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专题节目编导
一九八二年春节前夕，因为顾虑影响票房收入，中影公司原来同意中央电视台在正月初二播出的一部新故事影片，突然宣布撤销。这时，距春节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主管宣传业务的阮若琳副台长与我闲谈时焦急地提及了此事，并问我有没有可能在春节前赶出一台“自制节目”？我不明白老阮为什么会要我自办一台春节节目，因为我从不曾组织过晚会节目。
对于自己的组织能力我始终是自信的。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士为知己者死”。依照我的个性，既然老阮对我如此信任，我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了。
我向老阮提出，只要答应我三个条件，我就敢立军令状。第一，立即批准我包车。这样，一天可以当成两三天使用，争取了时间。第二，电视台的精兵强将任我挑选，不容商量。第三，批准高制作经费，付给演员高报酬。不料，我开出的三个条件，老阮居然都答应了。
有了创意，一切才有进展下去的基础。我相信相声大师侯宝林会给我很好的主意。当晚，我就包了首都汽车公司小王的小车，直奔木樨地二十四楼侯宝林的住所。从一开始，我就把时间紧迫等一切困难都告诉了小王，并请他在做司机的同时，也参与到节目的组织工作中来。这样，小王和后来也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小甄，积极性都被鼓动了起来，份外做了很多剧务工作，成了我的好帮手。他们的小汽车也使工作效率提高许多倍，从此，学会开车，就成了我的梦想。
去侯宝林家的那个晚上，正好他的二儿子侯耀文也在家里，讲清了来意之后，侯耀文的一句话，说得我眼圈都红了。他说：“别人的忙可以不帮，大渝的这个忙非帮不可。”我当时的情绪，还没有从那次飞来的横祸中恢复过来，逆境之中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感到无比温暖。
在那个春节之前，我和侯耀文并无深交，在那个春节之后，我和侯耀文也没再有什么来往。但是，近十年后，侯耀文、石富宽、姜昆、王刚等许多演员前来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演出的时候，作为美国《国际日报》驻华盛顿记者，我曾冒着谤沦大雨前往采访。见到侯耀文的时候，竟觉得他仿佛是我远道而来的一位兄弟，倍感亲切。
“别人的忙可以不帮，大渝的这个忙非帮不可。”虽然岁月沧桑，世事多变，但我忘不掉一九八二年冬天侯耀文说过的那句话，那令我泪下的一句话。
侯宝林建议搞一台“相声反串京剧”。所谓“相声反串京剧”就是由相声演员来演出京剧，甚至男扮女装。所选剧目的道白和唱词，会被改成幽默逗笑的词句。侯宝林说，一九四九年以前，每到春节期间，平日各自谋生的相声演员就会凑在一起反串京剧，但这一形式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再也没有搞过。侯宝林建议选择《萧何月下追韩信》和《三不愿意》两个段子，并兴致勃勃地承诺扮演萧何一角。
在我心中无底的情况下，“相声反串京剧”的主意使我踏实下来。侯耀文也十分兴奋。他立即和我一起搭乘小王的包车去联络其他相声演员。当夜，我们就去了常宝华、常贵田叔侄俩和高英培等人的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没再搞过的“相声反串京剧”，令所有的相声演员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后参加进来的还有中国戏曲学校的师生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李小力等。
正值春节期间，当时各文艺单位的演出都十分频繁，相声演员更是忙上加忙。因为得到了老阮“高制作经费”的承诺，我立刻在民族饭店包了房间，“相声反串京剧”的主要演员们，便在那里安营扎寨，每天晚上结束了各自的演出任务以后，再集中到民族饭店，从晚上十一点排练至凌晨三点。
电视艺术是个工种众多的事业，绝不同于我后来在美国做中文报纸记者那样，一个人、一辆车、一张纸、一只笔、一部电话、一台传文机就全有了。
说不清我在那次春节节目中充当的是何种角色：大到制定节目方案，小到采买演职人员餐食，最后，我还和刚刚出道的北京人艺演员梁冠华一起为节目录了段开场白。总之，事无巨细，凡是工作需要的，我全都非常投入。
“相声反串京剧”的形式，得到了老阮的批准，并确定由中央电视台早期三次《笑的晚会》的导演王扶林录制这组被定名为《新春乐》的节目。
为了使节目内容更加多样，王扶林希望再加上一组二十分钟的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表演的节目。于是，我立即出发前往上影。
我要去上海了。侯耀文等演员们都说，让我放心，等我回来，一切都会如期完成。
飞机在上海落地以后，我直奔上影厂找演员牛犇。他正在摄影棚里拍戏，我就呆在一边坐等。在那之前，我和牛犇并不认识。从立下军令状之后，我一天几乎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牛犇后来对我说，当他拍完那个镜头下来找我时，看见我已经坐着睡着了。他想，一个累成了这样的人，准有很大的难处，一定要帮助这个人。
牛犇真是个好人。他也像正在北京排练“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员们一样，叫我放心，让我立刻赶回北京照顾其他事情，他会准时把合乎要求的节目带寄到北京。
我虽然回到了北京，但却始终惦记着上海的那组节目。春节前，牛犇准时把幽默欢快的节目带寄到了。一些知名的老电影明星都出了场。“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的心窝。”节目最后以一曲《祝愿歌》结束。
导演王扶林看了录像带后连连夸赞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其实，我并没有在上影的那组节目里付出太多的辛苦。节目的成功建立在那些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老艺术家的功力上。他们单纯执着、可敬可爱，总想抓住机会，多做一点事情。我感谢牛犇。
“相声反串京剧”进入连排阶段时，全体演职人员都集中到了位于丰台的京丰宾馆。我仍然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正值寒假，两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被训练成了很负责任的小剧务。苗儿还在《萧何月下追韩信》高矮胖瘦四个龙套中，客串了一个小龙套。几位相声演员开玩笑说，我们娘儿仨可以开办一个绝对专业的“演出公司”了。
