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深夜越狱
1969年7月的一天下午放风，我们走到院子，只见一个皮肤漆黑、虎背熊腰的汉子，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光着上身站在院子里的两块石头上，被晒得满头大汗！仔细一看，原来是于军成！他是不久前才从内地老家抓回来的。
回到号子，黄开焕说，W县“12.6”惨案後，我们“造司”的社员战友大多逃亡到乌鲁木齐南门一带，于军成也在那里。1968年1月下旬，“捍团”打手张金虎回内地探亲，路过乌市，于军成得知，派人引诱张金虎到南门附近抓了起来，关在人民剧场地下室。于军成几个本想让张金虎供出“12.6”惨案的内幕，派人叫我去做笔录，我那天正好带妻子到医院做妊娠检查，没有到人民剧院地下室现场。于军成几个在地下室把张金虎吊起来恐吓他。谁知这张金虎并不以为然，依旧油嘴滑舌，一会儿说“12.6”惨案期间，张三的老婆被强奸了，一会儿说李四的老婆也被强奸了……于军成因原来就跟张金虎有过节，没有露面，藏在隔壁屋里监听。没想到张金虎一口气说了许多被强暴的妇女的名字，其中就有于军成的妻子！于军成听得真切，怒不可遏，一下子冲了出来，挥棍就打，不料这张金虎越挨打，骂得越高声，于军成一失手打在了张金虎的头上，张金虎当场昏死过去……在新农总的帮助下把张金虎送到军区医院，抢救了几天，张金虎还是死了。幸亏我那天不再场，否则也脱不了干系。
傍晚，王木匠回到号子，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以来，查的很紧，于军成虽然早就逃回老家躲了起来，还是被抓回来了。于军成关在了3号号子，打算动员同号子的人想法逃跑，被同在3号号子的谢启超告发了，今天被军警拉到院子里毒打了一顿之后，被罚站在烈日下狠晒了一天！
以后接连几天，于军成都被罚站在烈日下示众。
看守所规定是不准会见家属的。可是艾山江和巴特的妻子每星期都来送一次换洗衣服，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达到彼此交流和沟通，倒是很高明的做法。
看守所虽然成天锁着铁门，但由于不断有人进出，号子里面的消息仍非常灵通，近来有几则传闻使我们大为震惊：
一则是，带我们去洋芋地拔草时跟依马木的妹妹有说有笑的高个儿维族班长，因涉嫌同情被关押的维族人而被调走；另一则传闻是，一位矮壮的甘肃兵趁值夜班到1号号子强奸了那位乱伦的甘肃女人，事后被捕送到军分区军事法庭……
怪不得这个阶段，担任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军人又换防了。这次换防来的军人不常来查号子。
在号子里象何森、塔瓦别克那样想要立功赎罪向队长告密的事时有发生，所以在号子里大家通常不谈跟政治有关的事，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谈自己的经历，谈吃，谈女人……
一个傍晚黄开焕被D队长叫了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回到号子，黄开焕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通过这次跟D队长的谈话，我感觉到我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黄开焕又悄悄对我说，D队长这次提审，态度跟以往不同。D队长问我：看了你写的交待材料，你既然发现水定那些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那些走资本主意道路的现象，你应当怎么办呢？我答，我的觉悟不高，不知道该怎么办。D队长说，应该像蒯大富那样，直接向党中央反映！
黄开焕按捺不住自己即将出狱的兴奋之情，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串街走巷的货郎，而我的母亲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串街走巷的货郎用尽心计，终于跟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结成眷属！……呵呵呵……
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原先是“宦”字，意思是叫我长大后做官，后来我自己改成“焕”字了！
我正琢磨给父亲写一篇墓志铭，将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
当我得知黄开焕的长子就是他们在乌市逃亡时出生的这件事后，问道：你长子出生那时，你们已经逃亡几个月了，群众组织新农总只供应一些玉米面和洋芋，又别无经济来源，你是怎样度过难关的？
黄开焕笑而不答。
我继续追问：我们拿工资领粮票的，断了工资断了粮票，仅靠群众组织的伙食接济，几个月下来，已是囊中羞涩寸步难行了！你们社员逃亡在外就更困难了，你们两口子还在乌鲁木齐生了孩子，你是用什么办法维持生活的呢？
黄开焕依然呵呵呵地笑道：我不给你讲。我只给你举一个例子，春天来了，乌鲁木齐郊区农民犁洋芋地，我提只麻袋，在地里捡上半袋洋芋，背到街上一卖，不就有钱了吗？……呵呵呵，别的我就不说了！
1969年7月底，黄开焕果然出狱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D队长带黄开焕从县看守所到城关公社派出所，准备释放他时，“造司”（1）战友得到了消息，准备举行隆重的仪式，欢迎黄开焕凯旋归来；这一下又惹恼了D队长，于是D队长就在派出所又把黄开焕关了好几天，才“教育释放”的。
1973年，我母到W县为我打官司，黄开焕给我母送去了最需要的面粉和清油。
1975年，我获平反回W县，首先到黄开焕家拜访。
1986年，黄开焕1968年逃亡乌鲁木齐时出生的长子锦鹏一举考入清华大学，去北京报到时，他们父子俩到我家来过。
此后，黄开焕的四个儿子，陆续都考上了大学，这在W县是绝无仅有的，被传为佳话。
1969年8月的一天深夜，房顶上值班的军人“叭”地开了一枪，枪声很脆，我们号子里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全都醒了！接着就听到军警们的脚步声伴着说话声，沿着西墙外的台阶上下房顶，和房顶上杂乱的脚步声……枪声也随着噼噼啪啪远远近近像过年放鞭炮似地响起来，还听得见隐隐约约的呼喊声……
