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海得到平反回疆继续当中学教员的通知后，大家合影。这年正潭已35岁了，在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总算回城当上了建筑工人。正洲这位“老三届”学子，蹉跎了11年的岁月后，已在1977年考入大学学习。大姐正江已是大学老师。
自左至右：正江、正潭、正海、正洲
——《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四）
天还没有亮，我就被Z村高高的香椿树上的一种唧唧啁啁拉长着尖声叫着的鸟吵醒了，但我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和四弟、五弟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天气热，还是睡得很香。
天刚亮，四弟就悄然起身去下地干活儿了。接着是小妹从屋那头悄然走出去下地干活。随后是母亲起来把那一窝鸡放出来，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在狭小的院里唧唧喳喳跑来跑去。
我和五弟起来叠被子收拾房子。看来今天生产队没有五弟干的活儿，不然他也早就下地了。我谈起去北京上访的见闻，他则谈到陕西革命造反派组织受到打压的情况等等。
没多久四弟和小妹收工回来，母亲也热好了麸子面馍馍，调好了腌萝卜丝，大家边吃边谈，也是用变了味的湖南家乡土话交谈，只是他们又夹杂了浓厚的陕西腔。
五弟说：“‘筹委会’把‘临委会’打跑了，可能像别的县一样，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井冈山’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
四弟说：“‘西铁联’出事后，最近又向各地派了宣传队，也该去看看……”
“……”
母亲已经向我讲述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四弟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们原是“临委会”的成员，后来他们又成为因不赞成搞武斗而脱离“临委会”的“井冈山”的成员……——我也曾像他们现在一样热情而真诚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然而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我也清楚，在这里没有我插嘴的地方。我能体会五弟四弟为真理而斗争的满怀豪情、为正义而战斗的一腔热血，可他们却不能理会我被迫落荒而逃的苦闷和彷徨……
饭后四弟和小妹相继下地干第二晌活儿，我帮母亲收拾碗筷桌子。五弟收拾好那只当时流行的军用小挎包，背在肩上，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说着，慢慢走出门去。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可是，我已经半年多没领到工资和粮票了，离开W县时所带不多的钱和粮票也已用完！我在乌鲁木齐坚持了将近半年，到了山穷水尽钱尽粮绝的境地，才万般无奈地来到陕西赵村家里的……我知道五弟是到西安跟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收集传单的，他两手空空，既无钱又没有粮票怎么到西安去呢？没有钱和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啊！
屋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了。
突然母亲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妇在门口叫道：“老张，老年组有活儿干哩！”母亲开门连声答道：“好、好、这就来”。匆匆收拾了一下，跟那农妇干活去了。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竟然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可是实际上，我从北京回来就基本上没有钱和粮票了。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在家里如此贫穷的情况下，在母亲如此低沉的情绪下，我怎么给湘弟写信呢？
中午太阳热辣辣的。母亲和小妹相继收工回家做饭。四弟回来疲倦地躺在床上休息。
午饭很快就做好了，母亲小妹和我在外面厨房吃，每人一碗稀面条，桌上摆着一盘凉拌油泼莴笋叶。四弟单独在里间吃，是大碗白面条和油炒莴笋。四弟因为下地干重活，他又是个不甘人后的好强的人，自然出力更大，母亲让他吃得好些也是应该的。
午饭后稍事休息，四弟躺在床上便睡着了。母亲也到里面休息去了，我坐在矮桌旁看书。小妹边洗衣服边轻声说：“这里妇女最辛苦，除了下地干活，还要做饭洗衣种自留地，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
小妹衣服还没有洗完就有人喊下地干活了，她只得收拾好洗衣盆，顶着烈日走了。四弟也睡意惺忪地打着赤膊披着件土布衬衫走了。那农妇也来叫母亲干活去了。
