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逐的右派中,在发配到农场监督生产的人群中,由于他们身上所特有的知识分子气味,并没有因为沉重的打击而消失殆尽,所以在衣着上,与当地农民多少有一点区别,尽管干活时穿得又脏又破,星期天上街总要穿一身换洗过的衣服。在拥挤不堪的集市上,这群人中的一个人,连当地农民也不敢跟他身体接触,因为他穿得太脏太破。一年四季,就那一件棉絮绽开的破棉袄,从穿到身上就没有洗过,就没有补过。脚上的鞋子极不协调,一只是当地人特有的布鞋,剪口鞋,没有鞋袢穿不稳,因鞋袢坏了,他用一根麻线拴紧。另外一只是胶鞋,没有鞋带,大脚趾姆露在外面。破棉袄没有纽扣,赤裸的胸腹总是敞露在人们的视线中,有时索性把这件棉絮绽开的破棉袄抱在手里,光着身子。裤带是一根绳子,但从来没有人反映他在大庭广众之间,把本钱露出来过。他体格伟岸,一脸大络腮胡,很少理发,更显得蓬头垢面。

共产党的伟大功绩在于消灭乞丐,因为它曾经推行过共同穷困的社会主义,否则这位仁兄的外表形象可作标本,然而他不具乞讨天性,姑且称他超级乞丐。

这一身份与他原来的身份简直有天壤之别,他的名字叫肖成良,他到农场以前是云南民族学院的教师,时间再往前推,他是澜沧土司。据《明清云南土司通纂》记载,清光绪十二年授职肖修武为镇边厅土外委,镇边厅即现在的澜沧县,肖成良是肖修武的后裔。肖成良的哥哥到美国留学去了,末代土司的职务便落到了他的肩上,因为这样一层次关系,他还当选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

他玩过的格,我们这些人连梦也没有梦过,当年在省会都市,他开一张小车去西山风景区玩,车翻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了,不要了。听农场的人讲,他在大学里念的是英文专业,他还到南京上过军校。作为国民党专制政权的支柱,恐怕是必修课吧。1950年云南和平起义,他也跟着省主席卢汉起义,他当时年纪轻,又没有什么鱼肉百姓的劣迹,自然成为土司中的先进分子,作为民族上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他和他的夫人张秀英女士,一块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教书。

正当他们满腔热情投身到教育事业中的时候,肃反运动开始了,他成为肃反对象,无论怎样坦白交代,就是过不了关。一天,他跳楼了,但没有死,横挡在花台的竹篱上,腰部戳得像筛子,左腿骨折,拣了一条命,留下跛脚的残疾。到他出院时,运动也结束了,审干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反右派时,他并没有划为右派分子,是作为下放干部到宾居农场的。他是民族上层,从来没有干过农业劳动,当时农场种植棉花,棉花这个农作物,他是第一次接触。第一天安排他去打枝,也没有人来具体指导,结果他把一株棉花,从头到脚,抹成光串串。这可不得了,一顶破坏生产的反革命帽子戴到他的头上,经过大会斗争,宣布逮捕法办,被捆到牛井看守所关押起来。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让县委书记李石秀知道了,李石秀在省委统战部工作过,他知道肖成良这个末代土司是省管干部,于是通知公安局立即释放。为了给宾居农场的领导一个台阶下,就没有让他回宾居农场,而是把他调到太和农场十三队。

由于县委书记李石秀过问,肖成良这个末代土司的名声也就大了起来。他穿得太脏太破,有人认为这跟他是拉祜族有关。我查了一下,拉祜族除了不吃狗肉,其他习俗与省内各民族大同小异。可以认为,肖成良的行为,与别的右派大相异趣的行为,与民族无关,纯属个人行为。让我们慢慢叙来。

