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刮起,翻越能够阻挡西伯利亚寒流和印度洋季候风的横断山,刮到了中国西南边疆云南西部高原上,一个低海拔的热区小县城。数以万计的红卫兵南下、北上,实行全国性的大串连。我的一个学生,他向我描述了这段经历, 真实客观,不褒不贬,但他已经死了,这是他的绝笔。

“1966年11月3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九次检阅红卫兵。我校首批被选派的师生前往北京接受了检阅。受检阅的师生回校后,介绍了外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大串联情况,于是,大部分师生怀着‘关心国家大事’、‘保卫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到县委、县人委要求外出串联。县委领导迫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大串联形势,默许了师生外出串联的要求。11月19日,绝大多数师生分别乘坐多辆货车外出串联,历经两天,20日晚上10点多钟到了昆明,住在昆明工学院等无偿提供食宿的接待站。

“在昆明期间,外出串联的师生自由结合,形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串联队伍,一般在10人左右,做着到省外串联的准备工作。12月初,部分师生打道回县,煽风点火,就地闹革命。大部份师生心怀‘经风雨,见世面’的想法,选择井冈山、遵义、延安、韶山、北京等地作为目的地,出省串联。我们一行7人,找到了在昆明开会的县委领导,向他提出了批给串联经费的要求。经交涉,他答应给我们每人43元费用。我们又到昆明红卫兵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买了红卫兵袖标、红旗、串联地图等必须物品,并选择了经韶山到北京作为串联的目的地。

“1966年12月6日,我们背着行李,擎着红旗,臂戴红卫兵袖套,脚打蓝色绑腿带,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始了步行串联。刚上路,什么都觉得新鲜好奇,走起路来也轻松愉快,有时还超过了前面串联的队伍。特别是一路行来,看到只要有村庄,就有红卫兵‘招呼站’,供应茶水。大点的村庄就有‘接待站’,提供食宿,从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串联活动的关心和支持。行进中,不时还有汽车开到我们面前停下,面带微笑的驾驶员招呼我们坐他的车,但我们始终觉得坐车可耻,步行光荣,婉言谢绝了驾驶员同志的好心,坚持步行串联。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我们始终认为,要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走红军革命道路。步行串联就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坐车串联也不被禁止,而且不需要自已出车费就可以走南闯北,但当时‘步行串联光荣,坐车串联可耻’成了口头禅。第一天走到大板桥就住下了。在接待站写了条子,借了饭菜填饱了肚子,洗了脸脚,倒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就起床上路了。前进中始终感到腰酸腿痛,到下午时分,走不了多远,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会。越休息越不想走,越休息起步时越感疼痛。尽管如此,大家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坚持着一跛一拐地前进。晚上洗脚时,看到脚底板已起了几个血泡,脚背小腿肿得象馒头。第三天到了宿营地,坐下就用力都难以站起来,好在坐下时靠着房柱,只有咬紧牙关,抱着柱子,使尽全身力气才站了起来。以后几天,在行走中,脚再痛都不敢坐下来休息,坚持慢慢地走。每天仍然有几起过路的车辆停下叫我们坐车,再苦再累,我们仍坚持步行,从昆明到长沙没有坐过车。‘步行串联光荣,坐车串联可耻’,自始自终鞭策着我们。这种坚强的意志,执著的追求,体现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1967年1月中旬,我们经过艰难跋涉,由贵州的笛子之乡玉屏县进入了湖南的新晃县。湘贵两省的交界地,山水相连,村庄错落相依,人民群众友好往来,但给人印象不论是民风民俗,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就是带有神秘感,不愧为毛的故乡。进了湖南,连空气都感到清新了许多,人民的吃、穿、住都明显好于云贵两省。特别使人感动的是湖南人民对红卫兵的关心和崇敬。沿途经过的村庄公路的上空,至少都挂着一条鲜红的横幅,横幅上写着‘欢迎您,毛主席的客人’、‘欢迎您到毛主席的家乡做客’等金色大字。连过路遇到的小学生都会向我们行举手礼,并说‘红卫兵叔叔好!’、‘红卫兵叔叔辛苦了!’。茶水招呼站,生活接待站不但服务质量好,热情周到,而且伙食、住宿都比云贵两省强。让人由衷感到的确当了一次毛的客人,到毛的家乡做了一次客。

