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1990年正渝与父亲在书房合影。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曾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五）
火车从H县开动了，我的心境十分悲凉。四弟正言厉色的指责：“你就是不怀疑你自己”，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还怀疑自己什么呢？无论是大学毕业我到边疆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是在“文革”中我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我都是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呀！……
我朝车窗外眺望，秀丽的自然景色映入眼帘，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我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从上海支边到新疆的长途旅行，那时节我成天趴在车窗上观赏风景，祖国的锦秀河山像诗歌像童话引起我无穷的遐想……忽然车厢里播音器响起那首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辟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歌声凄婉如泣如诉，我一下子跌入到现实世界里，心情无比惆怅：祖国如此辽阔壮美，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处！真是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啊！
火车进入河南省不久，我就没有躲过列车员的查票，当场被赶下车。下得车来一看，是个小站，名叫灵宝。夕阳西下，灵宝站显得格外翠绿、宁静。候车室空空如也。我走出候车室，只见车站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低头弯腰站着挨批斗，七、八个人挥拳掳袖指指戳戳的，－－我立刻联想到“文革”初期我遭到围攻批斗的情景，那个戴眼镜的人就是我自己！我可不愿意低头苟生，我宁可贸然前行！我的心境更加悲惨黯淡……
我无师自通地搭上了一辆“闷罐子”货车，从窄窄的门缝里挤了进去。“闷罐子”车厢里空空荡荡的，几个神色惊惶的农民蹲在角落里，在他们的行李包裹里不时发出孩子的尖叫声。后来我才知道那酷似小孩的尖叫声竟是小山羊的叫声！从他们担惊受怕的神情也可以看出，他们拥有小山羊也是不容许的，不是“投机倒把”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些可怜的农民为了几只小山羊也同我一样，在忐忑不安中偷偷搭乘“闷罐子”货车……出乎我们意料，我们一直坐到郑州，也没有人来检查。
从郑州上车，我又买了张短途票。颠簸摇荡，混混沌沌，直到丰台下车，我又侥幸没被赶下车去。
由于前车之鉴，我在丰台下了车，乘公共汽车进了北京城，按照高中同学Z写的地址，到宣武门外香炉巷找到了Z家，他岳母说，Z在学校学习班，有一些时间没回家了。我留下便条给他岳母，约他到西苑旅社见面，因为那里是我要去的新疆两大派谈判代表的住地。走到街上，我又决定到白塔寺X中亲自找他，或许还能借点钱什么的。他被门卫传唤出来跟我见面。高中一别，我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他从北师大毕业已经六年了！他白白胖胖的，穿一件雪白的短袖衬衫，显得富态，闲适。不像高中时那样瘦削，也不像受到严格管束的光景。他匆匆跟我客套了几句，就走进去了。似乎他的行动受到了约束。我也从他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旅途劳顿的狼狈相！－－他在复信中欢迎我到北京来，谁知见了面竟如此冷淡！－－又一根希望的稻草断了！
我漫无目标地在北京街上穿行。
我来到西苑旅社“三新”代表团住宿地看看有没有什么指望。传达室说，要到下午三点才接见来访者，上访者的食宿一律自理。而这时才十二点，我到街上吃了个便饭，身上就剩五角钱了！
我盲目地穿行在北京街头，看到一群群中小学生兴致勃勃地从北海公园进进出出，看到横幅标语才知道大家在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晚上在哪里投宿？我下一顿饭怎么办呢？……
我漠然地继续向前行走。这时候我想起了孙子清，在1966年春，我曾听说他在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后，到法国大使馆开车去了。我何妨找他碰碰运气，他或许能帮我点什么……找不到的话再返回西苑旅社想办法，因为我们在W县“12。６”惨案后逃亡到乌鲁木齐半年之久，群众组织还是在生活上对我们给予了帮助的……我这样想着，自我解释，心中十分矛盾，因为我也早已听到传言，孙子清似乎在“文革”中出事了，这很有可能，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谜团：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孙子清有三十多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身材魁梧，一头深褐色的卷发，高鼻梁，大脸庞，黄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他能说俄语、维语甚至蒙语。据说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或许是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他落魄到偏远的W县的。我是在1964年开拖拉机当车长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W县县委赵书记坐镇的生产指挥部工作。以后他又调到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再以后就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当时关X说孙子清到法国使馆开车去了。也有人说，孙子清在文革中出事了……因此，我去找孙子清时，既指望得到他意外的帮助，也怕他出了问题受到牵连。
