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问题在我,长时间来成了一个“悬案”,朋友们又都始终未能为我出力。现在“刻笔”这一偶然的突破真是太好了:第一,它能及时地在生活方面有助于我,其次,朋友们认为我的书体非常适合于这一种手艺。将来熟而生巧用为谋生的手段是毫无问题的。特别是画家陈尔忠,如果你对绘画稍微有兴趣,我想你还会记得第九章《卖画者》中那位大智若愚的卖画者,时下叫这类艺术家为“德艺双馨”,真正与当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这位贱民,恐怕还有一定距离。他是多么为我高兴啊!他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信:

“收费上,我认为你收得太低了一点,因为还是要从‘谋生’考虑,刻一个名收角把钱,我看是必要的。另外,你是否考虑练习画几个简单些的图样,应用于刻笔,又适当的增加收费。我现在设计一、二个图样附上,可供你‘举一仿三’。上金粉的方法我不知道也还没有试验过,我看见他们搞的人是将金粉捏成一块(有一两个麻将大),不知是用清胶水还是用腊将它捏起来。笔刻完后,用那金粉块在刻着的地方擦一两下,再用拇指或布在笔杆上揩几下,金字立刻明现。究竟是用什么将金粉粘合成团,只得你自己试验一下。若金粉稀罕难寻,则用白粉代替也可。 ‘刻笔’的广告,我重赴广通时一定为你画一个。 所托寻访特种铅笔事,一定记在心里。”

广通是禄丰县的一个镇,成昆铁路纵贯全境,是铁路交通的枢纽,作为云南省滇西八地州重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集散地,为手艺人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画家陈尔忠通过一位熟人介绍,到广通火车站绘制壁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美术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绘画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都被批判为“封、资、修”,被捣毁、封存;另一方面,年画、宣传画、漫画等通俗类美术则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风行了十年画坛。 他到了广通,情况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顺畅。当时那里的好几件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就绪。画框没有做起来,颜料不齐备;画笔也没有买……。他只好代他们去出差了两天去购买最急需的东西。待至了解了他们所选择的画样后,心更烦了:画样是“党委”选的,已经确定了画题的有三幅:一,“庐山雄姿”;二、“革命圣地--延安”;三、“各民族大团结”。其它的还没有定下来。第二幅已经有画样,后一幅画样还没有找好。为什么会心烦呢?因为已有画样的这两幅,都是很难看的照片(色也单调,阴暗面大),在他看,即便是让董希文、罗工柳之类的著名油画家来画它,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好评。而他的“第一幅”,却是一张“试卷”,所以,他决定从“大团结”开始。“大团结”是他比较擅长的“人物画”。他以往曾见过一张很好的画样,只要找得到这张画样,他自信画出来是可以叫多数人惊服的。为此,他到阅览室、书店和广通街的各住户去找了两天。然而,这张在别处很多的画,这里却偏偏没有,此时“学大寨”的势头一阵声浪大紧,银行冻结了各单位的建筑用款。是不是还做得成,连他们也猜不定。紧接着,甲方代表又被通知到昆明开会去了。使他完全陷入进退不得,骑虎难下的境地。一直焦心如焚地等待到甲方代表从昆明找回了画样来,我记得他是11月17日离开牛井的,据他讲,一直到11月30日才正式开始作画。他用3星期时间,慢慢地把它画了出来,得到了普遍的、很好的评价。“头头们”来看了以后接着画,并决定先画一幅“工业学大庆”这幅画,画样好,只着重刻画一个王铁人,肖像的刻画和色彩的处理,使他擅长的技法更为得到用武之地,画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好。当这幅画扫尾那几天,恰值各小站的负责人来评比,每天都从他画画处经过,于是“画得好”便通过赞叹而成为公论了。所以,这次“技术测验”远比预想的来得成功。广通火车站的领导希望他在春节前为他们画出第三幅来,但他考虑决定暂时中止。原因是他们依然主张要证明手续完备后才订合同,而合同还没有正式签订。其次,是他怕他们摸出了他的进度而压低了今后的工资。同时,他还怕他们连这两幅上的工资也打折扣。此时应见一个分晓。所以便以生产大队催和回家换证明为由要求他们先结账。于次年1月9日离开广通回家。关于换新证明可能碰到的困难,他向甲方代表说过,甲方代表答应:必要时,派专人以单位名义来向大理州有关部门商量。

