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作者和他的三个儿子
“分分分，社员的命根。”分就是工分，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特殊分配制度。我一家五口，四个劳动力，一年苦到头，不但一分钱分不着，还欠下生产队一屁股两肋巴的账。我的妻子是作业组长，是劳动能手，干起活来一人顶三人，因为同我这个地主子女结婚，把她的党员下了，把她的作业组长下了，她再没有了干“无用功”的积极性。好在她的贫农头衔还在，奈何不了她，我却不同，得天天到田里撑着，天天去“磨洋工”。我前面说的我的同乡，同在一个队上门的段家义，因为身体有病没出工，被民兵一绳子捆到田头。
那年头，谁有积极性，除了队长、会计、保管员能够捞到一点油水，比其他社员过得好一点，大伙儿都怀着一种“抬死马脚”的怨气。当时的认识水平有限，无非是认为给队长、会计、保管员抬死马脚，给那些干着悠差的社员抬死马脚。还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包产到户，大伙儿认识水平提高了，才彻底弄清楚了“死马脚”不是这几个人，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特殊分配制度，弄清楚了这条，当过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的每一个人，是再也不愿意走回头路，再也不愿意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当然，也有不抬或少抬死马脚的聪明人，那就看你的造化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如此严密的体制下能够独辟蹊径的人，忘记了记述这样的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
在第六章《诗人陈文寿》中有过这样一段话：“陈文寿的几个大学里的同学，也要回校了。他们从宾居农场来到县政府所在地，准备启程。经过陈文寿介绍，一位是赵立权，一位是韩寿康，另一位是钟道容，都是四川人。当年，云南生员不足，四川学子，怀着对云南美丽风光的向往，考进了昆明师范学院，孰知是祸是福，年纪青青，成了敌人，成了专政对象。钟道容相对有名一点，因为陈文寿保存的《昆明师范学院院报》上有揭发他的材料，他是学中文的，我和他交谈得多一些。在这三位准备回校的学生中，惟一走掉的仅仅有他一个，另外两位为什么没有走成，至今我也没有去深究。韩寿康是名士派，未进行过深谈。只有赵立权，和我开始了旷日持久，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留到后面专章叙述。”
这个人就是赵立权，这一次会晤后，陈文寿告诉我，赵立权认为我是一个危险人物，要他与我断绝关系。我仔细回顾在他面前我究竟说错了什么，原来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冒冒失失地回答了一句：“参加社会变革”。又过了几年，我和萧英去蹇街那个造反派的小头目家里时，和他不期而遇。但一想到陈文寿告诉我的话，我装作和他不认识，他主动过来和我攀谈，我毫不隐晦地谈了这件事，他说陈文寿错误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要陈文寿告诫我，在公众场合要尽量避免使用容易被人家抓住把柄的语言。那个造反派的小头目叫杨开李，是赵立权妻子的表兄。我在大罗城上门的十年蹉跎中，与之来往最密切的莫过于这两位仁兄了。
赵立权常常向我描述他美丽的家乡，以解他的思乡之情。他的家乡因綦江而得名，綦江是川东南一条有名的河流，在长江之南，是长江的支流。綦江原名南江，因在渝州（今重庆市）之南而得名。綦字的意思是一种颜色，因南江之水呈苍艾色（即綦色），故改称为綦江。綦江不仅水清色美，而且两岸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在那风和日丽之时，眺望綦江，江水如练，游鱼成群，集队游弋，在阳光下闪动着白色的鱼鳞……所以綦江颇有名气，在《中国名胜志》上也有记述。东溪镇更是始建于唐朝的古镇，明朝成化年间的川黔清石板古道穿场而过，千余棵黄桷树和明清以来建成的穿斗式吊脚楼民居“小桥、流水、人家”的清幽意境，至今仍然是美术学院师生的写生境地。他小时侯就在东溪镇綦江边生活：在江边钓鱼、在江里游泳，还在江边的沙地上或鹅卵石堆里和其它的孩子们玩着童年时的各种游戏。上学读书之后，他又常去江边的大石头上复习功课或引吭高歌。
中共建政后，他念初中三年级上学期。当时，恰遇父亲去世，家中无力供他念书了，虽然只差半年即可毕业，也只好辍学在家。念初中时，语文成绩很好，数理化成绩也不错，只有公民和历史之类较差，常常有补考的危险。总之，学习成绩只能算作中等。