他的身份确定了人们对他的态度,他的身份本来是下放干部,但似乎他又是下放干部中的另类,大凡下放干部,绝大部分都走了,走不了的多少得安一个职务,诸如管理员之类。但他从来没有在农场担任过什么职务,既便你要安一个职务给他,他也不干。农场里敌我界线分得很清楚,开会时摘帽右派坐一边,没有摘帽的右派坐一边,肖成良总是坐在没有摘帽的右派一边。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成了金科玉律,别的人躲都躲不及,他却颇不以为然。叫他坐过去,他反倒发火:“坐在哪点还不是一样!”有人告诉他,坐这边的少发两块钱,他极其轻蔑地吹了一下鼻子,“恩”了一声。所以,除了管理人员叫他老肖,或者直呼其名,别的人都尊称他为“肖公”,考虑到行文方便,我们干脆称肖公。

肖公的工资远比右派的高,但他缺乏计划,不擅长安排自己的生活。工资发到手,那天下午他就不出工了,从他所在的十三队出发,走五、六里,来到我们村的小河边,洗去身上的污垢,再走一里,就到了他要去的目的地--牛井街。大吃大喝之后,该买的东西还要买。他买的东西,只限于吃的范畴,用的他从来不买,连毛巾他也不买一块,不用说牙膏、牙刷,因为他不刷牙。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买过一袋红枣。当时大家穷得叮当响,一般都是买几粒回去哄孩子,他站在卖红枣的小姑娘面前,问多少钱一斤?小姑娘看见他衣裳褴褛,毛发凌乱,袒胸露肚,赶紧把口袋嘴捏得紧紧的,深怕被他抢了去。肖公从腰上抽出一沓钱来,从中取出一张“大团结”(当时票面值 10 元的钞票设计的图案,现在已改换成“老人头”--民间对官方的设项,实在有简练、概括、独道之处),要求一袋全部买走,连口袋买。小姑娘转忧为喜,一袋红枣,充其量能卖五、六块钱,小姑娘发财了,卖了好价钱,妈妈一定会给她做一件花衣服。当时,右派一个月工资 21 元,和肖公同在十三队的陈文寿(参看第七章《诗人陈文寿》)一个月工资才 16 元。肖公提着一袋红枣,涉过我们村边的小河,踏着月色,(他离开牛井街时已近傍晚),一跛一跛地归去。不时哼着低沉的歌曲,究竟是用英文、俄文还是用拉祜语吟唱,总之别人听不懂。后来我同他熟识了,才知道他唱的是电影《复活》里的曲子。他唱着:

“茫茫的西伯利亚,
是受难者的坟。
有谁作你的伴,
是高高的白桦林。
有谁送你的行,
是东流的河水声……”

歌声在夜空里回荡。

肖公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无产者,他住的地方,别说上锁,连门也不关。这一袋红枣放在屋子里,孩子们你去拿一粒,他去拿一粒,我去拿一粒,几天就没了,也没听到他骂人,仿佛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内心里是接受了教训的,后来他买了几十斤西瓜,他剖开西瓜后,先吃掉红瓤,再吃掉白瓤,西瓜壳摆了一屋子,慢慢吃。别人是不吃西瓜壳的,他吃得有滋有味。这一循序渐进的吃法,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你说妙不妙?

肖公就那么一个人,以吃为中心。一个月有三十天,上旬吃得好,中旬吃不好,下旬吃不饱。所以就发生了肖公吃癞蛤蟆的事件。癞蛤蟆谁敢吃,肖公敢吃,他宰掉癞蛤蟆的头,剥掉癞蛤蟆的皮,清除五脏六腑,剁碎,爆炒食之。现在回头来看,癞蛤蟆的头两侧有长椭圆形的耳后腺,能分泌白色乳状的毒液,当受伤或遇危急时,从耳后腺中分泌白色的毒液自卫,这种毒液就是制作中药“蟾稣”的原料。肖公去掉有毒部分,高温加热的烹饪方法是科学的,至于那些因为方法不得当而中毒者,责任不在癞蛤蟆。前几年广东人把癞蛤蟆弄成美味佳肴,热了一阵子,比起肖成良先生吃癞蛤蟆,晚了近半个世纪。当然他也有失足的时候,有的野菜没有很好焯水,也曾经弄得皮泡脸肿。

