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随邓小平访日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突然接到了严恭伯伯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和兰姨从南京回东北,就不打算在北京多停留了,打电话是来和我告别一下。我觉得反常。问起缘由才知道兰姨得了乳腺癌,已经有西红柿大小,是晚期了,打算回东北去治疗。我当即告诉他,北京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东北好得多,我请他俩住到我家,请北京最好的医生为兰姨治病,即使无救,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会留下遗憾。严恭伯伯和兰姨夫妻感情很好,我知道,不留下终身遗憾对严恭伯伯是很重要的。

我家的居住条件并不好,四口人只有里外两间小平房。就这样,在我家外屋拉了个布帘子,严恭伯伯和兰姨就留了下来。

小弟的一个朋友有个小本,记下了很多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注解,诸如:张三(排骨)、李四(大立柜)、王五(拿药)等等。每个人名后的注解都是当时紧缺的物资或难办的事情。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中国,办成事情的关键是“关系”,但我在这方面始终没有开窍。等到要给兰姨找个好医生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缺了一个“小本”。幸亏我的挚友小倪刚刚在协和医院动了个小手术,认识了那里最好的“一把刀”,由她相求,终于由协和医院的黄汉元医生主刀给兰姨动了手术。

小倪叫倪美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她和她的丈夫顾小铨都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手术以后,病人需要家人护理,与严恭伯伯和兰姨非亲非故的小倪夫妻和我一起承担了陪床的任务。

那时,电视台播音组只有两个人轮流值班,我没有为了私事请假的可能,一连十来天,每天在电视台上完班以后,再赶往“协和”值夜班,天亮了,再从医院赶到电视台去上班。如此缺乏睡眠,日夜操劳,我的神经性咽炎更加严重了。

在我正为兰姨治病疲于奔命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通知我,准备参加邓小平副总理赴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采访工作。在我的播音竞技状态极度不好和社会物质非常紧缺的条件下,我开始了赴日采访的准备。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总说,十年浩劫,积重难返。直到我要出远门了,直到我要代表一个国家出远门了,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文革”十年的“积重”,已经使我的祖国变得多么匮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

那年我三十五岁了。如同李光曦“文革”前在歌剧《茶花女》里唱的:“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竟已经三十五岁了。

当我被通知参加赴日采访工作的时候,着实有些意外。这是中央电视台在一九七六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访任务。当时,新闻部仍维持着隶属播音员的建制,老播音组只承担除新闻以外的专题、国际、文艺、社教、少儿等其他节目及电视台日常播出的值班工作,直至广播学院分配来“文革”后的第一批毕业生,播音组才合二为一。我明白,若不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出访罗马尼亚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出的那位播音员因为在镜头前动作的不协调而遭到观众来信的非议,这个本来属于新闻部范畴的工作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观众的指责是合理的,他们希望中国的电视播音员出访时在镜头前的风度和举止能代表国家。但是,“文革”造成的电视播音员业务训练的空白却不被观众理解。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开了封闭十年的国门,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采访的任务来得又是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电视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九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又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国,在北京,别看电视播音员在屏幕上个个都西服笔挺、振振有词,可那都是公家的行头和工作的特点使然。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挨整的时候一点后台、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开了屏幕,离开了观众,我将一无所有。要不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解除了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一辈子都得“夹起尾巴做人”,哪还敢有摊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采访,我毕竟是兴奋的。

但是,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尽管我看到了中国现状的不尽人意之处,尽管我有时会和靠得住的朋友一起大发牢骚,但我却听不得外国人对中国人评头品足。要去日本了,我满脑子想的只是好好完成任务,别叫日本人小看了我们。

闭关锁国的十年来,只有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类的宣传,中国人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个堂堂大国的电视播音员,别成了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出访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头工作,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了解。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仅仅为了寻找一双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余,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几乎焦虑到登机前的最后一天,根本没有一点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

邓小平一行正式访问日本前一星期,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就抵达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兰、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着装使他们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帮”阴霾的散去和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的变革。

在东京NHK的演播室里,当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员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红色中国地图和淡黄色日本地图后面,面对着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我有着自信和自豪的感觉。我相信,当年的中国观众看到荧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也一定有著作为中国人的骄傲。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中国观众播送邓小平访日专题报道的时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给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它们的配套,为了有身像样的出远门衣服,却是那样艰难。

十年浩劫,百业待兴,电视播音专业也开始步入正轨。于是,我又重操“旧业”,做预算,打报告,申请播音员的化妆经费和服装款项。费了将近大半年层层审批的周折,终于为每位播音员申请到了两套演播服的经费。八月下旬,我终于走进了红都。当年,红都是一家老百姓得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订制衣服的服装店。