“进了新晃县城,觉得市容镇貌比下关还好。高楼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平整,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商店里物资丰富,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商店餐厅生意兴隆。人们穿着就象走亲戚一样,很少见到旧衣服,脚上穿的都是胶鞋或皮鞋,偶尔有穿布鞋的也是园口鞋。我们7人一起去逛街,一位同学穿了一双灯芯绒尖口鞋(也叫剪口鞋),行进中被一个少先队员发现了。只听那小朋友喊道:你们快来看,那个红卫兵叔叔穿的鞋子真好看!不大一会功夫围了一大群孩子跟着我们。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对尖口鞋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位同学也被逗乐了,本来就生得小巧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一个好奇的小朋友又叫道,你们快看,那个穿尖口鞋的红卫兵叔叔没有眼睛。又乐得围观的人群哄堂大笑。一双很平常的尖口鞋成了奇观。一位心地善良的妇女还关心地问道:‘能穿得稳吗?’这位同学提腿蹬脚,做了一个表明穿得很稳的动作,打消了妇女的担心。我们也乘机离开了人群,以后上街再也没有人穿尖口鞋了。

“韶山是毛出生的地方,‘文革’中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们一行7人,经历万水千山,饱尝千辛万苦,历时50余天,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韶山,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激动的心情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当时的韶山,除了毛的故居南岸能看到住房外,几乎都是一望无际的苍翠的竹林树木。近看青山绿水,远看韶山山峰如刀削一般,三座尖峰直刺云天,让人感到十分神奇。当时韶山每天要接待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三至五万人。接待用房是用树枝搭成的简易棚子,床铺也是用木棒树枝搭成的,几张连成一片,上面铺着草垫席子。夜晚,只要有能容身的地方就可以躺下去,由于人流超过接待能力太多了,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东走西游,一直没有找到栖身的地方。只有走一阵坐一阵打发时光,通宵达旦没有合眼。第二天早上,我们参观了毛的故居和他家的祖坟。这次到韶山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还领到了十几枚“韶山纪念章”,成了我们参观韶山的永久纪念。

“我们从韶山到长沙的第二天傍晚,几个人正在湘江大道闲游,突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的消息。当时的‘中央文革’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厉害得很,威风得很。顿时,整个长沙沸腾了,到处呈现出杀气腾腾的景象。几分钟前还是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立即警笛尖叫,军车轰鸣。每辆急驰的车子里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街道两旁,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站着持枪的战士,如临大敌,让人毛骨悚然。显然,是部队介入了镇压‘反革命组织’的行动。‘开始抓人了,80万人的群众组织,倒底要抓多少人?’我们身边传来了市民的议论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幢楼里,冲进去几位持枪的军人,门前停着一辆草绿色的解放牌汽车,车上站着持枪的军人,还架着一挺机枪。不一会儿功夫,从楼里抓出了几个人,被反扭着手、压着头送上了汽车,待抓满一车后,拉响喇叭,风驰电掣地开走了。车开走后,我才回过神来,仔细端详刚才抓人的楼房,原来三层楼的墙壁上挂着‘湘江风雷独立寒秋战斗兵团’的牌子,被抓的人肯定是该组织的头目或骨干。第二天中午,喇叭里还在高叫‘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连进出招待所都要受到盘问,到了街上还看得到抓人的情景。‘文革’初期,红卫兵揪斗走资派,那是家常便饭。今天打倒这个‘走资派’,明日让那个‘三反’分子不得翻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群众组织被‘中央文革’钦定为‘反革命组织’,由部队出面抓人,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不由让人对毛讲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有了切身体会。