他在证明办好以后第二次到达广通,随即去禄丰县城换证,第二天早上分管领导即找了几个人商讨,安排他的工作,准备早饭后订合同。两月前车务段调来了一个正主任(行政第一把手),当快吃早饭时分管领导去向他汇报,他坚决反对请外人来画,决定要由他自己单位的人画,言词武断,不留商讨余地,过去的几个领导人都感到毫无办法。至此他觉得已没有争执必要,即使事情再有转化,他也不乐意做了,(处处有饭碗,岂受“嗟来”之“食”)决定放弃,但要求段方两点:(一)书面证明,说明事实真相;(二)赔还空往空返全部车旅费。第一事当即办妥,第二事由于主办人出差只能托分管领导代办。由于车务段工作告吹,楚雄州也不同意作别项副业。原证明一纸,去禄丰换证时附于他们底册之后,事情告吹后,他们坚持只能注销,不能退回,因而又白丢了一纸证明。于是答应为我绘制“刻笔广告”的事虽然耿耿在怀,但事情这样瞬息生变,使他失尽了画的可能(地点、笔、色都没有了),要我先用已往的广告继续对付一段时间。

根据赵立权给我画的那一张示意交通图,凭着它向北边的永胜县,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推进。大哥念高中时有几个永胜县的同学,为人豪爽,但是,土地改革后都被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说到这里,我们兄弟俩顿时浮现一幅凄凉的景象。我不能去找人家,给人家添麻烦。第一站是片角,与宾川一箐之隔。角把钱给孩子们刻支笔,大受学生的欢迎。与学校里的老师搞熟了,主动向我介绍他们熟悉的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教师,为我提供了方便。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能暴露我的地主子女身份。好在一位在印刷厂担任厂长的朋友,给我开了一张证明,关键时刻亮出来,总能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大梭罗、小梭罗是回族聚居地区,大沙田、小沙田,要翻过一道坡,三十年后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呆的那个地方叫沙田,你说是奇遇还是轮回。再往下走是热河,顾名思义,隔金沙江已经不远了。热河小学这位老师姓白,据他讲,他们这个村庄基本上都是白姓,阶级斗争没有杂姓村庄激烈。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他家里,睡觉前我去关门,白老师制止了我。我感到诧异,问:“这里没有小偷?” “偶尔有两个小毛贼,不要紧的。”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他们村庄背后是巍峨的四角山,四角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四角山是土匪的同意语,大人、小孩骂架都会添加一句:“你是不是从四角山下来的?”作为制服对方的武器。上中学时几个片角街的同学,把四角山的土匪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小铁炮”,什么“发脖牛”,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他们毕竟与土匪的老巢隔得远,他们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他们掌握的资料不是第一手资料,是道听途说的。我决没有想到我会来到当年的土匪窝子,而且是以一个落魄者的身份。人不能永远凄凉和伤感下去,顺便搜集一些遗闻趣事,说不定哪天能派上用场。白老师比我大十多岁样子,我想,对于国民党时代产生于他们这里的著名土匪小铁炮,他一定很熟悉。

内忧外患的国民党政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荡平匪乱是取得了成效的,但到了四十年代就鞭长莫及了。奔腾的金沙江阻断了永胜县的对外交流,江南岸和江北岸的往来,就靠江上的几条木船。有一天,运送军事物资的国民党士兵,大概有十多名吧,从江北岸渡江来到江南岸,还没有站稳脚根,就被埋伏在江岸的土匪杀害了。这件事惊动了省主席,省主席责成宾川县长闫德臣办理。这群土匪就是小铁炮、发脖牛一伙,有了通过杀害这十多名良家子弟,搂掠到的军事物资,从此得到壮大发展,占山为王,山就是四角山。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匪首小铁炮甚至在热河下面的一个村庄建立了法庭,操生杀掠夺之权。此时的宾川县长闫德臣,已无当年在凤仪县剿匪的底气,(可参看第二十一章 《家世》),中共的地下组织已弄得他焦头烂额。但闫德臣并非等闲之辈,他用的是离间计,用宾川的土话叫“贼要贼拿,篾要篾扎”。闫德臣买通了发脖牛,用梭标把小铁炮戳死在床上。匪首小铁炮被杀害,民间传说甚多。一个说法是,小铁炮住的地方,上边一个村庄叫“上六”,下边一个村庄叫“下六”,“六”在当地方言不发“liu”,而发“lu”,与“炉”谐音,铁炮夹在两个火炉中间,岂有不熔化之理。还有一个说法是,小铁炮命丧黄泉那天,酒杯里掉进了一个苍蝇。还有几种说法,我记不起了。大凡用暴力和欺骗取得的政权,哪一个不迷信这一套。