到了第三晌活儿收工已经是傍晚了。小妹和母亲做饭。四弟躺在床上和我闲聊。当我讲到在工作中排除了难度较大的机器故障后，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时，他笑得像猴子似的在床上打滚，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那是他对我这个大学毕业当技术员的二哥的赞赏啊！因为他只是从一个卖冰棍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所有功课都是满分的少年，我那点雕虫小技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当我讲到正湘（他的三哥）一提起他在西安中考虽然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只得在15岁就跟着母亲去卖冰棍而伤心落泪时，四弟收敛了笑容，两眼噙着泪水，说：“你写封信叫他回来啊！听大哥说，他在哈密差点被暴徒打死，多危险啊！回家来大家粗茶淡饭比啥不强——”
吃晚饭时，母亲、小妹和我仍在外间厨房的小桌上吃汤面条，四弟一人在里间多一盘葱花煎荷包蛋。
吃过晚饭，疲倦的四弟躺在床上睡着了。母亲、小妹和我去自留地干活。累了一天的小妹担任主力，锄地松土，我则摇辘轳提水浇地，我们一直干到深夜，我累得都提不动水了。
小妹对我说：“你看，家家都是妇女这个时候来种自留地。”在月光下，在静静的夜色里，听得见远远近近有人在锄地，在摇辘轳，在浇水……
全家两分自留地，除种了些萝卜、莴笋外，多半种的是玉米，用以贴补口粮的不足。
过了几天，五弟若无其事地背着传单和材料回来了，只是脸色青黄，显得瘦了些。他身上既无钱又无粮票，这些日子真不知他是怎么过的。
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门门全优。然而就在此时，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和“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升学和工作都没有着落了！五弟同许多青年学子一道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已经两年了！他跟四弟是同一派的战友，患难与共亲密无间。就连母亲——自“反右”以来对政治运动一直抱反感和抵触情绪，——也从没对他们弟兄俩近乎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说过“不”字！
生产队若有五弟可干的活儿，他总是闷着头拼命地干。
五弟在县里附近活动的时候回家较晚，小妹给他留一锅汤面条，主要是汤多，凉了就像一锅稠面条，五弟饭量大，一小锅能全部吃掉。
我从北京回到陕西家里不久就进城去看望大姐一家。
姐夫很热情地问长问短忙进忙出，亲自擀面条炒肉菜招待我。
姐夫发胖了。1961年暑假我到西北党校家属院看望他们时，他得了肝炎，很瘦。那时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不久，他俩都围着女儿忙，如今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小四才两个多月，安安静静地睡在里间屋里。
大姐坐在外间的沙发里陪我说话，她谈到西安母校师大的一些老师、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惨状，有的逼死了，有的逼疯了……她感叹道：“真是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她又说，“文革”一开始，因为父亲是“右派”，有人给她写大字报，说她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她毫不客气地一一写大字报回敬……后来因为两派群众火拼打派仗，她成了“逍遥派”……大姐朝忙进忙出的姐夫呶呶嘴说，你姐夫是贫农出身的党员，1948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1963年从西安调到县里来，1966年春天才到某公社当副社长，“文革”一开始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现在也是“逍遥派”……
我介绍了W县“12、6”惨案十多个人被打死，我被迫逃难在乌鲁木齐半年之久，以及上访北京不得要领的情况……
大姐说：“你既然暂时回不去，可到我婆婆家住一段时间。我婆婆家在偏僻的农村，那里还没有武斗，比较安全。我的三个孩子都住在她那里。”这时小四醒了，大姐进屋去抱他。
大姐显然是一片好心。可是我当时脑海里根本就没有考虑她的建议，尽管我已经近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我当时是怎么样想的，已经很模糊了：大姐的三个孩子都住在那偏僻的农村……大哥在四处流浪……湘弟住在随时可能发生武斗的据点……我则根本不应该回到陕西家里来……
姐夫把饭做好了，辣子炒肉拌面条，我饱饱地吃了一顿，——我已很久没有吃过这样可口的饱饭了！
