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帆船船长
1965年11月，我在乌鲁木齐东风影院看了苏联彩色故事片《红帆》，深深地为影片中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于是我和同去看电影的汽车驾驶员华飞利到二道桥民族用品商店各买了一顶兰色的苏式硬沿大盖帽、一双高统黑皮靴和一件皮夹克，模仿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的装束招摇过市。这在当时那个着装整齐划一被外国人称作“兰色蚂蚁”的年代，也算得上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举了！不过，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趟之后，还是把大盖帽藏了起来，没有再戴。
《红帆》的男主人公也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后来背叛家庭出走，通过在社会底层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了一名船长。他实现了了一位长者的预言，用几百尺红绸缎做成帆装饰自己的大船，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驶向荒凉的海岛，向纯洁美丽的渔家姑娘求婚……
我想，我就是红帆船船长。我也背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跟“右派分子”父亲划清了界线；大学毕业后主动到边疆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上了红色东方红拖拉机的车长，当上了有上百名职工的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我也爱上了一位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
我在乌鲁木齐参加农业厅举办的“拖拉机不拆卸检查研究班”一个多月的学习才结束，接着又 随专程来乌市的黄文宇站长出席了“自治区农机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我们W县拖拉机站被评为全疆六个先进拖拉机站之一，我站改装的“耙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因为保证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油耗，也受到了大会的表扬。黄文宇站长和我还接受了《新疆日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发言的书面材料还在报上刊登了。
黄文宇站长是个非党知识分子干部，是六十年代初从北京下放到新疆的。他身材魁梧，皮肤白净，国字脸上架着一付宽边眼镜，显得气度不凡，温文儒雅。他待人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但寡言少语，很少谈论自己。他只有四十出头，两鬓却已斑白。听说他也是因为“出身问题”才逐级下放到我们这里的。他到站后不久就力排众议，把我这个当时全县唯一的农学院农机系的毕业生，从在偏远的A公社服务的9号拖拉机上调到站部当技术员，主管全站的技术工作。
我每次从偏远的W县来到乌鲁木齐市总感到特别的亲切：北门的一中和团结路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记录着我们难忘的中学生活。西公园和燕儿窝曾是我们春游的好去处。登上红山我曾俯瞰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来来往往的行人，痛感光阴的飞逝！在老满城母校农学院的校园里我曾眺望夕照中的博格达峰幢景美好的未来！宽阔的人民广场到了节日就旗帜如林人流如潮。南门新华书店则是令人神往的书香世界……
我来到大十字邮局给在陕西读中学的五弟和小妹汇去20元钱，这是他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每个月都按时给他们汇去伙食费。
自从1958年父亲在新疆某局被打成右派判刑，母亲又因为父亲鸣不平被开除公职，全家遭灭顶之灾！多亏在西安读师大的大姐辍学参加工作，把母亲和弟妹们接到西安，全家才有了新的落脚点。二道桥那个全家团聚的温馨的家终于人去屋空不复存在。
1960年三弟和四弟分别在乌鲁木齐和西安参加高考和中考，成绩优异，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均未被录取！三弟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四弟则只能在西安街头和母亲一起卖冰棍维持生计！
1961年暑假我探亲来到西安，家里如同书上描写的印度贱民般的处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房屋简陋空空如也，弟妹们脸色青黄骨瘦如柴……和弟妹们相比，我真算是幸运儿了。每当想起弟妹们的处境，我的心情总是特别沉重，再也没有当红帆船船长的兴致了。
华飞利驾驶着汽车驶出乌鲁木齐市，亲切而又喧嚣的城市被抛在了后面，黑色的公路弯弯曲曲起起伏伏向西延伸，南面是白雪皑皑蜿蜒不绝的天山，北面是覆盖积雪无边无际的戈壁，淡兰色的天空下洒满金色的阳光，汽车像一叶扁舟在瀚海里颠颇摇荡，使我想起莱蒙托夫的诗句，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在大海的深兰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
……
我们回到州城，黄文宇站长被留在州城筹建州农机供应公司。
当我们回到W县站部时，大会议室里正在开批斗会。
