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摇金山
摇金山脚下是刘氏宗祠，我们都叫它刘家祠堂，是石江乡政府驻地，也是土改开斗争会的地方。斗争的台子用木大门搭在下厅（前厅），正面朝着上厅。因为上下两进一过厅，加上两边的厢房，有很大的空间，能容纳很多群众。
每次开斗争会，都是人群塞满了祠堂的所有空间，梭镖林立，口号震天，气氛紧张得有点可怕。我们儿童团首先站在群众中间，为了能看到台上的斗争场面，就各自分散开了。也只能看到台上被斗者的半个身子。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斗争雪谈子（陈振湘），他被反捆着跪在台前的中间，两边还有几个陪斗的。有个较高大的叫什么老板的人，每斗一条事实就大声问一句：“确不确？”回了“确”之后就诉第二件。如果分辩，就扇一下嘴巴子。直到说“确”为止。
有的事实他拒不认账，就把系在他背上的棕绳扯起来，吊在半空中，叫吊边猪。当他死声大叫“哎哟”时，又问“确不确？”几次吊边猪，几次吊断棕绳，倒在台上，再几次扇嘴巴之后，他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才连说确确确。等一切事实承认后，民兵把他押回云公祠谷仓里。此后冇看见他上台挨斗，大人说他这个支前主任已经押到新安铺冲（枪毙）了。
最后一次斗争会，是斗争杀害陈盟熙烈士的恶霸地主继烂皮（陈继纯）。所有被押的人犯都从云公祠谷仓里叫出来，一个连一个串捆着押到刘氏宗祠斗争台前站着，低着头，没有上台，只是陪斗，也是陪斩。
继烂皮捆在台上，瘦矮个子，回话的声音很小，我没有听清一句他的回话。通过几个斗争人发言后，件件落实盖上手印。一阵口号声之后，工作队宣布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一块判斩牌插在他的颈后的棕绳间，在一阵口号声中，他被民兵推下台，押到祠堂外的化字炉墈下的河滩上。一声枪响，他倒在血泊中。
这是我继枪毙潘俊良后，第二次看到的枪毙现场。这时我才明白，继烂皮留在最后一个枪决的原因，是表示土改取得全面胜利，是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中的一个重要节目。
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场址设在刘氏宗祠后面的摇金山上，是一块比较开阔的坪，坪中有很多淘过山金（狗毛金）的坑氹，还有一些洗过金的沙砾小丘。记得是个晴朗的天气，群众欢欣鼓舞，石江乡的村民到得很齐，敲锣打鼓，手执红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儿童团秧歌舞和金钱棍也作了表演。
主持大会的是那个憨厚的陈阳生乡长，不过这次他的胆子也大一些了，作报告也流畅一些了。土改工作队做了总结，宣布土改取得伟大胜利。打倒了阶级敌人，平均了地权，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地主分子也在人民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重新做人。
自此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来过摇金山。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摇金山属龙伏公社上源大队所辖，石江学校就迁建在摇金山上。石江学校有初中和小学两部。学校由上源和福源两大队聚资聚工所建，学校受双重领导，在业务编制上受公社教革办领导，在管理上受两个大队贫管会领导。
