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寿是搞诗歌创作的，对写小说不感兴趣。我急于要找一个搞小说创作的老师，找谁呢？我和陈文寿商量这件事情，两人一致认为发配到宾居农场的彭荆风（电影《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的作者），是最佳人选。陈文寿要我把他的诗稿，也带去请彭荆风看看。
我第一次去找彭荆风，他不在，到元江红光农场接他的女儿去了。经人介绍，要我找一位叫樊斌的作家，这人是十三军的卫生科长，是高玉宝一类的战士作家，意思是，参军以前文化低，参军以后提高了文化水平，在别人的帮助下，不断努力，成为作家，形成一种模式。樊斌本人，就是在云南军旅作家、诗人公刘的帮助下，出版了《雪山英雄》这部小说。1957年，公刘打成右派，樊斌也成了右派。我把陈文寿的诗稿和我的小说拿给樊斌看，他说，诗贵含蓄，一支部队要离开一个山村，不一定要写老百姓如何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也有的人是这样写的：把一束山花插在马驮子上。因为认识樊斌的缘故，我拜读了樊斌的大作《雪山英雄》，也许是我对军旅生活一窍不通，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一点味道没有，实在不值得一读。以后我也没有再读过这类作品。1962年，樊斌被解除监督生产，到漾濞县医院担任院长。1967年10月底，我从北京回到昆明，我还约着樊斌一块去看望彭荆风，当时彭荆风住在瓦仓庄6号。1978年右派改正后，听说樊斌在大理州卫生防疫站编《大理卫生》，我也在卫生系统工作，只因疲于奔命，一直未能与之晤面。樊斌除了《雪山英雄》，再也没有见过什么作品。高玉宝模式，是与非，优与劣，成与败，留与后人细品味。
第二次去，找到了。彭荆风已把他的女儿接来，他的女儿叫小鸽子，当时只有四岁。据彭荆风讲，鸽子还有个弟弟，叫小风。元江红光农场也是一个右派农场，但，彭荆风的老婆不是右派，是作为下放处理的。彭荆风的老婆是医生，一个右派的老婆，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女人，显然是难以承受了，才出此下策，让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小孩。应该说，彭荆风夫妇的离异，这时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我年纪青，看不出来。1967年10月我去看他时，才知道他已离婚。1980年，我在炼洞卫生院工作，一位到鸡足山的旅游者，和彭荆风的老婆一起在过元江红光农场，与彭荆风也熟悉，他谈了有关情况。彭荆风的老婆叫刘发慈，在元江红光农场卫生所工作期间，与一个男医生关系暧昧，彭荆风认为，在那种人为制造骨肉分离、夫妻分离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原谅。但，刘发慈坚持要离婚。
我带去的文稿是描写一个农村兽医，用土办法治好牛病的故事，杀牛和不杀牛，反映了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但我的文章开头，平铺直叙，彭荆风提出，开头要奇峰出奇，可以这样开头，一天晚上，汽灯明亮，生产队开会，就杀牛和不杀牛，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他强调写文章要不落俗套。至于诗歌，他不懂，也写不来，所以他的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里的歌词，就是请诗人周良沛写的。彭荆风利用午休时间接见了我，因为下午要去拔花生，这一次的见面，时间很短。回想我敲开门时，我说：“我找彭荆风。”“我就是彭荆风。”他的回答，充满朝气，充满活力，没有因为被流放到宾川而灰心丧气。我决定还要继续来找他。
我回到家里，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已经发表了的文章剪报。他的回信说，看了我的《父子俩》，他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前途是乐观的。他过去养尊处优，现在同最底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丰富了创作的源泉，对他是有好处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带着《猎人的故事》去向他请教，同时给他送去一小瓶香油，一小袋糯米面。对于给他送东西，他对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一次，和他呆了一整天，他建议把《猎人的故事》投到《少年文艺》杂志。此时，他已搬离集体宿舍，在地里搭了一个窝棚，父女俩独居一室，他开始每天坚持写五百字的文章。我去的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来他这里的有五、六人，我还记得的有王岚、崔明礼。
王岚是来访问者中惟一的女性，她划右派以前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她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她没有结婚，当时在农场小学教书，正好帮助彭荆风带小鸽子。王岚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彭荆风写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古寨晨雾》（又名《盈江那一岸》），原稿龙飞凤舞，誊清时大部分是王岚完成的。彭荆风离开农场以后，我还常去看望王岚，后来她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宾居华侨农场卫生所的所长余品高医生。有一次我去东庄煤矿拉煤，路过她家，她给我烙大饼，让我带到山上吃，使我难忘她作为一个大姐姐的情怀。1976年，她告诉我，彭荆风已经从监狱出来，《云南日报》发表了他的《高黎贡山上的火把》。又过了两年，她的右派改正了，到大理师范专科学校教英语。余医生在大理师范专科学校卫生所当所长，倒是遇见过两次，我一再表示要去看望王岚老师，但我来去匆匆，一直未能成行。据余医生讲，他们夫妇看到报纸上关于我的报道，才算是减少了我的一点内疚。值得赞赏的是余品高医生的人品，他毕业于昆明医学院，比王岚年纪小，他愿意娶一个右派，在中国也是很少的。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儿，应该是三十几岁的人了，祝她们全家幸福。