高洪根师傅正站在台上挨批斗，他神态自若，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大错。我悄然在后排坐了下来。
“前些年，‘三年困难时期’，你是不是开地下工厂修汽车发国难财？”站团支书、出纳员胡柏新站在讲台上鼓园了眼睛厉声喝道。
“62年我是修理过汽车。”个子高大的高洪根用响亮的河南话简短地答道。
“你平时在家给别人修钟修表焊盆焊锅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轮式拖拉机驾驶员赵方志铁青着脸在台下高声喊道。
“星期天在家我零打碎敲地给别人修过表，补过锅。”高洪根淡淡地回答。
“高洪根态度老实不老实？！”这是王玉英变了调的声音！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脸色也不是红扑扑的，而是变成铁青色了；她脸上总是略带的微笑没有了，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严厉的神色！我心里暗暗吃惊：我朝思暮想的纯洁美丽温柔善良的姑娘竟变得认不出来了！
“不老实！”与会职工几乎一致地高呼。
“怎么办？”又是赵方志的高声呼喊。
“高洪根要老实交待！”大家齐喊，群情激昂……
晚饭后我也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办公室里已坐满了人。站党支书李长学压低噪门说：“我们接着昨天晚上的党支部、团支部和积极分子联席会议继续开。组织上已把掌握的张传锷、纪映铭和高洪根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交了底。通过一个多月的揭发批判，看来他们三个的态度都比较顽固，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说一点。张全锷参加过国民党，却推说是上高中时集体加入的。纪映铭只承认票据反映出来的贪污问题。高洪根一贯干私活挖社会主义墙角到象没事人似的……，看来我们还得连续作战，非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不可！”
接下来照例是站秘书兼人事干事楚尚有讲话，他的甘肃老家口音很重：“现在的‘四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正是积极分子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候……”接着他安排了重点发言人，领喊口号人、值班警卫等。
再接下来就是胡柏新、赵方志、王玉英等积极分子发言，献计献策，如搞什么车轮战、疲劳战呀，揭发张全锷装病耍死狗啦，纪映铭装可怜相啦，高洪根卢凤玲两口子还向上级告状啦等等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也被列入积极分子之中，可能是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工作还很积极吧。我在去乌鲁木齐之前，站里就开始学习“四清”运动的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文件就是红头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并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以前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想过“四清”运动会怎样进行。
我魂牵梦萦的姑娘王玉英是站上唯一的女共青团员。我们是在春天他从州拖拉机手培训班来我站实习时相识的，她是实习学员的组长，而我则是站上负责安排和指导学员实习的技术员，我们经常接触彼此有了了解。她的相貌跟当时的宣传画上的姑娘形象相似：剪发头，红面庞，大眼睛，壮腰身。春耕结束他们回到州城，我找了个借口给她写了封信，于是我们很自然地通起信来，直到秋天她学习结业，分配到站上“三八机车组”工作，我们依然互相写信，没有公开这样的关系。这次到乌鲁木齐学习，我认为时间不长，再则我认为如果给她写信就像公开了似的，所以我就没有写信。从乌鲁木齐回来我还没有找到跟她交谈的机会。她也没有像以往那样给我一个温柔的问候或赞许的表示。我看到的是她侧面的冷峻的神态，我突然想到苏联影片《保尔.柯察金》里的一个镜头：在冷清萧瑟的街头，丽达低头对着水龙头喝水，保尔上前拧住了水龙头，丽达抬起头来，只见几辆马车辚辚驶过，车上装的是因战争、饥饿和瘟疫死去的人的尸骨，他俩默默相对，神情严峻，——我想，这就是爱情！他们因为解放人类改造世界的共同理想而将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我想，应当像保尔那样克制自己，等到运动后期再表白自己的心意。
不知不觉已经步入1966年了。
批判张全锷、纪映铭和高洪根没有取得什么新进展，停了下来。
一天晚上楚秘书通知我到办公室开会，到了办公室，只有李书记和楚秘书两个人。楚秘书首先说：“县政府发了个文件，每个单位要下放20%的干部到农村去，一来减轻公家的负担，二来也是支援农业生产。我们站现在只有6名在编国家干部，我们三个再加上会计纪映铭、采购张全锷和统计孙得也，那就是说要下放其中一名干部。”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可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见李书记接着说：“我看孙得也同志下放到农村锻炼锻炼比较合适，多喝了点墨水就‘骆驼下店——想高门’！当了统计还想当秘书！多读了几天书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竟然说‘楚秘书只读过小学，字都写不全，还能当秘书？’”李书记说到这里，掏出莫合烟袋卷起莫合烟来。
