成《陈家鼎传》初稿，油印送有关单位和人员征求意见。后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联系，得到朱信泉、赵金钰、范明理诸先生大力支持协助，对原传文反复修改，九易其稿，最后于1988年9月定稿五千余字，题名《陈家鼎》，编入中国社科院的《民国人物传》第7卷，这算正史。同时另一稿写成《陈家鼎评传》在台湾《传记文学》1990年第5期刊出，这一任务算完成了。此后，我又写了纪念父亲的传文，也是尽了人子一分责任。
1985年，偶然机缘拜识了从台湾回来探亲的李兆萱先生，是一位女教授，南通人。她认识父亲，并曾同在一校任过教，较熟识；我就托请她带信。我作家禀，仍按儿时习惯，用毛笔正揩繁体。李教授看后说；想不到大陆现在还有人能写这样好的家书。后来我们去香港，承蒙她和先生高邮籍的沉亦珍老教授（现已故）在珊瑚阁府邸盛情款待。以后李教授多次回南通，我都去拜谒。她已移居美国，明年即百岁大寿，遥拜叩祝。
1987年8月我开始离休。这前后有几次远途旅游，使自己拓展视野，开阔心胸，增长见识，收益良多。1983年5月因公出差去哈尔滨；1985年参加省电子厅教育处组织的去普陀旅游；1987年4月、11月两次与鸿英去北京游故宫、十三陵、颐和园、香山等名胜。拜访了父亲老友谌小岑、沉醉，又与分别35年的部队战友纪风、苏志远欢聚。1987年5月至6月因公出差去西安、成都，这次时间较长。在西安游了华清池、兵谏亭、参观了兵马俑等。在成都谒武侯祠，游览杜甫草堂等。
在招待所偶然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叫王大川，1958年生，高中毕业后在宝鸡一家国有厂做劳动工资工作，说一口很好的普通话，知识面较广，比一般年轻人懂得多。听他唱歌，声音也好听。在一个房间里睡了两个晚上；很记得这个小伙子。
沿成渝铁路到江津德感坝寻访45年前国立九中旧址，沧海桑田，找不到遗迹，探询竟无一人知晓。到重庆重游旧地，访觅故居。乘船东下，观赏三峡胜景。到武汉访晤贺捷，都已两鬓霜斑，互不相识了。回湖南故乡，到起昌阁见到一些族人亲长。到湘潭访晤刘从俭，他已是湘潭轴承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到长沙见到朱南椒舅母和一些亲戚，刘秋明表姑，以及在湖南日报社已离休的老友蓝岗，并与胡有仪匆匆见了一面。以后，1993年5月，有仪来南通，在家中小住5日，畅叙别情。后来信，1994年初患胃癌在南京切除（他女儿在南京工作），1995年12月得从南京发最后一信，1996年初他就病逝了。
1988年秋参加区政协教育组出访绍兴、宁波，参观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陆游与唐夫人吟“钗头凤”的“沉园”、禹王庙、秋瑾就义地等。去宁波几座大寺庙游览，又到溪口参观了蒋家祖屋、祠堂等。
1989年11月，陪鸿英乘厂里面包车长途去京出差，在北京问路：同志，请问……“这儿没有同志，只有暴徒！”“六四”事件给群众的精神伤害实在太大了！十多年过去，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这一次，我们游览了长城。
1992年，46军老战友北戴河聚会，我专程先去长春与老战友王长翔、何为、孙孟侯、王太祥等聚晤，再到吉林市与老战友李翔云、熊旦平、张德森等欢聚，并和翔云伉俪同车赴北戴河。亚妹以及董晓华、仲先等从广州来，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老战友岳仑、陆原、纪风、张殿士、姚树华、周冰、戴为、张毅（05年已故）、金铎等等，三天聚会补偿分别40年的情思，那情景令人永难忘怀。
1990年6月，我作为南通地区的八名代表之一去南京出席江苏省首届台属代表大会，住省委307招待所，原来就是解放前的“励志社”。在南京会见了原46军文工团的老战友张振寰和朱京。