显然是出了大事！但不知是出了什么事？
平日从小窗户传来的有线广播，经常讲“严加戒备，防修突袭”，不会是苏修打过来了吧！
在黑暗的号子里，大家躺在床上轻声地议论着，猜测着，木孔站在小窗户下，仔细倾听着……
大家的心情兴奋，紧张，恐慌……
突然，号子的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几支雪亮的电筒的光束照了进来，一群军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我当时心头一紧：是不是因为苏修入侵，趁黑夜处理我们这些政治犯？否则，为什么晚上行动呢？
我脑海里飞快地闪过1949年上海解放前後，国民党的飞行堡垒和共产党的警车都是在黎明前对政治犯采取行动的……苏修入侵也是可能的，“三区革命”时苏军不是就到过W县吗？近来苏联军机和特务不也常骚扰W县吗？
大家都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屏声歛气。
D队长和小队长进来打着电筒清查了人数。
接着，军警们锁了号子门，走了。
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恐怖之夜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放风、吃早饭的时候，昨晚发生越狱事件的情况，迅速在各个号子传开了：
原来于军成上次打算越狱，被原本就是不同观点的同号谢启超告发，受到毒打惩罚之后，并不死心。恰恰不久谢启超又被掉换到5号号子去了，他终于说服了同号的另外三个人，四个人齐心协力，用每人每天仅有的一碗茶水，泡湿土块砌的墙壁，用断床板挖墙，后来又用在放风时在院内捡到的一把旧瓦刀挖；挖出来的土先堆在床下，后来土多了，就堆在墙边用被子遮住……又恰巧这个阶段担任警卫的军人换防后没有来查号子……
他们终于把厚达几十公分的土块砌的墙壁挖通了，墙外不远处是一个马厩，穿过马厩就是城郊了……
等到夜色沉沉，于军成第一个钻出墙洞，慢慢地爬过空地到达马厩；第二个钻出墙洞的是一位哈族青年，他也顺利地爬到马厩；第三个钻出墙洞的是一位汉族小伙子，他爬往马厩时弄出了声响，被房顶上的岗哨发现了并立刻鸣枪示警，三个人便拼命逃跑了……
县中队顿时全体出动，整个县城枪声大作……
三号号子剩下一个维族中年人，因为来不及跑，干脆盖着被子睡下，佯装不知情。
第二天傍晚，越狱逃跑的汉族小伙子被抓回来了，据说他是躲在一片收割过的玉米地里，又冻又饿，准备出来找点吃的，被发现抓获的。
自从于军成越狱事件发生后，军人们三天两头就要查抄一次号子。
每次查号子时，县中队的十多名军人都如临大敌，房顶上几名持枪的军人个个虎视眈眈；其余军人都手提树枝，大声吆喝着：快点！快点！谁若是抱着被褥走得慢些就要挨军人的皮靴猛踢！在搜身检查时，每个准囚犯随时都可能挨耳光和挨树条抽！军人们照例要把每个人堆放在地上的被褥乱翻乱踢一阵，我的两床被褥因此被踢得稀巴烂了！－－显然是这些军人挨了批评之后借机发泄！
许多天过去了，于军成和那位哈族青年并没有被抓回来。他俩是一块儿跑的，而这哈族青年是知道去苏联的山路的，那就是说，他们可能跑到苏联去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于军成并没有越过北山逃到苏联去，后来还是从伊犁抓回来了！那么一个健壮如牛的人，还是在看守所被折磨死了。
注：
（1）群众组织的名称。
第十章 凶手的自供状
于军成越狱事件发生後不久，小队长叫马定有抱着被褥出去了。
马定有平日不多说话，可能是思念妻儿吧。他常常感叹地念叨：我们兄弟俩在出事的那一阵子，像是中了邪，忽然脚底生风，人像腾空了似地，挥着铁锹冲了过去……
接着我们号子进来一位长着一张略带微笑的太监脸、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个不停的矮瘦精干的汉子，他放下被褥就笑嘻嘻地做自我介绍：我叫谢启超，是城关公社三大队的，从5号号子过来，跟你们号子的回族老马调换的……
谢启超就是前些日子王木匠说过的，告发于军成想要越狱的那个人。不过王木匠是H公社的，对谢启超并不了解。
我跟谢启超也互不相识。
看来谢启超跟号子里的其他人也都不相识。
倒是王学明开门见山问谢启超：“你是为啥进来的？”
谢启超答：我在生产队当管理员，清理阶级队伍开始，说我多吃多占，帐目不清，就把我抓进来了。
大家都知道谢启超告发过于军成，自然对他有所警惕，不太搭理他，他跟王学明到是常拉呱。
过了一些日子，谢启超在跟王学明的拉呱中，不经意地谈到震惊全疆的1967年W县的“12.6”惨案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
……1967年12月初，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头头在县政府主持开会说，“造司”有一个暗杀队(1)准备暗杀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打垮！
……1967年12月6日那天，“捍团”十几个人的马队正在河滩上追赶乌小二（2），忽听得有人喊那不是苗沛生吗？于是马队队员挥着长矛大刀追上苗沛生，把他包围起来。苗沛生提着根长矛，腰里别着短刀……大家都知道他会武术，才当上“造司”武卫负责人的，因此不敢靠近他……忽然有人喊：向他甩石头！大家就朝苗沛生甩石头，果然砸伤了苗沛生，大家一拥而上，砍断了他的胳膊和腿，让他活活冻死在河滩冰上……
……1967年12月6日那天，城关公社三大队五队队长马XX和王X等抓到了造司的封化中，刘景朝，肖永消，张克明等六名社员，公社党委书记王XX还是有党性原则的，他叫把其中的共产党员张克明释放了……剩下的封化中他们五个人被拉到三大队三队水磨附近，当场就用长矛大刀砍死了……最小的封化中还不到18岁！
当时谢启超在号子里是以旁观者的口吻讲述1967年W县“12.6”惨案的，我以为他也是道听途说而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谢启超本人就是当年W县“12.6”惨案的杀人凶手和干将之一，他就是当年捍团马队的一名成员！
谢启超在无人认识他的号子里，不经意间当作故事讲的“12.6”惨案的实况，竟然是凶手的自供状！
有道是：“贼不打三年自招”，信夫！