自从上个世纪在亚洲一个庞大的文明古国,生出一个蘖种恶胎--一个假共产主义的代表作--公共食堂以后,就给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民,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一提起伙食团就令人不堪回首。在伙食团打饭,你得自备盛饭盛菜的容器。肖公的容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大钵,是食堂工作人员给他的,虽说上了一层釉,还称不上瓷器用品,我们把它称之为土钵。另外一个是土锅,道地的祥云土锅,两边有耳朵,可拴上绳子,是宾川人炖肉的最佳烹饪工具。好固然是好,但摔到地上,必烂无疑,在动荡的生活环境中,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人们都与时俱进,改用搪瓷容器。惟有肖公这个落伍者,还停留在陶器时代。

正是这个堆集着一层又一层黑烟的土锅,帮了他的大忙。每当敲钟吃饭的时候,无论排着怎样长的队,站在前面的人,总是对肖公礼让三分,谁不怕他那个土锅把你的衣服抹黑,在那肥皂奇缺的时代。每写到这些馊锅巴烂冷饭的事,每写到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总之,一提起这些陈年旧账,我就感到极大的困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太难理解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市面上流行的淡化处理较省事,又不得罪人,但,斩头削尾,含着骨头露着肉的故事,下次肯定没有人再愿意听,甚至还落个谎话大王的美名。就以肥皂奇缺这事来说,现在,洗涤剂遍地都是,你让年轻人咋理解,不知道读者还记不记得,1959年我从文山县步行七十公里,去砚山县买肥皂,没有买到,白跑一趟。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孩子,那时是凭票购买生活用品,一年到头,这一块半块肥皂,要是让肖公的土锅把你的衣服抹黑了,你洗得干净吗?肖公的土锅一进入称饭人的视线,称饭人就产生条件反射,赶紧把饭称好,即使多了一两二两也不往外刮,直往他的土锅里倒,称饭人怕他的土锅污染了称饭的平台。

一两二两,在饥饿的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关乎你能不能活下去。一位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老于世故的他小心谨慎,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多走一步路,整风中一句话都未说,一条意见都未提,老实沉默到家了,哪晓得百分之几还是把他框进去了,在劫者难逃啊!老先生拉出床底下的破搪瓷面盆,哈着腰去打饭,多称了二两饭给他,伸手夺过了老先生手捧的破搪瓷面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多了的饭刮回饭箩,陆续收工回来的人们惊诧的望着老先生那双绝望的眼睛。这年冬天没有过完,老先生死了,装在几块破床板敲成的木匣子里,一个秋风冷雨的夜晚,几个同命运的人抬着,在一盏小马灯暗淡的灯光下前往东边山坡上掩埋了。

人在饥饿时,最大的欲望就是何时能饱饱的吃一餐。一个划右前任过公安局侦察股长,曾是一条硬汉,人称“小钢炮”,是破案能手。蒙难后,仍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30公里的路上挑煤炭,也要挑五十公斤。就是这样一个铮铮铁汉,被饥饿击跨了。身体一垮,不能干重劳动,一等饭立马降成三等饭,真是雪上加霜,很快就得了水肿病。为保命,每天开饭时他抬着空碗四处转,看见别人碗里的饭还未吃完,就猛然伸手抓一把,被抓的人,发觉饭被抓,端着碗来追,边追边喊,你还我的饭!你还我的饭!!。他怕被追上,连忙在饭上吐上自己的唾沫,然后把手伸过去,口喊:还你还你,追的人见状只得作罢。他就三口两口吞了下去,闹得开饭时人人自危,吃着饭也要眼观六路,生怕自己赖以活命的那点饭被别人抓走。

