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1年深秋哉6团11连王家兴家的窗前作者和两个孩子合影。时年晓玲8岁半小筠3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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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高淑惠因家庭出身是小地主，在家乡备受政治歧视。她性格内向、一口四川口音，沉稳少言、善良省俭；工作纯朴踏实、任劳任怨。1961年11月我俩结婚，此后随我到八五一农场总场部，在总场医院担任场部接生员工作，从无差错。1963年我调到虎林农垦分局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分局又无直属机构，难以安排她的工作，只得停薪留职，赋闲在家。她也从无怨言，节衣缩食、勤俭持家，以我一人微薄的工薪把一个三口之家，操持得井井有条。65年八五○农场医院同意接收她到场部西岗医院，名为卫生员实际主要仍是承担助产士工作。当时农场产妇都在家分娩，上门接生，无论白天晚上随叫随到，顺产难产也全由她一人操持，无接生任务时就在医院里值班送药打针。为了保证她的工作，我家也由虎林县城搬到西岗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营房里，我则每天由西岗步行到虎林上班。由于她服务尽心尽力，在西岗地区产妇中获得一定的赞誉，两年中独立接生上百例，包括一些难产，均从无出现任何问题。1966－67年间我们不满周岁的儿子一直体弱多病，1963年出生的大女儿晓玲也尚需人照料，我又经常在农场蹲点不能在家，尽管家务繁重她却从没有影响工作，直到1967年7月儿子终于因病夭折。她悲痛万分，为了在精神上多少能有所弥补，我们商量再生一个孩子，1968年5月21日二女儿小筠出生了，但这时候我已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因肃反的事被作为特嫌揪出来了，后来还进了“牛棚”，更不用说伺候她的月子或帮她料理家务了。所有这些都使她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既无心也无力过问，很少参加运动。善良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文革的魔掌竟会找上她这么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的小小卫生员，而且竟至于最后在非人的待遇下被迫自杀、连尸骨都喂了野狗，荡然无存……
当时（68年下半年），西岗（也就是原八五○农场场部）的文革正处于白热化状态。特别1968年6月18日中央正式批准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沈阳军区，由军区派了大批现役军官全面接管农场的领导和管理。原虎林和密山两个分局组建为兵团第四师，八五○农场也改建为36团，西岗成了团部所在地。这些现役军官在文革的热潮中和“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等最高指示的大背景下，穿着军装、带着红领章，刚进农场时确实有点趾高气扬，豪情满怀。到哪儿都高喊着：“砸烂旧农场、建设新兵团”，“坚决反对一切右倾思想”，“要建设最最革命化的兵团”等口号。似乎五十年代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建设的北大荒从人到事全是错的；原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都是“修正主义路线”，都需要清理和批判；农场的原领导都是走资派、机关干部都是旧人员，基本都“靠边站”。正好当时各大城市数十万知青随之插队北大荒，其中不少还是六七、六八届的初中小孩，在当时政治气氛下，他（她）们崇敬解放军近乎到迷信的程度，因此，知青一度也就成了这些现役军人组建兵团的重要依靠力量。不少知识青年被调入师团机关、或充实到医院及学校，并立即成为当时各单位深入开展文革与反右倾、批判以及清理农场旧人员等各项运动中的主力。
其实现役解放军也是人。所谓的农场旧人员中许多过去也曾是现役解放军，军衔还不比这些人低。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双方的地位和气势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兵团团以上现役干部都曾配有持枪警卫，甚至一度普通群众连农场办公室的大门都进不去。至于师以上干部的行动就更神秘了，到基层后的行踪完全保密，好象随时都会有人要对他们搞破坏或暗杀似的。可也正因为现役军人也是人，也有三灾六病。特别当开始组建兵团时那最初的一股热情逐渐消退，发现北大荒确实十分荒凉和艰苦后，不少现役干部从思想到身体的病也逐渐多起来了，团部医院里常住着不少现役军人。而且当时医院里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刚调进来的女知青，整天忙着闹“革命”，批判旧农场的老医生和老护士。顾不上医疗业务，使得农场医院的管理相当混乱，再加上现役的病号在医院里又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一般医护人员都管不了。高淑惠的冤狱也就在这种背景下阴差阳错地发生了。
196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时任兵团四师的副师长吴宪义来到36团检查督办文革反右倾运动。忽觉有点感冒，于是在严格保密情况下住入团部西岗医院。医院更秘密地专为其腾出一间病房，还派了特医、特护。除两位医院领导外，包括当天值班护士高淑惠在内，谁都不知道这里悄然地住进来了一位“大人物”。那天，医院里的住院病号还特别多，许多医生护士又去闹“革命”了，小高一个人管着几十号病人、还分住好多间病房，感到实在顾不过来。快到下班时间了，也希望能尽快把医嘱处理完，家里炕上还扔着刚六个月的小筠等着喂奶。好在除了还剩三个病号需要打针处理外其它医嘱都已完事，三人中有一个是团部宣传股的吴东生股长，也是现役，住着病房却老往外跑经常找不着。这时一向希望自己能学点技术的廖护理员过来，趁机也想学着打针，日后好图个晋升，因为文革期间医疗系统不讲学历和资质，护理员能升护士、护士也能升为医生；按规定护理员原本是没资格给病人打针的。“你还有几个病人没打，我帮你去打？”廖问正在为一位病人打静脉针的高淑惠。
“基本都完事了，”高答：“除了这个还有两个病号要打针，一个也是静脉针，你打不了”。
“那另一个呢？”廖追问着。
“还有个姓吴的解放军该打青霉素，住院好几天了，老是到处跑，原来住在对面病房的，我下午找了好几遍，可就是找不着，不知道他上那儿去了！”
这时，病房里的患者也七嘴八舌地插话说：“今天下午又调整了病房，看到走廊顶头那屋刚搬进去个解放军，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姓吴的”。
“我去看看”！廖护理员听说，兴高采烈地拿着青霉素针拔腿就奔向那间病房。小高因为正在打静脉针离不开，就在后面追了一句：“可问清楚了啊！”
廖护理员推开房门果然见到躺着的是一位领章齐全的解放军，就问了一句：“您贵姓？”
“姓吴！”
“那好啊，我来给您打针”。
“打什么针？”
“青霉素啊！”廖答。
“谁派你来的？是谁让你来打青霉素的？”
“高护士啊！”廖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那针青霉素，针并没有打，听口气觉得似乎有点不对。
“叫你们院长来！”吴副师长一下子就从床上蹦了下来，高声叫道：“怎么搞的？没做皮下试验就打青霉素，这是什么医院？我对青霉素过敏，这不是要谋杀我吗？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听到师长的叫嚷声，师长的特医、特护连同医院庞院长都赶紧跑了过来。特医和特护更吓得脸无人色，两人扯着小廖连珠炮般地发问：“我们刚出去一小会儿你怎么就钻进来了”！“是谁让你来给师长打针的”？“师长的医嘱我们正在研究还没下达哩，又是谁给你的药”？“到底你拿的是什么药，真是青霉素还是别的？必须立刻交到药房去认真检查”？“奇怪？这是保密病房！你是怎么知道吴师长住这间病房的？是谁告诉你吴师长住在这里这个消息的”？“到底你是谁派来的？……”
廖吓坏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是高淑惠让我来给解放军打青霉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打电话告诉你们王团长，这医院的问题很大，要好好整顿整顿！”吴副师长的气还没消。
“马上把高淑惠弄到办公室去！”站在这些人身后的医院庞院长也吓坏了，需要赶紧弥补自己的过错，当着师长的面要有所表现。当即表态说：“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要彻底清查这件事，这是个严重问题，是我们医院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我们必须随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我这次下来，就是来检查各团反右倾开展得怎样，干部的认识怎么样的”！