崔明礼是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的演员，和彭荆风是老同事了，彭荆风常常建议他读点什么书，有一次是叫他读《阿辽沙怎样锻炼自己的性格》。1962年，崔明礼和彭荆风相继回到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去看望彭荆风，问起崔明礼，彭荆风说：“运动一来，他就站出来揭发我，最后没有什么事情，他又来忏悔，咒骂欺骗利用他的人。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他。再三，再四，不跟他来往了。”
天黑了，其他人都走了，他给我开了一张书目，要我读屠格涅夫的《初恋》，要我读梅里美的《高龙巴》和《嘉尔曼》。至于中国的作家，特别要我读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中国的作家还有柳青的《创业史》，但没有赵树理的作品，我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彭荆风笑着回答说：“我从来不读赵树理的作品。”他的回答，似乎使我明白了什么。
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踏着夜色，到赵映国学兄任教的大营小学投宿。在求教彭荆风的日子里，我还参加了赵映国和郑莲君夫妇的婚礼。前面我提到，1960年在下关报考艺术学院的日子里，我遇到挖色的张继曾同学。相遇的地点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郑莲君的家里。郑莲君有个妹妹叫崔德君，因为报考美术和张弟认识，我们被邀请到天宝街9号她的家里，与张继曾同学不期而遇。据称，张继曾拜寄崔德君的母亲为干妈。崔德君的父亲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被投入劳改。崔德君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也是因为家庭问题。赵映国和郑莲君在师范念书时，即已确定恋爱关系，毕业后双双分配到宾川大营小学。因为他俩不是反动派，能够结成眷属；彭荆风是反动派，所以夫妻要分离，不准在一起生活，连在一起接受劳动改造也不准。这就是共产党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崔德君的母亲是一位知识女性，对我有同病相怜的感情，让我在她家搭伙，使我极其有限的费用，得以苟延残喘。
在彭荆风没有给我开书目以前，我的阅读是盲人骑瞎马，有了这个书目，才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至少跟杨克军在一条起跑线上了。图书馆里没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梅里美的《高龙巴》和《嘉尔曼》却找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嘉尔曼 (附：高龙巴)》，从书名看，高龙巴没有嘉尔曼重要，但是，我读后的感觉是，高龙巴太适合我的口味了，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一八三九年九月梅里美游历了科西嘉岛。此行收获之一，就是创作了使广大读者神经为之兴奋、为之战栗、为之赞叹的小型中篇《高龙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法国的科西嘉海岛。那是拿破仑的故乡。发生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拿破仑失败以后不久。当时资产阶级文明还远远没有能够越过大海征服这个海岛。那里保留着古朴的、带点中世纪野蛮的民风。岛上当然也有法律。但人民往往不顾法律，而凭着他们的良心和古老的遗风行事。这古老的遗风之一就是“愤达他”，意为复仇。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还有着特殊的含义，即一人受辱，及于近亲，所以近亲也有报复的责任；报复的对象也不限于仇者本人，也及其近亲。－－这部小说叙述的就是，高龙巴如何促成了一次“愤达他”，如何导演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戏剧。高龙巴，从外表看，是绝伦的美丽，而且端庄、大方。但她是在这座海岛上生长的，是海岛的真正的女儿。平时她是温顺、有礼的。而当她激动，特别是当她面对仇人时，眼中就闪耀着奇异的火焰。她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在一些涉及文明的常识方面惊人的无知，但她能够对所接触到的人事说出最准确的意见。她同情那些绿林中的土匪——在科西嘉，土匪并不是一个坏的名称，她说宁可出卖自己的面纱，也不能不以面包和枪弹接济他们。而对那些官兵们，她有时倒加以嘲弄。她从小就东抹西涂的写诗，她是一个有名的挽歌女，善于临时编唱出动人的挽歌。