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干校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下旬，一群领导突然成群结队地到各处检查卫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以“为了突出毛主席，以后一律不再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为由，要求大家取下林彪的画像，气氛神秘兮兮。当时，有的办公室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党的副主席林彪是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还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以副统帅的头衔被写进了党章。我预感出了大事，但没有一句质疑。“文革”已经使我得到了“言多必失”的惨痛教训。
当晚，我赶到中学的好友孙文冬家打探消息。从她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得知是林彪出了事情。
不久，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九·一三林彪叛党事件公报》，传达到了每一个人。据说，林彪因为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仓惶出逃苏联的时候，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因为林彪事件发生在九月十三日，所以也被称为“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以后，小弟的处境才开始好转。一九七二年，林彪事件过去快半年了，小弟大谷终于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被释放回家。小弟平白无故被拘留了四年，可一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把他轻而易举地打发了。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跟那时一个南斯拉夫的电影里学生们说的台词一样，抓小弟有理，放小弟也有理！墨索里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的独裁者。虽然，小弟的遭遇很不公道，但在那个年月，不讲理的事情千千万万，哪有“讨个说法”的地方？母亲说：“大谷能平安回来已属万幸！我天天在为他祷告。”中国人太“能忍则安”了。
林彪事件以后，中央文革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大街上照；日三天两头敲锣打鼓、红旗飘扬。群众仍被指派去欢呼毛主席发表的一个个“最新指示”。
“四人帮”还在台上，我仍然背负着“炮打”的心理包袱，哪有心情去大街上跟着起哄？我讨厌不发自肺腑地去“欢呼”的差事，便寻找一切借口逃避游行。有一次，差点躲不过去了，我就要了个小聪明，去向刚刚被“解放”了的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的王支书虚张声势：“您得留下个播音员值班吧？万一临时有事找不到人，您的责任可就大了！”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大概也心照不宣。反正我又一次逃脱了上街的折腾。十年当中，我居然保持了没有上过一次街，去游行庆祝发表“最新最高指示”的记录。倒是后来“四人帮”垮了台，我用不着再张罗给自己平反就什么精神压力都没有了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到街上足足蹦了三天。
“文革”十年，电视节目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个样板戏来回重播以外，上镜最多的就是电影明星“小西”和他的夫人。老百姓把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调侃为“小西”。他的夫人是莫尼克公主。
“文革”已经七、八年了，岁月就在一波波各种名目的大批判和“三战”中流逝过去。电视台的群众那时把《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简称为“三战”。这样的日子哪天是个头呢？
不久，在毛主席众多的最新指示中，一条“五·七指示”又使电视台的编播人员和技术人员与全国无数的机关干部一样，继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一次脱离本职工作，下放到了“五·七干校”。
中央广播事业局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淮阳，一九七四年初冬，我被下放到那里整整一年。刚四岁的儿子苗苗与我同行。
我并不相信真有人是心甘情愿扔下自己的专业去干校的。好在只一年而已，并非遥遥无期。那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潮流，人人都显得非常亢奋。