后来，我制作《人物述林》专题节目的时候，在开始采访阶段，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带着孩子一同前往。我要让他们看到更多中国人中的精英，潜移默化地使他们懂得未来做人可以达到的高度。
在现行体制下，只有电视台这种单位才有实力组织起“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出。那组名为《新春乐》的节目，不只在一九八二年春节如期和电视观众见了面，《萧何月下追韩信》还在春节期间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做了演出。
组织“相声反串京剧”，虽然又做了一件实事，效果也还不错，但我并不快乐。一颗伤痕累累的心，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平复。我只是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找个精神寄托而已。
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我也总是把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完全放在节目制作中。从清晨到深夜，孤独地面对着编辑机，我得到了创作中的莫大享受，也忘掉和远离了一切人世间的纷争和烦恼。
春节节目《新春乐》播出以后，十五、六年过去了，似乎再也没有人组织过“相声反串京剧”的演出。当我在美国听到侯宝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不禁又想起了他在一九八二年倡议的“相声反串京剧”，那竟成了中国近五十年来惟一的一次。
从一九六零年六月至一九八七年七月离开中国，我在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和专题部编辑、记者的岗位上，一共工作了二十七年。虽然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时间不到其中五分之一，但那段人事关系单纯温馨又能做些实事的日子，永远是我在中国整个的电视生涯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组织完《新春乐》以后，我开始了在专题部《人物述林》组的工作。此后，我不只年年超额完成工作定额，还在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评选中获得过一、二、三等奖。两个孩子也得到了不亚于他们同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还得到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开阔眼界的机会。
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对于国家，我尽所能地奉献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也毫不愧疚。当然，我所热爱的电视事业，也给过我莫大的精神寄托。
在《人物述林》组，我选择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北京人艺的演员英若诚。我没有料到，那个节目居然一炮打响，获得了一等奖。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神圣殿堂。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以及《伊索》和《悭吝人》等许许多多剧目都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从我少年时代起，北京人艺的老一代演员，都是我心目中崇敬的艺术家。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后，由于电视转播得天独厚的机会，人艺的话剧我更是场场必到。
《人物述林》组的宗旨是介绍古今中外杰出的人物。我希望给观众介绍些普普通通而又活生生的人。人海茫茫，先介绍谁呢？随朋友去拜访作家李陀和电影导演张暖听夫妇时，李陀建议：“去采访英若诚吧，他可是给咱们的国家争得了荣誉的人。”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英若诚便成了我采访编制的第一个人物，节目就叫作了《他为祖国争得荣誉》。
我当年并不明白李陀为什么介绍我先去找任宝贤了解英若诚的情况。但从任宝贤那里听到的几件事的确使我激动了。
鲍伯·霍卜是美国著名的喜剧大师，他的每句话，几乎都会逗得观众哄堂大笑。一九七九年他在中国拍摄大型歌舞特辑〈去中国的路上〉，曾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插科打诨，说美国的“单口相声”。就像让侯宝林在美国说相声一样，面对着满剧场的老美，也照样知音难逢。就在鲍伯·霍卜尴尬的时候，英若诚突然跳上台去用几近相声的幽默语言为他做了即兴翻译。用任宝贤的话说，中国观众在大笑之余，都有一种“英若诚可给咱们中国人露了脸”的感觉。
任宝贤还介绍了英若诚在促进中美戏剧交流方面所做的大量为人所知和不为人所知的工作。
任宝贤也是北京人艺的演员，过去，我并不认识他。在采访中，他发自肺腑地赞扬了英若诚。通过与他那惟一一次的接触，我学到了日后进行人物采访时的要领：一定要抓到被采访对象身上闪光的精髓！如果我都不能被感动，我又怎么能去感动观众呢？
任宝贤毫无“同行是冤家”的恶习，他的虚怀若谷得到了我深深的尊敬。但是，我一九九六年夏天回北京的时候，得知任宝贤自杀的消息，深感意外。和很早以前听到优秀的人艺演员董行佶自杀的消息一样，任宝贤的轻生，令我非常惋惜。
谁都可能有想不开的时候，谁都可能有精神崩溃的时候，谁都可能有走投无路的时候，这时，只要有人能给予一点点关怀和温暖，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臂之力或者只是充当一名听众，就有可能从生死界上拉回一条鲜活的生命。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主题曲的这句歌词充满感情和哲理。
在《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后期编制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也体会到电视制作的辛苦和甘甜。
在采访中，我被指点去求助于周七月，他那里有在美国电视播放时收录下来的《去中国的路上》，其中包括了英若诚在首都剧场为鲍伯·霍卜兴翻译的画面。七月是诗人周巍峙和歌唱家王昆的儿子，他在“文革”中坐了牢，还差点遭到毒手，是个受过苦的人。他借给我的VHS《去中国的路上》，由于是美国N制的带子，与中国的P制电视不相匹配，于是，周七月大方地连同他的多制式VHS放像机也借给了我。
