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进电视台
按规定，少先队员年满十五岁的时候就该退队了。在我的学生生涯中，从来没有过当班干部的记录，只是到了高一，班上十来个即将退队的同学推选我当了几个月少先队的小队长。
在迈入青年时代的前夕，我们小队的老少先队员对胸前的红领巾格外留恋起来，每天，不但再也不会忘记佩戴红领巾，还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时节，特地去照了张合影作为告别少年时代的留念。那天，大家格外亲密，还有点伤感。
少年时代逝去了，我已经满了十六岁。一九六零年春末的一天，教导处的一位老师通知高中几个不同班级的同学去参观北京电视台，而且还指名我当了领队。在学校，我早已习惯了大头兵的生活，所以，对由我当领队的决定，真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感觉。
“人造卫星翱翔空间，跳着轮舞飞向前”、“我们大家都有朋友，地球也需要好同伴”，当世界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我和同学们正因苏联宇宙飞行员加加林邀游太空而唱着《人造卫星之歌》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对电视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电视事业起步于一九五八年。那年初秋，我在北海公园第一次见到电视。那天，一台十三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架在前门入口不远的白石桥头，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试播节目。中央电视台初创时，因为发射功率只能覆盖北京地区，被称为北京电视台。那次播出杂波很大，图像极不稳定，我看见了一个脸部不断错位的女播音员。她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首位播音员沈力。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未来的命运，将与面前这个发射着歪歪扭扭图像的电视台紧紧相连，屏幕上那位女播音员会成为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及多年的朋友。
广播大楼是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位于复兴门外二号，虽然它现在已经显得老旧，但在一九六零年，却是北京城的时髦建筑。
去参观电视台的那天是个星期日。教导处老师说，电视台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到了西单，广播大楼则近在眼前了，而电视台就在广播大楼里。教导处老师让我放心，他说，只要我们能按时到达广播大楼门口，就一定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我们。
星期日下午，大约七、八个高二和高三的同学在学校集合后，就乘公共汽车向电视台进发了。
广播大楼果然非常醒目，车刚到西单，就看见它像只羊群里的骆驼似地矗立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到了！”我赶紧招呼大家在西单跳下了公共汽车。
我对西单一带不很熟悉。几年的中学生活，我的活动范围超越过天安门的时候不是很多。当然，每年“五·一”和“十·一”庆祝游行或联欢晚会的时候一定会去天安门，此外，就只是难得去一趟西单南面宣内大街的高大夫诊所了。高大夫诊所是那种前店后厂的两层小楼，楼下行医，楼上住家。在拍电影《祖国的花朵》外景的时候，我和高大夫的女儿高光是同宿舍的小伙伴，后来，我们曾有多年的来往，但西单往西面的远处，我从未单独出行过。
在西单下车之后，冒着北京春天特有的风沙，我们走了好一阵子，电视台还是在一大片灰平房的远处。这时我才知道“看山跑死马”，广播大楼高西单还足足差着三站路呢！
上中学五年了，难得这次让我负点责任，当了领队，谁知第一次就出师不利，下早了车。好在同学们兴致很高，并没有埋怨我。我们去参观电视台，人家还得在大门口等着我们，假如再迟到，就更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心里很不安，同学们也都加紧了脚步。我们气喘吁吁地总算按时赶到了广播大楼。
四十年前，过了西单路口不久，就只是一片低矮的民居，几乎看不到什么商家了。复兴门外，更是一片荒凉。护城河畔拔地而起的广播大楼与周围的景致极不协凋。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电视台作人小工作的郑薇，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老大姐。
早年，为了保证高考的生员和质量，高教部规定不能在高中生参加高考前招工。但电视台初创，是周恩来总理以“特殊工种”为由，特批给了电视台两个名额，使电视台得以在北京的中学生里挑选电视播音员。郑薇和由电视台人事处及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处组成的小组，曾跑遍北京市近百所中学，挑选了一千多个高中生应试，历经四个月的甄选，才完成了寻找电视播音员的工作。
中央电视台是在广播大楼西翼四楼起家的。开播不久，又在大楼后面新建了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并在那里播出了近三十年。
女十二中七、八个同学去电视台的那天，演播和技术部门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埋着电缆、水管之类东西的大沟还没有封口。我们踩着一块木板架起的独木桥越过大沟，才从旁门走进了电视台。
我们七、八个同学被带进了小播音室。播音室的一张绿绒面桌子和一把椅子后面是块浅灰色的招幕。屋顶上安装了几个演播灯，桌子两旁还各有两台立地灯。桌子上安着两个话筒。面对桌子还有两台底下带着大园盘可以升降的摄像机。这里的装备跟电影厂的摄影棚有点相似。
一个带着耳机的胖姑娘，不知是在听着谁的指令让我们七八个同学轮流在镜头前面随便说几句话并且回答问题，还要朗诵一段，然后再向左转、向右转。
我站在镜头前被这么折腾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我想，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我是领队，我得问问他们。所以，当让我随便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问了：“不是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他们没有给我回答。接着该朗诵点什么了，我念了首唐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是我们的课文，我喜欢它。
每人都这样来过一遍之后，他们就让我们回家了。临走时，我又问了一遍：“不是说让我们来参观电视台的吗？怎么不参观就让我们走了？”他们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
还是在念初三的时候，学校曾让我去过位于新街口的大众电影社。那是一个晚上，摄制组正在为电影《革命家庭》挑选扮演小妹的演员。哥哥似乎已决定由张亮饰演了，那天张亮也在场。他们说我与张亮站在一起显得太高了。