吃过饭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忽然，我仿佛看见五弟的身影在窗外一闪朝院内走去，我问大姐，是不是五弟到院里来了？大姐说，五弟有个同学的家在院内，他常常去那个同学家，但不到我这里来。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观点不同，站队不同；而是因为他听信母亲的话，认为我自私，不支援家里，对我有很深的成见！
大姐接着诉起苦来：1958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重刑，母亲又因为父亲辩护而遭开除公职，母亲带着弟妹们从乌鲁木齐到西安来投奔我，我当时只有22岁，正在师大读大四，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每个月41元工资除了留7、8元伙食费，其余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1961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1962年又复学读完大四，都照常每月给母亲30多元。1963年我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负担重了，正好这一年你参加工作给家里汇钱了……我现在有四个孩子了，也是一大家子人了，弟妹们也都长大成人了，我还要怎样出力才算够！
大姐对母亲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满：“我这些年每个月都给家里30多元，母亲从不对弟妹们说；祖父从父亲被捕后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钱生活费直到去世，母亲也从不对人说；你大学毕业后每个月给家里汇20元她也从来不说，——好像都没这回事似的！这样一来，弟兄姐妹间就彼此造成了隔阂”。
大姐还对我说：“你一岁多的时候，因为母亲脾气暴躁，全家支持父亲跟母亲离婚，把你从母亲身边夺走；但是，金陵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打赢了官司，没准离婚……从此母亲就讨厌你，虐待你……”
大姐在谈到姑姑时，说：“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蒙冤被判重刑，姑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给父亲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些不实之词。真是：‘本是同根生，先煎何太急！’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又把祖父的骨灰扔了，把祖母扫地出门赶回乡下老家……这些举动伤透了我的心，姑姑在我儿时心目中的温柔善良的师长形象倒塌了！这也是她参加革命后越来越‘左’终至其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她身上曾经的温柔善良都被铁的事实击得粉碎，——这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大哥也从湖南老家来陕西了。自从4月初他到乌鲁木齐母校和我见面之后，他又到哈密湘弟的同事处住了十天，回到陕西看武斗之风不断升级就又辗转去湖南老家了。
大哥还是背着那帆布背包，还是那既风尘仆仆又利利索索的样子。他还带着湖南老家乡亲给的红薯干当干粮呢！他说那是老家产的压缩饼干。他那帆布背包里的书和衣物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他一边收拾一边感叹地说：“湖南老家虽然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现在也没法在那里生活，那里愚昧落后得很，听说有的县里的‘黑七类’全被杀光了……我看还是走为上策，就又离开了……”
大哥还说，在湖南老家跟祖母一起住在早已被大队占用的、祖父留下的三层楼故居中的神台背后那两间黑屋里。年近七旬的祖母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姑姑“大义灭亲”主动提出从长沙遣返回乡下老家的；在某大学马列主义教研组当书记的姑姑每个月只给她几元钱生活费。我帮祖母干点活，凑合着跟她一块儿吃碗饭，她还很不高兴……
我说，从乌鲁木齐回来路过哈密，我也到湘弟那里去了，我总觉得武斗的恐怖笼罩着哈密特别令人压抑。大哥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特别嘱咐湘弟，武斗要小心，要注意安全。湘弟说：‘我从不参加武斗，你放心’。我又问湘弟能否回陕西？湘弟说：陕西安全吗？”
这一天Z村生产队轮到四弟碾麦扬场。我们弟兄四人全体出动，在烈日下拉着碾子在麦场上转圈圈，——这在新疆农村是由马、牛或拖拉机完成的！又热又累又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重，我拼命地坚持着……这是我平生最深刻的一次切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弟兄中只有四弟会扬场：手挥木铣，铲起麦粒，再高扬木铣抛起麦粒，借风力吹掉颖壳和尘土。四弟挥动木铣一起一落有板有眼的，下乡几年来，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麦子扬出来之后，队里有单缸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磨面，算是比较现代化的生产工具了。
