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热乎乎的一家人，洋溢着幸福与欢乐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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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8月，我终于离开总局驻北京联络处，正式开始了完全的退休生活。当时也曾有朋友邀请我去别处受聘工作。但经历联络处这几年后，有些事情使我对这种受聘失去了兴趣。何况我已经67岁了，虽然身体还能跑能跳，仍希望能过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彻底回家了。
96年夏，张逊从单位分到了一套60平米两居室的住房，位于二环路外广渠门附近。在北京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房子，整整睡了六年折叠床的小女儿蔡爽也总算有了自己的“闺房”，全家皆大欢喜。只是她1995年已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长年住校，张逊也还在上班。白天家里仍只有我一个人，但来京七年来我的心态已有了很大调整，对这个城市也较为熟悉了，所以并不觉得没着没落。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说：“情感心态原本取决于环境，历史的心态与现实环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心态，也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神经症（焦虑等）的共性是反应方式上的固执，及潜能与实现间的脱节”。显然，前几年我正是固执于以往全力工作所形成的历史心态，从而和退休后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心理冲突（“生存空虚”）。这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现在心态调整过来了，就要“充分利用环境所提供的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去发现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意义”。
北京的各方面显然和我长年献身的北大荒有着天渊之别，这里没有我所熟悉的广袤原野，尽管高楼林立，但没有一个单位的老年活动室会接纳我。我的工资关系仍在北大荒，由于地区和城乡的巨大差异，工资水平远低于北京，在十里洋场面前消费捉襟见肘。尽管如此，放眼北京仍有许多社会资源可供我退休生活利用，借以去寻找和发现新的生活。
各种公园和博物馆是北京丰富的社会资源。由于我有离休证，许多园、馆都不要门票，更为我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方便。园馆各有特色，仅仅想把市内主要园、馆走一遍，时间都感到不够用的。丰富多彩的博物馆，增加了我不少知识，但我好像更喜欢逛公园。常独自一人在公园里转上大半天，仍流连忘返。不仅贪恋公园里的空气和风景，还在公园里驻足看人，并由此品味返朴归真的人生。我发现真正的生活实际就闪耀在那些沉醉于跳舞、练剑的老头、老太那欢笑或凝重的脸上。有的人显然动作并不好，但神情却特别严肃和专注，就像他才是全世界做得最标准的。旁观者对此也完全理解，没人会去指责或嘲笑他。这种专注、这种自信、那种宽容，难道还不是最好的生活？还有长廊里那一群人围着几件简陋的乐器在唱着京戏，他们互不认识，但秩序井然、热闹非凡。这里没有主角和配角的争执、没有谁高谁低的评判，也没有琴弦与唱腔间的埋怨。我更凝眸注视着那些扶着路边栏杆、或拄着拐棍的伤残病人的眼神，他们艰难然却坚定地为自己能成功迈出的每一步、打心底里跳出兴奋和希望，因为现在每一步痛苦的付出，展现出来的都是自己未来崭新生活的曙光。还有那些正用水在地上练大字的老者，和他们那龙飞凤舞却又瞬间将逝的笔迹……。如此等等，常使我驻足凝思，忘乎所以。我似乎从这里看到了最纯朴、甚至是最理想的人生：专注、平等、互助、奋斗、宽容、幸福……生活中一切美德和追求，这里应有尽有。人和人的关系更是那样和谐，只因为这里的人都是最纯正的人：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里做着自己想做的活动；没有利害冲突、也就失去了尔虞我诈的前提，没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动力。然而、人人却又都有自己的奋斗，各自的目标，互不矛盾、互无干扰，全力奋进地追求着每个人的自我实现。这里的社会也允许每个人都拥有最充分的表达空间，你的快乐也是我的欢笑，你的成功也得到所有人的赞赏！一个阅尽了几十年尘世纷争的我，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心底里不禁弥漫着对人生少有的温馨、启迪和遐想，一位伟人的理想在耳边响起：代替那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我心中也不能不同时滋生出些许遗憾！可惜眼前这样的社会仅仅是“暂时的”……。不久、人们终将散去，我更不能总在公园里留恋、感慨或遐想着。
商店、是城市里最普通的社会资源。北京各类商店五花八门、等级繁多。从商场、专卖店、超市、直到各种批发市场，琳琅满目，看着真是热闹。其实商店不仅仅是供人购物的，如果你把那五花八门的货柜，看成是展览馆的展台，以逛博物馆的心态去逛商场，甚至能比一般地逛展览馆还要好。因为这里每个柜台前都有笑容满面的接待，每个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的讲解和平等的探讨。你能在这里学到许多知识，可以看到当今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生活的提高。这对一个退休人员来说，正是避免与社会隔绝的一种最丰富又廉价的社会资源。难怪我女儿曾对别人说：“我爸逛商场，光看不买”。这是真的，越是高档的商场我越是理直气壮地往里走，因为这里更能展示出社会生活发展的潮流。商店里高得吓人的标价，并不能使我自惭形秽，没人规定进商场就必须买东西；也没规定不想买的东西就不能打问，这是市场经济赋予消费者的权利，是任何一个商家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我不过是自觉地利用这种社会资源而已，明白了这点我逛商场时的心态就变得十分坦然。曾在昂贵的赛特商场5600元一只德国进口不锈钢锅的展示台前问三道四，也曾在看似普通却标价4700元一条的都彭腰带前评头品足。商场真是一所免费的大学校，它能让你了解社会、了解科技、增长知识，老师就是那些展品和推销员。从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也成了充实我退休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场所。
更吸引我的是在北京竟可以找到那么多书，还有那么多可以“淘书”的地方。我办了张首都图书馆的借阅证，一次可借五本、免费看一个月，太美了！还有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听的各种文化讲座；每年两次大型书市上的廉价书更让你满怀“淘金”的乐趣。至于从朋友那里弄到的一些绝版书和港版书就更不用提它了。我历来喜欢看书，现在更是什么书都看，只是过去看得最多的农技业务书现在再也不看了。起初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涉猎范围，渐渐地似乎对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建国后的一些史实、回忆、人物传记、以及专对某些事件或人物的评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北大荒被封闭了三十多年，在那里我能得到的媒体信息非常少，尤其对建国后的历史从来就是上级文件报纸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此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也看不到。甚至历次政治运动中自己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最终还是莫名其妙；只能一怪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错了经，二怪林彪、四人帮之流篡夺了权；再深一步，也就是头脑里有那么几个空洞的“左倾思想害死人”之类的概念而已。至于它们的来龙去脉、真实过程完全一无所知。面对那反复强调的“光荣伟大”，确实有被蒙在鼓里的感觉。而现在摊在我面前的这些书，似乎给我打开了扇扇窗子，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窗子仍是半遮半掩，但终究能够透过一丝光亮来。一本李辉的《文坛悲歌》虽没有涉及肃反运动的幕后运作，但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作为肃反序幕胡风冤案的来龙去脉；一本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更使我多少知道了一点1959年反右倾和随后浮夸跃进的由来，甚至由此还可以联想到以批判《海瑞罢官》揭开的文革浩劫的渊源；至于有关反右运动的众多回忆或沉思、对毛泽东的思想探究、以及像顾准、王若水等思想家遗留下来的对现实社会的某些反思……，都使我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要知道，这些书里叙述的也都是我曾亲自走过来的历史啊！就在这些历史的脚步中，我同样也曾有过憧憬、有过激情，要为一个目标去奋斗牺牲；但却接连挨斗挨整，更不让我全身心地去工作。我苦闷过、也自责过、却始终没有真正闹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即使是我错了，又错在了那里？十亿人口啊！都曾经那样满怀热情和希望，奋斗并付出；到今天、这一生快走完了，如果真的就这样走了，这辈子实在活得稀里糊涂，白来世上走了这一趟，因为到死都没有多少闹个明白。使自己原本悲剧的人生更浸透了糊涂的悲哀！