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几章的描述，公共食堂解体，即我们口头语说的伙食团下户以后，环境稍有宽松，上到地委第一书记说，现在的斗争主要是人和自然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下到地主分子可委以重任，看守生产队的红薯、包谷。当时，我们也无从知道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进入了中共党史称“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时期。关于这方面的理论论述，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才了解到中央曾经发过这样一些秘密文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乍听起来，仿佛农民自由到了不能再自由的程度，其实，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看来，这种自由，不过是链子拴着的狗。
“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在我的印象里，我们村里没有搞包产到户，自留地是多划了一点，至于自由市场，我对这方面比较无知，开放了些什么，没有开放什么，我弄不清楚。街天，我从书店出来，一个卖画者，摆着琳琅满目的图画，但不是印刷品，是山水画，还有老虎、仙鹤一类的东西，极有气势，凭我的文学修养来判定，显然是出自一个有一定造诣的艺术家之手。因为以往没有出现过，我算是感触到了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点清新空气。
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去同这样的人亲近。特别是他那朴素的衣着，脚上蹬一双草鞋，更令我钦敬。我主动上去跟他打招呼，和他攀谈起来，也许是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吧，他把我的名字和住址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我为能够认识这样一位画家而高兴。
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还送我一幅题名《秋山》的山水画。他认为，我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 ，我的思想认识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他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他把准备到宾川上门的打算告诉我。从他给我介绍的情况看，比我大四、五岁，家庭成分地主。能够认识这样一个好兄弟，使我兴奋。作为一个被沦为最底层的地主子女群体，我怀着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我虽然不能做什么，但是，我要尽我之全力，帮助这个群体中的成员。
他叫陈尔忠，凤仪县麻地村人。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我想弄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决定专程去拜访其人。先乘车到下关，打听清楚麻地村的方向，搭马车到华营，然后步行到达目的地。因为是第一次去，我走了下关到华营这一段冤枉路，其实我只须在华营下车，即可直奔麻地。
陈尔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引来了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我到达时，他和他的弟弟正在清除厩里的粪草，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缺了帽檐的礼帽，俗称“洋毡帽”，这样的帽子我已久违多年。洋者，泊来品也。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此帽为达官贵人之所戴，共产党来了，坚持“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原则，已经没有人敢戴这样的帽子了，在这偏僻的山村居然能够见到。
由于我的到来，陈尔忠请假休息一天。他带着我到村外一座孤寂的庙宇里，谈起他的身世。他的家本来不住在这里，住在凤仪城，土地改革被撵到这里。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早年曾经在国民党军政要人卫立煌手下做过参谋长，最末一任是甘肃省府办公厅主任。父亲对他的仕宦生涯曾经有过得意，有诗为证：“东陆留鸿爪，中原遍马蹄”。“东陆”指云南，父亲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家里没有什么土地，因为在外面做过官，多少有一些东西，被划为地主。与我家相比，他家就惨多了，什么叫扫地出门，穿着身上惟一的一点衣服，扶老携幼，被撵到这个遥远的小山村。刚才看到的礼帽，无疑就是十多年前戴在头上的残留物。