听了白老师的讲述,我为那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惋惜,他们为了国家惨死在土匪的屠刀下,随着国民党这个一党专政独裁政权的崩溃,这十几名无辜的冤魂,还来不及书写进中华民国政府的烈士名录,给以抚恤,却早成了批判对象,祸延家属,因为当时有一条响当当的语录:“为法西斯卖命死得比鸿毛还轻。”这顶帽子戴到这十几名死难者家属头上,不大不小刚合适。至于小铁炮和发脖牛,发脖牛在镇反中被处决,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土匪头子,死有余辜,但也未必竟然,改革开放以后,言路有所开放,也有人拾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标新立异,要把小铁炮戴上“农民起义领袖”的光环,好在牛井街曾经有过,在历史上被土匪烧掉半条街的惨痛历史,人们不认同这位标新立异的半拉子历史学家。说起“农民起义领袖”,人们也对建立大理国的,似乎已盖棺论定的杜文秀提出质疑。因为歌颂“再活五百年”的大清江山的音像制品充斥民间,难道说杜文秀不是破坏祖国统一、分裂祖国么?又扯远了,还是回到刻笔匠的具体操作中去吧。

陈尔忠经历了画宣传画的挫折以后,又到了哪里呢?他成了“迷途的羔羊”,当时,思想又苦恼又混乱,应该怎么办,自己也不知道了。休息了一天,待思想稍安定后,他决定先到祥云县城附近各学校试去刻刻笔。一刻刻起来居然每天还能有三五块钱,可以应付伙食费和付业费,同时也就不想去画像了。在祥城左近刻了约一星期,他便去马街、可是到马街三天之后,学校便放假了。于是他又只好考虑画像,到了下庄公社,勉勉强强的画了约一月,所带的纸全部画完。这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学校也开学了,于是,他又可以考虑刻笔的事了。这时,他想起了马卡连柯“教育诗篇”中的一句幽默的话--“每一只跳蚤都有它的用处”。不是恰恰由于他现在有了两只“跳蚤”,才把这将要断线了的生活接起来吗?刻笔走向哪一头呢?他考虑后,决定重新走向楚雄州,理由是:今后如果当局卡得不太紧,则在州内的证明他也许是可以办得着的。但州外,可能就怕不大容易了。现在既有楚雄州的证明在手,就应该充分利用它。于是,6月30日,他乘车到南华,在南华刻了几天,又来到姚安。到姚安后的第一天营业,他是在一个公社中学里。下晚,市管人员来查看他的证明了。这个市管人员把州计委的证明看作是不合法的(出州要有州证明,出县要有县证明)。加之他未去县工商局报到就先行营业,所以触犯法章。据说,此地经常有流串犯、诈骗犯出入,因而他的违犯法章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出示了检查证,检查了他的全部物品,也无可奈何。检查后,他们把刻笔刀、证明和180元现款5丈布票都扣留了,写了给他一张暂时扣留清单,叫他于次日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听候发落。那天晚上,他很久无法入睡,觉得这真是一件大麻烦事情:一是现款被他捏住。一是证明虽然是县计委的证明,但却是是广通火车站熟人走后门搞来的,如果事态扩大,寻根究底,那不是要使计委的人也出纰漏?即使一般情况下,也只有痴汉才会去跟市管人员扳道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那是更只有以“诚惶诚恐”的面具,去求个息事宁人了。所以他决定第二天到县局去把自己痛痛的检讨一通,尽量不要使他们去查根底。出乎意料,第二天到了县局,局长的态度竟然很平和,让他谈了事情的经过,指出他未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便去营业是不对的。他推说自己不认识手续程序。又检讨云:自己平时对工商管理的政策法令学习得不好,在糊涂中出了差错。局长认为他的认识对了。又向局长说明:此来姚安,主要是想来与各单位联系各种美工业务,刻笔只是为了在联系过程减少荒工,“偶然做做”而已。局长最后说:“你的事,考虑过了,工作不是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加上姚安小春歉收,所以我们不打算给你安排了。至于昨天扣留下的东西,决定完全交还你。另外我们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们新粉了一堵墙,你是不是能耽搁两天帮忙我们写上字。工资我们照付。”那几天,县局开会,伙食办得很好,局长便叫他吃住都在局里。他写了两天字,与他们处熟了。临末,又提出:依然希望与姚安各商业、供销、及手工业生产单位联系商品、产品的美术加工工作,联系过程中希望准许用刻笔来弥补荒工。这个要求,结果被同意了。县工商局只把收费标准压低了一点。还给他写了一个准许去联系“美术及刻字工作”的证明。这样一来,他倒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大庭广众之中摆开做了。同时他觉得最好的地方是:工商局的这张证明,今后还可以出示别县的工商局,作为先例。真可以说是“逢凶化吉”、“因祸得福”。这个结果,在被“检查时”他真是梦也不敢梦的。他这一段历险记,对于我这是前车之辙,足供我借鉴,他要我身上一定不能带过多的现款。

