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归生气，我二哥深深了解我的处境，决定让我去太和公社罗官营投靠一个当生产队长的远亲，这个人叫杨明清，是我的表兄。于是我的户口又迁到太和公社罗官营一个生产队，就在这一年中，我的户口已经迁了五次了。流过我居住的村庄溪河村的这条河叫宾居河，溪河村在河的西边，这回来我来到的罗官营，在河的东边。我们这里的乡下人，总是以河流、山脉这些地理实体来区别地域，河的东边有多少个村子，却笼统地叫老东边，东边的山脉就叫老东山。所以，杨岱和李学孔只知道我在东边，还不了解我具体在哪个村子。
我到罗官营时，杨明清已经不当生产队长，他的工作是放水，负责全队的灌溉。杨明清家住在一个大院里，原是一家张姓地主的房屋，杨明清的住房只有两间，一间卧室，一间堂屋，我就住在堂屋里。我别无他物，就有一大包书，他们觉得很珍贵，替我锁进柜里。我住的这个大院有五、六家人，别的人都忘记了，还记得一个叫曹惠的大姑娘，个子高高的，未婚夫在外面修公路。大门外一片荷塘，但此时已是“荷擎已无撑雨盖”的冬天。我第一天参加的劳动是挖莲藕，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时令是冬天，整天泡在泥水里，感到刺骨的寒冷。挖了以后又栽种在另外一块田里。我在罗官营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吃过一次莲藕。我当时经历了失学、失业、失恋，内心里痛苦极了，我给中央教育部长杨秀峰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遭遇，希望皇恩浩荡，使我重新回到学校，否则我将投金沙江自杀。在等待部长回信的日子里，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别人看了不要了，半价书；一本是敢峰编的《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这两本书，使我走出了自杀的阴影。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此时，我已经基本上明白了是谁使我走投无路，我要顽强的活下去。从此奠定了我奋斗一生的基础。现在回头看，似乎很可笑。但是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思想形成的多元性，法西斯，共产党，民主自由，一旦你接受了，你就会舍死忘生去奋斗，特别是缺少参照系数的时候。我的奋斗，无非是看书学习。由种莲藕引起，信手写了一篇报道投到《大理日报》去。当时投稿不贴邮票，对我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人，投稿正好是一条路。
过了几天，生产队安排我到石榴村轧棉花。宾川是一个产棉区，坝子里的生产队没有不种棉花的，秋天采的是籽花，冬天要用轧花机器轧成皮花。这项工作在生产队算是悠差，即悠闲的差事，工作轻松，不吃大苦，卖大力，队长当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农活，照顾我。从内心讲，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石榴村与溪河村一河之隔，我会很快置于杨岱和李学孔的视线内，我的逃亡很快就会付诸东流。但是又不能说，我只好硬着头皮去。第一天去报到，负责人登记名字时，我故意省去姓，人们叫我“元川”，以为我姓“袁”。石榴村与溪河村实在隔得太近了，轧花机靠水力推动，常常要去河里打坝，在河西边做活计的乡亲和仇人早看见我了。但我毕竟不是被通缉的逃犯，杨岱和李学孔，一时半时还不能派民兵把我捉回去。于是就对我的父母施加压力。我的父母以“子大不由父”为由，表现出无能为力，请他们酌情办理。杨岱和李学孔一时半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石榴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它常常唤起我儿时的回忆，那是甜蜜而美好的回忆。这个村子的周姓是旺族，在宾川一提到姓周，人们都想到石榴村的周姓。其实，我们这个周姓与石榴村的周姓不是一回事，同姓不宗。我的祖父周洪有，是从云南省楚雄府大姚县苴却司管下大成里沙沟（现属永仁县）迁来宾川县牛井蔡官营居住，伯父周明轩就是在蔡官营出生的，父亲周明高出生在牛井街，至于先祖由何地而来尚未进行调查考证。我有志于斯久矣，已经跟永仁方面的朋友联系过了，但是一直未能成行。算起来我家是在六十年前从东边搬到西边的，六十年一轮甲子，六十年一个轮回，我不是又搬回来了吗？而且来到了宾川县周姓的大本营。想着想着，伤感起来。中国社会本来是“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我跟杨岱和李学孔有什么杀父母的冤仇，究竟是什么人煽动起这种仇恨。石榴村周家的房屋豪华到什么程度，1958年宾川县人民政府从洲城搬迁到牛井时，就首先选中这里。因为同姓不宗，我们家跟石榴村周家没有什么往来，何况与石榴村周家比起来，我们家是属于贫民阶层，攀不上这门亲戚。后来又怎么攀上了，这还得从朱茂生说起。
