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工宣队通知30多个尚未毕业的学生，说有重要任务，性质保密。这些出身工农家庭的青年当时正在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听到重要任物，个个心情激动。连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一起爬上黄河大卡车，顶着朔风，来到200号。
清华大学200号，又称试验化工厂，是一个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原子能工业基地，1960年建于昌平南口附近的虎峪村。200号有2000千瓦游泳池式轻水堆和一座零功率反应堆。还有一座156工厂生产用于荧光粉的同位素钷141 .
1969年200号共有5个连队，分别为堆工、材料、监测、放射化学和后勤。我被分配到4连。四连分三个班，一班生产钽电容、固体组件；二班研制用于反应堆检测的核子仪器；三班的任务是研制用于巡回检测的计算机。我分在核子仪器班。
由于清华200号房子有限，4连暂时安排在北京大学200号，与清华200号有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200号的军宣队的常务主任是邓代表，业务主管是校史展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吕应中教授。医务室有两个大夫一个护士，昵称分别是吴一趟、周对付和小糊弄。因为200号离城里较远，职工每星期六下午乘班车到西四北边的平安里，星期一上午再乘班车回来。单位提供集体宿舍。
我们这30多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从劳动锻炼的北京重型电机厂，直接来到200号。当晚8341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军代表张跃忠同志做动员报告。我们要参与的是国防科委的一个保密工程，代号03820.工程的核心是建一座高温金属堆，兼有发电和增殖的功能。
我国铀矿储量有限，但是钍矿丰富。同位素钍232 俘获一个热中子后，经过两次倍塔衰变成为可裂变的同位素铀233，后者可以像铀235一样用作核燃料。美国曾计划十年拿下这个项目，花了不少钱后半路下马。我们预备花10万元人民币，奋斗半年，保证七一把核电送到天安门。张主任鼓励我们要敢打必胜，完成中央首长亲自批准的光荣任务。
虽然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但为能投身于如此伟大的任务而感到光荣。4连的工宣队代表是金师傅和孟师傅，不久又换成了贾师傅和李师傅，他们都是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军代表是海军战士王贺宇，办公室主任是工宣队员张文贵师傅。连队的主要成分是教师和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学生，职称新工人。还有几个行政人员、试验员和工人，当然少不了食堂做饭的大师傅。我们这些新工人大多和军宣队、工宣队站在一边。在教师队伍中，搞核电子学的有张万铸、屈建石、范天民、钱永庚、王志坤、杨自觉等；搞探测器和计量防护的有安继刚、刘桂林、张志康、张日清、徐四大、张静一、曲长芝等；搞计算机的有刘文雅等；搞半导体的有熊大清、陈显鄂、靳东明等。业务连长是邸生才。
我和孙传耀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是安装通风管道，做了几天钣金工。我们来到清华大学，住在5号楼。时值一月，天寒地冻，但是楼里没有暖气。晚上睡觉时不得不重上三床棉被，那还冻得直哆嗦。白天我们到工物系的807厂，在几位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把马口铁皮弯成管道。我们还学会了用铣床制作通风口的可调门阀。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教师还有谭彩云老师，湖南人，研究生毕业。谭老师人很好，他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吸烟。
