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当年黑龙江农垦科学院院部中心的标志性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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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科学院始建于全国科学大会后的1979年，位于佳木斯市城郊原佳南农场土地上。由于有总局的大力投入，发展较快。初期以服务型为主，陆续建有情报研究所、分析测试中心、农机试验鉴定站、电算中心等单位，以及直属院科研处的一些技术开发型课题组。1983年底决定筹建实体研究所，即农业工程所、作物所、食品加工所等。
作物所的全称是农作物开发研究所，主要是以院科研处直属的三个农业课题组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他们是国家科委和省科委下达的“大豆高产栽培开发研究”，“三江平原区域开发治理”等。这些课题凭借着垦区特有的大面积机械化规模化优势，通过对现有技术的配套组装就取得了很好的开发成绩，得到了国家、部和省各级奖励。84年4月我到科学院报到时作物所已有从各农场调来的各类技术干部和农大毕业生共55人，3名所领导都是垦区的老技师，技师是当时对五十年代就获得农业工程师职称的尊称，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我被宣布为作物所正处级副所长，其实我最希望的是能让我承担具体的课题研究，对行政职务确实没有多大兴趣，但总局组织部长谈话时说；干部没犯错误不能降职，所以闹了这么一个头衔。整个作物所都是刚搭起来的架子，只有课题组，没有研究室，更没有正规的试验地。由于初来乍到，肩上没有实际的担子，我几十年来又一直偏居在牡丹江地区，虽也到过一些别的管局和农场，但只能说是是走马观花。尤其垦区西部各场和东北角上的富锦地区有上千万亩土地我几乎还从来没有去过。作物所是服务于全总局的，必须对各地的农业生态环境都有个了解，今后才好开展工作。正好院里住房紧张，要等到秋天才能搬家，没有家务牵挂，借此机会到处跑跑，既希望能对全局情况有个实际印象，同时心里还想着能在下步科研选题上得到些启示。
但1985年春院里干部大调整，彻底粉碎了我想自己搞课题的想法，原负责作物所的那几位老领导全退二线了。让我正式接手作物所，任所长兼书记。其实从当时这个所的专业设置来说该所应该叫旱田种植业所，因为专业上除有各种旱田作物的育种栽培外还包含了植保、园艺、微生物等内容。人员虽已不少，但各方面都基本是白手起家，没有房子、没有试验地，多数人员没有真正搞过研究所的课题，无论从队伍建设还是条件建设来说，等于又承接了一个新建所的繁杂任务。我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种种因素都决定了我不可能自己再搞课题了，尽管内心真是不情愿，但形势比人强、必须服从工作需要，只得全身心地投在建所工作上。
当时的任务真是千头万绪，因为1985年也就是“六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新成立的作物所该如何布署“七五”？既搞好当前科研任务，又切实做好一个新建所的筹建工作。对此，从上到下、众说纷纭，突出争论的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在科研方向上，究竟应该重点抓技术储备还是抓技术开发？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强调“开门办所”搞开发。尤其有人认为，我们这个作物所的全称就是农作物开发研究所，更应该名正言顺地组织全所力量下农场蹲点搞开发，甚至所里搞不搞试验地、建不建试验室都无所谓：“六五”经验表明，这同样可以取得国家一级的科研成果。更何况农业科研周期长，育成推广一个品种常要十年左右，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我和一些同志坚持认为：对于一个研究所来说，没有技术储备也就没有技术开发，光抓开发实际是无源之水，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农业科研周期长，更需要在建所一开始就扎扎实实地创造条件把技术储备的基础打好，将来这个所才有立足之地！决不能只顾眼前、不管今后。
其次是1985年3月中央颁布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技术成果商品化。这政策本身应该说对促进科研面向生产、推动科研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确有重要作用。可中国搞什么都喜欢刮风、没有区别地一刀切。全国都掀起了要求科研单位必须创收的热潮，不问具体情况，减少事业费、向各所摊派每年创收上交利润的指标等等，还美其名曰：“就是要硬压着把科研统统推向市场”。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实际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官僚主义领导作风。技术科研本身是个庞杂的群体，即使仅就应用技术研究来说：首先存在着行业的差异，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研究中许多领域是公益性的，多数国家都采取政府资助方式，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又可减轻农民负担。因为农业技术成果的创收，说到底是要由农民来支付的。其次，在科研内容上又有软件和硬件的区别，一律要求同等创收只能窒息了如耕作、栽培等“软技术”的研究，然而谁又能否认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推动生产同样有着巨大的作用。再次是科技成果的储备和开发需要一个过程，尤其农业科研更需要较长的研究周期；而当时的作物所正是一个刚筹建起来的农业研究所，没有技术储备如何商品化？更何况当时技术人员对市场转型无论在认识上还是机制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可我们全所104个人，包括实验员和工人，却只给55人的人头费，其余人员工资以及全所人员的奖金都让所里自己去创收。曾逼得大豆室摆摊卖青毛豆、微生物室卖香菇、饲料组卖甜高粱，园艺室卖草莓西瓜，一度闹得人心惶惶。这那还是研究所？实际是把科研人员降格成了普通的农民。尤其把创收任务和当年奖金挂钩的压力，更会逼得各研究室无心搞技术储备，这对一个刚刚建立的科研所来说更可能是致命的。
怎么办？我们引导全所人员进行了大讨论，终于统一了思想。大家认识到作为一个研究所，没有技术储备也就没有技术开发的本钱，更没有真正的技术商品化的创收来源。外面压力再大也必须突出自己特色，逐步积累雄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储备，这才是一个农业研究所进行开发与创收的实力所在。路不论有多远，时间无论需要多长，都必须要这么走！
就这样，根据所内人员情况，我们重新调整了全所的力量。“七五”期间，一方面发挥科学院的位置优势和垦区的体制优势，组织部分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老技术人员，利用他们自己的特长，继续组织全垦区的大豆攻关和三江基点等技术开发性工作；另方面以培养年青后备力量为主，大力加强研究队伍和技术储备的建设。为了能应对垦区内外已有几十年的老科研所进行激烈竞争的局面，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学科布局上避实就虚，“别人不干的我们干”，尽量突出自己特色，避免重复。如以殷乃超、张亚田为首的玉米育种研究，就突出了糯玉米和饲用玉米等专用品种的育种。特别是新建了油菜研究室，瞄准国内外科技前沿，通过引进陕西李殿荣的普通冬性油菜三系亲本基因，又由在加拿大学习的张明龙，从国外引进常规双低春性油菜材料，进行转育合成，使作物所很快成为了我省第一个从事双低杂交春油菜的育成单位。还开展了抗线虫大豆育种和微生物等所谓冷门研究，用一个新字与兄弟所拉齐起跑线，力争较快取得成果。与此同时在学科布局基础上，狠抓了队伍建设，组建了大豆、玉米、油菜、植保、微生物、园艺和牧草七个研究室。所内还自设予研课题，为“七五”上题作准备，并多次进行多方面的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进行，在总局和院里的支持下，五年内完成了各项基本的科研条件建设。作物试验楼于1986年建成，新建700亩试验地（租用）并进行规划整治，组建试验队、配置全套农机具，又修建了晒场、挂藏室、温室、大棚、网室、苗木窖等各项配套设施，基本满足了当时所内各项课题研究和原原种生产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有个先决条件，总局对科研建设的投入确实是我在牡丹江所时无法比拟的。