好在今天到了北京，还能接触到许多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书籍和声音，怎么也得争取在黄昏的日子里，多少能把走过的这些路、包括自己原先的思想认识，重新作一番清理啊！由于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的历史，读起来不仅感到熟悉，还特别能引发对问题深入的联想和思考。促使我更有目的、同时也更努力地去“淘书”、看书。虽然窗户未能真正敞开，因绝版、下架甚至查禁等种种原因，要“淘”到本“好书”常要费上一番周折。但正因为如此，反倒增强了自己淘书的劲头和猎奇的心理，成了退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经过联络处七年的过渡，我在北京已经有了较广泛的人际圈子。当然、离开联络处后我只保留了和自己过去的同学及朋友的联系，他们都是在那七年里逐步寻找并串联起来的。圈子形成各异、年龄各有不同，分别代表着我人生路上曾走过的每一个驿站。各种圈子每年总要搞一次或几次聚会。算起来：群体年龄较大的是现在北京的原西南团校的同事圈子，人数不多，都和我一样是在解放初期的革命热潮中，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成了当时的团干部。他（她）们不少人的年龄比我还大，历经岁月磨难目前身体都不大好。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相互聚谈时几乎从不谈起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往事，更多是相互关问身体健康或打听外地同事的近况下落。其次是重庆南开和清华这两所中学的校友圈子，人数众多、年龄相近，聚会时济济一堂十分热闹，由于能从重庆来到北京，大多学有所成，有的在某专业上颇有建树，有的在职务上占有一定地位。终因人数太多，聚会一散、每个学校也就只和其中四五知己联系较密，每次相聚海阔天空、政经时事什么都谈。再次，是北京农大的同级学友，因我是调干生，他（她）们的年龄都比我小，由于共同在校达四年之久，专业相同，相互熟悉程度要高于以上三个圈子；当然现在也都已退休，不存在专业上的联系和交流，但同学情谊依然浓厚，常有电话交谈或相聚。通过编发校友通讯和组织大型聚会，还和全国各地数十位农大学友重建了联系。最后一个是被称为荒友的圈子，也就是曾在北大荒同一农场、甚至同一连队、或同一科研所里奋斗过的朋友。以当年去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为主，许多更是张逊的朋友。又可按下乡的年份、共事的单位再细分为若干个小圈子。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有的要小二十多岁。但相互间仍保持着北大荒人那种互相关心与热忱率真的传统，和他（她）们的交往也使我变得年轻。总之，尽管各个朋友的圈子在年龄、人员气质、职业甚至职位构成上有很大不同，相互间交谈着不同的话题，但我同样珍惜着。因为这不但使我消除了对北京的陌生和距离，还接触到了当今不同阶层、不同的社会角落，从而完全没有了刚退休时的社会隔离感。甚至还应该说，到北京十多年来，更是我们相互间再次建立和发展友谊的一个新时期，使原先的情谊更加浓郁，还增添了新的积累。
在各种朋友交往中对我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大启迪。我历来是一个不善交友，甚至习惯孤僻的人。过去朋友很少，有的也多是工作上的交往，这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现在彻底退休了，没有了工作和专业上的交流，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我发现朋友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着利益的多元化，也随之带来了思想与诉求的多元化。这使得我的见识与生活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因为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大千世界，而且还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朋友，有的乐意谈时评、有的喜欢玩电脑、有的热中于谈生活，还有的就喜欢海阔天空地神聊……。无论地位高低悬殊、收入差异巨大，但各有各的生活和欢乐，各有各的关注与期望。世界原本就是丰富多彩的，正突显出我过去的生活理念是多么干瘪与枯燥。
总之，所有以上这些活动，都使我在北京的退休生活既充实又满足。犹如雕塑家罗丹说：“生活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句话也可以转换为：任何生活原本并不缺少乐趣，缺少的只是那一颗利用一切资源，发掘和感受生活乐趣的心。
当然，我寻找退休生活的努力并不都是成功的。1998年刚离开联络处，设想自己生活安排时曾把听音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在书市里淘取了不少廉价光盘和磁带，还读了几本乐理方面的书、弄了一对音箱。张逊上班去了，自己一人在家成天放着交响乐，生吞活剥地记着一堆：音程、调式、和弦、乐章等生硬的名词，闹腾了两个月，结果还是不得其门而入。至今架子上那些书和盘还在瞪眼瞅着我，似乎仍在向我嘲笑。看来莫扎特和贝多芬根本看不上我这个蠢笨的听众，不考虑自己是块什么材料瞎折腾还是不行的。
工资收入也曾是我在北京生活心存疑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工资关系仍在北大荒，近年来全国调整工资的政策特点是：地区和行业差异明显，越是大城市工资调得越高、越是艰苦边疆工资越低；同样，政府高官和公务员、国家垄断企业的工资和福利高，外地一线企业尤其退休人员就低。受此影响我每月实领工资大概只相当北京同学的一半左右。在北京的朋友间我常笑着说：“我是拿着中国的工资在你们美国过日子”。但时间一长渐渐也就明白了：北京也并不都是富豪，许多普通百姓的收入可能还没我高，他们同样生活得很好。不同商店、同一商品的不同品牌、同一娱乐节目在不同场所的演出、价格都相差很大。关键要搞清楚：自己是哪层水的鱼，你就在哪层水里游。其实满足温饱以上剩下的尽可量力而行、随遇而安。一条纯棉布裤，时装商场里标价数百元，超市里不到一百元，在尾货的大卖场里只有25元。穿在身上似乎也看不出有多大区别。只要找准自己的生活“水层”，就不会感到囊中羞涩、自惭形秽，这点对在繁华大城市里的生活特别重要。就这样，无论处于高薪的乃或是收入较低的朋友圈子里，也无论某次调资时北京朋友涨了上千，而我只涨几元，自己始终能保持十分坦然的心态。相互聚餐游玩实行“AA”制，从不退缩。因为深入一想，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这“哪层水的鱼就在哪层水里游”的生活准则，绝不仅仅是购物时才需要持有的平和心态。
就这样，我深感退休生活很充实和知足，似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含义。是的！“生活”曾经是一个如此激动过我的字眼，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热爱生活、追逐生活的人。特别年轻时候，当年的苏联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中：“生活要燃烧起火焰来，而绝不能只是冒烟”，那句话曾如此激励过自己。没有追逐生活的热情，确实也很难想象我的一生里竟能承受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却始终对生活满怀信心、从不气馁。然而，回顾人生，以往生活在我心中，更多激动我的是执着的争取、为了某个目标的拼搏，似乎这才是生活的一切。以至憧憬中的生活，总披着绮丽的外衣和眩目的光环。虽然也可迸发出追逐生活的热情，但回头来看，却成了一个腾飞在半空中的人，经常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本身。顾不上家、顾不上友情，更顾不上品味和享受现实生活中的丰富与情趣。虽然有人给了一个“事业型”的美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摈弃和荒芜了自我生活的本身，没有了自己的日子。特别当那个眩目的光环破灭后，留下的也就只有莫名的惆怅。可在离开联络处后，当2000年8月张逊也退休了，我俩一起逛公园、遛书市、跑商场、玩电脑、看朋友、谈历史、去旅游……，甚至为了想看书还曾毛遂自荐给大众文艺等出版社，一起兴致勃勃地干了近两年在家做书稿校对的工作。总之在两人相伴前提下、信马由缰地遛着黄昏暮色，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特别是家庭生活的多采与温馨；认识到我从前曾经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里，实际蕴藏着人生本应该去追求的生活的真谛。幸福原本就只是一种感觉，主要的来源就在于心态。为此，在世纪之交年入古稀时，我曾作有《自嘲》一首以记之，现抄如下：
以随迁家属之身、阮囊布衣之体，自冰原漠野退休重返京畿，跻身于车水马龙、浮光闹市之中。有似假济公入城，每日里不知自惭形秽、反童心作乐。深叹老朽已无救矣！遂以小诗一首自嘲之。
鹤发翳目咒逝川，
犹跨单骑满城旋。（单骑－自行车）
冷观青史释旧怨，
热游视窗逐新鲜。（视窗－window’s窗体）
七旬尘世颠又沛，
心成槁灰意却坚：
充实浮生在自乐，
敢笑洞宾非神仙！
2
2000年3月我下决心给自己买了第一台电脑，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但真值得，因为它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我的生活内容。
说起学电脑还真有个故事，虽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自己恶补生物数学，逐步接触了一些数学运算，还搞过一些农业数学模型研究。但受当时多方条件限制，所用计算工具，只是停留在可编程序计算器的水平。后来学了一点BASAC，用上了PC-1500，以现在标准看也不过是一台大一点的编程计算器而已；直到1984年到了农垦科学院，方见到了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可那时的计算机在人们心目中蒙着十分神秘和敬畏的外衣，即使在科学院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计算中心的专业人员才允许去碰它。88年作物所花大价钱自己装备了一台组装的286，也只能交给专业人员管理和使用，自己既没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摆弄它。帮农场搞规划时，需要用到线性规划，也只是我编好方程，交人家去运算。因此可以说，在那几年里虽然似乎也曾围着计算机转过，可实际上从没有亲自摆弄过计算机。直到十年后，即1997年联络处信息科配了计算机，我才有机会和时间自己伏在键盘上，从头摸索和练习计算机的操作。