从清华完成任务回到连队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关于基建方针的争论。新工人何元金贴了一张大字报《从水磨石做文章》，批评连队领导求大求洋，要在实验室里铺上水磨石地面。这是新工人第一次发出他们的声音。不久新工人又和工宣队一起批判大权旁落的现象。当班、连的领导在讨论业务时，工宣队的师傅插不上嘴，他们认为被剥夺了发言权。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同情师傅的处境。可是这个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既然不懂业务，怎么能有发言权哪。不久金、孟二位师傅被调回工厂，换来了瘦高个的贾师傅和矮个头的小李师傅。
我参与的第二件工作是制作钽电容，把一张钽箔置于真空的玻璃罩的下方，高温加热到两三千度，钽原子在真空中溅射到介质载体。当另一面也铺盖一层钽原子后，就可以做成电容器了。这项工作的主要推动者是实验员黑子，我跟着他学。
接着我又和教师曲长芝、同学何元金到城里参观几家电子仪器厂，学习印刷线路板的制作工艺。按土办法，用沥青在印刷线路板的铜皮上描出电子线路，然后放到三氯化铁液体中，把没被沥青涂抹的铜皮腐蚀掉。正规的做法则需要照相、制版、光刻等工序。
有一次三氯化铁液体用光了，教师王泽民给我一个没盖的10升玻璃瓶，要我徒步到清华200号的库房去灌三氯化铁。我用胳膊肘夹着玻璃瓶，在荒郊野外边走边唱歌，走了一个小时。灌好三氯化铁走回北大200号的实验室后，我发现裤子多了几个小洞，翻毛皮鞋上也抠出了几个圆点。原来，那空瓶子原本不是空的，里边还有残余的三氯化铁。我没意识这点滴的液体还能流了出来，腐蚀了我的裤子和皮鞋。那个年代对安全生产不大重视，几乎没有条例。有一次连队里丢了氰化钠，两三天后才找到。我还学会用纯铜做点焊机的两个电极，懂得了退火工艺。把铜棒加热烧红后，马上放进水中，冷却后再拿出来，铜质变软，容易加工。
1970年4月的一个上午，北航朋友徐从和去哈尔滨工作路过北京。他打电话要见我。办公室主任张文贵师傅听到了，知道我要进城会友。偏巧班里要派我到西直门外头堆村的钢铁研究院去买镍皮，用作裂变室探测器的电极。于是我又到办公室找张师傅要介绍信，他悍然拒绝了我的要求。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公私融化论，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去进城会朋友。我只好把班长拉来，说明急需镍皮，他才答应。
张师傅尖嘴猴腮，留一小撮胡须，像电视剧《天下粮仓》里的赃官孙振山。他脾气古怪。有一次，他拒绝开支票向一家绘图公司付款。没多久他就被调回新华印刷厂。有位老师从外地出差回来，到新华印刷厂办事。他看见张师傅正在低着头扫街，连忙上前去问寒问暖，汇报工作。旁边过来一个戴红袖章的把他拉到一边，斥责他为什么和张套近乎？并且告诉他说：“他是大流氓！”原来，张师傅和四连的两个女职工发生过男女关系。
四连党支部书记是吴绪模，团支部书记栗乃志，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团支部委员有金元、刘桂来、蔡建新，以及实验员田宜屯。栗乃志还推荐我当了200号的团委委员，团委书记是工化系的张凤莲。值得一提的是栗乃志，他是物001班的学生，比我低一级，和我一样在文革初期参加了“清华井冈山”。他还参与了清华的百日武斗，在5-30 攻占东区浴室中负伤。中共九大后，按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他成了纳新的共产党员。继而青云直上，当了清华大学的党委委员。在新工人里，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了，自然也唯他马首是瞻。
因为都在井冈山团派里干过，他和我在性格上也合得来，对我比较关照。那时宣传队要搞什么运动，都会先通过校团委，再逐层下达到以新工人为主体的团支部。在某种意义上，新工人成了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打手，栗乃志和我自然也在其中。这些人在运动中首当其冲，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不知什么原因，栗乃志和军代表小王也不大和睦。
那时候连队三天两头搞运动，一会反右倾，一会反保守，一会反歪风邪气。每次差不多都会揪出三五个整顿对象，在百十来人的连队里约占5%，符合毛主席说的95% 是好人的基本原则。至于运动的对象，有时是知识分子干部，有时是教师，有时是实验员，有时甚至是食堂的大师傅。每次运动，新工人都是冲锋在前。除了搞运动，我们也开展过行军活动。几个人在星期天凑在一起，背着被包，带着干粮，到野外爬山跋涉，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几个去过十三陵，到过沟崖。那里有个老君庙，算是名胜。可惜经过几年文革的洗劫，里边空空荡荡，只在墙上依稀留下几条革命标语。
