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的妻子郭定芳（左）和生产队的同伴
我准备结婚了，经历一场大杀戮之后，我居然活了下来。武斗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央终于下决心解决云南问题，部队在一平浪剿灭所谓“滇西挺进纵队”，就是那些在下关疯狂杀人的人，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子弹不商量。当时两派都是这样说的，怎么后来又说是“子虚乌有”。在中央，康生、谢富治宣布赵健民是叛徒，定性为这场大杀戮的所谓幕后黑手，关进监狱了事。这以后，“八派”明显占了上风，宾川的“六．二三”开始内部清理，清理混进“六．二三”的坏人。出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局面。
1968年3月24日晚上，我和“六．二三”的头头王国祥，展开了一场谈话。我说：“不知道你还记得，一年前的今天公安局逮捕了你，你成为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而今你又把这条路线加之与我。”他不出声。因为几天前他到洲城分站召集造反派团队长开会，他说群众对我意见较大，要求我回总站，否则开除我，以纯洁“六．二三”的队伍。大罗城隶属于洲城分站，杨英去参加会议，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杨英的看法是，开除一说，似觉滑稽，乌合之众，谁开除得了谁。杨英归纳了所谓“群众意见”，对王国祥要求我立即回总站，不予理睬。我写了一封信送去，信极为简短，大意是这样：“你们决定开除我，我是一个劳动农民，难道还能把我开除到天上去。”这封信宣读以后，引起大哗，有的人对我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愤慨，有的提出，群众意见是否与事实有出入，不经过当事人核实，作出轻率处理，恐怕不恰当。于是才有了上述王国祥的约谈。
围绕“群众意见”对我的指责，我一一作了澄清。第一、打击陷害革命干部。当时毛有一个“解放干部”的最新指示，我到蹇街分站整理了这个大队支部书记唐志昌的材料，群众对他反映很好，要求把他作为解放对象。然而却捅了马蜂窝，蹇街分站有个小头目叫张赐德，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一个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组织，一个被认为是“地富反坏右”的组织，对于“六．二三”来说，张赐德无疑是一块金字招牌。那晓得这个张赐德与唐志昌是死对头，我还没有弄清楚是一回什么事情，张赐德就四处散布“地主子女周元川，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打击陷害革命干部，是阶级报复行为。”按照毛的逻辑，一些人的被解放，就意味着一些人的被压迫。唐志昌的被解放，就意味着张赐德的被压迫。所谓打击陷害革命干部，这个革命干部指的是张赐德。
第二、以总站名义向宾居供销社借了1500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供销社干部，月工资也就二十来块钱，贪污挪用百十元被判刑几年，屡见不鲜。这一条足够进劳改营了。实际上是，我以我个人名义向供销社职工何介借了15元钱，给我的随从开伙食费，从县城返回宾居供销社即归还何介。
第三、解组蹇街分站。源头还是张赐德，蹇街分站当时占据公社办公大院，说我下令晚上关紧大门，致使深夜出击的小分队饥寒交迫。这更属无稽之谈，那天晚上我既不住在公社大院，也没有下过这样一道命令。
第四、密谋筹划，杀人夺枪。当时洲城小分队有两条枪，大罗城没有枪，说我曾经密谋筹划，杀人夺枪。王国祥在总站宣布以后，到洲城小分队落实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闻所未闻。”到大罗城小分队落实有无此事，得到的回答是：“周元川从不参与我们武斗方面的事情。”
第五、北京信笺。王国祥在总站会议上，宣读我从北京写来的信，我说北京冷酷，流露我对北京不满。我在北京电车上被扒手偷了钱，写信向侯永年借钱，有一种悲观情绪。但犯忌的话总是比较谨慎的，那是一个因言获罪的时代啊。提供者是侯永年。宣读人夸大其辞。
第六、友人书简。我生活在武斗的血雨腥风中，令爱我的人忧心忡忡，给我写信，请总站的领导转交。揭发我的时候，把信撕开，信的内容找不到瑕疵，却在署名上找到了漏洞，署名是“云泥两隐”，宣读人文化素养低，弄不清什么含义，打肿脸充胖子，望文生义，解释为：两个泥巴人要去做隐士去了，上纲上线是对现实不满。关于“云泥两隐”这个称谓，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最后一页的一条注释，朋友之间有时不写名字，就这样称呼，“云”是尊称，指朋友；“泥”是贱称，指自己。
第七、叫白土坡生产队不要交公余粮。据说这一条是白土坡生产队队长杨兴邦，亲自到“六．二三”战报编辑部，向赵应宝老师反映的。由赵应宝老师提供，这一条总算准确无疑了。白土坡生产队为此蒙受不白之冤，这条罪状反映到萧英那里，萧英骂了一句：“放他妈狗屁，白土坡生产队的公余粮完成得最好。”再问赵应宝老师，赵应宝老师说：“我连杨兴邦是个什么人都不知道。”