除了上述这些因素外，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想玩电脑，还遇到汉字输入这难题。没学过现代汉语拼音，记性又不好，尤其遇到韵母和卷舌音经常搞不清，怎样才能把一个个方块字弄进电脑去就成了入门的一只拦路虎。我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了个“捷径”，有人常闹不清我是怎样把字鼓捣进去的。由于这方法简单好记，曾和周边不少老龄人交流，经常只用半个小时他们也都会了。
实际我是钻了一个空子。汉字键盘输入法中，对以拼音编码（音码）的由于我不会现代汉语拼音，说话又有口音更拼不准；以字型和笔画编码（形码）的如五笔等，需要会拆字并强记整个键盘，我不仅没这本事，有的简体字笔画还常写错。苦恼间忽见输入法中有个《智能ABC》，既可用拼音又可加笔画，而且笔画只有八笔简单好记。在行家眼里智能ABC不是个好的输入法，但这些功能用好了对我却很有用处，因为拼音中我最感困难的是韵母，前面的声母一般还可对付，所以就针对自己情况采用声母加笔画作为自己的基本输入方法。结合多用词组或成语输入等窍门，直到今天我依然既不会拼音、也不懂五笔。目前用键盘纯录入一小时也可达到近两千字，虽然还没录入员及格标准的一半，但自己写点东西已经够用了。
跨过了汉字输入的拦路虎，在windows友好的视窗界面下，真成了海阔凭鱼跃了。电脑确实成了我退休生活的好伴侣，哪天也离不开它。上网看新闻、影视、听音乐还可以查资料、下载免费图书。经常遇到某个自己不清楚的问题，只要上网搜索，它什么都能详细告诉我，大大扩展了我的生活和知识空间。电子邮件更使我和各地亲友，包括远在美国的大姐随时联系，相隔万里、近在咫尺。朋友间除互致问候，还互传照片、参考消息和各种玩意，几乎每天我都会收到好几封信，有时为处理邮件真有点忙不过来。此外我还通过买书自学了一些应用软件，先后涉猎了好些图象处理软件，使我除了自行摆弄照片外，每天还做些小玩意或刻录光盘，成了活跃生活的一大乐事。
总之，会使用电脑使我大大扩展了生活的空间，使我这个行将八十的老叟能和年青人一样在网络上驰骋、退休在家照样周游世界信息。
不过，我用电脑最多的（尤其近几年）还是处理文字。除了阅读各种电子读物外（能读到许多书店里买不到的好书），还用电脑记日记，做报刊摘记或心得，写点人生回味，记点各种备忘录……。深感用电脑写文字好处很多，不仅可以长期分类保存、极易检索查找，更可以随时浏览修改、改多少遍也不用重抄。
在这里值得插上几句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届北农大1958年毕业的同学，在校四年里经历了肃反、反右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反复的揭发和批判，在许多同学心间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以至80多位学友毕业后天各一方，少有联系。直到四十年后、随着形势变换，许多同学希望能弥补上这历史造成的人生缺憾，1998年9月终于在北京串联并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学友聚会。
说句实在话，对这种重拾同窗情谊的活动，我起初并不热心，甚至打心底里有所抵触。尽管岁月可能冲蚀记忆，但某些人和事，仍会钩起我尘封四十年的伤痛，甚至还会从农大肃反联想到与此后文革牛棚及家破人亡间的联系。虽然我们这代中国人，早已被调教得习惯于逆来顺受，苦作乐待。但当在京校友们商谈要筹备毕业聚会时，席间“念旧”之声此起彼伏，仍不时触动着我浮想联翩的神经。一时心潮澎湃，曾写有小诗一则，题为《不要说我》，记下当时的心绪，随摘两段于后：
“不要说我不愿合作，
这里有难说的缘由。
今天，我们是来念旧，
念旧？？
念——旧！！！
一声呼唤，
唤醒的是尘封的往事，
还原出来的：
只能是一头心灵受伤的
——“野兽”
不要说我太不通融，
固执于往日的噩梦。
时间，似乎已经太久，
太久！！
太——久！！！
一阵风涛，
改变的是一生的航程，
怎可要求：
即时就能舔平心窝里的
——“褶皱”！
……”
不过我最终还是较为积极地参加了聚会。1998年9月26日有41位同届校友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聚会地－－中国农科院招待所，占当时能联系上的学友80%以上。岁月沧桑使当年的风华学子都已白发苍苍，许多同学见面时竟叫不出名字，几乎需要重新相识。但更重要的却是大家历经岁月的风尘、特别是文革浩劫的洗礼，绝大多数同学变得成熟了。对历史、对当年的运动、以至对人生，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功过自在人心”！我还写了首长诗《致四十年前的朋友》在聚会中散发，以抒发我对历史的认识及心绪。三天聚会、情犹未尽，为了构筑一个今后可以经常联系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在京学友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创办一份校友通讯，热切地将她取名叫《金桥飞鸿》，创刊号于1999年1月20日正式出刊。我和在京的另七位同学承担了编委会的工作。
在编委会起初几年，我主要承担稿件编辑。后来由于家里有了电脑，也就逐渐参与到刊物的编排和录入工作中。电脑真是个熟练技术，通过对这刊物的实际操作，使我录入速度、编排技巧、以及标题和图案制作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在随后几年中，我在编排录入方面也就逐渐承担得更多了一点。《金桥飞鸿》虽然是每年仅出两期的小刊物，但在联系全国各地同学情谊，及时传播学友信息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深得同学们的欢迎，一直坚持了十年之久。鉴于网络信息的发展等因素，至2009年初才决定改版为电子信息。不少同学对此还有点依依不舍，说明十年中她还是深得人心的。正像当时在一首小诗里所描述的那样：
“天边一颗星星，/静静地划过十年长空，/不时地向我们眨着眼睛，/那就是咱们的《飞鸿》。
承载着信息的“金桥”，/在友爱的海洋里穿梭；/用她那娇小的身躯，/编织情谊，弥补缺憾；/……/留下的是深深的情义！/带走的是默默的思念，……/到今天、山南海北鲜花开遍，/不论它是闪烁或是淡隐，这“金桥”将永远温暖在学友们的心间……！”
也是想把这颗“星星”“淡隐”得更完满一点，在《金桥飞鸿》改版前夕，编委会决定2008年，也就是毕业五十周年时不再组织全国性同学聚会，改为组织征文，出一本尽可能包括全体学友的“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用书面畅谈方式，既实现最广泛的情谊交流，又能给大家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这一想法得到全体同学的热烈响应，经过近一年的集稿、勘校、编辑和编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本十六开本、厚240页，收集了60篇学友专为此专集写下的人生故事，计13万字，取名《五十年风云路》的纪念文集，年底前发到了每位同学手中。有人说；它将成为我们这届学友永久的珍藏！
这本集子整个儿是我们在电脑上自编自排的，也算是我的电脑为大家作了点事情。十年来，通过《金桥飞鸿》这平台，可以说在我和大学同学间又重新培植和发展起了新的友谊，我也最终摆脱了因当年政治运动，在自己心底里造成的和同学间的层层阴霾。这倒不是因为我淡忘了历史，而恰恰是由于我有点懂得了历史。
是的！亿万个人生共同书写成历史，而最终又是历史在铸造每个人的人生，个人的人生只不过是时代这座巨大万花筒中一粒小小的色彩。站在这个高度，你就既是历史的演员、也同时可以成为观众；既忠实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可以超然地观赏着时代、观赏着周围、观赏着正从你身边走过的多彩的历史。
参与十年《金桥飞鸿》，成了我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相互联系的一个纽带，通过它，重新恢复和发展着我和学友们的友谊，也观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同时，作为副产品它还使我更熟悉了电脑的使用，并成为丰富我退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就是这样，从2002年开始我突然多次萌生了不妨写写自己这一生《回味》的冲动。虽然我这辈子活得很平淡，除了读书就是种地，既无奇闻轶事、更无骄人业绩；但却又可说是很不平淡，这来源于历史和社会的丰厚“赠予”，使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既有烽火连天、更有跌宕起伏；既付出过太多的激情，也遭遇过太多的失落；既虚怀过太多的虔诚，也备受过太多的奚落；既接受过太多的教诲，也得到过太多的困惑；对祖国，我有过太多的期盼，但最终也和祖国一齐承受过太多的折磨！……总之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我的一生里确实经历得太多、太多！多得几乎超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所能够承载的负荷！
想写《回味》而不是“回忆”，这是因为在回顾中，深感人生几十年就如在历史隧道中的旅行，隧道里云雾缭绕、光怪陆离，当自己正在行进中时许多景色和真相是看不清楚的，经常上当。曾以为是千真万确的事，结果可能全然搞错，诚如古人有云：“只缘身在此山中”。待等走过后再想一想、重新看一看才会哑然失笑，甚至捶胸顿足：自己当时怎么会这么笨呢？！然而也正因为有此，需要对人生旅程重新“回味”和反思、而不是单纯的“回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重新学习历史、认识时代、并咀嚼自己人生脚步的过程，自有其特殊的兴味。