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外，连队经常开展大会战。即事先订个目标，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辅助人员，都几天几夜不睡觉，拼死拼活要把这东西搞出来。食堂的大师傅也不闲着，夜里1点钟抬着大桶来送夜宵。每人一碗煮挂面，还要卧上两个鸡蛋。
有个赶制电子放大器的教师，困得一头倒在试验室的桌子下睡着了。示波器上一见到信号，马上准备锣鼓，到200号党委报喜。那时的科研工作完全是在革命热情的激励下进行的。报喜后，信号又没了，还得重来。7月1日到了，送电到天安门的事还没踪影，领导只好改口，推迟到10月1日。
按照毛主席学农学工的五七指示，连队自己种菜。大家挎个篮子，分头走出实验室到田边地头去拾粪，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天下午，连队安排大家拿着铁桶从地沟里掏臭水当肥料。为了掏得更快，栗乃志、张良驹、何元金和我先后跳到下水道里，装满一桶污水后举起来，递给上边的人。这四个人应当说一不嫌脏，二不怕臭了。可是半年以后，没有一个在清查运动中逃脱，全都挨整，激烈的运动以栗乃志的自杀达到高潮。掏完脏水后，我用了半块肥皂，还觉得没洗干净。好几天，都觉着身上有股油腥味。回想起来，那时我真的做了的一件蠢事。万一中毒或患上皮肤病，那可是一生的不幸。为了几桶污水，真的划不来。
820工程需要一大批劳动力。1970 年200号招进了一大批初中毕业生，即小青工，大部分是女孩。我们四连进了10多个。其中有清华校党委副书记胡建的女儿傅东妮。这些青工分配到不同的班组和食堂。大部分青工分配到计算机组，为内存穿磁芯。还有几个到固体组建生产线。
随后又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招进一批复员转业军人。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革命的大熔炉。然而当他们复员到地方后，却出了不少问题。先是部分复员军人与小青工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导致好几个小青工坠胎。有一个女青工，同时和几个复员军人发生关系，那几个人合起来给她买了块手表。另一个复员军人不知真情，要和这个青工谈恋爱。按着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他找到这个青工。但他发现还有好几个男人和她在一起纠缠时，恼羞成怒，把这事报告给军代表。
文革中人人自危，诚惶诚恐，然而在知识分子中还是有人行为越轨。有一位姓陈的物理教师，已婚，在200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和清华本部的一位女教师建立了两性关系。后来女老师的丈夫也加入行列，组成二龙一凤。大概就是当今网上常说的3P.三个人正玩在兴头上时，女的提出离婚，要嫁给陈老师。她丈夫不同意，于是把奸情捅了出来。三个人都受到处分。五连（放射化学）的一个老师，妻子是军官。他在清华和一个女实验员有往来，还到万寿山的昆明湖去划船。被别人揭发，犯了破坏军婚的错误，被点名批判。
除了男女问题，复员军人里还发生过几起偷窃事件。他们有不少人都成了司机，偷东西也方便。有一回，200号党委收到一封某人民公社的感谢信，感谢支援他们一批钢管，于是党委知道这批钢管被偷出去卖了。200号属于放射性试验室，有不少用来屏蔽核辐射的铅砖。有的复员军人偷了铅块回家做成钓鱼的坠儿，赚点外快。
有一次，他们偷了台电机放在自行车上。出大门时电机掉了下来。站岗的军人问，谁让他们拿的。他们报了吕主任的大名。
这些人偷东西偷红了眼，还打算要偷金属铀，“听说那玩意儿经烧，一公斤能顶2000吨煤呢。”我们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在部队里都是胸戴红花的五好战士，一到地方就变得男盗女娼了呢？大概因为部队的规章与气氛把他们的本性掩盖了。一旦换了个环境，各种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小青工自身也出了不少问题，有个男孩参加拦路抢劫被送进监狱。有个见了男人就捂脸怕羞的女孩，伙同男朋友以假谈恋爱去诈骗钱财。由于200号的工作人员周末才能回家，文艺生活又很单调，个别知识分子也同小青工建立或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200号被搞得乌烟瘴气。