经过梳理，所谓错误主要有以上七条，由侯永年整理成为《关于阶级报复份子周元川的调查材料》。我没有见过这份材料，王其新见过，侯永年要他签字，遭到他的拒绝，义正词严的指责他：“你搞的这些材料完全是假的，有意陷害他人。” 侯永年为什么对我这样刻骨仇恨，王其新的这些话我亦无从落实。只有王国祥的话：“因为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落实，开除一事就没有再提。”成为无柄之伞。从此我离开了“六．二三”这个造反派别的核心层。
我要结婚了。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我已经走投无路，惟一能够拉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只有通过解决婚姻问题，来阻断回家之路。被“六．二三”炒得沸沸扬扬的“开除”，确实让那些恨我的、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村民，狂欢了一阵子。按他们的说法，一旦我回到村庄里，要把我的脚掰断，然后塞进我的屁眼里。这肯定是当年希特勒杀害犹太人，还尚未想出来的酷刑。
但是他们完全失望了。杨英帮了我的大忙，给我在这个村庄找了一个贫农女子，这人还是党员。那年我25岁，她20岁。那时的农村里，大姑娘一般都是十七、八岁就结婚了，男子也是二十一、二岁就结婚了，按现在的时髦话说，我和她基本上属于农村里的大龄青年，哪晓得到了我们的儿子这一代，三十老几才成家，是世风日下，还是社会进步，就不得而知了。她的父母年事已高，一个独姑娘，唯一的选择是招个女婿，因为家境极为贫穷，来相亲者看到家徒四壁，知难而退，她的婚事就被拖了下来。双方的背景都很清楚，谁也没挑剔谁。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主要是杨英操作，但依从农村里的习惯，还是让杨英的亲妈，即我住在他们家的主人作媒人。
我坦然地回到家里，从去年10月去北京，离家出走已半年。我回来向父母通报我准备结婚的情况，母亲告诉我，我的婚姻已经谈妥了，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我知道，高挑的个子，清秀的面庞，比我小好几岁呢，她家是富农，如果不是遇到这样走投无路的险恶处境，我无疑是乐意娶她的，现在不行了，我向母亲沉重地陈诉了我的情况，事已至此，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父亲是个急性子，第二天与我一同前往大罗城这个女子家里。我想，前几年为了太和村那门婚事，父子龃龌。我的经验，父亲对女子的外貌比较看中，特别对身材高低几乎成为首选条件，他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说，因为我的母亲个子矮，害得我们弟兄三人个子也矮，他试图改变我家第三代的身材状况。我的两个嫂嫂，他们的个子比我的两个哥哥高，大嫂是父亲家业中兴时为大哥找的，是娶到村里数一数二的大美人。父亲看到我找的这个女子，虽中等资质，但个子比我高，体格健壮，得到他的认可。父亲试图改变我家第三代的身材状况，其实并没有完全成功，我的大哥和二哥的子女，有的高有的矮，我的三个儿子没有突破1．6米的高度。我的大嫂人是长得漂亮了，但她的家族智商偏低，子女的发展后劲就不如我和二哥。二嫂和我的妻子，她两有奇特的身世，因此造就了子女异常聪明，这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但，遗传学开了我父亲一个玩笑，没有完全按他的想法去办。到了我这一代，我就不会去刻意追求，而是顺其自然。
父亲认可以后，就是打证明领结婚证，在当时的中国，办什么事情都会遇到无穷的麻烦，惟有这一条，天经地义，能遇到什么麻烦？然而她却遇到了麻烦，生产队长不开证明，不开的理由是，党员结婚要经过组织批准，跟地主子女结婚，更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就是这个党员不要也算了，结婚是结定了。当时，党组织已经瘫痪了，生产队长要求请示大队。我怕夜长梦多，把村里的造反派头头黄义找了上来，黄义背着大刀来了，生产队长腿都软了。黄义说：“没有哪条政策规定，地主子女不能和党员结婚。毛主席、周总理家也是大地主嘛！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嘛！”宾川人说的“打横爬”，对付这个生产队长，黄义可算是派上了用场。生产队长哭丧着脸说，他作不了主。黄义叫我写给他几个字，盖上造反派的公章，他才开了结婚证明。当时是造反派控制局面，大队上的证明也就顺利的开了下来。到公社领取结婚证明那天是街天，当我们把结婚证明领到手以后，一个行色匆匆的女人，跑来对文书耳语了几句，文书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公社里的炊事员，大队干部不敢公开抵制我们的婚姻，把消息传递上来，希望公社把住这一关，来晚了一步，成了马后炮，对我们来说是有惊无险。