Z村和中国各地农村一样，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贫穷落后。通常说的“衣食住行”的“衣”，当年在Z村就已退回到普遍自种棉花、土法纺花织布的水平。小妹心灵手巧，掌握了纺花织布、裁剪缝制的全套技术，受到邻里的交口称赞。她的哥哥们的土布衬衫就是她亲手做的。
老百姓通常说的“柴米油盐”首当其冲的“柴”，在赵村也很难解决。我们弟兄四人加上小妹五个人一齐出动上山打了一回柴禾，使我对内地农民生活之艰难有了永远难忘的体会。
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带上砍刀、绳子、馍馍和水，沿着公路向南山进发，进山以后山道弯弯盘山而上，各种树木遮天蔽日，还有一片竹林呢！山上住的人家很少，走进深山老林，山石陡峭险峻，山路狭窄危险，已不见住户人家。继续攀登已无路可走，或临深渊峡谷，或需攀援而上。这时小妹停了下来，开始检拾干树枝。我本来就怕攀高，却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往上爬，有几次我差点失足跌入深谷！四弟走在最前面，却依然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般！最后我们总算停下来检柴禾了。是呀，在这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不爬到这又高又险的山上来，怎么能砍到柴禾呢？
到了目的地我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砍得动树枝呢？只好检了些散落的枯树枝。四弟在高处砍好了一大捆，我却只检了一小捆，还是四弟帮忙给捆好的。大哥、五弟的柴捆也都比我的大。
谁知下山更比上山难！不只是柴捆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还由于柴捆的重负和摇摆往往把人体搡向悬崖峭壁使人魂飞魄散！后来累得麻木了，脚底下就如腾云驾雾一般，顾不得死活了！但到了特别狭窄陡峭危险的地段，还是被迫停了下来，几弟兄的柴捆都由四弟一一背过去，这样地段有好几处，这实在是四弟没料想到的额外负担，他不免流露出埋怨情绪。
我因为从来没有上山打过柴禾，身体又最为单薄瘦弱，加之回到Z村就没吃过饱饭，心情又一直低沉，——哪里能胜任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途中没有摔倒没有昏倒已经很侥幸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五个人才一个跟着一个回到家里。母亲早已把晚饭准备好了。
大哥过去在家从不干家务活，现在干起来不说二话，明显比我强得多。我不仅身体瘦弱而且精神状态不佳。大哥则与我不同，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哈密，湘弟出于无奈躲避在宣传队里混口饭吃，大哥竟能在湘弟的同事家住上十天！在湖南老家竟然能同每个月只有几元钱生活费的奶奶吃一锅饭！——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Z村，我成天愁眉不展，不知所之；大哥却常常兴緻盎然地给小妹朗读卢梭的“爱洛依斯”呢！随他浪迹天涯的帆布背包里总是整整齐齐地包着几本名著！
一天上午，Z村街头一片吵吵嚷嚷的，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几个半大小子押着三个戴高帽子的人正在游街示众，一群妇女儿童跟着看热闹。在押解人敲过一阵铜锣之后，由他们三个人分别自报家门，再历数自己的罪状。
第一个自报家门的是一位高个儿的瘦削的中年人：“我原是大队支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他低着头历数自己跟着刘少奇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罪行。接着是一位矮个儿老头战战兢兢地说自己解放前当过土匪，虽然解放后给了戴罪立功的机会免于追究，但终归是负罪之身……唯独那位红光满面的中年汉子昂头挺胸若无其事的样子：“……62年我给人做媒介绍对象，说我是贩卖人口，是现行反革命，我不服……”旁边有人问：“你不服咋办哩嘛？”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运动后期我上告中央！”我在一旁听了甚感赫然！环顾四周多为妇孺，并无人表示愤慨和异议，若是在别处，如此“不老实”，非要被“砸烂狗头”不可！“文化大革命”都革到这个份上了，此人却依然一副无所畏惧的气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我问四弟，此人运动后期是否“上告中央”了？四弟说，他还是在“文革”中被批斗死了！