服装的色彩和样式可以自选。根据以往的经验,并不是年年者能添置新装的,所以,我在选择上费尽思量。在预算之内,我以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配以长裤充当了一身服装,另外一套,我选定了白色的西服套裙。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国际交往逐渐多了起来。经常受命去采访那些来华外国元首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总是找我去作“提问者”。虽然播音员与那些外国大人物一起在屏幕上亮相时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所提的问题,常常是编辑、记者事先拟定好的,并不像美国电视台有着至高无上地位和数百万美金年薪的真正意义上的大牌主播,如ABC的芭芭拉·沃特和彼得·杰尼,CBS的瓦特·克朗凯和NBC的汤姆·布劳考斯那样,掌握着完全的节目自主权,还有一大批编辑、记者、摄影、化妆师和各类工作人员众星捧月,听他调遣。当年我在中国做电视播音员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提线木偶。

我在工作中很好合作,王元洪又是个喜欢在节目中出新的记者,他的设想我都会很好体现,但有一次,只因为我缺了一件呢子大衣,就没能实现他的意图。

那是去钓鱼台采访一位外国元首。王元洪想拍一组我从院子里步入贵宾楼的外景镜头。主意倒是不错,借此,可以让观众看看钓鱼台院子里的景致。虽然我穿着挺括的演播服,但那是室内的着装,即使我豁出去挨冻,在冰天雪地里只着单薄的西服而不穿大衣去采访国宾,实在有些不合时令,但我没有呢子大衣。我穿的一件十多年的旧棉猴,严冬时节,虽然骑车上班御寒颇为实用,可穿着它去采访国宾就寒酸得太过分了。于是,王元洪的打算只得作罢。

这就是我处心积虑以呢子大衣配长裤冒充一套演播服的缘由。后来,那件神气的呢子大衣在工作中数次派上了用场。

那时,北京的风沙和灰尘太大,不要说有人敢穿白西服,可能连想都没敢想过,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把另一套演播服选定了白颜色。

彩色电视刚刚开播不久,美工组为播音员制作了桔红、海蓝、豆绿、土黄等不同色彩的背景招幕。演播时,我自然应该顾及到服装与摺幕色彩的协调。既然服装数量有限,白色演播服可以与任何色彩的背景匹配,既实用又高雅,况且,蓝、灰等大路货色的服装可用自己的衣服代替,何必占用那不可多得的置装经费?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套白色的西服套裙的原因。

算我走运,当我被通知赴日采访的时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将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护佑着我的神明,让我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日本之旅的服装。

可是,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买双白皮鞋可谓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现在,每当我在美国的家中观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录像带时,看到主持人和演员们更换着一套套绚烂华丽的演播服,当年为寻找一双白皮鞋而付出艰辛焦虑的情景竟已恍如隔世。

在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日子里,日本朝野无处不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但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邓小平一行在东京停留期间,新闻单位也和代表团一起,住在新,人谷饭店。第一天工作完毕,我出于好奇,便独自到走廊里东张西望一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我也只敢看看走廊里的异国风光。当我发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日方保安人员,似乎对我走出房门的行动十分在意,他们不时使用报话器通报着什么,好像要对我实施“保卫”任务。我已经作惯了平头百姓,对这种特殊的关照实在别扭,只好赶快回到房间。以后,每天卫星传送结束回到宾馆,我就很少走出房门了。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邓小平一行到达日本以后,采访小组的成员就分成了两组人马。编辑兼副领队陈汉元和摄影记者李少武、马靖华、金德显以及技术员和灯光师等一直随代表团行动,他们除了在东京拍片以外,还有机会到外地走走。而我和后期编辑、剪接、配乐等工种的同事始终留在东京NHK,负责制作和演播,每天几乎只活动在NHK和旅馆之间的两点一线。邓小平一行的专机从东京升空远去的镜头被传送回国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我上门来都不见?那女孩就是过去也在医务室作护士个子稍矮的一位。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二十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极左”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我当年十分不解和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在NHK,后期制作的时间异常紧张,编辑和剪接工作往往要进行到演播之前的最后一刻,但是,在我们向国内卫星传送的全部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纰漏。

由于时间紧张,我的备稿时间本来就少得可怜,但在播音之前,还不时要接受簇拥在演播室里的日本报刊记者的采访。要是在北京,我一定会只专心备稿,不理睬任何人的打扰,一切等演播完毕再说。但在日本,虽然我也十分想利用七点整卫星传送前的短暂时间看看稿子,可我知道,人家会把我的一言一行都看成是中国人的表现,所以,尽管内心火急火燎,我也只得摆出胸有成竹、一派泱泱大国的潇洒风度。好在天助我也,从始至终,我连个小小的结巴都没有打过,不然,我一定会觉得窝囊透顶,因为对我来说,做好本职工作比接受记者采访重要得太多。