也就这样，写《回味》一度成了我在电脑上最主要的事情。它纯粹是为我自己、为重新回顾和认识自己的人生而写的，根本没想给人看，也没有任何进度和篇幅的约定。原以为按此定位，将是件十分轻松甚至有趣的事情，也许还可成为一项不错的暮年休闲活动。可当真写起来以后，却经常感到自己的心连同键盘上的按钮都如铅石般地沉重，甚至多次失眠。除了时间太久、某些事情有所淡忘，以及许多真实的历史背景至今仍不透明等种种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回味、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解剖，那是会流血的！在对人生的回顾和清理中，我看到了历史有时竟能如此嘲弄一个虔诚的灵魂！我无权诅咒历史，但却为自己不合时宜的天真和幼稚、莫名其妙的轻信和痴迷，并为此付出的人生代价，心情沉重，并感觉到自己千疮百孔的心真的是在流血！
“这又何苦呢？过去的事还是让它过去吧”！不少人也都这样劝过我。于是我的《回味》曾多次中断。最长一次停笔竟达两年以上。然而也许恰恰正是这原因，反而更使我感到回味的意义所在；每次中断后，内心里总会更强烈地翻腾起继续回味的冲动。并推动我去寻找资料、深入思索，重新唤醒那沉睡的记忆。在一次次的反复中，也使我对历史、对人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更体会到历史是不应该遗忘的，无论自己的回味有多么局限，这究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所经历的时代的证词，是作为一个人以一生岁月换来的对社会的认识，在拷问历史的同时也剖析着自己的灵魂。人生的路为什么会这样走？虽然往日已矣，但总该用它换取点什么，否则岂不真成了到死还陷在蒙昧和糊涂的泥沼里，彻底白活一辈子！就这样，《回味》在断断续续中成了我近几年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并在多次停顿和反复中不断获得延续、修改与补充。
是的，我赞同有人说的那句话：
“人的寿命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因为它可以检阅历史”！
透过行将八十年的人生回味，检视所经历的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时代，我对自己这一生确实无怨无悔，并且依然兴趣盎然地观赏着身边历史的脚步，享受着上帝赐予我的人生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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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纯粹是偶然的机会，2002年元月，我突然接到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通知，邀请我为他们编制的《全国优质大豆生产基地建设规划》（讨论稿）提出意见。事情的由来可能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豆进口量连年剧增，在国际市场上已由主要出口国成了主要进口国，尤其面对入世大形势，振兴国内大豆生产，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更显迫切。此事引起了当年中央领导的重视，批示要求农业部提出规划方案。初稿拟定后部里为完善方案需要征求专家意见，北京专家当然很多，但还是希望找找曾在大豆主产区实际工作过的人参与讨论，经有人介绍，在北京就近方便也就找到了我。
农业部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是部计划司下属的事业单位。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对口计划司负责农业部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评审组织工作，所以人们又将它称为项目中心。为改变过去项目审批主要由领导安排的方式，组织行业专家评审，该中心在03年正式建立评审专家数据库，入选专家主要以中央直属全国农业院校、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该行业专家为主，为建库所需并印发人员情况调查表。由于张逊的姐夫系该中心常任专家，也推荐我参加填表，但我自觉已退休12年，知识老化，尤其这是中央层次的工作，恐自己难以胜任，当时未敢填表。但03年秋天该中心邀请我参加农业部优质粮食工程计划中大豆良繁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评审时，我还是去了，逐渐地我和该中心种植业处的工作人员也就相互认识了。
其实对这种类型的项目评审我从没做过。作为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的我，也不知道每年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都有数百上千亿元的农业建设项目投资，由中央部委直接掌握无偿分配到县、市或农场，这也许是下面热衷于“跑部钱进”的由来。按照现行管理程序，这些项目都要通过上报可研报告、立项审批、初步设计、批复建设等一系列步骤，期间常需要组织专家对各项目建设方案进行评审。每年项目数以千计，工作量很大。另一方面，专家虽多但也多各有局限，特别某些真正的专业家接触面反可能相对较窄一些。掌握大豆品种的未必了解灌溉制度，搞玉米栽培的可能不清楚修渠和筑路，不像我们在农场里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广而不专。也许因为这缘故，我这个不是专家的“专家”，在某些项目评审工作中，特别对一些综合性的基地建设项目、需要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可能又有着自己的某些优势。逐渐地、我在该中心参与评审的项目范围越来越宽，由大豆扩展到多数农作物、由良种繁育扩展到多种农业建设项目，也由农艺技术扩展到一般农田工程建设。
2006年农业部还给我颁发了项目评估专家的聘书。
这项工作倒很适合退休生活的安排，因为双方都不承担任何社会义务。想去就去，不想去随时都可以不去。每次时间不长，多者三五天，少则一天，通常一年里的天数累计也超不过一个月。通过它，不仅是我一项新的学习内容，可以知道许多在基层时根本不知道的事情：能大致了解中央目前的农业投资政策、管理程序和投资方向，当前全国农业生产建设和科研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因长期退休而对形势完全陌生。尤其在共同评审中逐渐认识了许多农业战线上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许多人现时仍在工作岗位上，有的人始终退而不休，依然担负着国家重要的任务。这就再次扩大了我的朋友圈子，还能听到不少在退休生活中听不到的故事，特别像我这种在北大荒退休却寓居北京的人，接触面可以大大扩展了。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参与其中活动的，张逊也很支持我。由于我能使用电脑，有时就在家里通过网络参与评审，更品尝到了现代化办公的滋味。
人员熟悉了，偶尔我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些项目评审以外的活动，更使我长了不少见识。如2006年11月底和项目中心一起去黑龙江及内蒙进行优粮工程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估，天寒地冻的情况下跑了四市三县五场，达20天方才结束。使我知道了不少当前县市和农场的实际情况。07年8月去大庆、08年2月去武汉、09年5月去三亚进行现场项目评估，虽然时间都不长但都是省级科研单位。特别是07年9月受中心推荐还参加了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组，到河南省安阳和周口市进行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稽查。半个月里亲历了基层对国家发改委稽查组的隆重接待。我们稽查组一行仅五人，但接站车列队编号、下现场警车开道；至于万元一桌的菜肴、每餐堆放着满桌的茅台，丰盛的烤全羊、豪华的宾馆房……，更是我从来没有亲自见识过的。比农业部项目中心的现场评估接待标准显然又高了一个档次，也更深刻领受了现时中国官场的风气。只是在下乡的现场，无论是安阳滑县还是周口郸城的农村里，都见到了穷困的农户和拮据的财政，对比所受到的隆重接待，确实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愧疚和连串的疑问一齐爬上心头，觉得长期来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对种种信条的传统认识，和当今社会现实确实是越来越远了！
不过，我还是乐意参加这些活动的，无论是项目评审还是出差评估，只要身体允许，我几乎逢叫必到。因为这是我继续学习并了解社会的机会。尽管我已年届八旬、尽管我退休已快二十年了，但我依然兴趣盎然地和三十多岁的年青人在一起，共同上网搜索并争论着棉花膜下滴灌新技术的合理工程造价和田间布局，或一起研究笔记本电脑上小键盘的使用和一次发送上百张照片的方法……。进取并有所为、依然是我退休生活的精神支柱和追求，虽然目标和内容已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07年9月13日在河南滑县时，我们曾顺路去参观了赵紫阳故居。一座低矮土屋，四壁空荡斑驳，没有任何标识、图片或家具，昏暗的堂屋里仅有一位佝偻老者，指着光秃秃的墙上挂着的唯一一张灰蒙蒙的赵紫阳照片，向参观者述说着什么。如果不是基层干部领着过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是一代总书记的故居；倒是户外那座祖坟，可算高大雄伟。总书记最后竟落得如此冷清地步，有点出乎意料。凑巧、08年2月和项目中心的人员去武汉黄岗农科院时，顺道又去了林彪的林家大院。没想到的是，当地林姓人士都争着向参观者诉说，只有他（她）才是真正的林彪嫡系，并自行修建了“帅府”和铜像，以至出现了好几个林帅故居，一个比一个更雄伟更漂亮，屋里边满墙都挂着林彪的宣传资料和照片，还有各种相关图书出售。虽然当时正式媒体上对林彪的评价和提法，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变化，但这里的宣传声势可完全不同。回想起在滑县看到的紫阳故居，两个景象不禁在心中自动对比着，历史上对两位当事人的种种评价和议论更不断在头脑里交替地变换着。不知恁的，心里似乎朦胧地感到，对历史、对人生又增加了一层说不清楚的感受。坐在返程汽车上，心中不觉默默地背诵起三国演义的开卷词来：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些也都是我退休生活中的一些插曲。
