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遍插茱萸少一人（七）音容宛在

图：1960年正湘高中毕业前的留影。他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七）

母亲在接见我的时候给了我几张湘弟的相片，回到号子里，我看着湘弟的相片，湘弟英气勃勃的形象和许多往事又历历浮现在眼前。

第一张相片是，1952年5月我们全家在上海外滩的留影。这也是我们全家仅有的一张“全家福”。其中我们五弟兄都穿着当时时髦的工装裤和白衬衫，打扮得像工人阶级。大姐刚初中毕业，却俨然像个大人。小妹才两岁还由母亲抱着，父母都面带微笑，似乎对前景很乐观。背景是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

1949年前后我们弟兄们在上海生活了五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上海情结”永驻我们弟兄们的心间！

记得1948年的一天，身穿中式长袍的祖父，带着从湖南乡下到上海不久的我和湘弟到儿童公园玩滑梯和跷跷板，然后去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祖父对我们说，“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像中国运动员那样坚持到底。”给我们弟兄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从政的祖父携祖母、曾祖母回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去了。

解放前夕，身着神气的海军制服、提着双枪的高个儿舅舅来到我们弟兄们住的亭子间，找母亲帮忙化妆後匆匆开着一辆棕色轿车投奔苏北解放区去的一幕，也留在我们弟兄们的记忆里。舅舅那时是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大队长。他是在父母策动下率部起义的。父母那时已参加民革，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姑姑和姑父则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他们以办小学作掩护做地下工作。

解放后父亲被提拔当上了外贸局的调研科科长，他高兴地带我们弟兄逛福州路书店，给我们买书；还带我们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新儿女英雄传》。

就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不久，父亲带着全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出发来到新疆。

出发前我和湘弟各准备了一个小日记本，在上面画上了中国地图，表明了从上海到新疆的路线，约好了要写日记。我们每天都趴在车窗上观看沿途景色：灯火辉煌的摆渡码头、晨曦中如练的黄河、暮色中蜿蜒的长城、戈壁滩上的驼队……都记在我们的日记里了。

第二张相片是，1958年秋，湘弟赤膊抡着坎土曼和泥拓土块的瞬间。

湘弟面带着笑容，16岁的躯体虽然显得单薄，却斗志昂扬、拼劲十足！

当年5月，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母亲带着弟妹们到西安投奔正在读师大的大姐，湘弟一人留在乌鲁木齐高中读高二。因为“出身不好”，助学金只能享受1/3，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自己拓土块做小工挣得。

那一年我考入了农学院，两校离得远，我们很少见面。有一次我回到二道桥我们家的旧居，没有见到湘弟，两间空屋凄清零乱，外贸局总务科还没收回，湘弟也搬到学校去住了。只有一堆书籍一律用白报纸包得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大樟木箱上，分明是湘弟不久前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湘弟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湘弟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湘弟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优美。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湘弟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许多年后大姐告诉我，1958年父亲被捕入狱后，祖父要把孙子们接到长沙去，却遭到姑姑的阻挠和母亲的反对，只得每个月给孙子们寄30元生活费。后来由大姐办好了接湘弟回长沙读高中的所有手续；1958年6月当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从乌市到西安时，大姐一看湘弟没来，当场跟母亲发生了争执――从这件事也可见家庭不和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第三张照片是，1960年湘弟高中毕业前夕的留影。

湘弟这时就要满18岁了，已经出落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了！浓眉大眼，鼻梁挺直，笑得多么洒脱，多么自然！那是对前途满怀自信、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容啊！

湘弟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三年学习生活中，后两年是靠自己在假日拓土块干小工挣够生活费的。他在学习上取得各门学科全优的好成绩的同时，做到了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等各项劳动中取得了“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在篮球、足球、乒乓球、垒球等多项球类运动中都是好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像他这样全面发展多材多艺的学生，在同学中是不多见的。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第四张相片是，1961年湘弟和我在哈密的留影。

暑假里我到口里探亲后，来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一年前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湘弟。

