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和父亲

多少年了,每当人们提起羊肉,我都会想到我的父亲;多少年了,每当人们问起我的父亲,我都会谈到“羊肉”。

长久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定位在“涮羊肉情结”上。这一点,父亲可能毫无所知。直至近年,母亲过世,父亲老迈,变成了一个内心寂寞、渴望亲情的九旬老人,我也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增加,对父亲过去那火爆专制的脾气有所理解和谅解,才使我摆脱了那“涮羊肉情结”,不再把父亲和羊肉联系在一起。

自我记事起,直至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父亲似乎长年在外,与家人聚少离多。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几乎没有父亲的一点影子,只是在拍完电影时,我收到了来自印度的礼物:印度的工艺手提包和前面尖尖翘翘的印度小工艺鞋。两件礼物都是红丝绒绣金线而成,皮制的鞋底上写着“送给吕演员”。据说是父亲在印度的朋友送给我的。那时,父亲先后在中国银行加尔各答和孟买分行担任过襄理和经理。

母亲在马将军小院大兴土木的时候曾说过,要赶在父亲回来之前完工。完工后,父亲去国三年,在“反右”前夕从孟买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了马将军小院。虽然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可我却总觉得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由于严重的胃溃疡,父亲在去印度之前,在天津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但回到北京的父亲仍然爱喝酒,夏天是啤酒,冬天是西凤酒、五粮液。母亲给他开了小灶。每天下班后,他回到家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喝一点酒,吃一小碟母亲单为他炒的下酒菜。

这本是一幅祥和的家庭生活画面,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为了什么,父亲经常会为家人一句稍不合他意的话语突然暴跳如雷。他对母亲发火的时候最多。虽然每次发作过后,他总是很快地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似的,去跟母亲没话找话,甚至有明显的“讨好”之嫌,但留在母亲和家人心中的不快却不可能像基干民兵似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时,母亲患有高血压症,即使在高压超过一百八十水银柱时她还在做家务。每当父亲大发雷霆,作为基督徒的母亲总是以向“主”祷告来予以容忍。我听见过母亲无奈的祷告:“魔鬼附体了,主啊!饶恕他。”久而久之,母亲总要在父亲下班之前嘱咐孩子们在父亲面前少说话;久而久之,父亲一回到家,孩子们就立刻像见到了猫的老鼠,鸦雀无声。即使这样,家里还是经常不太平。我十分厌恶那时的家庭气氛。

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涮羊肉冲突”。

从小至今,我一直是个食欲极好的人,但北京的美味佳肴涮羊肉却与我毫无缘分。不是我不爱吃,而是我根本不能吃。小时候,只要一闻到羊肉的膻味,我必定恶心。母亲知道我对羊肉的生理反应,从不曾强迫我吃羊肉。我也很通情达理,从不因我不喜欢羊肉而要求家人也停吃羊肉。每次家里吃涮羊肉的时候,我只是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应应景而已。如此,大家相安无事。

但是,就在父亲回到马将军小院,全家第一次吃涮羊肉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又是只吃些白菜、粉丝。豆腐和糖蒜。父亲见状立即火冒三丈,指责我“挑食”、“娇气”。母亲刚开口向他解释我吃羊肉会呕吐时,他根本不能接受他对我的指责是不了解情况这一事实,而是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再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又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还狠狠地拍一下桌子,然后仍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吼一声:“吃!”

我本是个“顺毛驴”,再加上我又不能吃羊肉,面对着粗暴的父亲,我就像电影里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面对着鬼子的严刑拷打似的,宁死不屈。

这时,母亲也像个中国人民志愿军似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我“齐心团结紧”了。母亲越是数落父亲不应该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教训孩子,父亲越是怒不可遏。他又掉转“枪口”,指责母亲把“骄傲自满”的我“宠坏了”。

那一阵子,只要我有任何事情不合人意,就立即会被说成是因为拍了电影而“骄傲自满”,这令我非常反感。譬如,大齐大哥曾送过我一个白底红字的搪瓷杯,但我对他一点也不感谢,甚至觉得他“别有用心”。那个杯子上印着的毛主席语录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好好的一顿涮羊肉,出人意料地闹得像《红灯记》里李铁梅她奶奶的台词:“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尽管我的兄长和弟妹们对我十分同情,可他们个个噤若寒蝉,没人敢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吃完的那顿涮羊肉。

我从不是个爱哭的孩子,但吃涮羊肉那天,就在父亲指着我的鼻子大吼的时候,我哭得浑身发抖,手脚抽筋。最后,我冲出家门,“离家出走”了。

我哭着出了胡同往北拐,走了一站,到了交道口,然后往东拐再走一站就到了小叔叔家。一个才十一岁的孩子,能“出走”到哪儿呢!母亲不必具备福尔摩斯的水平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她步我的后尘也赶到了小叔叔家。母亲对着深知父亲脾气的小叔叔义正辞严地把父亲“声讨”了一番之后,便把我劝回了家。虽然父亲一个劲地跟我搭讪,但我足足三天没有理他。

就拿我现在四十多岁的美国邻居史帝夫医生和他五岁的儿子麦克尔经常认认真真地互道“Sorry”为例,如果父亲在他发动的那场“涮羊肉战役”之后对我说一声:“是我不了解情况,对不起!”的话,“涮羊肉情结”的阴影就不至于印在我心中近四十年都挥之不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有着“父道尊严”、“师道尊严”,乃至皇上、陛下、大总统、大元帅、委员长……等所拥有的“权道尊严”,却从来少有自上而下的“抱歉”、“对不起”和“我错了”。

在“涮羊肉风波”以后的几年里,大哥已去了大学,二哥绝对不是父亲的“对手”,弟妹还小,惟有我是站出来帮着母亲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选了。那时,一旦父亲又对母亲大发脾气时,只要我在家,我就一定采取“有理不在声高”的策略对母亲进行“声援”。我低声地、慢慢地、清晰地、有力地念完我的“台词”,然后扭头就脱离“战场”。我伶牙俐齿的优势,常常让父亲“卡了壳”。