回到电视台，因为过了电梯开放的时间，我双腿发软、气喘如牛地抱着机器登上广播大楼十楼机房去转换制式，然后再送还给七月。虽说前后付出了不少功夫和辛苦，体现在屏幕上也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但我为了节目尽可能地完美，作了最大的努力，感到非常值得。
《他为祖国争得荣誉》后来在全国优秀电视节目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应观众要求，节目多次重播。总编室节目组的李玉英和马彦清还为此在电视台举办了观众座谈会。当时《人民日报》的著名记者刘宾雁也到场予以赞扬。
制作完《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三、四年后，我离开了中国。后来，听说英若诚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八九年过后，听说他又不当文化部副部长了。英若诚是一位艺术家、翻译家，有的是用武之地，不做官也罢。
播出《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同年冬天，中央电视台曾播出过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美国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研究生演出的中国话剧《家》。这个节目，是我在录制《他为祖国争得荣誉》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八十年代初，英若诚曾和曹禺先生访问美国。英若诚还应“斯诺基金会”之邀，为埃德加·斯诺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戏剧，并排练了曹禺根据巴金原着改编的话剧《家》。不仅公演受到了美国观众的欢迎，录像还在电视里重播过四次。
电视以画面为主要表现手段。在《他为祖国争得荣誉》中，我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一些资料镜头。当我借到了美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家》的时候，很有一种骄傲的感觉：不是只有中国人演出外国名剧的份儿，中国优秀的剧作也同样在外国的舞台上受到欢迎。
那时，我们的摄制小组正要去上海电影译制厂，拍摄英若诚参加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译制工作的镜头。我想，何不捎带译制一部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也让中国观众有机会看看外国人演出的中国话剧？
当年的上海电影译制厂有着一批绝对优秀的配音演员，如乔臻、刘广宁、毕克等。即使不看画面，仅由他们来朗读《家》的台词，都已经是莫大的艺术享受了，何况美国人的表演也确实不错呢！
我知道，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的编制下，《家》的译制工作绝不是我份内的事。我确实有些“不务正业”。但那是从我借来的资料里发现的节目，又已从英若诚那里解决了版权问题。资料一旦归还，便一切免谈了，所以，及时落实此事，非我莫属。我认准了那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于是，在临去上海前，便楔而不舍、分秒必争地“上蹿下跳”，大有不批准译制《家》绝不罢休之势。
当时的总编室主任是陈汉元，是他的首肯，才使美国人演出的《家》得以译制。后来汉元兄对我的议论传到了我的耳中。他说：“只要是大渝想干的事情，那件事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了。”我搞不清汉元兄对我是褒还是贬，我也搞不清他是不是在被我麻烦得无可奈何之时，为了图个清净，才批准了译制费用？
不过，我每次制作节目，似乎个个都要经历一番软磨硬泡、据理力争的辛劳。
作为一个演员，能参加《家》的演出是件很过瘾的事情。《家》是个中国剧本，若不是由于《家》为美国人所演，配音演员就绝少有过瘾的机会了。在上海译制厂为《家》配音期间，很多已退了休的老演员都主动要求回厂参加配音工作，哪怕为台词不多的四姨太、五姨太配音都行。
那个年代的艺术家们，所得菲薄，但对艺术却十分认真。我争取到的所谓“译制费用”，不过是为那些功力一流的配音演职员们在录音棚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工作时，买些夹肉面包和汽水的钱而已。其实，套用现在大陆流行的语言，他们个个都称得上是“大腕儿”了。可那时的“大腕儿”是口袋里没有“大款”的一群。
到了上海，拍片和联系译制工作同时进行。有一天，我和英若诚在宾馆门口等车，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突然说：“大渝，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童心不泯。”虽然我是在开始采访以后才和英若诚结识的，但他的观察是准确的。我想，若不是存有一点点执着的追求，若不是存有一点点不泯的童心，我怎么能够在生活一次次的磨难过后，刚喘过一口气，又会忘却了一切似地傻干起来？
《家》译制完毕以后，我和英若诚曾请曹禺先生到电视台专题部的审片间看过美国人演出的话剧《家》。曹禺先生看得很专注。看着看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了一句：“大渝是个工作狂。”
对电视事业我始终是全心全力投入的，调到专题部以后更是如此。专题部里非常优秀的老编辑臧树清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每当我写完一篇解说词以后，都会请他提提意见。他总是给予我肯定和鼓励，还说我身上有着敏锐的记者特质。他曾问过我：“许多播音员中年改行，很长时间都不能适应。为什么你转换得如此顺利？”
我知道，近二十年的播音生涯，使我在接触全台各类稿件、各类节目、各类编辑和导演的过程中，有了难得的观察、思考和学习的机会。我也清楚，少年时代那段拍电影的经历，使我对人们常说的“电影蒙太奇”开了些窍，有了些感觉，在从电视播音员向专题节目编导转换时，我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启蒙教育”。
但是，耐得住在编辑机房从清晨到深夜的孤独和寂寞，不吃不喝，充满激情，其乐无穷地追求每一个镜头组接的合理和完美、段落转换的节奏感和恰到好处的音乐渲染，我才得到了臧树清所说的改行时“顺利的转换”，才达到了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在当年的电视节目中还说得过去的高度。
