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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清华中学坐落于南岸土桥镇旁一个小秃山上,原在江北胡家湾、1945年正式迁此,距土桥街里还有一小段路。校园环境十分开阔宁静,后山坡下有条小溪,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花滩溪,景色秀丽,还有个小瀑布,是学生游泳的好地方。1991年我回北京后通过参加重庆清华中学校友会的活动,才得知该校最初是1937年由留渝的清华大学校友为抗战建国在重庆筹建的。据说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对此事也比较关心,当时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郝威(郝文彪)曾按照董老的指示参与建校活动,这也许能更好地解释学校的校风为什么如此进步了。教师多是原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校长傅任敢原是清华大学的秘书,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派遣到任的,当时的教学水平在全西南地区都名列前茅。傅校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实施的是相当开明、进步的办学方针。1948年是国共全面内战的第二年,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严厉统治下,山城早已成了一座被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囚笼,学校和学生更是当局思想监视的重点,社会空气十分紧张又压抑。可当我从沙坪坝转入清华读高二时,见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校园里充溢着民主气氛,没有政治党团盯着学生的一言一行,没有国民党的公民课和军训课。在“管理民主化”的方针下,学生自治会和班会都实行公开的选举制度。各科的课程量是很重的,代数、几何全用英文原版教材,如《范氏大代数》等等。解题也要求用英文书写,英语课堂上不准说汉语,这在当时重庆各名牌中学里也是少有的。和紧张的课程教学相对应的是课外活动也异常活跃,在学校的倡导和支持下,同学自己组织的各种读书会、壁报等活动如百花齐放、满园争艳;不仅每班都有歌咏队,全校还有话剧团,排演过《雷雨》、《日出》等进步话剧。如此民主自由而又活跃的校风令我今天想来都十分神往,和当时校园外那种让人窒息的社会空气相比,简直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必须指出的是,重庆清华中学这种独特的管理和校风,是和当时的校长傅任敢民主办校的治校思想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它客观上也为中共地下党在校园里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这时整个国内形势已有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进攻。仗越打越大,从经过当局精心审查筛选后的重庆报纸上,仍能明显看出国民党前线失利的消息。与此同时,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争取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得到迅速高涨,实际上形成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虽然采取的基本是合法斗争的形式,如唱歌、演剧、出小报等方式,抗议物价、要求民主、反对美军暴行、揭露政府腐败……,但是在孤立政府、争取民心、甚至为迎接解放进行舆论准备上,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我转读清华那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规定1元金圆券换300万元国民党法币。发行前曾信誓旦旦说金圆券用政府的库存黄金作保证能绝对保值,可是发行后市场物价却涨得更凶,尤其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米面的价格更是一天几变。甚至从家里拿钱去买东西,还未走到商店,价格又涨了,准备的钱又不够了。有资料显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里11年间物价上涨了85000亿倍,简直是个没法想象的数字。仅此一事即可想见,民怨沸腾能到什么程度。而统治者为了压制老百姓,这时已逐步露出了法西斯嘴脸,以战事紧迫为借口(当时正是辽沈战役时期)压制一切攻击政府、要求民主的言论和行为,常有逮捕学生的暴行发生,街上多数茶馆里都在显著位置贴上了“莫谈国事”的告示。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此时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公信力已逐渐丧失,虽然官办的《中央日报》上每天都在痛骂“共匪”、进行种种恶意中伤,但人们嗤之以鼻,几乎没人信他的。在街头布告上、更满篇是逮捕、处决等触目惊心的字眼,白色恐怖气氛嚣张,活显出一个业已丧失民众信任却仍想依靠高压来维持政权的悲哀。在此期间,我家的经济情况也急剧下降,由于父亲相信了政府的公告,银行存款在金圆券的急剧贬值下丧失殆尽,母亲只得依靠变卖首饰来维持全家的生计。所有这些也使我对政府和对社会的怨气更为腾升。

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必将失天下!