回到学校，我就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读书。虽然我盼望入选，但我那时已经懂得，选演员的时候，参选的人都似商品，合则要，不合则不要。选演员和定演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从电视台回来后不久，教导处的老师让我再去一趟电视台。他虽然让我这么一趟趟地往电视台跑，可从未告诉过我，是去应试电视播音员。我只是听从老师的安排，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回学校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时，我仍执着地梦想着报考电影学院，从没改过主意。
第二次去电视台的时间是个晚上，而且又只有我一个人，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轻车熟路地就抵达电视台了。
和上次一样，我又在镜头前面说了、念了，再向左转、向右转了一番。我后来才明白，那是让局领导作最后定夺的举措。那天晚上，他们都坐在二楼总控制台通过导演间的监视器审看着我。直至梅益局长拍下了那决定我一生道路的一板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命运已经就此决定了的处境仍浑然不知。
后来，小播送室里进来了一些人，大概都是电视台和广播局的有关领导，但当时我不可能对得上号。我只记得其中一个瘦瘦小小的中年妇女，用看着自己的孩子似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说了一些很亲切的话。她就是电视台的台长、新中国广播事业的第一位播音员孟启予。她有个女儿叫久久，和我一样大，后来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久久的学名叫陈莲，我后来和她也很熟识了。
等那一大群人都离开后，小播送室里只剩下那位胖姑娘小张和我。小张是技术员，她问了我的年龄之后，说了一句令我莫名其妙的话：“你这么小就参加工作呀？”我很奇怪：“你说什么呢？谁说我要参加工作了？”
回学校以后，这一切被我立即忘到了脑后，紧张的总复习已经开始，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有一天，忘记了是哪位校领导找我谈了话，参观电视台的谜底终于揭晓。她先跟我讲了一大通青年人应该服从祖国需要的道理，接着告诉我电视台要调我去作电视播音员，希望我愉快地服从需要。
内心很不平静。如果去了电视台，就意味着我将永远放弃自十岁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学电影的理想。但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很纯洁地把“服从祖国的需要”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我不去电视台，又觉得那不是个青年人应有的表现。
校领导大概看出了我的犹豫，就让我回家和父母商量商量，过两天再给她答复。
念高一的时候，我们班上曾有一个同学因服从祖国需要而离开了学校。她叫王重华，一张十四岁清秀的娃娃脸，却长了个一米七四的大个子，细长细长的。她是班上的体育课代表，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
北京排球队调她去当了专业排球运动员。班上的同学都为她感到无上光荣，还开了欢送会，并在教室前和她合影留念。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王重华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她在排球事业上究竟发展得如何？等到我面临着同样选择的一天，我又想起了她。我格外想知道，她在尚未成年时就对自己命运做出的一生的抉择，是否终古不悔？
我究竟该何去何从？
“人生关键的脚步只有几处，愿你用结结实实的步伐一直走到辉煌壮丽的成年。”初二作文得了“二加”后抄录过的这段话终于派上了用场。是否去电视台，已是我“人生关键的脚步”了，我的步伐得“结结实实”，我也希望我的成年能“辉煌壮丽”。对人生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得好好想想，也该和父母好好谈谈了。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和父亲谈话。
其实，在没有谈话之前，我已经预感到结果了。
我对服从祖国需要的决定没有很大抵触。我对父亲说，好在电视看上去和电影还有些相同之处，虽然它才起步，但可能是个有发展的事业。
当我向校领导报告了我的决定之后，突然感觉到无比轻松：我不必再参加紧张的期末考试了！
直到我快离开学校了，我仍不是个共青团员。
在中学，摘下了红领巾的学生都会积极申请争取加入共青团。非团员就像小时候的非队员一样，是落后学生的代名词。为了入团，申请人得找两个团员做入团介绍人，还得经常“靠拢组织”、“汇报思想”。
我的缺点是“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我只会和好朋友谈心里话，而且，那些话都是从心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但是，为了一个目的去找人谈话，我常常无话可说。我始终没能达到团员的标准。
我高中时的同桌叫吴珉衡，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她还没有入团。我俩一样高，是好朋友。她的英文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后来分配到苹果园中学作了英文教员。
高二那年冬天，吴珉衡的母亲给她用紫红色的毛线织了一条厚厚的围巾，那是条很暖和很柔软的围巾。一个大雪纷飞的中午，学校门口有人找我，吴珉衡就让我围着她暖和的围巾出去了。从此，在我“不靠拢组织”、“不汇报思想”的缺点外，又加上了一条缺点：“带别人的围巾，虚荣。”
我那时是愿意入团的。自从退队以后，填履历表时政治面目那一栏从少先队员变成了“群众”，看上去显得实在“落后”。但入团竞如此麻烦，我只好听之任之，不去理会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我已不热衷于入团的时候，我将服从祖国需要去当电视播音员的消息传开后，我们班的同学、团支部书记闻嘉谟以及我的入团介绍人陈宁芝和佟得勤立即开始了突击我入团的工作。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四日被发展入了团，半个月后，就离开了学校，去电视台报到了。
虽然我已经进了电视台，但同学之间的友情仍然不能割舍。当全班同学即将高中毕业各奔前程的时候，我又被召回到同学之中，在全班的毕业留念合影时，也有着我的一个位置。
我进电视台那年是十六岁。报到那天是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日。
十六 去广播学院
进电视台不久，领导就送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学习了。
我的启蒙老师林如是老“贝满”的学生，我的校友。她是播音部第二代播音员中的饺伎者。林如的声音深沉圆润，播音风格自然流畅。她在电影录音剪辑中的解说是我最喜欢的。
当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华广播的播音员大多是从中央台播音部派去的。我去播音部学习的时候，林如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她总爱穿一身浅色“布拉吉”，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朝气。