忽然一个中年汉子从一旁冲了过来，把戴在大队支书头上的高帽子摘了下来丢在地上，几脚踩得稀烂，并对押解的半大小子们说：“告诉他们，我们Z村的贫下中农认为赵书记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凭什么给他戴上高帽子？”那位高个儿的大队支书竟吓得浑身发抖，忙说：“使不得，使不得！”一个押解的半大小子飞跑回去了，不一会儿，果然大队人马冲进村里来抓人。原来刚才那位打抱不平的中年汉子是Z村的贫协主席，Z村农民已把贫协主席藏了起来，那帮人提着枪棒在村里冲进冲出闹得乌烟瘴气，我也连忙躲进家里去了。
大哥淡淡地说：“像这样的游街批斗我已挨过许多次了，实在不想再挨了。”于是，他又收拾好帆布背包，趁黑离开了Z村，乘火车走了……
1968年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父亲刑满就业后从乌鲁木齐北戈壁农场写来的信。
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父亲的被捕入狱使我们全家遭灭顶之灾，十年刑期也似乎遥遥无期，而今总算是熬到头了，整个家庭却依然分崩离析，处境艰难！
母亲接到父亲的信后不久就起程去乌鲁木齐，我们送母亲到火车站。候车时，母亲叫我赶紧想办法跟新疆和北京联系，说家里的粮食也不多了……我回答说，不久我还会到北京去找谈判代表的，大不了回新疆……
母亲走后我依然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每天依然食不果腹，除帮小妹喂喂鸡种种自留地之外也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分别给在北京某中学当教员的Z和在乌市母校当教员的D写了信。告诉Z，我将再次去北京上访；询问D，新疆“文革”进展如何，新疆是不是安定下来了，是不是可以回新疆了？
但是，我却没有给湘弟写信，因为新疆虽仍未安定，但武斗明显减少了。湘弟在宣传队里混碗饭吃是不成问题的，可到陕西家里，就得饿肚子了。我工作几年每月按时给家里汇20元钱，母亲根本就当没这回事似的；而湘弟工资低，每月只有40元，还经常资助贫困学生……再说，母亲也从来没有问过湘弟……更何况我在Z村家里食不果腹心情苦闷度日如年根本就待不下去呢？
母亲走后，五弟一派的“井冈山”战友们时常来家聚会，小妹总是很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大多是些学生，都是些跟五弟一般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我当时就把自己的这个印象对小妹讲了，小妹也有同感。果然不错，在几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时，他们，也就是被称作“老三届”的优秀学子，大多跟五弟一样，终于考上了大学！
五弟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优秀。他从小就有不俗的表现。记得我在乌市一中读初三时，一天清晨我去上学，他在里屋还没有起床就问我：“二哥，你借的《水浒》不还吧，我要看。”我当时随口答应，行。就走了。走了一阵，我才想起五弟才读小学一年级呀！还有一次，父亲从外贸局下班回家带来给我们订的《中学生》杂志，其中有篇短文，介绍数学家高斯儿时就有数学方面的天赋，能很快解答“1+2+3+……+100”这道数学题，于是父亲顺便也考考五弟，读一年级的五弟稍加思索，很快就做出来了，并且解题的方法跟高斯的解法并不相同！
五弟有时也认认真真地唱歌，声音宏亮很动感情，当然，他唱的主要是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他还对我讲起西安两大派互相编歌讽刺对方的笑话：以交大李世英为首的一派讽刺对立的以“新军电”为首的另一派惯搞打砸枪，套用《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曲子，改词为：“我们是‘新军电’的红卫兵/打砸枪数第一/……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交老总’/坚决打倒李世英！”而“新军电”则套用毛主席语录歌《为人民服务》的曲子，改词讽刺交大李世英一派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我们的‘交老总’/和‘交老总’所领导的‘工总司’‘农总司’/是革命的大杂烩……”
从上述西安两大派所编的讽刺对方的歌词也可见陕西跟新疆（乃至全国）两大派的基本组成和斗争矛头的指向大体是差不多的。我们弟兄不约而同都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其中原因之一显然跟“血统论”的压迫有关。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爱用“造反起家”来影射指责“文革”中的一派群众。实际上，“造反派”这个词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是跟“牛鬼蛇神”属于同一范畴的贬义词。“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难道还用得着“造反起家”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毛泽东在1965年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此类似），实际上就是“造反”啊！——这些都留待专家们研讨吧。