两年多前，吉林省歌舞团到南通演出，我特意去打听46军文工团转业的情况，想不到他们异常热情，一提46军文工团特有感情。说王长翔就是他们的老团长，我托带信，不久长翔就来信，从此恢复了和老战友的联系。多次通信得知振寰在南京政治学院，我也去信联系。此次来宁，第二天就与振寰见了面，他乘小车来招待所看我，也是满头白发了。他抗日战争末期在冀东参加八路军，属“小鬼班”的，在文工团大家都叫他“小寰”，如今也是老头了，离休后仍在学院为研究员。他资历深、级别高，省台办有两位处长以前都是他部下。这天晚上我们畅叙38年离情，谈了许多老战友的情况。最想不到的是，现在南京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竟就是我们文工团当年的小朱京，现为少将衔的将军了。隔一天傍晚，振寰驱车来接我去政治学院他家中作客，约好朱京来共晚餐。可是朱京非常忙，几次通电话都因为有客人不能来，但说老战友一定要见。饭后我们去，朱京热情迎出，我确实认不出他了。问他还认识我吗，他说：“怎么不认识，你还那么精神。”我说老了，在街上相遇不会认识了。他说是的，但只要一提起马上能认出来。朱京让我们吃西瓜，谈了许多往事，一些小事他都记得。在衡阳，我编壁报，他投了篇稿，我帮他修改，一边讲给他听。那时朱京只有14岁，一个孩子。现在长得好魁梧，说话还像过去，很有感情。振寰一起谈部队的变迁和老战友的近况，有好几位都已作古了。直谈到晚10时半，朱京派小车送我回招待所，上车时紧紧地热烈握手。回南通后我又与这两位老战友通过信和电话。1992年北戴河聚会，朱京在职没有去，振寰去了，还有纪风等。那次一别，不料纪风不久就逝世了，再过几年，接到朱京电话，振寰也与世长辞了，这之前，苏志远也先走了。每听到一次讣讯，心头便涌起一阵哀痛，军中老战友的深厚情谊是特殊的。但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凡事只能顺其自然了。
1987年8月我离休时，正值电视机厂发展兴旺期，全国52家彩电生产企业，南通排名在20几名，“三元”牌也是名牌之一，在东北等地市场销路很好。随着企业效益日增，职工工资当时由企业自主调升了几次，但离退休的没有份。于是我的工资水准由原来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到1992年仍只有300多元。去北戴河聚会，老战友们对我工资如此之低部很惊讶。直到1995年以后，江苏省才开始重视企业离休干部的待遇问题，逐步加以调整。从1997年起更比照机关事业单位同等待遇，将我们从企业分离出来，这才大为提高了。虽然现在打工年轻人月收入一千多元都很平常，超过一个县处级离休干部的待遇，但我仍很知足，觉得不必要去和人家比了。
我是一个情感容易激动的人，直到晚年仍如此。遇到遭到不幸的弱者，我总要尽力帮一把。有时从电视看到这类事，常常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我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1994年，我仍参加了“希望工程”的捐献活动，起先是一次60元，以后参加1+1结对资助，北京青少年基金会寄给我一张结对资助卡片，我两次共寄去400元，资助安徽金寨县沙河乡小学一个叫丁华胜的孩子，让他读完小学再读初中。这孩子我没见过，他只来过一封写得十分简陋的信，可是他的老师赵良平却因受感动而和我通了信。1995年暑假，赵良平还应我之邀来南通，住我家五天。是一个淳朴的小伙子，在农村长大，师范毕业后当教师。第一次出远门，连火车、轮船都没见过。我全家都喜欢他，陪他在南通各处玩，他大开眼界，回去后来信说南通使他永生难忘。以后几年至今我们仍保持通信。
我们兄弟姊妹感情向来很好，但我定小龙为儿子，哥哥弟弟都只有女儿，没有儿子，这就引发了一些误会，涉及遗产继承等问题（其实男女都可同等继承，并不存在问题）。1988年，我们去香港，借住在一个认识的南通人家里，通过电话和传真与台湾林经文妹妹联系多次；哥哥小弟住在外甥张许宿舍，对台湾那个妹妹看法发生很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应该遵从父亲谕示视如亲妹，即使她有不好，但总是服侍了父母，替我们尽孝，我们应该感谢她。而兄弟们认定她不是好人，是觊觎我们家产的居心不良者。他们在电话中对她发号施令，甚至训斥，弄得关系很僵。结果，本来还可以让她拿些二老的遗物过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甚至怀疑我们私下得了什么好处，事后调查才知我们没有从香港带回任何东西。林经文1989年突死后，我们才发现她真实年龄比我还大，到我家隐瞒，骗父亲说1939年生，比我还小一属，叫我们称她为“五妹”。她是福建人，带着一个在大陆生的儿子，后来生活在我家，长大后并由父亲为他主持婚礼成家。这本来很明显，1949年去台湾，如果1939年出生，只有10岁，怎么可能生儿子？父亲容易受骗，没有怀疑过。这时我和鸿英才知道错了，林经文在台湾把持了家中一切，我们去信常常不让父亲知道，阻碍我们亲情，果然是个坏女人。我家的遗产不知她侵占了多少，但她1989年突然暴亡，也许是与人争夺财产有关。真相至今不明白。