去过苏联的播音员还有刘炜和费寄平等人。自小，我就爱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每当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响起的时候，就会听见费寄平那在中国播音界颇具特色的女中音播报的台号：“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广播。”我喜欢她那浑厚松弛的声音。不久前，当我得知“胖阿姨”费寄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怅然。悠悠天地，人们竟真像潮起潮落的过客一般，来去都匆匆！
在播音部学习期间，我曾听林如谈起过苏联女播音员柳芭。柳芭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播音员，五十年代末曾到电台播音部工作过。如今，林如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常常应邀为一些电视片作解说，并不清闲。九十年代中，她两度去俄罗斯访问，曾与老朋友柳芭重逢。“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们都”鬓发各已苍“，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可能有机会去一趟莫斯科。我希望去拜访从没见过面的柳芭，希望她能带领我去寻找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民歌，就是我年轻时喜欢的那种。那么美好的旋律中，我听到的却总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美好又忧伤，这就是人生？亘古以来，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在中央台播音部两个月的学习中，虽然我只播报过极简单的文艺节目的串联词，而且大多还是录音播出，但学到的却是在话筒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早年，中央台播音部有着一批极为杰出的播音员。夏青。齐越、林田都是具有严谨学术态度的老前辈。老一代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高水准的播音队伍。
播音风格“准确、鲜明、生动”，播音语言“字正腔圆”自然是对一个中央台播音员最起码的要求。同时，鉴于电台的读音在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中央台播音员的读音对全国普通话的规范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普通话的读音标准依据的是《新华字典》，而《新华字典》又源于《康熙字典》。在播音部，读错别字的错误绝不允许发生。就连四声和多音字的读音有悻了新华字典，也都属于播音差错。业务秘书每天都把播音差错记录在案，并公开在“播音差错专栏”那块黑板各人的名下。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约束了播音读音的随意性。
当然，属于技术差错范畴的读音错误公诸于众已经足以让人颜面无光、三生牢记的了，若在直播新闻中再发生政治差错，则是近乎于“恐怖”的事情。我在播音部学习期间，一位男播音员发生差错后所遭受的严厉处分，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功效。
当年，送交到播音员手中的新闻稿，不仅有着众多编辑的不同笔体，再加上各级领导涂涂抹抹的审查修改，经常龙飞凤舞、难以辨认。有的字句甚至像一个气球，被一根长线牵着飘到了稿纸的边缘。播音员经常面对话筒直播的就是这种“天书”。
有一天，一位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到播音部的男播音员在直播简明新闻的时候，把一句“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了“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在播音室外机房监听的值班编辑发现后，匆匆写了张纸条，轻轻地推开播音室的隔音门，把纸条交给了他，请他把那条新闻再重播一遍。为了免除紧张，编辑并没有在纸条上写明请他重播的原因。那位男播音员只以为这条新闻十分重要而需再播一遍。不料，待重播时，他仍把“美国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错播成“苏联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此，他写检查、做检讨不算，甚至还受到了记过和降级的处分。
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论在食堂中或大院里碰到那位男播音员时，我都会想起那个严厉的处分。
播音部对这次差错的处理，使我像个刚刚出道的小猴子，眼睁睁看着一只嗓音高亢的大公鸡被活活宰割，确实惊吓不已。日后，对稿件中每个字的读音，我只要稍有疑惑，则马上仰仗《新华字典》，绝不敢在镜头和话筒前掉以轻心、信口开河。
虽然，话筒前是个紧张严肃的岗位，但是，在生活中，中央台的播音员们都是些很有幽默感的人。
离开学校以后，虽然我每天上班、下班，日程并不空闲，但整天都置身于一群年长于我一大截的同事当中，我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时时怀念着过去的同学和朋友。
有一天，一位叫张力的男播音员对我说：“昨天有你同学的一个电话。我接的。没找到你。”我喜出望外，忙问是哪一位。他说：“叫窦尔墩。”想来想去，不记得我有个叫窦尔墩的同学。他又说：“是个男的，你好好想想。”说着，就一脸正经地走开了。
女十二中是个女校，我不会有男同学；而且，我是到播音部去学习的，从没把那里的电话号码告诉过任何人。为了这位竞知道中央台播音部电话号码的“窦尔墩男同学”，我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子仍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在介绍京剧节目时，才知道我那位“窦尔墩男同学”竟是取材于小说《施公案》的戏曲传统剧目中的一个人物：清代连环套的寨主。
荣获黄袍马褂的官府“刑警队长”黄三泰镖伤了窦尔墩。窦尔墩因此愤而前往连环套结义。十数年后，他偷窃了清帝赏赐给大尉梁九公的坐骑并企图加害于黄三泰，成了一个“刑事犯”。后来，他又中了黄三泰之子黄天霸的计谋。再往后，窦尔墩竟落得个投案自首、充军发配的下场。到头来，窦尔墩被赦，出家当了和尚。
京剧名优、杨派鼻祖杨小楼把窦尔墩誉为绿林好汉，还编演了京剧《连环套》和《盗御马》来纪念他。这两出京剧都是杨小楼的代表作。
说实话，我很感谢张力，是他的玩笑，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时时提醒自己这个并非知识广博的人而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明白，尽管播音员是个“出风头”的职业，特别是电视播音员，好比一本杂志的封面，更多了一层非抛头露面不可的特点。但是，如果不注意充实自己，在那虚幻的光环下又不自知之明，一旦失去了外部赐予的特殊工作手段，则将一无所有。