1950年，政府部门亟需有文化的人参加工作，许多比赵立权年龄大的学生都去工作了，他也去各单位找工作，但人家一看他完全还是个孩子，就不收他。后来，东溪镇治安十六段把他找去当了户籍委员。因为他有文化，工作又积极，公安局的干部们鼓励他好好工作，争取“脱产”当干部。他在治安段干了半年，遇上綦江县举办短期师资训练班，招收50名学员，学习半年后分到各小学当教师。师训班办在綦江师范学校内。他去报名应考，参加考试的一共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几位还是他小学时的老师，可见竞争是十分激烈的。考试结果，他名列第一，被录取了。1951年秋，开学之后，綦江师范学校校长看见他那么小的个子，那么小的年龄，半年后怎么能去教书？但老校长又喜欢他，因为他的成绩很好，所以就动员他干脆去读中师，但赵立权却表示家庭实在困难，急需参加工作，挣钱去孝敬母亲。校长十分感动，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终于说服了他。他成了綦江师范学校中师部中五班学生，那时他刚满十五岁。师范班开学后，开展“巩固专业思想”的教育，赵立权才知道：原来，师范学校就是培养教师的地方，“师训班”办在师范学校里，不是因为綦师校办得好、名气大，而是“专业对口”。
1951年，政治上的各种运动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土革、反特、三反、五反等，学校都组织学生学习、配合中心工作。赵立权这一年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他曾与县团委的一位女同志一起去组织綦江县糖油酒业公会（私营商人的行业组织）的“五反”运动，以至她后来介绍赵立权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綦师校读书三年，担任过班主席、学校团支部宣教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学生会副主席兼秘书、主办过《綦师半月刊》油印报，他还是《新华日报》和《四川日报》的通讯员。在学习方面赵立权从来都是第一名，从未成为第二名。每学期各科平均成绩（包括音乐、体育、美术等）都在90分以上，有时甚至超过95分。老校长十分欣赏他，认为在他的教书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如此“品学兼优”的学生。而各门学科成绩全都优秀，尤其让他称赞不己。
赵立权在綦江师范毕业后，没有被分配到小学任教，就保送直接报考大学。校长问他，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他说他想考文科。这是因为他当时特别爱好文学，但老校长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理科人才，你还是考理科好。他听从了校长的建议，报考了理科。当时西南地区中师毕业考大学的学生只能报考西南地区的师范院校。赵立权很年轻，热情很高，希望走得越远越好，而离家最远的西南地区的师范院校当数昆明师范学院。有地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昆明气候很好，四季如春，当时重庆正举办西南美术作品展览，其中昆明师范学院廖新学教授的作品把云南的山水风情描绘得令人向往，于是他决定把第一志愿填写为昆明师范学院物理系。他被录取了，在这之前，他所在的太平桥，还从来没有人上大学读书的。所以亲戚朋友、街坊邻居、老师同学都向他祝贺。母亲自然也很高兴，然而她也有她的顾虑。回家辞别母亲时，母亲问他：“哪个云南罗？是不是人家说充军到云南贵州的云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真是被母亲说准了，赵立权在云南经历了十多年近似于流放充军的生活。
赵立权于1954年8月20日从重庆出发，同行的同学很多，一共乘坐了三辆由政府提供的大卡车，组成“新生赴校队”开往云南。他担任了这个队的团支部书记。经过五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安全到达昆明，顺利地办好了一切入学手续。那时他才刚满十八岁。
赵立权在大学读书和中师时一样，他的各科成绩都是第一，从来没有成为过第二名。他品学兼优，被学院授予“优等生”称号。他优异的成绩尤其得到他们的系主任、全国著名物理学家顾正容教授的青睐，同学们说他是顾教授的得意门生。在昆明师范学院读书期间，赵立权担任过团支部宣教委员、支部书记、学生会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云南日报》通讯员等职务，可算是学院里的风云人物。