或许,父亲也曾想以他的方式对我表示歉意?当我穿着租来的冰鞋在什刹海学会滑冰以后,有一天,父亲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带我去了百货大楼。我看到一双很漂亮的高勒儿黑冰鞋,要六、七十元人民币一双,可能是苏联进口的。这相当于那个年代一个中级干部的月工资了。我想都没想过要买它,太贵了!但父亲毫不犹豫地就给我买下了那双冰鞋。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奢侈的一件私有财产。可我除了奇怪和意外,并没有想到别的。

上中学不久,我去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舞蹈组的活动,历时五年,几乎占去了所有的节假日。以后,我又去学校包伙和上了晚自习,回家就像回旅馆。马将军小院对我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我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脾气更加暴躁,使母亲和全家人十分担惊受怕。因为,那已远远超越了家庭气氛不好的范畴,而是性命交关的政治问题了。

在我的记忆里,“文革”中,我家多少顿年夜饭都是以父亲掀翻桌子不欢而散的。为此,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都不爱回家过年,但让两位老人孤零零地度过除夕总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还得回家过年。每次,母亲都嘱咐了又嘱咐:“千万莫谈国事!”每次,仍是防不胜防。

有一个除夕,大家又回到已经破了“四旧”,从马将军胡同改名叫东旺胡同的小院。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地只说些“今天的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生怕犯“忌”,又惹得父亲大动肝火。但是,父亲最终还是在饭桌上“怒发冲冠”。忘记了是哪位兄弟一不留神提到了王洪文,父亲听罢,一拍桌子站起来大骂:“王洪文!什么东西!王洪文!小王八蛋!”吓得全家人赶紧关窗开电视,乱成一团。母亲说,幸亏我家住的是独门独院,不然,叫街坊听见,一家人就全完了。

从那以后到“文革”结束,我家进行了“过年改革”。母亲为了不再给父亲发表“反动言论”的机会,制定了“化整为零”的对策。以后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分头回家,大年夜再也没有吃过团圆饭,直至粉碎了“四人帮”。

搜寻我幼年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并没有父亲大吵大嚷的印象。“文革”中,在广播剧场为我召开全广播企业局范围的专场批斗会上,当年中央电视台文艺组组长登台批判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家庭根源和思想根源时,曾提及过我的父亲是“内定右派”。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此事。基于自身的处境,我已无暇他顾,况且,即使我平安无事,也不会笨拙到去父亲那里充当“揭老底战斗队”,自讨没趣。

所谓“反右”和“反右倾”运动的荒唐及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如今已有定论,我不必多说。从印度回国后,父亲在那场运动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至今我也不甚了然。虽然我很反对一个男人拿老婆孩子当出气筒,但显而易见,父亲当年的遭遇是他火爆脾气的重要因素。

父亲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曾留学美国,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并在海外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一场场人为的政治运动,他可能颇有看法。

知识分子喜欢论政。我现在居住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众多的华人社团中,“陶陶时事座谈”便是那些专门喜欢论政者的好去处。海峡两岸,香港美国,张三李四,指名道姓,喜怒笑骂,煞有介事,个个都俨然“业余国会议员”。作为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我曾去采访过数次。面对着其中几位知名的“话癌患者”,烦不可耐的时候我思索过:“他们的老婆怎么受得了?”一位要好的台湾同行使我恍然大悟:“就是让他们在这里讲个够,不要回家去烦老婆呀!”

假如,一九五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政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假如,当年父亲发表点什么意见又没被扣上“内定右派”的帽子,则于国于家都是大幸。事实上,大约是父亲心里窝火又没处发泄,而使得母亲和家人遭受了多少无端的池鱼之殃。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七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去上班前,父亲突然对我说:“斯大林的女儿跑到美国去了,还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他并嘱咐我不要出去乱说。父亲似乎还想和我议论些什么,而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毫无反应,接着就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我和父亲从来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中国那个一句话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年代,他突然和我说起如此“犯禁”的话题,令我感到非常吃惊。长久以来,“涮羊肉情结”深埋心底,使我对父亲的感情十分疏远,我回避和父亲谈话,关于“斯大林女儿”的对话自然无法继续下去。现在想来,那个早上父亲一定是有满腹感慨,不吐不足以得平静才把我当成了谈话的对象。

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为对“苏联老大哥”稍有微词,而被打成了有派分子。马列主义的领袖“马、恩、列、斯”中的斯大林自然也属于不能妄加非议之列。三十多年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绝不像当年中国人都会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称的那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斯大林也绝不像《斯大林颂》中所唱的“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国人也不必“我们永远跟着斯大林”。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苏联老大哥”都极为自私,占尽了中国人的便宜。

当年,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真实的“苏联老大哥”、真实的斯大林。但我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

父亲显然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十分正统。他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的意见冠冕堂皇,但事后往往“招骂”。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要精简机构。父亲动员身为模范教师的母亲退了职,变成了一个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当父亲整天在家把患有高血压症的母亲当作发泄内心积郁的对象时,母亲往往后悔当初听了父亲的动员退了职。特别到了晚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落实成公费医疗待遇,母亲为此始终耿耿于怀。

那时,父亲还动员原来在商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任会计的堂姑,去山西侯马支援了工作。但二十年后,堂姑一家要返回北京时却再无人予以过问。在堂姑一家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落实回北京政策的过程中,想必不会对父亲感恩戴德。

在我的记忆中,我只主动找父亲谈过一次话。那次谈话,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放弃了多年来报考电影学院的理想,作出了服从国家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决定。

我事后之所以没有像母亲和堂姑那样埋怨父亲,只是因为我同届报考了艺术院校的同学和朋友学成之后恰逢“文革”开始,白白在军队农场浪费了好几年的艺术生命,而我“服从国家需要”的选择,却让我有机会好好“为人民服务”了几年,况且我也深深地爱上了电视事业。