也是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谢启超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抓，是因为当时他当城关公社三大队的某队队长，在批买羊的条子时，正好写在有毛主席像的纸上，被群众举报为恶毒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抓的，并不像他自己在看守所说的，是因为在队上当管理员多吃多占，帐目不清被抓的。
1969年9月的一天下午，进来一位身着哗达呢制服的干部模样的人，他面带微笑，悠然地在门口的床头边坐下，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火柴，划着火柴点着香烟抽了起来！
木孔立刻跑了过来，惊奇地问道：他们没有收掉你的火柴和香烟？
他微笑着睁大眼睛说，没有啊－－，并随即从烟盒里抽出来一支递给木孔，并帮他点着。
新进来的干部模样的人，长得中等个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约有二十六七的年纪，大家对他若无其事的举止做派感到好奇，纷纷围拢过来跟他说话，他也不慌不忙地，微笑着作答。
你是哪个单位的？干啥的？木孔一边抽烟一边问道。
我是M公社的秘书，叫陈清文。
你是“三新”观点的吧？我好像在县上的一次聚会上见过你！郑华问。
是的，陈清文回答。
你是为啥进来的？王学明问。
我也不清楚，陈清文摇摇头，若有所思地。今天中午我还跟派出所的同志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我们平时关系都不错，突然，派出所赵所长变了脸，喝道：陈清文，不许动！我笑道，你们开什么玩笑？他们几个一边说，谁跟你开玩笑！一边就用绳子把我的手捆起来。接着就开车把我送到县城这里。
我们过去并不相识，得知都是“三新”战友，就一见如故了。
我悄悄问陈清文，究竟是什么原因抓你呢？
陈清文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我又问，是不是因为派性问题遭到报复呢？
陈清文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悄声对我说，我出身贫农，是支边青年，又是预备党员，文革前就受到党委的提拨重用，当上了公社的秘书兼民政干事。现在清理阶级队伍是清不到我的头上的，文革开始，我站在“三新”一边，就遭到公社党委书记吴养善的忌恨，一定是他找借口报复……
在一次提审后，陈清文对我讲述了他对自己的问题的推测：
莫非我兼管公社食堂，帐目有一百多元不符，能算贪污？几年前，我跟公社招待所的管理员沈凤琪是有过男女关系，可是沈凤琪是怎样一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何况那时她还是单身！莫非是吴养善到早已结婚回内地的沈凤琪那里搞了旁证材料来？
－－后来陈清文的《判决书》跟他自己的推测竟完全相符！这是后话。
陈清文进号子不久，6号号子又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等个儿，左眼珠有点斜，这年轻人平日不多说话，只跟王学明低声拉呱。
陈清文还是常常悄悄地跟我分析他的案情。
在谈到沈凤琪的时候，我对陈清文说：1964年春天我们县拖拉机站在M公社还没设立机耕队，我们两个拖拉机机组到M公社机耕时，就住在M公社招待所的大房间，沈凤琪就是招待所的管理员，她住的那间小屋，总有男人在里面，天黑熄灯也不见男人出来。而且，我们每次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男人。－－这些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怎么会赖在你身上？
陈清文说：文革前夕，沈凤琪跟一名边防军人相识、结婚，并随这位军人复原回口里老家了。可能吴养善借沈凤琪后来是军人家属大做文章，硬把我跟沈凤琪单身时有过关系，扯到破坏军婚上面去，谁都知道破坏军婚得判三年徒刑！陈清文沉思良久，继续说道：我跟公社卫生院的xxx也有过关系，但是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一次机会，我的妻儿都不在家，她自己躺到床上，用手帕盖住了眼睛……我们就有了关系了。我兼管公社食堂也的确挪用了三百多元，用差费顶帐后，还差一百多元没还……我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错误，但社会上比我的问题严重的人多的是！如果我要被判刑的话，那么在街上随便抓个人进来，哪个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呢？难道都得判刑不成！
1969年9月的一天下午放风，我们同往常一样，上完厕所，各自端起摆在地上已盛上菜汤的碗，从麻脸大师傅手上接过一个玉米面窝头，走回号子。
大家都进号子后，小队长破例站在门口清点了一下人数，然后关门走了。
好一阵了，王学明才高声道：李松章怎么没回号子？李松章就是那位最近才进来的左眼珠有点斜的年轻人。大家并没有在意，因为这样的情况过去也有过：或是他报告队长有事；或者是队长提审他都是有可能的。
到了傍晚，王木匠回号子说：下午放风大家都回号子了，地上剩一只饭碗没人端，小队长到号子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人，跑到厕所从粪坑里把李松章拖了出来，李松章浑身是屎臭气熏人，小队长从库房里找了两件旧衣裳叫李松章换了，把他带到办公室去了，少不了一顿好打！
直到天黑很久了，李松章才被送回号子。
王学明问：“李松章，你身上怎么有大粪臭，是不是想逃跑，被揪回来了？”
李松章一直没有吱声。
第二天大家看到李松章鼻青脸肿，满脸是伤痕，可是李松章仍然不说一句话。
上午放风后，大家回号子吃过早饭不久，号子门哐啷一声打开了，6号号子的十多个人全部被叫到院子里站好。院子门口站着公安局的军管人员和留用人员。
榆树底下堆放着一些木柴棍。
D队长满脸阴云，背着手厉声喝道：“程晓龙，出列！”
我莫名其妙地走出队列。
D队长和李奋一立刻扑上来把我双臂捆住，腾空吊在榆树上！
原来他俩背在后面的手里早就提着绳索！
D队长接着喝令：“挨着个儿给我打！”
同号门个个满脸惊恐排着队挨个儿挥手向我打来，动作很大，打在我的身上却并不痛，这时军管人员和留用人员大多走出院门，只剩下D队长和李奋一两个了。
D队长大怒，喝道：“站好！”