1957年，正当他读完大学三年级时，学院和全国一样开展了“反右派”运动。这时他正担任团支部书记，他提出了一个观点：现在是我们学习的关键时期，也是今后我们事业取得成就的重要时期，我们班里没有右派，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努力学习，为今后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打好基础。以至于在运动开始时，他们班里没有划右派。他虽然没有整人害人的品质，但班里却出现了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感到他们的品德和学习成绩都远不如赵立权，要想毕业后进研究所或留校，非要搞掉他不可。所以、他们用阴谋伤害赵立权：他们在班里同学中划出了两个右派，而后又说赵立权包庇右派。可悲的是在反右扩大化的影响下，他的恩师顾正容教授也被打成了右派，于是他被说成是不跟共产党走而跟右派教授走的人。他们卑鄙地搜去了赵立权的日记，把本来是一个革命青年火热般激情的内心自白，断章取义，歪曲臆造，最终把他划成了右派。赵立权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时，当其它同学要下去“大炼钢铁”的同时，而他和其他被划成右派的同学则被赶出校门，送到农场“劳动察看”去了。他被送到宾川县的宾居机耕农场（现在的华侨农场），从此过上了半流放的生活。那是一九五八年春天的事。
1962年底，二十六岁的赵立权与宾川县蹇街公社三条沟村的姑娘黄德芬结了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局势十分混乱。1967年以家庭困难为由而申请离开农场，住到了黄氏家中。我和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二次相遇了。
从农场迁到农村，他利用劳动的空闲时间，学会了家电修理，并经营农机及家电之类的维修业务，当时生产队准许包副业，每个月给生产队交三十块钱，生产队给他记工分。那时节，生产队的工分值太低，生产队觉得划得来，加上他的老表杨开李的哥哥当队长，所以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赵立权摆脱了生产队做农活的羁绊，得以展翅高飞。他在外做手艺，结识了不少手艺人，论技术那些人不如他，但如何把顾客包包里的钱送进自己的口袋里，他却是小学生水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到了一个专门砍伐森林的林业局，两派闹得很凶，一派的高音喇叭坏了，据说送到昆明去修修不了。赵立权经过检测，很快找到了问题之所在和解决的途径。赵立权让合伙人拉二胡，他去听一下音响效果，结果很满意。赵立权对合伙人说：“送到昆明修不了，我们修好了，收他三十块钱，你看如何？”“憨包！收他一百块。”结果，这一派的人高兴得不得了，给了钱不算，还请他俩吃饭。他的这些经验之谈，为我后来做手艺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借鉴。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无所不谈。他向我讲他妹妹之死。就在他被打成右派后不久，毛又发动了狂热的除四害运动。全国人民都被发动出去打麻雀，领导要求群众，不单要打死麻雀，甚至要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把麻雀追赶出来，让它们满天飞翔，不准它们落脚休息，把它们累死！那时，他的妹妹赵立荣恰好初中毕业，没有上高中，就被分配到扶欢乡的一所小学校里去当教师。她奉命领着一群小学生去山崖上打麻雀。走在前面领队的她，不幸失足从山崖上跌落悬崖深渊，牺牲了她年轻而宝贵的生命，那时候她年仅18岁。
赵立权最记挂的就是他的母亲了。但是，就在临近毕业的前夕，毛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把全国几十万朝气蓬勃的爱国知识分子无端地打成了“右派”，他不幸成了其中的一个。光明的前途变成了无底深渊，他非但没有使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给她老人家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挂牵。他被遣送到了遥远的宾川宾居农场，在那里除了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之外差不多全是被毛称为牛鬼蛇神的最底层受迫害者。除了无限的思想折磨，生活上一个月的工资才14.5元，除了吃饭之外，他完全不可能添置任何衣服和日常用品，更说不上省下钱来孝敬母亲。他无法忍耐这样的待遇，经过20公里的步行，走到农场的场部，找到了主管工资的四川人熊凡。
“其他的右派分子工资都是21.1元，为什么我的才14.5元？” 赵立权明知故问。
“你在原来的单位里的工资扣除地区差就是这么多。” 熊凡回答。
“可原来我是在读书，只是领助学金，难道我现在还在读书吗？14.5元能保证我现在干活的劳动力再生产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了，工资是为了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你懂吗？”
这个曾经被赵立权当面指桑骂槐地挖苦为“远看提篮采花，近看背米回家，坐着金毛狮子，睡着死鱼干虾”的阴险驼背官僚，这回又被赵立权当着他的部下，说成是不懂马克思主义，暴跳如雷。他气急败坏地往桌子上一巴掌：
“我就是不跟你办，你能把我怎么样！”
“姓熊的，你听着！”赵立权也在桌子上更重的一巴掌，然后握着拳头，冲到他的面前。“我是来要我本该得到的工资，绝对不是向你讨乞！如果说这农场是你家办的，我赵立权撒尿也不会朝你这个方向！”