我成了一个“工作狂”大约是个必然。专心致志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况且，生活中的不顺和失望，使我把工作当成了全部精神的寄托。而且，为了让孩子拥有可以依赖于我的信心，为了他们成长中的安全感，我也得事业有成。如果孩子能以母亲为做，我更无比欣慰了。
我算是幸运的。虽然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视编辑，但从极为优秀的摄影师胡琤处得助良多。
一个好的摄影师，在拍摄素材时，心中就应该有了未来成品的雏形。就像为一个大厨准备炒菜前恰到好处的主料、配料和调料一样，剪接胡琤拍摄的素材绝不会发生短缺镜头瞎凑合的现象。我们的合作极为默契和顺利。
摄影师分两种：机器匠和艺术家。胡琤属于艺术家之列。他一米八零的个子，年轻力壮，虎背熊腰，憨厚实在。平日，他似乎总是迷迷糊糊，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模样，惟独拍片时聪明透顶，比谁都清醒。只要摄影机一扛上胡琤的肩膀，准是一口长气呵成一个镜头，稳得如同在三角架上一般。
记录第一个华裔太空人王赣骏访华的三集专题片《故乡行》，借用香山饭店大堂拍摄开场白时，在不知不觉中，胡琤把镜头从我的全身匀速推至脸部近景，话音刚落，他的镜头也同时推定，这份功力让我钦佩不已。
拍摄故事片时，每一个镜头，导演都可能有条件与摄影师仔细推敲，但拍摄有新闻或记录片性质的专题片，无法组织拍摄，就要仰仗摄影师的功力了。在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时，虽然用胡琤的说法是“镜头往哪一件都是个好画面”，但他对细节的抓拍，使得剪接出来的成品如同故事片般讲究，非常出彩。在每次拍摄中，只要胡琤在场，我就觉得踏实有靠。
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副主任赵化勇都是记者出身。朱景和曾是中越战争的战地记者。他们思想开放，待人诚恳，爱护部属，颇有事业心。
顶头上司王元洪最大的优点是绝不嫉贤妒能。他常常以部下的成绩为自己的骄傲。这一优点，与我一九七八年赴日采访时见到过的日本同行非常相似。在我离开中国最后一段工作时间里，能遇到这样一位不怕功高盖主的上司，实在是人生之大幸。
作为一个小小百姓，国家大事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过于忧国忧民，而且，又常常以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方式加以表达，搞不好就会惹上麻烦。在一个曾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老话，是世代中国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的处世哲学。回顾以往，我也是因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个性违背了老祖宗的教诲而惹祸上身的。不过，我的“言论自由”又妨碍了谁呢？所幸的是，在我离开中国前的日子里，专题部开明的领导和宽松的气氛，给了我一段平静的时光。
其实，没有实权又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不在少数。有一年，电视台记者拍摄了停放在北京百货大楼门前拉着窗帘的红旗牌小轿车的新闻，批评了一些高干家属假公济私的特权。播出后，群众反应十分良好。
有一天，一位张姓部长到新闻部例行审片。那时，电视台专题部和新闻部在同一楼层办公，彼此都很熟识。我和许多编辑、记者一样，常常站在审片间门口关心审片结果。很可能是那条百货大楼的新闻受到了批评，审片中间，突然听得部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冒出一句：“小汽车上挂窗帘，是因为首长怕晒太阳。”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我竟不假思索，怜牙俐齿地大声脱口而出：“如果首长已经到了连隔着车窗的太阳都晒不得的地步，那他已经失去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了。”只见部长先生一愣，接着铁青着脸从未见过我似的说：“这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但当场没有一个领导和百姓给他回答。我的“胆大妄为”也把自己吓了一跳，只好赶快溜之大吉。后来，专题部领导也没有为此跟我过意不去，只是公布了一条不成文的纪律：以后审片时，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前往。从此，审片间门庭冷落。
作为一个口无遮拦的“闲杂人”，我终于失去了站在审片间门外的自由。别的编辑、记者也因我而遭池鱼之殃，绝了站在审片间门外关心电视事业的路。
但是，专题部主任老朱对我这个“闲杂人”还是很器重的。在中央电视台的二十多年来，我惟一的“仕途”，被任命为王元洪的副手，当了几天《人物述林》组副科长的日子，就在老朱任上。不过，我这个在中国时的最高行政职务，很快又因我在组里一次“口无遮拦”而有体面地被请下了台。
《人物述林》组年轻人居多。除了胡琤以外，后来《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及后来都有很好发展的王新中、童宁、陈芒、关海鹰等都是早年《人物述林》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组长王元洪奉上级之命，召集七、八个小组成员开会，要求每人交出两个针对当时形势的选题。会上始终冷场，无人发言。
在专题部，我热衷的只是有创作激情、有感而发的选题。作为王元洪的副手，我理应积极协助他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但我却也和组里的小伙子们一样，沉默不语。
当王元洪点名让我带头发言的时候，我说了真心话。我引经据典，说古论今，还搬出了毛主席著作来保护自己。我说，我担心今天奉命做的节目将来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将使我于心不安，所以，我得做个明白人，希望给我一点时间跟上形势再说。我提出了一个明知不现实的选题，甚至还在会上劝说元洪兄不要盲从。于是，上级交办给《人物述林》组的那次任务便不了了之。
当天列席会议的党支部成员对我这位党外人士不保持一致的行径，没做任何批评，只是在不久后专题部的大会上“调整机构”，宣布各组组长、副组长名单时，没再听到我的大名。
我体面地下了台。大家心照不宣。我想，站在电视台或专题部领导的立场来看，不起用吕大渝这类自有主张的分子，纯属理所当然。
我从不热衷仕途，被摘去了“七品芝麻官”的顶戴，并不介意。