1949年我父亲任校长，请了一个地下党人来任教师，此人姓朱名茂生，云南凤庆人。被国民党追捕的朱茂生老师一解放就担任共产党牛东区人民政府主席，没过多久就把二哥周凤川带到宾川县人民政府担任一名公职人员。国民党牛东区区长是石榴村周维臣，周维臣的女儿叫有开，正是婚嫁年龄。因为新政权建立之初还没有把旧政权人员抓起来，面临灭顶之灾的周维臣一族，也必然顺应潮流，千方百计和新政权亲和，争取做一个开明地主。朱茂生与周维臣这两个新旧政权的代表人物，在磨合中，在角逐中，对土地改革的认识逐步取得了一致。否则，周维臣不会把自己的女儿有开嫁给朱茂生，朱茂生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要有开做老婆。归结到一点，他们两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判断上的错误，错误地、侥幸地认为血腥的土改也可能走和平的道路。双方已经搭成协议，朱茂生才来找我母亲做现成媒。说到这里，读者基本上可以弄明白我家攀上周区长家的原由了。我的分析正确不正确，只有留给当事人的后人去评说。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我才进入周区长家的深宅大院的。
朱茂生和周有开要结婚了，我和母亲去到周家。周家的房子，四合五天井，走马转阁楼，使我大开眼界。周有开的妹妹在五星完小上高小，回到家里教我们唱歌跳舞，围成一个大圈子，手拉手，唱“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唱“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界才象话”，对国民党旧政权的厌恶，对共产党新政权的欢迎，谁也没有把这两个东西拿来分析比较，中国人总认为新的比旧的好。高兴的是周家，最高兴的是周有开，朱茂生年轻英俊。大约1951年的年底，朱茂生就到部队上去了，开头还写信回来，我和母亲去牛井街卖辣椒，有开姐姐还拿着信和照片来，让我母亲看，朱茂生老师穿着军装的英武形象，深深打动了我幼小的心灵，长大了也象老师一样去当兵。因为成分不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朱茂生的信越来越少，到有开姐姐分娩时，朱茂生杳无音信。此时的周家已是家破人亡，周维臣被枪毙，有开姐姐的母亲投入劳改，最后死在劳改营。有开姐姐是长女，弟弟妹妹还小，带着无爹的女孩，操持一家，吃尽了苦头。无助的有开姐姐，总想着有一天朱茂生会回到她们母亲女俩的身旁。
我在石榴村轧棉花的第一天就见到了有开姐姐，还见到了她的女儿青青，有开姐姐邀请我到她家里坐一坐，我婉言谢绝。我不敢去啊！我们是地主啊！随时都可能被抓起来。1962年，有开姐姐带着青青改嫁到鹤庆县姜营，临走时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当时我在场，提起姐妹俩在石榴村相遇。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母女俩。不知道有开姐姐是否还活着，青青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不知道子女有没有出类拔萃的。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他们，就是对有开姐姐最好的怀念。至于朱茂生其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不是演出了与她们久别重逢的喜剧，那已经是小说家的事了。
在石榴村轧棉花的日子里，晚上去牛井街看电影，那天晚上放的电影是《牛氓》，因为无钱买票，被拳打脚踢扔了出来。原来认为晚上不会遇到熟人，不料当众出丑，不胫而走，早传到溪河村村民的耳朵里。逃离电影院，来到县文化馆门口，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盛产莲根的宾川县罗官营管理区……”，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往下看，那不是我给《大理日报》投去的稿件内容吗？怎么会在这里。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队里的棉花轧完了，我又回到杨明清的家里。我收到六角钱的稿费，去管理区（后来改称大队）查了一下《大理日报》，证实了就是那篇稿子。