说到他自己，初中还没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分配到巍山县银行。1957年，他以同等学历报考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和云南大学中文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自幼有绘画天赋，有一次参加全省美术创作比赛，他得了二等奖，一位在省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的只得了三等奖，由此也可想见他在美术方面的功夫，在全省的专业和业余的美术人员中，他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他选择了上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各方面的手续都办好了，他是作为调干生去上学，拿着工资去上学，不会给家庭带来负担。他准备洗洗衣服就动身，那几天单位上正在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本来他可以不参加了，但又考虑长期洗脑的“学习使人进步”，甚至觉得是比较超脱的去参加学习。他怀着对党的忠诚，谈了在肃反问题上，既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也不能戴着放大镜看问题，他引用的是《克雷洛夫寓言》上的故事。发言一结束，就被一个平素喜欢逞能的土改干部抓住不放，扣上了“攻击我党肃反运动”的大帽子，陈尔忠越是辩白，越糟糕，被这个平素喜欢逞能的土改干部引伸到父亲劳改上去了。情况上报到整风领导小组，上学的事被暂时停了下来。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陈尔忠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姜寅劳改农场劳动教养。解除劳动教养后，才回到父母身边，从事农业劳动，同时想利用自己绘画方面的一技之长，谋举家柴米油盐。
他极为平静地讲完了他的遭遇，我们都不说话，我常常埋怨世道对我的不公，从才能讲，与尔忠相比，我差远了，这样一些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英，他们的命运比我凄惨，有了参照系数，我平静多了，我不应该小人常戚戚。和一个才高八斗的人谈话，我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孤寂的庙宇不知道还在不在，但两个人的谈话，如同发生在昨天。
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有的人你跟他朝夕相处，始终如同路人。我来到尔忠家里，他的父母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远去归来，我也一下子就融入了这个家庭。山村的夜是寂静的，点着昏黄如豆的煤油灯，我聆听一位国民党将军的陈述。陈烈，字禹昭。陈烈先生告诉我，凤仪县城南面这座山叫凤山，凤仪人有一句名言：“飞出凤山的就会成为凤凰，飞不出去的就是屎咕咕（这种鸟的学名叫戴胜）。”陈烈先生颇有感触地说，“我要是不出门，至多就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他讲了他追随卫立煌将军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在中条山摆了个马蹄形战场，和日本人对峙达五年之久，属于世界驰名战场。他本人主要是从事军需工作，八路军方面和他打交道的是徐海东，八路军夜间来领取给养，双方是互信的，几百驮军饷，不经清点，驮起就走。后来，卫立煌到云南任远征军司令，要他负责禁烟委员会，这是一个肥缺，但他不愿干，就卸甲归田。他也谈到卫立煌将军本人，卫立煌将军行武出身，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围困在永丰舰上，卫立煌将军当时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敢死队员，作战十分勇敢，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卫立煌将军没上过什么学，全靠自己学习，陈烈先生起草的文稿，卫立煌将军审阅时，修改之处能做到画龙点睛。陈烈先生的夫人,即陈尔忠的母亲万瑞霞，是杭州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受过高等教育，结婚时，证婚人是卫立煌将军。土地改革时，陈尔忠的父亲抓去劳改去了，陈尔忠在外面工作，他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就靠母亲一人操持这个家庭。一个大家闺秀，在面对灾难性的变革时，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从容自如，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还需要多么充分的勇气和智慧。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被放逐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山村，要活下去，除了忍辱负重，除了具备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是活不下去的。我劝写母亲的作家，就写这一类的母亲吧！
当我要离开麻地村的时候，陈尔忠要求把我送到排营街，要把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介绍给我，同时顺便去看看在那里上门的三弟。站在甸头坡的峰顶，西望碧波荡漾的洱海，南望因为飞出去而成就一番事业的凤山，东望宾川的沃土，盘一年吃三年的良田美地，怎么我们两人就生活无着，更不用说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我们两人就这样惶惶然，下完了蜿蜒曲折而又漫长的甸头坡，来到了排营街。