楚秘书快四十岁了，却长了张红扑扑的柿子脸，这时在灯光下脸显得更红了。他接着说：“我再补充几句，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可从土改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党叫干啥就干啥，我的同事大多当上科部长了，有的还是副县级了。现在党叫我当秘书掌印巴子，我就得掌好这个印把子，不能让它落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手里。我同意李书记的意见。”
李书记抽着烟，浓眉下两眼炯炯有神地朝我闪了闪，问道：“程技术员有啥意见？”我忙说：“没啥意见，没啥意见。”我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决定下放我，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三个人的小会对我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么一个小会竟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孙统计的这一句话竟然引火烧身了！同时我也感到纳闷：叫我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不是因为黄站长调走了需要凑数，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
看到孙统计依然文皱皱、坦荡荡的模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还不知道被逐出干部队伍的厄运已经临头！更不知道我也参与制造了这起厄运！他是学土壤分析的，中专毕业后分在新疆农科院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到W县农牧科，调到我们站时间不长，他的妻子原在小学代课，生了孩子后就没去上班了。
不久，孙得也一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W县拖拉机站，下放回内地老家了。就如同一块小石子丢在河里，稍纵即逝，既没有溅起浪花，也没有出现涟漪。他连挨批斗的份都没轮上，就丢了工资丢了干部身份，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张采购、纪会计、高师傅虽然挨了批斗，干部工人身份都并没有改变，工资也没减少……今天可以下放孙统计，明天也可以下放程技术员！这只是迟早的事，焉知哪天我不会步他的后尘！
如果轮到下放我该怎么办呢？我所学的农机专业也就没有用了，只有跟社员一样抡坎土墁（1）挣工分了，我从来没抡过坎土墁，身体又单薄瘦弱，一天能挣几个工分呢？我认认真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仔仔细细地算了一笔帐：按照当时银行的利率，只要存款三千元，每个月可得到9元钱利息……这就够在农村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我若下放到了生产队，就不用每天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可以关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了。我早在中学时代就设想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关起门来写书呢！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存够三千元叫呢？我每个月的工资是69元多（这是W县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国家22级干部的工资），除寄给弟妹20元生活费后还可存20元，拼命存上十年也还存不够三千元，这样一来，恋爱婚姻也都顾不上啰！但从此我一直记着朝存款三千元努力！
张全锷、纪映铭和高洪根的“四不清”问题被“挂”了起来。
这次“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下楼、洗手放包袱”。也就是说，每个干部都要在全站干部职工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都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全站干部 职工的通过才算过关。
这一天轮到我登台“洗手放包袱”了。我走上讲台，拿出写好的讲稿认认真真地照着念，偶尔向台下扫一眼，王玉英低着脑袋，不像以往我在台上讲解生产技术问题时那样抬头望着我，眼睛闪着灼人的光。
我首先谈到我的父亲在1958年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劳改，从那时起我断绝了跟他的来往，以表明跟他划清界线，这些我已向组织交待得清清楚楚的，在干部 履历表上也填得明明白白——说到这里，我朝台下的王玉英扫视了一眼，她依然埋着头，我认为，我的家庭情况是众所周知的，我平时就没有对她另作说明。
接着我谈到由于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和“重在表现”的政策，我才能就在1958年那年考上了大学，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从农学院毕业，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来到边城拖拉机站，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在生产第一线长期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还是常常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说明自己还没有真正脱胎换骨，有时尾巴翘得还很高：在社队干部要求犁小块地的时候，我借机务规章的规定跟社队干部顶撞；在检查机具保养的时候，对有些职工发过火；在笈笈滩开荒时，有的生产队送饭只送干馕和冷茶，我嫌伙食差就派人到公社食堂买饭吃……同时，我们站的机务工作各项指标，跟毗邻的兵团各团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作为技术员是有责任的。最后我欢迎大家批评帮助。