我离开热河白老师家,在上六、下六做了几天,来到金沙江边。所谓上六、下六,是指上边有六个小村庄,下边有六个小村庄,与熔化小铁炮的火炉子无关。在下六做的时候,一位教师对我极为友善,没想到一位来找他玩的守桥的士兵,却表现出极高的阶级觉悟,要看我的证明,证明上找不到岔子,又给我上政治课:学生们都很困难,你怎么能够来取他们的钱。这个守桥的士兵是阶级斗争的忠实捍卫者,我真不知道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他还活不话人。我是第二次过江桥,第一次是给赵立权的母亲取江沙。过了金沙江到了金江街,这是一个热闹的集镇,因为这里海拔较低,气候炎热,物产丰富,宾川人也常来赶街。我去到那天是星期天,还在金沙江南岸,我早已经调查清楚金江街完小的领导叫官印生,我去到他家里,他有两个儿子正在上学,说明我的来意,谈笑间就就刻了两只笔,我选取比较好看的图案,官印生老师是丽江师范毕业,爱好文艺,看了一阵,觉得这个手艺难度挺大的,特别是金粉一抹,金灿灿的,挺有意思,于是被他接受了。有一天刻笔结束后,官老师还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做客,学校里一位老师结婚。那年头做客挂礼也不过块把钱,做手艺挣钱容易些,不至于像在生产队苦工分那样勾头滴水,掏出一块钱来是那样艰难。

我以前认为刻笔的画样应以简化为目标,当时,陈尔忠心中便不大以为然。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周游,看到了几件刻笔的优秀之作,这就愈加认为我的那种看法是片面的了。他看到过三四支笔,利用刻刀侧锋与笔画产生的阻力,作成一种有颤动感的优美刀痕。其中一些精细部分,恰恰正是作品的光辉。所以他觉得刻笔应以美观和快速为努力目标。他进行了多次探索,现在,有几个画样已经可以过得去了,速度也比初时高了,但比起那些优秀之作(很少)来,多少还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的形成,除了技术关系外,他认为刀具有相当关系,他在刀具上作了一些摸索,但因为是盲目的所以尚无成果。另外,他觉得跑学校时广告张贴的作用不大,所以他不太重视这个问题。祥云中学有几个学生告诉他说,过去有几个人到祥城街上去刻过笔。他们大张大张的画了些主席、仙女、孙悟空之类张挂起来,颇能吸引过客,他想在街上摆摊子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办法。关于印衬衣,他也打听日久了,但是,人家都保密不传,他认为我所得“用油漆,油画颜料之类”的说法,可能是一个虚假的教导。至少不是正宗方法,他见正式的、像样的营业者所用的颜料是干得很快的,并且干后是软和的。油漆之类,怕不会有这种效果。他也见过有人用油漆印,但干后是硬的,当然可以应付取钱,但却是滥竽充数者,未得真传者,要我再留心访问访问吧。