1979年上期我被派到该校任初中物理化学课，1980年下期我调往龙伏中学。以后拆除砖木结构的土砖房子，改建两层楼房的新校舍。到本世纪初并村撤校后，教舍为石江村的办公大楼，校旁新建洞庭水库移民村，自此摇金山别是一番气象，土改时的摇金山已是昔日的记忆。
50、地主的后代
土改结束后，农村一派新气象。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地主虽然分得的土地都是一些偏僻而贫瘠的地方，但通过认真的精耕细作，也获得较好收成。特别有的地主本来就是搞农业生产的老道场，本着“作田喂猪千万不输”的传统，家庭生活基本过得去，且逐年上升。
例如继烂皮为了充实家庭劳力，就从小长沙入继陈绍钦为儿子，又赘入陈端喜为上门女婿。这两个人成了掌作的劳力，实际有点像长工师傅。而他孙子陈醒狮是个少爷，土改后参加劳动，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通过长期改造，也成了犁耙功夫蛮好的甩牛师傅。
畅胡子的儿子沈玉堂和雅长子的儿子沈海龙都是入继的，原来都是农民出身，出继后干着农业的活，戴着地主的帽。土改后仍是农业生产里手，不是“改锹子”。像这样的地主，很能适应生产劳动。生活过得不会很差劲。
1952年春耕前，土改复查工作全面结束，漏划的皆补，错划的皆纠，都吃下了定心丸。都有自己一盘棋，都在划暗水船；都知道唯一的出路是自食其力，才能丰衣足食。
土改分胜利果实时，也从杨源的大家塝、沈家坡、横担山移来了三户贫农入住我村，这三户中的沈干成住恶霸地主陈继纯的房子，沈华汉住恶霸地主沈畅晴的房子，焦可让住地主潘体仁的房子。另从社港清泰乡的米家洞移来二户贫农寻民选、朱之茂，也入住陈继纯的房子。
以上五户都按村水平分得田土山林等。前三户落户生根，成为永久性居民；后两户几年后搬回老家，说打生不如傍熟，作山容易种田难。不知他们的胜利果实又如何处理了。
土改后的政策鲜明，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本村的地主子弟沈皆遂、沈福厚都考上了师范，参加了教育工作。外村的地主子弟黎书图、沈访霞、潘汉昆等都考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这时期虽然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社会还算和谐稳定。如果在1958年以后的20年中，他们的命运注定是终身制的“改锹子。”
到80年代搞起了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划时代高潮。地主子弟陈秋桃从木工起家，发展到创建龙伏家具厂，成了小有名气的陈老板；地主子弟徐桂林从打沼气池起家，发展到开设龙伏益和兴百货店，并当上一届村长。
到后来，不少子弟从经济领域跃上政治领域，入团入党的大有人在，有的当上了镇长，有的当上村长且入党校深造。有的参军后当上军官，至于升入高校进入新闻、企业、财经等部门的不乏其人。
有一次，一位老支部书记叹着气说，这是什么时代啊，一个恶霸（陈振湘）的后代当上了镇长、人大主席。一个地主子弟当起了村长，真不可思议。我只沉默着，没有回话，视作没有听到。我心里在暗自驳其悖论，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吗？社会在变革，时代在进步，时代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前进着。左脑壳还不醒，就站在50年前的老地方莫动吧。
51、农村剧团
土改后，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使得社会在朝着正常方向发展。3月27日，县合作总社成立。土匪肃清，废除旧乡保，实行了民主建政，全县划为一个镇（城关镇）、15个区、6个居委会、201个乡。我们太和村属石江乡管辖，乡政府仍然设在刘氏宗祠里。