一件谋杀解放军、谋杀师首长的现行大案就这样形成了，凶手就是高淑惠。虽然直接前去打针的人并不是她，是廖护理员，但廖是贫下中农，经过一番阶级分析，结论只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高淑惠，耍手段蒙蔽利用贫下中农行凶。经王团长批准，西岗地区彻夜召开了《坚决反右倾暨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高淑惠大会》。高淑惠被揪着头发拉到台上挂牌批斗了一整夜。随后即命令她背着尚在吃奶的年仅六个月的小筠一齐关进了医院的“牛棚”。
当晚，王团长向吴副师长汇报了上述处置和批斗情况，说明他们对反右倾、特别是事关吴副师长的案子，确实是很重视并处理得雷厉风行的。同时报告说：经连夜调档查阅，高淑惠是农场的旧人员，家庭出身地主；她丈夫蔡方达也是农场旧人员，不但出身和历史都有问题，姐姐还在台湾，本人在大学里搞肃反运动时就被认为是特嫌；文革中早已被虎林农垦分局揪了出来，现正在牛棚里审查中。通过一番当时盛行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推理，两位现役领导一致认为：从人员和家庭的政治背景看，确实存在着高淑惠因自身阶级本质，加上丈夫被揪而心怀不满，从而刻骨仇恨解放军，仇恨文化大革命，公开跳出来进行阶级报复的可能性。尤其根据她丈夫蔡方达的海外关系和特嫌身份，指使其谋杀师首长、谋杀解放军的可能性很大。“疑案从有”，毛主席强调的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是不能松！不能犯右倾！
就这样，第二天吴副师长从36团前往42团（原八五七农场）继续检查反右倾，当晚就在该团团部的反右倾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在36团亲身遭遇的谋杀未遂事件，自称是“历险记”；并进而分析了高淑惠和她丈夫蔡方达的政治背景，号召大家必须从这个案例中吸取教训，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在兵团组建过程中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增强敌情观念，注意斗争新动向，防止敌人垂死挣扎。讲话现场通过小喇叭向全团数万人进行了实况广播。此后，他回到师部又至少向师直单位讲了一次，这些讲话内容是若干年后，该农场和师部的朋友亲口告诉我的，他们不认识高淑惠，但还知道有个蔡方达。
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人问过一句：医院里这么多药，想杀人为什么只拿了一针青霉素？何况连这针青霉素也没打上！至于作为当事人的吴副师长，每次更只有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宣讲他这位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又一次“惊险”的“历险记”，更增添了案情的神秘及恐怖气氛。碍于师长的威严及反右倾的政治形势，这样的案子当然更成了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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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当我得到电厂“牛棚”管理员的通知后，气咻咻地从电厂跑到西岗，三公里。一路上脑子真成了一团乱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不清楚，但我知道小高是绝不会干出谋杀解放军这种蠢事来的，不光没这个胆量，更没这个来由。肯定是不知怎么就瞎罗织上的罪名，当时不少人不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就被揪出来吗？罪名还挺大！事情也许很快就能搞清楚的。但我最担心的倒是怕她经不住运动的冲击，特别西岗地区可不是分局机关，有些打手心狠手辣，前阶段就有好几个“老牛”被打断了肋骨，再加上某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知青，只知道跟着毛主席造反有理，完全没有政策观念，高淑惠究竟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哪经得住这种风雨、上得了这个“世面”啊！
到了西岗，果然看见食堂前面的小广场上昨晚批斗会的残迹犹在，满地的乱纸和砖头石块，那是台下开会人员坐的。批斗会的大红横幅，四周的大字块、大标语仍赫然在目……。恕我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不愿在此写下这些永远不会忘怀的标语，还是让九泉之下的冤魂安息吧！
赶紧跑回家中，十平米的小屋里冷冷清清。水缸里还有水，我先洗了把脸，把昨晚夜班装煤落的满头满脸煤尘洗了，多少也能像个人。可能是我的动静惊动了邻居老王家，他妻子赖月英有点迟疑地推开了我家的门。他家出身贫农，生有三个儿子，丈夫王家兴是1958年的转业军人，原八五○农场广播站负责人；但因为文革中参加“无联”派，目前也被作为“三股妖风黑干将”揪出来关在“牛棚”里劳动反省。妻子赖月英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小赖向我简单地描述了昨晚批斗会的情况，说那些人老是死命揪高淑惠的头发，在台下都能看到被揪掉的一缕缕头发……。还说我5岁多的大女儿晓玲昨晚下班后从幼儿园自己跑回来了，坐在门口直哭，别人说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孩子，没人敢理她或收留她，天黑了小赖才把她领进屋里，昨晚就住在她家。我向小赖道了谢，说话间她家15岁的大儿子牵着晓玲过来了，晓玲一见我就抱着我腿，直叫着：“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别再走了，行吗”？我抱起她来，摇摇头，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对这个似懂非懂的天真孩子，在这一片“红色恐怖”的环境下我又能告诉她些什么呢？
但更着急的是我想去看看小高，让晓玲还是先就在邻居赖月英家呆着，幼儿园她不愿意去就算了。我急冲冲地奔向位于岗北的西岗医院，医院内外全贴满了声讨高淑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医院的孙指导员看见了我，我俩早先就相互认识，虽不是朋友但见面还有个招呼，这时他绷着脸过来说：“高淑惠的问题很严重，师里和团里都很重视，不能随便探视”。我说明了分局让我来的意图，他最后总算同意这次可以安排，就叫来了两个套着红臂章的小青年，和我一起到医院后面的洗衣房去。小高就在里面正用手搓洗着一大堆医院的被单、监督劳动，背上还背着六个月的小筠。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刚说了一些有两个姓吴的解放军、她不知道有什么吴副师长住院，还有护理员小廖自己想练习打针等情况，就被那戴红袖标的小青年呵斥住了：“有啥家里的事快说，不准谈这方面的事”！我只能劝她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实事求是，有啥说啥，问题肯定是能搞清楚的。接着我请她放心，大女儿晓玲我一定会想办法安排好；并觉得她这么老背着孩子干活太累，是否我另外想个法子安排小筠？她不同意，说她习惯背着孩子干活，问题不大，在家也常这样，而且有个孩子在身边心情也能好些；我明白，由于有着前一个儿子夭折的事，她对这孩子特别珍贵，我再没说什么了，因为确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像我现在这样自己仍是个“老牛”的情况下、每天还要在革命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又能怎样来安排这个还在吃奶的孩子？！接着她又说：“就是孩子大了，奶吃得多，本来就不太够，现在这么一来更不够吃了。孩子老哭，能不能每天送斤牛奶来”！我立刻说：“我一定尽量想办法”。就这样，在那两个戴红袖标小青年的又一次呵斥下，我离开了洗衣房，现在想来我真是后悔！如果那次我把小筠带走了，小高也许最终有可能逃过这一场生死大劫难。
回到医院又找到孙指导员，要求允许我们每天给孩子送牛奶的事。他起初表示有困难，在我再三说孩子总不能老是饿着的情况下，他又进屋去不知和谁研究或电话请示后出来说：只能同意每天由我五岁多的大女儿晓玲把奶送到医院来，但大人决不允许再来，以免给高淑惠传递消息或出坏主意，增加案情的复杂性。
苍天无眼！带着六个月的吃奶孩子一起蹲监牢，还要干苦役，还不准大人探视，连不到六岁的小姑娘都要跟着陪绑，每天顶着凛冽的寒风送奶，人性何在？也许在世界的牢狱史中都难以找到如此案例，除了法西斯！
就这样，当天我把晓玲托付给邻居小赖照顾后，就赶紧先回分局去报到，并汇报我去西岗医院的情况。好在家里有自行车，更好的是分局机关确实还比较通情达理，经研究后对我说：本来正准备把分局安排在电厂劳动的那批“老牛”撤回机关，所以我现在就算回来了。但每天还要参加劳动，由分局的“老牛”班统一管理，明天正式去班里报到上班，每天下班后可以回家去住，照顾大女儿晓玲，第二天早上八点必须到班上劳动。今天下午还可以回西岗去，把订奶送奶的事安排一下，但每月的生活费不能增加，订奶的钱自己想办法，因为“老牛”被揪后，作为专政对象本人工资及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均被冻结，每月只从工资中发给25元生活费。对分局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已经是人性化的安排了，我确实感激涕零，再三道谢后又骑车奔回了西岗。