2

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校背景下转读清华高二的。入学初期很怕大家知道我在南开中学被勒令退学的情况,所以读书还是比较认真的。一是自己也觉得打麻将被退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同时又怕校方知道后会影响我在清华的顺利转读,因为我的转学证书也是托人在中国中学办的、是假的。不过,实际上想瞒也瞒不住,同班还有丁润生等两位同学也和我同时从南开转到了清华高二,只不过他们是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怕受迫害而从南开转来的。好在同学们对我倒也没有什么议论或歧视的现象,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无论学习或和同学间的交往都比较正常。

不久,我发现同桌周振华同学,经常看些课外小说,可是他看的那些书总是用书皮包得严严实实。偶尔被我看到了书名,却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这些书我此前无论在图书馆或书店里从没听说或见到过,有时借机偷着翻翻,进一步则希望他能把这些书也借给我看看。可是他说这些书不是他的,但过几天后还是借给我了,记得他传给我看的第一本书是高尔基的《母》,看得我爱不释手。因为对于一个过去主要只是看古典、武侠、人猿泰山或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孩子来说,这本书真好像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子,不仅文笔和内容不同,更和我过去看的那些小说展现的完全是另一番思想天地。接着他又给我看了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其情节和人物同样深深吸引了我。终于我忍不住了,反复追问他这些书是从那儿借来的?因为我从没见过这些书!有一天他终于告诉我:这个班里有一个同学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有许多好书在组内互相交流。我喜出望外,可又看不见这个读书小组在那里?只得再三央求于他。最后终于通过他的引荐我也参加了一个名叫‘新芽’的读书小组,组织者有我班的李普杰等同学,后来我才知道李是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青”社员,而且是清华中学‘新青’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振华就是这个读书小组的一名成员,该小组还自办了一张壁报,报头就叫《新芽》,由大家自行编稿、排版、抄报。每期篇幅相当一张对开的印刷纸,共两版,内容多为时事评论和文艺,虽然不敢公开攻击当局,但是对时局的不满和影射言论却跃然纸上。我由于在南开中学也办过《言涛》,对此事当然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就这样,渐渐地也融入了这个集体之中,不仅很快就和同学消除了因插班转学而存在的生疏,还担任了《新芽》壁报文艺版的编辑。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读书会和壁报社,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为了在白区团结同学、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一种组织形式,将办壁报和读书二者合一,以办报掩护读书,是用合法斗争方式在白区开展的反蒋第二条战线。在读书小组里,根据参加人员的具体情况,先从进步小说入手吸引你接受一些进步思想,再逐渐向你介绍些其它书籍。就这样、我也开始由苏联小说,逐步接触到了由解放区传过来的一些所谓禁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薛幕桥的《政治经济学》,还有有关帝国主义,以及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和四大家族的一些通俗性读物。在当时,看这些书是犯法的、将遭受当局的逮捕和追查,在读书小组内部也只能有选择地在小范围内个别传递。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不仅使我感到某种刺激和好奇;更重要的是,这些书上的道理和当时的社会现状相对照,简直好像干柴扔进了烈火,一下子把我积郁多年的心田照亮了,头脑里许多问题似乎得到了解释。从江浙沦陷区到重庆国统区,从童年以来就在心里积聚起来的那种朦胧的民族义愤和朴素的爱国热情,似乎统统找到了出路和依托,汇集成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受欺负?为什么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什么美国大兵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欺人太甚?就是因为现政府腐败,他们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压迫我们中国老百姓。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才能富强,中国人民也才能不再受外国人的欺侮!道理似乎就这么简单!