这时，随着政治宣传活动的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相应活动起来，成立了“农村剧团”，办起了夜校。夜校办在宝乔祠小学，教材是识字课本，目的是扫除文盲，学员是一些大男大女的青年们。没有固定老师，由在校的陈修庭老师和陈方村老师兼职，有时我也去帮个零忙。
每到傍晚，大男大女们端着洋油（煤油美孚灯），带着洋火（火柴），夹着识字课本，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主要由老师领读，有时也讲解字句，有时也把难字写在黑板上辨认。然后是学员自己朗读。在昏暗的灯光下，学员还是很认真地发出朗朗的读书声。不过，读音是发汉音，是以长沙话为基调的官方话发音。
那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更不知道什么是拼音字母。老师讲解时都用本地土话，也就是方言。有一夜，为了“勇敢”这两个字的读音，村主任陈同乐和陈方村老师发生了口角。不久陈老师离开了这里，重操旧业，开他的汽车去了。据说他曾经是青藏公路上的著名驾驶员。
“勇敢”的土音是yín gé，陈老师读汉音是yáng gǎn，陈主任说他把“勇敢”读成“洋碱（肥皂）”。其实，这是找茬子，目的是要把他赶走，让另外的人来教书。这是有预谋的手段。1952年春我离开家乡读书去了，夜校究竟办了多久，不知所终。
农村剧团的演员，有一些是读夜校的大男大女，也有一些学生。儿童团自然解散后也有大儿童加入了剧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地主子弟也可参加演出。例如沈皆遂的姐姐沈鉴华就演过李四喜回娘家。这是在以后的社教文革时期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剧团由村上领导，具体的还是那个老生在负责。演的是花鼓戏，唱的花鼓调子以十字调、反十字调、西湖、木马调及辞店调为主，都是口授临时学，没有一个能识简谱的。剧本是从邻村抄录过来，或者是从县文工团的油印剧本里选择。只能按着老脚印走，没有自己的创作。边唱边学，出演时有人在幕后提示台词和唱词。拉胡琴的已拉完了过门，就有人提示你开腔。
拉胡琴的人是徐灿霞，就是那个在金甲将军庙打轿的灿霞。他是个老吹拉手，经常在治丧时与道士打班，是个有名的子弟。本地把伴随道士吹唢呐拉胡琴的人叫耍子弟的人，简称子弟。虽然灿霞的吹拉技术很好，但念的铜鼓调和忧调是用“工尺”谱的，所有拍节要跟着师傅念熟才能吹拉。规矩要用“合土一上尺工六五”来表示“12345671”的发音。他只要听几次唱腔，就能定出调门，如1－5弦，5－2弦，2－6弦，6－3弦等。
打锣鼓的人只要打“自尺自尺自尺昌”之类的溜钞，主要在开场、过场和换场几个场合打。至于化妆、司幕的人都是临时定，自然有人会自告奋勇来帮忙的。
演的节目不多，有白毛女，有李四喜回娘家，地主周利龙，双送粮和刘海砍柴等。参加演出的人都要自己准备服饰道具。我演过一次地主周利龙，就自己准备一件青色袍子，一顶碗帽、一根短杆旱烟筒就行了。出台时左手托着烟筒，右手做些动作，就唱快板“周利龙，就是我，家有良田三百亩……到了收租……用劲摇，用劲摇，车个屎干屎尽才上仓……”。
几十年后，我的儿时玩伴晓蛮子还在念着“车个屎干屎尽才上仓”，这是童年的记忆，也反应了当时农村剧团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这个非常简单的剧团唱的戏，能吸引村民前来观看。他们说过去只有皮影戏看，看的西游和封神，不是实际的东西。冇戏看，道场也好，出体也好，敬夜神也好。如今演的戏，是所有的人都看得懂，他们说唱这种戏叫唱文明戏。他们又说，唱一本皮影戏要唱几夜，要出好多谷，如今唱戏不花钱，唱的人都是尽义务，反正都是搞宣传。