我结婚了。大哥给我准备了五十块钱，就用这五十块钱办了七、八桌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说简朴，并不算最简朴，后来我在一家医院工作，与我们的院长谈起这事，他笑了：“你还用了五十块钱，我结婚时只用了五块钱。”说得我瞠目结舌。他说的是1958年。为我送行的就我们村里几个，平常处得较好的地主子女。前来出席婚礼的人士也大多在本书中出现过，杨克军、杨根长、张聪、苏武、张第、陈文寿、曹子安、王其新等，等等。
我就这样悄声悄息的离开了我的村庄，告别了我的父母，重新走进一个陌生的家庭，从此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开结婚证明时没遇到麻烦，转粮食、户口关系时，却遇到麻烦，生产队长和会计对我的身份，作了如下证明：“在中学时划过右派”。要让我到了贫农家庭，仍旧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是的，1958年在中学里，满城风雨，把我作为“小右派”批，但最终没有形成文件。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我去找中学时的校长，当时他还在牛棚。经历了人生的挫折以后，也许是良心发现，把一个年仅16岁的学生作为“小右派”批，祸延十年，还要延长到何年？他掏出笔来，写了对我的身份的证明：“周元川同学，1958年毕业于我校第16班，他没有划过右派，因为中央没有布置在中学生中划右派。”他不无感叹地对我说：“群众运动，学生乱贴大字报，岂是我们这些人阻挡得了的。”换言之，要是他没有被打倒，他是不是会写上一些附加成分，使人真假难辨，再祸延我十年，我就不得而知了。拿着校长开的字条去学校换成盖了公章的证明，好在那位管公章的老师，也没有因为校长是走资派而为难我。我拿着证明去找生产队长，质问他为什么凭空陷害他人，他说：“别人这样说，我们就信了。没有划过右派，叫会计重新开一张。”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叫他拿出划右派的证据来，天哪，他们的嘴巴就是证据。
这位队长干了愧对我的事情，总还是有愧的，过了两年，在为我父亲举办丧事时，他表现积极。那个会计却不然，是一个内心里黑了的人，农村里包产到户以后，不要他这个会计了，想学个医生，我当时主持一个乡村医生培训班，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我，我也不计前嫌收留他。核心是我离开了这个村庄，否则他们的穷凶极恶，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都不会有所减弱。
和故乡溪河村有相似之处，大罗城也是一个河边村庄，同是门前那条弯弯的河流，但变了位置，由河西到了河东。扳起指头算，从1967年6月到1968年4月，其间10个月，终于结束了政治流浪汉的生活，重新恢复了农村地主子女的合法席位。我到贫农家庭上门，但我仍旧是地主子女。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我的一生是无望了，但我的孩子可以走出千年乌云。
我们住的三间房是分得隔壁地主的，卧室、堂屋、厨房，总共不到三十平方米吧。她的父亲在深山里守林，不住在家里。母亲原先和她同居一室，我们结婚以后，母亲搬到厨房里去住。住房条件比我溪河村老家还差，比隔壁的地主更差，人家被扫地出门，都重新盖了房子，一家人过着井井有条的生活。而我上门的这个贫农家庭，从分得地主房屋之日起，已经度过十三个年头，还是一贫如洗，连吃饭的桌子也没有一张。我父亲看不过意，掏了九块钱让我去买了一张。仅凭这一点，读者也能感受到，我为了冲破千年乌云，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将不惜付出多么惨重的牺牲。茅屋年久失修，每到雨季，外边大下，里边小下。我们结婚以后，正是麦收季节，翻盖屋顶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说来笑话，房子是分得地主的，翻盖屋顶又由一个来自异乡的地主子女来完成。
到了6月份，两派又打起来了。“六．二三”这边，一个叫李发科的中年人被对立面开枪打死了，丢下孤儿寡母一大群。这时的我，已是局外人，另有一番心情。
10月，这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被称作新生的红色革命政权。为了区别新与旧，县革命委员会把办公机关，搬出“旧机关”。机关干部中，一些拼命和这个革命政权亲和的人，赶紧写贺词，满以为能够从中捞到什么油水，但他们完全失望了。这个革命政权，不买他们的账。当革委会刚成立后的第三天，就把代表炮派选进革委会的副主任捆绑游街，向全县发出了“划线站队”一边倒的信号。接着，召开了“砸烂公、检、法、”大会，勒令县委领导，公、检、法领导参加，接受批斗。县革委会率先示范，办了“学习班”。这是为批斗“走资派”，批斗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办的。