但这六年里我承受最大压力的是所谓的科研创收。为了尽量减少创收任务对一个新建所积累科研储备的冲击。我毅然地撤消了各研究所的创收任务，尽量保证科研人员能够安安心心地搞科研。为了做到这一点，同时还得完成院里分配的创收任务，一方面利用所里的人员和资金筹建技术经营性实体，包括植保服务站、营销增产菌等，以企业收入养科研；另方面完善科研评分和创收提成制度，既使课题任务完成较好的单位同样能分到奖金，又从政策上鼓励科技人员转化技术成果取得创收。从而不仅保证了科研任务的较好完成，而且创收额和奖金逐年增长，从1986年全所仅创收1.2万元到1990年达30万元。不但养活了“超编”的数十名人员，全所每年的奖金还不断提高。更主要的是使作物所度过了筹建初期的难关，科研人员稳住了情绪、赢得了时间，逐步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储备，从而逐步走上真正的技术商品化的道路。
此外，作为一个新建所我们还花了不少力气从无到有地完善了各项制度建设，如：研究室（组）岗位聘用制、科研量化目标管理制、课题经费核算制、企业承包制等，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和管理秩序。
通过这些努力，终于使作物所逐步走上正规。从1985~90年，六年时间里共承担了国家、部、省和总局的43项课题研究，完成鉴定成果26项，当时已上报并受奖12项。
在这期间我还兼任了总局和省的一些学术兼职。如：全国耕作制度研究会理事、省耕作学会副秘书长、省科技成果评委、总局高级职称评委等。还应该记上一笔的是：也在此期间，农垦科学院根据有关政策，核实了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由1951年3月变更为1949年5月，即以我在清华中学参加地下民协社的时间起算，这也就等于最终确定了我离休的身份。
此外，1989年冬我还参加总局和科学院组织的去苏联远东地区大豆丰产技术贸易谈判代表团，走了三个州。想想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我国趾高气扬的样子，现在转而由我们向他们输出大豆丰产技术，即他们有偿聘请我们的专家指导他们远东国营农场的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心里感到特别自豪！
1990年7月王震作为国家副主席来到北大荒视察，到农垦科学院之前院里安排将在我作物所会议室组织对我院的接见与讲话。这可着实把我们忙了一气，因为王办事先发下话来，会议室台上必须要有毛主席像，王震只能在主席像前才肯就座和讲话。那是1990年，说句实在的，多数会议室里已没有再挂主席像的习惯了，何况我们所里这么个一般的会议室。为此真让我着了一番急，最后总算在附近佳南农场的仓库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座半身石膏胸像，打扫干净再铺上红绸在会议室正中王震座位后布置了一个类似当年文革时的请示台，终使王办验收合格。这事使我更深深感受到了王震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由此也就更能理解1957-58年时，在毛发动反右和大跃进形势下，由王震亲自领导开发下的北大荒，为什么发生了那么些偏激和冒进的事情。当然，为接待王震显然不仅仅需要弄个主席像，除了全楼要大搞卫生和安全检查外，还被告知：当天作物所楼内除规定参加接见的人员外，其它人都不准进；王震到来以后，楼前楼后都不能有人走动。如此要求下我们只得宣布当天上午全所放假，停止一切活动。这次接见，使我亲身经历并感受了一次国家领导人下来视察的实际情况，心中也因此留下了不少看法和想法。
在接手作物所六年里，我确实是全身心地扑在建所工作上。离开作物所后，1991年3月20日我在日记里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作物所期间，环境与任务的重负迫使自己放弃了一心向往的耕作、数模……等课题兴趣，全力投入作物所的筹建。曾给自己规定：一个所本身是一个系统，用系统工程的思想来对待枯燥烦人的行政工作，也能成为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实践。六年来，我正是这样想的，也是努力按这样去做的，在生活的风帆上似乎也很有乐趣”。这也许可以算是对自己六年来建所工作和指导思想的一个自我总结。
其实行政管理工作始终是我的一个弱项。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锻炼，牡丹江任所长也没有真去管行政方面的事；而且这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因为我最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然包括上下左右的关系。而这却是行政管理工作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尤其如此。姑且不说学会什么审时度势、见风使舵，我却常是处世简单、胸无城府、好认死理，不愿求人，这种书呆子性格使别人感到这人孤高自傲。不仅如此，六年间受种种因素影响我不但某些决策曾有失误和不周，如对园艺和生物制剂厂的投入未达到预期效果。还做了一些可笑的傻事，如组织全所室主任和院领导开对话会；自己已近交班，院长要将植保试验室改作院卫生所我仍坚持不给；到点该走时还向全所执着地做了个万言发展规划等等。回想起来我那种痴迷和执着、那种不懂事的程度，确实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怪不得有位院领导就曾多次开玩笑说过：“如果所有的所长要杀，第一个就杀蔡方达”！回顾六年中，我竟没把上下左右的人事关系纳入建所的系统工程，说明我对中国国情和体制的了解也实在太幼稚了，竟还敢妄谈什么系统工程！
不过我最遗憾的仍是在农垦科学院期间，自己没能搞成课题；更没能把我在牡丹江所被迫半途夭折的耕作试验课题，特别是有关耕层构造实质的研究接着做完。1991年2月正式离休，我此生的科研梦也就成了终身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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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牡局所相比，到科学院使我家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升。
1984年11月我们全家搬到了佳木斯。连烧煤和破木板装了整整两汽车，想想10年前用铁牛拖斗从36团拼凑着拉过来时的情景，这个家确实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临走那天，所里的技术人员和众多职工家属全都来热情相送，帮着装车。人多手杂、竟把邻居张凤文家的水缸都错装上了车，一直拉到佳木斯才发现，成了一个笑话。
到了农垦科学院，除小爽、小筠继续上学外，张逊早已确定在情报所图书资料室工作。
晓玲的工作安排略费了一点周折，最终凭着她有电工执照及院领导的关心安排在院里的变电所工作。不久把她的男朋友赵静思也调到佳木斯，通过朋友帮忙在邻近的农垦肉联厂上班，这孩子真跟晓玲相象，个子不高，较为清瘦，但颇有心机，自立好强。刚来是机修车间的车工，后来去了工会、还拿到了大专学历，担任过物资、供销等多项业务，并曾独自担当该厂派驻前苏联驻叶卡捷琳堡营销员的工作达两年之久。第二年我母亲也回来了，真是人丁兴旺，乐融融的一个七口之家，又团聚在一起了！