后来哥哥、小弟经过长期接触，感到小龙这孩子不错，渐渐建立了感情，承认了他在我们许家的地位，并喜欢了他。
我离休后，身体还好，但没有出去做事，在“全民下海”中也坚决不做生意。在家里读书看报，买了收录机、电视机、看电视，断断续续写点往事回忆，有时也写点小稿。有个时期热衷从收音机或磁带里录音，录了大量的好听新歌，如庄鲁迅的吉他弹唱，香港罗文的歌，卡伦、卡彭特的《不能一天没有你》、《那里静悄悄》等，周峰的《夜色阑珊》、《游子心》吴涤青的歌，许多台湾校园歌曲，以及邓丽君的一些歌曲。我和鸿英都喜欢唱歌，八十年代唱王立平、王酩、吕远、娄生茂、唐诃、施光南等的歌，九十年代唱孟庆云、徐沛东、谷建芬、傅庚辰、苏越、李海鹰、解承强、毕晓世、陈小奇、等和小虎队的、林志颖等的歌，新世纪高枫、冯晓泉、张千一、戚建波、樊孝斌等的歌我都喜欢。还有刀郎、朴树等的歌以及《栀子花开》、《两只蝴蝶》、《丁香花》、《我的玫瑰花》等我们也都唱。
我又学着做家务，那时鸿英上班、出差，很忙，我承担主要家务，煮饭烧菜渐渐地熟练了，鸿英不在家，我要照顾好小龙的生活。同时，关心国内外时事，订阅报刊，还选剪资料，每天过得都很充实，从未感到无聊。亲朋往来，函扎飞鸿，加上一些社会活动，常还忙不过来。总之晚年生活很愉快。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家庭。
我妻顾鸿英（她原名红英，后经父亲在信中改为鸿英，她喜欢这个名字），出身贫苦家庭，自幼吃了许多苦，“文革”中又含冤受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被关被打，甚至遭受酷刑，虽然时间不长就平反了，但那心灵所受的伤害却永难抚平。我和她婚后才互相了解，了解越多我不仅更加爱她，而且敬重她，20多年后仍在不断发现她的优点。1979年她和我多次通信，我到上海拿给周牧看，周牧说：“她这字写得多好，比你强。”鸿英在厂里也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先当材料会计，1984年市人事局批原“以工代干”的转干名单，我厂只有三人就有鸿英一个。之后她到厂外经科工作，开始担任报关员、商检、接待外宾等工作，后来跑批文、跑部、跑省，与这些部门的首长及工作人员相处融洽。独立开辟都能完成任务。担任厂综合计画科副科长，在计划经济时代，电视机厂的显像管、集成块、外汇额度等等都要上面给指标，鸿英那时工作担子非常重。上午南京出差刚回来，下午又急着去北京；乘飞机飞沈阳、飞成都、飞福州、飞大连……陆学仁厂长常常说：顾鸿英为厂立了大功，一个人顶几个工程师，真了不起！1992年出差得了心肌炎，1993年因病提前退休。
鸿英常去北京，带我的信去全国政协拜见沉醉，沉任全国政协委员，门上写会客时间限15分钟，但鸿英不受此限。去多了沈老很喜欢她，不去还会想她。1992年在北京还专门为鸿英庆祝一次生日，并请着名画家李燕教授（李苦禅之子）特为鸿英画了一幅猴画（鸿英属猴），还送一幅管桦画的墨竹。还向文强等人介绍：“她是许君武的儿媳妇”。我去北京，沉醉也介绍我认识萧乾等前辈。他每出一本书，都亲笔题签赠我俩一本，情意殷切。
鸿英在厂里以能干着称，在家里更是一把手。她能针黹、绣花，甚至会纳鞋底、编织毛线、读书习字，布置房间、安排生活、下厨操作；还会下田锄地、栽花种菜，能文能武，勤劳刻苦，真是了不起的妇女。2001年她上老年大学学电脑，02年我们就购置了电脑。之后，她又学绘画，练习画花鸟、山水，坚持经常画，逐渐在进步。
更令我敬佩的是她的优良品质，克己待人，自奉极薄，而待客必丰。对他人总是常颂人的优点，而对缺点总宽厚谅解，从不与人斤斤计较争短长。结婚时及至以后，我没有为她买过什么物品，更别说贵重品了，她从无怨言。我过惯了独身生活，主观性又强，脾气很急有时甚至粗暴，家庭生活起初有许多不适应，她都对我原谅。是她品德中的闪光点帮助我克服了许多缺点，而我能给她的却太少了。经过长期的磨合，我们互相都感到再也不能分开，似乎我们生来就应该是一对夫妻似的。如果人生能重来一回，我们再年轻一次，那我一定仍然选择她。有一个好妻子是我晚年最满意的事。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古人以此作为夫妻生活的最高境界。过去不理解，以为夫妻之间无隐秘可言，岂能相敬如宾?可是我与鸿英今天真的作到相敬如宾了。