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播音班开学时，我离开了中央台播音部，被电视台送到广播学院学习去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播音专业的前身，是一九六零年初秋开办的播音员训练班。播音业务老师徐衡对汉语发音理论颇有造诣。班主任马尔芳，也和徐街老师一样，都在中央台播音部工作过。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由广播局干部处和电视台人事处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工作班子，携带着周总理的批示，跑遍北京市各中学寻找电视播音员人选时，曾挑选出一千多名应试者。广播学院播音班的首届学员有些则来源于那一千多人中有播音培养前途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声音条件和语言表现能力都相当出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第三代播音员的业务骨干铁成。红云、钟瑞、雅坤、金锋、赵培、徐曼等都是那个播音班的学员。结业后分到各地方台去的同学，也都成了当地电台的业务主力。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开播后，因人手紧张而从电台播音部调到电视台的李娟也是首届播音班的学员。
我与那班学员中年龄较小的红云同岁，入学时还不到十七岁。因为我是来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每月可以拿到二十七元五角的工资，为调干生。除我以外，班上还有两位从地方广播站来的调干生，一位叫王冰洁的女生已经有二十多岁了，还有一位男生比她稍小一些。其他同学则是从北京各中学直接入校的高中毕业生。
广播学院最早的校址在广播大楼西面真武庙的一幢灰楼里。短训班中，除播音班外，还有专为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培养摄影师的摄影班。摄影班的学生中，有些是已经分配到电视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又被送来进修的。现在已不再扛摄影机的马靖华、高长龄、刘瑞琴、刘元桢、金元成等都是那个班的学生。
此外，广播学院还有新闻系、外语系以及与广播工程有关科系的本科生。
虽然，播音班的学生生活，是在“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仍然十分高涨。结业后，大家都将像老播音员那样，得每天面对话筒正式播音了，未来的重担是那样严峻地摆在面前，少有学生不认真学习的。
广播学院为播音班安排了十门课程。有文学、历史、语法修辞、语言技巧、播音业务、国际知识、新闻学、广播史等。
许多在语言艺术方面有造诣的老前辈常常应邀前来学院上课。除了夏青、林田、齐越这些老播音员外，还有侯宝林、白凤鸣、马增芬等老艺术家，都把他们在语言艺术上艰辛探索的体会传授给了我们。
每天早上，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念绕口令、唱京韵大鼓，练气息，练嘴皮子的功夫。白凤鸣教过我们一首京韵大鼓：“春至河开，绿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开，遍地萌芽土内埋。”虽然我唱京韵大鼓就像唱歌一样，一点曲艺的“法儿”都没有，但我还是喜欢唱那个段子。
我最花功夫的课程是语法修辞、语言技巧和播音业务。如果说，在中央台播音部我学到的是对播音工作的严肃性和紧张性的认识，在广播学院我则学到了走进播音室之前要做的功课：备稿的手段。
我当时很明白：首届播音班是培养电台播音员的，而我未来的事业是电视播音，中国的电视事业又刚刚起步，还没有成熟的电视工作者，所以，电视与广播在播音中的不同之处，只能靠自己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去摸索了。
广播学院的学生生活，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最饥馑的年代度过的。就在人们毫无怨言、同心同德地与国家共度难关的时候，也仍有趁火打劫的人和事发生。
我家从上海去天津到北京的几次大迁移，母亲都没有舍得把一些质地很好的餐具丢弃。我在广播学院食堂吃饭的时候，用的一个直径约有八寸长的普通搪瓷饭盆及家中早年一把美国军用不锈钢大汤匙，平时就存放在学生食堂各个班级的碗格子里。
北京那时经常停电。有一天快开晚饭的时候，像往常一样，我又和同学们早早就来到食堂，站在我们班的饭桌前等候着开饭的铃声。突然又停电了，一团漆黑。仅一、二分钟的功夫，电虽然来了，可我饭盆里写着USA的大汤匙就像变戏法似的不翼而飞。虽然我惊讶得难以置信，但一声没吭。我懂得“捉贼捉赃”的道理。
在广播学院，我基本按照早餐二两、午餐三两、晚餐三两的标准使用二十七斤的月粮食定量。这样，既不会到月底挨饿，而且，经过一个月没有油水的半饥饿的日子，月末那天，我可以把节余的斤把粮票一顿吃光。那时，我多么渴望那每月一顿“撑着了”的感觉啊！
但是，每个月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顿，食堂却只给学生提供没有几个米粒的菜粥。我玩命似的猛喝，也顶多灌上三大饭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理智克制欲望而节省下来的一点粮票白白浪费掉，实在心疼不已。响应号召“计划用粮”的同学们对食堂变相克扣口粮的做法也都十分不满。
我们班的女生都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我睡在佟雅坤的上铺，她后来的播音名字是雅坤。
一顿水饱换来的是整夜缺觉。月末最后那三大碗稀汤寡水的菜粥下了肚，害得我一晚上得爬上爬下折腾五、六趟跑厕所。本来就吃不饱，再加上睡不好，我虚弱极了。
不久，来了一个我已记不清名字的运动。当年作为广播局下属的广播学院，也在食堂里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清一色揭发的是一位副局长和一位局办公室主任。他们管辖的食堂和广播局农场似乎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字报都是揭发他们“困难时期”在食堂侵害职工利益，大吃大喝的内容。他们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的利益都不放过。
那位副局长和局办室主任的所为，与如今有些人一再被通令却禁而不止的贪污受贿、公费旅游及公款吃喝等人性的贪婪一脉相承。人之初，性本恶。人类社会中还是得有点理想信仰，有点精神境界，有点道德约束，就像我在美国见到过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才好。
三年“困难时期”在我的身上，我甚至相信在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我在美国《国际日报》做记者的时候，有一次，同《世界日报》及《华府邮报》的两位台湾女记者同桌参加一个演说餐会。她们与我私交不错。最后上的一道甜食是凤梨酥，她俩都只咬了一口就不屑地扔下了，并说：“这么难吃的凤梨酥！”我突然冒出了一句：“要是把你们放在‘困难时期’饿三年，你们就不会说这种话了。”她俩同时问我：“你在说什么呀？”我连忙否认：“没说什么。”