我曾经向他提出学书法问题,他是这样看:如果本意是书法,当然学得越精越好。如果是为刻笔而学书法,则没有什么必要。特别是我,如果我能刻得像平常用水笔写出来一样好,那么我的行楷行草就是最理想不过的刻笔字体了,根本用不着去学别的。他要求我如何锻炼到使刻刀能够像笔尖一样运用自如,那就非常理想了。

他离开姚安后便到大姚县,尽管“出示”了姚安的证明,大姚依然不许在其境内搞,理由依然是必须有州证明才行。他只好转到一平浪。一平浪同意他做,但一月前已有人来刻过,所以只是兜收尾子了。然后去到禄丰,走到街上探问县招待所的地点,被问者就反而问他是不是开会的,知道他是手艺人之后,便规劝他最好到附近村子去住,城里有武斗、危险多。使他一惊。次晨,他去县工商局,他们看过证明后,对他说,目前县级机关已瘫痪,一律不批证明,叫他先去别县做一段时间,待本县安全后又再来做。

这时,好几个“应该回家”的原因跑进了他的脑子。第一,在楚雄州这种经常出现的“扑空”的确使他承担不起经济损失;第二,他的一些行李还分别寄放在清华洞、下庄街两处,长期寄放,不太适宜;第三,防震的传说;第四,丽江物资交流会就要开始了。于是,他决定先回家。到家后,赶了几幅画,带了刻刀就到丽江。到达的当天,县工商局已下班了,他去地区工商行政科(本科不直接抓营业事)说明了一下原因,同意他当天下午先行营业,次晨再到县局办手续。在旅店门中营业一小时余,未卖画光是刻笔收入几乎已到5元,心中还高兴了一下,不料次晨到县局却答说,不同意做,因为证明不是到丽江地区。这样,只好白贴开支转回来,消耗超过20元。继续赶画了些画,他又去鹤庆物资交流会,营业情况中可。继后的剑川物资交流会,画很畅销,但刻笔不行。原因是刻笔名手谢荣昌曾在那里“蹲过点”,又教下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小伙子是剑川木器厂搞出口雕刻的工人,刻笔的手艺也很不差。此外青年人当中自己学刻而刻得还算像样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此次营业的人中,就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学生,虽然刻得不太好,但却足以说明刻笔在当地早已不足为奇。据说,谢荣昌刻笔惊人,又有两份很过硬的证明,一是福州市公安局的护照,二是福建牙雕二厂的证明,内容云:我牙雕二厂人物组组长谢××,由于原料缺乏,让其出外做手艺谋生。因而可以走通全国。一平浪在他之前去的就是谢,谢收入之巨,据一平浪工人谈,兴旺时可能一天都收入在一百元以上。谢的收费单价,刻表玻:一棵椰子树0.5元,舞剑1.2元,熊猫1.00元,总之,单价很高。由于这个原因,他把约我至渔潭会来刻笔的念头打消了。

我离开金江街在期纳公社转了半个月,有了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胶鞋,从头换齐脚,一天两包香烟,出入机关学校,不再像以往那样猥猥琐琐。钱可是个好东西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身上只要有两块钱,我都会活跃起来。”我是信口开河,却被朋友们当作我的名言,四处传播,可以想见我当时“孔乙己”到何种程度。根据陈尔忠提供的参考价格,像“仙女散花”、“孙悟空”一类的图样,我已收到五角至一元,生意特别好的时候,一天的收入居然突破二十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当时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职工的月薪不过如此,比起当年在农场服不定期役的右派诗人陈文寿的工资还多四元,后来我在牛井街摆摊子,陈文寿让我在他的水笔上刻上“巴蜀寒士陈文寿”,那年月被伟大领袖钦定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是何等的凄凄切切。