虽然在专题部度过的日子，还不足我在中央电视台全部工作时间的五分之一，但我喜欢专题部。而《人物述林》组更是个快乐的集体。每个成员都充满活力，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组内的人际关系仿佛兄弟姐妹一般，十分融洽。那段生活，令我非常留恋。我被调去的时候，人物组刚刚组建。王元洪、丁友友、胡琤是“开组元勋”。后来，我们四人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论谁碰上点哪怕不大的好事，必定互相惦记着。
组长王元洪不是个很“正统”的人，他很好相处。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和胡琤、付思拍完王赣骏一行访华的素材以后，又马不停蹄地进了机房，编辑出一个三集的系列片《故乡行》。当我们日以继夜地做出了完成片，一位主管副台长却迟迟不予审看。
《故乡行》是个时效性很强的专题片，再拖延下去，变成旧闻，就不能播出了。但王元洪催促了几次都不见动静。不知有关领导顾虑的是什么？以如此篇幅报道一个美籍华裔太空人是否使他颇费思量？总之，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拖延审看似乎是有意的。
但是，经过审看，若能说出个让我们心悦诚服的理由，再封杀节目，使我们的辛劳付之东流，大家也无话可说，而以不屑一顾的拖延战术使节目失去时效，则令人不以为然了。
有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议论得火冒三丈的时候，我对王元洪说：“头儿，你再去问问，我们底下人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在大太阳底下干完了活，请他在树荫凉里摇着羽毛扇睁开眼皮子瞄一眼都不行吗？”只见王元洪愣了一下，然后突然说：“我只好‘重操旧业’了。”说着就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电视台兴师动众地在贵宾间审看了《故乡行》，还有服务员端茶送水招待。审片的大概是代表航天部部长的一位副部长。广播电视部部长的秘书也在座。那天，电视台的主管副台长自然也到了场。
审看后，《故乡行》得到了好评，只是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不要用赵紫阳总理接受赠送国旗的镜头做片头字幕衬底。据王赣骏说，那面国旗是被他带上过太空并附有公证书的。
由于国情不同，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虽然在华盛顿纪念碑下放焰火，人们唱国歌时神圣自豪的神情曾让我感动不已，但在太空博物馆外的街摊上，小贩们吆喝着兜售美国国旗图案的大裤衩，倒也自由自在。其实，用赵紫阳图像作片头衬底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舍不得拿掉那个镜头，但为了播出，当然还是及时照办了。
事后，当众口夸赞王元洪“神通广大”的时候，元洪兄也十分得意。原来，他那天离开办公室以后，根本没有再去游说主管副台长，而是先给航天部挂了个电话，声称广电部部长邀请航天部部长审片。与广电部部长同是湖北老乡的航天部部长，欣然接受了“邀请”。然后，王元洪又十万火急地告诉广电部部长秘书：航天部部长第二天下午两点要来看片。于是，《故乡行》终于顺利播出了，还成了后来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选的获奖节目。
这就是王元洪的所谓“重操旧业”。元洪兄说，我好久没干这种事了。你那天说“三伏天挥汗如雨”什么的，让我听了很难过。我是不得以才这么做的啊！
“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元洪兄就是一只捉住了老鼠的好猫。
从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似乎都定了型，所以，怎么也不能把时而头发一甩，摆出一副风流倜傥模样的组长王元洪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联系在一起。
当王元洪申请了几十年，好不容易入了党的时候，我调侃他：“元洪，如今你可当上共军啦，干脆，我去参加‘民革’，当国军吧？咱《人物述林》组也来个‘国共合作’如何？”搞得王元洪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总爱“胡说八道”，所以只是命我“严肃一点，别胡说八道”而已。
我当然不会真的去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玩笑罢了。但是，敢和顶头上司开玩笑的集体自然是个快乐的集体。我敢跟王元洪开玩笑。他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是个“组长”，而是一位朋友。
告别了故土，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很不适应。我留恋着与人物组同事们相处的时光，更留恋着与元洪、友友、胡琤共事的往昔，那被戏谑为专题部“四人帮”的日子。
一年后，元洪兄有机会带队来美拍片，捎来了友友送给我的几盘俄罗斯民歌录音带，那些陪伴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歌曲。友友在信中仍像当年一样亲切地叫我“渝哥”。
友友是个很想成就点事业的人。他在信中告诉我，一个从美国回大陆探亲的朋友曾非常感慨而不无遗憾地对他说：“大陆上的人怎么都没有梦了！”友友说，他无言以对，因为他“也没有梦了”。他问自己：人到中年，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不是只存在于我们这块土地上？他说，上有年老病重的父母，下有年幼无知的女儿，工作负担又是那么沉重！但只要能真正干点事情，这些也就算不得什么了，问题就在于干不成事。
我理解友友的苦衷。当年在电视台，混日子其实是件很容易的事，既舒服又保险，但还有梦想的友友说：“那等于浪费生命。”
我收到友友那封信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后来，友友放弃了铁饭碗，离开了电视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下了海。
今天的中国，虽然人际“关系”仍是成就事业的重要因素，但人们施展抱负的机会和空间确实比起过去多了不少。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去看望友友是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可我很少问起他“下海”后的“泳技”。友友是不是发了大财并不重要，我只希望他活得充实，还有着梦想。有了梦，哪怕只是个小小的梦，人生就有目标，生命就不会老。