“大人们常说，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条土路从干校门口一直通到淮阳县城。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五·七道路’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要从大老远的北京跑到这里，一辈子走这么一条土路？”八十年代伊始，偶然从苗儿一篇题为《童年记趣》的作文中读到这段文字，真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内心的感觉。
我们的连队取名先锋连。由电视台和电台的成员组成。连指导员是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周居芳。老周是个很宽厚的人，虽然“四人帮”仍在台上，但他从没因为我是“炮打”过中央文革的人而难为过我。
在干校一年，我干的仍是每个季节最辛苦的活计。正当而立之年，只要能得到人格上的平等对待，我并不怕受累。我别无奢求，只企望今生能过个安定的日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遭受批判。当然，结业的时候，如果再能得到一份好的鉴定，我会更加满足。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已不看重“鉴定”一类的东西了。
刚去干校，正值冬天农闲时节。当其他学员整日在宿舍里学习《反杜林论》的时候，我去伙房当了炊事员。
咸菜缸放在猪圈东边的小屋里。我的手一到冬天就裂得满是血口。“十指连心”，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做早餐，胳膊伸进咸菜缸里去捞咸菜的时候，盐水把手杀得钻心地疼。我终于知道了盐水的冰点比水低得太多。这是在中学物理课上怎么也记不住的问题。
开始，我在厨房后面的小灶上做素食。干校学员的劳动量大，饭菜本来就清汤寡水，素食的油水就更少了。几个素食学员，都是文弱书生，劳累一天，除了盼望吃顿可口的饭菜，也没什么别的指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只能“醋溜”、“麻辣”、“甜酸”换着花样给他们一些味觉上的满足，其他也爱莫能助了。
后来，炊事班长又安排我去炒大锅菜。那与小家庭做饭绝不可同日而语。大灶只有一尺多高，炒锅在我脚下，直径一米还多。锅铲是铁锹，那原本该是干农活的家什。我穿着胶鞋，把腿蹬在炉台上用铁锹炒菜，就像在田里挖土一样。
杀猪是全连的大事，一般选在星期天连队的休息日进行。杀猪时，“五·七战士”都喜气洋洋地前往围观。
屠夫一般由炊事班长和伙房里的男士担当。班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一个长得五大三粗江浙农民模样的南方人。有一天，班长通知我：“星期天改善伙食，你杀猪。”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我就干过一些原来难以想象的体力劳动。过团日去时传祥的清洁队掏大粪，粪捅在背后一晃荡，粪汤灌进脖子里的时候，我已练就了不露声色的功夫。时传祥为京城百姓背了一辈子粪桶，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由衷尊敬。可团支部书记却把粪汤灌进我脖子里也当成改造思想的手段而大肆鼓吹，实在做作。但在那早年“学雷锋”的社会潮流中，若提出实现厕所现代化可能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班长通知我执刀杀猪。那时，“男女都一样”和“妇女半边天”的口号叫得很响。我有些紧张，但二话没说就应承了下来。虽然“炮打”问题总像个鬼影子似地跟着我，对分配的任何工作我都不敢有任何异议，不过班长好像只是和全炊事班的男士一样，对我并无恶意，只是“寻开心”而已。
中学的动物课上，我曾执刀解剖过家兔、蚯蚓和癫蛤蚊。这对一般胆小的女同学来说有些勉为其难。课本上讲的是蛙科动物，因为青蛙难寻，教动物课的卜先生便用癫蛤蟆做了替身。对于学生们的疑问，他担心我们嫌癫蛤蟆恶心不肯动手，不予正面答复，只说那叫蟾蜍。待我将信将疑解剖完毕，卜先生才宣布蟾蜍俗称癫蛤蟆。
如今，我又从宰癫蛤蟆变成杀猪的了。我得把胆怯放在一边，好歹别出洋相才是。听说，三连就发生过杀猪不死的笑话：猪挣脱了捆绑，肚子上插着半截刀子嗷嗷叫着疯跑，全连的“臭老九”们百米冲刺般满场院狂追。三连是国际台的队伍，他们的成员尽是学外语的秀才。
一连几天，我只要见到杀过猪的“五·七战士”或来自农村的男士就虚心求教，终于从理论上熟知了杀猪诀窍。
星期天早晨，我如临大敌地来到杀猪现场。在我求教取经的过程中，星期天由我杀猪的消息已经传开。女屠夫在干校毕竟少见，那天来看热闹的人格外踊跃。
在准备开水、捆紧猪腿的时候，班长把屠刀交给了我。他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别紧张！”
猪被班长按着，侧卧在我的面前。事到如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握紧屠刀，看准取经时被告知的部位，然后把刀尖先向下刺入猪的上半身，待刀刃插进一半的时候，我又按照诀窍，把刀尖向斜上方推去。当只剩下刀柄时，我便把刀把转个九十度。求教取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最后还会有猪血流过我握着刀柄的手臂。当热乎乎的血水突然从三角刀口汹涌而出的时候，我着实毫无思想准备。班长及时对我大叫：“不要动，等血流光了再把刀抽出来。”就这样，当那只任我宰割的猪从头到尾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去了的时候，我仿佛置身迷雾之中。