这篇报道的发表，燃起了我写作的热情。接着再写了几篇，也被采用了，甚至给《云南日报》投去的都被采用了。这时，我给中央教育部长杨秀峰的信收到了回信，回信说已经转给有关部门（记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处理，要我直接与他们联系。当时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饿死人都没有人管，谁会管我这样的事情。在石榴村轧棉花的日子里，吃的是牛皮菜，还巴望掌勺的大爷、大婶多打一点。这封信也多少帮了我的忙碌，中央要人给我写信，通过管理区干部之口流传，居然认为我有来头，没有把我与当地的地主子女一视同仁。1961年的夏天，为了解决饥饿，开始吃蚕豆叶，我想就是北方的吃糠咽菜了吧，我们几个小青年常常去摘大榕树的果实吃，这种果实有一定的含糖量，是抗饥饿的好东西。因为我个子小，消耗的热能相对比个子大的要少些，个子大的已经开始水肿，水肿病人开始是集中在公社卫生院，人数越来越多，只有集中在管理区。饥饿没有影响我的写作热情，我已经不满足于发表两篇报道，我把小小说一类的东西投了出去，想不到也发表了，第一篇是《父子俩》，描写了张小藻父子原先出工不积极，实行小段包干后，焕发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牛刀小试，我反而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不是去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系统地去阅读几本文学名著，而是乱七八糟地写起来，诗歌，散文，小说，不一而足，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表欲望，甚至东抄抄西抄抄，结果并未见诸铅字。有一天，突发奇想，把《父子俩》一文的剪报寄到《人民日报》，落款是“大理日报供稿”，企图一炮打响。结果可想而知，大理日报来信了，信是这样写的：“周元川同志：你竟然以我报供稿的名义，向人民日报寄去你的《父子俩》一文，请你今后注意改正。”由于我的荒唐，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使我稍有清醒，我想我的水平充其量也就是写点新闻报道的水平。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我回到杨明清家里时，我的一大堆书籍被扔到门外，我的独眼表嫂发话了，“你的金书银书不要放在柜子里了，锁被人弄坏了，钱丢了。”到杨明清回来后，看了现场，认为是小孩干的。但是，你说怪也不怪，杨明清的女儿珠珠当时不过七、八岁，竟然和她妈一口咬定是我干的。一种解释就是母女俩合谋，意在驱赶我。因为独眼表嫂还冒了一句：“借了你二哥的钱，我们会还的。” 杨明清认定是珠珠干的，这个珠珠可不简单哪，小小年纪害人不浅。后来听说掉到井里淹死了。在我的印象里她还有个妹妹，究竟是她还是她的妹妹淹死了，一直没有遇到罗官营方面的人，问个清楚。
一道逐客令，我搬到了杨明清的叔叔家里，他叔叔的儿子叫双定邦。就在这时，听说中央派人下来调查。接着，公共食堂撤消了。各家各户另起炉灶，厨房用品顿时成了热门。这时，饥饿越来越严重，我感到官逼民反的那种状态的来临。每当太阳落山之前，数百人的队伍，肩上背着竹篮，手里提着锄头，向大坝子劳改营进发，去干什么，去偷大坝子劳改营留种的老母子红薯。这种红薯作为种苗，大部分营养成分已经丧失，以往是没有人吃的，挖了它，来年的种苗就泡汤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显然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不知道是谁的惊人发现，拯救了我们。去掉老母子红薯坏了的那部分，用蒸笼蒸熟，香甜可口，因为已经一年多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个叫朱良才的大高个子已经饿死了。他全身浮肿，生产队的干部还说他懒惰，不想劳动，他也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在自家院子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咒骂，过路的人走得远远的，不敢搭白。朱良才死了，但不敢说他是饿死的，说了就是反革命，只能说他是病死的。