这样的“学习班”遍布全县，但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绝对不是这几个人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他有根有据，是根据集“四个伟大”于一身的神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解决”。根据省革委指示，县革委发出通知说，“六．二三”的“三砸”、“两轰”、“一粉碎”是正确执行了毛的革命路线，“六．二三”是革命派。“大联合”、“五．三一”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两派的人“站错了队”，站在“黑线”上了。站错了队没什么了不起的，站过来就行了。接着就在全县各单位、社、队举办学习班，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运动。 “站错队”的一大批干部群众被扣上“炮头”、“滇挺分子”、“反军乱军”分子，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批判得更凶，斗争得更狠，刑法花样更多，手段更残忍，批判斗争的范围，从“走资派”到炮派的大小头目。以“三砸、两轰”为标准，以“划线站队”一边倒，把县委、人委机关划为“旧机关”、“旧政府”，所有干部职工划为“旧人员”。把公、检、法划为“旧公、检、法”。学习班有个规矩，想批斗谁就批斗谁。它奉行它的老祖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执行群众专政。办公室主任李某因刻写传单出现笔误，以“现行反革命”捆绑押送到人保组，被拘押一年多。挂黑牌，捆绑鸣锣游街示众，已是便饭家常。一天我去县城赶街，批斗场面极为壮观，使我大开眼界。满眼“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国民党特务”、“×××的死党”、“镇压群众的刽子手”、“反军乱军分子”、“滇挺分子”、“打砸抢分子”的牌子，挂在被捆绑人的胸前，还有的挂老式步枪，有的挂老式机枪，有的背高音喇叭，有的背“黑材料”， 游街示众，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活报剧。长期以来受过被捆绑人的气的人，像决堤的水冲上去拳打脚踢，要在这以前，我敢断言，他们不敢正面看一眼今天终于落水了的人儿。这天之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人身的自由权被剥夺了。每次大型的批斗会，他们都被押入接受批斗。接受批斗时，都要受扭手、揪头发、罚跪、大弯腰、站板凳被捆绑等，有时还被黑打。他们经受了本单位、外单位的大会批、小会斗后，有时还被传到私人宿舍内受刑讯逼供。除了接受地区性、系统性的大会批斗外，还要在本单位接受小型的审讯。捆绑吊打、揪头发、扭手、“喷器式”、大弯腰、罚跪等刑法，屡见不鲜。除了接受批斗，就是隔离写检查，不准与外人接触，曾一度连家属也不准见面。恐怖持续两个多月。
宾居公社革委会成立那天，听我们村里去参加会议的人回来说，把炮派头头数十人挂上黑牌、带上高帽捆到双墩村“六．二三”派建的烈士墓磕响头，祭奠“六．二三”死去的萧振家、张贞、李发科。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两年，炮派又翻了过来，萧振家、张贞、李发科这三个冤死鬼的坟墓，被炸得灰飞烟灭，连个被处决的犯人的待遇都享受不了。倒不如像炮派杨学杰他们那七位，在遥远的山谷，静静地沐浴在凄风苦雨中，还可以获得些许的安息。
你以为我们这个村庄，清一色的“六．二三”就没事了吗？错了。一个运动初期倾向炮派观点的孤儿，他没有去，他也不敢去参加活动，这一次还是被揪出来了，没有具体材料，又是贫农，捆一绳子了事。地主子女可就没有这个运气了。段家义，我的同乡，长我六、七岁，七、八年前就来一个贫农家庭上门，我算步他的后尘。他和他的家人都是站在“六．二三”这一边，他不卑不亢，生产队的干部恨他，把他揪出来批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张家顶嘴，跟李家吵架，生产队长的批判，特别滑稽：“那天我拉了一车豆子，爬坡时上不去，段家义这个阶级敌人来帮忙，他使坏，弄坏了我的腰，天阴下雨常犯毛病。” 队长义愤填膺。材料找不出不要紧，绳子捆得扎实就行。那时节就时兴，阶级斗争火药味要浓。
这个村庄分为三个生产队，我和段家义在上队。上队有五、六十家人，但地主、富农只有四、五家，论房屋布局比溪河村好多了。按溪河村那种划法，地主、富农少了三十家拿不下来。因为土改时，是本村一个大家族的知识分子掌握政策，他家划为中农，他的叔叔家划为地主，有了参照系数就好办了，因此阻断了流氓无产者的发财梦。成分定终身。这位大家族的知识分子去上大学，在外地工作，因为成分好，顺利地渡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他的弟弟在家当农民，入了党，凭着祖上的文化传承，凭着祖上的清白传家，谨小慎微，亦步亦趋，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不倒翁。