在此生我这惟一的杀猪经历前后，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自“炮打”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是以“批斗”对象的身份被人们围观注意。
我曾听说有的妇女和孩子不肯吃自家养大的鸡鸭，但我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吃起猪肉的时候却麻木不仁。我是不是有点“冷酷无情”？
在干校，一个“忆苦思甜”的笑话流传甚广：部队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大娘忆旧社会的苦。老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得台下的战士口号连天，悲愤无比。可听着听着部队首长就迫不及待地把老大娘请下了台。原来贫农老大娘忆的全是新社会“困难时期”挨饿的苦。
改善伙食前，总要吃一顿“忆苦饭”。炊事班没有麸子，我跟副班长带上架子车到对外部的三连去拉回了一车。麸子也叫麸皮，是麦子或其他粮食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喂猪用的。麸子兑上剁碎了的烂菜帮子蒸莱团子相当困难，因为缺乏黏性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吃“忆苦饭”的感觉就像吃锯末，难以下咽。“五·七战士”没人敢不吃“忆苦饭”，吃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可心里想些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了。
在春耕大忙之前，四岁的苗儿回了北京，由母亲照顾。
我曾有一对很好的邻居，夫妻俩都是小提琴手。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因为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忙不过来，便将女儿老二留在了身边，把儿子老三送到了保定，请奶奶看管。七岁时，老三才回到北京上小学。那是一个喜欢种花的小男孩。他大大的眼睛，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非常可爱。后来，她的母亲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因为她没有条件亲自抚养老三，等七年后再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像看到别人的孩子似的，客观看到的尽是缺点。
在干校，大人忙于劳动，孩子们常常自己结伙追跑打闹。有一次，苗儿与其他大孩子在场院上玩耍，摔破了头。医务室没有麻药，为了救急，男护士小崔硬是没用麻药就给苗儿缝了两针。我只能流着眼泪抱紧了哭哑了嗓子的儿子，配合治疗。我是个爱孩子的母亲，可我无能为力。我替不了他。
我渴望亲手带大孩子，但我担心在干校自顾不暇的境遇中，对苗儿疏于照顾，再惹出更大的意外，不得不把抚养孩子的重担交给了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
人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类。无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环境如何，人们总得在命运赋予自己的小环境中生存，哪怕仅仅是活着。而且，人们还总会寻找到不同层次的娱乐方式。
打狗取乐，是先锋连个别男士热衷的游戏。
被打的对象是附近村子到干校食堂偷嘴的狗们。不知道狗们究竟偷吃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狗们怎么竟笨到总被人们逮到。每次，只要听见后富传来凄惨的狗叫和围观者的喧哗，我便知道又到了干校“武松”打狗的节目时间了。
狗们挨打的时间都是晚上。打狗的地点在食堂前面。打狗的方式是吊起来用扁担抽打。打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只是穷极无聊而已。所以，“武松”打狗，打病为止，他们生怕狗的主人找上门来，影响干校与老乡的关系，并不敢把狗打死。
“记吃不记打”是狗的特性。那些被打瘸了的狗们，将息几天，依然百折不挠，回来找打，“二进宫”者甚众。狗和人一样，也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类。
“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在打狗问题上并不适用。每当听见狗的哀嚎，“半边天”们便骂声不绝，骂“武松”们残忍，骂“武松”们缺乏人性，还多次到连部找指导员老周提意见，要求制止打狗。
老周一直是个业务人员，并不长于管人的差事。不知为什么，老周仅是态度和蔼地出面劝阻，并不强加干涉，好像只为给“半边天”们做个姿态而已。老周与打狗的“武松”，与所有电视台的成员，过去都是私交不错的同事。或许，他不愿意在仅仅一年的先锋连指导员任内，为了狗们而伤了人们的和气；或许，他对人们在干校单调的业余生活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或许，他不愿意对每个人业余时间的自由多加限制，尽管每个人业余爱好的档次大不相同。