随着伙食团的下户，人们的生存空间又多了一点。我们几个爱好音乐的小青年聚集在一起，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约而同来到一个叫张正文的家里，张正文拉二胡，我吹口琴，曾必昌吹笛子，刘银贵弹三弦，旁观的多为一些娃娃。按年长的说法，是“叫花子养鹌鹑－－穷欢乐”或者“黄连树下弹三弦－－苦中作乐”。曾必昌很有音乐天赋，可惜同我一样，家庭成分不好，只上到高小。我在中学里念书时，看中的是数理化，文史地，并不看中音体美，当我完全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以后，不看中的自然跳了出来。我的嗓子还可以，很快又掌握了发声的共鸣，于是在炼洞完小就滥竽充数教起唱歌来，把这说成“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也没有什么不恰当。何况要渡过窒息的日子，灾难的岁月，不找一点乐趣，只有死路一条。从此我对唱歌竟乐而不疲。我的旧病又复发了，我又不知天高地厚的认为，达到了何等层次。
正好一个叫张弟的同学和我碰上了，念高小时，他原本同王舜一个班，我是头一年没有考取，回去参加补习才和他们一个班。我和王舜考上初中，张弟又补习了一年才考上。我和他在高小有一年的同学经历，给我的印象是，对于攻击他人有着极为浓烈的兴趣。在初中同校两年，既不同级也不同班，没有什么过从。当我遇到他的时候，我感到惊奇，1959年的升学考试，证审这一关不是放宽了吗？许多成分不好的学生都考出去了。他跟我说起了他的遭遇。他本来是力角人，家庭成分地主，我们同学时，过寄到牛井街他的姨奶奶的名下，他的姨奶奶是小土地出租，名分上介于富农与中农之间，张弟的成分虽是地主，毕竟无须象我这样整天处于恐怖之中。据说他姨奶奶的独生女在台湾，就凭这一条，也要纳入共产党专政机关的视线。他在班上被打为反动学生，另外一位叫范文从的同学被开除学籍，他还算拿了一纸毕业证书。张弟会画画，可能是受到王舜的影响，因为王舜的家庭被划为地主后，没有住的地方，他和他的母亲一度寄居张弟他姨奶奶家。张弟、王舜朝夕相处，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艺术需要天才，他自己的天分是不容置疑的。同病相怜使我俩走到一起来了，当报纸上刊登了云南艺术学院招生的消息后，究竟是他鼓动我，还是我鼓动他去报考，已经不重要了。
我报考音乐，他报考美术，我俩共同去报考一经确定，下一关就是开证明，他到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不会有多大阻力，我却不同，罗官营管理区的证明开到手，到公社找到一位姓陈的书记，其人太了解我的家庭背景了，他是上白塔人，我大哥曾经在上白塔教过书，我要求去报考的话才说了一半，就遭到他近乎辱骂的严词拒绝。我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回到双定邦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我的朋友戴如光老师在牛井街遇到这位叫陈什么昌的书记，他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戴如光老师的意思也是在一起吃饭，遭到我严词拒绝，他也只有灰溜溜地一个人独酌，报了这一箭之仇。戴如光老师可能跟他有一点亲戚关系，或者业务上用得着他，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为了维护我的尊严，还是顺着我。
就这样拿着罗官营管理区的证明，和张弟一起到了下关。说起来心寒，张弟有粮票有钱，我只能带着妈妈给我准备的一小袋炒面。在这里要补充一点，伙食团下户以后，我母亲陪同我凤仪的表兄杨绍章到罗官营看我，阶级斗争的弦因为饥饿稍微有点放松，我开始回家。我们到了下关以后先是住在旅社里，同住的有管岗的戴恒，是个麻子，报考体育。据张弟反馈的信息，无独有偶，这个戴恒在背后议论说的“象周元川这样的人还来参加考试，实在是不自量力。”同1960年三月，我在祥云报考东川冶金工校时 ，他的同乡、同姓戴荣华说的如出一撤，后来也同样让戴恒所言中。不过，戴恒没有戴荣华的好运气，他没有被录取。我经常去我最好的朋友戴如光老师的家里，偶尔问到戴恒，时光已经流逝到二十世纪末期，生活仍旧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因为囊中羞涩，我去大理师范投靠一位叫黎永胜的同学，为什么去投靠他，因为在1958年我被疯狂围剿的日子里，他曾经给予同情。跟他一起吃住，第一次吃到邓川弓鱼。住在黎永胜那里，还迎来了同班同学单沛钧的拜访，探询我的情况。单某人，面目奇丑，阶级斗争觉悟十分高，小时候在溪河村亲戚家里呆过，与我有过短暂的认识，考入初中，不期而遇，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到了组织围剿我的时候，他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人是奇怪的动物，黎永胜同学矮我两个年级，与单沛钧同居老赵村，论成分不在单某人之下，惟独在我落难的日子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住了几天，据黎永胜同学称，他对我的留宿，已经受到班主任的干预，于是我只有重新住到旅社里。