但是，“四清”清理反革命两面政权，还是把他家作为“漏划地主”揪了出来，撤消了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四清”运动成果一风吹，这位大队党支部书记，又作了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不久还改变了在职不在编的身份，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正二八经拿上了国家工资。不管两派怎样翻烧饼，凭着他丰富的农村基层工作经历，不偏不倚，两边都不得罪；一年到头，一身布疙瘩粗布衣服，换来艰苦朴素的美名。稳稳当当在主任、书记一类的职务上浮游，仍旧是不倒翁。若干年后，他们逃到台湾的哥哥也从美国回来省亲，一个大家族皆大欢喜。你想想这样的背景，要不是他哥哥的智慧，要不是他哥哥把握住了这个机遇，他们这个家庭，他们这个村庄，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我由衷赞美这个人，他拯救了他的家庭，他拯救了这个村庄。成分啊，成分。
搞阶级斗争，把死老虎搁在一边还不行。男的老地主死了，他们的遗孀还在，一个是那人的婶婶，一个是国民党兵役局长的太太，老态龙钟，还是一绳子，才算完成任务。
整完地主富农，就整贫下中农。一件“四清”时的血案被重新提起。老罗是个上门人，年近五十，膝下四个子女，大的十八、九岁，小的两岁。“四清”期间，他的妻子生产时大出血，医治无效死亡，丢下刚生下的孩子。老罗又当爹又当妈，日子够艰难了，接着老罗的岳母死了，更是雪上加霜。“四清”运动本来就是个无事生非的运动，老罗的岳母死了，说是头天都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就死了。生产队几个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认为是老罗毒死的，把他斗得七生九死。老罗不认，也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吃贯运动饭的人，又把老罗抬了出来。用细麻绳捆绑起，吊在过梁上，直到休克，放下地时，人已晕死过去，只剩下一口气，躺在地上。老罗的大儿子乞求生产队干部，给他家一条生路，令人落泪。搞到头来，还是不了了之。老罗的大儿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当，奋发图强，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成为这个村庄的首富，早进城发展去了。每当他开着轿车回来时，那几个整过他父亲的人顿时不见了踪影。
这一类的斗争会，我扮演什么角色，我被安排作记录。也许我记得太细了，一粥一饭一件衣衫，甚至连“哎哟”一声惨叫，也被记录在案。这不是给他们留下逼供信的罪证吗？这还了得。我的记录员身份理所当然被取消。
1969年6月13日，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全家沉醉在欢乐中，被社会抛弃了的我，顿觉生命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岳母招呼妻子，我睡在土楼上。“杀人了！杀人了！小旺杀人了！”门外传来呼叫声，当村民涌到生产队的晒场时，杀人者小旺已跳到井里，当他被捉上来时，棒如雨下，打得皮开肉绽，两个小时以后杀人者小旺被打死。
被杀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乡村基层政权的不倒翁，他的名字叫于家福，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小旺是他的侄儿，小旺用斧头劈他的叔叔，劈了十多下，余家福倒在血泊中，迅速被送到县医院、地区医院抢救。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叔侄俩，常来常往，生产上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小旺都要来问他的叔叔。小旺被打死了，打死他的人都是他的至亲长辈，别的人不过旁观而已，没有人存心要打死他，气愤之余，出手太重罢了。人死了还得找个说法，小旺是贫农，但他父亲是土匪，杀人越货，中共建政以后被处决。阶级报复的帽子轻而易举地被罩了上去，于家福是新生红色革命政权的领导干部，阶级敌人丧心病狂杀害革命领导干部，正合阶级斗争常抓不懈的胃口。于家福经过医治摆脱了死神的纠缠，他被评为学习毛著的积极份子，因为阶级敌人对他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伤愈归来就被提拔去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据我的观察，小旺不是阶级斗争杀人，小旺是属于精神病杀人，他平时性格孤僻，不与人往来，那时搞“天天读”，搞“三忠于”、“四无限”，他的节奏跟不上人家，常常被训斥被罚站。后来他结了婚，妻子又离他而去，内心里有什么压抑，别人无从知道。农村里对精神病概念的认识非常有限，只有疯子才能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像这种间歇性的精神病人，人们是不会去考虑的。我的这种想法，不能说出来，它与阶级斗争形势背道而驰。如果我的说法成立，打死他的至亲长辈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事情不就搞麻烦了。