西岗也就是原八五○农场场部，有一个卖牛奶的屋子。每天早晨大清早卖一大锅煮好的牛奶。买奶的人清晨拿着奶票自己去排队打奶，要多少打多少，当天早晨卖完为止，没人管送。到了西岗我赶紧先去买好了30斤奶票，好在农场物价便宜，从我每月25元生活费里，除了自己吃饭外还能挤出这笔奶钱来。然后就到邻居小赖家里一起做晓玲的工作。小赖找来两个带塞子的瓶子，每个能装一斤奶，洗净后用布带子缝了个背带，把瓶子挂在晓玲的脖子上，准备每天用一个瓶子送奶，两个瓶子来回换着用。还不满六周岁的晓玲，竟能如此懂事，使我至今回想起来都免不了眼圈湿润。她听说妹妹没有奶吃，从此在北大荒零下三十度的严冬里承担起了每天送奶的重任。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雪，她清晨不到七点准时起床，北大荒的冬天这时还没有全亮。洗漱早餐完毕，我就帮她穿戴好臃肿的棉衣棉帽和棉手套，小手里握着一斤奶票、脖子上挂着打奶的瓶子，踏着滑溜溜的雪道，摇摇晃晃地先去奶房打奶，再到岗北医院洗衣房把奶交给她妈妈，单程就有半里多地。带红袖标的小阿姨还总是挺凶地不容她和妈多呆会儿（当时晓玲语），她只得自己独自再在脖子上挂着空瓶子回到赖阿姨家里。开初我先陪她去奶房打奶，再把奶瓶在她的脖子上挂好，由她自己送到医院去，因为小高早就在医院工作小孩认识路。但由于我还要赶到虎林去上班劳动，作为“老牛”更怕晚了点，所以必须很早就打奶，小孩也得起来特早。不久她说可以自己去打奶。就这样，每天全靠这六岁的小女孩自己坚持着把这送奶的大事办了。两个多月的寒冬里从无一天间断，也没发生过丢了奶票或打碎瓶子的事情。连卖奶的老头都看着她可怜，每次一见到晓玲胸前挂着瓶子摇晃着到了奶房，总不让她排队，招呼她过去先打，把奶装好后还帮她塞紧瓶盖把装奶的瓶子挂在她脖子上；同时向排队的人解释说：“大家让让这孩子吧！她家有事，孩子可怜哪”！奶房地滑，人少时总要嘱咐晓玲走路要小心。这些都是我下班回家后孩子告诉我的，在当时对“现行反革命”的孩子能做到这样关心，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天下还是好人多啊！
可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后却看见晓玲在哭，问她也不说，嘴里就是不断地念叨：“小阿姨坏！小阿姨坏……”！问了半天才说明白，原来这几天换了个看管她妈妈的小阿姨，对她和对她妈妈都特别凶，称呼晓玲和小筠都叫“小狗崽子”。说什么：“哼！小狗崽子还要吃牛奶？岂有此理”！不仅如此，每天她总要粗鲁地对晓玲搜身，把手套和口袋都翻过来看，有没有借送奶给她妈夹带什么纸条。今天小高刚说了句“孩子有啥子事么”，小阿姨立刻当着两个孩子的面狠狠地打了她妈妈一耳光，嘴里一边骂着“小狗崽子”，一边还踢了晓玲一脚……。
这种几乎没有人性的做法在当时并不奇怪。在所谓“革命路线”教育下，这些现在看来纯属流氓“痞气”、泯灭人性的行为，那时却司空见惯，甚至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紧跟主席、思想觉悟高的表现，是只会受到表扬和提倡的。
“什么样的路线培养什么样的人”！只是谁家没有儿女？谁人又没有母亲？我不知道为什么党竟把这种残暴的精神披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鲜红外衣；我更不知道这又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什么样的创伤！总之，已经四十年过去了，晓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她还不满六岁的那个冬天，每天顶风冒雪为她妹妹送牛奶所遭遇过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恶狠狠踢她一脚的小阿姨。
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从我心头涌起，但想到全家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我又必须把它咽下去！我有孩子，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孩子，孩子是无辜而又天真的，如果在孩子面前我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也许会就此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这个家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必须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于是我向孩子指了指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对孩子说：“咱们蔡晓玲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
“不要武斗”！我话还没有说完，晓玲就接了上来！
正好家里还挂着主席的语录，我指着一条语录教晓玲念道：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似乎很快就懂了，也说：“爸！我给妹妹送牛奶也要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说着，还挺着胸在小屋里走了两大步。
伺候孩子躺下后，我一个人躲在两平米的灶间里，坐在灶坑前的小板凳上痛哭了一场，怕惊着孩子没敢出声，那天夜里很久很久我都没能入睡……。
分局机关的“老牛”队每天也都是劳动。但强度比电厂小多了，多半是侍弄菜地、挖沟、撒粪等等，只是同样没有休息天。管理我们的也是个“老牛”，是分局政治处的一个干部。但他原来一直是站在“红联”一边的积极分子，历史上有些问题，也被揪出来了，成了“老牛”班的头头，是个介于革命群众和“老牛”之间的人物。每天和我们一起干活，但同时也负责监督和管理我们这些“老牛”，包括安排任务，收集每人的情况、打小报告、甚至还有权在班内自行召开对某个“老牛”的批斗会等等，所以平时干活时我们谁都躲着他。
由于根本不让大人去探视高淑惠，她被揪后的情况我一直不清楚，只能从孩子送奶回来后，从孩子嘴里听到片言只语，据此了解她大致每天主要是在洗衣房里没完没了地用搓衣板洗床单、被子和工作服，再有就是在整个楼里打扫卫生和厕所，每天劳动都在12小时以上，身上总是背着那半岁多的小筠——回味到此我不知怎地就想起了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只是这好象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而且小筠比萝卜头更小得多。若干年后才有一些朋友告诉我：那时最遭罪的还就是由于这孩子，因为孩子在“牛棚”里一天天长大了，老背在身上干活实在太累，放在哪儿孩子又能滚能爬了，一眼看不到常摔得鼻肿脸青，做妈的心疼赶紧过去顾顾孩子，立刻就会说她偷懒不干活，甚至有的小青年上去就是拳打脚踢。这不能不又让人想起法西斯的监牢，在那种教育下，她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母女、什么又是亲情！更惨的是每次开批斗会，总是硬把孩子夺下来随便扔在一边，任随孩子是哭是摔交也从来没人管，头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小狗崽子嘛，谁稀罕理她，活该”！直到批斗会结束，小高总是奔跑过去抱起孩子哭得跟泪人似的，哭还不敢出声，不然准会再挨上一顿臭骂。也许是怕我心里难受，也许是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事后这些朋友每和我谈起这些事，总是欲言又止，多半只是点到为止，从来不肯真正细说详情。
1968年12月26日中央发出了《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接着元旦后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都谈到落实政策给出路等问题。分局“老牛”队里的“老牛”开始一个一个地减少起来了。那是被革命群众宣布解放出去的，不过解放的速度很慢，大量的还需等待外调的结果。但这是个值得“老牛”们关心、可以看到自己前景的信号。因为建国以来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先把你当敌人整、整够了再宣布解放，你还得为此感恩戴德。我希望把这个信息告诉高淑惠，好让她也能在一片漆黑中看到点黎明的希望，最后能咬紧牙根熬过这一关。当时元旦已过，2月17日就是春节，革命群众已经开始有了过年的气氛。借这机会经分局出面电话联系，西岗医院同意我在1月底去看望一次高淑惠，时间是在晚上，地点仍在洗衣房，仍然有两个戴着红袖标的小青年监视着，并且随时干预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她神情还可以，我主要向她说了些报纸上社论的内容，好象是在向她宣传政策，不然是不会允许我说的，但其中强调了会给出路的，好让她看到希望。她和我说的主要还是孩子，她的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孩子8个月了，现在有时一斤奶都不够吃，有时食堂有稀饭能顺便喂一点，有时全是干的孩子吃不进去就哭，想蒸个蛋根本没这可能。经我俩商量最后还是由我去找医院的孙指导员，争取同意我去买点饼干或蛋糕给小高备用。
关着尚在吃奶的孩子，还不管孩子的伙食，这种监狱可能除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真是什么世道！