考试前我去州歌舞团找吴永湘老师，吴老师一见面就笑着说：“周元川，你发表了不少小文章啊！”我一愣，连吴老师也看到了。我向他说明来意，请他帮助我训练，吴老师欣然接受。吴老师弹钢琴，纠正我的发声，教我换气的技巧。吴老师是我考入初中后的第一个语文教师，但他教音乐为主，教语文为辅，有个别的字他不认识，恰巧我却认识，他对我印象很好。他很赏识我的作文，一篇写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的观感的作文，吴老师把它作为范文宣读。第二年他就调到新组建的州歌舞团去了，换了一个音乐教师，教的是《美丽的姑娘》一类的民歌，本来是音乐的经典，但我们的认识达不到这个水平，反而认为低级、下流，不好好学，使我坐失学习音乐的良机。不怪这位老师，也不怪学生，只能怪共产党的洗脑政策，良莠不分。云南艺术学院来招生的是李海南老师，傍晚我们常去找他，大家坐在草坪上，谈音乐，谈艺术，我一个被打入另册的音乐爱好者，有幸能够和这些站得很高的音乐工作者交谈，一股暖流在我的胸中升起。
在准备考试的日子里，我认识了二胡演奏者杨怀诚。我从西大街走过，优美的琴声吸引了我，我驻足聆听，向他请教，于是我们认识了。他的叔叔杨戈，云南艺术学院教声乐，电影《五朵金花》中采药老人唱的歌，就是由他配音的。杨怀诚报考二胡专业，我报考声乐专业，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当时是饥饿笼罩的年月，考试那一天，我们各自准备了几粒糖果带在身上，给自己增加一点热量。从杨怀诚二胡演奏的技巧来看，考个音乐学院没有问题，但是他要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有被录取。过了不久他被吸收到州歌舞团拉二胡，成为一名专业人员。1965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团（已经改名为州白剧团）宾川演出反映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白剧《红色三弦》，我去找他，约他到张弟家一叙。他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可以说把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字不提艺术人生，通篇贯穿了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要求我立即从地主家庭中搬出来，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争取做一名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当天就在张弟家吃饭，他走后，张弟责备我说：“这种人你把他领来搞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们团来六库演出，我看见海报上关于他是一个琴师的介绍，此时的我，身份、地位，都不在其下，回想起1965年的尴尬，不愿意再见到他。也许当时他对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经到了可能有一场大屠杀的判断，不是吗？北京大兴屠杀，湖南道县屠杀，广西屠杀，要是我和张弟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能够跑脱吗？唉！换句话说，就是不折不扣按照杨怀诚的要求去做，也是在劫难逃。我倒是应该去看看他，问问他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是怎样过来的，他虽然没有弄得一官半职，但总算稳稳当当嘛。看来，我又犯了求全责备的错误。