1977年的元旦,万里无云,我从海腰搭船过程海,要到永胜的粮仓--三川坝子,想在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地区多搞一点钱。据资料记载,程海又称为黑乌海,位于永胜县中部,南北长而东西窄,湖水面积77.2平方千米,海拔1503米,平均水深25.9米,最深36.7米,蓄水量19.87亿立方米 。南北长20千米,东西平均宽4千米,湖岸线长45.1千米。程海为封闭型湖泊,程海原由河口河流入金沙江,至1609年后水位逐年下降,不再通江,逐步演变为内陆湖泊,程海虽无出口,但却以地下水方式排泄出部分湖水,故其盐分不高,为淡水湖泊。湖中盛产鲤、白条、压条、红翅等多种鱼类。湖边的妇女对我一往深情地说:“周师傅,你要是三、四月间来,我们煮大日吃。”永胜人发“日”,不发“鱼”,常常引得外乡人窃笑。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冒出一种螺旋藻,又叫蓝藻,是一种已有35亿年生命史的稀有藻类,是地球上最“老”的生物,它较高的蛋白含量、丰富均衡的营养及高效保健功能的特点,被誉为“21世纪人类最好的保健品”。有点像大跃进导致大饥荒时搞的那种小球藻,不管吹得怎样天花乱坠,大饥荒的阴影始终让我不敢恭维。

我在茫茫程海的水面上吟唱:“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不料事与愿违,由于清理所谓“四人帮”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对来往人员盘查甚严,我那张证明禁不起推敲,万一深究,追查到印刷厂厂长身上,那可就麻烦了。当我来到梁官公社完小时,收入持续升高,待我吃了饭返回学校时,学校领导吴老师告诉我,你走后公社管治安的人员来查问,旨在追查逃跑的所谓“四人帮份子”,要求大家保持高度警惕。吴老师叫我不要做了,他表现出仓皇的神色,怕受到牵累。我赶紧收拾工具,打算迅速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天晚了,如果连夜走更会引起怀疑,只好找了一家客店住了下来。这是一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如果公社管治安的人员来查问,肯定要重蹈陈尔忠在姚安的覆撤。刻笔刀、证明和现款被扣留不算,结局不堪设想。终于熬到天亮,不敢久待,踏上了去金官的路程。到了金官,事情更加明朗化,这个县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张正雄和宣传部长陈某在那里接受批斗。我取道县城打道回府。被斗的这两个人后来被判了十多年徒刑。最可悲的是那位吴老师,他们夫妇从家乡四川来云南支持边疆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干了二十多年,跟前边被斗的那两位站在“八派”一边,上拉下挂,也成为所谓“四人帮份子”,他经不起折磨,丢下妻子儿女,含恨离开了人间。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下来,不用说他的身世和为这个地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我坐在在离开永胜的汽车上,在苦苦思索刀具问题,谢荣昌的两个徒弟,用的都是近乎三棱的刻刀,徒弟之一说,谢的刀头是马鞍形,但是别人用不来。我用的锯片虽便于弯转亦稍有颤动效果,但不如簿雕刀侧锋好看。簿雕刀侧锋刻出的刀痕可以像一片片的野鸡尾巴,但却不便婉转应用。总之,一直没有得出所以然。说到以刻笔维生的事,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技术的高下,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地域宽广的起作用的证明。不说“走通全国”,也要能走通全省,这个,即便技术弱些,也还是可以吃得开。否则,要专靠刻笔维生,真怕有些难。我觉得应该去努力弄到此类证明,那样我的生活就会有保障了。

我回到家时,看到陈尔忠的来信:“我最心爱的第二个孩子(女儿)因医疗错误而夭亡了。起因是急性消化不良,连续三天,针药都未能止住腹泻,最后形成脱水,第四天早上,我的妻子背她到大队医务室去给她输了液。结果,由于输液错误而当场身死。(错误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由于‘不懂’,所以是‘庸医误命’)我查明了输液的差错有两个:(1)滴注速度过快,超过了科学上的规定;(2)孩子就诊时已有明显的缺钾症状,而在输液过程中却未行补钾,这样的处理便成了不是救她而是杀她。这两个错误只消存在一个,便足以使她致命,而何况是两个错误都同时存在呢!当时,我在距家十里处画像,因夜梦不祥,而故意回家看看,却不料抵家时,恰恰是孩子死去那天的下午。这孩子自小健康出众良好,又极其乖驯可爱,教她这样死去,使我有说不尽的伤心。直至现在每一想到,都使我禁不住泪涌如泉。孩子死时一年另八个月,正当智力勃长的时候。”

无论是他,无论是我,都因为逆淘汰,把我们淘汰出了可以拯救一个人生命的格局。为了生活,为了一家老小,待风声小点,我俩还得丧魂落魄的,继续去做手艺,继续去刻笔。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