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07年5月与正湘的同事和友人合影。
前排右起：闫宗仁、丁玉贵（和孙子）、李开选
后排右起：程正渝、史莲英、姚士忠、姜存义、王业宏、朱春生
——《遍插茱萸少一人——痛悼1968年遇难的湘弟》（九）
一位哲人说过：藏于记忆中的时光，永不流逝。死亡本身无法止住一个记忆中的声音，或檫去一个记忆中的微笑。
下面我将湘弟的一些同事和友人的回忆录、谈话、座谈会上的发言，电话记录等收集整理记录在下面。遗憾的是，我们这次到哈密，由于种种原因，湘弟的一些友人或没有见到，或如赵林瑞等已经过世；我们这次也没能打听到玉的信息。
（1）、钱瑞卿：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正湘是1962年3月来哈密三堡小学任教的。这是一所农村小学，条件特别差，没有教员宿舍，也没有食堂。教员只能住在农民家的空屋里，自己做饭吃，那时的面粉、油、肉全部定量，根本吃不饱。正湘那时又黄又瘦，可他从不叫一声苦，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为了讲好每一课，他总是认真备课，自己动手做教具，绘图片，把课讲得有声有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从不放过一个差下生，经常给差下生补课、家访。正湘跟那里的学生家长也亲如一家。
正湘爱自己的学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当时只有46元）给学生买些课外读物，引导学生看书学习。那时社员（农民）都很贫穷，有些学生买不起学习用品，他就用自己的钱买些本子和铅笔放在办公室里，不断给学生添补。可是他自己冬天从没穿过棉鞋，一年四季总是穿着双球鞋，烂得不成样子了，修修补补继续穿。冬天他总是穿着那件咖啡色的条绒棉袄，从没见过他为自己做过一件新衣服。
正湘为了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排练节目。他自编、自导、自己拉二胡配乐，排练了“采茶扑蝶”、“花儿与少年”等许多优秀节目，主动跟铁路子校、空军子校联系，举行联谊会……
正湘还组织我校教师到兄弟学校听课，交流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
正湘也爱好体育运动。学校修建了几个乒乓球台，他常领着学生和青年社员打乒乓球，他的球艺很高。他还时常组织学生、社员打篮球，多数场合他当裁判，有时他也上场，大家都没想到个子不算高的程老师在球场上那么机灵！抢球、投篮都是高手。
正湘不仅是好老师，也是生产队青年社员的贴心人。他不仅带领青年社员搞文体活动，还教他们识字、读书、学文化。整个三堡街上的青年男女社员好像都离不开他，每天下地劳动回来都到学校找程老师，原来冷冷清清的三堡街，因为程老师的到来而变得热闹、充满活力。
正湘是个坚强、有志气的青年。他曾对我说起过他的经历和家庭。1960年他在乌鲁木齐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成绩名列前茅，可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被录取，先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后又分配到三堡农村小学。像这样的事，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痛苦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新的教学工作中去。当时三堡小学整个学校有7个班级，完整的课桌只有几十张，教室缺门少窗，房顶上还有天窗式的漏洞。一、二年级在土块上搭上门板当课桌，土块上搭上板条当凳子。刮大风时，尘土纸片直往教室里灌，师生们被风刮得睁不开眼睛，大家仍坚持上课。正湘见学校条件这样差，想让学校改变模样，建议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挖甘草，为学校挣了不少钱，给学校添了一些教学用品和体育器材，还为学校买了课桌、椅子。
正湘虽然只在三堡小学工作了一年，可是所有跟他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以及家长们，没有一个不夸奖他是一个好老师的。
那时学校让我上音乐课，可是我不识谱，特别着急，多亏程老师利用课余时间先教我，然后我再去教学生。在程老师的帮助下，我学会了识谱，能轻松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离开教师工作岗位许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在唱谱时，还常常想起他。
我常常回忆，那年月我跟正湘的初恋怎么就那样单纯！后来我的父母因为程老师“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俩恋爱，程老师也似乎怕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会影响我，始终没有进一步的表示……
后来父母另给我找了对象。1963年3月我结婚了。4月，程老师就调离了三堡小学……
（2）、姜存义：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他的一次观摩课
1962年9月上旬，哈密县文教科分配我到三堡小学任教，认识了程正湘老师，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可是他却给我留下了一生难以忘却的印象。
程正湘中等身材，方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性格开朗，活泼可亲，待人忠厚诚恳。虽然他高中毕业不久，却知识渊博，爱好全面，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也要求学生练毛笔字。他的素描水彩画都有一定的功底，课堂上他能结合课文，随时画出山水、人物或鸟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爱好体育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样样在行，技术精湛，还教学生打棒球呢！
程正湘当时代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为了讲好每一堂课，他钻研教材，认真备课，不仅从文字上准备，还实际操作，练口才，练板书。同学们放学后，他一个人面对空空的教室，一遍一遍地练习讲课，直到熟练为止。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听他的一次观摩课。他讲的是五年级语文课《狗又咬起来了》。他准备充分，以讲故事开头，讲得有声有色，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堂里鸦雀无声。接着他又进行启发式的提问，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程正湘老师是一个德才兼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合格的教师，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正当他在教学工作中取得成绩，正当他青春焕发才华横溢之时，却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屡遭打击，历尽磨难，终在“文革”中英年遇难！