“半边天”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直至深秋时节，天凉了，打狗的狂热才冷落下来。
雨季来临之前，我从炊事班调到基建队翻修屋顶。我和电视台新闻部朝鲜族摄影记者小金是房顶和墙头上的小工，提着铁桶在掀掉了屋顶的墙头上来来往往给抹泥的大工们递泥浆。尽管小金拍起片子来得心应手，但当墙头小工时却总是笨拙地四脚着陆。看着他，我暗暗庆幸自己中学体育课的平衡木成绩还算优秀。
“纲举目张”是“文革”中用了多年的口号。说的是抓住正确路线的关键，其他工作就会带动起来。在“文革”众多的革命口号中，“纲举目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但并不是因为革命才记住了它。
为了改善伙食，夏天的休息日，不知谁出了个下河用拦网捕鱼的主意。“拦网”是鱼网的一种，形似排球网。网上部的总绳叫“纲”。“纲”的长度约与河面的宽度相当。“目”即网眼。网的高度近似河水的深度。
干校门外有一条不深的清水河。下水者人挨人一字排开，每个人举着拦网上的“纲”，在“李万能”的号令下，齐步往前推进。但是，我除亲身实践弄明白了为什么“纲”一举“目”就张的道理以外，从来没见捕到过任何鱼虾。
旁观者清。站在岸上的人们说：以如此大轰大嗡的人海战术，早把鱼吓跑了，能捕得到鱼才是咄咄怪事。
每到“纲举目张”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在曼谷落水的往事。当我在“纲举目张”的间隙似是而非学会在水里换上一口气的时候，已经秋凉，停止了“纲举目张”。从那以后，我就绝了这辈子学会游泳的指望。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的头脑变得十分简单。在干活以外，除了吃和睡的渴望，我没有任何需求。
农忙开始，我被派往大田班干活。三夏期间，我去翻场和跟车，一天吃五顿饭，至少工作十三、四小时，日出而作，日落并不息。
打下的粮食都曝晒在水泥场院上。翻场的时候，十几个人并排由西向东用铁锨把粮食推晒一遍，十分钟之后再由东向西推晒一遍，反反复复，干透为止。
我见缝插针，在场院东、西两头房荫下，各安置了一块破席头和烂砖头，翻晒粮食的十分钟间隙，我就地而卧，还真能睡得着。被吆喝起来翻场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跟着走到头，接着卧倒。
干校拉粮食用的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跟着空车去把收割完毕的麦捆从地里往回拉的时候，我居然还能只铺个麻袋，把草帽盖在脸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躺在车厢里睡上一觉。身下的铁皮晒得滚烫，虽然我像张烙在饼铛上的大饼，但困累之极，我已毫不在意。人类感官的舒适程度，有时不见得与物质水平的高低成正比。
晚上，汽灯通明。我忍着腰肌劳损的瘤疾，和大家一样，扛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走上颤悠悠的独木跳板往粮仓里运粮食。幸好我支持不住之际，恰是麻袋扛完之时，否则，我怎么敢在那群体英雄主义的氛围中下火线？
“文革”中实话实说惹来的麻烦，使我一直心情压抑。但我仍未养成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习惯。干校以劳动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在北京城简单许多，可有一次我仍因贪图自由，不随潮流而小惹非议，致使党小组长不得不找上门来向我问话。
在干校，白天忙于劳动，疲惫紧张，到了晚上仍不得安生。生活会、总结会、讲用会、小组会、全连会等等大小会议，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私人时间。在名目繁多的会议中，惟有星期四晚上的党课学习标榜“自由参加”。于是，我选择了“自由”。
当年，虽然申请入党是青年人追求进步的表现，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甚至从来没有过入党的愿望。这一不合潮流的举动，缘起我在“困难时期”因不安心工作而招致对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我自知已步入“落后分子”之列，党员的头衔从此与我绝缘，我再不会成为党的发展对象。
我对有些共产党员是尊敬的。一九八九年初夏之后，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回国前，我在华盛顿为他饯行时，彼此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问起他当年为什么要入党的问题时，他仍是那样清晰地记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的描述，动情地谈到了当年为摆脱中华民族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而献身的理想……我清楚地看到坐在我面前早年的一个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眼前的一个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我尊敬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共产党员。