这次谈话小青年只让我俩谈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二天我把饼干交给晓玲连牛奶一齐送了过去。然而，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那个晚上半个小时的谈话，那么平淡、尴尬，然却又应该分秒珍惜的半个小时，竟就此成了我和我前妻高淑惠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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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2月3日清晨，阴冷的天，一切好象仍和往常一样。
西岗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乐曲，空中到处回荡着“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北大荒阴冷的冬季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我把晓玲送上打奶的路后，也赶忙骑上自行车奔向虎林，到分局机关的“老牛”班报到劳动。中午2点左右突然接到机关通知，让我立即赶回西岗医院去。据医院电话告知：高淑惠于当日凌晨上吊自杀，而且已经死亡，医院业已收殓，让我立即去西岗处理善后事宜。同时告诉我：处理完后明天一早上班时，我直接到分局机关目前的领导小组报到。
真是又一个晴天霹雳，我头脑全木了。骑着车懵懵懂懂地奔向西岗。一路上心里还嘀咕着：“不可能吧”？“怎么会呢？不是前几天和我谈话时还好好的嘛，怎么今天突然会……”！然而，这已是不容置疑的血淋淋的现实了，我甚至有点埋怨：“小高啊！你已经受了这么多苦，最后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这下不是更说不清楚了嘛”！
“小高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呵？按共产党的传统说法，这可是叫做畏罪自杀呵！不但自己成了盖棺论定，连孩子都会一辈子背上”杀亲之仇“的包袱，这顶铁帽子将永远把两个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们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每次政治运动的祭品，从孩子着想，咱们再苦也不能走上这条路呵……”！
到了西岗没有回家，家里也不会有人，直奔位于岗北的西岗医院。西岗一些认识我的人站在路旁用某种说不清的眼光默默地看着我，给我的自行车让路但没人和我打招呼或说话，他们肯定早已知道这事了。
一进入医院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到处新刷上了许多恶狠狠的大字块和大标语：什么“负隅顽抗、死有余辜”！“现行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罪加一等！”……名字上还都画上了血淋淋的大红叉子。看着那名字和红叉子，我眼前真就像是小高淌的血，心头蹦蹦地直颤。跨进医院门里标语就更多了，不忍再看。医院孙指导员显然知道我要来，就在门厅里等着我，身后还围着一群人，既无招呼更不让坐，看我站定了，当即面无表情地说：
“今天凌晨5时左右，发现高淑惠在她住的房内上吊自杀了，经抢救无效，已确认死亡”。稍事停顿后又突然提高了声调，像朗诵似地拿着腔调接着说：“经36团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研究认为：高淑惠因意欲谋杀师首长、谋杀解放军、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案件审查尚未结案。她又对群众专政心怀不满，于2月2日下午对贫下中农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在洗衣房内将住院患者xxx右腿严重烫伤，罪孽深重；可仍不思悔改，竟畏罪自杀，以死顽抗，应属死有余辜。但我医院革命领导小组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还是为她准备了棺木并入殓埋葬。尸首现停在后院，家属如有意见也可以自行处理”。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从头到脚全成了木头。脑袋昏沉沉地，太阳穴里的血管蹦蹦直跳，好像要迸裂似的，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沉默了好一阵子才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来：“孩子呢”？
“孩子还在这儿，暂时有人管着，你来了也该把孩子马上接走”！他用的是“该”，而不是“可以”。
“我目前的情况自己还带不了孩子，她母亲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我希望由组织出面帮我找一家贫下中农，暂时帮我寄养这两个孩子，生活和抚养费等一切费用均由我出。因为不以组织出面联系，别人未必敢接养，我也就没法子现在就接走这孩子了”。这段话实际是我在来西岗的路上就反复考虑过的一个方案。因为我的眼前又浮起了几个月前小高刚出事那天，晓玲在外面流浪没人敢收留的情景。毕竟谁都知道“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的分量，谁都不希望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这顶帽子挨上！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找贫下中农，显然和当时风行的阶级路线及阶级教育有关，妈妈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怕把孩子再放到一个非贫下中农家庭里去抚养，今后还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故事来。
对方倒很快就接受了这方案，马上安排副指导员把我的邻居赖月英找来（她家是贫农），并负责以组织的名义和小赖直接商定有关两个孩子代养以及需要的报酬费用等问题。
这期间，孙指导员就领着我去了医院的后院。院左侧停着一个白茬的木板棺材，板子比较薄但还应该说是一个正经的棺材。棺材底上铺着小高在“牛棚”用的那套被褥，她已静静地躺在那里，穿着平时她穿的那套兰色棉衣裤，也许是从清晨到下午已经经过了半天的收拾，脸上倒没看出有什么特别或不干净的地方，除了苍白的脸色外，倒有点像是睡着了。有个小青年拿过来一把木梳和一点另碎用品。孙指导员让他交给我，显然那是小高的遗物，我说“随葬了吧”！他们也就直接扔进了棺材里。我急切盼望的是能看到小高自杀前给我留下的那怕片语只字、或能有一张纸条？但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没有，还更可能是有了也不能给我……。
孙指导员最后还带着讥讽和挑衅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准备的就是这些，按照她的所作所为，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要是不满意，还可以自己去给她立个碑”！他眼睛瞪着我，手指向地下一指，还把最后那个“碑”字的声调提得特别高。像是嘲笑，更像是向我示威。我无话可说，就我现在这么个处境，自己都属于专政审查对象，又还能把这么一个带着现行反革命帽子自杀的妻子怎样安葬呢！我既不可能有这个力量，更没这个胆量！
我似乎连孙指导员明显挑衅的口吻都听不懂，面无表情、大脑里一片空白，没有哭、连眼泪都没有流出一滴来。据当时在场围观的人事后对认识我的人谈起，说我当时脸色铁青，目光发呆，像是有神经病似的。的确，从到西岗医院后我的感觉始终是昏沉沉地，我极力支撑着自己沉重的身躯和近乎崩溃的神经，不至于倒下，还要尽量强迫自己应对着面前这一件件带着血腥味可又必须由我自己一个人来处理和应对的事情。是的！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还要面对着孙指导员身后那一群人，以及他背后那无限光辉的革命气势。我早已感觉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但我又清楚地知道不会有人来帮我的，那怕只是帮我说句话、甚至只是给我一个同情和安慰的眼神！因为这可是谋杀副师长的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啊！我感到极度的孤单，勉强支撑着自己没有倒下，但却成了极度的麻木，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只是在我的心底里响着一个强烈的声响：“小高放心吧！那怕砸锅卖铁，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养大”！“她们也一定能够长大的”！……。
我就这样永远地诀别了我的前妻高淑惠，麻木地跟着孙指导员转到了前院。副指导员已和赖月英商谈结束，作为邻居、小赖同意帮这个忙，并按当时西岗的偏低价格：每月小孩抚养费含伙食费25元，衣服鞋帽等穿的和小筠的牛奶费另算，以上费用均由我每月和赖月英直接结算。以后因孩子长大了或其它原因需要增加费用时也由我们间自己商量。