一天清晨，听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门外一看，只见十来个提着步枪的人快步奔跑着，小妹已走出门去，机灵地站到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我也走出门来想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被几个快步跑来的持枪大汉抓住了，不容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辆汽车旁，汽车上一个楞汉把步枪架在车厢板上，用枪口瞄准着我，左眼闭着右眼睁著作准备射击的姿态，枪管闪着冷冷的乌青的光，令人不寒而栗！——我平生第一次面对死神恐怖的眼睛，莫非我就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我脑海里闪过不久前这里发生的武斗、枪杀……一阵恐慌袭来，浑身冰凉。其他枪手们咋咋呼呼又进村了，村口就只剩下在汽车上这个对我作瞄准姿势的枪手，闪着乌青的光的枪管，木然呆立的我！四周一片寂静，真是死一样的寂静啊……
又是一阵咋呼和杂乱的脚步声，四弟也被几个持枪大汉押着走来，与抓我来不同的是，四弟单独走在路当中，押解他的人持枪走在路两边，还跟着些围观的群众。这些天因为天热，他和五弟是在村外麦场睡觉的。他穿着背心，披着那件小妹织的土布衬衫，脸色有些发白，走近汽车时，他刚强地拍拍胸脯用陕西话说：“有啥事找我，不关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这时听得人群中有人说：“抓错了嘛，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我被推到一边算是释放了。
随着一阵咋呼，五弟也被抓来了。他也单独走在路当中，慢慢朝汽车走来，持枪押解的人跟在路两旁。
四弟、五弟上了汽车，十来个持枪汉子也蜂拥上了汽车，汽车一溜烟离村而去。
我急忙回来和小妹商量，决定先找大姐想办法，我匆匆忙忙朝大姐家跑去，怕四弟、五弟被抓去枪毙了，早就听说这里常发生这样的事。大姐听我讲完，立刻带我快步到一个大门大院的单位，大门口有群众组织的持枪岗哨，大姐对岗哨说了几句话就获准进去了。我站在门口等着。不一会儿，大姐出来对我说，四弟、五弟被安排干活儿呢（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没关系的。我想没有生命危险就好。我们就回来了。
过了几天四弟被释放回家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了，可见他尝到了苦头。五弟却被扣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筹派”搞“大联合”准备成立“县革委会”，要五弟代表“井冈山”这一派签字。五弟则推说自己不是“井冈山”的头头不能签字；而“筹派”则认定五弟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只要他签了字就可成立“县革委会”了。因为“临派”已被打出县城，上面又不承认一派掌权，于是“筹派”演出这一齣武力劫持人质的丑剧来。五弟不签字就被继续关着。这样一来，他反倒有了可靠的吃饭的地方了。
大姐是没有参加派别的，所以能得知内情。有一回同大姐到县影剧院看文艺演出，五弟也到场了，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警卫员”跟着呢！
五弟被关了一个多星期，始终推托不是头头没有签字，后来由大姐从关押处保出来了，“县革委会”也就没有成立。五弟的一些战友也先后被关过，释放后都不如过去那样活跃了。只有五弟依然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依然常常身无分文、又无粮票地去西安……
这次险些送命的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却促使我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四弟似乎也不那么活跃了。邻居有个姑娘叫润珠，出身贫农，相貌平平，有意跟四弟相好，她在队上喷药时，常常背着药罐给我们的自留地喷药。她家弟兄姐妹多，她是老大，一年到头拼命干活等于给她老爹当长工挣工分。她多希望我们家经济好转，四弟有钱盖房就可以跟她结婚了。她跟四弟同岁，已经23岁了！相貌堂堂的四弟对她也有意思，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始终未见转机。四弟对我说，1965年好不容易挣了三百多元钱买了部架子车（人拉车），有一回大哥去看电影没把车放好，车子丢失了！此后“文革”开始了，就再没翻过身来！在农村，一家人没有架子车，干活多不方便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经济好转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有一次我同四弟进城，到处张贴着最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内容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我俩同时看，我仅看了全文的1/3，四弟却已全部看完，并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对我复述出来，使我惊叹不已！我在乌鲁木齐流落半年，看大字报看传单的速度已非同一般，而跟四弟相比竟差了一大截！怪不得当年关羽要对人夸他的兄弟如何了得啦！