什么是爱情？我体会真正的爱情就是牺牲，为对方承担一切，牺牲自我。夫妻就是互爱、互信、互敬、互谅、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这样就能使爱情永恒。
我幼年时有个幸福家庭，老年又有个幸福家庭，一生中中间苦，两头甜。
鸿英文化程度不高，但心有灵犀，有时听我讲古文，领悟特快，非常好学，这也极难得。
1987年，我们去上海看望郑拾风，常德一别已三十八年了！他听说了我的经历，慨叹不已。见了鸿英，又非常有缘；他子女众多，大女儿比鸿英还大，也把鸿英当女儿一样亲。拾风比我大七岁，但他曾与父亲同事，我便称他为叔了。以后，我们去上海，一个周牧家，一个郑家，都是必去的。他是上海政协常委，新闻界名人。1990年初，我还带小龙儿去他家看望。1994年，他来南通开会，与我们亲切相聚，合影留念。通过他，与福建的吴修秉也联系上了，1997年，修秉兄专程来南通，故地重游（他在李默庵机关，曾驻南通）。他是福建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退休后任福建省诗词学会会长。我们现在仍保持通信。
1996年，先是沉醉在京病逝，我们发去唁电。之后，拾风正要去日本参加他的剧作《夕鹤》的首演，却突然查出肠癌，在医院不幸去世；我们不胜悲悼。对这二位，我都写了纪念文章，分别发表在本地和北京全国性的报刊上。
1990年起，先是我带鸿英学跳舞，后来我不跳了，请人专门教她。鸿英学会了跳舞，以后坚持经常跳，有益于健康。
儿子小龙初中毕业就进全民厂当了工人，那时似乎这就是理想。后来我督促他读了业余高中，受“文革”“读书无用论”影响很深，不肯入学深造，我也不能勉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阅历和知识水准也越来越增多，逐步走向成熟。他始终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当一名工人，没有沾染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保持着纯洁，绝不做坏事。我和鸿英婚后，尊重她的意见，不再生育。一方面为了维护她的健康，更重要的就是为小龙，他就是我们的独生子。我在征得鸿英同意后，主动与小龙的生父联系，寄给他小龙的照片，保持通信。1993年并让小龙去安徽，促成他们父子团聚，回乡下老家过个春节，与白发苍苍的祖母见了面，送上孝敬的礼物，老人非常高兴，以后临终也就没有遗憾了。直到现在我们两家仍互相保持通信或电话联系。
小龙青春期长得俊秀，一表人才，吸引不少女孩。我们曾多次帮他选物件，小龙却总不着急。一次，有人带女孩上门，鸿英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那女孩20多岁，翘起二郎腿，装做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小龙躲在房间里不见面，一起吃完饭，他独自匆匆出门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场面好尴尬。以后又介绍过几个，都没缘分；后来他终于自己选中了刘晖，1994年我们为他们办了简朴而体面的婚礼，他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小龙已经三十岁出头了。
1997年2月我们有了孙女许谋宁(楚楚)，出生才一个多月她母亲就没有乳汁了。我们抱过来喂养，选最好的奶粉、果汁、乳糕等精心喂养，提携捧负，抚育直到三周岁，几乎是我们老俩口一手带大的。以后上幼稚园，每学期一千元的学费；上小学的学习费用也全由我们包干，孩子非常活泼可爱。现在已经上小学四年级，每星期六就来这里过周末。爷爷可帮她复习功课。在那边有时打电话来问某个英语单词怎么读，某首唐诗怎么解；信任爷爷。
鸿英1993年提前退休后，又去一家公司任会计，一个月可得3、400元贴补家用；仍由我负责家务，直到楚楚出生后她才全部接手。我仍做些辅助家务。
我非常喜爱青年人，结交了不少青年朋友。新时代的年轻人常传递给我时代的资讯，从他们身上我感染到青春的活力。同时，我看到他们有许多新知识，比我们过去强得多，使我爱慕。