抱来了出世才八个月的小筠。这可怜的孩子来到这世上仅仅八个月里，就和她妈妈一起在“牛棚”里过了三个月的监狱生活，现在妈妈又扔下她走了。她似乎还不知道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惊诧地看着这里这么多人，眼角挂着泪珠，显然刚才还哭过，也许是在找她的妈妈。但她能认出小赖，因为我们是邻居小赖过去也常抱过她，高兴地就从一位护士的怀里扑了过来。就这样，我推着自行车，小赖抱着小筠默默地离开了医院，我也永远地告别了我的前妻。究竟他们是怎样安葬和处置高淑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既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安葬的？怎么安葬的？也从来没人通知我究竟把她葬到哪里去了，更没有人领我去看过墓地，或通知我参加安葬。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在当天下午已经永远地结束了，而且处理得万分周到“仁至义尽”。对一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还要怎么样？
今天通过回味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接待”，因为他们有半天多的准备时间。我一进医院院门，满院的大字标语就使我感到强大的政治气势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你什么也说不出来。而我又是如此地孤立无援，一切只有听凭人家的安排和摆布，似乎能从医院里，在这个关押她死去母亲的“牛棚”中把一起关押了近三个月，刚满八个月龄的孩子完整地抱走，连同家里六岁的大女儿，今后父女三人能够重新相聚和活下去，这已是当时我唯一的、也是最高的选择和最大的幸运了！
回到小赖家中，晓玲早已听说她妈妈的事了。不知道是孩子太懂事，还是外界政治压力实在太大，连小孩也给震摄住了，她神情有些惊恐、但并没有哭，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问起过生她并已经养育了她六年的妈妈，似乎她的生母真的就此消失了。不过见到小筠回来，她却非常高兴，当即和她在一起逗着玩。我现在实在难以想象当时这个幼小的身驱和她那稚嫩的心灵上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痛苦和惊吓，她是怎样扛过来的；还不满六周岁呵，从此也就永远地被剥夺了童年。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大小相当六岁的小女孩拿着玩具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时，常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当年我那每天顶着严寒给妹妹送奶的晓玲，孩子何罪啊！我更不知道这事究竟在她心灵上刻下了一条多深多大的伤痕，因为我此后也同样再也没有和晓玲深入谈论过这段我家难忘的历史。六岁了，她应该是能够知道并记得不少事的，会有不少认识、想法和记忆。可我实在不忍心呵！不忍心再去残酷地触及她那稚嫩心尖上的伤疤。打奶的老头说得对，这么小的孩子已经为她的父母，为这个家庭，也为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承担得太多太多了！只是从今天对当时情节的回味中有一点倒是清楚的，当年的政治、在泯灭亲情上的威力也着实足以让人后怕，包括对这么小的孩子。
从此，小筠就开始在小赖家住宿和生活了。晓玲白天也都在她家里。当天晚上孩子睡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多想有个人来谈谈哪！那怕只是来看我一眼也好，但是没有，没人来看望，更准确地讲也不可能有人前来看望或劝慰。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坐了多久，天亮一早我又奔虎林上班去了，作为专政对象我只能服从管制，即使是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下。
分局领导小组倒还是考虑了我的情况，没让我去“老牛”班劳动。开了一间空的办公室，机关早已不办公了、空屋子很多。让我一个人在里面学习，学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但仍要求我每天必须按时到机关，按点上班，按点回家，没有休息天，更不得擅自行动或迟到早退。他们没有告诉我如此安排的用意，今天回味起来，我倒认为这应该理解为是适应我被管制身份下的某种保护和监督措施，可能怕我在如此重压下也跟着小高发生意外。分局还放宽了对我冻结工资的限额，从原来每月25元提高为50元，以支付赖月英的25元小孩抚养费，我心中当然感恩不尽。
从当“老牛”以来很久没能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子边上看书了。但我却什么也看不进去，似乎全世界都充满着孤寂和冷漠。环顾室内的目光停滞在墙正中那张主席像上。画像下面是一个为“天天读”设置的请示台，毛主席穿着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标、满面红光、神采奕奕，高举的右臂似乎正在向我招手，下面是一条鲜红的标语：“你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凝望着主席的画像，从1948年以来：自己关心国家大事、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地下组织、迎接解放、为建设祖国而上农大学习、肃反与反右、开发北大荒、三年文革、一直到高淑惠以反革命罪而自杀……。20多年来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如同一幕幕电影飞速地在眼前掠过，眼眶湿润了，画像中的人好象真是在活动了。两天来强压在心中的积郁似乎要连同我的五脏六腑一齐从我喉咙里翻涌上来，终于一下子扑倒在请示台前，望着主席像放声痛哭。几天来一滴没流的眼泪这时夺眶涌流，嘴里还喃喃地反复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二十多年来我确实是一心想跟着您闹革命的呵！可是……，您能不能明白地告诉我一句，我——到底是错在哪里了啊！……我错在哪里了啊……”！
主席无语。声响惊动了机关里的群众。他们拉开房门，先是在门外围观着，不知过了多久，进来两个人把我搀回到椅子上，只说了一句话：“还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啊”！……
说完又走了，还拉上了房门。包围我的仍然是一个孤独和冷漠的世界……
4
从此我又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每天早晨一大早从西岗赶去虎林，在那间办公室里呆呆地坐着，相当于每天关九小时禁闭，因为我还是看不下书去。下班后赶紧跑回西岗的小赖家中，和两个孩子相处整个晚上，看她们分别睡下了自己才回屋去倒头就睡。这时我的心里可以说只剩下这两个孩子了，是的，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孩子养大，这也是我诀别前妻时心中许下的誓言！
一周后，分局领导小组又命令我回到“老牛”班，每天仍然是受监督的劳动。不过因为每天下班后我仍然可以回到西岗，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孩子；因此对我来说生活内容并没有更多的改变。劳动时间还可以和“老牛”们一起说些与运动或政治无关的闲话，多少还能稀释一下心中的郁闷。
邻居赖月英仍是我唯一能得到点外面信息的渠道，因为此外几乎没有人敢和我说话，更不用说有关高淑惠的事了。从小赖每天对我断续地说些她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情况，我终于逐渐勾绘出了最终导致小高自杀那桩事故的大致情景：
1969年2月2日下午高淑惠依然在西岗医院洗衣房里监督劳动，身上背着八个月的小筠洗涤着医院里那没完没了的被单和工作服。洗衣房内有一个连通锅炉房的地下式大热水池，水温甚高，池顶的推拉式木盖基本和地面是平的。小高长期背着孩子干手搓洗衣这种体力活实在太累，搓完一盆后她就把孩子从背上解下来放在身边一把椅子上，让孩子自己坐着，她先把洗衣盆里的赃水倒掉，又推开热水池上的木盖，把热水舀进大洗衣盆里准备继续清洗衣服，正在弯腰想盖木盖并端水盆的时候，忽见孩子摇晃着身子要从椅子上掉下来，她怕摔着孩子赶紧丢下洗衣盆去扶孩子；也事有凑巧，有一位住院患者这时也来洗衣房打热水，由于小高刚打开热水池上的木盖还没有推回去，房门一开，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冷空气和洗衣房内滚烫的热水池冷热交流，屋里蒸气弥漫，那位患者刚进来眼睛更不太适应，一脚踏空，右腿浸入了大热水池里，造成烫伤。立刻惊动了革命群众，认为高淑惠是有意设置的陷害，当晚又将她一顿猛烈的批斗，至于批斗会上又遭受了一场什么样的殴打和摧残小赖没有说，罪名就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及群众专政怀恨在心，就对贫下中农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这可真是罪上加罪。高淑惠更加感到有理也说不清，望着跟她一起受罪的孩子，走投无路下，终于在翌日清晨5时，孩子还没醒来时，就在她住的“牛棚”，一间只有她和小筠住着的地下室里，挂在房顶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