六十年代初期，有些争取入党的青年，为了表现对组织的靠拢，要经常汇报思想，或找党员口头谈话，或写成“思想汇报”以文字表述。我并不否认他们内心向上的一面。在“思想汇报”中不断地剖析自己，甚至是过分地痛骂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非议。但是，当我切切实实得知有的人时时要凭借打别人的“小报告”，来达到自己入党的目的，就不敢恭维了。那时，我对以这种方式“靠拢组织”颇感不屑，而标榜自己要“靠业务吃饭”。
“文革”开始，我当了“反革命”，所谓“入党问题”就更与我毫不相干了。
顾名思义，“党课学习”是专为那些争取入党的人士设立的，基于我自身的情况，不去参加党课学习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每到党课学习的晚上，我与周塞英为伍，或洗衣服，或写信，或聊天，轻松自在。周塞英是当时全连除我以外惟一也不参加党课学习的一个。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个头脑清晰、开朗敏捷、幽默健谈的姑娘。她的父亲周秋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一些国家的驻外大使。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党小组长来找我谈话了。她说，我劳动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但我何以不参加党课学习。她还说，有的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我知道她是奉命代表组织来找我问话的，但我与她谈得直来直去，因为我们平时私交不错。我说，我是在“文革”中“炮打”了中央文革的人，你跟我说实话，如果我申请入党了，你们敢要我吗？我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回答。可答案是什么，咱们都心照不宣。既然你们不敢要我，咱们干嘛彼此瞎耽误功夫呢？我还说，谁要求进步，好好学他自己的就完了，我不参加党课学习，我落后，碍着谁了？是不是自己不敢“自由”，瞧着我“自由”了，眼红啊？
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痛快的发泄。正因为党小组长与我平日私交很不错，我才敢如此口不择言。她听着我这段带有椰榆色彩的独白，可能很谅解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只是望着我笑笑，一言不发。以后，她似乎没有对任何人谈及过我的回话，还任我“自由”了下去，再也没来找我转达过别人的意见。
当我得意地向周塞英说起对党小组长的这段回话时，塞英说，也有人找她问话了，她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做到不招人讨厌就很不容易了，我没有太高的人生奢望。
“文革”之后，塞英一直跟着中国外交界的一代英才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学习英语，后来，她远走了澳大利亚。虽然，我与塞英多年不见，但却一直惦记着她。塞英来信说，她会有机会来华盛顿。塞英说，她会来看望我。
一九九八年夏末，正是澳洲的初春时节，我有机会去了澳洲。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底端，对华盛顿来说，二十六小时的飞行旅程，仿佛到了天之尽头。我专程从墨尔本飞到堪培拉探望了塞英，还在她家小住。十多年不见了，虽然不饶人的岁月都给我们留下了痕迹，但我们仍像当年干校星期四的晚上，开朗坦诚、无话不谈。
塞英是个好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虽然，干校生活早已离我远去，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也不是我份内的事情。但是，一些像塞英一样活生生的朋友，还有当年跟着父亲吕逢欣去了干校的孩子、我要好的小朋友吕大林，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赴美多年，我总会在众多的华人妇女中，一眼就辨别出与我来自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即使她们一样衣冠楚楚、珠光宝气，与在台湾、香港社会温室中长大的女性相比，“文革”年代的磨难，已经融入她们的血液，使她们的气质中少了一些莺莺燕燕的天真与娇柔，却多了一分承受得起逆境的粗犷和深沉。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艰苦的历练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二十一 神经性咽炎