我家勤俭过日子，自己买了住房。虽然只是旧公房，比不了那些什么“苑”之类的豪宅，装修也比不上那些包门包窗高级地板等的高档，但也宽敞、洁净、大方，实现了“居者有其屋”。也有了大彩电、音响、功放、VCI和冰箱、微波炉，全自动洗衣机，以后更有了电脑、数码相机、DV摄录机、壁挂空调（热天楚楚来，到晚上睡觉前，她就叫：“非开空调不可”）等等，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这是以前想不到的事。
小龙儿年龄日长，阅历渐深，喜爱读书，读《廿四史》、《史记》，听易中天《品三国》，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录片，读一些中外论述，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九十年代后期，他主动提出改名；原来随母姓叫顾毅，我从未要求他改姓，这是他自己要求改为许顾毅，经过公安局查核，换发身份证。台湾亲族接受他认祖归宗，将他和楚楚均列入族谱。
回顾自己一生，曾经历过三次重大灾祸都幸免一死。一是战争，1953年在朝鲜前线；二是饥荒，1960年在狱中；三是动乱，1968年在“文革”中；这三次都有许多临近死亡的机会，我都侥幸躲过了。作为幸存者，我对今天的一切很知足，知足则常乐。晚年，我写了几句自勉箴言：“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事；平平常常度日；堂堂正正为人。”我和鸿英不追求物质生活的高消费，却享受精神生活的充实。除了读书写字外，我有时还拉拉二胡，弹弹电子琴，和鸿英一起唱唱“卡拉OK”，也自得其乐。
1999年集中力量，用多年积累的历史资料奋笔写回忆录，连写了5个多月，鸿英为我抄誊，2000年5月，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一本31万字的《温乐集》终于自费由市政协文史办出版了，内部发行，寄往全国，影响很大。
我和鸿英都喜欢旅游，九十年代我们去游了北京、千岛湖、普陀、奉化、无锡、2001年，去湖南与刘从俭全家欢聚，受到热情款待。并带鸿英去湘乡老家“起昌阁”祖居；到广州亚妹家过春节；应刘志敏兄邀请南下深圳游玩；又随黄晋善兄去云浮其家中，次岁晋善即移居香港了。8月又去北京拜访老战友刘大为（他不幸于04年9月去世了），和在京的老战友朱京、苗淑云、李世琪、黄其良、戴为、张毅（05年已故）等欢聚。在北京还拜访了敬慕的李锐老，有幸聆听教益。看望了社科院老友朱信泉兄。又应顾云峰邀去瓦房店旧地重游。1957年我在瓦轴厂反右挨斗时，顾从“一机部”受处分到瓦轴厂，心惊胆战地亲历了反右运动，认识我，亟愿在新世纪重逢。他现已为拥资数千万的企业家，盛情邀约并承担全部费用。在瓦市参观他的企业和豪宅，他有“本田”、“别克”等4辆小轿车，还送我们去大连游玩，极为热情。我们与王金玉重逢，并会见金玉的全体子女（他们都视我为亲人），鸿英与金玉同游大连，亲如姊妹。随后，我们又去庄河，这里是“文革”难友李科的家乡。他凭自己的技术努力奋斗，办起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厂，20多年积累，专利产品盈利可观。共患难的朋友感情很深，05年李科也来南通看我。
03年5月去上海会晤从美国回来久别的老友熊若磐和其夫君梁联发先生，欢叙三日。
04年9月北上吉林看望翔云、熊旦平伉俪，和刘汉、周桂奇、肖西等许多老战友欢聚，并去长春会见何畏、徐振民、王越元、胡正斌等各位老战友。再去天津游玩，承姚树华、朱端慧伉俪和张炜（吴希圣遗孀）热情接待，玩了几天。还同去大港会晤了老战友白河。
05年全家去游了杭州西湖、青岛崂山等地。06年游了庐山，写了《八十上庐山》一文。
02年1月哥哥突发心脏病去世。夜接电话，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东台。嫂子冯玉芬多年以前因三次中风瘫痪在床，全由哥哥照顾。哥哥本来比较健康，想不到竟走在嫂子前面。小龙儿也请假赶去，参加子侄辈终夜守灵。玉芬嫂也于05年冬去世。
除旅游外，生活内容就是交友。在南通，与王佩麟、沙未生二先生结为至友，多年极承关照。还有作家丁弘、徐景熙教授、徐应佩教授、李雪前总编，以及比较年轻的学者钦洪、闻彬伉俪，几家报社的编辑记者吴盈、蔡起泉、周其寅、一级演员邵统勋，还有原市侨联主席尤来宗等，常相过从。我还和一些所谓“草根”的市井平民交朋友，卖菜的、开车的、理发的等等从事体力劳动者，大多较年轻，只要是诚实劳动者，我都尊重。因此，我的朋友，既有文人雅士，也有贩夫走卒，大老粗，相处融洽。