其实,由于与父亲的隔阂,我失去了一些很好的学习机会。

父亲的英文极好,退休以后,他曾为社科院研究生班教授过英文,特别在一九七八年打开国门以后,每个星期四的晚上,父亲都在家给上门求教,攻读“托福”的年轻人义务教学。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从父亲这里迈出了留学海外的第一步。而我,面对着这样的“近水楼台”却总是不屑一顾。如今,我十分后悔当初没有珍惜那可以跟父亲读英文的上好机会。

鉴于我和父亲的关系,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重蹈覆辙,我一定要和儿女成为朋友。我的儿子苗苗满七岁时,在北京新街口西河沿的粮店前,我告诉他:“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永远变不了的,可咱们得是朋友,咱们得永远互相说心里话。”我们俩拉了“勾”,作了一辈子的承诺。

当苗儿高中即将毕业,一次,我和他一起骑车回家时,他说:“妈,我怎么觉得咱俩像同学。”我感到十分欣慰。

时间是最好的淡化剂。“涮羊肉风波”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我不可能犹如当年足足三天不理父亲似的,至今仍满腹委屈。我并不是个小鸡肚肠的人,就连曾对我的人生造成过伤害的人我都没有不依不饶,更何况是我的父亲,一个让我吃羊肉而不是让我吃“枪子儿”的父亲。但是,“涮羊肉风波”所造成我与父亲内心的距离,从不与父亲有任何沟通的习惯,年深日久,已成定势。

赴美十年有余,其间,我虽曾回国四次,每次也都会去看望父亲,但只是三四次蜻蜓点水而已。父亲老了,往日那火爆的脾气已不见踪影。面对着老迈的父亲,虽然我仍无多话可谈,但平添了一点恻隐之心。“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起了中学时背诵过的课文。

年近九旬的父亲曾在给外孙苗苗的信中自省:“我一生赡养四位老人,照顾五个弟妹,抚养六个儿女,以家长自居,一副道学先生面孔。”父亲说,他已把自己的一生写了出来,正托人电脑打印成册,准备给子女有个交待。父亲渴望得到晚辈的理解。

母亲已经故去五年,寂寞的父亲在一次次来信中对亲情的呼唤,终于使我顿然醒悟:父亲已来日无多。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父亲的一生肩负了太重的担子;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缩短与父亲内心的距离。我想,即使父亲已是风烛残年,但是,只要去做,一切还来得及。

十三 女十二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我成了北京女十二中初一·一班的学生。女十二中的前身是北京早年有名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高中部地处灯市东口同福夹道,初中部位于灯市西口的街面上,那是块毗邻王府井的风水宝地。九十年代初,初中部遭到我曾读过的汇文小学同样的命运,也荡然无存了。现在,那里已成了繁华的商业区。

早年,居住在交道口附近的女学生报考第一志愿的中学,一般都是东直门的北京女二中,那也是个重点中学,只是由于拍摄《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郭言、张筠英、柳青、刘家彬等都要报考女十二中,为了“扎堆”,又听说那个学校的文艺活动很出色,我就舍近求远了。

进初中那年,女十二中招收了十个班的初一学生,并首次按年龄分了班。我和郭言、张筠英都十一岁,分到了一班,柳青十二岁,分到了二班。当五十个十一岁的孩子凑到一起就像五十只猴子的时候,校方对这种分班方式可能已经后悔晚矣。

小时候,随着父亲工作的流动,小学六年,我读过四个学校。我没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更没有养成专心读书的习惯,加上母亲工作忙碌,还要操心家务,父亲又多年在外工作,都无法过问我的学业,其间,我又两次离校去长影拍片,心情不免浮躁起来。

参加拍摄《祖国的花朵》和《罗小林的决心》后,我和导演严恭、苏里成了忘年交。我非常盼望他们进京开会或出差。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下榻之处,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电影界的老前辈。我还常能沾光观摩一些内部参考电影,像所谓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苏联故事影片《第四十一》、《雁南飞》和《一个人的遭遇》就是那时看到的。那些电影里浓浓的人性和人情,感人至深。我慢慢悟出一个规律:凡是被批判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是很美的。

视野和接触面增加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再也不当众怯场,而且,在进了中学最初的一、二年里,我着着实实过了一段胆大包天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的作文得了五分制的“二加”。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生性调皮的孩子,但在初一·一班,我之所以一度成了课堂上的捣蛋中心,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只小花猫。

有一天傍晚,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不知被谁放在了我家的大门外,“喵喵”地叫得十分可怜。我锲而不舍地要求母亲收留那只无家可归的小猫,但母亲忙于工作,又有个十口之家需要操心,她连人都顾不过来,哪还有精力顾猫?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会因为小猫给母亲增添麻烦,后来,母亲妥协了,我成了小猫的主人。被取名花花的小猫,从此与我日夜相随、形影不离。

我用缝纫机给花花做了一个紫红色的书包,上面还缝了一个小猫贴花,骑车上学的时候,装着花花的书包和我的书包一起挂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路上,花花用小爪子扒着书包边露着小脑袋东张西望地看着街景。面对着路人诧异的目光,我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上课的时候,花花藏在我的课桌里,我的心也在课桌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懵懵懂懂,课堂提问的时候,经常所答非所问。

对十一岁的孩子们来说,一只小猫比在课堂上听讲要有趣多了,花花自然也成了全班同学的宠物,花花天天分享住校生的午餐。

有一天,教语文的彭先生在课堂上突然停下来奇怪地问:“怎么有猫叫的声音?”贝满的传统是把老师称作先生的。当同学们异口同声地欺骗彭先生“窗子外面有只猎”的时候,我吓得半死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紧张透顶,生怕花花在这危险的时刻不知趣地又叫了起来。我从心眼里感激那些保护了我和花花的同学们。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一个听力正常的人绝对能分辨得出教室内与二楼外这截然不同的两个声源,但面对着五十双“真诚无邪”的眼睛,除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彭先生一定没想到别的。