在新芽读书小组里我有三位特别要好的同学,一位叫曹贞干、另两位叫高石和张远维。我们几乎成天在一起,相互间无话不谈,尤其在课余时间,经常在校园的山坡上、树林里热烈地讨论着看书得来的心得体会。曹比较寡言、但很沉稳,就我和高石、张远维相互经常争执得厉害,好像就自己懂得革命似的。其实,总体说来我那时还十分幼稚,最明显的例子是:这学期结束回家过寒假时,我竟然把我读到的这些‘新奇’知识,以及一些生吞活剥来名词,也向母亲和家里的人做宣传,说国民党政府如何坏,解放区就是好……。结果遭到全家的嘲笑和斥责,说我受到了“赤化”,并且警告我再参加这些活动就得退学回家,从父母亲来说这也包括了对我人身安全的担心。只是这些警告我当然不可能听进去,而我和家庭在情感上的裂隙却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3

寒假后开学时、时局已急转直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一面公告引退恢复和谈,一面在溪口继续准备借长江天险坚持内战。这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表面上的政治空气也有点内紧外松,我们清华中学的进步学生活动就更加活跃了。同学间以学民歌的名义,到处都在学唱:《康定情歌》、《山那边有好地方》等解放区才流行的歌曲,以及许多直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讽刺小调如:《茶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古怪歌》……。在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下,全校又公开成立了跨班级的时事、社会、文艺和艺术四个研究会,借以在全校范围内学习传播进步思想,我被推举为全校文艺研究会主席。在研究会里起初是组织大家研讨鲁迅的《孔乙己》、《祥林嫂》、《狂人日记》等,这既是合法的文学著作,又可藉以宣传中国人要振奋反封建、反压迫的思想。在大家的讨论发言中,更有意识地引导到对现实社会中的封建表现和各种政治压迫上来,指出这就是鲁迅说的‘人吃人的社会’,并加以议论或批判;后来干脆以研究了解民间文学的名义,油印并散发了解放区传过来的《王贵与李香香》等作品供大家阅读讨论。其他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也都与此类似,用表面上合法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时,由于《新芽》社的人员已发展到十多人,人多了活动不便,而且一个壁报社时间办得太长,也容易引起当局注意,《新芽》决定停刊,人员改组成《开垦》和《晓声》两个壁报社,我和曹贞干等人在《晓声》社,继续活动。

然而,蒋介石很快就撕下了再次和谈的面具。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了镇压请愿学生的“下关惨案”,4月8日重庆市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可部分学校在市里游行时又遭到高压水龙的驱散和警棍殴打,特务并利用夜晚到学生宿舍抓人。但是当局越压、学生反抗也越烈,消息传遍了清华,群情激奋。在重庆地下党的串联组织下,4月21日清华中学在学生自治会的统一安排下,几乎全校的学生打着校旗,整队由土桥集体步行20里到沙坪坝,联合了重庆大学、南开、树人中学等多所学校共约万余人,当晚在南开中学的大操场上举行声援南京下关惨案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营火晚会。各校学生除了大唱进步歌曲,高喊口号外,还在会上公开演出了许多抨击当局的活报剧。气氛狂热,真好像这里已不是国民党的大后方而是在解放区似的:黑黑的夜里,南开校园大操场的中央燃烧着熊熊篝火,各色校旗飞舞着,歌声喊声震天价地响,那是上万颗年青的心在黑夜里对天明的渴望与呐喊!直到今天、每当我的眼前重又浮现出那个场面时,总感到浑身发热,由衷地为解放前重庆青年学生那种无所畏惧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所感动。当然,为了预防当局在我们去沙坪坝路上实施拦截或在开会期间镇压和捣乱,事先我们也做了不少准备,把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编成了小组--小队--大队,统一行动、设想了各种如何应对的予案,确保同学的安全并防止队伍可能被冲散,我担任了小队长,一个小队又编成五个小组。也许由于参加这次活动的人数实在众多,声势浩大,整个活动期间国民党军警没有动手。但晚会上有不少公开或不公开的便衣,在学生人群中穿梭或围观。其中我也碰到了南开中学的训导主任关性天。当然,这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特务,互相还打了个招呼,他问我转到哪个学校读书了、今天清华中学的训导主任是不是也来了、希望能见见他等等。说过几句就分开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当晚,我们在南开和树人中学教室里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饭后,又整队步行返回清华。