一九七五年岁末，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多事的一九七六年。继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朱德元帅和毛主席又相继逝世。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和粉碎“四人帮”也都发生在那个多事之秋。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结束了。对中国人来说，那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虽然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屏幕形象已不再是电视播音员的一个选择条件了，但在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广播学院培养出“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播音队伍始终处于人员短缺的紧张状态。那时，学校停课闹了革命，广播学院和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教职员工全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关门大吉了。如此，由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广播学院毕业生补充播音队伍已成空想。
“文革”中，中央电视台播音组的建制也发生了变化。新闻部增设了隶属播音员，专事新闻节目的画外音解说，调进的成员有邢质斌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刘佳。赵忠祥也调到新闻部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由两位播音员维持工作已成了老播音组经常的现象。开始，只剩下了我和沈力。后来，调来了广播学院的教师白钢。不久，沈力去做了《为您服务》专栏的节目主持人，只剩下了我和白钢。彩色电视开播，我又和白钢开始了寻找播音员的工作。从广播电台调来了一位女播音员以后，过了些日子，白钢就请调去体育部任职编辑，又是只有两个播音员维持工作的局面。
本来，播音员面对话筒，就像对着三两位朋友，一切娓娓道来，多么亲切自然。但自“文革”以来，始终要求播音员以高亢的声音播音，我大喊大叫了几年，声带已经受到很大损伤，可因为人手紧张，即使到了声带水肿、声带充血、甚至声带出血，大夫要求噤声的地步，都还得高调播音。无论我怎么用力，嗓子只是疲惫不堪、力不从心。我热爱电视播音员的职业，但从那时起直至请调专题部《人物述林》组获准为止，始终在声带病态的情形下工作，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对我声音状况大加非议和指责的观众来信。在“追星族”尚未出现，电视机也并不普及的年代，那封寄自北京朝阳区的信件，内容翔实的程度和不友好的态度令我感到其间大有文章。
“文革”十年只存在着大喊大叫的播音风格，不慷慨激昂的声音似乎就是不革命的表现。对那封来信，我除了无奈，还能怎样？观众怎么能对因“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的紧缺和青黄不接，以及我带病坚持工作的状况有所了解、同情和体谅？况且，正像那时老百姓中流传的说法：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个人顾个人。在那个人际关系扭曲的年代，我怎么能够指望那位观众来信充满友善之情，关切我的嗓子何以变成了那个样子？我是不是声带染疾还在工作？我需要什么帮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与早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的阎世伟成了挚友。小阎是诗人和画家严阵的女儿。她告诉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中，她和爸爸最喜欢“灰嗓子”。“小辫阿姨”的年代早已逝去，我那时被他们叫作了“灰嗓子”。小阎的谈话使我感到些许安慰和温暖，但他们却怎么能知道“灰嗓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和所有从“文革”年代走过来的普通人一样，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也令我感到深深的郁闷和烦躁。我的儿子苗苗出生时，我曾给他取名为“建”，希望他能够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我很快就变了主意，把“建”改成了“剑”。鲁迅曾写道：中国需要“剑与火”，需要改革。“文革”中的中国，除了没完没了的破坏性的运动，还能建设些什么？我真期盼如鲁迅所说，来一场“剑与火”，荡涤掉中国社会令人压抑的一切。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好似擎天柱的坍塌，使我深深地悲哀和惶恐。北京人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悲痛场面，表现了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无言的担忧和不安。
清明节，是中国人缅怀逝者的日子。一九七六年的清明，最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松墙和小树上的是小小的纸花。纪念碑周围也开始聚集了日夜不散的人群。不久，花圈越送越多。白天送去的花圈每到深夜就被收走，于是花圈越送越大，大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干脆带着焊枪，打着写有厂标的横幅，成群结队地把花圈的零部件用卡车运去，当场焊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再也没人能拿得走。