对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台湾同胞，我怎么才能解释得清楚在我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三十年多前曾发生过的一切呢？
来美国后，在我家的饭桌上，每当孩子们吃意大利比萨剩下面饼边的时候，每当他们把饭碗一放，轻轻松松地说声“吃不下了”的时候，我就会说：“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他们总是不耐烦地止住我的话头：“又来了，又来了。”直到有一天，已经成年的女儿秧秧一脸严肃地向我宣告：“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终于沉默了，沉默了许久。
是的，每个中国人从小就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人口众多。我的女儿说得对，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是不应该发生在中国这样一块富饶的土地上、这样一个勤劳的民族中的事情，但是，它不但发生了，而且，继而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更为严重、也同样不应该发生的浩劫。
虽然我已告诫自己不要再像祥林嫂“是的，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一样，总去重复“要是在‘困难时期’饿你们三年……”一类的话了，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深深期盼着在烈火中死而后生的中华民族，记住过去，珍惜今天，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了。
在广播学院，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钟瑞。钟瑞的本名叫钟瑞华。她家那时住在平安里一条胡同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父亲是一所医院的院长，母亲是位极会理家的主妇。她家小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摆放着“活儿案子”的屋子。“活儿案子”足有一个乒乓球台那么大，钟瑞的母亲用她那灵巧的双手把一家大小打扮得整整齐齐。
钟瑞自小学过京剧，声音很有功底。老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像许许多多早年的老知识分子一样，钟瑞的父母并不赞成她从事播音工作，吃“开口饭”。直至钟瑞服从了国家需要，进了广播学院，仍为父母的意见所困扰。当年，她对我谈得最多的就是父母反对她做播音员，乃至后来反对她与同样吃“开口饭”的体育解说员宋世雄恋爱所带给她的不安。播音班结业以后，钟瑞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工作。近四十年来，她不但深深爱上了播音事业，并且做得有声有色。
我和钟瑞的友情始终建立在困难之中相互的帮助上，我们的交往维持得长长久久。特别在我人生的低潮阶段，我从她那里得到过很多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
钟瑞有个很幸福的家庭。我和她的丈夫宋世雄、她的女儿晓梅，特别是至今仍被我戏谑为“领领”的钟瑞的儿子晓辉也都成了朋友。
幼年的晓辉总得握着一根亲人的手指头才得以安睡。这用一根手指头领着他的动作，就是所谓的“领领”。在电台播音组工作的钟瑞，每当上大夜班而丈夫小宋又出差的时候，我在电视台值完晚班便经常直奔她家，代理“领领”之职。我的孩子那时在幼儿园全托，并无后顾之忧。寒冬，用我一根手指头便可以免去在六七级北风刮着的时候，单程四五十分钟蹬车回家的辛劳，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晓辉虽然乖乖地任我“领领”着，一声不响，但一声接一声的叹息让我知道他睡不着。就像《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似的终于等到了开门锁的声音，我准会跳起来大喊：“哎呀，钟瑞你可回来啦！我可知道没妈的孩子有多难受啦！”我抱着被子就立即转移到晓梅的房间，让位给晓辉的钟瑞亲妈。如今，“领领”晓辉已经长大，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只是我们已远隔重洋，难得再有一见的机会。
广播学院播音班结业前，一些同学在广播学院大门前照了一张合影。天气尚冷，周围的景致和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样，显得那么萧条。
不久，在广播大楼东翼一楼的大录音间，举行了一次结业录音。我那天非常紧张，对自己的录音效果极不满意，当场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班主任马尔芳老师一个劲地开导我。对马老师我一直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的小学同学马尔华告诉过我，马尔芳是她的堂姐。
其实，那次录音效果的好坏，对其他同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那将作为他们毕业分配的重要依据。而我，只不过是电视台的代培生，跟着走过场而已。
那天，走出大楼东翼，就意味着广播学院学习生活的结束，我该回到电视台正式工作，真正地走入社会了。等待在我前面的究竟是些什么，我有些茫然。
那年，我已经十七岁了。
十七 小辫儿阿姨
一九六一年春天，结束了广播学院的学习，我重返电视台，真正开始了电视播音员的生涯。我是杭着两条辫子走上电视屏幕的。电视播音员当时并不播报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观众叫我‘小辫儿’，孩子们叫我“小辫儿阿姨”。
在我之前，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了两位播音员。
比我大十一岁的沈力，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演员，复员后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播音员。一九五八年夏末，中央电视台初创，沈力被调到电视台，成了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像所有第一代的电视工作者一样，她也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年轻的电视事业。沈力个性内向，屏幕形象端庄稳重，播音风格亲切大方，深受观众喜爱。
赵忠祥长我两岁，原来是北京二十二中的学生。他虽然只比我早四个月到电视台报到，但聪明好学、业务能力强，我从广播学院结业回到电视台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工作了。
那时，全台上下都称呼赵忠祥为“大熊”。我不知道“大熊”这一外号的由来，多年来，我一直把赵忠祥叫做“大熊”，始终没能改口。
早年，播音员并不像现在这样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而是面对全台，得播出新闻、文艺、国际、专题、少儿等各类节目。如此，仅有沈力、赵忠祥和我三个人的播音组承担了整个电视台的播音工作长达十来年之久。