同号门站成一排，不知所措。
D队长走到郑华跟前，厉声喝道：“你平常很会打人嘛，今天怎么不会啦！”说着捡起根柴棍朝郑华身上乱打一通，问：现在会了没有？
接着，D队长又朝大家喝道：“挨个儿，用木柴棍给我打！”
同号们排着队挨着个儿走到我跟前，各捡起一根木柴棍朝我打来，打在我身上显然感到疼了，尤其是塔瓦别克、谢启超和老病鬼几个更是打得我身上火辣辣地疼！
打完一圈，D队长喝令：“快！继续给我狠狠地打！”
大家又挨着个儿快步走到我的跟前，各捡起一根木柴棍朝我打来，打在我身上痛得有些麻木了，但仍然能感觉到塔瓦别克、谢启超和老病鬼几个打得狠……
D队长显然觉得大家还没有使出劲来，喝令：都给我站好了，看着！
说完，D队长和李奋一二人挥起木柴棍劈头盖脸拼命向我打来，我的脸先是火辣辣地痛，接着感到收缩得越来越小，只剩下眼睛周围一圈了……同时脑袋也感觉特别沉重，耷拉下去，抬不起来了……
D队长厉声喝道：程晓龙，这就是你教唆别人逃跑越狱的下场！
我看着D队长的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红光满面，小眼睛却闪着野兽般的凶光！这时我已无力大声说话了，但仍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教唆别人逃跑越狱！”
李奋一瞪大眼睛，紧抿着嘴象只狗似的在树下窜来窜去，向我扑过来挥棍猛打：“你还不老实！李松章，是不是他叫你逃跑的？”
李松章在队列里低着头，没有作声。
原来是李松章诬陷我唆使他越狱逃跑！
我耷拉着头，血从我的头上流到脸上流到身上一直流到脚下，滴到地下……我尽力说了一句：我没有叫谁逃跑！我的身体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就闭上眼睛再也没有出声了。
D队长和李奋一又朝我狠打了一通！他们看我吊在树上，耷拉着头，双眼紧闭，一声不吭，满脸伤痕，血流不止，面色青黄，骨瘦如柴，也可能怕出人命，才停止了殴打，把我从树上解了下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法西斯暴行，我始终没有吭一声！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有这么强的忍耐力，表现得竟像条硬汉！而平时则显得过分书生气了！
同号们把我抬回了号子，放在床上，纷纷过来问长问短，都说是迫不得已才动手的呀……我又感动又觉得委屈，竟然泪水滚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大家不约而同向我表示歉意，李松章也可能是良心发现，他一直低头坐着，一付内疚的样子。
只有谢启超、老病鬼和塔瓦别克非但没有什么表示，我还看到老病鬼深陷的双眼射来的凶光！老病鬼说话虽然难懂，但他过去跟何森交谈时，说过政治犯是敌我矛盾，刑事犯是人民内矛盾，我还是听懂了的。因此，有阶级觉悟的老病鬼跟何森们总是把政治犯当做敌人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也可见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多么深入人心啊！
下午放风时，我躺着没有起来，陈清文替我把糊糊端回号子。王学明说，李松章留在后面向队长报告后，被叫到办公室去了。没多久，李松章回到号子，马上跟王学明低声拉呱起来，表现得心情轻松，好像卸了一个大包袱似的。我估计李松章是去向军管组承认了他的逃跑与我无关，纯属情急之下的诬陷。－－因为此后，军管人员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不了了之。
在这次对我实施法西斯吊打的事件中，D队长和李奋一暴露了他们狰狞的法西斯面目和豺狼本性！即使是在文革这样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那么多军管人员和公安人员怎么都不动手打人，唯独他俩赤膊上阵！
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D队长竟然官运亨通，官至州公安局副局长！－－也可见尽管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发迹的新贵和余孽并没有得到清算，依然逍遥法外甚至飞黄腾达的严峻现实！由此也不难理解巴金老人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为什么至今没有下文……
那个混在公安队伍里的人渣李奋一，以后继续在公安部门当打手，终因恶习不改触犯刑律，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判劳教，这是后话了。
注：
（1）《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指出，这是“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罪名”。
（2）指新疆红二司观点的、也即“三新”一派的群众。
第十一章 对敌斗争大会
麻脸大师傅的脸原本就又黑又麻，开饭的时候又总是圆瞪着眼睛，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其实他这是做给准犯人们看的，也是做给军警们看的。麻脸大师傅出身贫苦，他的哥哥在长征时牺牲了，他的嫂子就成了他的妻子，后来全家支边来疆，跟郑华同在红旗牧场五队。其实麻脸大师傅的心肠不坏，他通过王木匠悄悄给郑华带进来一封信，是郑华妻子写的。
郑华也悄悄地给我看了他妻子写的信，信的大意是：听说你在监狱里把里面的人都打遍了！难道别人都不好，就你一个人是好人？……女儿满两岁了，另一个孩子也快出世了，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希望你争取早点把问题说清楚，回家来。
我看了郑华妻子的信很受感动：社会上的人还是知道监狱里有不少被冤枉的好人的；再则，郑华比我小五岁，尚且有妻子儿女牵挂着他！而我已是年近而立之年的人了，却依然孑然一身，还身陷囹圄，随时可能死于非命！
无巧不成书。郑华接到妻子的信不久，竟然回了一趟家。
郑华回号子后给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上午姓D的把我从号子里叫了出去，他同李奋一把我带上一辆等在院里的汽车，汽车一直开到红旗牧场五队我家门口。