我只演过一次周利龙，后来就退出来复习功课，第二年，我去浏阳读书去了。20年后，到1971年3月21日，我又在宝乔祠登台了，这次不是演周利龙，而是演右派分子这出挨斗争的戏。
52、长工安老全
刘安全是上源村美龙嘴人，就是那个敬夜神骂怪的鉴全的兄弟。他在添吉堂做了几十年长工，没有人叫他安师傅，都叫他安老全。他是个矮胖的身材，光秃的脑壳只有几根头发，并且脑壳皮不平滑，布满了凹凸的疙瘩。
剃头师傅每十天来剃一次上门脑壳，一年跑36回，就发36回愁。为了赚这一斗二升谷，实在不想剃。因为要把长在凹凸不平地方的几根毛桩刮掉要花去剃几个头的时间。我们小孩最喜欢去看他打赤膊剃头，这时他总是要半闭着眼睛唠叨：站开些，剃脑壳还冇看见过吗？
我很欣赏安老全穿折头裤的艺术。他喜欢打赤膊，下身穿的便裤很大，把裤腰的多余部分折叠起来压在裤带下，前面至少是重叠三层，裤裆显然像包着一些东西，特别饱满。裤带是用青白两种棉线结成辫子状的绳子，很像一条银环百步蛇。两端留有流苏状散线，系在腰上，把活结打在右面。
为了保险不出洋相，安老全老是担心裤子掉下，随时把裤头往裤带上滚压，于是腰上越滚越大，裤脚越来越上，直至调裆没有一点余空，把鸡/巴子包得严严实实，有炸裂之势。整个身子只剩下这一块神秘的地方没有外露，真像一只无毛的肉鸡。
邻居的妇女们，老是眯着眼睛抿着嘴巴嘲笑他。安老全小鲵鱼巴（小腿肚）上总是鼓满了静脉瘤，当他从水田收工回来，妇女们都喜欢逗他说：赶快把鲵鱼巴上的蚂蝗捉掉。安老全听惯了，不理答别人的开玩笑。
他在添吉堂做长工，把他的老母亲——醒佬也接住在巷仓边上的槅子房里，与我家客房成斜对角，只隔一个天井台。他自己住在新横厅的西上边斗室里。这个斗室除一张简易硬板床外，没有什么东西，衣服草帽长浴巾都挂在墙壁上。斗室上面还挂着大大小小的鸡食袋，这里面装的是蔬菜瓜豆种子。
此外还吊些他在冬闲或雨天织的草鞋，既像盐鱼，又像渡船。门角里挂着小盘秤和老杆秤，一只旧棕箱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我们很熟悉这里面的一点一滴，因为我们玩“寻躲猫猫”游戏时，喜欢弯着身子躲藏在他的床底下。
安老全看着我长大的，我们也是看着他的眉毛斑白的。更看到他风里来雨里去，热辣辣的太阳把他的身子晒成腊肉皮，默无声息地把添吉堂的十几亩稻田耕作的有条有理。并且还把菜园子和猪舍的功夫，安排在早晚做个干净利落。
冬天的夜晚，我们喜欢到添吉堂的客房里下天棋，安老全总是坐在柴湾里调理火炉中的柴火。等大家走出房门，就看到他熄火盖灰留火种，打扫地面。每逢雨天打扫猪栏柴草厂房时，就要骂几句：又是这些西兵孬家伙，把我的柴草翻个稀乱。有本事就躲到猪粪池里去吧！其实我们躲在稻草里听见了，大家都不恨他，也不怕他。
到土改时，我们看着他挑着自己的行头离开了添吉堂，最后他划了贫雇农，据说要他当村长，不知当了几天么？要他在诉苦会发言，他也讲不出什么话来，1952年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添吉堂这个家庭是个破落的地主绅士家庭，连续三代男主人都先后英年早逝，留下一个王老人家，都称王老，王老人家或王婆婆、王阿婆等。膝下只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靠着这十几亩田祖业支持着三口人。土改时，孙女孙子都未婚嫁。土改划个地主，村上也把他们做守法地主看待。除改出部分房屋和田土外，没有受到其他政治打击。土改后，孙子皆遂考上中学，孙女鉴华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生活倒还清苦宁静。
安老全在添吉堂担当了整个内外农业杂务。王老阿婆不作任何主张，由他自己安排。按规矩是一年工资为24担斛子谷（过量不过秤），24天荡工（节假日休息）。但安老也不管什么荡工，凭着自己的耕作经验，根据天气季节变化，有个盘算安排，好像当了全部外家一样。