沈力是播音组组长，负责安排日常播出中播音员轮流值班的日程，还要分配全台编辑、导演送来的各类节目。
那时没有提词机，播音员出图像的部分都得背稿播讲，电视台的节目一般又不可能有充裕的准备时间，所以，虽然应该由组长分配来稿，但假如沈力不在，我和赵忠祥常常自己动手，各取所需。我那时梳着两条辫子，还不到有“分量”的年龄，我很自知之明：一个花旦型的演员硬扮老旦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所以，我只选择文艺和少儿节目中适合“小辫儿”播出的稿件，其它类型的稿件则听从沈力的安排。
“文革”前的五、六年间，赵忠祥、沈力和我的合作非常默契，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稿件的分配发生过任何矛盾。但这类问题后来在播音组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由三位播音员完成全台的播音任务毕竟有些紧张，再加上五花八门的政治任务，诸如去农村支援“三夏”、“三秋”以及一九六四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等等，都要求各工种的人员轮流参加，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又有一位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女演员调到了播音组。
“树林是多么美丽，天气是多么好，打猎啊，打猎我最爱好。我不打兔子山羊，专打狐狸和狼。我爱幸福与和平，我爱这大树林。”这首《小白兔》中老猎人的歌是在北京长大的我的同龄人都熟悉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马兰花》、《小白兔》、《以革命的名义》等儿童剧，伴随着我们长大成人。
儿艺来的新同事年纪和沈力相仿，但观众反映却与沈力不大相同。她调到电视台后不久，就发生了分配节目的矛盾，据说，她还对沈力的排班有些意见。
其实，当年的编辑和导演，常常先斩后奏，私下就把稿件交到中意的播音员手上，然后才向组长通报。我和少儿组导演果青和顾守业以及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都常常合作。初进电视台，我播出得比较多的是少儿节目和文艺节目，而《国际知识》等政治性、知识性较强的节目，主要由沈力和赵忠祥播报。当年，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很受好评的乐曲介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请了沈力为他播出，古曲《月儿高》的稿件交给了我。
沈力、赵忠祥和我，因为私事而互相替班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与他俩换班大多是为了去文艺转播现场观摩演出。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每个人的心地都是那样单纯、透明，一切相安无事。
在电视播出第一线工作的年代中，我虽然从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但因为没有太多的家务负担，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很有意义。而沈力和儿艺来的新同事当时都有一个在幼儿园整托的男孩，星期六都存在着接孩子的问题。沈力是组长，为了方便新同事接孩子，星期六晚上她大多安排自己值班了。星期六和节假日的节目要比平时丰富，往往得安排两位播音员才周转得开，所以，周末和节假日由赵忠祥和我两个单身贵族以及沈力上班的时间为多。
沈力的小儿子吴楠，生在“困难时期”，不知是因为先天营养不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初生不久，便得了顽固的湿疹，浑身几乎看不到一块好皮肤，看遍所有的医生也不见效，十几、二十年都没有痊愈。沈力的母亲意识很强，看着孩子受罪，她心疼之极。为了工作，沈力放弃了多少与孩子亲近的机会。但是，新同事对沈力的照顾并不领情，还把矛头指向了沈力，说她星期六值班是因为“观众多，出风头”等等。
人生没有太久的童年。哪个父母不愿意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沈力身为组长，为了照顾同事的孩子，她牺牲了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当她为此遭到“出风头”的无端指责时，我觉得沈力真是“好心换了副驴肝肺”。
不和谐的音符破坏了播音组以往的平静。沈力从此不再刻意照顾任何人，周末和节假日她则安排四名播音员轮流值班了。
后来，这位儿艺的新同事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离开了电视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她。她当年不过才三十岁左右，星移斗转，如今，她也该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从儿艺新同事离开直至“文革”前，播音组再也没有来过新人，在我和沈力、赵忠祥轮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下，全台的播音工作又在人力紧张的状态中维持了几年。
我和沈力、赵忠祥默契合作的往事虽已十分遥远，但至今仍难以忘怀，只可惜在十来年共事的时间里，令人留恋的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许多曾是那么美好的人际关系都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这是后话。
六十年代伊始的中国，电视还是个新生的事业，发射功率不大，电视机也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在社会上远没有如今的气势。即使创业阶段的电视台很不起眼，但电视台第一代工作人员在当年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工作热忱和协作关系至今无与伦比。
早年没有录像设备，全部节目都是直播，其难度、长度和紧张度都是后来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直播电视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第一代电视工作者由此培养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我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时，虽然对工作适应得很快，但常常重复一个同样的噩梦：标志音乐已经响起，该我在屏幕上出现了，可我还挤在十九路公共汽车上下不来。惊吓而醒时，我一身冷汗，心跳不已，这一夜便再难以入睡。
那时，每次播出，基本由一个播音员完成常规工作。另一个播音员则担任诸如《春江花月夜》乐曲介绍、《国际知识》等专稿和《电视台的客人》等现场采访节目的播出工作。
日常播出中，播音员先要坐在被称为“小播”的小演播室镜头前向观众致以问候，并播报当天的节目内容。
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播音室里挤着播音员、灯光师。摄像师、美工师。技术员等好几个工种，一些意料不及的事情经常会分散播音员的注意力：有时是照明灯泡突然爆炸；有时是灯光师“老范头”的光头又穿了帮，耳机里传出导演对他大叫的声音；同在“小播”里工作的同事一举一动也都尽收眼底。但哪怕天塌下来，播音员也绝对要若无其事、临阵不慌。