我走下讲台时朝王玉英那边扫了一眼，她依然埋着头。我走到座位上，掏出钢笔来准备作记录，这时楚秘书在台上说：“大家对程技术员作的检查有啥意见可以提一提，看程技术员的手是不是洗干净了，包袱是不是可以放下了。”
会场出人意料的安静，没有惯常的窃窃私语和议论纷纷。
吴锡利师傅首先发言说：“程技术员在春耕大忙时节及时排除了一号机车‘德特-54’拖拉机在修理时造成的供油角度错乱，保证了机车不误农时正常生产，说明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
吴师傅的皮肤黧黑，粗眉大眼，讲起话来上海腔很重。他是修理车间主任，出身贫农，又是解放前在上海当过学徒的产业工人，还当过州、县的“劳模”，他在大会上很少发言，今天却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几句。
姜力发接着发言说：“程技术员跟大家一起，在公社生产队开荒、犁地、播种、收割，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
姜师傅个头不高，相貌平平，穿一件破旧军棉袄，他曾是我当车长的9号拖拉机的驾驶员。他是带着妻儿从安徽支边来疆的。他是上过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共产党员，平常寡言少语，甚至说话还有些木纳。
锻工老吾师大（2）买买提用维语腔的汉话说：“程技术员改装的播种机组嘛，社员都说亚克西！”他边说边翘起大拇指。
在复式作业机组的改装工作中买买提出了很大的力。买买提个子高大，浓眉高鼻，络腮胡子，他在解放前就开铁匠铺子，现在两个儿子艾达洪和买合提都在锻工车间工作。
周曼珍轻言细语地发言，大家还是听得很清楚：“这次我们拖拉机站在全疆评得先进，程技术员是出了力的，他为此写的文章在《新疆日报》也刊登了。”
周曼珍是江苏中专毕业生，1965年下半年集体支边来新疆的，现在是站部统计员。
周曼珍刚说完，楚秘书走到台前，大声说：“今天是程技术员洗手放包袱，不是评功摆好，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
按照以往的例子，我心里明白，我的“洗手放包袱”算是通过了。也就是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过关了，如此顺利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情不自禁地向王玉英投去兴奋的目光，她却并不看我，脸上反而是阴沉忧郁的神色！完全不同于年前黄文宇站长在大会上宣读《新疆日报》上刊登我写的一篇报道 W县秋翻工作的文章时，她朝我顾盼的眼睛闪耀着兴奋的光，脸上流露出欣喜和赞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四清”运动中顺利过关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她应当为我高兴呵！
不管怎样，我在“四清”运动中过了关，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是清白的，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我有资格向她表白爱情了！
注：
（1）新疆的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
（2）老师傅之意。
第二章 错恋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暮色降临行人稀少的边城，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大多是砖木结构的平房，杨树也是稀稀落落的，路灯间隔很远，灯光显得昏暗，但比起我初到边城时的“一条马路一盏灯，一只喇叭唱满城”的景况还是强多了。街口的喇叭传来那熟悉的热情奔放的男女二重唱：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
奔驰在草原上……
严冬笼罩着大地，凛冽的寒风在空中肆虐，然而我却浑身热血奔腾，脸部烫得发烧。在我去乌鲁木齐学习前，王玉英对我说过：“等‘四清’运动结束，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定来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甜丝丝的，情不自禁地轻轻哼起中学时代传唱的一首苏联歌曲：
“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
一个年轻人把手风琴拉得响，
把爱情歌儿唱……”
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恋爱大多是不公开的，等到公开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下来准备结婚了。这天总算抽空告诉她天黑我到她家去，我终于可以向她倾诉压抑已久的思慕之情了，我们的恋爱关系终于可以确定下来了。
她家就在城关公社某生产队。