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立刻上了个大台阶，家务活大大减轻了。楼房厕所、上下水道不说，那个煤气罐就让张逊几乎乐得合不上嘴，再也不用烟熏火撩地烧大柴灶了。不过孩子们没见过那玩意儿，只听说使用有危险、点火弄不好会爆炸，就害怕；记得我家用煤气的头一天，晓玲和小筠两人死命地抱着张逊的脖子，拉着她开煤气罐的手，着急地说：“妈妈，妈妈！咱们不用这个，我俩现在就去弄煤去！”这虽然成了笑话，但却反映出这时两个孩子对张逊的情意，已可催人泪下了。
这是真的，她们对张逊的依恋可说远远超过了我这个亲生父亲。不仅在科学院的6年里是这样，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院里上班期间，每逢阵雨，晓玲或小筠总会主动地想着给她妈妈送伞，顶着大雨、从家里一直把伞送到张逊办公室，晓玲结婚另住后，小筠一个人继续这么做，从无间断。院里不少人都说，这是张逊多年来对两个孩子辛勤的付出，终于取得了温暖的亲情回报。
张逊很喜欢图书资料室工作，做得十分认真。农垦科学院的情报所资料室无论从设备或管理来说，在当时垦区可算是相当正规的。分布在两层楼里的图书、期刊、资料三个宽阔的阅览室和书库，早在1982年就购置了全套先进的书刊存储阅览设备，包括轨道式书架。至88年拥有以农业为主的中外图书37200册，期刊资料12667份，均按《中图法》分类登录。制有各种资料检索卡片20万张。并在全国建立有500多个科技情报交流联系点。1987年张逊接任了该图书资料室主任。全室共有工作人员14人。
由于张逊工作认真，和同志间的关系更相处甚好，加上有较好的文字能力，1988年科学院院办公室主任希望她能去院办任秘书科科长，亲自到我家来做说服动员。我说：恐怕不行，因为科学院的办公室是党政合一的，秘书科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才行，张逊由于父亲的关系以及自己一生遭遇的波折，使她从无入党的愿望。谁知那位主任却说：“那好办，可以马上入党，简单写张申请书，一切由我来办”！谁知这下张逊更坚决不同意到秘书科去了，主任为此还多次来家说服，并劝我也帮忙做做张逊的工作。但我是了解张逊的：尽管在女附中读书时，她也曾为了争取入团不惜和父亲划清界限，多次写过思想汇报，虽被同学公认她学习、表现都很出色，但也无缘团的大门。但那只不过是当年那种热血的幼稚，经过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已经多少看透了这一切，她是绝不会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几年前父亲右派问题改正的中发60号文件刚刚下发，科研所党组织就曾找张逊谈话，让她写份申请书，认为具备入党条件，被她谢绝。只是今天她对那位主任没说这么多，仅仅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好意。
我想那位主任可能最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明摆着的好事，张逊就是不接受。
但对此我是知道的：张逊曾怀着十分忏悔之心多次跟我说过，此生没有对不起什么人或什么党，只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上高中时，为争取入团每隔一阵子就要给支部写份思想汇报，表明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挖空心思地批判父亲对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影响，还说母亲没有因为父亲是个右派而离婚，就是和父亲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等混帐话。一天，母亲清晨去叫张逊起床时看到了桌上放着这样一份“汇报”，张逊当即很狼狈。但慈祥的母亲却很平静地说：“孩子，只要你们能进步，怎样写我和你爸爸都可以”。这话就像刀刻一样留在张逊的心上，一直难忘。有人说这是时代使然，对孩子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张逊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她尤其非常痛心和遗憾的是：在母亲有生之年，没为此当面向她说一声：“妈妈！对不起”！
是的，这一类人的心灵感受恐怕是没经受过这种遭遇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经说过：“一个人即使用足力气往门楣上撞头，往往也没有轻轻触到他人生痛处那么疼”。
就这样，张逊一直在情报所资料室工作到1990年年底。
光阴似箭，眨眼间孩子都长大了。1985年晓玲和静思结婚，87年他们有了自己的爱女晨晨；小筠职高毕业后曾先后在宾馆和食堂工作一段时间，后来到作物所当电脑打字员，别看她童年时曾因苦难的经历有时有点发呆，现在用五笔字录入速度还特快，到1989年她也有了男朋友刘兴江、是总局团委的机关干部，连我母亲在内，全家大团聚时真是热闹。从重组家庭算起，整整15个年过去了，终于把两个离散了6年的孩子，抚养成人，送达了各自成家立业的彼岸，个中张逊的辛苦和付出，就难以尽书了。但是，看看这两个大孩子对张逊的亲昵劲，再看看她们对小妹妹蔡爽的爱护备至，不了解底细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
而所有这一切，也是对张逊15年来辛勤付出的最好安慰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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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张逊也能回北京，回到她妈妈身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想法也愈来愈强烈。作为北京老知青，和她一起来的同伴们都早已陆续回去了，她也是可以回去的。1978－79年全国知青返城高潮中，张逊的亲人唯有五姐在北京。见左邻右舍的知青都回来了，五姐很着急，她花费了很大力气，辛苦奔波很长时间，好不容易给张逊办成了病退手续。可一方面是当时我们所在单位的极力阻挠，另方面是张逊为了维系我们这个平常、又不太平常的家庭，终于未走。这件事曾深深伤了五姐的心，多年来我和张逊都觉得辜负了五姐，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进入1989年，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也正在这时候好消息不断传来。
先是在京的荒友李玉凤、张秀璋来信告知：北京出台了文件，尚未返城的知青可以办一个子女的户口回北京。这消息启动了一个打破我们的平静生活并走向转折的按钮。短短几个月，姐姐六莹迅速办好了接收蔡爽回京的一切手续，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作为蔡爽监护人的身份，姐姐不仅按政策要求一步步地去跑，还要具体联系落实转学事宜。在当时并不知道张逊有否可能办回北京的情况下，她当然明白把仅仅12岁的小外甥女办回北京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无疑是巨大的负担和责任啊！当时她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都很忙，而且多年来一直担当着孝敬照顾老母亲的重任，但为了下乡的妹妹，她不吝再给自己加上一个担子。事后我们还得知，在办理蔡爽回京要交的一系列文字材料中，有一份必须签署的对政府保证书，保证被监护对象回京后生活学习各方面不给政府添麻烦。承诺的背后有太多的内容，沉重而感人，这一切无私的努力令我们一家感动至今。
办回了蔡爽实现了我和张逊的第一个心愿，没想到的是它还成了张逊也调回北京的前奏。