当然，对这些评审活动我也会适可而止的。因为，我记住了一位哲人说的话：
“十个老人中有九个都是不幸的。其所以不幸不是因为他老了，而恰恰是由于他自认为自己还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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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1991年到北京起，我对历史、主要是对现代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内容基本局限于自己这一生走过的时段。就像一个演员转到了观众席上，重新去观赏曾亲自参与演出过的历史剧，尽力琢磨当年编剧的初衷，搜寻导演身后的潜台词，品味剧情的演绎，咀嚼着各种角色的化装。成了我退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当然有个过程，因为从上学起我对历史课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总觉得它既没有引人入胜的理论推导，也没有曲径探幽式的公式证明，印象中所谓历史就是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记下来就是了，似乎简单、直白，没太多门道。据查《现代汉语词典》，“历史”词条的解释也是“过去事实的记载”。和我上面的理解似乎也差不多少。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历经风风雨雨，由于心中对党的信念、对所在社会制度的信赖，更因为思想上认为这是自己曾为之奋斗的理想，再加上长期封闭式的灌输教育，确实始终是以某种主人翁的心态接受着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深信党的文件、电视和报纸上说的完全是真实的。党的每一个号召、对事件或政策的每一项解释，都千真万确是以造福人民为目标的。即使曾因此使我屡受政治冲击、直到家破人亡，身受思想和肉体的摧残，也未曾找到过答案。北大荒三十年荒僻与封闭的信息环境，更凝固了上述这种习惯性的理念。尽管1971年蒙古草原上的一声爆炸曾使我的思想有所震憾，习惯性的信念和思维方式开始裂开了缝隙，但根基仍没有动摇。
91年到了北京，退休后充裕的时间和北京丰富多元的信息资源结合在一起，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特别当时北京“六四风波”遗痕未消，表面的平静不能淹没三两知己在家闲谈的话题。尤其和当年在重庆清华中学一起参加地下组织、89年又在北京亲历了“六四”风波的同志一起闲谈时，虽然他们目前社会地位不低、退休待遇丰厚，但谈起“六四”来却总免不了义愤填膺、声音哽咽：“完了，完了！这是蒋介石在重庆对我们都没敢做出来的事，我们共产党竟干出来了，是我亲眼看见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当年北京街头发生的真实情况，是我远在北大荒的电视里、报纸上、上边文件的传达中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原来中央的话也会有假？！
但是感性的谴责终究还不能代替理性的批判。几十年形成的信仰和长达近两万个日夜接受的洗脑灌输，更不是通过对一个事件的了解就土崩瓦解的，可它却大大激发了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渴望。当然不仅仅是对“六四”，也不仅仅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主要是理性的分析：亿万中国人民曾无比信任的党，执政后究竟变成怎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变的……？十几年来我带着这些问题如饥似渴地找书、淘书、看书，并在阅读中重新校验自己头脑里过去存放着的“历史”。这才发现，历史要做到“过去事实的真实记载”竟如此不容易。即使是刚过去的几十年，即使是标榜为“光荣伟大正确的党”也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总要在所谓维护党的利益口号下，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把精心过滤和编辑后的故事，代替那真实的历史，往我们大脑里填塞了几十年！还美其名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至不仅我们头脑中的现代史，连部分近代史都需要重新认识，或者说应该在头脑里重新改写。
千万别以为这种校验是个轻松的过程。相反，它是一场十分痛苦的思想清理和自我斗争。几十年啦！更准确讲是自己这一生，从白区就跟着党；深信党是永远光荣和正确的；他所作的一切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无产阶级，为了解放全人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能是锁链”……！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灌输，这些理念真可说是“融化在自己血液里”了……。然而今天却要在甚至是血淋淋的事实记载与剖析中，像抽丝剥茧一样重新把这些认识清理校正。懊恼、自责，惊诧、更甚至有受骗、上当的感觉，汇集在一起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这真是思想上的火中涅槃，而且经历了长达几年的时间。阅读、思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逐步深化头脑里的认识。由于舆论、信息等诸多方面仍受到种种封锁和限制，这一涅槃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远未到达终点。但总算对自己六十年来曾如此热忱投身的这场革命，有了些初步的认识和体会。
六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接触到共产党，跟随着参与了这场革命。四大家族倒台、五星红旗升起，城里惩治了奸商、农民分得了田地，真觉得是改了天、换了地，无可置疑。亿万人民热血沸腾，随着经济建设上马、抗美援朝胜利，更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人民真的要站起来了！现在才明白：这些成绩无可否认，但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我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和落后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它的惰性与能量，缺乏深刻的认识。
我不懂得：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决不是搞一场土改、管制了地主、插上了红旗、挂上了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一个全新的国家就彻底成立了，几千年的封建底蕴就从此清除了。因为这些意识早已浸透在亿万人民的血液和习惯里，也包括那些领导着我们、被称为革命家的官员头脑里，在适宜气候下它们随时都会跑出来重又借尸还魂。到时候，上有所好、下有所迎，相得益彰，这种实际上的“变天”倒是很容易的。并不像我过去想的那样，一定会刀光血影；恰恰相反、在高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红旗下同样可以变天，而且还会召唤你也一起去参加这个变。只不过、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成了只有唯一的那位被捧到神坛上的他自己。
就这样，在那几十年里，我绝对地拥护党的领导，完全认为新中国就是共产党的中国，党领导一切天经地义。可就没有想到，党不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党领导一切、也就是由身为官员的党员来指挥并管理一切，实际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党国”。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从监督的党国，很容易就成了各级“一把手”实施专制的温床。因为党就是他、他就是党，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员都是这么当的，况且整个社会体制实际上也还是“官员役民”这样的旧体制。在此情况下，各种封建官场陋习、溜须拍马、顺昌逆亡、堕落腐化更会自下而上随风起舞，就像我在回味里曾多次写到的一样，尽管门楣上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牌匾依然闪闪发光。
要巩固红色政权、曾是使万众热血沸腾的革命任务。但我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下，巩固政权最终成了要巩固的是各级在位者的地位。他们很容易把各种反对意见、甚至只是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批评和建议，都看作是对他目前领导地位的挑战。于是忠言逆耳、拒绝一切批评；常有主见的知识分子不好领导，必须对其终身进行思想改造；对那些仍不知趣者更要通过肃反和反右坚决镇压；要使一切文化都只能是歌颂当政的文化，亿万人民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绝对控制社会舆论和信息、封杀独立思考和多元文化，似乎这样才能体现政令通畅、四海太平。因此“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的人最革命，愚民政策和奴隶主义对统治最为顺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就是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瑰宝。虽然话没有公开这样说，但党就是这么做了，还提出要把亿万人民都管教成为绝对驯服的螺丝钉。