他也知道这个家庭是少不得一个男劳力当掌作的，做事体心体意，深得东家欢喜，三餐同食，俨然是添吉堂的一个成员一样。我后来看《白鹿原》，觉得安老全很像长工鹿三，鹿三能深得白嘉轩的关心照顾，除了白鹿两姓家族的关系起着维系作用外，鹿三和东家双方的默契是很重要的。鹿三把东主当成家，安老全也是另一个安鹿三。
53、硝老板左仁棠
添吉堂的中药店没有开了，就有一些房子空着。一个叫左仁棠的湘乡人租住这些空着的正屋和大部的偏屋，开起了土硝作坊。顿时，添吉堂热闹起来，嘈杂的湘乡土话大家听不懂，都说湘乡伢子做牛叫，于是很少有人与他们打交道。
老板叫左仁棠，都叫他左老板，是个牛高马大骨骼粗壮的汉子。他的夫子叫黄氏，我们叫老板娘子，土改后则不称娘子叫黄老。因为土改时，左老板划了成分，黄老当然也划了成分，不知是地主还是什么。
左仁棠死后，黄老讨过米要过饭，后来改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姓崔的富农，又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幸而她生了一个儿子，改变了她举目无亲的凄苦状态。她的老丈夫不久去世，她过着流浪的讨米要饭生活，等到儿子成年成家后，她的晚年才稳定下来，已是八十岁的老太婆。
左仁棠好交往，喜欢炫耀他老祖宗左宗棠的故事，他们的确是一个地方的族人，名字也相近。而我们孩子们只是觉得烦恼，因为左老板的到来，占据了那些玩“寻躲猫猫”游戏的柴草厂房和猪舍等场所。
这班人马个个都是腊肉皮，天天干着与脏脏泥土打交道的劳动。他们在柴草房的内侧靠墙用土砖砌个两丈长的灶台，灶台上安上四五口牛五锅（锅的尺码，最大的一种，还有牛四、牛三、桶水不等），灶台自灶门起逐渐升高，一直斜升到墙角，土砖烟囱就傍墙伸向屋顶。
烧火的师傅用一根丈多长的铁火叉把稻草喂进灶门，火舌自下向上伸到最后一口锅底下。灶台的左边堆满了稻草，外面的竹园是存放稻草垛子的地方。锅里盛的是硝土的过漏水。开火后，沸腾的硝水逐渐依次向后面的锅里转换，前面加新硝水，后面的依次蒸发浓缩，转到最后锅里的硝水就成了浓度大的饱和硝水。所以这个工序就是煮沸、蒸发、浓缩的过程。
左老板亲自查验浓缩程度。他用勺子把浓缩液舀到上大下小的陶器容器里，冷却后就结晶成犬牙状的晶体，周围高中间低，倒出来就叫硝钵子。这种冷却凝结的过程叫结晶。这种犬牙状的硝钵子叫牙硝，即是做火药的火硝，化学名称叫硝酸钾（KNO3），这是硝坊工艺的产品。每积累了一些硝钵子，左老板就派劳力肩挑手提送到浏阳县城出售。
我很想讨一点去自制火药，好与凶牯里一起去打铳，但我不敢试验。后来听大人说，造硝要特别谨慎，要掌握三硝两碳一分磺的比例。本地造的硝有铳硝和响硝之别。鸟铳用的是铳硝，有直力；三眼响铳用的是响硝，有横力。
左老板从浏阳回来就发工资，伙食就大加改善。硝坊的劳力食量特别大，酒量也大。购黄鳝用水桶装，地方的死猪死鸡死鱼也送到硝坊里来，他们只图便宜。他们说高温煮炒的东西，毒也煮死了，何况喝酒也是杀毒的。
一些在外的劳力是准备硝土。这是硝坊最难最累的功夫。每天从早到晚都是干着挖土、碎土、挑土的枯燥工夫。他们到农户家去找上了硝的地皮土，只要那些超过五年的有硝味的地皮土。他们挖一小块放在口里咀嚼就能准确判断出地皮土的含硝度，特别看重畜舍茅厕老屋的地皮，一经确定，就把地皮挖走，并换上新土填平打紧搧光。所以大家都欢迎硝坊的人来取地皮土，趁此换成平整光滑的地面。
这样由近向远不断取土，当周围五里以内的硝化地皮都取光了的时候，硝坊就必须另择新址，若干年以后或许可重来此地。现在，浏阳的烟花爆竹企业早已成为支柱产业，行业所需大量的火硝，都是来自正规的工业产品。这种土硝作坊只是留在记忆中的历史痕印。
添吉堂的竹园旁边，建了一个长方形的土池子。池底铺满了几层竹片，竹片上倒上槌得粉碎的硝化土，用水浸泡几天后，时常搅拌。池子的短边外端地里下挖个土坑，套上陶缸，池子里的泥过滤液就从池底的竹管里流到陶缸里。经过沉淀后的黄褐色硝水才放进锅里煮沸，蒸发，直到浓缩。