远在涿州工作的妹妹春展，听说了知青本人也可以办回北京的消息，开始和我们联系并立即行动起来了。可由于多年在外，张逊和我都变得极为麻木和迟钝。张逊对蔡爽户口成功迁京已感到了完全的满足，而对自己返城的事却很是犹豫、彷徨，甚至安于现状。这也难怪，毕竟下乡已经26年啦！一会儿考虑带不走晓玲和小筠不合适，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四十好几了这时回北京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了，更担心在北京没有住处……，简直是困难重重。我的心情则很矛盾，尽管我早就盼望张逊能回京和母亲及家人团聚，但也感到许多事情没有把握。妹妹春展此时表现出十分的坚决与果断，她一面给张逊写了好几封信，说明情况并鼓励她“不妨一试”，一面有条不紊地开始操作，随时向我们通报情况，并告诉我们当前应该做什么。比如，要结婚证书复印件，以便给两人一起办理户口；还要开一个蔡爽有病、而且是大病的医院证明，以便说明其母张逊必须要回京照顾孩子等等。我们一听就傻了，结婚证书早已找不到了，怎么办？妹妹找了荒友帮忙，用他们的结婚证贴上名字改填复印；我俩又到医院求人给蔡爽开了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书，心里又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转学。总之凡认为有假的事，张逊心里都不踏实，春展全都一一作了解释：所有假的材料都是政府部门指点的，必须这样办，什么都不影响。唉，北大荒封闭的环境把人变成了这样，妹妹虽是在给张逊办调京的事，可张逊自己却处处都跟不上趟儿，每件事都得讲半天才明白。对此，妹妹很费力、很惊讶，也很无奈。有时在电话里急得直哭。她那时在石油物探局工作，每周六中午顾不上吃饭就从涿州往北京跑，赶到海淀区政府，立刻交材料、问进展、咨询下一步怎样做，连求人带看脸色，有时人家有事还得在外面长时间等待……，有点消息就赶快给张逊打长途电话；二十年前北京为打长途，得从海淀跑到西单电报大楼才行。总之，历经妹妹几个月的吃苦受累带着急，张逊的认识和行动才总算基本跟上来了。
妹妹传达给张逊最有说服力和最能坚定她信心的信息是，已经向民政部老干部局为母亲申请了住房，而且已进入了分房程序。不久，又得到了分房发榜、榜上有名的喜讯，这意味着我们回北京有地方住了。
90年暑假张逊带上蔡爽回到北京，孩子的户口已落上，可是插班读初中二却费了一番大周折。几个月前姐姐六莹联系好的学校，不知为何又因为就近上学划片归属问题横生了枝节。那个夏天北京奇热，为了给蔡爽落实学校，姐姐连续多日清晨出门，晌午顶着烈日回家，每天都焦急地说：明天还得去。直到学校开学典礼之后两天才办妥，生在北大荒的女儿终于到北京上学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看此时的姐姐：既晒黑了，也跑瘦了，还起了满嘴的大泡！
这时春展给张逊办调动的事已有了眉目，但问题是张逊必须在北京找到接受单位才能迁户口，否则仍然不能返城。可现状是几乎百分之百单位都只接受有北京户口的人，这有点象进化史上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对这种无解方程要求出个解来，没有非常手段看来又是不可能了。
关键时刻张逊的姐夫炳亮哥破解了这个大难题。他找了农机研究院的人事处长，请她帮助接收张逊，说好既不占用指标、也不安排工作，只发调令、接收档案，落上户口即可，同时有偿保存档案直到找到工作单位，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假接收是也！90年11月张逊的调令到了黑龙江农垦科学院。12月回到北京，张逊去农机院办关系时问那位处长档案收费的问题，边致谢边准备交费。处长说：“不收了，你们下乡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大家都知道”！一句暖心的话把张逊的眼泪都说下来了。
90年12月，随张逊调动的同时，我家也从佳木斯正式往北京搬家了。此前晓玲、小筠都已成家，一个27岁、一个22岁，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我们既没有力量把这两家人全带走，她们也就都留在佳木斯了。张逊和我还有蔡爽的户口正式落到了北京。北京市公安局在我的落户通知书上写的是：“随迁家属蔡方达一人，已退休”。就这样，我这北京随迁家属的身份也就此确定了。
转过年来，也就是1991年3月，张逊才在父亲老朋友们的帮助下，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正式接收，表面上是从北京那个假接收单位调入农工党中央的，具体仍是做资料室工作。耗费了近两年时间，靠着在京姐姐、妹妹和众多知青朋友的共同努力与帮助，张逊总算走完了返城的全部手续。应该说在这两年里，我们也真长了不少见识，原来在我们心目中如此神圣的红头文件和政府机构，里里外外竟然还有这么多明堂，突显出自己这书呆子的可笑！
北京到底是张逊的老家，这里有她慈爱的老母亲、众多姐妹、亲属和同学，更有许多她儿时的记忆。自1964年奔赴北大荒，直到90年底她总算又回到了北京，张逊把她人生最美好的26年献给了那片荒原，又将其中的16年献给了重塑我们这个家！
虽然户口随迁到北京，但我的工作、工资和一切关系仍在科学院，包括我这个人。
1991年3月我在农垦科学院正式退休，又忙活了将近一个月的离任审计和移交，正式工作似乎也就全部结束了。虽然院里还给了我一个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的角色，在所谓的专家办公室里还有我的一张桌子，有些会议还通知我参加。但这明显是某种照顾，正如人们常说的：“顾问、顾问，顾得上才问嘛”。
“像一辆高速行进中的列车骤然急停，一片尚在流淌汁液的绿叶忽遭凋零……，退休、突然使自己的头脑和业余都变得那么空闲，却带来全身心的不适应。尽管、口头上我早知道这一天就要来到，甚至在行动上还亲自办理了张逊迁京的手续，似乎一切就等着这一天了。但是这种‘早知道’和实际经历的绿叶‘黄化’过程的真正到来，完全是两码事……”。这是1991年4月我在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
早年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并不天天记，主要是作为思想清理或自我倾诉的一种方式，遇到心里有事就想提笔写上一段。可从1955年农大肃反和57年反右起，每逢政治运动总要收缴我的日记本，成了查找我的思想罪证，提供运动批判的重要依据。从此一翻开日记本子我心里就直觉得哆嗦，再也提不起记日记的情绪来了，这一放就是几十年。只是这次不同，我已经彻底退休了。和离休前在作物所期间、每天面对百十号人，千头万绪；无论上班下班、从思想到时间几乎从没一点空闲的情况，真成了两个天地。再加上张逊早于上年年底和蔡爽去了北京，“……回到家里也是空荡荡的。一向对时间十分珍惜的我，突然发觉我的时间竟变得那么富裕，富裕得都不知道该怎样去消磨它。即使以电视和小说来填补这个空白，却因得不到某种收获的喜悦，时间填了，却填不了心中的怅然”（同上日记）。因此，我甚至又专门给自己买了个日记本，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这样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谨用这可笑的本子，作为送给自己六十周岁的生日礼物——以期重新寻找我的生活”！
是的，生活似乎已迷失了方向，需要重新寻找了！很显然、由于几十年来我们这代人，无论组织的教育还是自己的秉性，似乎只知道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当时的名词叫“干革命”；因此工作成了生活的全部，其它甚至如学习、吃饭乃至自己的家庭和健康，无不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这个人生唯一的目的而存在的，否则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正象那时候互相劝导要爱护身体时常说的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除了工作就没了别的生活情趣。等到今天退休，不需要你工作了，生活的航船也就失去了方向。这就是我突然感到迷惘的根源，心中甚至浮起了某种受骗的感觉。真有点像契可夫说的：有着“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件多余装饰品”的难堪心情。
对此我当时在日记里有如下的自我分析：