我不知道这天晚上高淑惠是怎么想的，又想了些什么？但她一定想得很多很多。她一定深切地感到在那种政治形势下，她实在是受够了，生不如死！死！不仅仅是对她自己最终的解脱，而且还解脱了和她一齐“坐牢”的才刚8个月的女儿，不用再在这医院里当狗崽子、任意受人欺凌、辱骂和跌交了，看着小女儿因她而遭罪，她心如刀绞，只求能尽快结束这一切，至于以后的事她实在是顾不过来了，心力交瘁，眼不见为净啊！……！
生命是宝贵的，孩子更是最亲的。但当一个人求生不得的时候，死亡也许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又一个晚上，我刚刚到家。邻居小赖领过来一位年约40岁我从未见过的妇女，说是下午已经在她家里坐了好一阵子了。我正在纳闷，这个妇女却滔滔不绝地赞赏起我的两个女儿来，既说晓玲懂事、又说小筠漂亮。我疑惑地问她到底干什么来了？原来她是想来跟我要孩子的。说她家出身好，经济条件也不错，就是没有孩子；把孩子给了她不但生活上不会吃亏，政治上还能稳当；还劝我说：孤身一个男人要拉扯两个小孩也实在不容易，又有她们妈妈的情况孩子将来的问题可能还少不了；如果我实在舍不得把两个孩子都给她，只给一个小筠也行，小筠才几个月，只要把姓一改就什么事都没了……。话没听完，我已是火冒三丈，当“老牛”一年了，人被训练得早已被抽掉了做人的脊梁骨，只会逆来顺受，似乎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也会发火、也敢发火！我一把拉开房门厉声地说：“出去！你给我出去”！然后声嘶力竭地向走廊里那离去的背影喊道：“我自己能把两个孩子养大的”！“一定能养大的”……！
“澎”的一声我关上了房门，倒头就在炕上掩面痛哭了一场！
是的，我自己也知道目前这种寄养孩子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策。但又能怎么办呢？自己是这么个情况，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又怎能照顾这两个幼小的孩子！母亲倒是在哈尔滨大哥家里，向她老人家说明情况也许能够得到帮助。但解放前后为了跟共产党闹革命我早就和家庭几乎断绝了一切关系，今天，恰恰是共产党在运动中整死了我的前妻，我反过来向家里求援要求帮我养孩子，这口又怎能张得开，开了口又将是个什么结果？更何况当前天下大乱，大哥家是个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把这两个妈妈被扣着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帽子的孩子能不能送得过去？送过去了又会不会给我妈妈或大哥家带来麻烦，我更说不清楚！……真是自作自受啊！倔强的我只能咬着牙挺过去！挺过这一段，不管要付出多大心灵和肉体的伤痛。我相信我一定能挺过去的，我一定能把这两个孩子养大的！
六月份，赖月英家的丈夫王家兴解放回家了。他心肠挺好，全力支持目前为我代养孩子的这种安排。由于他家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孩，对晓玲、小筠倒也护爱有加。小筠每天要喝两斤牛奶，我让添点饭食也不行。好在衣服不用做，小高一向节俭，晓玲的旧衣服有的是。我省吃俭用，分局虽然已把我每月的生活费由25元提高到了50元，但那25元是要给小赖的，除自己吃饭外还能紧巴地供上这两个孩子的花销，包括衣服等零花。两家人相处得有点像是一家人一样。
王家兴的回家使我能经常得到不少信息，因为小赖毕竟只是个家庭妇女还顾着一帮孩子，接触面有限。比如从王家兴那里我知道了那位吴副师长因反右倾有功已经升官，现在是兵团一师的师长了。那位住院期间到处跑，使得小高打针找不到人的原团部宣传股吴股长，也提拔为西岗大修厂的厂长，又称独立营营长了。
对此，我无语。
但有一个消息却再次撕裂着我的肺腑。西岗群众中风传着小高的尸体被野狗撕咬，尸骨早已荡然无存等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小高死后，西岗医院虽然准备了棺木，并由西岗的“老牛”们抬棺在岗南的野坟地里刨坑埋葬。当天是2月3日、正是北大荒地冻三尺的时候，寒冬腊月要在坚硬的冻土地上刨大深坑埋棺材谈何容易。对一个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似乎更不值得花这力气，只是浅浅地用些冻土块连雪带土盖上了事。有人说：棺材是被盗墓的人撬开了盖才被野狗拖的；也有人说：埋得那么浅，雪一化，棺材全露在外面，野狗就能扒开，还用得着人！……总之，多说小高早已暴尸荒野现在只剩下一口空棺材了，西岗医院后来是去做了个假坟。也有说：这事化冻后就到处传开了，医院怕影响不好又派人去收拾了一下，拣回了几根骨头，重新埋的坟……。苍天何在？这个惨痛的消息真使我欲哭无泪，我太对不起小高了，我还从来没去看过她，我从来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埋葬的，更不知道她最后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然而，我又能怎样去看她呢？不光思想全在两个孩子身上，自己每天还得去“老牛”班劳动，不说起早摸黑连个星期天都没有；更何况医院当时就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她葬在那里？坟在何处？我从来就一无所知……。
好像也就在这时候，家住穆棱县的小高姐姐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赶到西岗来看她妹妹。先是坐在团部大楼前哭，逢人就问，这事很快传遍了西岗。后来还是医院出面接待了她，先领她到小赖家看孩子，还领她和小赖一起带着孩子去了坟地。那天白天我还在虎林分局劳动，下班回家后才知道小高姐姐来了。小赖还悄悄对我说她们看的那个坟显然是个假坟，因为土全是新土。我什么也没说，真觉得这半年来自己实在已经筋疲力尽什么也顾不过来了。能活着、能让两个孩子和我一起活下去，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当时生命中唯一的愿望了！因此，当天晚上当她姐姐提出要把孩子领走时，我坚决不同意！还是那句话：我自己一定能把两个孩子养大！是的！小高连遗体都没有了，我还能让别人、即使是小高的姐姐再把孩子从我身边领走吗？！如果把孩子领走，剩给我的还能有什么呢？因此我毫无犹豫，当着她姐姐的面，打开了我家仅有的两只木箱和一个帆布箱，那时的北大荒人没有家具、各家只有木箱子。说：“你看哪样东西有用你都可以拿走，就是孩子不能领走”。事实上她也真不能领走孩子，因为她丈夫那时也是“老牛”，还没解放，她家已有五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姐姐虽然不太高兴，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并且把小高遗留的全部衣服、鞋子，积攒下来的一些布料全装进了原本就是小高的那只帆布箱，还另捆了一个包袱。第三天就提着上了火车回穆棱县去了。
1969年8月分局机关就我的问题成立的专案组外调结束，在“牛棚”里当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囚徒终于宣布解放。有点奇怪的是：在这漫长的一年零四个月里除了让我写过一份较详细的自传式交代外，没有对我组织一次批斗，也没有组织检查批判或会议交代；只有没完没了的各式各样的监督劳动和向毛主席像的连续请罪。有人为我“庆幸”，因为没有批斗也就没有挂牌弯腰、做什么喷气式，也就没有挨揍。“解放”那天，也没什么仪式或什么正式会议宣布。领导小组派人通知我“你的问题已经查清了”！让我离开“老牛”班也就回到了革命群众的队伍里。“揪之有理、放之有据”原本就是我们党历次运动的一贯做法，你还能要求什么呢？倒是政治处的一位朋友，负责各专案组材料的李x，也许是出于同情我的家庭遭遇，违规给我看了一些档案材料。私下里对我说：这次对我的审查主要是以1955年肃反运动中农大留下的那份材料为依据的，所以只有怀疑、没让检讨和组织批判，问题查清了事情也就结束了。他同时告诉我这次对我的外调可真是下了功夫，到重庆不但找到了当时清华中学多位一起参加地下社的同志、取了证言；连重庆市地下组织的档案都由档案馆开证明回来了；还调查了我在哈尔滨、北京、甚至西宁的亲属和朋友；甚至在贵州把南开那个陈笑都找到了；确实证明我“不但不是反革命还是革命的”（李x语）。所以“这也是坏事变好事啊”！
我当然要对分局组织的负责精神，并为国家因我花了那么多外调经费表示感谢。但心里却确实有些发苦：一年多的管制劳动、剥夺人权、受苦受累、政治歧视等在当今制度下还都可以说是次要的，甚至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但这一年多里弄得我家破人亡、两个孩子成了没娘的“孤儿”，所有这些显然也和我的被揪有着某种关连，这是多么沉重的人生代价啊？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为年轻时自己是如此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襟怀坦白、有啥说啥，把自己的一切，不管有事没事，都写给了组织并坦露在自己档案里的缘故。此外二十年来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次运动，都没有任何一点其它的、新的线索或材料，凭的完全是我本人向党交心所谈的内容，再加上组织上种种唯心主义的猜测、推断和分析，就此先把人抓起来实行群众专政，监督管制再说，似乎真愚蠢到了连“特务决不会在自己头上贴标签”这种基本常识都没有！可从农大肃反到文革十多年来都是如此，这究竟是党在捕风捉影？还是我自己没有识破向党交心其实也是陷阱、咎由自取！可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解放了”，当即归还了当“老牛”期间扣发我的几百元工资，银行存折也解冻了。我好好地买了些布，求小赖给孩子做点新衣裳。还给了她二百元钱，感谢她在最困难时期里帮了我，以及对孩子多付出的零花费用。10月底王家兴要下放劳动了，他全家将搬到十一连去。经过商量，双方同意继续帮我带着孩子，晓玲和小筠也都跟着他们搬家去了36团十一连，我说服了晓玲跟着老王家走，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这实际上也是最可行的安排了。