“1967年2月3日,我们到了长沙。在途中已闻中央将停止全国范围的串联活动的消息,刚到接待站住下后就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停止串联的通告。大家心中很不是滋味:如现在就回去,上北京的愿望就要落空。无巧不成书,几位蒙古的串联学生跟我们住到一起,经交谈他们很想到昆明看看。经商量,我们各自办好了返程火车票(凭学生证无偿办理)并进行了交换。心里一块高悬的石头落了地,进北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1967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北上了。长沙火车站,人山人海,南来北往的列车川流不息。进站口大门一开,入站的人流争先恐后地拥向站台,挤向列车。检票、验票根本无法进行,列车里挤满了乘客,象竖甘蔗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地站着,挤得水泄不通。上不了车的一些人着急了,干脆就坐在铁轨上,要求增加车皮。过了约两个多小时,不知如何解决了问题,列车才缓缓启动,在当时,列车晚点已成了家常便饭。车厢里人太拥挤,想移动一下是不可能的。列车启动不久,就传来被尿屎憋得无法忍受的喊叫声,但谁有办法呢?只有就地解决,解在裤裆里了。这就是大串联时期挤车的奇观。直到列车过了武汉,车里的人才少了一些,在车厢里可以走动了。‘文革’期间,列车餐车既不卖菜饭,也不供开水。上车前带来的几个干馒头已啃完,背壶里的水已喝尽,口干舌燥,肚饿心空,实在难熬。后来还是在快到郑州的一个小站上,一块二角钱买了一只烧鸡,一角钱买了两壶开水,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真是舒服极了!

“列车刚进北京站,就见站台的墙壁上到处乱写乱画着‘把大军阀猪(朱)德追出中南海!’、‘朱德从中南海滚出去!’、‘徐向前、叶剑英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标语口号。才下列车还未出站,广播里又传来了:‘好消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双腿,罪有应得!’的喊叫声。北京的火药味真浓,刚到这里就让人感到祖国在腥风血雨中动荡。我边走边想:去年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这场风暴,转眼间使许多熠熠发光的革命徽号,都化为灰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记,很多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革命干部,都成了大军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了内奸、工贼。跟随毛干革命的到底还有几个好人?内心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产生了反感,心里布满了阴云,但谁又敢说出口呢?

“我所经历的‘文革’初期的大串联,历时三个月,途经十一个省。沿途既看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走资派’的场面,又听到了两派针锋相对的高音喇叭不分昼夜的狂呼乱叫‘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声嘶力竭地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或‘反革命’的声音,还饱览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使我终身难忘的还是外省人,特别是北京人对‘五朵金花故乡’的向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众多的中国人都知道有部电影叫《五朵金花》,通过电影《五朵金花》看到大理的神奇与美丽,再经过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交谈,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到大理奇异的风土人情和无处不飞花的壮丽河山,更是对大理产生了由衷的羡慕和向往。每到一地说起我们来自云南大理很引不起人们关注,只要说我们是从“五朵金花”的故乡来的,人们就会连声说:知道,知道,那地方太美了!山美人美,你们生长在那样的地方,真是太幸运了,今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走走看看。尤其是二月的北京,放眼望去,一片白雪的冰封世界,看不到绿色,更看不到鲜花,人们的身上穿了一层又一层,仍然感觉奇冷无比。未到过大理的北京人,怎能想象得出大理在这样的隆冬季节,仍然绿树成荫,鲜花遍地。可见外面的人,特别是北京人对‘五朵金花’故乡的神秘与向往丝毫不亚于我们对北京的好奇与新鲜。”

和全国一样,名称繁多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县城大街小巷贴满了“炮轰县委”、“炮轰四清工作团党委”、“火烧县人委”、“砸烂公检法”、“砸烂官办联委会”、“砸烂变相拘留所”、“打倒吴明顺!”、“打倒崔玉昌!”、“打倒李国祥!”、“打倒环学!张登亮……”等大字报和大幅标语。高音喇叭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省州党政领导。

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县委代理书记吴明顺、县长李国祥,第一个造反组织“遵义六.二八战斗团”,到牛井驻扎下来,写材料,印传单,分配人到各单位去宣传发动,在县文化馆篮球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吴明顺、李国祥按时到会。在阵阵打倒的口号声后,强迫吴、李表示了“这次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四清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四清”运动结束作出的决定“四大无效”(即:提拔的干部无效,工作调动无效,职务任免无效,受处分、处理无效)。并要求对受处分、处理的人平反,赔礼道歉。并勒令县委代理书记吴明顺作了公开检查,给一中“非法组织”平了反,其形成的材料被当众销毁。县委代理书记公开向被迫害师生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