2002年，我应聘到南通老年大学和市侨联合办的“回忆录写作班”讲课，两个学期，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03年《南通日报》整版刊出“享受回忆”长文报导我的经历；04年4月，市电视台又来采访，拍了我的专题片播出，《江海晚报》也以专版报导。王佩麟兄又为我拍了许多录影片，加上电视台拍摄的做成《温乐之家》光碟，永久留念。
05年，最令我高兴激动的事是：曾经寻找多年失去联系50年最好的老战友万向阳夫妇终于找到了。他们在安徽淮北市。通信后，向阳刘明伉俪05年9月来到南通，住了五天，畅叙离情。他们均已离休，刘明朝鲜归国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九十年代曾任地级市市委副书记，级别较高。两个女儿两家都在美国，向阳夫妇均曾去美国居住，两人身体都健康，太好啦。
06年，得九中校友、着名作家王火（洪溥）学长帮助，找到了抗战时期国立九中校友会，去安徽芜湖与分别60多年的老同学叶守纯叙会，少年好友，白发重逢。到南京参加校友会，与胡继定、储国勋等许多老校友欢聚，非常高兴。
我常写些稿件，在报刊发表，有些是外地的，如《团结报》、《人民政协报》、刊物《人物》、《名人传记》、《老干部之家》等。九十年代花了较大功夫研究南通先贤张謇和沈寿的史事，写出五万字的小说《鹣鲽三生梦》、在《苏东学刊》发表长篇《试论张謇构建“中国近代第一城”之擘画与实践》（2003年9月）、《张謇的曲折人生和内心情感世界初探》（2002年9月），还在《南通今古》月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写好了没地方发表，如04年“五四”运动8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重新评价胡适》的长文，没有报刊采用。
对于过去所受苦难，特别是曾恶意加害自己的所谓“仇人”，我都淡然处之。不计前嫌，不记私仇，时光会化解一切。晚年是幸福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日益走向富强，有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尽管其中有些是非法暴富），市场经济逐渐发展有序了，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比过去提高了。人们崇尚亲情、爱情，追求独立的个性和个人利益，以前那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对立而加以封杀，只许讲“阶级性”而不许讲人性、乃至扼杀人性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所以我对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的最根本的感受就是：人性回归了。
我身体基本没有严重的病，有人问我“养生之道”，其实没有什么。禁烟酒，以前我吸烟，也戒过多次，没戒掉。来南通后，下决心，很快就戒掉了，而且一次完成，决不重犯。这主要因为我爱家人，不可因为我的劣习而给他们造成伤害。酒我原本就不喝，可乐等饮料不喝，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低脂饮食，多吃粗粮，每天吃蔬菜、水果，不吃补品。多用脑，每天步行40分钟。做家务，生活有规律，每天总是最先起床，最晚睡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电视只看新闻，其他不看、少看。每天家务事，我不要别人洗碗，我自己做，绝对不用化学制剂的洗洁精之类，油碗用纸揩，用热水烫洗。做事认真，有始有终。“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有好的开头，难有好的结局。做任何事，一直像开头一样认真做到底。接受新事物，保持兴趣。心态平和，不大喜大悲，凡事顺其自然，不刻意追求，有一颗平常心就好。看每一个早晨都是美好的，乐观看未来。