很快，分局机关的“斗批散”也到了尾声。出身不好的农场旧人员当然也都要下放劳动。晚上，我挨家跑遍了机关领导小组所有五位成员的家里，流着泪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下放就把我下放到36团的11连去，能让我和两个孩子在一起，别的我什么要求也没有”！终于获得了同意。1969年12月26日，连队的拖拉机把我家的全部东西拉到了早先就已到了十一连的王家兴家里。
看到家里原来熟悉的东西，包括箱子、盆碗、自行车全都搬进了王家，早已住在王家的六岁大女儿晓玲先是很兴奋，摸摸这、动动那，像是见到了久别的朋友。可是当她打开一包她先前的老玩具，拿出一个洋娃娃时，比她还小一岁的王家小儿子立刻上前和她抢了起来，连比她大两岁的王家老二也去翻包、掏摸着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晓玲一见真急了，立即大喊大叫起来：“爸爸！爸爸！快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别拿这儿来！他们会弄坏的，你快拿回家去！……”一阵心酸涌上我的眼眶，再懂事的孩子究竟还是小啊！才六岁！她不知道随着她妈妈去世，爸爸下放，孩子寄养，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家了！家彻底地破了，连自家住的房子都没有了，这些东西还能拿到哪儿去呢？
我被分配在该连二班劳动。住在该班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当然还带着我的那一箱书和自己随身衣服与用品。但是每天劳动收工以后，就可以到老王家坐坐，和我的两个孩子在一起相聚了！
5
捧着滴血的心、泪眼朦胧地抚摸着键盘，重新回顾了四十年前这段伤痛的家史，满心充塞着深深的自责。我确实对不起她，对不起我的前妻高淑惠。从1961年12月我俩结婚以来，她虽然文化不高，性格内向、沉稳少言；但七年间我俩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她总是默默地全力支持着我的工作，独自承担着北大荒繁重的家务，养育着两个孩子从无任何怨言。1963年我调到分局她曾因此自己丢了工作停薪留职；63-66年我长期在农场蹲点很少回家，她兼顾着工作与家务，没说过一句我应该常回家来的话；67年儿子夭折、她又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68年她怀孕和生育小筠我却被关在“牛棚”里连她的月子都伺候不上；而最终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更不能不说和我也有着某些关连。是的，如果我还是个自由人她可能就用不着急于回家看孩子，也许就不会发生护理员去打针的事；如果我还是自由人，也许那个位高权重的吴副师长还不至于如此唯心地断定这是要用青霉素谋杀他；如果我还是自由人并坚持把小筠从“牛棚”里接走，最后有可能不发生所谓的烫人事件；如果……我写不去了，泪眼一片模糊。因为人生既没有“如果”，历史更不存在“可能”！高淑惠已经在四十年前暴尸荒野、这才是唯一真实而又残酷的现实！多好一个人啊！她拥有中国农村妇女特有的勤俭朴实、忍辱负重、与世无争的品德；她人生刚满30岁今后的路还应该很长；她只知埋头工作更没有妨碍过任何人，西岗的不少产妇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都还记得并想念着她！但是这个时代却竟然容不得她！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把她碾成齑粉，还要连遗体都完全消灭。她何罪之有？对她又何恨之极！回想七年间我真是欠她太多太多，我对不起她！对不起她！！真是对不起她啊！！！……
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权阶层作威作福的缩影，它和封建社会的官老爷没有区别。建设兵团的副师长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官，但在中国只要是官就拥有某种特权。在他权力范围内，他就是皇上，他的话就是法律，就可以叱咤风云，谁冒犯了他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在中国，官的周围总是迎逢谄媚盛行，常所谓：“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先不说就这么一个副师长，得个感冒用得着如此隆重而神秘、专房专医还保密？试想：如果吴副师长住院不是神秘地保密到连当日值班护士都不知道，又能发生这事吗？如果那护理员走错的病房，不是这位高贵的吴副师长，而是个普通百姓又能构成这案子吗？再说，一针普通的青霉素能定为谋杀案吗？我们这位曾经是战斗英雄的师长竟还亲自以此作为铁案到处宣讲“历险记”，杯弓蛇影，岂不显得胆子太小，还像个能打仗的师长吗？即使这位师长大人确实对青霉素过敏、可是针并没打上，就能以现行反革命的谋杀罪将人定案，还要连同她的吃奶孩子一起关入监牢，直到最后把人整死吗？如此种种，诚如老子所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愿这种“圣人”能少些，则百姓幸甚！遗憾的是这又不是一个吴副师长的问题，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样的吴副师长你可能到处都会碰到。即使当地暂时没有，迟早也会长出一个来的！
这个案例还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流行的唯心主义定案方法的缩影。不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而完全是在所谓敌情观念的指导下，主观臆断地推理分析、罗织构陷、夸张上纲，先整了人以后再说。中国政治运动中的这种分析方法，甚至可以从任何一句普通的说话中，分析出一个反革命来。它实际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念，那就是百姓的人格、尊严与生命是最无足轻重的，甚至把冤狱也说成是一种考验，挨整也是一种锻炼，整了白整。尤其为了讨好上级，每逢有事下面的人更会极力添油加醋，以百姓的冤苦作为自己向上级邀功献媚的供品，如此等等其实早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和刑堂上习以为常。可是解放后依然如此，从而制造了无数血泪斑斑的冤案，伤害了多少好人！更给许多别有用心的人造就了多少整人的机会？高淑惠只是其中又增添的小小一例而已。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为什么那时的人们竟然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革命就应该这个样子的！以整人为乐、害人为能，在这种思想路线指导下，漫长的三十年里，在干部思想和人员培养教育上又给中国留下了一笔什么样的精神遗产，这才是最让人感到可怕的！
这个案例还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扭曲和泯灭人性的缩影。就不说那揪断头发的残酷批斗和没有尽头的苦役体罚，只说正在哺乳的母亲竟要连她的乳儿一起被抓进监牢（“牛棚”），才六个月的孩子何罪？可同样要因为母亲而成为狗崽子，一起坐牢、甚至挨骂挨摔也是活该！以至后来小筠在青少年时期经常表现出发傻发呆，这显然和她婴儿时期就遭受的那几个月非人摧残与牢狱生活有着直接的关连。这种法西斯监狱里才会出现的情形却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红旗下发生，甚至从领导到群众都认为“关得合理”，就该如此！高淑惠的自杀显然和对她孩子的虐待欺凌有直接的关系，凶手就是这种泯灭人性的所作所为。至于高淑惠最后遭致暴尸荒野、野狗撕咬，残忍到这程度就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而那个时候，挨整的群众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最终能得到一纸空洞的平反结论，还得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期间所有那些侮辱与伤害似乎都是活该。
透过这些缩影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本质。阶级斗争本来应该是向国家真正的敌人去斗，可是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已经逐步异化成了各地官员整治属下和群众的主要手段了。并且以群众运动为名可以随意发难、随意整人，随意采用各种过激行为，自己却躲在幕后不负责任。这个案例其实并不复杂，撇开当时医院里各种混乱的背景不说，高淑惠应负的全部责任最多也就是没能拦得住那位廖护理员抢着去打针。其实当时医院管理长期混乱，护理员打针更非个别；更何况针并没有打上，更没伤着高贵的吴副师长半根毫毛。只是因为事情涉及到了副师长大人，各级就诚惶诚恐、立即升级为敌我矛盾，借以推脱自己的责任，同时在领导前表功。用无辜职工的眼泪和鲜血来染红自己头上的官顶子。而手法就是拉出阶级斗争这面红旗，在所谓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晃子下，掩盖着的却是封建的专制独裁，官贵民贱，肆意践踏人权，实施暴虐统治。