就是这样一个村姑，她发誓要为被暗害的父亲复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梅里美的文笔是那样洗练、生动，还掺杂着一点幽默感，就更使这部小说成为了艺术中的珍品。我通过阅读这本书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什么时候能够象高龙巴那样，使残酷迫害我们的人受到惩罚。她那种为了复仇而全力以赴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不避任何阻挠和艰险的勇气，始终激荡着我的心。我太喜欢梅里美的作品，但是，当时宾川县图书馆里已经找不到第二本梅里美的作品了。若干年以后，我到怒江州工作，怒江州卫生局秘书科长黄有祥，酷爱外国文学，他有几部梅里美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搞文学了，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读完年轻时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书。
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却无觅处。农村里的地主子女，哪里艰苦就被派到哪里，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地主子女。海稍水库的水坝需要加固，中队派我去，上队派陈正昌去，下队派杨克军去。无独有偶，三人都是地主子女。陈正昌和我同年，上过农业中学，1958年，把高小毕业生集中到白荡坪种地，开办所谓“青年农场”，实际上都是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青年农场解散后，一部分转入农业中学。所谓“农业中学”，顾名思义就是为农村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以我们三人而论，讲文化水平，在全村是第一流的人才，但是，出于阶级偏见，不但不用你，还要处心积虑打击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了解到来加固水坝的人，绝大部分是成分不好的。我认识了一个叫李端模的人，他是宾川一中初十班的学生，后来到昆明马街电线厂当工人，刚刚被精简下放回来。谈起文学，他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宾川一中初十班，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班级，因为我们村的谢均平、辛建本就在这个班。据李端模讲，他还没有毕业就到昆明马街电线厂去了，难怪我不认识他。相交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算是他有眼力，对于借书一事，慨然允诺。过了几天，他请假回山岗铺把书带了来。
这是一个关于大劫狱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革命红潮四处流溢，而厦门却是万红丛中的一点白色孤岛。但它却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福建的工作据点，是革命工作在白区的中流砥柱。大劫狱发生在1930年5月，这之前，在厦门的中共省委机关两次被破坏，成批同志被捕，眼看敌人就快操起屠刀，省委决定来个抢救，于是由地下党领导的这次伟大劫狱经过精密策划，终于取得非凡的胜利。高云览并没有参加这次大劫狱，然而他却目击了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个斗争及参加这个斗争的英雄们深深感动了他，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素手著诗的江南秀才们被卷入这股洪流，他们的笔下也只能无一例外地流泄出通红的字眼。他似泣血杜鹃，不辞辛劳，披阅五载，增删六次，直到1956年被送入肠癌二次手术室的那刻，他才永远离开了手中的笔。
这是一首精致的挽歌。可爱的莽撞的青年硬汉何剑平，机智的细致的党工作者吴坚，深沉的谦恭的老党员四敏，热情的纯洁的共青团员丁秀苇，正直的善良的山地好汉吴七。剑平同安乡里械斗纷争，何大赐不瞑目地死去，李木从大陆挣扎到南洋又挣扎地归根；周森叛变同志纷纷被捕，革命风暴一度席卷小岛又一度被白色恐怖笼罩。有些幼稚的正直的秀苇骨子里透着一股刚强泼辣：她不掩饰自己对四敏的好感，但却明智地将满腔爱意转移到剑平身上，被捕后机灵地面对敌人的审讯，禀父书是那样地诚挚那样地恨铁不成钢。她的纯白的身影走在落雨的墨黑的夜，她的红唇红心吐出来的美丽歌谣精彩演说及美丽的爱情。纯白鲜红这无限明快的颜色……在这场风雨飘摇中死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啊。李悦娇儿如大理石雕像的黑影。蕴冬绝命书字字泣血。四敏翻身纵下海堤，作别一生的沧桑辛劳，离开这腐烂城市的地下暗流；从此小学不再有夜半人眠灯未眠的咳嗽，邓鲁的笔下挥洒义愤填膺也不再见诸报端……而豪迈歌声并不因此而停息：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这是一段作者反复咏叹的大调，全书的诗意就是这样一次次被强化。
陈四敏，他谦恭和蔼待人宽厚，是厦联社的中流砥柱，是每个成员敬佩而乐于亲近的对象。作者对其分别用了“朦胧的抒情手法”及“激昂亢奋的表达”。四敏的温情文弱便是一种“朦胧抒情”：他总是衣冠楚楚，“头上脚下都叫人看出干净”；温柔地对待小动物，杀鱼时手都会哆嗦。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却曾执砍马刀手刃白军：脑瓜子开花，血溅了一身；当剑平即将被处决，果断地下令：越狱！最后为不成为累赘毅然纵身投海。激昂亢奋与朦胧抒情是如此强烈地对比，使得这首“凝练而又隐约的诗”更加“婉延曲折”呈现一种跳跃式的描述的乐感。而四敏最后的殡葬，壮阔的队伍，给这首穿插在散文般的小说中的小诗打下最后一个省略号。人们的哀哭，海水的咆哮还在远处飘摇地传来……