“四十多年前的社会动荡把我卷出了家庭，我一直象孤魂一样颠沛于社会的洪流中，那时的教育是‘组织、队伍就是自己的家’，我笃信这一点，尽管所谓组织这个家，给予我的辛辣远多于甘甜。冤狱横生的政治动荡、一个接着一个……我没有气馁、更没有倒下，我挺过来了！支撑我的力量来源于我常说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生活早已被荡涤得只剩下了拼命工作。我所遭遇的每一次大的冲击，无论是三、五反的家庭清洗，肃反的莫名冤屈，反右的友谊背离，文革的家庭惨祸……，都靠我所理解的这个生活追求支撑着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惊涛骇浪，而每一次浪涛，实际上却‘锻炼’得我更死死地抓住这块木板不放，它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支柱与避风港，但也同时使我的生活更加变成那样的单调和畸形。似乎除了工作，也就没有了别的生活情趣。然而这种畸形的生活，却是符合组织的期望和教导的，直到今天退休，没了工作，我却不知道这生活的风帆又该沿着那个航向、靠在那个码头上了。而这也就是我迷惘的根源。（同上日记）
是的，正如罗曼、罗兰说的：“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
为了寻找这生活的风帆，我在科学院图书馆里翻找了好几本有关书来读。一本美国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写的《脆弱的男人》给了我不少启迪。她说：通常男人就等于工作，退休常会因生活骤然改变而引发焦虑，是男人人生路上的一关。应该在退休前五年就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并强调男人退休后仍要充分利用社会和家庭的各种资源尽可能地找些事情来做。生活必须要有个目标，那怕仅仅是在家里学习掌握烹调技术……也好。活着却失去了目标，那是可怕的！
是的，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充实生活内容，想来想去应该尽早到北京去，不能再像孤魂似的在黑龙江晃荡下去了。其实、随着张逊90年底迁京，91年3月又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找到了正式工作。我们住在张逊母亲名下一套一居室楼房里，面积不大，但一家三口总算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所有这些，也都为我从黑龙江拔出腿来，“移栽”到北京，创造了条件。
然而，真要“拔腿”仍有许多迟疑。到北大荒33年了，可以说我的青春、我的一生，几乎全都给了这片荒僻而又闭塞的原野。我熟悉的只是这片荒原上的黑土和白雪，也似乎只在这里才有我以一生积攒下来的事业和朋友。而北京、无论它多么好，对我竟是如此遥远和陌生。不说从湿冷的北大荒到闷热的北京在气候上的差异；由于政治运动的缘故，我连北京的母校（北农大）还有那些同学，几十年来都没什么联系。张逊在北京仍在继续上班，她至少还有十年时间，因此到北京后白天家里也还只是我一个人。总之，无论从自然生态到人文环境对我都需要重新适应，我说这相当于农业上的远距离移栽。偏偏自己的身体还不错、能蹦能跳，繁华的北京之于我却完全是两眼一抹黑，“移栽”到那儿能做什么？若无所事事，岂不真得活活憋死？
需要在东北的原野和繁华的北京间为自己寻找一个联系点，这也将是我重返北京的切入点。正好当时全国技术市场搞得热火朝天，利用北京这个国家文化科技首府为垦区引进技术、搜集垦区有用的信息，应该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且还能利用上自己几十年积累下的、对这块黑土地情况的了解和信息需求的判断。就这样，我按照这个方向，逐步向北京开始了退休生活的过渡。
起初，我仍是依托农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往返于佳木斯和北京之间。利用认识的一些北京知青，从中科院和北京市农科院等单位，引进了有关计算机网络建设、农业遥感和平衡施肥等科技信息或技术成果，并邀请相关专家到总局1991年技术会议上作了报告。逐渐地我在北京的活动圈子也越来越宽了。
当年11月，在总局王副局长的安排下，我被返聘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信息科顾问。在北京也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具体负责科技和经济信息，使我可用总局驻北京联络处的名义在京开展信息搜集和联络业务。正好驻京联络处就坐落在我家附近，这些都为我完成由北大荒向北京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这样，我的活动重心也就逐步地、最后完全地移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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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本性难移”。本来应该是退休后的一种填闲；或者像卡伦霍妮说的是一个心理调适的机会，因为联络处对我并没有任何工作指标的要求，甚至连上下班的时间也较为随意。但事情一干起来，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总是刹不住车。有时甚至为了联系洽谈一个项目，星期天也不休息。张逊笑我：“你这哪像退休的样子”！这一干又是七年。七年里、我利用知青和同学等关系，这些关系随着我在北京活动的开展，圈子也越来越大，几乎跑遍了专业上与垦区相关的北京各科技和教学单位。并把收集到的信息先后以联络处名义向垦区编发了26期科技与经济信息。同时参加了总局科委下达的《垦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途径》的课题研究，根据在京收集到的市场经济信息，结合垦区实际，于1994年编写了一份《就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垦区实施‘两高一优’农业的战略分析》的调研报告，全文共两万字。着重就当前全国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复关’前景、农产品专用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垦区产业结构与种植结构存在的问题、及战略调整方向等方面提出建议，受到了相关人员的好评。
在技术引进上，我一向接受并赞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虽然当时农场的领导们对投资项目更感兴趣，但我认为就企业来说，单纯的投资只是输血，而技术创新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正如古人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由于北大荒地处偏僻，垦区又是个自成体系的独立系统，所以长期与外界较为隔离，信息闭塞。通过技术引进，不仅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可以增强企业实力，比单纯引入资金更具长远意义。我在京先后收集并筛选了百余个可供垦区利用的项目，逐项调查、当面洽谈，并向垦区相关单位详细介绍、无偿推荐。先后为垦区引进了多位专家以及富硒粉、转光膜、降解膜等试验材料。期间还为总局在北京市农产品期货市场建立了期货交易席位；为总局驻京联络处联系了意大利客商并成立了合资的恰好公司；为农垦科学院引进了种衣剂等整套生产技术并取得了政府500万元的低息项目贷款。当1998年信息科配置了计算机后，为便于项目资料的检索和查询，我还通过自学Access编制了一份科技项目信息数据库，包容了当时收集到的所有项目信息摘要和联系人，并设置了按行业、按内容、按单位等多个检索入口。