报告完当天的节目内容，摄像机的红灯刚一灭掉，播音员就得立即拿着厚厚的一沓稿件脱离另有任务的“小播”，冲进对门被称为“插播”的播音室。因为距离接下来的《电视新闻》只有十几秒标题音乐的空挡，播音员要对着监视器上《电视新闻》的画面现场直播稿件，稍有耽搁，就会错过有关画面。
从电视机前的观众看来，当年播出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几乎和电影厂的成品记录影片一样，而实际上却是由值班导演、放映员、美工师、摄像师、音乐编辑、音响员、播音员等七八个工种当场合成的。
播音员在插播间对着画面直播的时候，尽管手中的稿子龙飞凤舞，画面也只能在播出前的下午匆忙浏览一遍，但直播时还得声情并茂，并尽可能使解说与音乐的情绪吻合，还要照顾到乐句的完整。那时的《电视新闻》、《国际新闻》、《电视纪录片》、《图片报道》等节目加起来，有时要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其紧张度可想而知。
每天的播出中，如果还有文艺节目或其它专题节目，完成了画外音解说工作后，播音员或是继续留在插播间播报各类节目的剧情介绍和演员表，或是返回“小播”在镜头前为下面的节目播报开场白，或是赶到被称为“大播”的大演播室为演员现场报幕。
电视播音员的工作是严肃的，稍一走神，往往会铸成大错。我尽量利用下午播出前的时间备稿。在镜头和话筒前，我绝不敢掉以轻心。
电视直播，充满了遗憾。一天的播出结束后，我总会对播报过的稿件重新审视一番，在每一份稿件中，我都有对自己不满意之处。我常常想：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假如再多给我一点备稿时间，我将改变语言的处理，我将播得更好。
电视播出的压轴节目一般都是电影、文艺晚会或球赛及歌舞戏剧的实况转播。最后，则以播音员播报《简明新闻》、《天气预报》和次日的《节目预告》收场。
当年，电视台的《简明新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播音员得利用节目空挡，穿过大院，到广播大楼西翼二楼的电台新闻部取稿。发稿时间晚的时候，在回台的路上边走边看，有时连一遍还没看完，播出时间就到了。刚刚走上电视播音岗位，虽然有时令我紧张得近于痛苦，但那种充满刺激性的挑战仍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八十年代初调到电视台的杨伟光和沈纪都是当年为电视播音员提供过《简明新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年轻的编辑。当杨伟光和沈纪分别走上中央电视台台长和副台长的岗位时，我已经来到大洋此岸了。
通过在电视台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我认为一个播音员的形象不必非常漂亮，端正即可。尤其是女播音员，切忌妖艳。播音员个人的修饰，以及做作和表现自己等容易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毛病都是应该避免的。
一个成熟的播音员，一切要从稿件出发，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播报的内容上，才能使播音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我盼望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
在电视台的工作中，我利用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眼界。
我从广播学院回到电视台不久，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就在北京举行了。我也和文艺播出部的年轻人一样，和全国兴奋的老百姓一样，卷进了一场乒乓球热。在我不值班的日子里，我会跟着社教部的体育记者张加成一行去转播现场，坐在摄像机旁看个过瘾。我对徐寅生的“十二大板”、张燮林的“海底捞月”以及庄则栋勇猛顽强的“小老虎”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但是，一场乒乓球热过后，我热衷的仍是文艺演出的实况。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骆驼祥子》、《雷雨》、《蔡文姬》、《关汉卿》、《伊索》、《悭吝人》等剧目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之、蓝天野、刁光潭、董行信、朱琳、胡宗温、狄辛、童超、郑榕、英若诚等人艺老一代的演员，都是些学者型的艺术家。他们不只是北京人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北京人艺至今已没有了当年《茶馆》的演出阵容，但我有机会回国的时候，仍然渴望看上一场北京人艺的话剧，听听那魂牵梦萦的“京片子”，那融入血液中的乡音。
源于自幼住校、拍电影以及参加少年宫等集体生活的经历，初进电视台的时候，我喜欢成群结伙在一起工作和集体生活，喜欢朋友，喜欢豪爽的“讲哥们儿义气”的感觉。
从广播学院回台不久，我就和赵忠祥、李振立、曾文济、王南生、陈汉元、于广华、王元洪等一群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年轻人接近起来。“困难时期”的物质生活虽然极度清贫，但我在电视台仍然十分快乐。我和大家一起排练、一起录音、一起播出。一起开播前会和播后会，连去食堂吃饭都在一起。那时，即使当晚没有我值班，我也“以台为家”，仍然泡在电视台，直至播出结束，和大家一起去吃夜宵。
摄像师李振立是我们当中较为年长的一个。他勤奋好学，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颇为入迷。他和赵忠祥整天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古文观止》或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类的诗词，对李商隐、李后主、陆放翁也说个不停。那时，我真觉得他们有学问极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阅读范围开始超出一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读起了唐诗宋词。
李振立家在农村，他的妻子在“困难时期”曾带着刚出世的儿子到北京探亲。为了解决长年两地分居的问题，李振立后来离开电视台，回了老家。虽然从此他音讯全无，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六一年冬天，他到西单买回了几根牛奶冰棍，在集体宿舍门口，我碰见了他。他说，牛奶冰棍化了水可以喂儿子。
赵忠祥比李振立多了点对外国文学的爱好。播音组里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他时常会蹦出点普希金、《红与黑》中的于连之类的话题。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是他最喜欢念的诗句。他眉毛倒挂，一副少年强说愁的表情，常常逗得我大笑不已。
电视台曾办过一个英文班，由国际组陈维熙任教，我和赵忠祥都成了他的学生。他是位归国华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有派”。