留在NHK工作的,也有音乐编辑曾文济。他一直被我叫作小曾。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日本女翻译远藤红子告诉我,在NHK和日本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当中,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陈汉元、小曾和我。

人世间,小至个人,大至国家,要想赢得人们的尊敬,除了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个人要工作敬业能力强,国家要繁荣富强有实力。电视工作是个非得团队通力合作才能成就的事业。一九七八年,在中日电视工作者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并肩投入了极大热情之时,多少人的幕后劳动,若在一次性的演播第一线上被搞得差错连连,不能完美地演播出去的话,日本同行会喜欢我们才是咄咄怪事!

中国电视事业艰难起步的岁月,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基本功和执着的事业心的日子。陈汉元、小曾和我都是建台初期就在直播第一线经历过多年磨炼的老电视,汉元兄比我们还多了一项极具魁力的幽默感。回眸当年的一丝纯纯的景致、一缕纯纯的气息,我仍感到温馨。当年一起走过来的伙伴们,都不愧是中国电视事业的功臣。虽然他们如今已年过半百,有的更步入了老年,已经退休,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在日本,正因为日本同行喜欢业务过硬又热情淳朴的小曾,正因为“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除干净,便发生了“交换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就可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他们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因为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并不是小曾舍不得那身中山装,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商量。或许是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和那位“极左”的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欢中山装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见到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小曾究竟会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为了一件中山装而不理那个“家伙”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去的。

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大事,报刊电视的连日报道,使日本观众也熟悉了我的形象。不论在街头采访,还是在回旅馆的途中,友好的观众都会主动前来与我交谈。当然,吕大渝是何许人也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中国人或大陆同胞的代表。

自从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在东京的行程,乘新干线到奈良等外地去访问以后,中央电视台留在东京的工作人员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达NHK的一个小旅馆去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早在一九七八年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这是一种民间交往,应酬两句也是人之常情,绝对有益无害。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电视台采访小组是抽调全台各工种组成的。我实在没有料到指定为领队的人政策水平竞如此低下。如果只是我个人受些委屈倒也罢了,但那位领队仅仅因为手中握有权力而使对外影响不好的事情一再发生,我则气愤之极。但我必须听从并不形于色,而且还不能对任何人在背后有所议论,弄不好,回国以后,他名正言顺地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恶人先告状”也不是没有可能。“文革”挨整的经历,已经使我有所教训。我强压下自己的怒气,觉得十分窝火。

在整个卫星传送的过程中,NHK的导播、美工、摄影、化妆等各工种的人员都表现出了极为认真的工作热情,尽管有时并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和当时的中国国情。但这一切,都是可以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予以修正的。

日方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正式签署那天,看成大喜的日子。一位美工师找来了漂亮的绢花要我别在胸前。我明白,我的播音对象是中国观众,按照当年中国人的习惯,只有新娘结婚时才会戴花,在一个如此严肃的政治节目里,戴花恐怕不合国情。为了不扫日本同行的兴致,我先以“不喜欢戴花”为借口表示不打算别花。但是推辞不掉。或许日本美工师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不爱花的女人,他不辞辛劳地穿梭于美工房和演播室之间,为我拿来一朵比一朵更雅致的绢花,大有不到我满意为止绝不罢休的意思。但是,就算他搬来全日本的绢花我也不敢选中一朵。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他往返无效奔波劳顿,坦诚说出我的顾虑之后,他才哈哈大笑着消停下来。大家照旧愉快合作。

但是,对双方合作中出现的这类问题,那位领队的一些没有教养的做法,却给日方工作人员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在北京,播音员并没有专职的化妆师。而在NHK,每次演播前,都有化妆师专门为我化妆。

从拍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开始,我就对电影化妆发生了兴趣。后来,我不只在少年宫舞蹈组演出《拔萝卜》等节目时,成为颇受欢迎的小化妆师。多年后,在中央电视台彩色电视开播前,我也经常被歌舞组导演黄一鹤和邓在军等请去为前来演播的独唱、独舞演员们化妆。在每个六、七十年代知名歌唱家的脸上,我几乎都涂涂抹抹过。我的最高准则是怎么年轻、怎么漂亮、怎么干净、怎么自然就怎么化妆。每次,我都有一种电视台兼职化妆师的义不容辞和信心十足的感觉。