这位爱好文学的朋友叫叶飞龙，和我大哥一起划为右派，因为划的是极右，被送去劳教。认识了叶飞龙，对于右派的处理，增长了新的知识。按照常理常情，右派的处理分三个层次，最重的是劳改，劳教居中，最轻的是监督生产。谁也没有想到，这三个层次的处理，后来竟然会被完全倒置过来。挨得最惨的竟是当时最轻的监督生产，这要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读者更好理解。叶飞龙去到姜寅劳教的第一天，上厕所时，与他上师范时的的恩师李中迪老师不期而遇，异口同声的“你也来了！”把什么都概括进去了。李中迪老师执教时，在《新观察》、《旅行家》等当时全国有名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把号称“东方瑞士”、风光秀美的大理介绍给全国人民，李中迪老师还出版了一本民间故事《玉白菜》。据我大哥讲，叶飞龙是宾川小学教师中跳得最凶的右派，但是比起他的老师李中迪来，还略逊一筹。你说，这个李老师，胆子大到何等程度，到了劳教所，他还继续写《整风回忆录》，所以劳教所没在几天，就五花大绑被判刑劳改。但是，当叶飞龙等劳教人员还没有离开劳教所，李中迪老师已经刑满释放回到鹤庆家中。
同是叶飞龙的老师王家璋，大理师范的教务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做过建国中学的校长，就比他的同事李中迪老师老实得多，在右派农场监督生产二十一年，一直到宣布改正那天才离开流放地，回到大理师范学校。王家璋老师是我的朋友，我常去农场看他，有一天突然提到他的同事李中迪老师，我只知道此人刑满释放回到鹤庆家中，你说他到哪里去了，他在一所大学里，清理阶级队伍时，这所大学的专案组来找王家璋调查他的材料，一问才知道他的儿子在这所大学教书，他摸到他的儿子那里去当家属去了。到右派改正时，他还是那样豁达乐观，又过了几年，他的儿子都当上大学校长了。
陈尔忠这个人，他的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从不张扬。叶飞龙的门上贴着一张年画《刘海与金瞻》，就是他的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一起去看望陈尔忠的弟弟陈尔贤，陈尔贤也是一位画家啊，还在念初中时，他的绘画作品已在云南省文联主办的《边疆文艺》上发表了，但是因为阶级成分罪，注定了他不能在云南的美术界斩露头角，只好走上门这条路，在宾川做一个民间艺人。1979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损毁的鸡足山要修复，于是塑佛造神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从此做不完的活计，找了不少钱。作家辛勤以《造神的人》为题，写了他，在《春城晚报》连载，算是给他正名，后来还当上了县政协委员，这是后话。
陈尔忠和我分手时，他给我抄了一首德国诗人海涅 (Heinrich Heine) 的诗，强烈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有一棵松树孤单单
在北国荒山上面。
它进入睡乡；冰和雪
给它裹上了白毯。
它梦见一棵棕榈，
长在遥远的东方，
孤单单默然哀伤，
在灼热的岩壁上。
当时，被埋没被压制的人实在太多了，何及千万！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人，在1979年以后之所以对邓小平那样感恩戴德，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如同一个饿极了的人，进了厨房，嘴里塞满，包里揣满，手里……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各自走向归途。
过了几个月，尔忠来找我，准备实施到宾川上门这样一项工程，这本来是一项涉及个人终身大事的重要工程，但无论是他无论是我，都表现得极为轻率，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是找一个成分好点的家庭，经人介绍找了一个，我父亲去看了以后，极其不满，要人才没有人才，要身材没有身材，遭到我父亲的强烈反对。父子俩发生争执，我凄苦地说：“我也不是瞎子，我的处境如此，先走出去再说。”父亲心情沉重地说：“孩子，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人家的茅草房，怎么能够让你去试火？天下成千上万的地主都能够活下去，就你一个人不能活下去？！”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气愤到了极度，想不到有我这样一个目光短浅到不能再短浅的儿子。没有法子，我的认识走进了死胡同，在成分问题上我是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我的观念里，成分已是千年乌云。父亲虽然没有看到1979年改变成分这一天，他的思想却永远受到后人的称道。我在黑暗的年代看不到光明，作出的决策，为家庭所不容，为同辈人所不齿，我愿意接受后辈的谴责。
我定下的这门婚事就在苏武上门的那个村里，但不是苏武介绍的，是苏武的一个老表介绍的。尔忠的到来，我很高兴，我们能在一个村，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按我的主观意愿去办，把他领到这个叫太和村的村子，我们住在与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家里。尔忠此次来相亲，同时也带来了他高超的技艺，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说，他显示给人们的是肖像画。第一张肖像画由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的父亲来开张。画得惟妙惟肖，令观者惊叹不已。