这时一股旋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少顷，盘旋而去。这是不祥的征兆？还是神的警示？我心乱如麻，毫无头绪。身上只有五角钱了……
像无师自通挤“闷罐子”车那样无师自通地乞讨吗？我还做不到，我还抹不开脸皮……
暴露外地上访人员的身份，再遭强迫遣返回W县吗？遭到批斗，遭到殴打致残致死吗？－－我宁可死在外面不为人知的处所！
在脑海里一片混乱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我来到了新使馆区。这里行人稀少，十分清静。到了法国大使馆门口，我本想径直走上前去问门卫的，但我低头一看工作证件在白衬衫的口袋里太显眼，于是我走开了。由于前次来京上访的教训太深刻：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一看证件是外地上访的，不容分说立刻遣返回原籍。我走回到去西苑旅社的公共汽车站的林带，趁无人时把证件放在树下盖好等返回西苑旅社时再来拿上。－－我们这些被杀人的暴徒挑起的武斗迫使离开工作岗位的公民，长期流落社会，求告无门、求援无路，反倒有了“负罪”之感！－－这就是1968年的现实！
我再次走到法国大使馆门口，向站岗的民警询问：“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司机叫孙子清的？”民警立刻向馆内一位工作人员招手，示意叫我自己问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我就又向馆内那位工作人员问道：“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馆内那位工作人员是个中年人，穿短袖衬衫，中等个儿，他低头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并示意我尽快离开，我随即转身走了。
不料，另一位民警（在本案中被称作流动岗，又被称作带班员－－程注）快步随后赶来，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自己却走进西侧岗亭。当门卫过来问我时，我信口说姓王（因为我带着王X的技校学生证，我就是用这学生证买的上次来京的半价火车票）。后来流动岗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大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露出了破绽！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口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
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才把我从大门东侧叫到西侧。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大使馆找孙子清的全过程。
我随即被送到派出所审查，于是身陷囹圄。在被拘押长达一年半之后，被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刑十三年！
在“文革”期间因为上访怕遭遣返而改名换姓之类的事当算不得过错；我一直以为是孙子清出了问题牵连冤枉了我！
1980年4月的一天，也就是我平反五年后，在W县A公社任农机站站长时，A公社的塔书记陪同两名民警来到我的家里，询问孙子清是否来过？是否知道他的去处？等等。我当即反问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他的情况，我怎么会知道呢？”民警连忙表示：“我们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可见孙子清一直是个谜。
通过多年来我不停地上诉，母亲和五弟多次到W县、B州、乌鲁木齐和北京上访上告，才知道判我“叛国投敌”重刑的理由仅仅是“带班员”诬陷我：“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在四、五年后的两次复查中又仅仅调查了这位“带班员”，他又诬陷我：“与一个外国女人说了话！”－－如此荒唐的案例印证了那个时代的荒唐！
通过上面如实的记述，可见我在1968年终于走到穷途末路并非偶然；而我在身陷囹圄之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也属必然。
至于湘弟呢，那时他已经十年没回过家了，1968年4月和5月，他在落难中两度热情地接待大哥和二哥的到来，并和大姐保持着通信联系，可见他是很看重骨肉亲情的！然而他又似乎看透了在政治高压下，在极度贫困中，家庭未必还有亲和力和凝聚力，未必能成为避风港！也或许，当1958年父亲被捕，他只有16岁，就得靠做小工独自维持生计读高中时，就已经看淡了“家庭”！
许多年后，湘弟的同事钱老师回忆1968年的情景时说：“……他（指湘弟）是没有地方可去呀，他跟那些‘红卫兵’住在哈密专员公署，那里随时可能发生武斗呀！我真后悔，那时该把他叫到家里来住的……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那时钱老师的丈夫因工伤亡故已久。——程注）
是的，我们再多说又有什么用呢？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