然而总的来说，虽然我尽了很大努力，七年里取得的实际成效却很小。这里当然存在着体制、方法以及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等种种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形势终究比人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垦区正经历着内部深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历程，不少单位领导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去向和任期。尤其初涉全面市场经济改革，固有的观念对技术信息常表现出某种淡漠和迷茫。那时整个社会风气也使一些人急功近利又浮燥；不甘心做实在的功夫，总希冀一锄头下去就能挖出个大金娃娃来。热衷于追逐外来资金的投入，缺乏对技术改造的认识和热情。尤其对那些需要自己投资、甚至还要花钱买技术的项目，更是疑虑重重、十分淡漠。部分干部甚至官气难消，在项目洽谈中、特别在酒桌上满嘴大话，说完就抛诸脑后，从不重视自己的信用。如此等等，经常把我夹在当中，十分为难。最使我难堪的几个重要例子，如：
1997年我通过辗转渠道，认识了与上层人士有广泛联系的孙xx女士。她又将当年驻美大使的弟弟介绍给我。这位先生一直住在美国、和美国企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很认真听取了我有关垦区的介绍，还索要了资料，并表示这么大的垦区有着巨大的资源潜力，一定尽力帮忙在美国为垦区寻找合作项目。当时垦区（总局）的局长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我和联络处主任立即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也表示很感兴趣，要亲自见见面。于是当会议结束后，在某酒店安排了一顿高档晚餐，由局长宴请孙女士和那位先生。席间他提出了垦区发展玉米深加工和高档奶酪生产两个建议，局长也表示十分赞赏，当即商定由他回美国后立即寻找和落实合作意向单位。举杯祝酒时局长还说：“我8月份将要去美国芝加哥访问，希望到时候能在美国具体洽谈”。对方的回答是：“那太好了！我尽量把他们也邀请到芝加哥去”！宾主均十分高兴，当晚尽欢而散。临别时局长还说：“有进展可和联络处老蔡联系”。7月初，那位先生从美国将合作单位和项目的相关资料用传真发给了我，我也立即转发给佳木斯总局机关办公室，并请速交局长过目。当时未见回音，我想：既然是局长当面亲口委托对方的涉外大事，必定会在垦区组织有关人员研究这些材料，拟订谈判方案，直接给对方一个意见或回话会商，甚至不需要我再夹在中间了，我的联络角色已经完成。到7月底，对方从美国又发来传真，问我们的局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芝加哥，洽谈项目的日程如何安排？望速告！我一看急了，赶紧给局长挂长途，可就是联系不上，总局办公室的回答是，“局长下农场去了，不知道现在在那里，秘书的手机也没有开”。而且经查询，办公室收到我传真资料后早就交给了局长，从此对办公室也没了下文，如何回复必须要问局长本人才行。可在美国的那位先生却十分认真，此后几乎每天给我发一个传真，催我回话，真快把我逼疯了。只得整天守在电话机旁，通过总局各部门找局长，直到第三天才接到局长秘书打过来电话，说：“局长今年不去美国了，这事就这样算了吧”！我气坏了，一个堂堂的管着三千万亩耕地的总局局长，竟对涉外信誉抱着如此‘轻松’的态度？前后有近半年的时间为什么不早给对方回个信？这种官僚架子，不仅丢够了垦区的脸，也把我的信誉，连同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联系认识的孙女士等各种关系，损失殆尽！因为我再也没脸去见他们了！
也许在那位局长看来，再过两年他也要退休了，虽然是国家驻美大使的弟弟，但和他退休后的安置倒也不存在什么关系！今后也用不着他们！
北京农业大学李金玉教授的种衣剂，是我国九十年代初对农业生产有重要实用价值的专利生产技术；借着我是北农大校友，在垦区时还和农大现任校领导有过一点来往，我和总局的王副局长，他也是北农大校友全都看上了这个项目，并一起和李教授商谈此事。正好当时农垦科学院成立有农药厂，不少设备可以兼用，通过几次洽谈，项目很快定下了。李教授对我们很支持，不但引进了种衣剂的整套生产技术，共同商定了适应当地的农药配方，还帮我们代为办理了500万元政府低息项目贷款，真是皆大欢喜。谁知刚生产了两年，由于药厂管理制度不严，98年所生产的种衣剂被厂内同时生产的除草剂所污染，导致数十万亩大豆严重烧苗，成了垦区著名的“假农药”事件。为赔偿农民损失，药厂破产倒闭。由于种衣剂商品标签上还贴有“北京农业大学专利技术”的字样，李教授听说后大为震怒，要求为北农大也为他的专利技术澄清名誉，还说：全国技术转让这么多家，没一家搞成你们这么个德性的！
这一下连我的母校北京农大我也再没有脸去谈项目了。
类似例子还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例如我费了很大劲，在交易座位已满的情况下，凭着大垦区的优势几经交涉，96年总算挤进了北京市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为总局买到了两个交易席位。希望能通过期货交易平衡垦区粮食市场的季节性销售，对解决当时垦区卖粮难的情况能有所帮助。交易市场管理方生怕我们垦区的大豆产量太多，曾担心并向我再三告诫不能操控市场。结果总局派来了一位交易员，实际是为了对他迁京安置，拿着席位成天只炒南方的花生期货，实际是在搞个人投机，根本和垦区的产品销售不发生任何关系，最后把席位转卖了事。至于在其它方面为下属农场等单位联系的一些项目，其情况就更不用提了。个别的甚至发生签好合同后让人家加工部件，最后既不提货也不给钱，对方成天打电话跟我来要钱……等情况，如此等等，今天，还是“别提他了罢”！
这里似乎有点把垦区说得太糟了！不！我丝毫也不想贬低或抹黑垦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生产建设和粮食产量接连翻几翻的巨大成绩！应该说、上面这些事情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段里，垦区在市场转型中的某些侧面。我又着重把这期间曾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事例在这里集中起来了而己。“瑕不掩瑜”、但却是我又是我实实在在经历的遭遇，它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反映出来的是：一个长期在封闭体制下运行的荒原垦区，在市场转型初期与首都的巨大社会落差；说明从上到下、从体制到思想、从干部到群众又需要经历多少个不适应？！
偏偏正是让我遇上了这些不适应，并遭遇了七年的困扰。不过，这七年里我自己倒也有不少收获。除了对市场经济下的信息意识、企业运作等许多对我来说同样是新鲜的知识外，还另有不少特有的体会。许多是我来北京前从未想到过的：
我一直在基层工作，虽也曾负责过一个摊子，但仍属技术工作的领域。对上层机关、特别对官场生态，了解得十分浮浅。某种程度上，还多少保留着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通常具有的，对领导部门那种仰视和尊敬的心理。总认为既然叫上级，肯定在品德或见识上要比我们强，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然又怎么能当领导呢？待到这次到了总局驻京联络处，作为顾问、在冷眼旁观下过了七年，既看够了弥漫在官场酒宴上的奢华与奉承；也亲见了国家级部委公然的权钱交易，包括那时间曾盛行于各部委的各种批条和配额交易；亲自参加了联络处每逢中秋和新年都要用几个车皮的“贡品”来“跑部钱进”；甚至有的“公仆”还根本看不上我们扛到他家去的那点农产品，认为它既不值钱还占地方；长期蹲在荒僻的北大荒，到了北京才更真实地感受到了：心目中曾如此神圣和高贵的中央，原来是这个样子！在车水马龙中，更懂得了“不进城里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的民谣。局长每次来京照例需要请政府“关系单位”吃饭，每顿饭少说也得吃掉六、七吨粮食的钞票，相当那时北大荒几十亩地的产值。面对那满桌山珍海味，我眼前忽然浮起了局领导在三伏暑热天对着汗流浃背参加麦收职工的谆谆教导：“为了国家建设我们要珍惜每一粒粮食，力争颗粒归仓，粒粒皆辛苦啊……”，两者成了鲜明的对照。送往迎来更是联络处日常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众星捧月的喧闹中，从阵势大小你就能立即感觉出这位领导官阶的高低……。总之，所有这些对我来说，虽然没有达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程度，但应该说是在北大荒的荒原上从不了解、甚至是从未敢想象的事情。并且和在垦区几十年来一贯宣扬并奉行的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原来上面是这样子？北京的衙门就是这样的！我不知恁地，老觉得它和我们在基层学习的理论以及几十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信仰显得那样异样。什么时候我们党、我们政府成了这样子？是原本就是这样的，只是自己没看见；还是这就是“初级阶段”的特色……？在基层、总认为上面是多么圣洁，做的一定是和电视里讲的、报纸上说的一个样，可等到真的看到以后才知道原来不过如此！其实，区区一个联络处能有多大视野，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我更为自己几十年来的天真、无知、以及那种十足的乡巴佬或学生腔的认知，感到一种莫明的悲哀……。