于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实际建成了这样一个严密的社会：通过户籍、档案等各种手段把每个人牢牢地编织在一个个村落或单位里，成为事实上的工奴或农奴，没有自由迁徙、生活和就业的可能，一次分配定终身，即使单位不用你，也扣住档案不放你，活活憋死你。各种单位和组织，都规定为某个森严的等级，赋有相应的身份和待遇，甚至连无冕之王的记者、四大皆空的和尚也要确定究竟是处级还是局级，封建的官本位制在这样的等级社会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专政的强制力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个家庭、以至每个人的大脑。而且对每一项管理，都要提高到阶级属性的高度。
于是、各级地方和单位的领导，都成了党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统管着一方百姓。对上绝对负责、对下就只能凭良心。高指标、高征购，为的是完成上级任务，饿死多少人似乎与我无关；命令主义、瞎指挥、人海战术、浮夸风、大跃进也应运而生。为体现自己的业绩，对下好统治、对上好交差，实施着对广大人民恣意的驱使和奴役。就像我在北大荒遇到的那位牡丹江局局长“王团”、和建设兵团的吴副师长，都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他们和封建朝廷知府不同的是，把衙门里的刑棍换成了阶级斗争的大棒，一面强调那些施棒的衙役不许“右倾”或同情，另一面要求普天歌唱天大地大的恩情。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实际处境。
文革正是这种体制发展的最终成果。最高的领导者成了真正的皇上，党内则发生了在各种路线斗争名义下的争夺权利，残害忠良，就像太平天国进京后所做的那样。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我们听到来自“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治国方略最多，而且变成为最高最新指示；也正是在那几年里，有那么多惨无人道的暴虐思想和暴虐行为发生在一个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度里。尽管莫名其妙地遭受“牛棚”苦役和家破人亡，可我仍然没有认识到我所热忱向往的红色革命、这时已经真正成了封建专制体制的全面复辟。
这大概是新中国建立后前三十年间我所经历的大致情景，和前面所写的各篇回味内容也可基本印证。如此整理的目的只是想从政治体制上检讨自己过去的认识，并大致勾画出一个政治发展的路线图，这里没有涉及、也丝毫没想抹杀这一期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民族独立、经济和国防建设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问题就在于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这样去认识我国的社会基础和体制对国家政治的巨大影响，完全迷信于光辉的标签与称号，忠心耿耿地认为所信奉的领袖和信服的党绝不会是那样的。从而以一辈子的痴情血泪、思考感悟，总算懂得了一句最普通的真理：“任何人也不是神，不管他说得多么好都必须要有人民的监督，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都不应该有百分百的信任”！因为任何政党和领袖都是人群组成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个人欲望，还有社会影响，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犯罪，偏偏一切跋扈和谋私都可以在神圣又堂皇的口号下进行。可以说，尽管革命成功，若体制不变，只是执政的党变了、执政的人变了，那实际上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随时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封建专制复辟。
无容争议、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国家的发展确实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经济发展迅速，城市里高楼林立、日新月异，国力明显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和民权意识也确有提高，盛世的赞歌又时有耳闻。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贪腐之风越治越烈、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在逐步蔓延。好事似乎又在向着某一个坏的方向发展和蔓延，根本原因仍在于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古老的社会基础，与前三十年虽有些变化但仍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首先是我感觉到当局为过去三十年所背的包袱越来越重。出于种种考虑，对那三十年历史中的错误，始终采取极力回避的态度，控制舆论、封锁网络，设立众多禁区。甚至连中央曾有定论的文革、反右等等，也一律不让民众在公开媒体上宣传和议论。似乎要老百姓忘记历史，六十年来的新中国永远只有光荣伟大，只能歌颂。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不但遭人耻笑，也无法真正进行有效的自我清算，达到既教育人民更教育自己，彻底认识与纠正历史错误的目的。使党在道义上成了当年受害群体及其亲属的对立面，搞得神经特别紧张，刚过了“xx五十年”、又迎来“xx二十年”。每逢这样的日子，在北京都能感受到当局提心吊胆的心态。决策者似乎是想拖下去，以为只要拖到这批人都死绝了，天下也就太平了。可是历史是无法遗忘的，错误的包袱必须面对和清算，否则只会越背越重。正如德国外长费塞尔访华期间，在中央党校演讲，回答听众提问关于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问题时、说的那句既撞击我心灵也撞击我脸面的话：“一个不愿为自己罪行进行忏悔的政党和民族，是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对所犯的历史罪行忏悔的”！是的！谁企图回避或遮掩历史，最终都将会为历史付出代价！
正因为对前三十年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认识和清算，党内“左”的祸根依然有着深厚的基础，有的反对改革开放，有的提出要搞第二次文革，甚至公然宣告：“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对于深受文革迫害的人来说，听着这种嚎叫，真让人有“还乡团”又要来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果说对历史问题的遮掩主要引起相当部分知识界的不满，那么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更是遭人们普遍诟病的主要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近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公平度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莫桑比克等落后国家相当，经济问题已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造成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进入了市场，影响着社会地位和国家资源的分配，大官的子女一定做大官、将军的孩子当然当将军，所谓党的天下似乎正在逐步异化成为集体世袭的权贵天下。不仅如此，许多名义上是国有和国有控股的社会主义成份，实际成了由某些特权阶层掌控的垄断企业，高额的利润被截留，千万元的年薪成了合法的掠夺。由政府和地产商联手形成的高企房价，变成了压在百姓头上新的大山。更不用说应该属于全民百姓的国有资产所遭遇的各种悄然流失了。
于是，权力追逐着金钱、金钱又渗透甚至控制权力，成了百姓最痛恨的官商勾结；最可怜的是亿万农民工，背井离乡、舍弃子女，还要承受为出口经济实施的低工资盘剥。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经济发展越迅速，两极分化就越严重，造成的复杂局面就越来越难以掌控，正像有人说的，中国正由一个等级社会走向各阶层差距越来越大的马拉松社会，并随着距离越拉越大，正往一个多层断裂的社会发展，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一个问题丛生、十分不稳定的社会。但要改变这一状态又似乎太难，因为相当一部分公权力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社会利益每向大众靠近一步都会遭遇重重阻力，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种两极分化，不仅造成人民的普遍不满，也使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难以为继。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当局希望尽力扩大内需。但基本群众消费无力，有点钱的热衷于炒房炒股，特权阶层则大量进口奢侈消费品、或携款出国定居，我国内需仍然乏力。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的文章，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普通百姓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主要的利益被特权阶层所截流，一般百姓没有消费实力。详细的说明与论证不是我回味的任务，但有一点却对我震动很大：我们搞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人民生活与社会福利，不仅比曾遭我们骂得狗血淋头的第二国际、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差得很远，也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很远。歌德派们每天高唱光荣、伟大的赞歌，整整唱了六十年，不觉得这种赞歌已经成为某种讽刺了吗？