爱情在全文中以一种复杂相连的旋律状态浮现。台风过境内外时秀苇剑平的感情躲躲闪闪地登场，若有若无地躲到幕后，以继而绚烂地开放。四敏与秀苇以终究消逝的浪花形式出现的短暂纠结。四敏蕴冬间坚定顽强深刻的感情用一种咏叹的方式打动了剑平与秀苇。书茵对吴坚无助无辜的深情，最终不知何去何从……与其说这是诗意化，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散文风格的表现。这样似断非续缓慢与抒情的旋律似溶冰入水般在书中缓缓游走，有时加快节奏旋转起舞，但始终以一种优雅的脚步穿行在字句之间。
初读瞬间，《小城春秋》会给人一种松散的感觉。书中人物一来一去一往一返，似乎毫无章法；故事的一迭一起一沉一浮，也似乎无甚线索。但诵读全文后，我们不难看出字底纸背隐隐的暗流：剑平的成长串连了整个骨架，厦联社的兴衰以及大劫狱的发生始末延续着故事的血肉，秀苇与剑平的爱情联接了整篇的修饰。这像极了散文的有结构而似无结构，形散神聚。全文的笔调也无非是一种散文的诵读。作者对语言的把玩揣摩运用自如的能力不亚于一位散文大家。似乎没有工笔细绘却常在适当时刻画龙点睛：四敏生病时那轮苍白如刀刃的月，以及他牺牲时翻天覆地的风呼海啸，做为背景时常“响”起的歌声：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似乎都没有斟酌下笔却却处处匠心苦吟，每个字眼都可幻化成一个涟漪。这使得全书的语言细微处似诗般凝结而通读下来却有一种散文的别致风格。当被意识形态生硬控制的革命历史小说泛滥的时候，作家彭荆风把这本与普通革命历史小说不同的典雅的小说推荐给我，实在用心良苦。
我读了两遍，作了大量的笔记。在归还这本书时，把上述读书心得，用一封长信的形式寄给了书的主人－－李端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他，他告诉我，他还珍藏着这封信，我扳起指头算，时间已过去整整十五年。又过了十五年，我在下关的旅社里遇到与他同一个村子的人，问了一些李端模的情况，知道生活状况大有好转，遗憾的是，他的女儿的出走，使他大伤脑筋。我把名片给了遇到的这个人，请他转交，希望能够取得联系，但未能联系上。
有一天，我在牛井街头，意外的遇到彭荆风。他应当时中共大理地委第一书记郑刚的邀请，来宾川县委会谈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因为郑刚书记来宾川下乡而作了这样的安排。所说的电影文学剧本，即我看过的《古寨晨雾》（又名《盈江那一岸》）。郑刚书记认为，现在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彭荆风打算回去后，把书中人物特务利诺删去。我俩还一起去到溪河村我的家里，见到了我的父亲。在我的家里，他翻阅了我的创作手记，当他看到写地主投毒时，他再次重复了郑刚书记的话：“现在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主要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地主放毒的事情，我是根据我们队里地主分子万福寿，用敌敌畏防止老鼠吭咬自留地里的蔬菜，被李学孔无限上纲上线，而胡编乱造的。郑刚书记去中央参加七千人大会回来，肯定是按中央统一的口径来说的，绝非他的创造。我俩又回到县文化馆，他借阅了1962年10月号的《解放军文艺》，翻开一篇《红盐》的文章，署名“刘扶”，告诉我是他的文章。当时，摘掉帽子的右派已经准许发表文章，但不能用原名。我俩到食堂里吃饭，吃的是兔子肉，当时吃不到猪肉。然后乘马车赶回农场。
彭荆风大约是1962年冬末离开农场的。那天我去给他送行，那天的景色，与鲁迅《故乡》开头的景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对于彭荆风来说，是走出牢笼，走出沼泽。然而，这样的天气，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牢笼，更险的沼泽在等着他呢！
彭荆风回到昆明军区创作组后，我们还有过通信，谈的是，创作需要才能，才能是年年月月如一日的勤奋，积累起来的。他走后，我看到他用“刘扶”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比如《中国青年报》上的《碗》、《姐姐们》和《云南日报》上的《驿道上》等。1967年10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昆明，一天晚上，我根据他给我写信的地址去找他。我到了瓦仓庄6号，第一个遇到的是他的同事陈希平，我知道陈希平是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的合作者，陈希平知道我来自彭荆风劳动过的宾川，让我在他家里等，并向我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彭荆风回来时，一见面就认出了我。此时的彭荆风已经离婚，一个人带着小鸽子，小鸽子已经十岁。当天晚上，碰巧樊斌也在那里，于是约好第二天聚一聚。当天晚上，彭荆风还介绍我认识了作家苏策、张弓，苏策的老婆好象是藏民。我住在一个熟人家里，樊斌住在建设公寓。我去约樊斌，一路上他谈了他的情况，子女多，负担重，老伴身体不好，这一次主要是来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至于“右派”问题，讳莫如深，因为当时有句流行的口号：“只准革命群众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这一天，来彭荆风家里的，有两个女中学生，其中一个叫彭小江，是云南省文化局副局长彭华的女儿，她们和小鸽子玩毛主席像章，小鸽子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收藏了好多好多毛的像章。彭小江来找彭荆风，不是来玩，是地方派别的联络员，来军队里串联。彭荆风主要是让我看他的《鹿衔草》，这部书已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改定，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搁了下来。傍晚，其他人走了，他才委婉地劝诫我，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参加什么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后期要算账的，最先被抓出来的肯定是我们这些人。