当时有一句最流行的毛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还编成歌子唱,语录歌一下子盛行起来,我也学会了不少。我喜欢优美抒情、低沉婉转的歌曲,正好下关的红卫兵传来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还挺合我的口味,我想一场革命总会产生一些好的作品,这一首就很好听嘛!其实,这一首歌曲问世好几年了,一部什么大型舞蹈史诗中的一首,足见我的孤陋寡闻。“造反有理”那条语录,我费了好大劲也找不到出处,至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诸如此类的火药桶,我早在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领教过了。

文革结束后,一个叫李剑的弄了一篇名噪一时的小说《醉卧花丛》,……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过去,我一杯又一杯……”喝得醉醺醺的当年的女红卫兵叶丽,唱着颓废的歌曲,跌跌撞撞地在金色的田野上走着,恍恍惚惚地开始了回忆:十年前,她在串联途中掉队,不得不留宿于一个青年农民家里。半夜时分,在这个农民想要奸污她,她坚决予以拒绝。但后来,在“最高指示”的启示下,她“急贫下中农所急”,和他发生了两性关系。第二天,和他结了婚,成了实行“两个决裂”、“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不久,她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她的农民丈夫因为她“不贞”,加上只会生女孩子,经常随意打骂凌辱她。现在,她一无所有,也已无所求,醉卧在油菜花丛中,茫然而不知所归。……这是后话。这些语录在当时发挥的原子弹一样的作用,岂是后人和常人所能设想的。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只许革命群众造反,不准地富反坏右翻天”,“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大幅标语也贴得满街都是。我心里明白,显然是针对我们这些人的。看看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和各色各样的传单,欣赏各路诸侯的演出,给我的生活带来乐趣,乐就乐在我不在台上,我在台下看热闹,以往都是我等站在台上或者跪在台上。这样的快乐没多久,生产队便又派我去花桥水库挑土加坝埂。

花桥水库的水源来自白荡坪,白荡坪原是一个高原湖泊,什么人看到这白茫茫的一片,突生异想,要挖一条沟,把水引去灌溉,因为这个人说话有分量,于是就实施了。父亲戴着地主帽子去挖这条沟,劳动表现特别好,在娱乐晚会上,打得一手好快板,把他出口成章的天才,极尽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新政权歌功颂德之能事,感动了县里的领导,竟然一个通知,把他的地主帽子给摘了。为了我的学费问题,父亲从白荡坪到当时的古县城,与我二哥所在单位法院的领导交涉,往返120里,那年他56岁,其脚上功夫,非一般年轻人所能及。父亲他们挖沟的的初衷是,把白荡坪的水引到石马江水库。过了两年,借大跃进之风,索性在石马江水库上流,选址修建了花桥水库。

白荡坪海子周围的渔民,从此结束了世世代代留下来的,你撑船我撒网的渔家乐,开始农耕。1960年我教书的学校的师生,去白荡坪与那里的学校师生联欢,那时正是蚕豆花儿香麦苗儿肥的时候,海底的腐殖质土壤,肥得流油,压根儿用不着施肥,我羡慕极了。又过了若干年,人类改造自然带来的生态不平衡,让白荡坪的白族子民,更加怀念逝去了的渔樵耕读年代。