“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心中能不怀想，如今却劳燕分飞，远隔大海重洋。”这是友友赠送我的录音带《难忘的歌》里那首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歌词。
现在，我的老朋友元洪兄已经退休，胡琤也离开了专题部，但对他俩及友友，正如在友友那封信里说的：隔山隔水，万里迢迢，怎不令人思念呢！
二十六 出国拍片
改革开放前，人们能走出国门，看看外部世界的机会少之又少。出国拍片，更为罕见。最主要是经费的困难。但只要自行筹划到外汇费用，情况就会简单很多。
八十年代以来，在专题部，我曾有两次自筹经费出国拍片的机会。每次，我都会“底气”十足地去和主任老朱“讨价还价”。
其实，从电视编导的角度出发，我的要求简单合理：我希望自行挑选各工种的业务尖子，组成一流水准的摄制小组。只有各行业的工作质量都发挥到极至，才能有整体的最佳效果。为此，我曾固执地与老朱争执过。老朱说，你也得为我想想啊！我说，我是编导，只考虑节目质量。厚道的老朱对我只有苦笑。他曾是个很好的摄影记者，文笔也不错，当然懂得一个业务水平低下的成员对整体工作质量的影响。而在名额原本就十分紧缺的情况下，再去照顾一个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人士则更加说不过去了。但机会总是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老朱也的确难以招架。政治就是妥协。为了成行，最后，我也不得不同意让老朱塞进一个“平衡”，砍掉一个在制作后期才需要参加进来的工种。这当然使那位被削减下来的同事很不高兴：出国工作的时候扔下了他，回来干活的时候又求上人家，实在不够“仗义”。但在中国当年吃“大锅饭”的体制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调到专题部以后，我曾和胡琤远赴英、美，合作了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我们的机组》。还和音乐编辑了朝原以及摄影师韩建群赴法拍摄了介绍法国乡村歌星的《达尼埃尔·吉沙尔》。
《达尼埃尔·吉沙尔》是我第一个音乐片形式的人物专题节目。在组建摄制组的时候，我邀请小丁与我做了联合编导。丁朝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几十年来，我一直叫她小丁。在中央电视台，她先做过很长时间的音乐编辑，以后的十多年里，她先做了一阵子音乐专题节目的编导，后来又成了中央电视台专栏节目的制作人。
人们怀念一个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有着同种同宗的陌生人群及熟悉的江河大地和母语，更因为那里有着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哪怕身处逆境，哪怕远隔万水千山，都永远不会背弃自己的朋友。那温馨的人情，是炎凉世态中的无价之宝。
小丁是我的挚友。在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她始终给予了我深深的信任和理解。离开中国十多年来，因为在北京的小丁们，北京使我感到亲切。我怀念北京。
倡议拍摄《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是旅法华裔黄湖先生和作曲家王立平。
黄湖是越南华侨，后来回到中国，曾在对外称为北京电台，内部称为对外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组工作。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时，我和他由于参加了同一期的“四清”工作队而结识。“文革”后，黄湖举家移民法国，曾与法国知名度很高的歌星和社会活动家吉沙尔合作，致力中法文化交流。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吉沙尔就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富有，但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前列。我要在中国还不富有的时候就成为她的朋友。”他不但是第一个在法国歌坛上介绍和演唱中国歌曲的人，还曾在一九八零、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三度来华，运来了四吨音响设备，与中国中央乐团合作，录制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并制成两万张唱片在法国发行。吉沙尔早年做过装卸工，对于一个从底层升起的歌星，这是一次为了实现理想的赔钱壮举。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吉沙尔对中国的友好之情和所做的实事，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回应。这使黄湖颇为伤感和颜面无光。
吉沙尔曾在法国的舞台上演唱过王立平的歌曲《太阳岛上》，并邀请他访问过法国。我最初是从王立平那里了解到黄湖的心境的。后来，我和黄湖及王立平一起，策划了人物专题片《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摄制，希望以此使吉沙尔感受到中国人对他的友好回报。
好事多磨。我们的动机虽然如此善良，但此事又遭台级主管的百般阻挠。大约一首春节晚会的歌曲正使他心有余悸。那似乎是首正在挨批的海外歌星的流行歌曲。而吉沙尔演唱的却是乡村音乐，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自己非要因噎废食，别人也没有办法。因为王枫台长得承担播出那首歌的领导责任，日子正不好过，就不能似以往那般果断决绝，不过，他倒也给我指出了一条“生路”，去向广电部谢副部长陈情。我往广播大楼二楼跑了好几趟才碰到一次机会，但秘书说，谢副部长正在“方便”。我只好豁出来也当了一次“好猫”，就像在北京街头钉鞋掌的小摊上一样，守在男厕所外“立等可取”。虽然有些尴尬和不好意思，但能顺利地得到谢副部长的手谕，一切我都置之度外，不在话下了。
在此之前，我还打听到地址，闯进过广电部部长的家中，向他的家人递交了一份报告。我自然没有见到部长，他那时刚刚动完心脏手术，我并不敢造次。部长的儿子询问了详情，并答应替我转呈。
为了《达尼埃尔·吉沙尔》节目选题的审批，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始终站在我的身后支持着我。他相信，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会使此事起死回生。