我突然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和女儿当然很高兴，可是姓D的却搞恶作剧，把一副手铐戴在我那又瘦又黑的女儿的两条小腿上！可怜我那两岁的女儿吓得大哭，拖着手铐扑向她妈妈……姓D的平日总是横眉怒目的，这时却哈哈大笑……我当时恨得直咬牙……
在家只呆了一会儿，我就被带出去参加批斗会。五队的露天会场台上的横幅写着对敌斗大会，我挂上了一块“现行反革命”的大黑牌被押到台上，跟队里的一名挂着“里通外国”大黑牌的哈族牧民并排站在一起。台下站了一排黑五类分子陪斗，队上的基干民兵背着枪在会场巡逻，队上的农牧民职工基本上都到场了。五队书记在大会上讲话，无非是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严加戒备，防修突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狠抓阶级斗争，狠抓对敌斗争！我们警告一小撮阶级敌人，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接着由积极分子带领群众高呼革命口号……
大会开完我就被姓D的和李奋一带着上汽车回看守所了。
没过多久的一次下午放风回号子，郑华走在最后，我在他前面，麻脸大师傅用浓重的湖北方言在郑华后面说：你老婆生了个儿子，她叫你放心。
郑华回到号子，背着手，低着头，在走道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
是啊！郑华的妻子每天按时出工，每个月才只有24元工资！在队里举目无亲，又是现行反革命的家属，一个人带着两岁的女儿，生活已经苦不堪言！现在又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母女三人怎样度日呢？
这样一对比，我想还是自己单身好，受罪受苦也只是独自承担，没有那么多牵挂和烦恼！
1969年10月的一天天还没黑，号子门突然咔噔一声巨响，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又要走人了！
木孔大声说：“下午我们用羊巴斯算命（1），路都通了，也是说要出去人，而且是好多人呐！”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那就让我们唱唱歌，高兴高兴吧！卢医生，你先唱，再从老程这么转，一个接一个地唱，不唱的要出一个节目！
大家都表示同意。
卢医生清了清嗓子说：我今天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不过我改了词，接着唱了起来：
“深夜班房里
四处静悄悄
只有歌声在轻轻唱
夜色多深沉
叫人多难熬
W县班房的晚上
长夜将过去
天已蒙蒙亮
衷心祝福你好难友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W县班房的晚上”
卢医生唱得很好，又很动感情，大家很受感动，不约而同地鼓了掌。之后，沉默了一阵儿，没有人说话。好一阵儿，木孔才站起来说：“下面该老程了，接着唱。”
我清了清嗓子，说：“我也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接着就站起来：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要为真理来斗争
……”
这首歌是我在1965年学会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在当时引起我心灵的强烈共鸣！“文革”中依然流行，而今我竟成了阶下囚，唱起来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唷！我跟卢医生不同，我被划为“政治犯”，唱革命歌曲，估计谢启超、塔瓦别克们也捞不到什么稻草！
大家稀稀啦啦鼓了一阵掌，木孔用蒙语说了几句话，巴特先用蒙语唱了一首《嘎达梅林》，然后又用汉语唱了一段：
“北方飞来的大鸿雁啊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
大家鼓了一阵掌。接着艾沙江唱了一首大家都看过的电影《阿娜尔罕》的插曲《婚礼之歌》，前半段是用维语唱的，后半段用汉语唱：
“石榴花一样的阿娜尔罕，
我们的心儿紧紧相连
纵然苦难像重重高山，
不能把我们的爱情阻拦
……”
大家鼓掌之后，塔瓦别克也不甘落后，唱了一首颇具苏联风格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民族军连队进行曲》。
接下来哈斯木郑重地站起来，用哈语唱了一首深情动人的歌曲。
他刚唱完，我就问：这首歌这么动人，是不是又是一首爱情歌曲呀？
哈斯木回答说：这是一首歌颂母亲的歌曲，歌名叫《金子妈妈》，歌词没有翻译成汉语。
后来我向哈斯木一字一句地学唱这首歌。到老了，我还能用哈语唱出这首歌的片段来。
轮到木孔了，木孔说：“我唱蒙古歌，大家也听不懂，我还是出个节目吧。”说着，他一边哼着蒙古舞曲，一边拧动双肩跳起单人舞来。
木孔刚跳完，阿拉木江也哼着哈族舞曲，走了几个舞步。
郑华紧接着唱了一段他常哼唱的四川民歌：
“太阳出来啰喂
喜洋洋啰
挑起扁担啷啷扯 啷扯
上山岗啰哎……”
轮到王木匠了，他站起来，说，我说几个字，大家猜猜看像个啥。第一个是曲字，他像啥？大家还没转过弯来，王木匠接着说，曲字像二胡、板胡嘛！第二个字是好字，看像个啥？大家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王木匠等了一会儿说，左边一个女人，右边一个男人，还顶着女人的肚子呢，你们说，他们在干啥？哈哈哈哈－－
大家也被他逗乐了。
挨到陈清文了，他倒挺自觉。立刻唱了起来：
“不敬青稞酒呀
不敬酥油茶呀
也不献哈达
……”
歌到是不错，只可惜陈清文是左嗓子，唱的走了调，他竟毫不自知，也把大家逗乐了。
挨到李松章了，他低着头不吭声，木孔说：“李松章，轮到你了！” 李松章仍低着头咕噜了一句：“我啥也不会。我家是地主出身，我没上过学！”
木孔说：“那咋行，一人一个节目，不出不行！”
李松章仍低着头不吭声。
谢启超笑着走到李松章跟前说：那好，那你就学个毛驴叫，这总会吧！接着谢启超高声道：“大家叫李松章学个毛驴叫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接着鼓了掌。