在场的大小官员，赶紧过来拉着赵立权，生怕赵立权动手揍他。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有的人希望化解这紧张的局面，也开口调解。“你先回去，让我们研究后请示领导再答复你。”
经过这次无畏的斗争，农场当局不得不把赵立权的工资提高到21.1元的“一级工”水平。也就是从那时以后，他才有可能省吃俭用，抽出一点钱来买东西寄给母亲。
我十分赞赏赵立权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精神，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当他被送进外省人学习班，我被送进地主子女学习班时，他安慰我说：“人家是千百人，我们打不过人家。要学习弹簧，被他们扯得越长，打出去的力量越大。”我常常想，如果那些自杀者多少接受一点赵立权先生提出的“弹簧精神”，或许会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减少一点悲剧。
1969年夏天，他的母亲年老退休后，也来到宾川，与赵立权家团聚，共同生活。当时，他没有能力去四川接母亲。只好画了一张示意交通图，母亲凭着它，从家乡出发，一站一站地买票、上车、下车、转车、住宿、吃饭，历时五、六天，终于从东溪老家，日夜兼程，来到蹇街公社蹇街大队三条沟生产队家里。那是他们母子间已经相隔了15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母亲来到家里，除了问一些她最关心的问题之外，还叫他伸出手来，看了看他小时候留下的一块小小的、浅黑色的记号。她终于放心了，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她的儿子赵立权，这次的相见不是在梦中。她见儿子长得健康结实，能够做好多的事情，她的脸上有了发自内心的微笑。随着住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她知道赵立权有很多的朋友，我就是他家的常客。赵立权家的生活比较起所在地的其他人家来算得上是一流的；在那个认为“供不应求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年代，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她看见赵立权能够买到，一般人难得办到的一些事情赵立权能够办到，她满意地对赵立权说：“你有点像你父亲。”她又比较了一下赵立权所处的环境，似乎比老家当时的条件还要好些。显然她对赵立权的处境是满意的。她完全可以放心了。
赵立权千方百计的希望母亲能够长期留下来和他住在一起，以便能够尽到本该尽到的孝道。15年来朝思暮想，要尽到人子之孝，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他怎么能轻易让它失去？母亲住了下来。
母亲到来，主动地担负起了主持家务的责任。她把孩子穿戴得干干净净，彻底改变了那时农村孩子的肮脏状态。她还要求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使得他们健康成长。她把家庭环境也整理得清洁美观，房子里的东西摆设得井井有条。她还买来了泥水工具，力所能及地修补和改造一些简单的环境设施。她的勤劳刻苦、节俭持家的精神，潜移默化地教育了她的全体子孙。母亲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家庭的落后面貌，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全家充满着和睦和进取的融洽气氛。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随着赵立权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为这些人创造了让他们整人害人的条件。我和他同时进了“一打三反学习班”，说我是“5?16”份子，说他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还声称要重新戴回给他“右派分子”的帽子，罚他几千块钱，从此不准他干修理的工作。天啊，那不是玩的！戴上帽子就是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几千块钱是那时一般农民家庭一代人用一生血汗也挣不来的；不准他干修理就断了他的生财之道。他见情况不妙，利用当时运动的间隔时期，经过朋友的帮助，把家从三条沟那个是非之地迁移到乌龙位那个相对而言斗争比较缓和一些的村子里去。母亲无怨无悔，支持他搬家。
乌龙位，是一个位于宾川和永胜交界处的小村，当时只有11户人家，参天大树荫罩着整个村子。不走到它的边上，根本看不见房子和人家。一条泉水从村子里流过，灌溉着它的土地。一条名称为“界碑箐”的小箐沟从村子边上通过，把宾川和永胜两个县、大理和丽江两个地州分开。历史上一个县的人，违法犯科，只要跨过这条小箐，如果不经过对方当局的同意，一方不得到对方去抓人。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和政治上的宽松，是他当时的一个理想落脚点。