我回想起两年前来花桥水库挑土的情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我会特别的不怕死,危险的去处,我总是冲在最前面。也许是对生活彻底绝望了吧。有一次,我从水库东岸游到西岸,大约两公里,我从来没游过这么远,也使我更加相信人体自身的潜能。没过几天,一个水性极好的人淹死了,他是从北岸游到南岸,据说被海草缠住了,还有一种种说法是,腿肚包转筋。淹死的人的身份是右派,外地人,在我们公社一个叫小江股的村庄里上门,离开农场后回生产队劳动,这一次被安排来水利工地。据他们村里的人讲,他已经游过多次,这一次却再也没能起来。他是谁?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古远的海水啊,你已经浸透了父辈的血泪,为什么还要吞噬他的右派儿女,农场劳教的苦难都熬过来了,为什么就……。离他淹死的地方只有几百米的一个村庄,居然叫江股,魂兮,归来啊!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太多了,但,当时的我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生产队来的一伙人,对于抓鱼怀有浓厚的兴趣,甚至去偷人家虚笼里的鱼,看见虚笼的主人来了,游到岸上烤火,装作没事的样子,一群人谈笑自若。虚笼的主人来了,看见虚笼被撕坏了,鱼不见了,十分生气,质问我们这群人,队长吕士凡回答说:“你看,我们是来撒网的,我们怎么会动你的虚笼?”因为没有当场抓住,虚笼的主人也无可奈何。吕士凡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看守包谷的人,对过往行人要搜身,大家十分反感,又奈何他不得。一天,他怀揣一根短木棒,煞有介事的从包谷林里钻了出来,被看守包谷的人逮了个正着,看守包谷的人要对他实行搜身,他说:“无缘无故搜身是犯法的,我同意你搜身,但双方要约定,搜出包谷来你揍我,搜不出来我揍你。” 看守包谷的人同意了,结果可想而知,看守包谷的人挨了一顿好揍,为人们出了一口恶气。虚笼的主人听听,这是一伙咬他的头又硬,咬他的屁股又臭的家伙,干脆远远走开。

说起吕士凡,有些不凡。他原本是山里人,过寄给我们村里一个孤老婆子,孤老婆子是道地的贫农,吕士凡也是贫农,在那成分决定一切的年代,自然雄起。办伙食团时,人们饿得慌。一天,吕士凡的眉毛突然不见了,他到伙食团的台阶上吐口水,把炊事员吓坏了,眉毛不见了就意味着得了麻风病,这还了得,这是一种谈虎色变的传染病,多少麻风病人被活活烧死。吕士凡拿着洋瓷盆去打饭,炊事员连称也不称,满满的给他,希望他赶紧走开。吕士凡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人。生产队无法,给了他一头小毛驴,给了他几百斤粮食,把他送去麻风村。伙食团解散,他牵着小毛驴回来了,他的眉毛也长出来了。吕士凡没有饿死,他们全家也没有饿死。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为了生存,精心设计了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骗局。

在对李学孔的看法上,他和公众保持一致。他公开指责李学孔的德行,骂他“死了没人抬”,李学孔气急败坏,把吕士凡恶毒攻击共产党员,向大队支部书记作了报告,支部书记作了答复:“死了没人抬,我们党员来抬”。俗话说:“一物克一物,癞蛤蟆克怪物”,偌大一个村子,就吕士凡能降服李学孔,并处处跟他作对。一天晚上,生产队里一个五保户妇人病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李学孔找了我们几个地主子女抬去县医院,吕士凡与这个五保户妇人同住一个大院,也一起去。医生检查后,问她的家人是谁?吕士凡告诉医生,她的家人是李学孔,搞得李学孔十分尴尬,李学孔骂吕士凡缺德。李学孔越是指桑骂槐有些人划不清阶级界限,吕士凡越是往地主富农家庭里跑。他没有读过几天书,但是他凭直觉,那些在山里站山为王的土匪,没有被官军剿灭之前,发号施令, 天生合理,一旦被官军剿灭,连狗都不如。他认为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观点和斯大林“历史是为胜利者谱写的”差不了多少。小“四清”生产队长躺倒不干,群众选他当了队长。别的队长在家抓生产,哪能抽身上水利工地,他认为干生产谁不会,何必要你指手画脚,他领着我们上水利工地。