李松章低着头憋了好一阵，终于“啊－－呕，啊－－呕”叫了几声，惹的大家哈哈大笑，才算过关。
轮到王学明了，他到象准备好了似的，说：“我就唱一支我当兵时哼的小调吧！”也不报歌名，直接唱了起来：
“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
他把奴家拉到了高梁地
我的大娘呀－－”
大家立刻哄笑起来，王学明却仰着头，只顾往下唱：
“当兵的不是个好东西
他从腰里掏出个怪东西
我的大娘呀－－”
大家哄笑得更厉害了，王学明却一本正经地继续往下唱：
“头一阵疼，二一阵麻
三一阵好像那蜜蜂爬
我的大娘呀－－”
王学明一口气唱了好几段，大家也畅怀大笑了一番！
轮到老病鬼了，不等木孔发话，他也自觉地哼唱起来，只是江苏口音太重、方言难懂：
“癞子癞子侬到那块去
我到城里去
侬到城里做啥去
唱戏去
锣鼓呢
嘴喉里
胡琴呢
嘴喉里
癞子癞子侬唱啥个戏
癞子癞蓬哐哐
癞子癞咚呛呛”
大家都没听懂老病鬼唱的啥，自顾谈笑着。木孔到是挺认真的，说：“大家注意了，最后该老谢了！”
谢启超站在走道里，嬉皮笑脸地，一边表演，一边唱起来：
“亲家母，你坐下
咱俩比比谁的大
……”
他把《朝阳沟》改成黄色的了！大家又跟着哄笑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放风吃过早饭后，号子门果然哐啷一声打开，小队长后面跟着许多军人，小队长点名把艾沙江、巴特、塔瓦别克、哈斯木、木孔和阿里木江等几个民族同号都叫了出去。
号了门哐啷一声关上了。我们听得见其它号子也接着开门提人，院子里一片嘈杂声。
我们在号子里分析猜测了一番，也得不出结论：为什么把民族同号都叫出去了？
中午过后，号子门开了，民族同号一个接一个地进来。
阿拉木江首先进来，他满脸惊恐，抽着凉气，双手抱着上臂说：“把人捆的痛死啦！”
接着是木孔、哈斯木、塔瓦别克面带惊恐之色，抱着被松绑的胳膊，相继进来。
木孔说：“几个大高个民族解放军捆我们一个，用膝盖顶着背，使劲拉绳子，能不痛吗？”
阿拉木江和木孔解开衣裳，胳膊都被捆得红肿了！
最后是艾沙江和巴特进来，他俩都是面带微笑进来的！
木孔用蒙语跟巴特说了句什么，巴特微笑着用汉语答：“没有啥。”随即脱去上衣；两条胳膊都被捆得发紫发黑了！
大家顿时目瞪口呆，哑然失声！
而巴特和艾沙江依然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木孔说：“他们两个是头头，所以捆得特别厉害！”
艾沙江说：“今天开的是对敌斗争大会，跟东突问题有关的民族人，都拉出去批斗了！”
没过几天，阿拉木江、木孔还有其他号子的一些民族同号，以及在公安局院子里关的几十个民族同号，通通被释放了！其中一些人是监外执行或管制。
随后，卢医生也获释了。他糊里糊涂被关了将近一年！
直到1978年，卢医生在四川工作过的单位才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恢复了他的工作。到了80年代，他办了退休手续，回到了故乡重庆。
我在1975年元月平反後，一直跟卢医生保持着联系。
2007年5月，我和妻子到四川、重庆旅游，特地到卢医生家拜访。
自从卢医生和木孔出狱后，号子里再也没有举行过歌唱和娱乐晚会了！也因此，木孔主持的那次晚会，和卢医生唱的：
“……
但愿从今后
你我永不忘
W县班房的晚上。”
特别令人怀念和回味。
后来听说木孔在20世纪80年代得了病，青年早逝，就埋骨在河滩的高坡上。
注：
（1）少数民族民间用石子算命的一种方法。
第十二章 在严寒中被绑着游街示众
1969年11月，我们号子的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和哈斯木，还有4号号子的依马木等，都被判刑送到劳改队去了。依马木、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分别都判了15年徒刑，哈斯木则判了5年徒刑。塔瓦别克的妻子判了五年刑，监外执行。
到了1978年，在文革中因“东突”问题获罪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依马木、巴特、艾沙江、塔瓦别克都恢复了工作。
在文革期间，由于政治迫害的普遍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以此为借口，捡起“东突”这面破烂旗帜蛊惑人心，妄图分裂祖国，制造民族仇恨，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在大多数新疆人民当中也是通不过的！
此后，东突分子屡屡沉渣泛起，在新疆制造了1990年巴仁乡事件、1997年伊犁事件、2008年喀什袭警事件等一系列恐怖骚乱事件，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东突”暴徒丧心病狂地对汉族百姓（其中许多是妇孺老弱）实行灭绝人性的杀戮，惨绝人寰，举世震惊！
2009年新疆的“7.5”事件同1944年的“三区革命”，对于手无寸铁的汉族百姓实施极其野蛮凶残的屠戮如出一辙！表明“东突”暴徒反人类的野蛮本质！
有人找出种种借口为之辩护都是陡劳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对ZF有意见有情绪，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广场去示威呀，静坐呀！为什么在阴暗的角落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汉族百姓呢？！为什么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比法西斯还恶毒的手段残害老弱妇孺呢？！
我本人在新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又曾在文革期间的监狱里同“东突”的一些成员朝夕相处过，我认为要根本解决民族矛盾，应当彻底摒弃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那一套；顺应世界潮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民族融合，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渗透！