当然，总局驻京联络处的七年，是我从北大荒过渡到北京的第一个驿站。除了上面这些思想上的收获与认识外，七年里终究使我较为熟悉了已经阔别三十多年的北京。不仅较为熟悉了它的人文社会、街道风貌，还使我重新寻找或恢复了不少同学及朋友的联系，重又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人际活动圈子。从而较顺利地完成了由北大荒到北京的两个过渡，即：连人带心终于“远距离移栽”到了北京，较好地成活了，还完成了进入正式退休生活的心理调适。这也应该算是我一项很大的收获。
5
农垦科学院和总局驻京联络处，是我退休前后工作过的两个单位。正好每个单位都是七年，前者是退休前七年（84~90年），后者是正式退休后返聘工作的七年（92~98年）。至于中间的1991年，则是我从科学院离职、移交并迁移到北京的过渡。
这15年中无论我的工作、思想，还是我的家庭，都经历了巨大的“跳跃”。由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农村（辉崔）迁到了城市，又由中小城市佳木斯进入了首都北京。工作上更从主要是自己搞课题，变为技术行政，又更改为搞经济信息服务。
然而应该说这15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15年，也是各种利益驱使下社会激荡变化的15年。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在1984年前主要还是以农村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话，那么以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改革的重点转向了城市，转向了全面的市场化。而我正是在1984年由辉崔到科学院工作的。
但农垦科学院毕竟还在农垦系统、还是在北大荒。因此我对波澜壮阔的城市经济改革感受并不深。甚至如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震动世界的“六四”风波，我主要还是靠听上级的报告、看中央的电视、或报纸得到些灌输下来的信息，佳木斯既没有学生游行，更没有自由化宣传，仍然囿于北大荒那种封闭的社会环境。对形势的认识既干瘪又片面，实际并不真正知道中国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更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正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变化究竟会向那里去？直到又是20年后，在对历史的重新回味中，我似乎才有了那么一点点零星的感受。
也正因为如此，下面这些有关改革中问题的回味感受就有相当的局限性。虽然它完全基于一个基层百姓在那个激荡年代里的某些亲身经历。
前面说到在农垦科学院任作物所所长那6年里，所经历的科研体制转型的冲击，应该说正是自己亲历的一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无可否认，改革在取得经济发展等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社会视角，但除了前面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地要求各科研所创收等问题外，更突出地感觉到在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各级政府和领导部门借机甩包袱、尽力减轻自己负担、甚至放弃原有的领导责任，实际走向了某种不作为的倾向。似乎一个“包”字就解决了全部工作。记得有次我和垦区规模最大的友谊农场场长闲谈，这位统管着150万亩耕地、二十多万人口的大场长，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可轻松了，每年只需考虑场直这一块两千多人的工资和福利就行了，别的都包下去了，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不用我操心”。需要说明的是他一直是一位对事业兢兢业业的场长。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我科学院也有类似的存在。农垦科学院由于其体制上的特殊性，院内各所的专业组成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在一个大院里包括了农业、农机、测试、电算、农产加工等各种专业研究所。我一直认为：如果院里能把各专业所的人才和资源统一组织起来进行科研攻关，那肯定能发挥出其它研究机构无法匹敌的力量。当然，这需要做极其复杂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但院里完全没这样做，而是简单地分别承包、各过各的日子。一个综合性的科学院实际支解成了一个个基本独立的专业所，院里只关心每年给他分配多少创收和上缴指标，就似乎完成了全部工作。于是，尽管测试中心拥有当时令国内人羡慕的高端仪器，我们作物所在课题研究上却用不起，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也是对外招揽项目挣钱，在那种体制下这原本也无可非议，电算中心的电脑也是一样，以至到89年我不得不在所内自行成立简易的化验室和购买电脑。不仅资源重复、而且远远赶不上测试和电算中心的设备能力，至于农艺创新和农机改装相结合等项目研究就更无法实施了。然而，最实用的科技成果恰恰需在多学科结合上才能取得的，而我们科学院明摆着的这么一个特有的优势却偏偏没能很好发挥。
这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股风，不能怪科学院，整个总局也是如此。前面说到的期货市场席位就是一个例子。3000万亩耕地的大垦区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自己的整体规模效益和集团经济优势，听凭各农场甚至生产队以脆弱的个体在市场大风浪中挣扎，以至当时部分农场曾一度出现卖粮难，有的农场甚至出现给职工分配卖粮任务等情况，这正是丢弃了自己最大的优势。为此，我1994年在联络处编写的《就市场农业的发展态势、垦区实施‘两高一优’农业的战略分析》的调研报告中，曾专门提出了此项建议。