一个雨后的傍晚,花花失踪了。查遍了小院的每一个角落也不见花花的踪影之后,我又抱着一线希望走出大门去寻找。

花花被打死在小胡同口上一个雨后积水的泥坑旁。这一定是那些常常恶作剧的坏男孩所为!他们的行为与我曾见过的在残疾人身后嘲笑起哄的家伙,以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人为乐的家伙属于同类。

在对花花这样弱小无辜的生命下毒手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以花花被围攻时的惨状取乐,他们人性何在?我伤心极了。

我把花花裹在小猫贴花的书包里,在小院的苹果树下,含着眼泪埋葬了花花。

从花花遇难至今,我再没养过任何宠物,也绝不再养任何宠物。

那一阵子,我确实有些标新立异、不务正业。我曾爬到学校二楼屋顶上摘黑枣。

与同龄人相比,我小时候体瘦身轻、腹肌强健、臂力过人。在体育课上,很多同学像秤砣似的视爬绳、爬杆为畏途,而我则胳膊往上一伸握紧绳、杆,然后小腹一缩双腿一夹便上升一截,如此三下两下就轻而易举地爬到顶端。上房的时候,我是利用大树作跳板的。

一定是有人向校方报告了我为非作歹的举动,班主任谷先生才出现在“肇事现场”。可能担心我被她吓着而失足坠楼,谷先生像对待心爱的小孙女似的细声细气地哄着我下来:“吕大渝!你千万小心,慢慢下来。别害怕!你下来了我不说你!”

谷先生很守信用,我下来后,她果然只字未提,没有批评我。

在学校上房还不算,一个周末,《祖国的花朵》的小伙伴去刘家彬家玩的时候,我又登上了她家的房顶去摘红枣。

刘家彬家住在东单栖凤楼三十九号。栖风楼,凤凰栖息的楼宇。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这条胡同现已不复存在了,它是在展宽东、西长安街的时候被拆除的。

那时,刘家彬是***附近北京二十八中的学生。不久,她去东方歌舞团作了舞蹈演员,我看过她演出的锡兰舞蹈《罐舞》。后来,刘家彬又去了深圳电视台。

著名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也住在栖风楼三十九号。刘家彬家是北屋,新凤霞家住东屋。新凤霞扮相漂亮,她当年演出的《刘巧儿》家喻户晓。

在那所院子的房顶上,当我把摘下的红枣往下扔的时候,房下的孩子们一片欢腾。晚上可能要登台挑大梁的新凤霞终于忍无可忍,她走出了屋门要求大家安静一些。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但直到我当了电视播音员,为了晚上播音时嗓子能拉得开栓,下午非得睡个午觉不可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当年有多讨厌。

新凤霞的丈夫吴祖光是个著名的剧作家,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创作戏剧《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一九五七年,吴祖光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去了。

当我正在房顶上兴高采烈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吴祖光已遭到了厄运,也不知道新凤霞正蒙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折磨。

日后,因电视台的工作我曾与吴祖光、新凤霞有所来往,也去过他们位于东大桥的居所。我俨然一副电视台记者的面孔,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但不知新凤霞是否认出了我就是当年那个在她栖风楼住处房顶上打枣,影响她午休的小家伙?

回首那段日子,我不断地爬树上房,实在不是垂涎于黑枣和红枣。追求新奇刺激,可能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难以逆转的特点,我喜欢的大约只是上房本身那种冒险行为。

初进女十二中那段混混沌沌的日子终于有了报应:我的作文得了个“二加”。

当年,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两层楼初一共十个班的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拥挤在那惟一的小门往操场飞奔。

有一天,在颤颤巍巍的旧楼梯上挤得实在不耐烦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想都没想就抄了近道,从楼梯半当中的窗子里跳了出去。那时,我经常做些行动走在大脑前面的勾当。这一跳,恰好落到站在门外的蒋雯先生眼皮底下。蒋先生那时是教导主任。我正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蒋先生说:“吕大渝,你到教导处来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蒋先生拿出一本学生成绩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学生成绩册,封面上的“学生”二字被我涂改为“先生”,成了“先生成绩册”。蒋先生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时,每个学生都有一本三十二开棕色牛皮纸封面的成绩册,记录了各科的平时成绩。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总平均成绩。学期结束时,操行评语也记录在上。校方通过成绩册与家长取得联络。学期的每个阶段,成绩册都要由学生请家长审阅签字再交回学校。

如果我的各科成绩都是满分,即使我把“学生”改成了“先生”、“校长”,乃至教育局长或部长,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但因我的作文得了“二加”,则属别有用心之列了。

把“学生成绩册”改成“先生成绩册”这一创举,早已被我忘到了脑后,为了应付蒋先生的质问,我只得支支吾吾地编着即兴台词:“我就是觉得学生学得好坏有成绩册,先生教得好坏也应该有个成绩册呀?”不知蒋先生当年作何感想,反正她没再说什么就放了我一码。

虽然蒋雯先生放了我一码,但我自己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从拍完两部儿童片之后,我就树立了长大要报考电影学院的志愿。我的一些课余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安排的。电影学院属于文科类,如果我的作文是“二加”,将来考不上大学,学电影的理想终将成为泡影。

改变作文“二加”的现状已成了我人生之路的当务之急。我备了个小本,见到好的文章、好的句子就抄录下来,积了不薄的一本。我也开始阅读一些名著,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晚上,我阳奉阴违,表面执行母亲按时熄灯的纪律,实则举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小说,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永远失去了一点五的视力,成了个近视眼。

初三时,我的一篇抒情散文风格的作文《北京的早晨》,不但得了五分,还成了范文在班上和年级里朗读。从此,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教文学课的余先生把我看成得意门生,三年后,当他得知我将弃学去电视台工作的消息,还着实发自肺腑地为我由此而不能去上大学惋惜了一番。

走出了作文“二加”的低谷,我已被公认为是学校里“作文好”的学生,并当上了语文课代表,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觉是:自己文学的功底不够、腹中空空、才思并不能如泉涌。至今对我而言,写出一篇好文章仍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事情。