一冬三个月,农村里开始杀年猪,肖公就到农场附近的村庄转悠。肖公太有名了,在这几十平方公里的几十个村落,只要你去赶过牛井街,没有不认得他的,因为他的装束,他的形象太独特,太鹤立鸡群,虽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但都知道农场的右派中有这么一个疯子,其实他不是右派,但是不是疯子,我也不好说,精神病学家有精神病学家的标准,庸众有庸众的标准,时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也有一些昧天良的精神病学家,根据需要,把正常人说成疯子,把疯子说成正常人。因为当时农场的领导,从未对肖公组织过精神病学鉴定,所以只有由读者根据作者罗列的事实,去自由作出判断。话说肖公转悠到紧挨着农场的哀东村,顺带补充一句,基于此,人们常常把十三队称为哀东队。农民杀年猪那天,总要把挨邻四近的亲友找来吃饭,肖公打门口过,淳朴善良的农民,出于礼节,总要表现出应有的热情,邀请他一起吃饭。农民有农民的习俗,常言说,请到不如遇到,所谓遇到,说文点就是邂逅相逢,你能赏脸,主人家反而觉得吉利。邀请他一起吃饭的农民,一点也不嫌弃他又脏又破。要是换一个人,盛情难却,也只好落座。肖公却不然,要出钱买,并且掏了十块钱出来,这家农民只好找了一个大一点的土钵,给他盛了堆尖的一钵。肖公边走边吃,回到队部时,冒尖的部分已被他吃完。队长发现后,问明情况,就带着他去找这家农民,肖公每到月末,饭票用完了,他干脆睡在家里,不出工不吃饭,令队干部头疼,说明情况后,要求把钱退还肖公,把肉退还农家。钱如数退还了肖公,肉既已被他吃过,只好由他端回去享用。

关于吃的方面,写得够多了。读者肯定想了解一些吃以外的事情。前面我们提到他的身份问题,要说他的身份,硬是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这场运动中才搞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 “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这已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 “阶级敌人” 。“清队 ”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 “老运动员” ,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 “xx类人”。被归於 “xx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 “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种类可谓多矣,积重难返,乃至于到了改革开放的中期,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有几个“左王”在高层会议上声嘶力竭叫嚷,要清二十一种人,幸好掌握大方向的长者甩出一句:“你怎么不清一百种人!”才没有引起天下大乱。

毛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後 “清队”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队”的主要对象。

此时的县委书记李石秀,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保不了肖公了。农场实行军管以后,来了上千知青,知青本来也是受害者,但他们当时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军人和知青结合起来,把极左路线推到了顶峰,肖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揪了出来的。肖公每去县城赶街,总要到文化馆看报纸,我是那儿的常客,见面时免不了打个招呼,加上我常去找诗人陈文寿,他两一个组,我们算是比较熟悉的人,我有时约他到家里坐坐,他谢绝了。他常对我说这样一句话:“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的”。但我始终没有等到这一天。

据农场的人讲,肖公每天要写一千多字的文章,但写完就烧了,没有留下痕迹。同事们常跟他开玩笑,“肖公,今天又有什么大作?”“今天要把宋江这个小子揪出来问问,他为什么整天打架?”说之无意,听之有音,他攻击农民起义领袖这一条,自然被记下了。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改名为“中华联邦共和国”,甚至连他起草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纲领都被查获了,但语言混乱,究竟说些什么,使人不知所云,唯一有价值的是,他在文章最后的落款上写明白了,“中华联邦共和国”主席肖成良,副主席陈某某。于是,农场清队办公室清出了一个通天大案,清出了云南最大的特务集团。那时农场是一个县级单位,从行政级别讲,与宾川县平起平坐,但,在自己的辖区内,清出了这样大的特务集团,也光荣起来,据说,该办公室的文痞,迅速把此事写进了简报。但是,无论怎样逼供,这个特务集团只有肖成良一人,因为从来没有见他同农场的某一个人,表现出特别亲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八个字,形容特立独行,能够达到这个规格的,在我见过的人中只有肖成良,与肖成良相比,那些一贯自命清高的人,此时也只能自愧弗如。