东突分裂分子在国际上宣传说，维族等少数民族在新疆受到歧视和压迫。－－这纯粹是谎言！在新疆，汉族才是真正的二等、甚至三等公民（1）！请看事实：在计划生育方面，汉族群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实行只准生一胎了；而少数民族则不受限制，直到20世纪90年代起还规定可生2胎！在升学方面，少数民族学生一直受到照顾，比汉族学生少一百多分仍可上好的大学！在提干方面，更是对少数民族关怀备至，例如，新疆某族自治州，某族人只占全州总人数的7.4%，某族干部的人数却占干部总人数的比列最大；该州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而少数民族干部的人数则占全州干部总数的47.4%（2003年统计数字）。
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的政策，东突分裂分子不但不买账，还要反咬一口！
所以，左宗棠、王震在新疆实行屯垦戊边和移民政策是极有远见的，对新疆的繁荣稳定和祖国的统一，边防的巩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从全球来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科索沃的独立等，除了历史性的原因外，跟该地区民族构成的比例也不无关系。澳洲在19世纪曾是英国的犯人流放地，而今白人成了主体民族；在南非、津巴布韦，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白人却受到排挤和迫害！值得中国人深思。
1969年12月，郑华、王学明、谢启超和王木匠也被判刑送到劳改队去了。
郑华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获罪15年；王学明则以“散步苏修入侵的谣言”等获刑14年；王木匠则因派性诬他用公家的木料干私活判刑六年。不用说，到了1978年，他们都得到了平反。这是后话。
谢启超以公然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参加了打砸抢的罪名判刑15年。他以后没有得到平反，那是因为他是震惊全疆的W县1967年“12.6”惨案的主犯之一，该案1971年才基本查清，其他案犯直到1973年11月才依法判刑，谢启超是该案的凶手之一，自然逃脱不了干系。
1969年的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就这样在狱中艰难地熬过去了。
1969年，由于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关进监狱、收监审查的人激增，一度监狱都关不下了！
回过头再看看，1969年地球村都发生了哪些事件：
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交火之后，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勃列日涅夫还准备用原子弹袭击新疆！
7月20日，一天天烂下去的美帝的宇航员竟然上了月球！
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大谈“文革”的丰功伟绩。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党章。
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含冤去世。
从1949年到1969年，中国解放20年来，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文化只剩下八个样板戏；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而邻国日本在1945年战败时，绝大多数城市化为废墟，食物匮乏，物价飞涨，可是也仅仅用了二十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已超过英、法、德等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国民生活普遍达到富裕水平！
有道是：“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一些人至今不敢正视历史，力图掩盖文革以及跟文革一脉相承的诸多灾难，不知他们意欲何为？
1970年2月3日的那天晚上，号子门突然“喀噔”一声巨响，诺大的号子，虽然又进来了几个新人，但老同号现在只剩下我、陈清文、李松章和老病鬼了，难道还要走人？不过，号子里门响走人的预兆挺灵验的，不知这回轮到哪个幸运儿？
我身陷囹圄已经一年半了！到W县看守所一年又四个月以来，除了1968年12月D队长提讯了一次以后，再也无人过问，真不知要关到哪年哪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算是真正领教了“度日如年”、“把牢底坐穿”等这些常听到的话的深刻含义了！
平常话不多的李松章，今天话多了起来：“门响走人”不会错！出了看守所的门就是好事！到了劳改队就好了，可以吃饱肚子，可以到外面干活，不像现在成天关在黑房子里，饿着肚子……
2月4日上午提前放风吃了早饭，接着，我、陈清文和李松章被小队长叫出了号子，3号号子的黄祥明也已站在院子里。
寒风凛冽的院子里站着许多军人。
我们四个立刻被军人们五花大绑起来，挂上了事先准备好的黑牌子；给我挂的黑牌子赫然写着“现行反革命”；给陈清文挂的黑牌子上写着“坏分子”；李松章和黄祥明的黑牌子都是“盗窃犯”。
事到临头，我们几个却并不惊惶。
我个人的情绪不知为何反而高昂起来了，我才用玻璃片刮了脸。棉衣外套的兰布制服也比较整齐。我的心境坦然。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还比较拘谨，但逐渐省悟过来，看透了这一套繁文缛节，因此在遭到D队长、李奋一的法西斯式的吊打时，表现得像条好汉！
汽车开出了公安局，在大街上徐徐向南行驶。
我们四个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站在解放牌汽车车厢的前面，两侧和后面是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朝我们观望。