我俩吃过早饭後漫步到西河坝公园，在老柳树林下的躺椅上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有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湘弟说从口里逃荒到新疆的骆驿不绝，哈密民政局每天应接不暇。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湘弟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和当前形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湘弟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湘弟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形势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湘弟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湘弟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当时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湘弟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湘弟见解的高明和超前。湘弟那时还不到19岁，这就是所谓“生而知之”吧？而我过了大半生，“学而知之”都没做到呢！

傍晚，我们沿街散步，几个小孩在路旁横甩着两臂，迈着正步，湘弟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学谁？”我说不知道。湘弟说：“他们在学‘红色娘子军’呢！－－可见一部好电影影响是很大的！”经过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从乌鲁木齐到西安又到长沙，各地的小孩不约而同地都学着“红色娘子军”特有的步伐呢！

晚上我们同到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我是头一回看。湘弟说，他是看第13遍了，所有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果然，银幕上的演员一张嘴，他就能先把台词说出来。湘弟说：“多看几遍是为了分析研究它的艺术手法。例如，它的音乐，开始是低沉的单音，结尾是雄壮的交响乐，象征琼花的成长过程，也象征娘子军的成长壮大；又如，洪常青用地图对琼花进行启发教育，很自然，很有说服力……”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这张合影，又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漫无边际地谈起文学来。在兰天阳光下，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谈到文学方面的见解，我们谈得很投机。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湘弟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真如费定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湘弟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湘弟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湘弟在谈到我国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说：“有些作品没有反映生活真实。有一本小说叫《金沙洲》的，写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只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这本书！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意犹未尽。

晚上我们又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片，我以前也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湘弟说：“玛尔法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湘弟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湘弟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离开哈密的时候，我把从长沙带来的祖父的那只旅行皮箱留给了湘弟。因为一生崇拜孙中山先生的祖父曾经说过，正湘是最像他的孙子。后来祖父的这只旅行皮箱一直伴随在湘弟身边。

第五张相片是，1962年湘弟跟哈密三堡小学教员同事们的合影。它使我回忆起1962年暑假，我又一次去哈密看望湘弟的情形。

大四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基层：在头屯河农场参加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实习；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参加了联合收割机夏收实习。我想跟湘弟交谈不会再只凭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了，不然总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我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他的。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湘弟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湘弟接过去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湘弟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湘弟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湘弟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湘弟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湘弟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也走了进来。湘弟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湘弟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湘弟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湘弟过去又把她拔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那些穷学生的书费都是正湘出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

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湘弟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刚吃完饭，又来了一个大个儿丫头，湘弟介绍说，这是邻居老奶奶的孙女，也是学校的教员，L老师。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上，湘弟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白天来的两个丫头对我都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这件事很使我为难。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湘弟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母亲特别封建，把她管得很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到我这里来，我点着油灯看书，她就坐在炕头闲聊，天晚了叫她回去也不回去。她的母亲在夜里常常轻轻来到门口，从门缝朝里看；或猛地推开门，像抓贼似的赶她回去；还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但是我们之间一清二白。”

湘弟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而那位大个儿L老师却认为她更合适，尤其是邻居她奶奶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只能不提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说，事实会证明，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第二天湘弟带我去看坎儿井。井口清泉琤琤淙淙凉气沁人。清泉的源头来自天山，通过暗沟和一连串的井，从地下流过浩瀚的戈壁来到村庄！湘弟赞叹：这号称“地下长城”的坎儿井，真是新疆劳动人民独创的奇迹啊！

接着我们又到瓜地买哈密瓜吃。瓜棚下围坐着一群维吾尔族老乡，一个小伙子吹着笛子，一位长辫子姑娘光着脚丫合着节拍跳起舞来。笛声悠扬，舞姿婆娑，湘弟叹道：“多么朴素、清新！”