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圈、一首首诗词和日夜涌动的人群覆盖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国人心中长久的压抑，犹如火山，终于藉清明节对周总理的悼念，发展到把矛头直指“四人帮”，爆发了也被叫作“四·五运动”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周总理临终前说，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和大地上。当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象征祖国江河大地的一杯水和一杯土的时候，我就开始一天往天安门广场跑三趟：早上骑车上班前，到了西单路口，我不西拐至电视台，而是东向骑往天安门广场去记住新增诗词的方位；中午，我去观察日益增长的人潮规模，揣摩事态的发展动向；一天的电视播出结束，夜深人静，我再访天安门，逐字逐句品味每首诗词，兴奋不已。
在围观那些诗词的时候，不管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如何请求前面的人们大声朗读那些诗词，无论我如何冲动地想为大家念上一段，但我在广场上却始终一声不出。我有个人们熟悉的面孔，人群中又一定混进了许多便衣，我害怕再招惹麻烦。
虽然我不是个斗士，但一连十多天，我的精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一踏进铺着方砖的广场，我的呼吸顿时舒畅起来。广场上的人们，互不相识，但常常会心一笑，无比亲切。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称呼了那么多年的“同志”，可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觉。
可惜好景不常，“天安门事件”终于遭到了镇压。
不久，有人揭发了我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情，我又遭到问话。
那时播音组的负责人是白钢，他是位共产党员，一个很讲义气的汉子。自他从广播学院调到电视台后，与同事关系始终十分融洽。白钢奉命来问我“四·五”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的事。我知道他不过是阳奉阴违地应付上级而已，所以，先采取了“拖”的战术，企图不了了之。白钢也不再追问。
过了一段时间，白钢又来问起此事。我知道一定是上面又找他问话了。白钢绝不是个整人的人，所以我敢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究竟要向哪位领导回话。白钢竟对我交了底。据我平日的感觉，他得回话的那位老章，对待“四·五运动”的态度，也一定是个阳奉阴违应付上级的人物。
白钢告诉我，我说什么都成，只要给他一个向上面的回话就行了。
位于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距天安门广场仅为大一路公共汽车的二三站之遥，“四·五”期间，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没去过天安门的，大家都特别热衷悼念周总理，影射“四人帮”的诗词。
在那个说了实话就得倒霉的时代，我沉吟了半天才说：“电视台在西城，我家住东城，每天上下班我都得从天安门前经过，这能算去了天安门广场吗？谁揭发我在广场上照了相，让他来和我当面对质吧。”
其实，我那时住在北城，回家根本不必途经天安门广场，但我根本不为自己说了谎话而惭愧丝毫。
当时由“四人帮”把持的官方新闻机构，明文通知新闻工作者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摄影、录像和拍摄新闻照片。为了给“四·五运动”这样一个大事留下一点史料，我确实去天安门广场拍了照片，但我料定那位揭发我的人不敢和我当面对质。十年了，我再也不是“文革”初期那个人家一吓唬就实话实说，越说越给自己找麻烦的“现行反革命”了。我想，万一那位揭发人敢当面死咬我的话，我就搅局，反咬一口，而且，我还要把那个人的“叛徒”嘴脸广而告之，来个“你不仁我也不义”。
为了不把事情搞得过于复杂，我想了想又推翻了开始的说法。我跟白钢商量：“要不，别那么回话了。你就告诉他们，我从小长这么大，从来没去过天安门，压根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我笑了，白钢也笑了。我不知道白钢是怎么替我向上面应付的，反正，这件事是不了了之了。
我实在没有料到，清明之后不到半年，“四人帮”竟然落到了那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充满戏剧性的下场。仔细想想，当“四人帮”在中国已经混到了层层干部都对他们阳奉阴违的地步，他们想不被“粉碎”都难！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以后，我的嗓子终于发展成了神经性咽炎，连日常生活中说话都很困难了。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来，年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庆祝游行，在“困难时期”被取消了，精简成了游园庆祝活动。“文革”中，虽然延续了“游园”这一做法，只是根据政治需要，主会场中山公园音乐堂里的参与者次次有所不同罢了。一九七六年的“五·一”，会场中坐着的是清一色镇压了清明节“四·五运动”的警察和工人民兵。
