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二）
1968年5月2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车站乱哄哄的，我灰溜溜地独自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
我的思绪如同我所搭乘的慢车一样拥挤而混乱，我的心情如同当时的环境一样阴沉而惨淡。但是，我还是决定从哈密下车去看看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在乌鲁木齐的大字报和传单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密武斗的消息：“……‘交通红旗’数车暴徒到哈密挑起武斗！”、“哈密火箭农场又发生流血事件……”、“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的指示”等等。哈密地区是全疆武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央要求新疆各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了，哈密的形势是否好了些呢？
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按照大哥所讲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真可谓“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湘弟！
湘弟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也刻下了“革命风暴”肆虐过的印记：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他明显比过去瘦了，穿了件褪了色的军便服，依然肩宽背阔身体健壮。
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还有几个女学生在练习演唱《红卫兵战歌》中《血洗广场》那一节，高亢、悲壮。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人们都去食堂了。湘弟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洋琴跟前，拿起琴锤，奏起了刚才女学生唱的《血洗广场》的那几个高亢、悲壮的音节，叹一口气，沉重地放下琴锤，悲愤地说：“你是知道的，1960年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可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没被录取！那时我才十八岁呀……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情愿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自封为‘左派’的人，说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又喜欢画马，显然是个‘小黑帮分子’就把我关到‘黑帮队’里去了，全国的‘黑帮队’可能都差不多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抄家、吊打、强劳……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被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这时陆续有人吃饭回来，我们也收拾了碗筷，湘弟提议到街上走走，我问上街安全吗？他说，现在没关系。
我俩信步走到街上。街上行人稀少。街两旁建筑物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层叠斑驳。高悬在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歇地激昂地吼着。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沉郁。湘弟低沉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资本家破产了，儿子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之后是不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跟父亲划清了界线，断绝了往来也不行！遇罗克的《出身论》你看到了吧？”我回答说：“我在《中学文革报》上看到过，我当时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勇气很有水平，说出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要说的话！”湘弟接着说：“据说遇罗克是我的同龄人，真了不起！遇罗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大声疾呼，‘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故意抹杀和歪曲！诚如遇罗克所说，在我们国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人，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跟当年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度的贱民，处境是类似的。这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耻辱，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耻辱！”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座大楼下，大楼的1/3已经倒塌，四周冷冷清清不见行人，湘弟站在大楼前神色凝重地说：“暴徒们是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把这座邮电大楼打塌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想干些什么呢？”
我俩默默地往回走，我想改变一下气氛，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恋爱婚姻问题：“那位钱老师怎样了？1962年暑假我到三堡小学看你时，见到的那位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不错。”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位姑娘都对湘弟有意思，湘弟当时为此感到很为难。湘弟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处理婚姻问题，也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钱老师跟哈密电厂的一名电工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丈夫却因工伤事故亡故了。后来电厂同意把她从三堡小学调到电厂子校教学，还同意把她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我说：“钱老师过去跟你谈得来……我认为一个女人只要心好……尤其是像她那种情况……”湘弟转过头来望着我，眸子里放射出极少见的清亮的光，稚气地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心里总觉得……哦，我也考虑了，到运动后期组织一个小家庭是并不困难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一直对我很好，尤其是当我被关在‘黑帮队’里的时候，她还不顾一切地经常去看我，给我送吃的，送换洗衣服……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现在是社员，她叫玉。”我感叹道：“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这样的姑娘才真是难能可贵的呀！”
这时已经傍晚了，穿过几道铁丝网，走到专员公署的东侧，湘弟停下脚步，低下头，紧蹙着双眉，沉痛地说：“你看——”
我一抬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
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坟墓和数不尽的花圈！花圈的直径有的高达三、四米，有的鲜艳精致，有的则已褪了颜色，——简直是一处绵绵无尽的花圈之林！
——这里安葬的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死难的战友！这样悲壮的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湘弟低着头，默默伫立良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春天哈密专员公署大院里那一大片坟墓和连成一片数不清的花圈！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湘弟紧蹙双眉默默伫立的沉痛神情！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仅仅过了五个月，湘弟遇难也长眠在这里了！长眠在他的战友们的身旁，长眠在绵绵无尽的花圈林下！