从初中到高中,我从来没有当过三好学生。一般来说,在身体好、学习好和工作好这三方面,学习好是评上三好学生的关键,但我各科的学习成绩极不平衡。好的,像代数、几何,我始终五分;不好的,像物理、化学,我只求及格。坦白地说,对于物理和化学,我除了记住小孔成像、热胀冷缩及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等少得可怜的一点常识,从头到尾我就没弄明白那些公式是怎么一回事。

我学习成绩的优劣,完全与对各个科目授课老师的喜爱程度成正比。虽然女十二中每个教室都张贴着“为祖国而学习”之类的大字标语,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口号实在难以不让我跟着内心活生生的感觉走。

从初三开始,教授代数课和几何课的潘其华先生和查良珍先生是我很喜欢的老师。她们端庄大方,总是仪容整洁地出现在讲台上,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

两位老师都卷发齐耳,常常身着深蓝色或浅蓝色布料旗袍,腋下掖着一条麻纱手绢,脚踏虎皮软底大绒方口船鞋。从她们夹着讲义,迈着京剧舞台上跑圆场似的台步轻巧地走进教室,出现在学生面前那一刻起,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们也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们的板书字体漂亮,讲课的声音柔和悦耳,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经过精心设计。在她们的课上,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听讲,从来没有发生过像物理、化学课上那种老师不得不停止教课,维持好秩序,才能继续开讲的局面。

女十二中有着一批深受学生们爱戴的高水平的老教师。听同学们说,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同学们还说,早年学教育的,包括在讲台上面的一举一动都受过专门训练。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水分,但潘先生和查先生确实与众不同。听她们讲课就像艺术享受,代数、几何作业就像游戏,一切都是那样简单轻松,让人兴趣十足。在这样一种学习气氛中,想不得满分都难。

按惯例,女十二中的学生们读至初三就要移师同福夹道高中部去上课了。高中部曾是清代的一个王爷府。

我从初三开始就在学校包伙、上晚自习,整天和同学们在一起了。

女十二中确实有着文艺活动的优良传统。多年来,每天黄昏时分,似乎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高三年级的文艺好手都会集中到由王爷府正殿一分而二的一号教室,低年级的同学也都迫不及待地赶往那里。一号教室是个音乐教室,进门处有一架钢琴,一场独唱音乐会从晚饭后便开始了。听说,历年来,从饭后音乐会脱颖而出的歌唱好手进入艺术院校的学生占有相当比例。

我在校期间,颇具水平的歌手有孙文冬、赵淑宝和李若一等。孙文冬是学生会主席,高中毕业留校当了语文教员,我后来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赵淑宝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后来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李若一的歌声纯净圆润,我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他们当年演唱的大都是世界著名歌剧选曲和各国名歌。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地唱,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我十分留恋那段少年时光的生活,每个傍晚,我都被那优美的歌声所陶醉,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国名歌二百首》中一首首令我难忘的歌曲,都是从女十二中的学长们那里听会的。当年那本小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至今仍然跟随着我。它虽然已经泛了黄,纸张也已经老化,可我仍然珍惜无比。

但是,女十二中那迷人的黄昏音乐会也不是天天都能举行,各类名目的政治运动经常会来干扰平静的校园生活。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全北京的人们,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军人不习武、学生不读书,在各单位大小领导们的带领下全都上了房,敲着破铜锣、破脸盆、破簸箕以及一切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再摇着用竹竿挑着的五颜六色的破旗,以男女老少、高低粗细不等的嗓门,向着全北京的麻雀们足足呐喊了一天。全北京的麻雀们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一只只累得。已脏破裂的麻雀,像被喀秋莎大炮击中的希特勒飞机“倒栽葱”的时候,群情更加激奋,士气更加高昂。其间,全市通讯联络繁忙无比,各级战斗指挥部都认真得像打一场淮海战役似的互通“敌情”。高音喇叭也频传捷报,胜利歌声响彻了文明古国的京城。

环境污染、生态平衡是当今世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但是,在那场起哄之中,由于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已是鸦雀无声了,所以,从没有人问起以后田里的害虫由谁来吃?生态的不平衡又会造成多少粮食的损失?

参与过那场愚蠢的打麻雀战役的人们,如今至少已年过半百,我也是其中之一。那年我十四岁。那天,我干的惟一有点意义的事情是为灯市西口的交通灯义务劳动:我是打麻雀地面部队成员,吆喝得无趣了,跑去与正在安装交通灯的警察聊天,我帮着他们用黑胶条把红、黄、绿灯的三根电线缠在了一起。此后,每当我见到灯市西口的红绿灯时,都会比别人多了一点亲切之感。

事过多年,和同龄人回忆起那场闹剧似的麻雀战役,哑然失笑之余,我常常想,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做了决策,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不跟着瞎起哄,又能怎么办呢?

十四 “大跃进”

我的高中时代是与“大跃进”同步开始的。

继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之后,毛主席又举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动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九月一日开学以后,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学校改成了半日制上课。虽然我已经是女十二中高中的学生了,但那时的学校,好似“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口号:“北平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女十二中初中部的操场,在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前面,周围一圈小柏树。那本是供全校学生上体育课的地方,但开学不久,好好的操场,已是满目疮痍。那里被挖得乱七八糟,成了土高炉的所在地。土高炉用泥和砖砌成,质量还不如我家早年的那个大灶,那个住过很多油葫芦、灶火马子和土鳖的大灶。

白天,我和同学们分头出去找废铁。为了完成定额,我们不择手段。

有一次,我们骑车跑到了一个远离学校的地方,钻进铁丝网去偷废铁,突然听见有人对我们失声喊道:“快出去!快出去!要通电了。”吓得我们仓惶出逃。至今,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到底钻进了哪里,只记得当时气氛紧张,像在真的战场上一样,险些英勇牺牲似的。