当然，这同样不能怪总局，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就在那几年里，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把教育、卫生、社保等许多公益性事业都以改革之名推向了市场，实行所谓的产业化。政府的负担是轻了，但百姓的负担却重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性的财政支出竟远远落在了全世界许多穷困国家的后面，排名竟在第140位的乌干达之后，实际走的是一条“国富民弱”的道路。尽管国家在这段时间里积累了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这个钱实际是给美国在用，即购买美国国债，创造这笔财富的多数中国百姓，生活虽然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依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应该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其主要部分并没有给了创造这些财富的老百姓，由此延续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所说的新的“三座大山”，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付出了20年的时间，方才得出了“卫生和教育改革基本是不成功”的断言。对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放弃了“以民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然而，由此却又能对我们亲历的国家发展历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现状等方面，品味出不少东西来。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究竟在哪里？难道不是一个比发展本身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吗？
和不作为倾向相对应、但却更为丑陋的是各级公仆的权力寻租。据说这是爆发“六四风波”的主要原因。在科学院，我还只接触到双轨制价格体制下国拨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的转轨寻租，最终承担这巨额价差的当然是最底层的种地农民，这已不仅仅是剥削而是公开的掠夺了。92年到了联络处，更亲自见证了各种官倒，炒卖钢材等生产资料、进出口配额等等。甚至我还亲自接触到这样的公务员，利用自己的亲戚开公司，公仆们可以很关心地向你介绍在哪里能买到配额，真是既大把赚钱还不犯法。值得提上一句的是：在项目接洽中，我还亲自遇上了陈※的女儿、更听有的当事人和我详细谈了他亲自经手的李※小儿子在深圳走私汽车的故事。可见权力寻租不仅仅公仆本人，而是“一人得道、全家借光”，人们常说的“太子党”早在这时已在积累自己的财富了，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六四”以后的事，可见六四风波没能制住官倒。至于社会上更多反映的通过权力寻租圈地占地、以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问题，我听到的故事不少，这里也就不说它了吧！
可以说，不作为和权力寻租，只是我在这段时间中亲自接触到的两个侧面。它应该不是改革的主流，但谁又能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至今突出存在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过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改革已经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等判断，难道不正和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吗？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问题却几十年都得不到纠正呢？
我们经历了历史，历史究竟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如何体现改革中的发展与公平？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时刻深思的问题？难道“白猫黑猫”理论，真的最终要把我们引向的是一个某种现代化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吗？
至于张逊办回北京的过程，也是对我俩一次深刻的社会教育。不仅阅历了不少人情世故，也破除了我们以往头脑中对党、对政府不少神秘的认识。由于长期生活在北大荒，在那种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几十年来真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味道；满脑子装的还是五、六十年代对党、对政府、对红头文件那种崇敬和神秘，惟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是傻之又傻。直到历经两年波折，亲自一步步把那些文件中的“字面下”变成了“字面上”，每一步都看似“非法”、每一步审批又都确实“合理”；在堂皇的外衣下，每一步又都有那么多“弯弯绕”时；这才有点恍然大悟：“噢！原来事情是这样办成的”！真没想到，自己需要在年过花甲后，才开始学习怎样认识社会、怎样认识党，怎样认识政府的红头文件，以及怎样来认识政府对百姓的宣传和说教，又怎样去适应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社会”；进而着手清除几十年来灌输在自己头脑里的积垢，重新开始政治上的独立思考。虽然这一切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启蒙，后面的路很长，但终究是我思想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开端。
此外，也许由于我一直是做技术工作的缘故，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甚至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类命题，确实打心眼里拥护和赞赏。但经过在联络处为引进技术项目奔波七年后，却对这个命题产生了怀疑。是的，科学技术可以是生产力，它确实能极大地推动社会、企业以至国家的发展。但这里必须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即那些掌握着社会或企业，乃至国家生产资源的人，他们或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主、或许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官员，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并且愿意为发展科学技术动用或投入他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只有这时候科学技术才能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否则再好的科学技术、再高明的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空中的楼阁、纸上的成就，最多可以说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而己！因此，不解决社会体制、官僚作风等上层问题，空谈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换句话说，仅仅科学技术本身或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自封为是先进的生产力，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把技术变为生产力的社会资源。无论是旧中国“科学救国论”的悲哀，还是建国以来、国家或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我亲历的牡丹江科研所的遭遇，都早已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反右或是文革对科学技术的摧残及扼杀了。从这里也可使自己，对知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地位和作用，重新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点的认识。
可惜的是，以上几个认识，对我来说清醒得都实在是太晚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