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五）
1968年10月的一天深夜里，我正在昏睡朦胧中，湘弟忽然来到我们号子，离地四、五十公分，腾空站着，浑身鲜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的小名），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明白，我一定加倍努力要做的事，也就是湘弟和我没有做完的事，这就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写下来，把“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加在我们头上的苦难写下来！
我在黑魆魆的号子里的木炕上辗转反侧……其时我已身陷囹圄三个月了，从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看守所转到乌鲁木齐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又转到W县公安局看守所，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1970年我被押送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不久，我就看见了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空桶在大墙外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我已经十二年没见到父亲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服刑十年后出狱，而我恰恰在这一年身陷囹圄！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尽管我来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令人窒息，经常与死神为伴，然而，我记得湘弟引用的泰戈尔的话：“……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我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因此，我在北戈壁的“一打三反”高潮中也依然递交了上诉。尽管所有的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在1971年4月又递交了第4次上诉！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1月的一天，我听到机耕组的小李说：“今天我在就业队看到一个老婆子真可怜，他的一个儿子在哈密‘文革’时被打死了，一个儿子在W县被判刑了……她的老伴就是就业队的程XX……”
我的头“嗡”地一响成了一片空白。他说的正是我的父母啊！这么说，湘弟真的在哈密遇难了！当年我做的噩梦竟然是真事！
我的心忐忑不安。借故到不远的就业队的门口，果然看到母亲站在就业队院里，头发都花白了！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母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其实三年前我离开H县时，母亲就到过父亲这里；我到北戈壁快两年了，还是听小李说才来看到了母亲。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影，联想她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我的心中漾起一片怜惜之情！尽管她对我一贯粗暴偏见，但她终归是我的生身母亲啊！
翌日，在耕队门口的农具停放场，我忧心忡忡地检修着农具。顺便说一下，我在看管严厉的入监队呆了十个月后，或许是判决书上写明我是大学生技术员，机耕队又需要人，我就调到看管相对不严的机耕队来了，成了所谓“自由劳改犯”。
忽然，我看到父亲从远处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走来。显然，他也才得知我竟然也在这里！他当然不曾想到，他的“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十年刑期好不容易在“北戈壁”熬满了，上大学的儿子却又以更长的刑期进了“北戈壁”！
我们远远地、无言地相互对视了一番。父亲的眼光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似乎是对儿子表示歉意：是我这个做父亲的牵累了孩子们！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华东外贸局因工作积极提拔当了“调研科科长”之后高兴地带着我们弟兄们逛书店、看电影。后来随“华东革大”支边带全家到乌鲁木齐后，他这位三十年代的上海交大学子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七人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中断了跟他的来往！这就是中国当时的严酷的现实。
面对现实的无奈，我背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管教干事叫我出列，来到一排管教办公室前，母亲正站在那里等候接见。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晓龙，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言。
母亲流着泪讲述了三年前湘弟在哈密遇难的经过：1968年10月3日，正湘在哈密某小学参加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文革”初期他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湘弟飘然来到号子，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说罢，冉冉飞升而去，——竟然真是湘弟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回到号子里，看着母亲给我的湘弟1968年在哈密专员公署内的宣传队里照的相片：湘弟坐在一颗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湘弟微笑着，年轻的脸上却镌刻着沧桑！我悲从中来，想起苏轼的怀弟词，借用改写了几句，抒发我的伤感之情：
明月几时有？抬头望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湘弟乘风归去，遨游琼楼玉宇，高处不畏寒。弹琴唱悲歌，回头望人寰……
我的悲痛之情郁结于心，总想为湘弟写点什么……
其时我进劳改队已经快两年了，已经被管教指定为“值星员”（大组长），在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内，可以坐在号子里的“红宝书台”旁给大家读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并主持大家讨论发言。其实讨论发言只是个形式，不一会儿就成了“同犯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了。我就借此机会在“红宝书台”旁写对湘弟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期间，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为《缅怀湘弟》，也就是本文的初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年在劳改队里写的《缅怀湘弟》的原稿。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