晚上,操场灯火通明,土高炉都燃起了熊熊的火焰。高音喇叭播放着斗志昂扬的歌曲和各个班级熬铁水的战果。

我跟着瞎忙了好一阵子,最后,那一块块黑疙瘩似的大铁坨究竟去了哪里?我的劳动是给社会主义大厦添了砖,还是添了乱?我没有想过。

天凉了,小高炉熄了火,但我的心却没有踏实下来。每天,我和几个同学以“大跃进”的速度赶完作业,便利用半日制上课的机会,看遍了东城区所有五分票价的学生电影专场。我熟悉所有的中外影片,能叫得出所有中外影星的名字,可学业如此荒废下去,将来怎生了得?当时,我仍没有想过。

从“大跃进”一开始,女十二中就紧跟形势,也办起了工厂。

初三下学期,我在缝纫工厂干活。所谓工厂,只是初中部二楼的一间屋子而已。有缝纫基础的同学才有资格去缝纫工厂劳动。我自小爱好缝纫,所以很高兴成为缝纫工厂的工人。

学校运来了很多用针织厚绒布裁剪好的半成品手套,我们的工作是在缝纫机上做缝合的工作。那种手套是五个指头分开的,最不好做的是绱大拇指,而且,稍不小心,就会把大拇指与其它四个手指缝成了相反的方向。如果不拆掉重做,那只手套就报废了。我和同学们都缝制过废品手套,但都没有耐心拆开重做,因为每次劳动课结束时,都要申报自己缝制的成品数量,拆开重做将会使数量受到影响。虽然我内疚于心,为这种重量不重质的行为时时自责,但我担心自己缝手套的速度太慢,在数量上落后于人,仍是钻了没有质量检验员的空子,把废品手套往成品堆上一扔了事。没有几个月,缝纫工厂就倒闭了。

女十二中高中部原来有个风雨操场,下雨下雪的时候,全校同学就去那里上体育课。“大跃进”中,风雨操场成了北京电子管厂焊接老炼台小盒的一个车间,学生的技术指导是一位会跳踢踏舞的上海师傅。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在风雨操场焊接老炼台小盒。那可是个技术活。焊接的时候,在焊接点上先用松香垫底,焊锡要少,表面要光洁美观,还不能虚焊。作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焊锡的用量和焊头最后离开焊接点的时机和速度。

在我当时的心目中,电子管属于高科技产品范畴。虽然我不明白老炼台小盒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知道不能掉以轻心。工人师傅也强调绝对要质量第一。我不是快手,但我一点也不着急,工作态度极为认真。同学们的工作态度也都极为认真。即使这样,虚焊的事情仍是层出不穷。我总觉得工人师傅一定得把我们的产品重新返工一遍才能出厂。

秋收时节,全校师生开拔,去北京通县宋庄人民公社深翻土地。

我们参加了在场院上召开的动员大会。一个长相朴实的公社干部向社员们描绘着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他说:“到了共产主义,是家家户户,吃香喝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还说:“将来,咱们天天吃香油、喝香油。”

老乡们的小磨香油是很珍贵的。来客人的时候,在咸疙瘩丝上滴几滴香油,就是很盛情的款待了。可是,如果天天抱着瓶子“咕咚咕咚”地喝香油,那该多么恶心!不过,我只是私下这样想想,倒没和任何人说过。

我们住在吕老太太家。老乡们说她和我是“当家子”。“当”在这里读第四声。“当家子”可能是几百年前是一家人的意思。

公社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不要钱。生产队干部挨家挨户收缴老乡的锅碗瓢盆。来到吕老太太家“共产”的时候,我的“当家子”握着她家的饭勺藏在门后,一个劲地示意我别说话。我没有出卖“当家子”,吕老太太的饭勺没有让干部缴获。我站在堂屋当中,清清楚楚地看了场哑剧,但实在搞不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那年夏天,报上刊登了毛主席亲自到河北省徐水县蹲点的消息,还说那里谷子亩产两万斤、马铃薯亩产一百万斤、一头生猪一千斤。

在宋庄人民公社,师生们的主要农活是深翻土地。按照标准,我们得翻地三尺。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生土都翻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经验的老农是不是也认为那样真的会亩产万斤粮食放“卫星”?

为了鼓舞士气,女十二中及其友校二十五中联合组建了宣传队。二十五中是个男校,位于灯市西口和东口之间的大街上,也就是女十二中初中部和高中部之间。宣传队队长由女十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孙文冬担任。

我在大田里深翻了一阵子土地不久,就被调往宣传队,成了孙文冬的麾下。去宣传队的还有后来考进北京艺术学院的吴晓梅等。二十五中调到宣传队的成员有手风琴好手温中甲和黄旭光等。

自那以后,我与孙文冬、吴晓梅、黄旭光和温中甲的友情维系了多年。一九五八年寒假,我们曾骑车去颐和园冬游。昆明湖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整个园子,游人寥寥无几,借大的湖面上,只有我们五个人。我和吴晓梅、黄旭光、温中甲趴在冰面上扮演着《林海雪原》中小分队的战士,孙文冬像少剑波似地举着根长树枝当指挥刀呼啸着“冲啊!”

孙文冬和吴晓梅已是高三的学生了。中国第一位芭蕾舞女演员白淑湘是吴晓梅的好朋友,她常常谈起“白姐姐”。吴晓梅酷爱戏剧,在颐和园清冷的空气里,她为我们朗诵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狼和小羊》。那时我们真年轻。

几年后,酷爱音乐的温中甲,经过深造,成了一名颇有造诣的作曲家。吴晓梅在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演过一阵子话剧,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功课很好的黄旭光,在六十年代初高考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可能仅仅因为父亲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而使高考诸多不顺。经过多年的自强不息,目前,黄旭光已是一位很优秀的中学校长。孙文冬高中毕业后留校当了语文教员,并在“文革”刚一结束就全家移居香港了。

师生们把宋庄人民公社的农田翻了个底朝天,回校以后,学校领导又要求各个班级编排节目,参加东城区的文艺汇演,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在宣传队时,我曾经连唱带跳,外加说相声。当编导,况且,我已被冠以“作文好”的美名,回到班上,同学们自然推举我挑了大梁。