如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化妆师王希钟等偶尔被电视台请来化妆时,我绝不会放过那些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喜欢看他们钩头套,我也学会了粘双眼皮和做假睫毛。我曾想,如果给了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我也会成为一个全能的大化妆师。

到了日本,恰巧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我又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

按照日本化妆师的审美观,她们在给我化妆的时候,都会把我的头发梳得很高,露出我宽宽的前额。虽然这别有韵味,但我的演播对象是中国观众,我不能以一个日本妇女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每次,日本化妆师给我化完妆以后,虽然我觉得头发太高了,但我一定诚心诚意地千谢万谢。我知道,改变发式并不困难,只需把头发弄矮一些,再拨拉下几根“刘海儿”便是,而且,要在临上阵前的最后时刻去洗手间修改。太早了,敬业的日本化妆师再有修妆时间的话,又会照她的标准处理了。

第一天卫星传送的时候,我化完妆回到演播室,一下就吸引了日本同行和各报刊杂志记者的注意。但是,领队一见到我的头发,便立刻露出不快:“太高了!太高了!”边指责还边伸手把我的头发往下压。他的举动令在场的人们十分惊讶:对日本化妆师的劳动毫不尊重不说,这种在女性同事头上的作为也实在无礼。我感觉到周围日本人诧异的目光,为了制止他这种当着外人的无礼举动,我不露声色地悄声对他说:“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别碰我的头发!人家都看着你呢。”但他根本不予理睬,还继续用手压我的头发,气得我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

日本女翻译红子事后对我说,日本是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看到那个场面的日本人都非常气愤。他们问她:“中国的长官对属下都是这样无礼吗?”红子说,日本人还为此在背后给了他一个很不文雅的称呼。红子难过地说,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中国是她第二个祖国。她不愿意听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非议。中国领队这种待人的作风使她也感到脸上无光。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想我在NHK化妆室里,他不时派人来询问何以化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在搬到NHK旁的小旅馆以后,得自己提着热水瓶去锅炉房打开水,站在热水炉边和也去打开水的NHK外事部门的盐岛俊雄先生打个招呼的时候,也有一位“依靠对象”前来探头探脑,还要问问我们“说”了些什么。惭愧的是,我除了一口极标准的中文以外,当时的英语只会说“早安”、“晚上好”、“再见”和中学英文课本里的“毛主席万岁”和“人民公社好”等毫无实用价值的句子。我连买东西询问价钱和找个厕所的英语能力都没有。而我的日语水平大概也和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受到过电影上“鬼子进庄”时“米西米西”一类的粗俗日语的“熏陶”。在NHK空闲的时候,除了能用些汉字与日本朋友作些笔谈以外,我能和他们“说”些什么呢?

在日本,令我感触至深的是:NHK的大小官员每当提及自己属下的时候,都褒奖有余。他们不是说某某先生绝顶聪明,就是讲某某女士非常能干,绝无嫉贤妒能,生怕属下超过自己之嫌。长官如此推崇属下,自然使人想到:拥有一群聪明能干下属的长官岂不更加优秀?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士为知己者死”。遇到一个如此看重和赏识自己的上司,谁个不愿两肋插刀,谁个能不忠心奉献?

相形之下,当我在外国的土地上,像战士一样为自己的国家冲锋陷阵,高度紧张工作的时候,我的上司却怀着如此阴暗的心理像防贼一样站在我的背后监视着我!而且,不顾中国人的面子,做得如此愚蠢。难怪人们都说,一个中国人对付一个日本人,一定是中国人占上风,而一群中国人对付一群日本人,中国人必输无疑。

“文革”以来,虽然我已对中国人整中国人的事情见怪不怪,但赴日工作期间一些令我莫名其妙的现象有了答案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同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的古训毕竟有些道理。

赴日的采访报道获得了成功。回国之后,观众的一片赞扬之声,掩盖了那位领队在外的作为。我和几位相知的同行者也曾议论过向台领导报告他在外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我最终并没有付诸行动。我不习惯打小报告。况且,即使我说了又能改变些什么呢?那位领队当年只不过是个根红苗正的普通记者,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政策的开放,相信他会有长进。

粉碎“四人帮”以来首次出访日本的切身感受,使我在五、六年之后带队前往美国、英国和法国拍片的时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带队方式。我们的摄制小组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充满了友爱与信赖。大家全力以赴,节目个个获奖。我从心底希望人与人之间少些猜忌和倾轧,多些理解、信任和友情。

当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完成了任务,在北京国际机场落地,进入海关的时候,同去日本的工作伙伴们都对我说:大渝,走在前面。海关人员就像欢迎出征战士的凯旋一样对我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我这才意识到,那次电视报道不负众望,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在日本的土地上,我们与日本同行旗鼓相当,中国人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尊敬。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如今四十岁上下的许多中国电视观众,对邓小平一九七八年日本之行的电视报道仍然记忆犹新。