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不要忘记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被“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残害的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啊！不能忘记“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啊！
入夜，我们又像儿时那样同睡一铺，还是用湖南家乡土话，又掺和了上海话和新疆话的变了味的家乡话轻轻交谈。
我说：“当你在‘黑帮队’的时候你的女友能顶住各种压力来看望你，这才真是患难之交啊！可我的女友却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当农村教师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还是信任你的。湘弟说：“是啊，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那些农村的孩子们……可是他们不会再叫我当教员的……运动后期我能当上一名电影放映员就不错了……人不能改造社会，总得适应社会啊！”
我说，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真使我有大彻大悟之感：“文革”一开始我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信1967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动力的一份子，于是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下场！我真想像亚瑟一样“摆脱这些一钱不值的渣滓去寻求新的生活……”
湘弟说：“亚瑟只受骗一次，而我们却不断地受骗！亚瑟醒悟了，砸碎了泥塑的上帝，也不为撒谎的教士悬梁自尽，宁可浪迹天涯！”
我接着说，我恰恰是这样想的。W县“12.6”惨案被打死了十多人，半年了竟无人过问！可是这跟乌鲁木齐相比，跟哈密相比，跟全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到北京上访能有多大希望呢？
湘弟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总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而使用自己的力量；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他顿了一下说：“你要走稳一些，呵，走稳一些。”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湘弟在“文革”期间从没像我那样投身“革命洪流”，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不像我对当时的政策仍抱有期待。
后来我们又谈到写日记的事，我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文革”初期，我们又各有八大本日记被抄走。湘弟说：“在逆境中、在酷刑后，司马迁能顽强地活下来，跟他通过写作垂文自见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这也不行，只能把一些感受储存在脑海里，日后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个记录。”我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愿天公假我们以时间和才能……
长夜里，远远近近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说着说着，我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高音喇叭也突然高喊：“告急！十万火急！……”把我们惊醒了，湘弟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湘弟说：“前些天大哥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沉默了一会儿，湘弟接着说：“从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母亲带着弟妹去陕西投奔大姐后，已经十年没回家了，我挺想他们的。四弟从小就学习优秀，因为出身问题，1960年在西安中考成绩优秀，也没准升高中，只能跟母亲去卖冰棍……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湘弟从小就重感情，爱流泪。停了一会儿，湘弟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的信。”我知道他的哈密同事家的地址。
天刚刚亮，湘弟送我到火车站。哈密车站由于经常发生武斗而格外凄清，行人寥寥，门市部都紧关着门。我们一直来到月台，只有很少一些人静悄悄地蹲在角落里，说话也压住了嗓门。湘弟一转身不知从哪里买来一盒糖塞在我手里，——这盒糖代表他一片珍贵的兄弟情意！他也早就领不到工资了，能送我这盒糖也很不容易的！
火车长鸣一声就要发车了，我嘱咐他千万要注意发生武斗，要注意安全。他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会注意安全的，你放心。你自己也要走稳一些啊——，走稳一些。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不停地向湘弟挥手。湘弟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也一直向我挥着右手。在阴霾的天幕下，湘弟挥着右手的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这个画面定格储存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直到现在，他仍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阴霾的天幕下，湘弟历经风霜的年轻英俊的脸上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他挥着右手身着军便服的矫健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唉！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湘弟渐渐退去的处所竟是冥界！湘弟竟永远留在阴霾笼罩的冥界了！
1968年4月17日，也就是我到湘弟那里半个月之前，大哥流浪到哈密，湘弟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才离开哈密去口里。
接着我也十分狼狈地来到哈密。
1968年4、5月间，湘弟的两个哥哥都在颠沛流离狼狈不堪的境况下，来到危机四伏、恐怖笼罩的哈密，来到湘弟自身难保的处所，——这给湘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湘弟当然意识到，1968年“文革”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灾难，显然不亚于十年前“反右”时父亲被捕给我们程家带来的灭顶之灾，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968年5月初我回到陕西家里一直记着湘弟的危难处境，和他说的话：“……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不知半个月前他向大哥表达过这个意思没有……
但是我没有给他写信……
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事实是，我在陕西家里勉强渡过了两个多月，还是绝望地选择了离家出走！终于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北京进了监狱！
又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10月3日，我跟湘弟分别了五个月，“新疆革委会”已成立一个多月了，湘弟却在暴徒的袭击下遇难了！
我是三年后在狱中得知湘弟遇难的噩耗的，分外痛切！
在此，我认为有必要把我从1968年5月初在哈密跟湘弟分别后直到1968年7月17日在北京锒铛入狱的经历如实写在下面，看看1968年是何等疯狂的年代！看看是一种何等疯狂的力量，把我们家庭，把我们兄弟们推向了绝境！
然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是：我们弟兄当中当时就看透了“文革”的实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湘弟，竟然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仍遭暴徒袭击而丧生！
回忆“文革”，回忆1968年，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一种永久性的道德义务。我希望通过如实的、简洁的记述来祭典湘弟和千千万万“文革”死难者的灵魂。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