紧接着清明节而来的“五·一”游园转播，“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向英勇的人民警察致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充斥了全部解说稿。
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稿件内容，是一个专业播音员的职业要求，但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个人感情和是非好恶与播音内容相去太远甚至背道而驰的话，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整个清明期间，我的喜怒哀乐和广场上的百姓一模一样。我是个人啊！我怎么能做得到立刻掉转枪口去把矛头指向那些可爱的群众？去连心地大喊大叫？我不愿意参加那次“五·一”的播音工作。
清明期间，劳累加兴奋，我声带的疾病已从水肿和充血，发展到了声带出血，大夫说必须绝对噤声了。于是，我手持大夫的疾病证明和噤声要求去找了主持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表示了无法参加“五·一”播音工作的原因。因为播音员紧缺，我曾善意地表示，如果人员实在周转不开，我可以带病坚持日常的播音值班。
但是，在宣布“五·一”转播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我仍被安排在“五·一”播音工作的位置上。如果，这是对我的重用，即使我已力所不能及，也应心存感激。如果，播音员果真紧缺到除我就再无他人的地步，我也无话可说。可事实绝非如止匕。
实际上，所谓“五·一”游园实况转播中的播音部分根本不是现场直播。那时，大约防备播音员在现场直播时呼喊“反动口号”、发表“反动言论”，为了“安全播音”，所有的解说词全部录音播出。当时播音组有三名播音员，在我声带出血的情况下，安排另外两位一男一女播音员参加“五·一”播音工作是绝对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党支部书记却安排了播音组里另一位女播音员去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其实，那个被安排坐在音乐堂里的人选，只要是个头脑清醒会说中国话的人就有能力担当，因为其任务简单到只是向转播车内的电视导播通报华主席和“中央文革”首长抵达和离开会场的消息而已。但是，在那些年里，党支部书记却把去音乐堂向转播车里的导播报告中央首长的行踪，当成了奖励立场坚定者的手段。
自从“四·五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紧接着开始了追查所谓的“总理遗言”。其实，历经了近十年的“文革”，对那种把矛头明显地指向周总理的运动，几乎已经没有群众理睬了。就在宣布“五·一”工作人员名单的大会上，播音组一位揭发亲兄弟传播了所谓“总理遗言”的同事，在那个“五·一”，被奖励到音乐堂前排的“机要岗位”就坐，因此，我声带已经出血的事实，竟毫不在那位党支部书记的考虑之列。
但凡有些专业常识的领导不会不懂得让一条已经出了血的声带还去大喊大叫，对一个播音员、演员或歌唱家事业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而那位党支部书记又恰恰是从一个合唱团调到电视台文艺播出部的，他不应该是个外行。但在那个“党管一切”的年代，在生理病态和心理逆反的状态中，我除了俯首帖耳地去毁了自己的嗓子，还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每月只有五十来块的工资，一到月底，所剩无几。四月三十日录音前，我和白钢凑起兜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二两散装巧克力。尽管我知道巧克力全然治不了声带出血，可我还是指望那平日难以吃到的巧克力能给自己长点底气。
我和白钢轮流进到播音室去喊上一段“热烈庆祝粉碎‘天安门事件’的伟大胜利”、“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解说词。每当声嘶力竭嚷完一段的时候，我光想哭。为我播音员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的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文革”十年，我周围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儿童片《祖国的花朵》的导演严恭伯伯也挨了整，但我与他始终有来往，保持着父女般的忘年之交。他是南京人，那时他住在长春。他的妻子兰馥馨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是位译制片导演。我叫她兰姨。
小时候，严恭伯伯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总会把我找去，带我看参考电影，请我吃饭，给了我很多关照。我长大了，他老了，变成我对他多加关照了。从三年“困难时期”直至“文革”，东北的副食供应一直比北京紧张得多，细粮更是缺乏。我那时常为他做的事情，就是在他来北京的时候，用北京的面票买好挂面，送他上火车回长春的时候，把挂面也一起送上去。那时，北京火车站里穿着黑棉袄、黑棉裤的东北人，大包小包往回扛的全是挂面。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