正如后来他给我的一封信里说的：“许久以来，我心中都想道：能像我这样，有机会这么多写生肖像的人是很少的。不是单指我们这个小小的地区而言，可以说，全省、全球，甚至古往今来。你许会认为这是夸口，但并不是夸口。因为尽管有不计其数的专业画家，尽管有许多专业的肖像画家，尽管有许多终身在画馆里画像的人，但他们都决不可能像我这样每天每天都在写生着人像，都不可能接触到这样丰富的脸型，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能如此工作一生，那么在肖像上接触面积之广，便旁人不可以企及。即使在并非“工作一生”的现刻，写生的机会也已是一般人所不容易获得的了。我所谈的事业心就是由此种想法而引起的。现在已经不着眼于营利，即使在活计繁忙的时候，也决不超过二幅，而抽出时间，把所画的像中可取，富有特微的那些，精细的一模一样的重画下来自己留存，也许十中取一，也许一二中取一。一月多来，已积下了二三十张了。如此，我乐观地估计要是我这种职业幸而得以继续做起下去，那么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之后，这种素材是可以累柜盈箱。在这累柜盈箱的素材中未必没有有价值的东西，把这些有价值的又于百十中取三五加以整理，加工，汇为一册，未必不能成为学习的范本和美术工作者的参考，这样的一册，可以堂其名曰“肖像范本”，也可以通俗地称之曰“脸谱”，倘然将来，出版事业得以恢复而能付诸出版，那自然是好，可以给庞大的读者以艺术享受和助益，假使终究不能寄希望于出版，那也可以有助于左近的后学，作为一种授传的材料，总是可以的，这样，也许就可以称为对人类的点滴贡献吧。倘能如此，则平庸的此生，便可算没有虚度了。我估计了自己环境和能力都使我只能从事雕虫小技，倘能在雕虫小技上有涓埃于后人，自己便得到了满足。
我乐观地作了如上的梦想。虽然我知道生死难卜，虽然我知道也许我能活及一百岁而明天就不能“包付业”。但我立了坚定的心即使能做一天也要坚持不懈，即使画下来的终于只是废物，也要坚持不懈。”读者可以想象，他当时的肖像画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这么一个画家的出现，给癞山（参差嵯硪的石灰岩地形，故名）脚下的盐碱地村庄，增添了一丝快乐。求画者甚多，我定了婚的那个女子家里，一时门庭若市。找对象的事也同时进行，尔忠的要求比我更低，成分好的更好，成分高的也无妨。因为他还有“右派”一层干系，年纪也比我大好几岁，至于“右派”这层干系，开头还不能讲，要到一定的时候才能点破。几个中年妇女介绍的这家，小女子可嫁可招，有回旋余地，但家庭是地主，父亲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我暗自思量，还有点门当户对。双方没有异议，就初步定了下来。
我们去的时候是1964年的夏天，一夜滂沱大雨，破烂的茅屋漏水了，本来就是一户很穷的人家，贫下中农嘛！我不就看中穷得丁当响这一点？一家人忙着接水，锅盆碗盏都用上了。就在全家艰苦鏖战之际，传来了紧急的敲门声，从那势头，幸好是贫下中农，要是地主富农的话，早就砸开破门而入。来者不善，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民兵队长，要查陈尔忠的证明，幸好陈尔忠带着证明，但这个凶神恶煞的民兵队长，为了显示他的权威，说什么我们到地主家没有报告，说什么我们画像没有到公社办手续，我们不作辩解，一一承诺去办理，他才带着一伙人耀武扬威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溪河村家中，尔忠给那家人写了一封信，言辞十分委婉，把这一婚事辞退了。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头晚上不愉快的事件，他说不完全是。其实，头天晚上的事件，这个村子在我心目中已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有关情况跟我父亲说了以后，他笑着说：“有了核桃，何愁棒棒敲。”父亲极为赞赏尔忠不拘泥于成分的观点，愿意为尔忠的婚事尽力。在我家里休息那天，尔忠给我的父母画像，表现得极为尊重，是画在大理石上。画的时候，我母亲显得有些拘谨，不如我父亲潇洒自如，结果我父亲画得栩栩如生。我父亲平生没有照过像，而且早在1970年即去世，因此尔忠给我父亲留下的这张像，就显得十分重要，使后人能够瞻仰父亲的遗容。至于与父亲同年的母亲，活了九十四岁，取消成分后，还活了十四年，给我们多留下了几张照片。画像时，我母亲去换了好一点的衣服，我父亲说：“让陈尔忠给你画一身龙袍也没有问题。”父亲以其素有的幽默，引得来看热闹的一阵笑声。溪河村为什么没有遇到太和村的尴尬，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因为我母亲是凤仪人，陈尔忠以我家凤仪的亲戚出现，自然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否则，会被误解为溪河村的民兵没有太和村的坏。