“文革”开始，这个英文班也垮了台，并成了首任台长孟启予“崇洋媚外”的罪证之一。不知什么时候，陈维熙离开了中国。
音响组的曾文济是个年纪不大的老广播，也是个很好的乒乓球手。他聪明好学，热情厚道，是个自学成才的音乐编辑，后来调到了电视台。平时，大家叫他小曾，不过，有时他也被凋侃为“胶带指挥”。在节目播出中他心血来潮的时候，常常在导演间像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似的，煞有介事。不过，他指挥的不是交响乐队，而是导演间播放配乐胶带的四台立柜式录音机。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于广华，一九九五年访问美国，我去华盛顿记者站探望他。他突然提起：“大渝，我还欠你两张工业券呢！”
那是在“困难时期”，许多商品都得凭票供应的年头，体育学院体操系毕业的于广华分配到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专门拍摄中央首长送往迎来的活动。有一次，我和他以及电视台惟一的女时政记者邓勤去北海溜冰。天气极冷，但于广华没有戴围巾，我就给了他两张工业券，当即买了一条新围巾。
这样一件三十年前小事，早已被我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他竟还记得如此清晰。回眸当年，那萧瑟的冬天，那清纯的友情，在朦胧中依然温馨。
王元洪身材细长，文人气质，风流倜傥。他写得一手好字，会说几句英文，爱唱英文歌曲《褒雪花》，不说，真难以让人相信他也竟是位复员军人。
想当初，他是新闻部的摄影记者，分管文教新闻，美术展览的片子大都出自王元洪之手。
王元洪平生酷爱飞机。有一天中午，我偶然碰见他，他问：想不想坐飞机？还说他可以带我到天上去转一圈。“两航”起义归来，随母亲从曼谷搭机去香港与父亲会合后，十一、二年了，我再也没有坐过飞机。正好那天我不值班，于是就在下午跟着王元洪去了一个我不知道方位又叫不出名字的机场。
那架飞机极小，除了驾驶员外，只有四个座位，里面破破烂烂的，连个安全带都没有，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飞机。我还没上飞机就已经开始后悔此行，但也只得无可奈何地爬上了飞机。
那位飞行员准是位年轻人。为了航拍，他不但不稳稳当当地开飞机，反而“人来疯”，一个劲地在天上翻跟头。
一上了飞机，王元洪扛起十六毫米电影摄影机就拍开了他的镜头，根本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像焊在了飞机上，竞修炼到了人机一体的地步，毫不受翻跟头的影响。而我，拼命抓住一切可以抓得到的东西，还在机舱里狼狈得东倒西歪、恶心得翻江倒海。王元洪偶然想起还带了个“尾巴”，边拍着镜头边顺便问我一声：“大渝，你行吗？”连头都不回一下。我是一个跟着来看热闹的闲人，不但帮不上他的忙，若再添麻烦，影响工作，实在说不过去。我说：“我很好，你不要管我，拍片要紧。”这回答颇像电影里英雄的台词，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这辈子打死我都绝不再应王元洪之邀乘坐飞机了，哪怕他把那飞机夸得更天花乱坠。我尽量忍住呕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盼着飞机立即落地。
跟着王元洪坐车回台的路上我仍然外强中干，嘴上说着“很好”，但回到台里我晚饭也没吃就直奔宿舍，直到第二天还恶心头痛。
王元洪是个难得的不嫉贤妒能的人。十多年后，我成了他坐镇的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编辑兼节目主持人。他放手支持下属的节目构想，由衷地为下属的成绩高兴。在我离开中国前，能碰到这样一位顶头上司实在是万幸不过的事情。
陈汉元是个极幽默又有文采的人。六十年代，他和王元洪去了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拍回了电视纪录片《收租园》。陈汉元是编辑，王元洪是摄影师。电视纪录片《收租园》是中国电视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如今，他的解说词被纳入了中、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陈汉元在撰写《收租园》解说词的过程中，每当有了神来之笔，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念给大家听，大家也都会像他一样由衷地兴奋。尽管我自己没什么才华，但我敬重文采飞扬的人。陈汉元写的解说词常常令我佩服不已。
“管他阿猫阿狗的。”是陈汉元当年的口头语，于是，我赠他一个“阿狗”的美名。“阿狗”由此风靡全台，被叫了二、三十年。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时候，陈汉元是电视台采访小组的领队之一。行前，他与我极其郑重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请求我在访日期间千万不要叫他“阿狗”，并说，回国以后，怎么叫都行。我说，放心！我自有分寸。我怎么也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把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的领队叫成“阿狗”啊！访日归来，直到他当上了副台长，我仍叫他“阿狗”。
我一九九五年夏天回国的时候，陈汉元在他的作品选扉页上为我题词的时候，把我称为“纯时的好友”，将自己称为“北京老头儿”。他写着：“那个时候，我们真纯——灵魂纯、言谈纯、举止纯，喝一杯水也是那么纯。现在，我们都年逾半百了，回想当年风情，越想越美，怎么想怎么纯。”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不管他们日后是飞黄腾达、事业有成，或是平平凡凡。无大作为，彼此的关系已经定位在最初的感觉上，即使分离经年，远隔重洋，也永远难以改变。
电视台早期，全台上下，互相都能叫得出名字。作为播音员，我辨认得出每一位编辑、记者、导演以及审稿的各级领导的笔迹。
我所在的播音组与音响组、灯光组、摄像组、美工组、文艺组全都归属于文艺播出部。那时，虽然每天不过播出三、四小时的电视节目，但因全部节目都得直播，文艺播出部的同事，在紧张又充满刺激性的工作中，朝夕相处，连彼此的脾气个性都几乎了如指掌。
“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央电视台就几度物色地皮，准备筹建新台，我一直为此兴奋不已。自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八七年，二十七年的岁月，我是在电视台度过的。多少年来，我始终觉得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是“我的”。
去国五年，当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走进搬了新家的中央电视台，放眼望去，却再难找到几个熟面孔，我感到深深的失落。
岁月流淌，当年一起为中国电视事业热情工作的许多同事和朋友，现在都已不再年轻。虽然一个属于创业者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当年的景致、当年的气息，将成为财富，在我的心中永存。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