水利工地上称土的秤有两种,一种是磅秤,另外一种就是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中,廖三叔对调查《五公经》的公安局外勤人员说的,岂止才称五公斤,五十公斤都称得了那种木杆杆秤 ,但至多能称100公斤。吕士凡与我父亲特别友善,平时总是按尊卑长幼,称呼“老周大”,不会像有些人,为了划清界限而直呼其名。我父亲有一块特制的岩桑扁担,吕士凡去借,父亲慨然允诺。这块岩桑扁担能够负荷100公斤,在加上一块竹扁担,两块扁担捆绑在一起,吕士凡挑了一挑约150公斤左右的土去称,结果把三角架坠垮了,把木杆杆秤也砸坏了。乘无秤可称之机,我们挑土人,半挑也算一挑,钻了空子,比往常多挑了几百挑,占了点小便宜。至于吕士凡本人,挣了一个大力士的美名,回工棚名正言顺休息去了。我父亲特制的那块岩桑扁担,也被他压断了,这等事情落到我们地主子女头上,肯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非把你斗得死去活来。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吕士凡进行的是一种消极反抗。水利工地上的任务完成后,大伙又商议去鸡足山玩两天,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多月,多记两天工分,也在情理之中。那时的鸡足山,正在进行修复彩画,县委统战部部长王岱亲自督战,闲谈间他还与我讨论佛教的起源,一个地主子女,与部长谈得投机,引得队里人的嫉妒。就是这个王部长,1966年9月又被中共宾川县委,任命为“捣毁鸡足山指挥部”总指挥,作为一个工具,你可以想象他是一种什么心情。改革开放以后,我遇到他,他总算从正科级爬到了正处级,担任县人大主任。谈起旧事,他还用了一句比较文的话:“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几个长年撕混在水利工地上的地主子女,又来到花桥水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员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连地主孙女都来了,我还算年纪大的了。此时,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业内人士有一句话:“地富反坏右是死老虎”。与三年前相比,心态较之宽舒多了,我在责备自己,那时为什么那样轻视生命,生命是宝贵的啊。为什么那样短视,现在不是连刘少奇都揪出来了,成分难道还是千年乌云,永远改变不了吗?我在拷问自己。我要珍惜生命,我要活得愉快一点。我要用我年轻的生命,去与那些长我五十岁的人熬下去。

我的老同学李森也来了,我在第十章《山地回忆》中提到过他,他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三弦弹得特别好,他约我去他们工棚里唱歌,我们队里的小兄弟也跟我一起去。李森他们工棚里还来了几个大姑娘,颇有几分姿色。精神桎梏打开了一条缝,人的潜能得到释放,我放开了唱,特别是《刘三姐》插曲中,刘三姐被关在八角笼,小牛在江中和她对唱的《眼望青山难出笼》:

哎……
亏了亏也
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树头站
清早出窝夜不回
哎……
清早出窝夜不回也

男:哎……
亏了亏也
画眉飞去不飞回
你今歇在哪兜树
你今落在哪兜梅
哎……
你今落在哪兜梅咧

女:画眉困在八角笼哎
八角笼门锁重重
八角笼门呀重重锁咧
眼望青山难出笼哎

男:笼里画眉莫乱飞也
草动只有等风吹
三更半夜呀风才起也
风吹草动再飞回咧

我唱得那样动情,共鸣和和声掌握得那样好,我这辈子就那天晚上唱好了这首歌曲,在场的男女青年完全被我倾倒了。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已经完全融进了这首歌里。我要飞,在我要飞之前,我得去朝拜我心中的圣地--鸡足山。

此时的鸡足山已是断壁残垣,宾川县委员组织捣毁鸡足山,原计划,金顶上的楞严塔待捣毁的各代表队撤下再炸,炸药已驮上去了,后因一位记者积极反映,惊动了上层,侥幸被保留下来。鸡足山楞严塔,我在第三章《大炼钢铁大协作》提到过。位于鸡足山天柱峰顶金顶寺内,海拔3248米,金顶寺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明嘉靖时李元阳在此建普光殿。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修建光明宝塔,“塔中虚外直,正方形七级,每级丈余,高十余丈”。明崇祯时,移太和宫金殿于此。光明宝塔于清康熙时被拆毁。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云南土皇帝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光明宝塔原址建楞严塔,塔于1934年建成。楞严塔为密檐式十三级方塔,高42米。我去过几次,但只登至第二层,领略过东看日出,南观祥云,西望洱海,北眺玉龙(丽江玉龙雪山)的壮丽景色。这一次,我和小兄弟们,一气体爬到了顶上,并且唱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还捡了一块火炭,这是烧毁鸡足山文物古迹的余炭,即兴打油一首:“来时匆匆去匆匆,山在愁云渺茫中,寺破塔倒无人问,革命人民盼东风”,写在顶楼的墙壁上。

我的内心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躁动,遥望茫茫的云海和起伏的山峦,我有一种预感,我的生活,是不是要发生变化哩。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