俗语说：“求亲如救火”，我俩马不停蹄，又把相亲的队伍开拔到杨克军上门的村庄。早在两年前，杨克军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和他的表妹成亲。使用这样的语言，不了解当时中国农村情况，不了解当时地主子女的情况，会觉得十分荒唐，怎么也理解不了结婚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杨克军其人，喜读《三国演义》，基本上做到了活学活用，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他的表妹，不是旁系血亲，是他母亲妹妹的女儿。农村里有一种说法，表姊妹妹成亲，亲上加亲。其实这是一种陋习，而且为法律所不允许。杨克军其人，一个高中毕业生，不会不知道摩尔根遗传学说，但是在严峻的阶级斗争面前，摩尔根学说也只好拱手相让。杨克军领了结婚证的第二天就举办婚礼，同时通知我们去出席婚礼，此前我是一无所知。杨克军这样高的学历，已经成为生产队掌权的杨岱、龚光俊两郎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不能再呆下去，他也没有条件从从容容，去找一个他理想中的情人。他举办婚礼那天，杨岱、龚光俊两郎舅还在策划，如何在违反婚姻法第几条第几款上，抓杨克军这个典型呢！
中国地主子女的婚姻问题，随便说说，就够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研究几个世纪。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婚姻史上，这么大的群体，受到同一种思想迫害，这样违反人的意愿所进行的人的基本活动，太具有典型性，只有刨出它的根源，人类才能避免少走弯路。杨克军在婚姻的选择上也确实是够典型的，据他讲，这件事是他的哥哥杨克能策划的，我在第六章《深山泪》中提到，他的哥哥杨克能早在1955年就考上了昆明师范学院（后来叫云南师范大学），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在我幼年时的美好憧憬中，没有比上大学更美好更神圣的了，在我心灵中，杨克能已经是圣人了。杨克能说的不会错，我也要向杨克军学习。多少年以后，我在反思我的心路历程，在去上门这件事情上，我是做了杨克能、杨克军两兄弟的思想奴隶，也可以说是个人迷信的恶果。1979年以后，中国人民逐步走出个人迷信的阴影，我才发觉，我虽然没有上完高中，更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点也不比他两兄弟差。所以说个人迷信要不得。
杨克军结婚后有六个孩子，其中有五个是女孩。他常常把自己比喻为鲁迅《故乡》中的闰土，调侃中怀着苦涩。论起他的家族基因，他受迫害不能大展宏图，他的子女应该有一个两个出类拔萃的，但是没有，这恐怕要归罪于近亲结婚，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杨克军作为地主子女去上门的领头羊，对陈尔忠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快就找了一家。女子叫小美，才十七岁，这家人缺人手，对于杨克军介绍的，她家表示十分信赖。这也是常情常理，地主及其子女，无论从哪个领域讲，他们都有着极高的可信度，只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继承、捍卫和发展，才拆毁了这种常情常理。年龄是小了一点，但满十八岁就可结婚，不着急。陈尔忠顺利地完成了访亲之行。
我们这些人信息来源少，总是把自己的沉浮怪罪在村子里的几个基层干部身上，有个简单的道理，政策松动时，杨岱、李学孔一类的人，除了他自身的品质，他想找我等的麻烦，毕竟找不到哪里去。要是上面有个风吹草动，那就不得了。现在好了，信息量大了，特别是随着一次次运动的解密，人们不约而同的说：“哦，原来是这样！”于是，写着，写着，我对杨岱、李学孔一类人的仇恨，在一步一步的削减，我怎么能够凭着自己健康地活着，咬牙切齿地去鞭尸。所以我得把后来我看到的，1962年至1965年这一小段中共党史，作一简要回顾，以便读的人更好了解地主及其子女这一群体。
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后来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
谁会知道，这次有532万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帮助”和自我检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农村有7万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的“四清”运动，竟是毛要整倒刘！
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失败，造成1959至1961年中国空前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7000人大会，此时刘的权势上升和毛的地位危机成了正比。因此毛决心利用运动搞掉刘。从1962年下半年起，毛处心积虑，通过他平空臆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清除和他分庭抗礼并有可能取代他领导地位的刘。这就是毛一手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目的。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请同志们要清醒地看到，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三股黑风正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三股黑风都有后台。”说的就是刘。在多数人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时，毛又提出：“要保护少数。在复杂的政治气候下，少数是受压的，受压的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说的少数就是自己。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城市“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5月2日至12日，毛开会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5月20日发表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第一线，选拔和培养党的优秀干部。”