我忽然看到县招待所的管理员殷雪姗依然留着两条短辫，穿一身兰华达呢制服站在路边朝我们看过来，我的头下意识地朝上昂了一昂。但在脑海里却飞快地闪过：1964年春天，我身为技术员，亲自开拖拉机为机关农场犁地时，县委许书记亲自款待我们吃饭，殷雪姗低眉信首地给我们端菜端饭，她着一身兰华达呢制服，留两条短辫，显得文雅娴静。后来有人提醒我，殷雪姗是一个好姑娘，还没对象呢，我就有些注意她了。有一次我从城关公社B河南岸骑马回站，县委机关的职工正在公路旁植树，我早就看到了殷雪姗一身兰华达呢制服，两条短辫的身形……我昂头挺胸策马行进在公路上，正到殷雪姗跟前，马突然打了一个前失，我当场从马头上滚了下来！引得周围一片哄笑，我慌忙爬起来，上马勒紧笼头，匆匆离去－－这一回可不比那回马打前失翻身落地了，随便人们怎样看怎么样想吧……
凛冽的寒风刺得脸热辣辣地痛，汽车在大街上缓缓行驶，人们纷纷跑过来围观，我昂然站立在汽车上，将一切置之度外……我又突然想起1968年5月，在西安的大街上，看到著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西铁联”的头头们，因为罢工影响了陇海铁路的运行，被中央点了名，而被军人们五花大绑挂着黑牌子，分别押在几十辆大卡车上，游街示众！那时我也是一个旁观者，心中深为“西铁联”的头头们受此侮辱感到震惊和不平！他们响应毛主席造反的号召，赴汤蹈火，因为受到围攻而罢工，稍有闪失，竟落得游街示众的下场！我当时曾设想这些挂着黑牌子、被军人押在汽车上游街示众的“西铁联”的头头们，心理是怎么想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轮到自己的头上了！……我在看守所已经呆了整整一年半了，却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如果被游街示众时该怎么办？而今事到临头了，我反而精神振作，情绪昂然，只是直觉地认为，无论怎样，自己都应当像条好汉！鲁迅先生虽没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然而他写的阿Q被游街示众却很真实生动，尤其是阿Q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真令人叹服……
汽车开到县政府大院内，我们四个被从汽车上拉下来，军人们把捆绑我们的绳子勒得更紧，并警告我们不准抬头，否则就要挨枪托！然后我们四个挂着牌子、低着头，被押到专供开会用的高台上，高台上方扯着白底黑字的横幅：“公判大会”。台下早已集合好几百名群众。高台下，面对群众，还站着一长排黑五类分子，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理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作为陪斗，他们全都低着脑袋，站得笔直。
军人们提着枪就站在我们背后，不时用枪托捣我们的腿以示警告。好汉不吃眼前亏。在台上，我们虽挺胸而立，却只得低着头，因此也就看不清台下的人。
会场竟异常的安静！
大会的程序很简单；由D队长一一宣读判决书；李奋一跟着念维文判决书。
宣读判决书的间歇，群众在指定人的带领下，多次振臂高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我的判决书很简短，听来就像一张空洞叫骂的大字报，罪名竟然是叛国投敌！刑期居然长达13年！判决书虽然大出我的所料，但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比较冷静的。
陈清文的罪名果然主要是破坏军婚，判刑三年。
李松章和黄祥明是偷盗共犯，分别判刑7年和4年。
接下来我们又被押上汽车游街示众。街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和小孩。许多小孩还跟着汽车跑。我抬起头来向四周扫视，居然认不出一个熟人来！
汽车沿着县城的主街徐徐向西驶去。街的尽头是县拖拉机站。1964年的春天，那里还是空旷的戈壁地，阳光灿烂，春风吹拂，我带领规划队的同志，架起仪器在这里测量，规划着新站址，－－我们献身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多么自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呀！而现在，县拖拉机站门口，依然矗立着1967年修筑的、象征武斗的碉堡！
汽车又调过头来到主街的十字路口，徐徐向南驶去。前方是日日夜夜奔腾不息的河流，河滩树林已被砍伐得稀稀拉拉了……1963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不久，跟随站长到河南岸城关公社三大队一队检查拖拉机的工作，那时这河滩树林黑沉沉、深幽幽，长满了河柳、苦杨、胡杨、白榆、沙棘、刺蔷薇等乔灌木，及野苜蓿、野稗、牧草，我们骑着马在树林中走了很长时间，不时可以遇到跳窜的狐狸、野兔，扑楞楞飞起的野鸡、野鸭，真是童话世界啊！……也就是在这个河滩里，暴徒们公然以革命的名义杀戮民众！
汽车行驶到河滩，又调头转回来。就在汽车缓慢调头的时候，在河滩路旁，我看到黄开焕和三大队六队的农民拖拉机收陈继禄，他们向我示以支持和鼓励的眼色和表情！可见他们并不相信判决书那一套说法，凭他们朴素的直觉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派性的迫害。同乡兼难友黄开焕自然是个明白人！我跟陈继禄的私交并不深，1966年春天，国家给贫困队调拨了一台“东方红－75”拖拉机，他被公社选派为车长，我带他们试车时相识的。他们此时此地给我示以支持、鼓励的眼色和表情竟使我终生难忘！
游街示众完毕，我们被送回号子。
我们的情绪仍然很好，我说，拿到判决书我就上诉。他们两个也说，我们都上诉。
其实，上诉在当时能起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也从没听说过上诉起了作用的。然而，根据直觉，判决跟事实不符，受了冤枉，就得上诉。
注：
（1）还有XX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呢。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