当时云南地区两大派，对于李成芳（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军管会主任）是不是叛徒，吵得沸沸扬扬，“炮派说是”，“八派说不”。彭荆风给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他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亲自告诉他，李成芳的叛徒是定了的，他到山西阎锡山决死队，嫖妓女和自首都交代了。他的观点非常鲜明，苏策、张弓、陈希平、彭荆风是昆明军区的铁杆“炮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八派”得势，彭荆风被戴上“反军乱军”的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被抓起来。从另一方面来讲，还真的应验了他对我的敦敦告诫。当然，我也被揪了出来。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最具有随意性的玩意儿，就是姜子牙、诸葛亮、刘伯温在世，也无法预测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面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正也不是，反也不是。无论是彭荆风，无论是我，都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彭荆风在监狱里关了七年之后，被放了出来，很快又投入了他钟爱的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昆明为出版《怒江中草药》奔走，在昆明呆的时间较长，无意中翻到彭荆风的电话，我同他联系，他记不起我了。不能怪他，监狱毕竟是摧残人的地方，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九十年代中期，经过作家公浦先生提起，彭荆风终于想起来了，他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娃娃。于是，我和公浦先生去看他，此时他住在军区干休所，小鸽子和他住在一起。公浦先生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特别介绍了给他的夫人治好了胆囊炎，彭荆风也愿意一试。此时的彭荆风已经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离休前他担任过昆明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在与公浦的交谈中，谈到秦基伟（彭荆风划为右派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官至国防部部长），谈到冯牧（彭荆风划为右派时，任昆明军区文化部部长，官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谈到中国作家协会要他去书记处任书记，但他不愿意脱去军装而未果。我想此举属冯牧推荐，因为他是冯牧的老部下。彭荆风参军前只念过初中，他非常重视学习，读的书很多，宽敞的客厅，顶天立地的大书橱，十分壮观。公浦问了一句：“这么多书，是不是每一本都读过？”“读过，每一本都读过！”读书破万卷，一点也不夸张。记得在宾川农场劳动时，他跟我说过，在昆明生活六、七年，为了写那些烂文章，连西山（风景区）都没去过。彭荆风勤奋读书，勤奋写作，是一个多产作家，特别是《驿路梨花》上了初中教科书，更是令世人刮目相看。彭荆风搞写作可以，混迹官场就未必得心应手。据他说，他当部长时，在他手下有一半人被他撤职。政治是一门艺术，关键在于玩弄权术，怎么能够凭一时之痛快。难怪，一时大红大紫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受到攻击而下台。
彭荆风的坎坷经历，苦了他的孩子。鸽子才一岁，爸爸被打成右派；鸽子十一岁，爸爸坐牢，小小年纪，流落街头有谁怜？彭荆风出狱后，父女俩相依为命，鸽子成了作家，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女孩，成了作家结了婚以后，还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证书。实在令我们为人子者为人父者汗颜。鸽子的弟弟小风，跟他母亲在一起，也没读多少书。彭荆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把他送去楚雄师专深造，却遭到他的拒绝。按照鸽子的说法，他弟弟跟他妈一个样，看中钱不看中知识。小风在昆明开出租车。
信马由缰，写了与彭荆风曾经有过的交往，因为不好把它穿插进我的其他人生经历中，干脆早点把它划上句号。按彭荆风的说法，是因为秦基伟司令员有一天突然想起了他，才使他脱离宾川农场苦海。前些年听说他出版了一部《秦基伟传》。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