队干部要交差,只有开斗争大会。肖公其人,你能斗出什么名堂,越扯越乱,风马牛不相及,令人忍俊不禁,再开下去还要闹出更大的笑话,主持人正在打主意收场。一个不识时务的四川知青,冲到肖成良的面前,怀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给了肖成良一巴掌,这下子奇迹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一向与世无争,一向温良恭俭让的肖成良,飞起一拳,击中这位知青的胸部,击倒了这位知青。有的人冲上去打肖成良,有的人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混乱导致混战,长期被压的那些人,像火山一样爆发,双方打斗起来,有的人打人的技巧比较高,专拣伤内不伤外的地方打,比如软肋一类的部位,生殖器一类的部位,平常无恶不作的几个打手,就在这天晚上吃了亏,还无处投诉。当然肖公也被人打翻在地,反对武斗的那些人把肖公抬到场部医院。为这件事情,会议主持人受到了批评。

其实肖公倒没有伤着什么。在住院的日子里,有一天,不知动着哪一股神经,他突发奇想,要求到农场清队办公室交代问题,医院满足了他的要求。到了清队办公室,他首先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解放军和革命委员会,他被不执行政策的人打伤了,还给他医治。所以他要进一步坦白交代,他上次被搜查交到这里的,关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材料,还有几句要添加上去,才圆满,才好定性。说得情真意切,清队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把那份反革命证据翻了出来,递到他的手里,正去找钢笔给他写字,说时迟,那时快,肖公已把反革命证据送进了嘴里,这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傻了眼,连忙大声呼叫其他同志来帮忙,在搏斗中,肖公成功地把所谓反革命证据吞进了肚里。

“清队”的专业人员搜肠刮肚,要找他的现行反革命证据,有一天终于找到了。“清队”的专业人员来到他的宿舍门口,要他主动交代有什么反革命行为,他表示一贯靠拢人民,从不考虑反革命。“清队”的专业人员对他进行最后通牒:“如果我们查出来,怎么办?”“我哪晓得你们要怎么办?”他的回答 使“清队”的专业人员忍无可忍,立即冲进他的宿舍,从他的被子里取出一把刀子来,一把五寸长的刀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藏这刀子,是不是要杀干部!”面对大呼小叫的人群,他苦笑着若无其事地说:“难道人家不会装给我?”把“清队”的专业人员气坏了,但无可奈何。

“清队”中毛有一句名言:“一是要重证据,二是要注意政策”。肖公的现行反革命证据不在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不上,最后盖上“国营太和农场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给他搞定了身份:“历史反革命分子”。肖公无话可说,别的人也无话可说。在“清队”中,一些连自己都不清楚,被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人员,从什么破档案里翻出来一个名字,就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我大哥当过几天宪兵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从人民内部矛盾的摘帽右派,又回到敌我矛盾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行列,每天晚上要去点名,要做义务工,他想不通,准备自杀。我父亲开导无效,去我上门处把我赶回来,当时我已掌握宪兵只清到排长,清到兵这种状况要改变,叫他丢掉自杀的念头,在屈辱和忍耐中求得重生。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县革命委员会又下文,把他从敌我矛盾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中,重新拉回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摘帽右派或者地主子女的行列,熬到右派改正,如今拿着退休工资,时时叨念着感激邓小平感激胡耀邦,得以颐养天年。