1970年4 月，我们这些新工人正式毕业留校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工资46元。心里激动万分，父亲和母亲为了让我念书，吃了那么多苦，盼了26年。现在我总算有了回报的机会。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乘班车到了平安里，和栗乃志一起往南走到西单商场。他买了他家爱吃的面包干，我为父亲买了2斤蛋糕，2斤红香蕉苹果，给母亲花1.25元买了一盒大中华香烟。那是我一生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刻。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已经68岁，患有偏瘫症，母亲身体健康，也已67岁。眼看着别人的孩子10几岁就能挣钱养家，他们却勒紧腰带，克服困难，让我完成高等教育。当他们见到这迟来的回报时，欣喜万分。对着邻居不住地说：“这是我儿子买的。”
我在整党时结交的工人朋友，工物系807厂的老师傅王保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星期天上午，我来到王师傅在清华园新林院的住家。然后，他把我带到了他的邻居，土建系的一个教授。我见到教授夫人和她的女儿，人都很和善，经济条件比我家强得多。这个女孩从小在农村长大，挺朴实，高中毕业后到延安地区支边插队。谈了20分钟后，王师傅请我到他家吃韭菜馅饺子。回去后，我犹豫了几天，给那位教授家写了封信，觉得我当时是团支部副书记，而且是劳动人民出身，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对象，门不当户不对。极左思想使我推掉了这门亲事。这是我见的第一个对象，因为我的不同意而告终。
7月，栗乃志告诉我，组织上准备发展我入党，下礼拜发给我入党志愿书。我听后十分激动，跟党走了这么多年，上高中时就开始申请，终于要成为光荣的一员了。想到此，我的心扑腾扑腾地跳着，盼着举手宣誓的那天，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周末我回家看望父母，告诉了他们我要入党的事，他们似乎不那么兴奋。过了会儿，我发现对面一堵破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方的名字已被撕掉。只留下几个如青洪帮一类的字样。我问母亲，这是不是别人贴给父亲的。母亲勉强地摇摇头，表示否认。于是，我又到已经搬迁的赵大爷家去询问，他说是贴给我父亲的。怎么办？是暂时不告诉组织，入了党当再说；还是如实告诉组织，等待组织的决定。我选择了后者。
星期一到200号，我马上把此事告诉了栗乃志，他又转给党支部。党支部进行了调查，决定的结果也没跟我说。几个星期后，我问栗乃志志愿书的事，他说：“你着急啦？”栗乃志是个坚持原则不以个人情谊为第一的人，我入党的事情就这样黄掉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正因为我没有入党，没有所谓的政治生命，所以背上的包袱不够大，以至在来年的运动中犹豫不决，错过了自杀的机会。
那年人民日报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连队组织了认真学习讨论，有个复员军人说，巴黎公社是在大炼钢铁时成立的。不久连里选派了几个人到江西鲤鱼洲57农场去劳动锻炼，从新工人里去的有我的朋友孙传耀和杨宝华等。幸好我没被选派，躲过血吸虫的威胁。
1970年，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尤其是理工科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和工人宣传队一起占领上层建筑。根据毛指示，大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无须考试，学制三年。连队里除了老教师、新工人、实验员、复员军人和小青工等，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即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提出了上管改口号，即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他们才是大学的主人。知识分子成了改造的对象。
到四连的学生有的来自海军，有的来自陆军，如昌平的防化兵。有的来自二机部所属工厂，如北京的综合仪器厂（261），西安的262厂，兰州的404厂。还有一批来自内蒙和东北的农垦兵团和农村。因为是直接选派，不经考试，里边有不少干部子弟，如南海舰队司令杨梅生的儿子，海军参谋长潘炎的女儿。有的本人是四届人大代表，如来自山东兖州的孙海燕。有的是生产队长的孩子。