他挈母将雏，租来一驾马车，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经过二十多公里的颠簸，在风雨的威胁下，终于安全抵达了乌龙位。下了车，他从两户人家那里租了几间房屋，作为住房，又向生产队借了几块木板来为家里的人搭了床铺，还跟生产队长商量好，全家人在他家吃几天饭，饭菜钱和粮食不会使生产队长吃亏。之后几天他就去买锅、瓢、碗、盏以及盆盆罐罐之类，生产队长还为他做好了灶台，于是全家开始自己做饭吃了。赵立权恢复了做手艺，每月交40元给生产队，队里记给他320个工分。
一天下午我到宾川县城牛井街把他找到，一脸严肃的表情对他说：“赵师傅，你马上去吃饭，吃饭后我有件事情告诉你。”
“什么事情现在说不行吗？”
“不行。”
“好，我们一起去馆子里吃饭。”
吃完了饭，我说：“你搬家后我今天才去乌龙位看望你，你不在家，正见到你身患痢疾的母亲，我从片角和力角两个医院给她找了药服了。但是她病情严重，有生命危险，你赶紧回家去！”
我怕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吃不下饭，空着肚子赶路回去是会伤身体的。他听了我的话，骑了自行车，经过二十多公里疾驰，赶回家里。借了一张手推车把母亲送进片角医院住院治疗。那天，天气很热，他只穿了一件背心。等到一切安排好了，母亲开始输液，天气突然变化，下了一夜大雨，天冷起来，他才设法去片角街买了衣服来穿，还买了住院必需的热水瓶和卫生纸之类，加上医药费，一天下来，他用去了不少的钱。母亲的病严重到了差不多离不开专门为她准备的大便桶的程度，而且是水食不进。
母亲对他说：“你不要为我治疗了，我这是‘禁口痢’，你大幺舅就是这种病死的，是医不好的。”
“母，”他总是按他们家乡古老的称呼法叫他的母亲，“现在科学发达了，一定治得好的。”经过治疗，他的母亲康复的很好，精神状态尤其不错。
他又要出门了，他把口袋里剩余的钱留下一角钱在身上，其他的全部留给家里，然后收拾工具材料准备出发去干修理。因为那时离月底只有五天时间了，要赶快找钱来交给生产队，初来乍到，不能失信于人。生产队长要求跟他同行，分给他点钱，为他结婚不久的妻子买件毛衣。赵立权让他挑起工具出发。走了三公里路，谈成了一件20元的生意，当然都是为公社的生产队修理他们的生产工具之类，那个生产队按常规要为他们提供食宿，有了这将要到手的二十元收获，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叫那个生产队的保管员去为他们准备午餐，然后悄悄地对同行的队长说：“我怕你担心，没有告诉你，其实，我今天出门身上才有一角钱。”
有一天，蹇街大队派了两个民兵拿着绳子到乌龙位去，要把他捆回蹇街参加斗争大会，宣布带回“右派分子”帽子并处罚款的决定。他妻子的大妈说给自己的儿子：“你们去看，赵立权被他们捆来后斗争，饭吃了没有？跟他送一钵头饭去。”她的儿子遵命去到了会场后回家来告诉她：“赵立权不在家，他们没有把他抓回来。因此也没有宣布对他的什么处分决定。”我听目击者说，那天发生了这个地区斗争史上没有发生过的奇迹，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大会的标语吹得稀烂，满天飞舞。有的人说，这是不是有点像《水浒传》上的杏黄旗被吹断，天怒人怨，预示着王道末日？
原来拿着绳子去乌龙位的两个民兵，找到生产队长，说明来意，队长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赵师傅去永胜做手艺去了。”于是两个民兵只得乖乖地回去交差了事。
赵立权住在三条沟时，因为两个村庄隔得比较近，我和他往来频繁。那时的农村，星期天放假休息，我在星期六的晚上就到他的家里。他常常给我读英文版的小说，读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布克狗》，讲述的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一只在文明社会养尊处优的狗被适应野蛮生活 ，最终回归狼群的故事。作家运用拟人手法，把一个狗眼中的世界及人类的本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深刻提示了人类社会“优胜劣态，适者生存”的现实。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据说这本书倾倒了整个俄罗斯，连沙皇都被它感动得落泪，青年人更是狂热地崇拜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在翻译时，把几种翻法提出来和我讨论，我感到能够直接读英文书，简直是一种享受，因为英文强调时态，逻辑性强，规定性非常明确，导致思路清晰。激发了我学习英文的兴趣。