1963年8月、9月、10月，各地都发生了自杀事件。机关、企业、公社、大队都搞“专政”隔离室、拘留所。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发生了地主、富农子女全家自杀事件。机关、企业的“五反”运动，抄家面已扩散。但离理解毛整刘的本意相差何等遥远！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是阶级社会就有阶级区分。”毛实际上指刘是资产阶级总代表。但当时没有几个人理解。7月15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严，火烧一下怕什么？你是正的、清的，火烧一下也有好处。在文化、文艺、学术、教育、理论界，我们提倡要引火烧身。”此时毛已经急到理智不清了，不但要批判，还要求被批判者自己玩自焚。自己烧死自己那省毛多少事！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在“四清工作组”的蹲点报告上分别批示，矛头都对向刘，批示说：“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我看不止二分之一，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来自上边。”“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当时正蹲点的王光美是“四清工作组”组长。
毛根本不在乎谁清不清，他要搞倒的是刘，到了1964年刘依然安然无恙，威望上依然远远高过毛，这让毛憋疯了。12月24日，毛没办法只好把话说的不能再明的地步：“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下面的话说的就更白了：“凡是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要坚持发动群众。”
从1963年持续到1965年5月7日，毛泽东三年倒刘的结果由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总结汇总报告，该报告内容如下：
中央和地方、部门，先后派出工作团（组）13万5千2百15个，到机关、企业、基层、学校、农村、公社，初步整顿、改组了17万1千6百20个党组织班子。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体，5千7百60个。组织结论．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万6千2百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万8千2百20人。
为了整倒政治对手刘竟牵连了500多万人遭殃，不，是500多万户人家遭殃，说出来谁会相信呢？但毛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于是中国陷入了更大的灾难，1965年底毛又发动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取代了这个从1963年持续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
虽然是照抄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看不到真实的读者读了之后，会有助益的。正是由于1965年的“四清”运动的深入，我和陈尔忠的婚事均宣告破产。女方传来消息，她们两人都被「四清」工作队列为发展对象，当工作队了解到所找的对象是地主子女时，要求她们坚决退掉。就这么简单，为了此事，我父亲高兴了一阵子，他认为上帝那只无形的手，总算把我拉出了火炕。但我仍执迷不悟，我又给她去了一封信，特别提到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她的家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后来我又如何找朋友帮忙，去驮麦秸帮她家翻盖破屋，为了此事，我的朋友在为马钉掌时，不小心被马踢破了前额，上帝保佑，要是再下来一分，踢着眼睛，那么负罪感将陪伴我的终身，请她重新考虑。就在我等待她回信的日子里，公安局传讯了我，原来这封信由她交到“四清”工作队手里，“四清”工作队又交到公安局，显然是要立案了。碰巧那几天，“四清”工作队已是强弩之末，处于鹤唳风声，公安局人员说：“这信反映了你对现实不满。”“我是实事求是地描写我当时的心境，不敢对现实不满。”我回答说。这下子我总算醒悟了，于是又重新回到父亲的语境。
至于陈尔忠，只是杨克军和他进行书信沟通，中止了这件婚事。后来尔忠与我谈及此事，颇有微词，认为是杨克军怕引火烧身所致。根据我的体验，像小美这样的年轻人，可塑性很强，四清时是四清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反过来和我们站在一起，成为造反派，那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以后，由于动荡的文化大革命，陈尔忠仍旧去卖他的画，我们没有见面了几年。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