学员中最老的50多岁，最年轻的有十七八岁。学生到来后，我被分到了教学组，大部分时间和工农兵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学生的经验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高中，有的是小学。有的来自电子车间，有的来自电镀，有的来自食堂，有的来自技术科。我们这批新工人在年龄上离工农兵学员较近，思想感情上也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相互间关系较好。学生进校不久，我们就组织过一次步行到八达岭的军训活动。半夜出发，下午返回。那是我第二次登上长城。
四连了来了几位基础课的教师。清华的大部分教师、干部都是清华牌的，即清华毕业。这几个老师却都是杂牌军。教英语的郑金安，郑州大学毕业。教物理的范汝言北师大毕业。教数学的武继玉河北大学毕业。这三个人除学科不同外，性格也差别很大。郑金安憨直爽快，不拘小节。郑是河南人，说话带豫剧味。见面爱跟人说，他的小孩是林巧稚接生的。
星期一早上，他经常赶不上班车，坐公共汽车到站后得走一个小时。有一次，他在半路拦截了军管会主任张耀中的上海牌小轿车。连队开会对他点名批评。在给学生讲定语从句式，他把连接词THAT 说成搞对象时需要的介绍人，也让工宣队大为恼火。范汝盐老师思想活跃，口无遮拦，爱开玩笑，也爱发牢骚。讲力的单位达因时，他比喻苍蝇叮在脸上的力是一个达因。英国女皇的脚的长度是一个英尺。听说他后来也挨了整。武继玉是党员，刻板老成，循规蹈矩，说话嗓门很高。他曾用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当微积分教材，讲给学生。
由于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较差，老师讲课时得强调感性认识，需要与实际生活中事物比较，从而树立起物理概念。讲电容器时，要比喻成水容器，装水的东西。做实验时，有个学员碰倒了一个电解电容，马上要把它扶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别让里边的水洒出来。”机械系有个老矿工孙师傅买饭票时，在单子上写了20元。卖饭票的对他说要大写，他就在表上写了个大点的20.办事员还让他大写，他急了，“得要写得多大呀？”一位教师在给孙师傅讲课时，过于急躁，摔了根粉笔，成了被批判的典型。
我在辅导一个海军学员时，他不知道16的开方是多少。我问他，几乘几能得到16，他说2乘8.怎么也想不到4乘4也是8.他不知道什么是平方。这位学员毕业后分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不久，红旗杂志出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一把大锉捅破了微积分的窗户纸》。当你把一块方铁锉成一块圆饼时，你每挫一下都是一小段直线，最后形成的总体是一个圆。有人说清华园墙里开花墙外红。
那年除了跳进下水道，我还做过一件错事。那就是给范天民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在教学组的讨论会上，需要给学生讲一堂关于变压器的课。我觉得这是件简单的事情，就自报奋勇来讲这堂课。范老师说，还是让老教师王泽民讲吧。我当时认为这就是右倾保守，于是给范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这堂课我还是讲了，还编了个口诀，“电生磁，磁生电，变压得用交流电。圈数电压成正比，功率出入无增减（近似）。”
后来我逐渐发现，范老师是位正直的人，实事求是，敢于表明自己的主张，从来不怕人家说右倾或者左倾。他虽然是党员，但对整人的事从来没有兴趣。我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好多熟脸的人都横眉怒目，逼我交代。范老师却从未给我白眼。他不光业务好，身体也很健壮，喜欢体操、游泳、滑冰。30岁以后他才结婚，夫人在精神上有点遗传的问题。他们两个虽然各自生理正常，但是因为相互间的抗体而不能生育，没几年就离婚了。此后范老师先后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和乙型肝炎，长期在家休息。93年回国时，我到他在劲松的住所看望过他。后来听说已经去世，享年71岁。虽然我的大字报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一个老好人，真对不住他，不能原谅自己。
选自作者文集《依稀梦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