傍晚，几个女学生到湘弟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他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湘弟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湘弟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湘弟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过后我问湘弟，他怎么会女孩子的舞蹈动作的？湘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学生是最信任老师的，老师更应当处处作表率。例如，为了教学生踢足球，我就亲自摔倒再爬起来学球门员的接球动作。身教胜于言教。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许多年后我也调到技工学校当上了教师，我常常想起湘弟当年“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谈话，并以此勉励自己。

稀疏的钻天杨，空旷的田野道路，难忘的静寂。湘弟送我到车站回乌鲁木齐。一路上他谈起了使他烦恼的感情纠葛，他深沉地唱起了一支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照片中的两位男老师我没有见过，那两位女老师就是前面说到的钱老师和L老师。

1963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距乌鲁木齐六百公里的边陲小县W县当了一名农机技术员，成天忙忙碌碌的，也常到乌鲁木齐出差，却六年都没有再去哈密看望过湘弟，－－真是终生的遗憾呐！这期间我跟湘弟虽有书信来往，但经过“文革”的冲击，也都没有保存下来。

1961年冬，湘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今年全年我们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1966年春，湘弟的一封来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想到W县来搞机务工作，当学徒也行！他并没在信中说明原因，但我能感到他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像我这样锋芒毕露的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那年月受到打击和排挤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对于湘弟这样一位沉着稳健而又经过风风雨雨的人来说，他这次遭到的打击显然非同寻常：他竟然只得寻求离开他所热爱的乡村教师的工作！

我没有回过神来，也没来得及作出什么反应，“文革”风暴就席卷了中国大地！

第六张相片是，湘弟坐在一棵小榆树旁弹月琴。背后建筑物的墙上是“万炮齐轰……”之类的标语。显然是1968年他在哈密教造司宣传队的留影，这时他还不满26岁，他的眼角却明显有了皱纹；他微笑着，消瘦的脸上明显地留下了“文革”风暴肆虐过的痕迹！再看他那眼睛：

“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正是1968年5月我在哈密见到他的形象啊！

就在照这张相片前几个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暴徒冲进哈密沁城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单身宿舍，用大头棒把湘弟打得昏死过去……暴徒们以为湘弟被打死了匆匆离去，寒风吹醒了湘弟，湘弟想起了暴徒的凶残，翻身爬起，包扎了伤口，连夜跑了七十多里路，死里逃生跑到了哈密……

在随时都可能发生武斗的恐怖笼罩下的哈密，湘弟悲悯地微笑着弹着月琴，那眼神，那微笑，那筋腱发达的双手的灵巧动作，传递出他早已看透“文革”的本质，苟且生命于乱世，寄希望于未来的心声！

第七张和第八张相片是，一列送葬的队伍默默行进在哈密街头。门旗上写着“新疆红二司哈密分部教造司”，接着是送行的人们抬着六、七个大花圈，紧跟着是吹奏着哀乐的乐队，后面是护送棺木的人们乘坐的汽车，车后是送葬的队伍。街道两旁挤满了驻足默默望着送葬队伍的人们。

排头第一个大花圈上缀着湘弟年轻英俊的相片。街旁建筑物的墙上还残留着因为“革委会”成立而被清扫过的、堆积了好几年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斑驳痕迹。远处街心彩牌上是“文革”时期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毛主席身着军装合掌微笑的巨幅全身画像，下面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许多年后我到陕西看望大姐一家。大姐对我讲述了1968年10月她和母亲到哈密参加湘弟的追悼会和料理湘弟的后事的经过。

湘弟遇难后，湘弟的战友、哈密县的丁老师（原是新疆一师大姐的同学）立即给大姐发了电报，大姐马上起程来疆。因怕母亲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大姐没敢把这噩耗告诉母亲，可母亲竟像受到某种感应似的，及时地赶到大姐处一同来疆……

湘弟的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

钱老师特地赶来看望母亲和大姐。她对母亲和大姐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无论怎样，正湘都是我永远铭刻于心的人。”她还告诉母亲和大姐：“正湘的爱人玉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精神崩溃住院了”。

玉后来出院了，还给大姐去了好几封信。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