……
够了！就这几点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当年无限憧憬并为之奋斗的那个“山那边的好地方”吗？这还是那个千百万烈士为之流血牺牲盼望着的新社会吗？不！肯定有相当的部分不是原来所憧憬的。是因为取得了政权才变？还是因为身居了高位而变？抑或是中国土壤里浸润着的几千年封建底蕴作祟自然就变了呢？还是三者兼而有之，从而又回到了一种特权压迫百姓的社会制度？可真值得我们好好深思了！
然而，以上只是我历经四十年的惶惑、迷惘与思索后才得到的几点肤浅认识，当时的我却在强大的政治气势压力下，懵懵懂懂地类似刀俎上的鱼肉，一切听凭宰割和摆布。否则，也许我前妻的境遇能稍好一些：也许她能侥幸咬牙扛过这一劫难，或许有可能保留一个全尸，也许……。总之，我应该为我的懦弱而内疚，为我的无能而自责，在今天的历史回味面前，我只能再向我的前妻，深深地鞠上一躬，我没有照顾好你，确实对不起你呵！
但可以告慰的是：经过此后四年不懈的努力，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冲破了吴姓师长的重重阻扰，官司一直打到兵团颜司令员那里。1973年高淑惠终于获得首次彻底平反；1979年又借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平反昭雪，在西岗召开千人追悼会。医院那个孙指导员和庞院长这两次也都受了处分，他俩两次在高淑惠的墓前挖坑立碑，一次是木碑、第二次是石碑，并鞠躬赔罪，那个吴副师长和王团长以领导责任受通报批评（只是领导责任！？）。正像前面说的，虽然只是得到了一纸空洞的平反结论，没有对事件的背景、成因、特别是吴师长的具体作为作出任何叙述，但已经是费尽了周折，并多少可以告慰前妻高淑惠那冤屈的亡灵了！
还可以告慰的是：两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1974年我和张逊重新组织了家庭，全家一直相处得非常融洽，孩子重新得到了被十年浩劫强行毁灭的母爱。现在她们都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很好的孩子。家庭生活也都很幸福。
我终于实现了当初面对前妻的诺言，把两个孩子都养大了！
一场噩梦似已过去，但留在这一家人心灵上的伤痛，今生今世怕就很难彻底抚平了……！
高淑惠！我的前妻，你——安息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回忆她母亲的一篇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当然，就高淑惠来说，这两位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任何可比之处，因为她母亲是一个长期在党教育下最后成了近乎疯狂的极左分子。但该书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却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她说：
“对于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西方人是用一个个具体人的，具体家庭的故事去揭露其惨绝人寰，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中国这片土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无法幸免于那一次次的，一次比一次更惨烈的”运动“。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是特殊的。这些故事被讲述得越多，那段历史显现的就越完整，越真实，越永远不会被忘记。只有记住自己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罪行的民族，只有认识了罪行根源的民族，才会成长。这个民族的后人才会改变他们前辈所曾有过的丑陋，变得优秀和美好”。
这段话真好象就是对我这篇回味说的！但愿高淑惠用冤屈生命写成的这个具体的故事也能成为一块小小的砖块，填补在中国那真实历史的大厦上。如果因此使大厦多少能更真实、更完整，使人们能对问题的根源认识得更清醒，使神州大地今后能变得更美好，当这一天真能到来时，我相信九泉之下的高淑惠冤魂也终会莞尔一笑的！
2007年7月初草这篇回味后，心潮难平。8月14日忽心血来潮，在网上以“吴宪义”三字作一搜索。吴宪义即本文中多次提到，虽与我从未谋面，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的那位吴副师长。意外地竟搜得三条信息。悉数打开，是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日报上一年的网页。说吴现在辽宁省军区第11干休所（大连市），网页报导的是该校工程力学系0601学习小组全体同学，于06年10月22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到干休所请他作革命传统教育。他以原黑龙江兵团一师师长、大长山守备区司令、老红军、老革命的身份，向同学们演讲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经历。指挥同学们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并承诺担任他们的校外辅导员云云。网页很短、仅是一条消息报导，更无图片，我仍无法得见他的尊容和为人的形象。但大连日报对他妻子彭亚雪另一篇同样简短的采访报导中，从彭的一些话句里却多少可以勾画出一点他的样子来。彭说：“看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电视剧后，我和孩子们纳闷：人家有透视镜吗，咋把你爸像一个模子给演出来了；他大字不识几个，你看看书、打扮打扮，他跟你吹胡子瞪眼。孩子哭闹时他不但不帮你还连训带吼的，跟电视里的老石头一样夹着枕头、踹开门扬长而去了……”。我似乎开始有点明白，像这样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权是会如何作威作福的；我也更能想象得出，像这样一个人在狂热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真的很想能当面问问他：他今天是否还记得40年前在所管辖的黑龙江生产兵团36团里一个叫高淑惠的女护士。这位护士就是因为他丧失了鲜活的生命，最终竟落到尸骨喂狗的悲惨境地；这个护士的名字也确实曾缠了他好几年，只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不愿为冤魂彻底平反达五年之久！我更不敢希望他还能记得当时有个尚在吃奶的孩子、也是因为他，竟莫须有地和她妈妈一起被关在牛棚里成了专政对象——狗崽子，遭受三个月的非人虐待……。也许这些事他都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一个小小的高淑惠不值得他记忆，还或许这样的冤死者在他的一生里，在他的手底下已经遇到得太多了，他没法都记得……！
我甚至突发奇想：要是这位吴司令——网页上说他已升任大长山守备区司令了，今天住在宽敞豪华的军区干休所里，面对即将成为祖国栋梁的大学生们进行传统教育时，尤其作为校外辅导员，不仅仅能向年轻人讲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还能讲讲党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讲亲身经历以及见到的左倾错误和文革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我并不敢要求他能够联系自己）。要能这样那该多好啊！因为离开了为人民、为百姓造福，甚至昔日战场上的英雄转而变成漠视以至欺凌百姓，那么任何革命与英勇行为都将失去它原有的光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在左倾错误下付出的几千万炎黄子孙的鲜血与生命，是应该有权利成为未来建设中国的年轻人心中最珍贵的历史遗产的！
因为这些斑斑血泪，正是发生在他指挥学生所高声歌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的那个新中国里，甚至就发生在他这位新中国的共产党官员的亲自指挥下……。
重复一遍李南央的话吧：
“只有记住自己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罪行的民族，只有认识了罪行根源的民族，才会成长。这个民族的后人才会改变他们前辈所曾有过的丑陋，变得优秀和美好”。
我想：一个民族是如此，一个党也应该是如此！
作为受尽冤屈虐待、牵连吃奶孩子陪监、本人受迫害致死，遗体喂野狗的高淑惠的丈夫——我有权利呼吁：
让世世代代的中国老百姓都能知道文革的暴虐，
让全中国人民都能清楚地知道发生这场浩劫的真实情况，详细并且透明。
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再也不要发生此类惨绝人寰的惨剧……！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