我创作了一个表现下乡生活的雕塑剧,并担任了导演兼效果,我的雷声是用三合板摇晃出来的。在幕后的诗歌联唱中,我还担任了朗诵。班上的同学也都兴致勃勃地当了雕塑,随着后台意气风发的朗诵和歌声摆出了一组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那浮雕似的斗志昂扬的群像。我们的演出声情并茂、造型讲究、效果逼真,获得了一等奖。

学生们在蹦蹦跳跳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而实际上,白“大跃进”以来,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伤害和摧毁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吃公共食堂以来,各地已经开始严重缺粮,农民开始闹饥荒,活活饿死人的时情也发生了。

历史往往在远距离的时空中才能看得清晰。近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对那场“大跃进”的内幕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不知该怎么看待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一切作为。尽管我只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尽管我只是数亿个不知就里而又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那场运动中的一个普通人,尽管“不知者无罪”,但,我毕竟是跟着起了哄,抬了轿子。

罪责自然在始作俑者。但事到临头,平民百姓何以分辨真相?有所分辨又何以自决?在那个不透明的年代,中国人是难做的。

“大跃进”的失败加之随后而来的“反右倾”运动,终于引发了经济大崩溃和三年大饥荒。这三年,被定名为“困难时期”。

不久,城市居民开始实行定量供应。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两肉票、一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就连上厕所的手纸也定量供应了。

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

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

尽管人们愿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情操是高尚的,但长时间每天只有不到一斤的粮食和几乎没有任何油水的日子却实在难熬。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父母曾带我们去吃过“高级饭馆”。

“高级饭馆”在猪市大街的华侨大厦,每天的供应量很少,要天不亮就去排队拿号才能吃到。由最早来排队的人给大家发号已成为不成文的土规矩。那时一个三级工的月工资还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但“高级饭馆”的一盘菜就要五元钱,而且只是鱼香肉丝和古老肉等几样菜式。

一个冬日的星期天,我们全家又去了华侨大厦。才十点半过一点,饭馆还没有开门。虽然我们都冻得哆哩哆嗦地站在寒风里,但我们可不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可怜得只有幻觉中香喷喷的烤鹅,因为母亲手里已经握有早晨五点钟就先来排队拿到的号码。我们排在中间靠后一点。

将近十一点,饭馆终于快开门了。这时,大厦门前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哭天喊地的声音。那是一个留着短发、面色灰暗的中年妇女。她嚎啕着说,八十岁的母亲从福建来北京看她,明天就要回去了。在临走之前,她想让母亲吃一顿饱饭,谁知道还要排队拿号啊!她发了疯似的哭喊着:“八十岁了!她不会再来了。我就是想让她在走之前吃一顿饱饭呀!”

空气似乎一下子就凝固了,人们都沉默着,心情沉重复杂。我几次冲动想和父母说:“把我们的票让给她吧!”但我最终也没能吐出那豪言壮语。父母的眼神里也流露出同情和犹豫。我想,在场的人们一定都有过和我类似的冲动,但谁都没开口。在那饥馑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多少年了,我忘不了那个女人绝望的哭喊。不知道那位老母亲是否能熬过那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高中同学张德美和郭瑞贞是印尼反华排华时的归国华侨,在北京没有家,都只能住在学校里。张德美担任了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大约一九五九年末,张德美收到了一包寄自海外的生花生。住校生没有炒花生的条件,于是,我自告奋勇地答应帮她拿回家去炒熟了再给他。

我把那包花生倒在一个白脸盆里,再把白脸盆放在了母亲卧室的大立柜顶上,而且,我并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是,几天后的傍晚,当我兴冲冲地准备炒花生的时候,从立柜顶上拿下来的却是半盆花生皮。我顿时呆住了。追查结果,花生是被九岁的小弟大谷偷吃的。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是那个年代的儿歌。那时,市面上提供了一些高价的调剂物资,母亲有时会买些五元钱一斤的桃酥锁在柜子里。饿得发慌的三个弟妹经常由大弟和妹妹望风,小弟动手“行窃”。那是个很老旧的柜子,即使外面加了合页上了锁,也还是能拉开一条缝,小弟的小手刚好可以伸进去。待周末母亲打开柜子打算发给每个孩子一块桃酥的时候,往往已空空如也。可母亲从来没有为此有过一句责骂他们的话。

在那个年代,一袋花生是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我想赔都无从赔起。母亲当然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但她始终沉默着,仍没有一句难为小弟的话。心虚的小弟躲在一边,低着头,一声不吭。

小弟才九岁,他实在饿呀!看着小弟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我很可怜他,就没再说什么。而且,花生已经没有了,说什么也晚了。我只是十分后悔没有在拿回花生的当时立即炒熟,再马不停蹄地给张德美送去。

我一向看重朋友间的信任,花生没有了,我不但辜负了张德美的信任,而且,简直就像个费尽心机打劫花生的骗子!怎么向她交代呢?我忧心忡忡。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向张德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她没有对我不依不饶,但我觉得窝囊透顶。

时过境迁,多年后,人们已能吃饱饭了,老同学们曾有过一次聚会。我向已是中学教员的张德美又提起了那袋花生,忍俊不禁之后,我仍觉得那是一件令我终身遗憾,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在北京景山公园苍松翠柏、红墙绿瓦环绕下,有一座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建筑,它的正门,与崇祯皇帝自缢的煤山遥遥相望。一九五五年,北京市少年宫在那里成立了。我作为少年宫第一批的老组员,从初一到高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的节假日和寒、暑假,直至我去了电视台。

我还是初一的学生时,少年宫到女十二中招生,学校推荐了我和几个同学去参加考试,一起去的还有后来为中央芭蕾舞团演员的张敏初等人。

自拍完电影,我已确立了高中毕业后报考电影学院的目标。我想,台词、表演课长大一点再学还来得及,但形体课讲究“童子功”,从小训练要更好一些。于是,我报考了舞蹈组。

少年宫舞蹈组设在正殿西侧的偏殿里。那是个半专业水准的校外活动小组,分民间、古典和芭蕾三个班,每周上课两次,由北京舞蹈学校的老师任教。

按我的形体条件来说,是不应该被录取的。舞蹈组的辅导员杨书明,那年只有十九岁。他告诉我,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录取我。我当时的直觉是,学校在推荐报考的学生时,告诉了他们我是《祖国的花朵》的小演员。