（3）、姚士忠：他带领师生把学校修饰得焕然一新。
1963年4月，21岁的程正湘老师由哈密三堡小学调到离哈密市区100公里的高寒边境地区的沁城公社的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这里天气寒冷，交通不便，每个月买面、买油需要到五、六十公里之外的城里去买。程老师住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生活。这里没有电灯，晚上备课就靠点煤油灯来照明，每天用水要到离校三百多米远的地方去提水。这里也很难买到蔬菜。程老师还得抽空自己到戈壁滩打柴禾。我们经常看到程老师吃馍馍就咸菜度日。
当时西路村小学只有五、六间土房，全校只有四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复式班），四个教师。我就是其中的一名教师。为了改变学校的面貌，程老师利用节假日亲自带领师生搞义务劳动，把学校修饰得整齐、清洁，焕然一新。他还亲自写字绘画装点校园，在校院墙上用大幅标语写出党的教育方针，办公室里贴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全校师生指名了前进的方向。
他身为校领导，还亲自担任六年级班主任的工作，由于当地闭塞落后，六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达18岁左右，已是些大小伙，大姑娘了，但由于他讲究工作方法，深受学生的爱戴。
程老师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还利用假日组织当地男女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晚上点着煤油灯自编、自导，有时还充当演员。那年月农村的文娱生活很差，连收音机都没有，电影也很难看到，因此，他主持排练演出的“花儿与少年”、“逛新城”等节目特别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程老师还在业余组织篮球比赛，当时西路村有三个小队，通过队与队、校与队之间的篮球比赛，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
程老师生活不怕艰苦，工作兢兢业业，对待学生、同事和群众热情和蔼，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程正湘老师像一粒火种，使得贫穷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变得红红火火！
（4）、朱春生：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德森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
1964年春天在沁城公社开始了社教运动。沁城公社中心学校校长夏得森在一次会议上说，：“程正湘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再当学校负责人”。于是上级下文，我和程正湘老师对调，1964年4月，我调到西路村小学当负责人，程老师调到沁城公社中心学校当教员。
我知道程正湘老师的为人和工作能力在群众中的口碑很好，我在心里很同情他的处境。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被调到更偏僻落后的沁城白山大队下河小学当教员。
这白山大队比起西路村大队就更偏远落后，而程正湘老师调去的下河小学，只是一所刚成立的小队小学，离白山大队还有10公里远，两面环山，前面再也没有去处了。这所学校刚成立，白手起家，程正湘老师亲自带领社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盖了三间土屋，还砌了围墙，建立了学校，一个人教一、三年级两个班22个学生的全部课程。
（5）、梁万国：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程正湘老师当时的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30多元，可是还常给家里很穷的学生娃娃买书买本子。
当时公社搞文艺汇演，程老师常在假日组织年轻人排练节目。例如：程老师根据课本中的《东郭先生》自己编写成剧本，又亲自当导演，演出很受欢迎。我那时在队里当会计，常跟程老师在一起排练节目。
程老师还组织队里的年轻人进行篮球比赛，他又当教练，又当裁判，把队里的文体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
程老师字写得很好，画也画得好，常给社员家里的堂屋、上房画虎、画马、画松鹤……
1965年办扫盲班，社员常常请程老师到家里吃饭……
总之一句话，程老师在社员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6）、史莲英：程正湘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964年8月程正湘老师到下河小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勇挑重担，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对学生对群众非常热忱，给我这个当学生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也当上了教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程正湘老师，以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7）、朱春生：文革初期，程正湘老师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
1965年底到1966年初，在“四清”运动中，程正湘在洗手放包袱时，因为受到群众的拥戴，没有被整上。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哈密五小办全县教师集训队，共三百多人参加。程正湘老师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定性为“黑帮”。同时被定为黑帮的有丁玉贵、吴力、赵林瑞、钟一生、王国权、王业宏等14人。