四弟自幼聪慧超群善解人意，然而听母亲说，“文革”开始，为了表示自己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四弟特地认了一个贫农“干妈”，每天都学习雷锋给“干妈”挑水，干活，对母亲却态度生硬起来，甚至直呼其名了……后来才又恢复对母亲的敬重。
在乌鲁木齐母校当教员的同学D回信说，新疆两大派在京谈判还是没有取得明显进展，新疆的形势还是比较乱，最好还是在口里呆一段时间再说。
在北京某中任教的高中同学Z也回信了，他说欢迎我到北京去。
母亲也从乌鲁木齐来信说，不日将回陕西……
当时我又想起，W县的一位打人凶手李X恰恰是几年前从赵村迁去的，他当时放话，要回赵村抓我到W县，实行群众专政……
我的去意已决。
我在撰写誊清到这里时，心里感到无比的悔恨和遗憾：当时无论我在陕西家里的处境多么艰难，也无论我随时准备离家出走，我也还是该给湘弟写封信的！愿湘弟在天之灵原谅我啊！
1968年7月中旬，这些天赵村显得格外宁静：既没有武斗的，也没有游街的；既没有母亲的的责备，也没有弟兄的高论；我依然吃着填不饱肚子的麸子馍，也依然每天傍晚帮小妹种自留地。然而我的内心却更不平静：我不愿再在精神极度压抑下过忍饥挨饿的生活；我也看不到前途会有什么转机……维系生命的感情之链都一一断裂了，如同亚瑟当年因信仰破灭，爱人反目，亲情断绝而悲观绝望选择出走一样，我也选择了出走。我借口说是到北京继续上访，——其实还有什么可上访的呢？实际上我是盲目地出走了。
下午四弟送我到火车站。我小心翼翼地对他提起正湘认为，在现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当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混碗饭吃，躲过这一劫就好了。也谈到我自己对现实的一些悲观见解和存疑。我委婉地说，我怀疑各地不同番号的部队分别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是故意制造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因为他是我的弟弟，而我已明白自己已走向了绝境，才对他讲这些肺腑之言的。我们当然不知道后来揭发出来的“四人帮”之类的政治骗子的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四弟却正言厉色地说：“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给我兜头一盆冷水，冻彻骨髓！我再也不说什么了。
火车站不像以往那样冷清，而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仿佛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突然一个披头散发，面如灰土，只穿了一条短裤的青年女子手舞足蹈地走了过来，她两眼发直声音嘶哑，忽而在墙上撕几条大字报放在嘴里哼着红卫兵战歌，忽而作演讲的姿态，含含混混地数落着江青如何如何。她浑身污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能自已……旁边有人悄悄地说，她是西安某大学的学生，是以宣扬“红色恐怖万岁”闻名的“红恐队”的成员，被整疯了！我看她那旁若无人的狂态，既无人过问，也无人追究，当然也不会有人再批斗她清算她了！——她竟然身不由己地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在他们自称的“红色恐怖时期”获得了解脱！我不由得感叹：在走到这一步之前还不如死了干净！
大姐和小妹也来车站为我送行。（大姐和尚勇哥当时也认为，我到北京跟在京谈判的群众组织一起回新疆比较安全。）我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趁他们不注意，我到售票处用一元钱买了张短途票，装得若无其事。
在分别的时候，四弟举起右手，真诚地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作为我们的告别语。
呵，从15岁就因家庭出身不好不准升高中，只能跟着母亲卖冰棍为生，以后又下乡当了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政治上又始终低人一等的四弟，当时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跟我告别，却是真心诚意的。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