赴法拍片终于得到了批准。事后想想我的作为，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惜”，难以置信。为什么总要在节目制作之外消耗这么多精力呢？我累极了。
在《达尼埃尔·吉沙尔》里，吉沙尔以歌曲的形式，唱出了他父辈的生活，唱出了他苦涩的童年，唱出了他婚姻的波折，唱出了他人生的体验。他还用中文演唱了两首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在法国，摄制小组拍下了法国的老人和孩子，拍下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香榭里舍大道和凯旋门，拍下了巴黎的小巷、街头的酒馆、画家云集的高岗和塞纳河畔废弃的码头，还拍下了他点燃壁炉与中国艺术家的欢聚，拍下了他家花团锦簇的小院和天真可爱的孩子。
在中国，摄制小组拍下了同样举世闻名的故宫、天坛和颐和园，还拍下了北京大学热情的年轻人和未名湖畔熊熊的篝火。
但是，《达尼埃尔·吉沙尔》的播出时段却被放在了收视率很低的晚间十一点，并且，再也没有安排重播，所以，没有多少中国观众看到过这个节目，自然更谈不上强烈的反响了。如此，即使我们完成了《达尼埃尔·吉沙尔》的制作，也仍然觉得吉沙尔受到了冷落，对他颇感歉疚。费了如此周折制作的节目，竟受到如此对待，原因何在则见仁见智。有些事情，并不是手中无权的小编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法国是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国度。这一点，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处处可以得到印证。巴黎古老建筑的维修，内部的装修可以极尽奢华，及其现代化，但外观必得保持原状。试想，如果以“妨碍交通”为由，去推倒法国人的凯旋门，拆掉埃及人的金字塔，人们绝对认为这是傻子和疯子才干得出来的蠢事。所以，不得改变建筑物外观这一近似法律的规定，是法国人绝对有见地的政策。
但是，惟有在当年的中国，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以不接受无数有识之士的多方劝阻，可以不接受在西郊建设新北京而保留北京老城的建议。据说，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哭谏，都无济于事。在不长的时间里，许多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居，高耸的牌楼，城门楼和城墙，城墙下的护城河……那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充满着历史与文化的老北京风情，便荡然无存了。那是一场对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的无情摧残。
如今，那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京城已被毫无特色的高楼大厦吞没。每当我回到北京，苍凉的失落感总是堵在心头。
法国人的冷漠和傲慢，举世皆知。在法国短短的日子里，我总能隐约感觉到这一点。
虽然法国在世界上的全盛时代已经逝去，但对后来兴起的美国，有的法国人似乎有着一种明显的“酸葡萄”心态。他们以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自傲，把后来因资本主义竞争兴起而又历史短暂的美国人称为“暴发户”，对英语极为排斥。黄湖说，有些法国人即使在必要时，能说英语也会故意不讲。
一天晚上，我们在巴黎著名的奥林匹亚剧场，拍摄吉沙尔先生的演出。摄制小组奔波了一天还没顾得上吃饭，所以在拍完了吉沙尔演唱中国歌曲《太阳岛上》及剧场观众的反应之后，大家便在黄湖的带领下去吃晚饭了。我们计划饭后再赶回来拍摄吉沙尔在演出结束以后，为观众签名的镜头。但在我们刚刚离开剧场，突然出现了孩子们给吉沙尔献花的热烈场面。当然，如果能把这些镜头抢拍下来，自然会为节目增色不少。当时，一位在剧场工作的法国女人到处找不到我们而焦急万分。但是，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她根本不理睬黄湖的解释，就像可以任意训斥她的学生或孩子似的，毫无涵养地对我们大声指责，极不礼貌。对这次漏拍，虽然整个摄制小组也深感遗憾，但岂能对堂堂的中国客人如此无礼？可是，集合我们摄制小组全体，除了具有“orangeiuice”之类能在飞机上混杯橘汁喝的英语能力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用英语义正辞严地请她懂点礼貌，客气一点。那天晚上，面对那位法国女人种族自大的傲慢态度，我们毫无招架之力，实在窝囊透顶。
会讲英语是一个世界公民起码的语言能力，但学习英语还被批判成“崇洋媚外”的“文革”阴霾刚刚散去，我们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世界接轨呢？中国人需要时间。
法国人的冷漠，还表现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在法国生活的外国移民，比在美国更加“二等”。在美国，只有印地安土着才是北美大陆最早的主人。就算自诩为老牌的美国人，祖上也不过是乘“五月花”号从英国抵达波士顿港的清教徒。他们比后来人定居美国的时间，充其量仅早上三百多年而已。大家都彼此彼此，全是移民。
赴美十年有余，我再也没听到黄湖和吉沙尔的消息，但我没有忘记在返回北京前夕，黄湖向我提出的问题：“你说，华侨有没有祖国？”
青少年时代越南排华的经历，回到祖国在“文革”中的境遇，移民法国后二等公民的感觉……我忘不掉在谈起那引人深思又令人心酸的话语时，黄湖所流露出的悲凉神情。
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黄湖和吉沙尔又做了些什么，也不知他们是否还继续保持着对中国的热情？
一九八四年，为纪念中国民航成立二十五周年，我和胡琤一行跟随江平的机组前往美国和英国，拍摄了专题片《我们的机组》。
以江平为机长的机组和乘务队是个可爱的集体。我们的摄制小组也是个可爱的集体。那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工作之旅，不只摄制工作令人满意，在全国优秀电视专栏节目的评选中，我们的节目获了奖，回到北京以后，我还写了四份可以加强国际电视合作的可行性报告。
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过专题部编辑的杨劲烨，那时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电影专业读书。在拍摄间隙，我们去探望了她。