肖公这样的人,戴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天经地义,甚至是共产党宽大为怀的象征,据说宾川县清队办公室的那位文痞,又把此事写进了简报,以彰显政策掌握得好。肖公被正式戴上帽子后,夜间他常常睡在户外的水泥地板上,水泥地板上晒着花生、包谷,要是换了别人,队干部还会出来干涉,而肖公从无拿公家东西的劣迹。肖公不穿衣服时,有的女孩子老是看肖公腰上的疤痕,肖公故意指着说:“咱们这些人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吓得这些女孩子伸舌头,咋嘴,发出“嘛呀!嘛呀!”的赞叹声。虽然是自嘲,也可以说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从毛到红卫兵都以戴红袖套为荣,不知道哪一位阶级斗争的创始人作出的发明,要让阶级敌人都以戴上白袖套为耻。特别强调上街时一定要戴,以利于当时时髦的群众专政。别的人都自觉的戴上了,他仍置若罔闻。管五类分子的管理员对他提出质问,他反倒疲疲沓沓,漫不经心地冒出来一句:“没有白布”。管理员火了,气愤地丢给他一句:“被子!”,走了。他一个箭步冲进宿舍,“哗啦”一声,撕破了自己的被子,取一小段,上书“历史反革命肖成良”,扎在手臂上,说扎是因为他不同于别人,别人是缝好的,比较规范,他是一点儿也不规范,结个疙瘩拴在手臂上。他照样上街,他照样的去文化馆看报,我们遇拢,照样打招呼。但他在戴白袖套的人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敢说,在我看到的白袖套群体中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滑稽。

农场的管理员,作为例行公事,定期让他汇报思想。不外乎那一套老调,思想改造的怎样了,有没有积极靠拢人民,他的回答也不外乎那一套老调,随时注意思想改造,积极靠拢人民。作为专政对象,有什么事情要报告,这一条他做得十分出色。一天,队干部集中在一起研究工作,他去请假,一进门,他提着裤子,喊了一声:“报,报告”,“有什么事?”不知道谁吼了一声,肖公本来就有点结巴,这下更结了,“肚,肚,……”还没有说明白拉肚子,稀哩哗啦,稀屎已拉得满裤裆,冲天臭味直逼各位领导,各位领导一只手扪着鼻子,一只手直摆动,“去!去!去!”让他赶快离开,他提着裤子从容离去。队长发火了:“报告个鸡巴,肖成良的情况,大家又不是不知道,今后不要让他来报告了”。气愤头上,队长走了极端。

戴白袖套这种行为,随着林彪的死,渐渐取消,但也没有具体文件和通知,属于自然消亡,只要管理员不吭声,就算认可了。别的人不戴了,但他还舍不得摘去。又过了一段,他的历史反革命也撤消了。但是,他的家庭却出现了危机。是的,我们只管讲他个人的逸事,还没来得及谈他的家庭呢。

他的父亲死了,他得以承袭土司职位。他的母亲还活着,属于资产阶级拿定息那一类,他发配到宾川以后,母亲给他寄来糖果,有一次通知他去农场场部领取包裹,七、八里的路程,在返回的路上,遇到小孩子就发糖果,回到家时,已没有多少了。他的哥哥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授。他的妹妹是教师,很有名的,是全国模范教师。他发配到宾川时,他的弟弟还在昆明师范学院读书,后来来农场看望过他,回去向母亲报告了他的情况,母亲很伤心。前面我们说到他的夫人张秀英在云南民族学院教英语,肖公下放之前,他们已有两个儿子。肖公的工资有一半扣发给张秀英抚养两个儿子,开头相安无事,一年,两年,十多年过去了,还不见夫君归来,别人的丈夫总要回来看看老婆孩子,惟有他,一去不回,张秀英绝望了。张秀英分别给农场领导和肖公本人写信,陈述离婚的理由。