一起拍电影的张筠英、柳青和刘家彬也都被录取了。我和张筠英分在了民间舞组。柳青和刘家彬分在了芭蕾舞组。

舞蹈课极其正规化。一开始只是在把杆上的训练以及拉山膀。踢腿等其他基本训练。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我对舞蹈界行话所说的“法儿”(读音是“去声”)开了窍,有了“法儿”,并从中获得了美的享受。

“法儿”是舞蹈内在的神韵。一个舞蹈者即使动作完全到位,如果缺了“法儿”,则毫无味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基训之后,为了配合汉族。维族、藏族等民族舞的课程,才排练了《拔萝卜》、《新疆舞》。《藏族踢踏舞》、《打盅盘》等表演舞蹈。

少年宫的生活,是我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严格的基训、有趣的排练,鹫峰夏令营的篝火、慰问解放军的演出,还有辅导员的关怀和小伙伴的友情。

一九五八年,给毛主席献花后的第四个年头,我已经满了十四岁。那年暑假,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参加了在鹫峰举行的夏令营,并将在营火晚会和文艺晚会上演出。

鹫峰脚下的一所学校是夏令营的营地,教室是我们的营房。

有一天午后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刚刚走出房门,迎面而来的一个少年和我同时都愣了一下。我看见的是与我一起给毛主席献花的瞿弦和,一个放大了的瞿弦和,他长高了足足一头还多。他也认出了我,但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硬要父亲领着挨门挨户去寻找我家大门的那个小男孩了。我们都很矜持,彼此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在拍摄《祖国的花朵》时培养出的对电影化妆的爱好和一点点实践经验在少年宫的演出中声名大噪,不只舞蹈组的小伙伴排着队要我给他们化妆,就连戏剧组也请我过去给予帮助。瞿弦和是戏剧组组员,直到在演出后台,我们才开始交谈。他那时在北京男二中读书,开学后也该是高一的学生了。男二中高女十二中高中部很近,也在灯市东口。他的姐姐瞿弦音是女十二中高我一级的同学。他们的母亲张绍谨是北京女十一中的教员。以后,我和他们一家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年,半专业水平的少年宫各艺术小组口碑甚佳,一些艺术团体往往希望直接从少年宫招生。

一九五八年暑假,两位志愿军文工团的中年人走进了马将军小院找母亲谈话,希望我加盟志愿军文工团。他们看过我的演出,又从少年宫得到了我家的地址。母亲从头到尾,毫无商量余地。

母亲有点让他俩下不来台,可我也只是向他们报以友善的微笑表示歉意,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火力增援。从事电影事业是我多年的梦想,我不会为此改变初衷。

虽然去志愿军文工团的事就此罢休,但我自此对志愿军的动向却格外关注。不久,志愿军就从朝鲜撤军了。

从北京市少年宫步入艺术殿堂的不乏其人。就我所知,我的同代人中,舞蹈组的杨建章、张敏初、肖敏去了北京舞蹈学校,张筠英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柳青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刘家彬去了东方歌舞团。同台演出《拔萝卜》的男孩张大森去了中央民族广播乐团,成了一个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在戏剧组中,瞿弦和、郑天龙去了中央戏剧学院,栾景泉去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一九八零年冬天,北京市少年宫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少年宫的第一批老组员、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年人,回到了留下过少年时代美好梦想的地方,人人感慨万千。我写了一首诗,由我、栾景泉、张筠英与瞿弦和登台集体朗诵。

漫漫人生,即使中年坎坷,但我确实曾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少年时代。在少年宫度过的那些令人留恋的日子,则是我生命中的一颗闪光的明珠。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在新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女十二中接受了参加团体操中少女操的表演任务。在训练过程中,我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在少年宫的训练成果,也为女十二中完成少女操的表演任务作出了贡献。

团体操是由国家体委创作和负责排练的。少女操的音乐选用了聂耳的《春节序曲》。训练的程序是先由各参与学校的体育老师前去学习,回校后在体育课上传授给所有参加表演的学生。因为是个群众性的体操表演项目,所以,少女操的动作难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动作有“法儿”和“没法儿”则有着天壤之别。

女十二中的石先生是位极其优秀和开明的体育教员。但是,石先生毕竟不是舞蹈演员,也没有受过艺术体操的训练。

在石先生的体育课上,我把她传授的像课间操似的少女操加上了“法儿”,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石先生大度地要求我代替了她。从此,我不但前往受训,学习第一版的少女操,而且,全运会排练期间,整个女十二中从初三到高中的体育课全部由我“脱产”教授少女操。我业务过硬,信心十足,教学组织得井井有条,课堂纪律极好。

那年我十五岁,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

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教授少女操的体委或是体院的那两位教员的姓名了,只记得年长些的稍高,年轻些的稍矮。集中排练时的指挥,大都由年轻的那位老师担任。为了表现健美,各学校的队伍都是个子高的在前面,个子矮的在后面。我才一米五八,排在了队伍的后面。

但是,排练了一段时日之后,有一天,年轻的老师突然在扩音器里叫我出列,她把我调到面对主席台第一排正中的位子上,周围那片一米七零的大个子们高出我半头还多。开幕式那天,不知主席台上的观众是否会奇怪:为什么一群高头大马的女学生当中央了一个小个子?一个很有“法儿”的小个子。

在整个全运会的训练和彩排期间,每当看着低年级小同学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时,总觉得似曾相识。当我还是个低年级小同学的时候,不是也曾向一号音乐教室的那些高年级的歌唱好手们投去过相同的目光吗?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是高年级的学生了!那学电影的美好的理想一天近似一天。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