他常常听收音机，了解国外的信息，但他不外传，偷听敌台可是要判刑的啊，正是准确的信息资源，使他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看到各种种器物上的毛语录，他说有一天，人们会因为毛语录的被抛弃，同时把这些器物砸得稀巴烂。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和他不在一个层次上，他在十年蹉跎中，始终处在一个逍遥派的位置上，没有像其他右派朋友卷进派性斗争的旋涡，少吃了许多苦头，为家庭的生存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改正以后出来工作做好了充分准备。
赵立权搬到乌龙位以后，隔得远了，但我仍旧不辞辛苦找机会去向他讨教。除了他母亲病那一次，有一次还跑了五、六十公里去金沙江边，给他母亲取沙子，用来炒米花、炒红薯干。因为隔得远了，我们也就有了书信中的唱和。他把我“北望立权又一年”，改为“北望蜜泉又一年”，把“立权”改为它的谐音“蜜泉”，意境也美了，寓意也深刻了。他在答我的诗中“南望打锣又一春”，把我住的大罗城村庄谐音为“打锣”，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可谓匠心独运。可以想见，我和他生活在怎样的等待和期盼中。我把明朝东林党人的名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改成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他对我这一字之改，拍案叫绝，他对我今后当编辑很有信心，并添成一律：“刺耳三声良缘定，伤心一句贵子生”。外人看起来，是写我结婚生孩子，只有我和他知道是反叛和否定。
与赵立权比起来，我家的生活十分窘迫，他严肃地跟我谈了几次，要求我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医人、医牛、医马、医猪全面开动起来，否则只有苦死一辈子，穷死一辈子。话虽说得尖锐，但中肯。无奈我总跨不出第一步，在穷苦中徘徊。一天一天过去了，一月一月过去了，一年一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刻笔这个突破口，在钢笔上刻上字，刻上花鸟虫兽。我加入到了手艺人的队伍中。
这下子赵立权可高兴了，把他家乡的一首歌口授，叫我记下来。这首歌是这样说的：“做人就该做，要做自己做，不会做要学做，学会做就去做，应该做就去做。失也是固然要做，得也是更当要做。不因困难而不做，不因麻烦而不做。一点不灰心，一点不懒惰。由艰难做到容易，由危险做到稳妥。多做多进步，越做越灵活。做！做！做！做到死去方不做。”从此溶化在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仿佛另外一个天地，通过他的手艺人朋友，帮助我解决了长期困惑不解的金粉制作工艺。没有干过我们这一行的人理解不了。搞传统工艺美术，拿装裱来说，跟师傅干三年，如果师傅不教你其中的卯窍，你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你试设身处地想一下，人家的干饭碗，怎么能够随便教给你。
赵立权告诉我，“小生意要守，大生意要走。”于是我开始远征了，我要到永胜县去。他在那边跑过，他给我画了一张示意交通图，我凭着它，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推进。沿途的人事关系谈得可细了，金江街营业所有个武汉人，金江街市管人员马汝香不管事，杨跛跛凶得很，片角公社卫生所萧医生，子冈老师解有良，松林民兵杨王权，等等。简直是一份深入虎穴的先遣图。我曾经写过一篇手艺人与 市管人员周旋的故事，“五朵金花”作者、作家王公浦读了觉得很精彩，但是，当时的手艺人被政府定为投机倒把，而市管人员是打击投机倒把的尖兵，只好留待政府重新界定这两类人员以后再写，否则，岂不是犯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讳？暂时到此打住吧！
赵立权是一位在聪明才智、人格操守、胆略谋划、学识学养、热情理想方面，在我结识的朋友中，他都堪称为第一流的俊才。他常常跟我讲，我们这些人，从政、经商、做学问都可以。我难以理解，做学问没有问题，从政、经商恐怕不行。后来视野逐步开阔，不用说他，连我这样低一个层次的人，也觉得除了做学问，从政、经商也可以。好多领导人原来也同我们在一个起跑线上，后来让他们治国安邦，不是也把我们国家搞得很好吗？赵立权右派改正后，在一个边远民族地区任过一所中等学校的副校长、支部书记。在我看来，他足以成为带领这个边远民族地区人民走向现代文明、走向经济发达、走向生活富裕、走向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社会理想的领军人物。如果没有 反右派运动，他会为云南发挥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作用。 如果拿我我结识的朋友，包括做过正厅级干部的来比较赵立权，他们哪一个也难以比肩，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人。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