硝坊里的人能随便挖地皮，不至带来传说中的土煞，都说他们能动土喊煞。所以有的人家要动土兴工，也请他们动土喊煞，给两杯酒一碗茶就打发了。
土改时，贫协会留两间正房和一间厨房把王老三人住下，其余房子分给两房贫农分住。左仁棠究竟住在哪里，何时去世，我不了解。只知道遗下黄老在地方讨米要饭的事。
54、“改锹子”
土改后，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农民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特别是分到胜利果实的贫雇农。佃户无田可佃，就专注在精耕细作上。
这时，祖父因是个染工出身，无奈弃工归农，学着做犁耙功夫，地方都叫他“改锹子”（把阉割后的母猪饲养而成的肉猪叫改锹子，喻为因外力而改变人生方向后的吃力适应过程）。地方人把栽禾、甩牛（犁耙功夫）、筛米这三项功夫视为真正农民的标准，而其中筛米最难，是一种手技工夫。
可是祖父还是掌握了筛吊筛的技术。当时没有碾米机，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的过程叫做整米，每个工整出一担米是标准。首先用土砻推破除谷壳，再用碓舂去糙米皮，然后用风车吹去粗糠头，最后用吊筛筛去细糠，筛面上的米粒在双手挪动下做圆周运动，等未破壳的少量谷粒随着漩涡集中到一点，就用手攫除。
至于栽禾（插秧），祖父不会劈页（在田中央随手载四行又直又快又匀的秧，作为标准），只能栽傍页（傍着劈页栽）。不过他不要紧，就着每年农历四月十六生日那天，几个亲戚帮忙，一天就完成了。以后只要管水追肥和徕禾。
那时都不知道治虫，把蚜虫叫做蜒虫，把螟虫叫做钻心虫。一旦发现病虫害，祖父就到南普寺关老爷庙里去求一叠纸钱，用竹签穿上插在稻田里。严重时关老爷的关刀也杀不死那些半毫米大的蚜虫，不几天禾苗就穿个眼，祖父只是望虫兴叹。
祖父犁田，总是留下很大的湾角，我只好用锄头帮他挖翻过来。因为祖父不会开页（犁田时下犁首沟），过路的老农就说：啊哟，骟牛的人骟不得马，苍老板你只做得染匠师傅啊！可是祖父就说：我这是八十岁学吹鼓手，只求打得响，不求打出调子来。
本地只有栽一季中稻的条件，这样也就避开了上半年冇水整秧田的干旱，下半年的二十四只秋老虎。等到收割时，我和祖父把箱桶（短长方形的木桶，俗称扮禾桶）抬到田塍边，先割开一个桶位，把桶拖到田里，插上扮折，围好三向，正方形一边斜放竹栅子。
然后把一坵稻子全部割倒，禾把子整齐地横向搁在禾蔸上。我伴着祖父扮禾，他拿他割的大禾把，我拿我割的小禾把。祖父教我把枯禾叶顺向包好，双手握紧，大拇指把禾把子掰开略呈扇形。说这样能把谷子扮干净，不然就包成烟包把子打不净。每扮完一次，祖父就把两个禾把子合起来，抽几根稻草扎成一个稻草人，用力一甩，稻草人就直立站住了，这样就方便风干。
祖父说扎稻草人也是技术：尾子一扎，脑壳一压，左手一扯，右手一甩，既要快又要紧还要站得稳。这套工夫如果手脚太慢，别人就不会与你合桶干活的。
十几年后的六十年代，我回老家改造时，这套技术也派上了用场。这是不能忘记祖父教诲的。
收完早稻后，就要准备种各种秋粮了。首要任务是犁翻都是禾蔸的硬板子田晒土坯，其实也就是晒垄。经过冻晒的土坯，耙起来土块容易松散，秋播冬种就轻松多了。不然，耙来耙去，一些土坯耙成了圆球，要用锄头一个一个去打烂，才能整土开沟打氹。因此，老农说：七（月）金八银九铜十铁，犁板田一定要赶季节，越早越好。
祖父背着“改锹子”的名声，在这四亩二分稻田里一直耕作到一九五八年春天，通身浮肿，得了水臌症。农历五月初八日，他躺在一张从灵官嘴带回来的竹躺椅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四岁。