重庆“四.二一”示威活动对社会震动很大,尤其在时机上正好配合了渡江战役的开始,充分展示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声威,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向背,也极大地孤立了国民党在其大后方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的,随着解放军迅速过江,当局立即以‘整顿戡乱秩序’为名,大肆逮捕各学校的进步活跃份子,严刑逼供,不少学生就此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我们班上的黄厚湛同学,解放后我才知道他也是清华中学‘新青’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也险些被捕。只是特务把‘湛’字误读成了‘堪’字,被时任重庆清华中学训导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国桢乘机加以利用、故意将错就错,通过误导与特务周旋,拖延了时间,终于使黄厚湛得以闻讯逃跑。总之、白色恐怖下的重庆,这时候的空气已经如同铅石般的沉重了。

4

那是1949年5月20日晚上,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曹贞干约我晚自习时到外面走走,我俩一直走下山坡,在山坡下花滩溪边徘徊,夜特别静,似乎只听见小溪瀑布哗哗的水流声。我觉得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果然、平时话语不多的曹贞干这天晚上却侃侃而谈,而且情绪十分激昂。他主要谈的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反动派可能并且已经开始垂死挣扎,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最后告诉我:他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协社’,全称是民主青年协进会的成员。还说,一年来他仔细了解了我的家庭以及在南开、市二中的情况,并为此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观察,认为那是国统区里热血青年思想苦闷和彷徨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事情对参加进步活动或许还能起到某种掩护的作用,并表示愿意介绍我参加“民协”组织。他这种信任使我感到万分激动。要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贸然向别人公开自己中共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可能随时有被告密、并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和杀头的危险!他随即又告诉我:‘民协’内有两种关系,一种是‘CP’关系、一种是‘CY’关系,后者更外围一些。他又说根据我的表现,确定为‘CP’关系。接着交代了地下组织的纪律,单线联系的工作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我俩回到宿舍夜已经深了,整个晚上我激动得始终没能睡着觉。是啊,从今天起我已经成了山那边的人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还夹杂着说不清的好奇与遐想,完全控制了我这个18岁的青年,周身的热血真的要沸腾了。

从此,我在文艺研究会和壁报社的活动就更有了组织意图的遵循,随时和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久,我们又成立了《向太阳》报社,有曹贞干、高石、张远维和我,又吸收了郭汝魁和杨人杰(女)参加。我能看到的东西也更多了。有一天,曹给我看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不忍释手,因为这书里具体勾画出了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那个期盼中的社会。毛泽东在这里写道: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多么美好的前景,多么令人振奋的词句!我一边读着,脑海里尽力地按照书上的词句,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无限憧憬并描绘着我们即将迎来的那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心情舒畅的新社会的模样,因为那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山那边的好地方。我默默地期盼着,期盼着她的早日来到。我还兴奋地读着书里这样一段话:

“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除去部分为帝国主义服务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几乎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窝里了,烧得我的心烫烫的,我真想站在花滩溪的瀑布前,向全世界把书末最后那句话大声地喊叫出来: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久,曹又安排我担任清华中学‘民协社’地下联络员的任务。也就是和校外地下党组织不定期地接头,汇报我们支部的情况、听取上面的指示,沟通内外组织的联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既十分重要又相当危险。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联络员必然会掌握单线联系下本来不应该知道的有关自己组织的许多情况,而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意外,这种上下联系不能留下任何文字墨迹全凭个人口述,稍有差错将直接危及组织和人员的安全;危险的是,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是国民党特务全力搜寻地下组织的突破点,因为这些人的活动不仅最容易暴露,掌握的情况也较多,只要突破一点常可由此拉出一大片。和我接头的上级联络员是个瘦高个子,当时相互见面都不准打听对方的名字,解放后我在团市委见到他时才知道他叫王德裕。我们每次接头的地点经常是在某个茶馆里,但茶馆不能固定,一般是在这次接头结束时两人才商定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并且议定如有特殊情况,包括接头人员、时间、地点等临时变动时的应对办法。这些约定也只能我们两人自己知道,以防不测。在近半年时间里我们多次接头,一般是他向我传达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上级对下步斗争策略的安排,我则主要汇报当前学校和民协组织内的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回到学校我把接头内容立即向曹汇报。在当时形势下,我虽也知道这项工作相当危险,但既有重任感也甚觉好奇。起初心里还真有些紧张,每次出校门去执行任务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常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梢,其实这样做更危险反容易暴露自己,后来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期间,还发生了同清华其它地下组织相互发生猜疑的事情。原因是:“民协”是1948年4月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由川康特委派出的川西先遣组第二组着重在重庆南岸区的一些学校发展的秘密外围组织,虽也受重庆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但和原来就在清华活动的“新青”社,不属于同一个上级,在都是单线联系的情况下,一时弄不清对方的底细以至怀疑其真实面目,甚至怕是伪装进步的特务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能通过上级查清这个情况,曾是我对外联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出当时地下斗争的复杂性。此外,我还按照曹贞干的安排由我出面谈话,发展郭汝魁参加了“民协”社,也是“CP”关系,和我单线联系。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也更加残酷和狰狞了,经常听到外校有逮捕学生的消息。但是清华中学由于独居一隅、在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连学校的训导主任汪国桢都是中共地下党支书,此外教职员中还有六七位地下党员,使进步学生运动的开展一直没有受到摧残。任凭校外风霜漫天,园内依然春意盎然、十分活跃。我们甚至还在学校里自排公演《棠埭之花》、《兄妹开荒》……,现在想来实为难得。但是作为当时西南地区的一所名校,课程压力一直很重,同学中认真读书的空气也十分浓厚,有些人因此不愿意过多参加课外活动,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和地下革命活动的开展存在着一定矛盾。经某些活跃分子倡议,并得到清华中学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号召“放弃功课、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来”,有的甚至公开提出罢考。我因为已经有了南开的经历,现在和家里关系也较为紧张,曾担心这样做的后果,但最终还是毅然地响应了组织的号召。没想到的是,大多数同学的热情竟都是那么高,该年暑假,各年级几乎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交了白卷,有的班甚至只有一两个人去参加考试。这件事在清华中学的建校史上震动很大,它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地下党组织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学生中确实有着巨大的号召力;但从另方面来说,它也多少反映出了我们党一直存在着过左的思潮,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必要。1998年重庆清华中学60周年校庆,不少老校友在写纪念傅校长文章中,都以某种忏悔的心情或自嘲的口吻回忆了自己50年前的这段历史,因为傅校长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

由于放弃功课和考试,那年暑假我和同班多数同学一起又重读高二,由十级留到十一级,暑假回家受到父亲的严厉责备。此时我家已由唐家坨迁到了市里的遗爱祠,由于家境日渐困难,租住的房子也较前小多了,认为我不愿好好读书就是和我在清华受到‘赤化’有直接关系,要我立刻转读重庆青年会中学。那是一所谁都知道的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我和家里大吵了一场。生气之下,父亲宣布要和我断绝经济供应,血气方刚的我也转身就跑回了清华。曹贞干听说这情况后,让我先在学校住下来再想办法,但告诫我青年会中学一定不要去。那个暑假连曹在内,不少同学都留在学校继续搞革命活动。就这样,从此以后我连寒暑假也不再回家去了,无论在自己心里还是我和家里的实际关系都由此留下了深深的裂痕。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已全面崩溃。1949年7月又发行什么银圆兑换券以搜刮民财,市场普遍拒用,实际恢复到了实物交易的原始状态。1949年9月清华中学开学时,规定该学期学费为三担米,按当天的米价计费,伙食费则按月另收。为了解决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以及像我这样有某些特殊情况家里断绝经济供应的学生,经学校和地下党组织的共同努力,对125名同学减免了三分之二的学费,减免人数占了该年全校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曹又帮我解决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学费。我终于在清华又留下来了,不会被迫回家去读青年会中学了。这件事更使我对组织感激涕零,从此觉得组织才是我真正的家,甚至比家都好!更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组织上搞的革命活动中了。也就在这时,解放军正势如破竹地席卷华东、华南和西北各省,我们天天翻开报纸兴奋地在地图上标出解放军胜利进军的位置,红色的标志已经迅速地对四川形成醒目的包围态势了。

是啊,终于快盼到天亮了,虽然天快亮前正是黑夜最黑最冷的时候!