那次采访,我是封面人物,作为幕后功臣的老朋友,同去日本的编辑陈汉元,摄影师马靖华、李少武等都是颇具水平的老电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电视台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他们也有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其中,从我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大孩子时就始终钦佩的汉元兄更是以一篇篇才华横溢的解说词驰骋在中国的电视舞台上。

说起陈汉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九七八年十月,在东京帝国大厦四十层楼上,出席日本广播协会主席欢迎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宴会时,他指着我们脚下好几层亮堂得如同水晶宫殿般车水马龙的立体交叉桥对我说:“大渝,你看看,这才是当今的世界!”

水晶宫殿般地明亮和干净异常的感觉,是日本之行留给我的强烈印象。一个国家的电力能力和生存环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回国的时候,当飞机腾空而起,我回首苍茫暮色中的日本列岛,竟如神话故事中海龙王的水晶宫,璀璨辉煌,而飞机将在北京国际机场降落前,极目望去,一片黑暗之中,只有星星点点的昏黄灯光……

几十年来,在陈汉元一篇篇才华横溢的电视片解说词里,对养育自己那片热土的一往情深表露无遗。初访日本,他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差距。他具有世界公民水准的话语,不是自惭形秽,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急起直追的觉醒。在我看来,这便是他日后参与推出电视片《河殇》的本意。人非圣贤,偏颇在所难免。但这种知识人的敏锐与激情,恰恰是振兴中华民族所特别需要的宝贵精神,这应该得到珍惜和爱护。

闭关锁国的岁月,中国的宣传机构并不可能把世界经济发展的真相告诉中国人,也不可能把中国与别国科技发展的差距告诉中国人。作为新闻队伍中的一个普通成员,我和中国老百姓一样,对外部世界毫无所知。到了日本,当我第一次看到复印机的时候,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惊诧不已:世界上竟还有如此神奇的东西!我这才恍然大悟,曾是我多年老领导的苏实竟是一台“复印机”。

早年,苏实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画家,后来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一直被人们称赞为“老黄牛”,而他的生命,他的聪明才智,都被消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完没了地用蓝色的复写纸复写演播室的排练调度表上了。这实际只要有一台复印机就可以把他完全解放出来。

三越百货公司,座落在东京繁华的商业区——银座。在日本,东道主安排我们到那里访问的时候,我实在有打肿脸充胖子的难堪。

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访问,买些小纪念品似乎天经地义,购物便是一个常规项目,NHK的同行们自然也要一尽地主之谊。

采访小组被带到三越百货公司购物那天,公司总裁领着各部门负责人在大门口鞠躬迎候。商场的豪华规模和商品的多样高档是我当年在国内难以想象的。

在主人盛情相邀下,走进商场,不停下来挑选些什么似乎有失礼貌,可停下来挑选些什么,我们又个个身无分文。主人越是热情,我们越是难堪。

多年来,我腕上戴着的是母亲几十年前的一块旧表。出国前,就算我有钱也买不到一块上海牌女表。那时,手表、自行车、九寸黑白电视和大立柜等木制家具都得凭票购买。票证又得抓阄才能得到。所以,有钱没票也别想买到东西。厚道的NHK外事人员老八木大约看出了我们囊中羞涩的窘态,他说,要和女翻译红子合伙送给我一块手表留作纪念。但我说:我的手表是母亲的纪念品,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块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我不想再要别的手表了。我以为我的回答能给中国人留点面子,但老八木和红子是否相信我的谎言,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情了。

在三越百货公司,我们一行像竞走似的在各楼层里远离柜台“游行”了一番之后,便告诉陪同人员,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立即脱离现场,免去尴尬。

日本之行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与战败国日本的国民经济水平原本相差不多,三十年来,中国人天天都被告知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但走出国门,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才发现恰恰是我们自己被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受苦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回到北京,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心情非常沉重。好一阵子我不想说话只想哭,为我多灾多难的国家,为我多灾多难的民族,也为我自己。

在一个个政治运动里,中国人内耗了太久,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中国人的弯路走得大多。该是思索一下的时候了,该是静静地深深地思索一下的时候了。

跟随邓小平赴日采访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访日期间,邓小平副总理在离开东京前往外地之前,曾到中国驻日使馆去看望那里的工作人员。随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也得到了接见。合影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让我站在了邓副总理的身后。如今,虽然为中国的巨大变革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举世瞩目。中国终于稳步地朝着“当今的世界”走去。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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