离婚需要回到昆明,肖公拒绝回去,这件事被拖了下来。农场领导关注,妻子多次来信催促,肖公终于回信了。农场的难友十分关心肖公怎样答复,大家围着看。他是这样答复的:“秀英女士:”刚写到这里,难友们即提出疑问,这样称呼,不对头嘛,现在写信哪个不是称呼“同志”,要他识大体,随大流,你听他怎么回答,他不容置疑地说:“我是国民党员,我怎么跟他是同志?” 难友们听他这一说,茫然不知所措。肖公继续写道:“你不是要和我离婚吗?离,离,离你妈卖屄”。然后郑重署上自己的名字,写下某年某月某日。据说张秀英收到这封信后,根本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

肖公的形象实在令农场领导伤脑筋,劝说他不听,只有批评:“你这样做,羞着共产党”。“羞着共产党,你买给我嘛!”他不卑不亢地回答。农场领导无话可说。可能来自省里的领导,一定要他回去昆明一次,解决他的家庭问题。农场领导专题讨论他的问题,让他这样回去是不行的,决定给予补助。

肖公一下子就阔了起来,被子、垫单全部更新,从头换齐脚,一顶鸭舌帽,一套涤确卡中山装,一双回力牌胶鞋。肖公搭上了去省城的客车。

农场的同事都以为这一去,无论如何也得呆上一月半月,哪知道一个星期他就回来了。他说:“离婚要到五华区人民法院,进了法院,她直往前走,我转身就走,让她跟法院的人离去”。大家笑了。有人问:“这次回去,有没有同张老师睡觉?”“人家都说我是疯子”他回答说。没有多久,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形象。农场的小平房是土坯打的墙,臭虫多得很,要用滴滴涕杀灭,他不管这些,回来那天晚上,成群结队的臭虫来吮吸他的血,同住一室的叫他起来处理一下,他闭着眼睛抓起一把镰刀往墙上划去,镰刀上沾满了臭虫的鲜血。他继续呼呼大睡。睡到半夜,床垮了,同住一室的叫他起来处理一下,他“恩”了一声,继续呼呼大睡。没有多久,他又恢复了原来的形象。

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他的境况有所改善,再往后,他的两个儿子去了美国,再往后,改正了对他的错处,回原单位工作。1991年我住在云南民族学院的招待所里,顺便去看望了他们夫妇,了解到一些情况。肖成良的哥哥在美国做过华人协会的会长,对中美建交有一定贡献。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通过这个关系赴美的,在美国已经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每年清明上坟要回来,前段时间老肖生病又回来,他们工作忙,老是耽误他们不行,我们也准备过去。”张老师边说边把儿子在美国的影集给我看,通过看照片,才知道两个儿子分别娶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太太。遗憾的是,肖成良的哥哥已经去世了。我也向张老师介绍了老肖在农场时的情况,我们认为他是大智若愚,他是当代的“华子良”(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张老师说:“你别吹抬他了。” 张老师谈起他第一次回家,两个儿子不拢他,他打儿子。说起他的衣食住行都要张老师服侍,他颇不以为然,说:“没有你,我还是照样过。”他这样说,张老师激动起来,“你听,你听,……”于是,又转到别的话题。张老师谈起省委书记普朝柱与他们家有亲戚关系,叫他去找一下,他也不去。他插话了:“有什么意思。”说到台湾方面要选举他做一个什么委员,他也拒绝,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意思。”临别时,他特别向我询问了他们十三队朝夕相处多年的陈文寿等人的情况。

此文结束之际,我觉得我应修正“肖成良是当代华子良”,这一不伦不类的结论。特别是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使我痛彻地感觉到他属于尼采笔下的“超人”,他是超越平庸无能者的人。追溯他的心路历程,正是自杀未遂以后,获得了“是的,活着是有价值的!是的,我应该活下去 !”的启示,从而倍加热爱生命,倍加珍惜生命,拒绝做专制压迫下藐视个人地位和权利的牺牲品。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尼采说得好:“狮子所不能做的事,小孩又有何用处呢?为什么掠夺的狮子要变成小孩呢?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末代土司今何在?在庸众的眼里,他是疯子,而在圣哲眼里他是超人。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