在准备考试的日子里，我遇到挖色的张继曾同学。挖色原属宾川县，后来划归大理县。张继曾同学，富农成分，1958年和我同样的遭遇，但是1959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据他说，他是报考二胡专业考进去的，但是到了北京复试时，结论是招错了，这么大年纪怎么学得出来，但是来也来了 ，问他有什么专长，幸好他还能随便画几笔，他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于是让他改学中国画专业，这一学不打紧，要学八年。他说遇到我很高兴，在北京看到了我发表的文章。北京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文章？原来，中央民族学院订有《大理日报》，远在北国的游子，读家乡的报纸自然是一种乐趣。在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里，我扳起指头数了数，命运好得出奇的要数张继曾了，这么一个学习成绩偏下，当时已经结了婚的人，幸运之神怎么就这样光顾他。不知道幸运之神当时是不是睡着了，时间到了1966年，幸运之神是不是又醒来了，张继曾同学学成了，就要毕业了，他却患了脑瘤，做了手术，回到挖色家里，死了。当然，他的元配妻子，早在他考进中央民族学院第一年就离掉了，自然没有子女给他送终。如果说，命运作弄人，张继曾同学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例，它告戒我们，当幸运之神睡着了的时候，你没有必要过于嗟叹，还是耐心等待幸运之神醒来吧。
考试主要是考你的听音能力，比起农村里的一些孩子，我差远了，有的人一首歌听上三遍就会了，通过这一次考试，我才明白，音乐并不是为身价高贵的人设置的，音乐是为那些特别有音乐天赋的人设置的，如果我被录取了，那倒反而有问题了。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恐怕连我这点狗屁“天赋”都没有了。若干年后我听说国家文化部长钱俊瑞曾经对钢琴家傅聪说过：“弹钢琴你是块好料子，但是从你的思想看，要到农村里劳动几年。” 钱俊瑞的贡献大矣，要不是这句话点醒了傅聪，使他跑得快，哪还有这世界级的钢琴家。现在听起来是笑话，在当时是放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而皆准的真理。这只是专业课的考试，通过这样的考试来发现音乐、美术、戏剧方面的苗子，即使得到李海南老师等的认可，还有政治审查等等，等等，绝对不是李海南老师等所能左右的。我躺在旅社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对会发生什么改变命运的奇迹，已经一点信心没有了。
考试一完，我和张弟就踏上返回宾川的归途。我邀约张弟同我去凤仪看望姨爹和姨妈，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姨爹和姨妈呢，据我母亲说，我家划为地主以后，亲戚也不敢来了，还是几个月前我母亲带着凤仪的表兄杨绍章到罗官营看我，才延续了这一亲情关系。母亲与父亲同年生，是风仪下锦场人，祖父是进士，父亲是贡生，小时读过私塾。姊妹仨 ，还有一个哥哥，母亲是最小的。杨绍章家住在上锦场，姨爹、姨妈见到我，悲喜交加，杨绍章外出了，表嫂招待我们。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我已经记不起当天吃的是什么，但我记得第二天上路前，表嫂给我们准备的是一种不知为何物的粑粑，张弟吃了一口就扔了，不管多难吃，我还是吃了。可想而知，风仪的饥饿远比宾川严重。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意外发现了碗口大的南瓜，看看四周无人，一个箭步冲去，摘起就走。走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找了一些柴，架起火烧南瓜。张弟边吃边说：“你的胆子比我大。”我说：“胆子大的恐怕比胆子小的活下来的要多一点。”吃了南瓜有了一点力气，继续往前走。
按照张弟的设计，投宿点确定在观音阁，他的姨奶奶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居士，与观音阁的僧人来往密切。翻过甸头坡，经过排营、瓦溪，进入观音箐，翘望半山腰的石壁上，悬挂着一个阁楼式的建筑，我们顺着陡峭的弯弯山路，到了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观音阁。与张弟较为熟悉的师傅到一个叫水长的村子去了，好在徒弟认识张弟，生火做饭，先解决温饱问题。观音阁异常寂静，谛听山风松涛，对于我这样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确实是一个好去处。但是，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我又接受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的一生，就是奋斗。与其自杀，不如奋斗被杀。这样一些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思想。但我并不甘于寂寞。