第二天，于家福的母亲被惊吓致死。过了几天，他们本家大院里的一个老妇人也死了。在我的小孩出生的三十天里，除了这三个人，还死了两个，母子两人，母亲六十多岁，儿子三十多岁，母亲是暴病死亡，儿子是久病不治。农村缺医少药，我学的半拉子医术用上了。特别是对病情的诊断，我用的是中医辩证论治这一锐利武器，辩就是分析和鉴别，证就是症状和现象，论就是讨论和考虑，治就是用什么方剂和药物。我虽然没有多少临床经验，但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四诊八纲，病机十九条，本草明言十八反，十九畏，表里虚实，温热寒凉，升降浮沉，整体观念，我在水利工地上，在看守山地的日子里，是下了工夫的。工夫下得更深的是针灸，我充分衡量了我的处境，这辈子要挤进国家医疗卫生队伍，是不可能了，即便谋取一个乡村医生的名分，也是空想，搞医药，摊子大，投资多，运动一来，没收，斗争，损失太大。搞针灸，一枚钢针，走遍天下，要的是炉火纯青的技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买了一本《针灸歌赋》来背。我们在讨论学习方法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理念：“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这话一点不假，当我把《十二脏腑经络歌》背完后，我给一个妇女看病，摸摸她的脉，看看她的舌苔，问一些似乎与病情无关的生活起居，然后描述她的病情。结果，这个妇女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搞过中医的人，体会不了个中奥妙，搞过中医的人甘苦自知。
队里的人找我看病，村里的人找我看病，生产队会计的妻子磺胺过敏，我给她注射盐酸苯海拉明，然后建议驾上马车飞驰到医院。这家人回来说，县医院的医生认为是我挽救了他妻子的生命。一个老表病了，说是患胃病，去百里之外的永胜县找一个著名的民间草医求医，这个民间草医医治方法独特，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虚实寒热，统统用峻泻法。我看看这个老表的脉象，已是雀啄脉，我告诉表姐：“准备后事吧！” 表姐将信将疑，第三天老表死了。我因此名声大振。
我的小孩出世的这个月，是我最快乐的日子，而我们生产队几十年来，却是最阴沉的日子，据老一点的人讲，一个月中连续死亡五人还没遇上过。我是个幻想型的人，莫不是上天念我苦难，用这五条生命换取我这伟大的儿子，我又阿Q了一回，日子难熬啊，不阿Q，不精神胜利法，漫漫长夜何时才能完。当然，事物的发展打了我的嘴巴，这个伟大的儿子平庸极了。
面队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思维异常活跃，我产生了奇异的联想。为什么凶杀和暴死会发生在这个大宅院里？是不是老早就储存了灾祸的信息密码，我找来了圆规、三角板，企图用数学的方法来回答我的疑问。我联想到德国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把德国拿来研究，是研究战争灾祸最理想的标本。我想找几本这方面的书籍，那时书都烧光了，到哪里去找书，后来在书店里买了一本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小册子。我的研究比较粗糙，抓住一点表象，就宣布“祸点中心学说”的成立，德国是世界的祸点中心，对它实行军事管制是对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引入我现在创立的“祸点中心学说”，没有看好它，结果又让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沉醉在理论学说建立的胜利中。小旺、于家福的旧宅是我们生产队的祸点中心，撤除以后只能建盖学校、医院一类的公共福利单位，绝对不能作私人住宅，因为你压不住。
荒唐是有几分荒唐，但转念一想。世界上有许多理论学说，不就是那些吃撑了的人，不遵循科学方法创造出来的。我违犯了科学方法一项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不抱成见，虚怀若谷，愿意在新的证据面前修改原先的理论。因为，理想和计划，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纸面上的东西，比较上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我的这套狗屁理论成为一项具体措施，特别是那种用国家权力来强迫推行的措施，无疑会像消灭私有制那样，造成严重的后果，后患无穷。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