贪腐严重，这实际是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保持官本位政治体制的产物，也和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权力至上的传统相一致的。在权力崇拜的社会里，官员身份本身就是极其昂贵的商品，人们都已习以为常。每当我与朋友们聚谈，谈起我在联络处亲眼见到政府部委倒卖批文，每年我们农垦总局都要用几车皮“贡品”来“跑部钱进”，以及和政府官员下去时，亲身经历的铺张接待，国家稽查特派员在万元一桌酒席前照样入座且谈笑风生……等种种事例时，得到的回答经常是嘲笑。笑我是个十足的乡巴佬，少见多怪！一位同学是北京市政府的退休局长，对我说：河南招待你们喝的茅台才488元一瓶，还有1600元一瓶的，你见过没有？！我只能瞠目无语。至于大吃大喝、公车改革喊了十年，没有丝毫进展，每年的消耗超过了全国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以及国防费用。甚至连情人也成了官员身份的象征，南京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就大言不惭地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这岂不是古老中国的封建传统、当老爷的必须三妻四妾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重又还魂。
监督缺位、政事不透明，这其实就是官本位体制的具体表现，也是产生上述各种问题的现实原因。因为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度里，人民从来不是真正的主人，更无从监督官员。比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多已实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社会主义却实行不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结果。因为直接涉及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项意义重大的立法几度搁浅，从最上层就无法通过。同样、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政府的行政开支计划……，百姓又知道多少？这实际上更是权力寻租、贪污浪费、大吃大喝等腐败行为最大的保护伞。难怪有文章说：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甚至偷税逃税也属正常，因为纳税人的钱、政府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豪华高楼、吃喝玩乐，纳税人根本管不上，甚至不知道，因此可以说纳税不是公民的义务而是一种对公民的掠夺！
政事透明、监督到位，这首先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而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不明白这点，公仆和主人的位置永远是颠倒的。说白了：在现行体制下任何监督只不过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花样翻新而已。因为党高于国、人大代表也是党指定的，也要听党的。如建国以来一直连任十届人大代表的申纪兰，2009年在答记者问时所说的：“当人民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所以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样听话的代表又如何实施监督。这也难怪，六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谁不听话他也就不可能当代表，因为人大代表也是党指定的。至于民主党派的监督就更是空话了，可以说从1958年反右以后，中国的民主党派就只是个政治花瓶。这同样难怪，因为当一个党的党章里明确规定要接受另一个党的领导，他的一切活动经费、连党主席也都由领导他的那个党的某个部门提出并安排时，还能要求他如何实施对领导他的那个党进行监督呢？如此体制下唯一的希望只有开放社会舆论了，可偏偏改革三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反而是步步紧缩，什么新闻检查、网络监管、出版审查……等越来越严。甚至连我家订阅的杂志和报纸也几次发生了“开天窗”或被停刊一期的情况——这不是当年国民党在重庆搞的遭到人们普遍唾骂的粗暴做法吗；至于某些县委书记动辄以“诽谤罪”指派专政机构逮捕记者等种种极端行为就更不用说它了；看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节目20年来内容的退化，就能明白实行舆论监督又有多难！但是，恰恰舆论是无法真正控制的，特别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普及的时代！
经济和政治上的不满情绪，正是近几年来各种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的主要原因，我感到某种仇官和仇富的心理正在民众中蔓延。无论今年的杭州飚车案，巴东邓玉娇案，乃或是湖北的石首案都说明了这点。当我在报纸或网上看到，不少地方的群众采取“集体散步”、“集体喝茶”……等合法抗议形式时，不知怎么，眼前忽然飘浮起了当年我们地下党在白区对付蒋政权时所采取的某些身影……。同样的手法现在竟然也落到了共产党自己身上，真是令人遐想无限！
显然、中央确实业已感受到了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并且反复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层层建立“维稳办”、加大投入强化各项维稳措施。中宣部甚至经常发布不准媒体、甚至网络谈论的当前各项热点话题，一些对政府的批评或建议也被封杀，惟恐引起民众不稳的共鸣。以至充斥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剧的是武打和皇上，再不然就是抗日解放战争片，以至如反腐那样的现实题材都被“和谐掉”了，真让人既体会到中央目前承受的压力，却又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难道这些成天对皇上唯唯诺诺的故事，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青少年的最好教材？其实“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历朝历代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早已说得够多了，用堵的办法连治水都不行，更何况民意！
就这样，到北京快20年了，我虽然退休在家，却依然为国家焦虑着，成了每天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着急、担心、甚至生气。但冷静想来，还是我把社会发展想得太简单了。因为所有以上这些问题，在我们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遗产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由于中国总体上仍属落后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决定了要想真正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目标，需要经过甚为艰巨和曲折的道路。更别妄论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了。特别许多问题，还是前三十年遗留下来的遗产，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历史事件的公正评价、以及官本位的政治体制等等，历史上积累或透支的各种包袱都需要今天来一一偿还，确实也够难的。我并不企求一步到位，过急是要翻车的。但又必须真正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变革上一步步地向前走！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能拘泥于某些脸面和私利。
从我们的父亲曾参加的“五四”运动算起，中国人民为民主革命的理想，前仆后继地奋斗快100年了，历史淹没了多少血性的生命？又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迂回？有多少纯真的理想遭受破灭！当然、中国是在进步、在变化，在逶迤曲折中前进着，虽然它是那样的缓慢，缓慢得真让人着急！也许以一个人的人生尺度来衡量历史，实在显得太渺小、也太短暂了吧！但我真希望它能少走些弯路、走得再快一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已经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了！