也许是宁静使我产生了文思，一夜过去，竟忽乱整出一首打油诗来。诗曰：“酷爱艺术命该穷，历尽艰辛未成功。……一举成名天下隆，立志重修观音阁。”中间那四句记不起了。得到张弟的认同，我把它写在墙上。过了两年，我遇到赵映国同学，他无意中提起一件事情。他当时在宾居一所小学教书，带着学生去观音阁旅游，墙壁上写着一首诗，他还背了出来，他说，他们同去的一位老师说：“这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人写的。”我心里一惊，遇到这种政治警觉性极高的人，到公安局报告，经过核对笔迹，顺藤摸瓜，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我岂不是要犯下宋江浔阳楼误题反诗的杀头之罪。我当时一时兴起，全然没有考虑这种严重后果，这下闯了大祸。我迅速跟我父亲商量，第二天我父亲一早出发，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天，我和张弟回到杨公箐。我父亲在这里守生产队的红薯，给予我们两人煮了满满的一土锅大米饭，我狼吞虎咽，吃得相当饱。嗣后，我母亲告诉我：“你爹说你就象几天没有吃饭。”一点不假，去下关考试这十多天，我每天都是处于半饱状态。红军长征吃树皮草根，全国人民都经历过了，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和张弟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跋涉，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对于后来政治环境稍有宽松，他做生意发了财，我考医一举成功，不能说不是一次预演。我俩各回各家，我没有家，我还得回到罗官营双定邦家。
说起双定邦，二十五、六岁了，还没有找对象，他的工作是赶牲口，到岗店驮煤。家里房屋已经破败不堪，我住在低矮漆黑的土楼上。我的表叔即双定邦的父亲，有吸食大烟的嗜好，解放了仍旧习不改。双定邦的母亲死后，续弦续的是一个地主女人，这不是光光头找刺篱笆钻吗，别人避之不及，他倒无所谓。双定邦还有一个妹妹，是前母所生。双定邦的父亲和这位地主女人生有一个女儿。我加入这个家庭时，双定邦的父亲和双定邦兄妹吃一锅；地主女人和她的女儿吃一锅。这个家庭的组合本来就够复杂了，现在又有一个地主子女加入了这个复杂的阵营，前景实在不乐观。我自然是跟双定邦一族同锅吃饭。住在别人家里，公共食堂打饭吃，倒还相安无事。现在公共食堂解散，矛盾就来了。吃了几天，意见来了。当时没有吃的，要靠主观能动性，双定邦常常晚上行动，我一介书生，不敢参加，意见更大了。我呆不下去了，怎么办？看到我这进退维谷的处境，一向同情我的人，给我介绍对象，希望我通过这种途径呆下去。首选条件是成分，介绍的两个当中，其中一个是独眼，这倒让我的独眼表嫂即杨明清的女人高兴了一阵。她高兴我不高兴，我看得上的、面貌清秀的，成分又不好，只有作罢。在这段时间里，一位年长的人对我的教诲令我终身难以忘怀。他说：“人穷不靠亲，手冷莫向灯。”就是这句话，使我从迷惘中清醒过来，我决定打回老家去。
在罗官营落难的日子里，真正从内心里同情我的人，只有几个成分不好的人，而他们恰恰是最无能为力的。一位是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大院的主人，那个大院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认识我父亲，认识我大哥，解放初期他的父亲被镇压，他被村子里的人从单位要回来，从此背负起所谓剥削阶级孝子贤孙的沉重的历史负担。一位姓吴，和我大哥在昆明当过宪兵，他的女人是从昆明讨回来的，他的大女儿是前妻生的，前妻是亡故还是改嫁，我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大女儿比我小两岁，关心我的人愿意成全。但是，一想到阶级斗争这根硼得紧紧的弦，地主子女，地主孙女，子子孙孙，无穷无尽，漫漫长夜何时旦，我看不到“成分是人定的，人可以把它拿掉”这一理念，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实现，颠沛流离将伴随我的一生，我谢绝了。罗官营的人们，我爱你们，也许你们早就忘记了，在大饥荒的年代，曾经有个年轻的异乡人，在这里和你们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光。你们也许不会想到，就是他将这一段悲欢，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告诉世人，使世人知道在中国西南部有罗官营这个村庄。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