小杨告诉我，电影系里有许多中国的电影史料，有些都是她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但都被散乱地扔在了一间屋子里。或许这些资料距离美国人的生活太远，所以并不被珍惜。
不知为什么，来到了国外的中国人，往往会比在国内更加在意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小杨急切地告诉我：这些史料，都是中央电视台没有的，肯定会派上很大的用场。如果她有钱，她自己都想买下来。那是些十六毫米的胶片。她说，她已经与系里谈好，只要一千美金便可以全部卖给中央电视台。她委托我回北京后向台领导报告此事。她担心时间拖久了，这些并未妥善保管的胶片会不知去向。
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矾的世界奥运会结束后，回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传出“看见小杨在奥运会上卖冰棍儿”的消息，大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小杨已经混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意思。
其实，一千美金并不是笔大数目，但那时，像许许多多还处在打工求学阶段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小杨也只是个自费留学的穷学生，一千美金则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了。
我相信，目前的小杨，也像所有结束了艰苦的求学生涯，找到了专业工作，一跃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国留美学人一样，私人将那些胶片史料买下赠与中央电视台都不在话下。
我理解小杨迫切的心情，回国后，马不停蹄地向台领导做了报告，但却始终石沉大海，无人理睬。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胶片可能早已不知去向了。
赴美拍摄《我们的机组》回国后，我上交的四个报告中，惟一有结果的是：我把靳羽西引进了中国。
在美国，知名度极高的华裔电视人是宗毓华，其次是董凯蒂。可惜近年来，宗毓华在电视上的表现，惹得人们十分反感。她不但声称在美国的中国人尽是“间谍”，引起了在美华人的众怒，还在采访国会众议院发言人、共和党党魁金瑞奇的老母亲时，惹恼了美国人。宗毓华告诉老太太“只是咱俩的悄悄话，我不告诉任何人”，引诱老太太说出了金瑞奇议论克林顿总统夫人希拉里的坏话。金瑞奇曾在家说希拉里是“母狗”。随后，宗毓华却不守信用，在电视上公布了老太太的谈话，使得金瑞奇尴尬万分。美国大众纷纷指责宗毓华违反了职业道德。
一九八四年赴美拍片时，虽然我有宗毓华的电话号码，但我没有与她联络。没事儿找她干什么呢？而在拍摄完《我们的机组》，却有个叫靳羽西的找上了我。
我们在纽约停留时，靳羽西托熟人引见，请我吃了龙虾大餐。在那次晚餐中，她说，她曾制作过一个名为《看东方》的节目在纽约播出，她希望与我在中央电视台联合主持一个叫做《看西方》的节目在中国播出。
回国后，我把靳羽西的要求写进了报告，交到台里。在报告中我只说靳羽西想和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合作，并未提及要与我联合主持节目的内容。我已届不惑之年，有了一些人生经验。我明白有些话只不过是靳羽西的手段而已，当不得真的。况且我也不愿再“树大招风”。
专题部主任朱景和对这个项目十分积极，曾和我一起，在北京长城饭店与靳羽西进行了磋商。谢文清副部长在家宴请靳羽西的时候，我与老朱以及王枫台长也应邀出席了。
靳羽西就此打进了中国社会，还受到了胡启立的接见。
这时，电视台内部对靳羽西有着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为何要让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美籍人来主持堂堂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种意见显然没有被采纳，因为，当电视台的另一个部门提出，这个项目应该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并就此成了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接手了这项工作。
对于这种“下山摘桃”的行为，一心想为专题部拓展业务的老朱曾让我去找靳羽西，请她出面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并请她仍要求与专题部合作。
在中国，能打进中央电视台绝非易事。我很清楚，靳羽西在纽约请我吃龙虾时，之所以提出要与我联合主持《看西方》，只不过是想利用我打进中央电视台而已。她怎么会情愿把已经到手的秋色再与他人平分呢？此时此刻去要求她不能过河拆桥，要求她信守承诺，甚至要求她具有中国武侠小说中所推崇的“仗义”情怀，讲点“哥们儿义气”，则显得过于迂腐了。她又不是专题部的成员，对专题都毫无感情，怎么可能考虑到专题部的业务拓展呢？
不卑不亢应该是做人起码的尊严。就电视业务能力而言，虽然我自信比她强得太多，但在中国人还没有富足起来的年代，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连在大饭店回请她一顿的能力都不具备。“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喜欢那种不能平等往来的寒酸感觉。虽然老朱希望我去与靳羽西交涉一下，但是，我没有再去找她说过一句话。
自那以后，我与靳羽西再无来往。虽然她一九八四年对我自荐在纽约十分知名，但自我赴美后，却从未听人提起过她。我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亲友们也没有一个知道在纽约有位叫靳羽西的电视人。但在讲究“名人效应”的中国，如今，靳羽西似乎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了。
在美国电视中播放节目的租台费是笔昂贵的支出，如果在全国电视网播出则更加可观。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外国商人在中国打开商品销路的电视广告费用，也应该是中国的一笔不小的收入。
去国数年，我回北京探亲时，听说靳羽西嫁给了一个美国犹太商人。在中国，我没有见到那个叫作《看西方》的电视节目，却看到了据说销路颇好的“羽西”牌化妆品。我疑惑了。她当初进入中国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待续）
转自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