当然，社会上不完美的事情还有很多，要一步步解决。特别是国家的政治改革还没有跟上，民主制度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渐进发展中，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与建设普世价值的高度民主目标，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上腐败的普遍而深入，许多地方恶势力的存在以至种种黑暗丑恶现象之所以年年反不掉、腐败处处治不了，几乎都与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有关。中国共产党曾经创造过举世公认的辉煌，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拥护，也曾经多次突破性地纠正过自身的历史错误而勇往直前。但是并不是永远的“伟光正”。今天，这个已超过80高龄的执政党，能否还永葆青春再造辉煌呢？是不是“伟光正”，应由人民评定，执政权也应由人民授予。
解放前在南京参加地下党活动，那时以为自己很“革命”。斗争很艰苦。那时南京地下党领导人是陈修良（女），组织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震撼了整个“国统区”，曾受到延安高度赞扬。称和解放战争前线是平行的战场，甚至作用更大……可是想不到，背后却秘密制定了一个“十六字方针”对地下党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就是根本不信任.。南京刚解放，陈修良就提出不同意见。当时接管的邓小平坚决执行这个“十六字方针”，严厉批评了陈修良。结果，陈被“降级安排”去浙江工作。1957年，和她丈夫，当时的浙江省长沙文汉双双被打成“右派”，最后下场很悲惨。而且当年“地下党”大多数（包括潘汉年等）都没有好下场。直到晚年才听说这件事，真叫人寒心！
中共1953年对坚贞不屈爱国归来的志愿军战俘的处理，更是尽人皆知了！
中国也太大，历史遗留的封建主义毒根又太深，治理这个国家也确实很难。现在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盛世（连“八九六四”都不敢公开调查，不敢公布真像，不敢平反，算什么盛世！），但“胡温体制”宣导和谐，亲民爱民，一步步扎实前进，未来的希望应该一定是光明的。
毛泽东早在延安答黄炎培问时就确定地说过：要使一个革命的政党执政后不蹈历史覆辙，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就必须实行民主。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记住这经典之言，总结50多年执政的历史经验。一代代杰出的领导层应该有能力、有智慧，加快目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使人民盼望的具有普世价值甚至比西方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早日实现。
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国家才能真正与世界接轨，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真正稳定地走向富强。那时，今天许多令人困扰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能迎刃而解。例如，所有（不是一部分）各级公务人员的任用，一律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上岗制度，禁止非法的暗箱操作。买官卖官就自然消失了，权钱交易、“吃喝嫖赌全报销”之类的孳生土壤就被根本铲除了，谁还能腐败?20世纪末期我们成功地和平收回了香港、澳门，21世纪的新时代，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多民族团结、和睦、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应该会像一轮朝阳一样喷薄升腾于世界的东方。
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期待能有幸早日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完）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