要权贵阶层放弃既得利益是很困难的，不过也不排除在人民的争取和压力下，渐进改良的可能性。事实上，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改革的某些方面也有些许变化，如免除农业税、增加卫生和教育投入、逐步改革户籍制度等等。当然，距离真正以民为本、信息透明、舆论开放、民主监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显然这也受到社会基础的局限，因此我赞成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方针。但是：稳定、决不应该成为保护现有体制，保护权贵既得利益的借口；和谐、也不应该只是对百姓不要闹事的片面要求。因为那样的稳定与和谐不但根本维持不下去，最终必将是整个体制的崩溃。六十年前曾经为新中国的到来不怕流血牺牲，并寄于满腔热忱引颈期盼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盼望着自己当年的理想能够在华夏大地最终实现！
这可真是：静观溪涧腾幽谷，回首残阳已含山。光阴不待，我垂垂老矣！不过我深信：奔腾的溪流是总有一天会流归大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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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逊是2000年8月30日退休的。退休前是农工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副处级，具体负责图书资料室工作，她很喜欢这个工作，十年中各方面都做得很认真。
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回北京不几年，张逊的身体就较前好多了，病少了，也胖了。体重长了15kg，直想减肥。退休后她仍那么喜欢图书，几乎每次书市必去，看到自己喜欢的好书总要千方百计地买回来，甚至还想在家里也添置上一架图书馆用的大排铁书架，只是房子面积实在有限，斟酌多次最终未能如愿。
从小张逊就一直喜欢钢琴，能拥有一架自己的钢琴始终是她的一个梦。我们很快就在她退休后买了一架钢琴，张逊喜出望外，对琴更是爱护备至。先是买些书和光盘自学，后来又参加了近一年的老年钢琴班，学得十分投入。只是去年蔡爽有了孩子后，杂事多了、时间少了、思想也难于集中，才不得不把心爱的钢琴冷落了。
张逊的性格和我有些不同，她喜欢热闹，更愿意广交朋友，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和各种亲友的来往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她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们经常一齐参加荒友们的各种聚会，谈天说地，十分热闹。由于荒友都比我要年轻一二十岁，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使我也常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此外，在那几年里，张逊除参加她所在单位对退休人员组织的各种活动外，我俩还自己出去旅游。到过云南、玩过苏杭，还和蔡爽一齐重回过北大荒。
收拾房子也曾成了几年来我家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2000年张逊退休后，我俩曾一起把当年住的那套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全部墙面是我俩自己刷的，两人把靠墙的家具抬过来、搬过去确实很累，但一天刷一面墙还挺有乐趣；2004年单位根据政策又给我家调换了一套较大的房子，距中关村不远，虽然全部包给了装修公司，但跑材料、看施工，也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在平时我俩也感到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各自看书读报，她要学钢琴、我爱玩电脑，还常一起跑商店、逛超市，很少能在一起坐坐。各种家务活也需要不少时间，两人既分工明确、各尽其责，又相互关心和照顾，就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杂事中使生活洋溢着温馨和甜美。即使偶而发生一点小小的争执，一会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历经严冬我又重新感觉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正像陶渊明说的：“众鸟欣有托、吾也爱吾庐”。被人惦念着真是一种幸福。
是的，我忽然发觉自己思想上对生活和家庭的感受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自己认为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但过去对生活的认识更多是在精神上的，它只包含着执着的追求和进取。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年青时曾为追求革命把家庭看成是一种羁绊，在北大荒发奋工作时又曾多少把家务看成是一种累赘。然而人却不可能仅仅生活在精神里，更何况通过这一期间的自我回味和反思，深深感到在我这一生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支配着自己的所谓理想，实际上包含着某种“教徒”的虔诚，甚至有着不少虚无和被奴役的成分，对此，在前面的各篇回味里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人不能只生活在精神里，特别在和平建设年代中更是如此。虽然、人之所以为人，又必须要有点精神才行！
三个孩子都长大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和家庭状况虽不富有但还都可以。大女儿晓玲46岁了，一直在佳木斯农垦科学院变电所工作，取得了电工技师的职称。女婿赵静思自原工作单位农垦肉联厂倒闭下岗后，一直在自谋职业，现作为地区的药品销售代理，稳扎稳打，效益还不错。生活稳定，已先后在市中心买了两套住宅，想把静思母亲从虎林接来佳木斯共同生活。1987出生的女儿晨晨，2006年从佳木斯考上了南京林大艺术设计专业，作品曾在比赛活动中受奖。2010年即将大学毕业，也算多少补偿了历史使晓玲未能很好上学的遗憾。晓玲还是我在农垦科学院的联系代表，替我管理着每月需要领取的退休工资、报销医药费用等具体事务。
1968年在文革灾难中出生的二女儿小筠也已41岁了。90年结婚后，随丈夫由佳木斯经哈尔滨又到了天津。目前在天津完达山乳业公司任该厂劳动工资干事，管理着四百多人的工资和奖金。女婿刘兴江曾在该公司任山东省销售总监，后来又到哈尔滨农垦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两人的收入也不错。1992年出生的儿子刘臻在天津市重点中学上高中，身高已近一米八，学习成绩也较好，2011年也该考大学了。他是小筠的骄傲，光是身高这一点，她就不止一次以自傲的口吻说：“我改变了他家的基因”！
我和张逊最感宽慰的是：虽然历史给晓玲和小筠的童年制造了诸多苦难，而且最终使得她们自身的学历都不高，但现在的情况还算可以，两家孩子的学习也都不错。应该说命运多少给了她们一些人生的补偿。
小女蔡爽，2003年取得了口腔医学临床硕士学位，现在是北京市口腔医院主治医师。直到2007年才结婚，爱人张君正，是工科硕士，现在北京一个研究机构里任工程师。2008年10月他们也有了女儿，小名琪琪。本来蔡爽比晓玲要小14岁，这下琪琪更比大姐姐晨晨小了整整21岁。他们买的房子在北京丰台，但每周休息日蔡爽都要带着琪琪到这边家里来住上两天，琪琪成了张逊的一个大玩意儿，平添了她晚年的许多热闹。
尽管分居三地，但相互联系十分频繁，张逊依然是这个大家庭的中心，是名正言顺的户主。晓玲每年都要想方设法找人捎来好些张逊喜欢吃的东北特产：油豆角、面土豆、山木耳等等；每年张逊的生日，总会收到晓玲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不在钱多少，可那心却是黄金也买不到的啊！由于晨晨在南京上学，无论寒暑假都要路过北京，在姥姥家住上几天，而这几天也是张逊特别高兴和忙碌的日子，给外孙女买东西、做好吃的，忙得不亦乐乎。甚至小妹春展好不容易弄到的两张奥运会门票，张逊自己舍不得看，也要忙着打电话让外孙和外孙女快到北京来看。也许是因为天津离北京较近，小筠几乎每个月都要向她妈不止一次地详细汇报当前工作状况、工厂动向和孩子的学习情况。因为她知道她妈最关心她的工作是否顺利、能否胜任。有时是我接的电话，说了好一阵话张逊还没有过来，小筠就会问：“我妈呢？我要跟我妈说两句”，我只得赶紧把话筒交给张逊。总之、热乎乎的一家人，洋溢着相互关怀、思念与幸福欢乐的亲情。
是的，三个女儿都已步入中年，她们都很普通，也不富裕，但这样一个曾经被中国历史搓揉得有点特殊的家庭，能够多少抹平了历史给予的莫须有的伤痛，平和地过着每个公民本就应该拥有的日子，亲亲爱爱一家人，也是对我老年最大的安慰！
钱，是个好东西，但世界上显然有许多比钱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只有拥有了它们，才能拥有幸福！
作为一名随迁家属，我于1990年底落户北京。离开了曾付出一生努力的那块黑土地，来到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京城。我笑着对张逊说：“作为一个农业工作者，在种植业上这叫远距离移栽，而且要栽植在京城的水泥马路上，真难成活啊”！好在晚年有这么一个温馨的家，可以信马由缰地遛着黄昏，不仅重又交结了不少朋友和同学，还能做些自己想做的事，静静地回味和咀嚼着自己这一生。这一遛竟又遛了快二十年。北京确实是张逊的老家，这里有她许多儿时的回忆、同学和玩伴，她与姐妹、亲戚和童年玩伴间的来往占据着她生活的重要空间，似乎又兴奋地找回了她的过去。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儿时的记忆却都不在北京，所以09年11月我们结婚35周年时，我和她开玩笑说：“从1974年到1990年，你在北大荒嫁给了我16年；从1990年到现在，我又作为随迁家属在北京，也‘嫁’给你家19年了，从这点来说，咱俩早已扯平了”……！
到北京就要20年了，我就这样以耄耋之身在历史面前遐想着、旁观着，既回顾历史、也重新品味着自己的人生，像是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依然怀着对祖国无比的热忱和希望，注视着这十几亿人历史大剧的演出，希望最终能看到一个真正民主、富强，既有民族尊严又有社会公平的新中国屹立在这颗兰色的星球上。因为，这原本也是我从孩提时候起、八十年来始终萦绕在心中的——
一个永未弃舍的梦！
（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