在集训队里，“积极分子”攻击程正湘，说他按照课本上的《东郭先生》自编剧本，自当导演叫学生演出是攻击党；说他给社员家的堂屋画虎画马是宣扬迷信……
1966年国庆後，群众斗争的矛头又对准了当权派，放松了对“黑帮”的管制。到了12月份，集训队瘫痪。
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後，集训队的黑帮们没人管了，他们自由了。
（8）、丁玉贵：我们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了半个月
1967年1月26日，正湘跟着以我为首的十多名黑帮到北京上访，在北京住了半个多月。“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是，你们不够黑帮的条件，要自己解放自己……于是我们回到哈密县，找县委郭永海书记要求平反。
1967年2月14日，在哈密县委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县委书记郭永海宣布对文教系统的丁玉贵、吴力、赵以禄、赵林瑞、王业宏、王国权、程正湘、钟一生等14名黑帮分子平反。
这之后我们成立了“红旗造饭团”，出版了《红旗战报》，赵以禄（后去美国）等写稿，程正湘负责排版，吴力（后回上海）刻写，每天可印发300～400份……
后来都回校闹革命了，正湘回到白山下河小学继续上课……直到哈密“6.4”武斗，开始抓红二司的人了，正湘上不成课了，只得又跑回哈密。那时两派都成立了宣传队，正湘参加了红二司的宣传队，借会演奏多种乐器，在宣传队里度日……
（9）、姚士忠、史莲英：1967年10月程正湘老师遭到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
1967年7月，哈密“6.4”武斗之后，沁城公社点名整了五个人，其中有程正湘老师，程老师就上不成课了，跑到哈密去了。
1967年10月哈密城里的武斗很厉害，农村还没有大的武斗，程老师有时回到下河小学住处。
那时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到农村搞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搞串连。当地“三促”坏头头指使“红联”殴打程正湘等三人，借外来人的手打击不同观点的人。结果程正湘老师遭到从外地来的铁路系统“红联”暴徒的毒打，头部受重伤，险些丧命……
此后，程正湘老师逃到了哈密……
附件：1967年10月20日《周总理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秘书传达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的指示
铁路交通是国家的命脉，而且关系到国际影响问题，尤其目前冬季来临，粮食、煤炭的运输任务非常繁忙，铁路的阻断会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总理指示，委托7335部队驻哈密XX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10月14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XX厂两个工厂的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联，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10）、丁玉贵：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
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10月，正湘在哈造司宣传队里演奏乐器度日。他随着宣传队在红二司的几个据点，如哈密专员公署、红星影剧院、电厂、哈密一小都呆过，但从没参加过武斗。
1967年10月3日晚，哈造司宣传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三促”的一伙暴徒，从哈密一小对面约200米远的县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约40公斤的炸药包，打到哈密一小来……正湘让其他同志先钻地道，等他钻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他被猛烈的气浪甩到墙上，头部受重伤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这伙暴徒就是采用这种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强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丧心病狂地把那么大一座哈密邮电大楼炸塌的！
在标志新疆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新疆革委会”成立快一个月的时候，这伙暴徒依然灭绝人性地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无端地炸向哈密一小！
多少年来竟无人追究这伙暴徒的责任！
（11）、闫宗仁：“文革”中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死亡了……我们是幸存者
正湘在1960年9月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分配到哈密县文教科，从12月起到沁城公社包干住队一年，跟丁玉贵老师和我在一起。正湘个头不大，又刚从高中毕业，可是干起农活来却像老手，二牛抬杠能紧追老农，割麦子一天能割三亩，一般社员都比不上他！……我们在一起常谈文学，谈时事。以后他分到三堡小学和沁城小学工作，他到哈密来我们还常交往……
正湘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受压……
1974年清明迁坟时，我是迁坟领导小组组长，哈密专员公署内182位文革死难者的坟，三天内起完……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在文革中死亡了……唉！XXX在文革中对新疆人民犯下了罪行！……我们是幸存者啊，我们应当叫后人记住这场悲剧！
附记：
2007年6月25日，我打电话给闫宗仁老师，问他那里还有没有正湘的照片？他答应过写正湘的回忆录，动笔了没有？他说，他一直身体不适，天天打针，提不了笔。文革中他的家被抄光了，什么都没保留下……
2007年9月16日，我打电话给朱春生老师，核对正湘到哈密白山下河小学任教的时间……朱春生老师告诉我，闫宗仁老师已于2007年6月29日去世，享年66岁。湘弟的又一位友人，又一位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辞世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