当了十年“改锹子”的祖父忧病交迫，苦劳成疾，临终时他没有瞑目，因为此时的我关押在浏阳看守所已四个多月了。
后来祖母对我说：“阿公到死还喃喃地说，博爱几时能回来呀！他是死得太苦了，太凄惨了！把个孙养大到参加工作，落到一个坐班房的下场！生不能见面，死不能行孝，连一个孙媳妇也不能穿白行孝端灵牌。真不值！后来只好请益友（侄子）代替你端了灵牌！”
“你婆娘又离婚去了湖北，剩下我一个空巢老人，苦得死我苦死了，急得死我急死了！可是我相信你不会犯法。有个姓陈的造谣，说你某日解到龙伏来冲掉（枪毙掉）。有的人幸灾乐祸，准备踮起脚来看险。有的好人同情我，来安慰我。我不相信，我的博爱冇犯到那一步。好人天照应，你还是回来了。只是你的阿公冇望得到，真作孽！”
我很痛苦地听者，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淌。祖母更加悲伤地哭诉着：“好得你婆娘在四月十二日生了一个曾孙女给他。他好欢喜啊！真是灵醒的家伙，只想捧她，可是他无力抱她……只带了八个多月，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她也……冇要得……”
“我……我到后山岭上哭了几次，我用擂槌把坟堆打紧，怕……怕野兽刨她的坟。你阿公还是看到了这个曾孙女，只是冲了喜也冇救得他的命！你关在班房里，一眼都冇看到，可怜也做了你的女，你只是捎信回来为她取了个名字——一红（我被捕前准备报考华东美术分院，取三元色之一）。”
我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这是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改判释放回到大地坪老宅时，祖母诉说的一段辛酸往事。
写到这里，是2008年8月25日晚上10时10分。我的头沉重地低下来，眼泪滴在稿纸上，笔从酥软的指间掉下。我只得在卧室里静坐下来，抑制住无限的痛苦，我还得继续圆好这个“蹉跎坡旧梦”！
祖父的碾石房在大地坪老宅私厅的老厨房里，扶手划机依旧，碾石岿然屹立，蛛网密布，灰尘封蔽。祖父在十年“改锹子”生涯中，并未丢了这个伴他几十年的行头。
在劳苦耕作之余，他也为附近农家碾踩一些青蓝棉布。当时穿洋布的极少，靠家织棉布解决穿衣问题的居多。祖父本来有脱肛的老病，还是咬着牙关摆动着碾石，只是为了赚几个油盐钱。
我很担心祖父摔倒受伤，他总是说：你站远些，我踩了几十年，自己有把握，会招架的。
1963年，生计处于困境。我和祖母商量把碾石行头卖给了暗塘里的刘师傅。把祖父的遗物出卖始终是个遗憾，写到此时，我只好到浏阳民俗步行街拍下残存的碾石照片，绘出立体图，以作为对祖父遗物的弥补，以表纪念之情。
1962年到1978年的十六年里，我在监督管制下劳动改造。全劳力拿十个工分一天，我只能拿八个工分。从一个知识分子改造成一个农业劳动者，是要蜕一层皮的。于是我也传承了祖父的衣钵——做了“改锹子”，首先锻炼了三皮：手板皮、脚板皮和肩膀皮。
一年后，我在挑长途担子和推土车子（独轮车）两个项目中，取得了冠军。以后又在牛功夫、扯秧插秧等项目中大有进展。我推土车子能把五百多斤的石头从采石场直接推进保管室；我能从石柱峰担回一百二十斤的竹木不歇气。其他男劳力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按重量记工分的。
体力和耐力使得我度过了难关，站到了十个工分全劳力的行列。不过，别人认为我是改造对象，不是地道农民，还是鄙视我为“改锹子”，与祖父无异。
我想，这不是遗传，这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大凡社会剧烈大动荡的时代到来，就必有“改锹子”出现。但求蹉跎坡的后代，不要再出“改锹子”。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