5

解放前清华中学这一年多时间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使我由黑夜山城里的“一只迷路奔突的小羊”,转变成了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学生运动的地下社员;由“一叶随风飘忽的浮萍”,升华成为具有一定信念,并且甘为这个信念奋斗和牺牲的战士。可以这样说:正是年青时形成的这种信念,不仅使我在当时敢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血腥恐怖,而且也是此后几十年里指导和支持我人生脚步的精神力量。因为年青时曾以生命相许的这种信念,是会深深渗透进人的灵魂里去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持,才使我此后能比较沉着地经历了大学里的政治风暴、北大荒的艰苦卓绝、浩劫中的家破人亡、以及科研所的多次白手创业等诸种坎坷,在逆境下保持着一种乐观拼搏的人生态度。正像那时我们常唱的那首歌词:“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但从另方面来说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特别是和我从小养成的那种书呆子式的单纯和天真、执着的性格相结合,使我始终对这个组织、这个党以及我们曾如此期盼和争取来的这个政府,抱着某种过分的虔诚和信任。天真地认为:政治真就那么简单,革命队伍真是如此纯洁,山那边就真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好地方”;以至几十年来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做了不少傻事,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即使自己被碰得头破血流却迟迟不能醒悟。

是的,理想就有那么大的魅力,当它一旦植入了你的心房就会变成不可替代的力量,而且轻易不愿意退走。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环境下,那是在一片黑暗中寄托着一缕光明的希望、并且为了那一缕光明的到来,时刻准备遭受黑暗的严刑拷打。正因为如此,支持这个理想需要多大的信念支撑,同样、要把这个信念再从你心中拿走,更是多么地不容易。

当然,倘若把我们当时的革命信念,说成是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太高抬自己了。就我来说,虽然这时也曾看过一两本共产主义的通俗读物,但说到底也就是知道了几个名词而已。对自己最根本最直接的还是社会本身的教育,也就是从童年以来亲身感受到的日寇的侵略和美帝等洋鬼子对中国人的欺凌;再就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残暴、腐败和无能,多么希望有个好政府能让中国人舒口长气,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国家,真正能把国家建设得不再受人欺负啊……,也就是说一种民族的义愤和民主的渴求在一颗年青的心里燃烧着。偏偏当时国民党政府极力压制这种渴求,而共产党不但口头上支持这种渴求、还表现出确实有力量能改变这个社会,满足这种期望,展现出一个美好的前景。既然如此,自己当然就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并且深信未来山那边的新社会,一定就像他在宣言里说的那样是一个御外自强、民主自由的社会。这种信念、可能在当时白区投身革命的青年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这也就是五四以来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一贯传统。也许由此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白区青年,不论其出身如何,曾经为了这场革命,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直到自己的性命。

就像我在2000年一篇随笔中所写的:

在黑夜的山城里,我“又开始做着一个梦,一个绛红色的梦。我梦见山那边真有好地方、红色的风浪从此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人们齐心当家、真正做主。既然为祖国的繁荣、为民族的振兴,宁可抛头颅、洒热血;那从此后当然只有忘我的工作、哪还会有争权夺利、奉承钻营?只能有热情坦诚,那还会有谎言欺骗、尔虞我诈?睡狮真的从此苏醒,昂首挺胸、阔步前进……。就这样,这个梦我做得好长好长,尽管在梦境中我也曾遇到过惊涛骇浪、甚至还曾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我仍然是那样甜甜地、沉沉地梦着、梦着……”。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并热切希望能够拥抱的明天。那么纯真、那么善良!现在看来这实际是一种幼稚的和学生式的天真,具有乌托邦的成分。因为实际上我对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这场革命的真实性质,它可能遭遇的干扰和走向,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想得是那么简单,以为只要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一切都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自由和民主如约而至,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大家就可以真正一心一意地去建设自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了。然而这种天真幼稚的理想,当时却是真正支配自己的精神力量。是啊,当你赤手空拳只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当作拼搏工具的时候,你为之拼搏的明天,在心里必然是无限美好的,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经过‘十年浩劫’后,每当我看到《红岩》一类老电影里如下的镜头:国民党监狱里临刑前围坐着的女囚,用被单绣着想象中的红旗;或是解放战场上弹尽粮绝准备作最后牺牲的小战士们,他(她)们无限神往地憧憬着自己渴望看到、却已不可能看到的那个想象中的明天,共同描绘心中想象的新中国蓝图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也曾和他们一样充满着热望,想象过现在已经成了昨天的那个“明天”,而且想得是那么美好。当2001年秋天,重庆清华中学校友在北京聚会,游览颐和园时,一位校友闲谈中对我说:“老蔡,你当时是决心要做革命家、政治家的……”。我只得还他一脸苦笑。是的,我们当时对‘政治’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简单和‘纯洁’!

1996年原《向太阳》社的部分同志在重庆相聚(前排左起:曹贞干、张远维、后排左起:郭汝魁、杨人杰、高石。)

我更相信,解放前那些在敌人严刑摧残下或枪林弹雨中即将倒下的烈士们,他(她)们牺牲前在眼前闪现的明天,一定比我想得更美、更甜……!

在重庆清华这一年中,我思想和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家庭的关系。由于童年以来长期和外婆生活在一起,诸兄弟中原本和父母关系就相对淡薄的我,在经历了前面所说的过程和冲突,特别是为转学青年会中学一事和家里闹得基本决裂后,关系就更加淡薄了。年青人的逆反心理这时更涂上了政治的油彩,认为这个家真的是一个和革命对立的家,裂痕也就更加深了。这也就为我此后在对自己家庭、特别是对父亲的态度上,以及对自己出身的评价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偏激的认识和过左的做法种下了情感上的根源,因为我似乎对这种过左的判断找到了事实上的根据。但和家庭的这种对立,却从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与组织间的感情,使我从那时起更把组织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在思想上依靠、在感情上信赖。本来嘛,在地下斗争情况下,那一声后来成为最普通的“同志”的称呼,在当时却远远超过任何千言万语。即使是两只完全陌生的手握在了一起,在这轻轻的一声呼喊下就会立即变得发烫。任何文字的形容在这种心情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只有实际经过了那种岁月的人才能感受得到。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是我的家?对组织来说我难道还能不是自己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和家庭的冲突也越来越深,在我心中的情感天平也越来越向组织一边倾斜。也正因为如此,当1958年在农大时,只因为我在整风中向党委提了点意见,就把我开除团藉,赶出“家门”时,我感觉那沉重的一击真无异于绞杀了我的生命!

总之参加地下组织并为之奋斗,使我从此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组织里的人,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这支队伍里的“自己人”。这个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就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不仅要全力维护他,无保留地听命于他,竭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建设他,甚至应该理解并原谅他的某些失误,还愿意为保卫他而付出自己的一切。中国小知识分子天真的民族自强的理想,和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民主宣传、以及类似大同世界的有关共产主义的模糊认识,结合在一起,乌托邦似的理想主义就从这里形成了,并使它在自己头脑中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在这样的理想驱使下,无论放弃学业、断绝亲情,甚至甘冒生命危险,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每天就在理想的激荡中企盼着“山那边”的早一天到来。

也许,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说:理想主义者原本也是自身理想的奴隶。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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