城南哗哗流淌的河水就像一首欢快的乐曲，往事一幕幕地在眼前闪现：也是在暮色朦胧中，我们漫步在河边谈心谈工作谈未来；也是在暮色掩映下，我感情冲动地想要吻她，却遭到她巧妙的拒绝，我心里越发敬重她……在春耕结束不久欢送他们实习生的晚会上，她唱了一首《红梅赞》，我接着主动登台唱了一首《共青团员之歌》，歌曲的革命激情点燃了青春的热血……她那红扑扑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那穿着淡兰色的工作服的矫健身躯充满青春的活力……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共同驾驶着火红的拖拉机驰骋在边疆广阔的田野上耕耘播种，多么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呵！
夜幕沉沉，伸手不见五指。她家门口似乎有个人影，哦，正是她，我快步朝她走去。在凝重的夜色中，她却闪在一边，别过脸去，绝情地说：“你到乌鲁木齐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写封信来？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父亲是‘反革命’？以后别来找我啦，我们就此一刀两断！”说完快步进屋，随即把门关了，拴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我惊惶而空洞的声音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了。我还想说什么，却突然感到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跟小时候踩断了树枝从树上摔到地下，动弹不得也喊不出声的感觉一样。我痴痴地站在寒夜里，头脑一片空白。我懵懵懂懂地回到宿舍钻进了被窝……我那么真切地看到自己死在宿舍的窗下，浑身是血，卷曲着腿，脸朝墙卧着……我被吓醒了，心通通通跳个不停。等到完全醒过来，心依然通通通激烈而慌乱地跳着——我这才意识到心灵深处有一种坠入深渊的失落的恐惧和遭到沉重打击受了严重内伤的钝痛。
我鬼使神差般地翻身起来，走到浑浑沌沌寒风飕飕的街上，不知不觉我又来到王玉英家的门口，深更半夜天寒地冻万籁俱寂。我在她家门口 彳亍良久。我去乌鲁木齐才一个多月，怎么算时间长呢？难道相爱的人心灵不是相通的吗？我早已跟“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父亲断绝了来往，这是组织和群众都知道的，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呵！……参加工作两年来我是按照《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上常说的，年轻人首先要在工作上取得成绩，然后再处理恋爱婚姻问题去做的。同时“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四清”运动，我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运动后期，现在终于到了运动后期，我已被证明是一个清白的人，可是她却离开了我！难道我还想向她作解释吗？还想向她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吗？远处已有零零落落的鸡鸣狗吠声，天色已朦朦亮，天寒地冻，河水依然不分昼夜的流淌，我还到这里来干什么？
同宿舍的吴锡利师傅早就暗示过赵方志对王玉英也追得紧呢。在去乌鲁木齐学习前，我曾当面问过她这是怎么回事？她的脸刷地变得通红，低声说：“我已经对他讲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跟他不是一类人……”
难道这一、两个月有什么变故？
赵方志是1961年因口里老家闹灾荒自流到新疆的，因为有初中文化，1964年县拖拉机站发展需要，从某牧场招收来的。他长得瘦高个儿，面皮青黄，看不出实际年龄。到站不久，他常常脸上挂着笑，左一个技术员右一个技术员地向我请教一些技术问题，给我的印象不错，满足了他想当轮式拖拉机驾驶员的要求。他又很会来事，休息时帮李书记和楚秘书家劈柴禾，出车时帮他们家属捎带些东西，很得领导和家属的欢心。在“社教”运动中，因为在批判纪会计和张采购时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团，这之后他才渐渐露出他的真面目。
有一次在办公室楚秘书诡秘地笑着对李书记说：“某生产队反映，赵方志在给机车送油料时，看男人不在家，捎带着把人家的‘自留地’也给犁了（1），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赵方志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
1965年秋天，我搭乘赵方志开的德特—28拖拉机到偏远的A公社检查秋翻工作。在路上他指指北边的大山问我，你知道这山上哪里有贝母吗？哪里可以去苏联吗？我说，当然不知道啦 。他突然停下车来，脸色铁青，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只懂书本上那一套，我们大老粗就是比你们纯洁，比你们见多识广，就是比你们强！”
他干脆跳下车来，咄咄逼人地说：“我在这山上放过羊，挖过贝母，你都没干过吧？1962年我在山上放羊，“5.29”事件逃苏的人成群结队，赶着羊群，汉族人也不少……挖贝母更是出生入死，一个活蹦乱跳的人，说在地球上消灭就消灭了，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你信不信！”
他咬着牙，面部肌肉抽搐着眼睛里闪着阴森森的光，这时一辆拖拉机“突突”地从后开了过来，忽然他话锋一转，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就是搞女人也是白坎儿（2）！”我愤怒地高声喝道：“赵方志，你都胡扯些什么，还像个工人阶级吗！”说着跳下车来。这时徐振华开着另一辆 德特—28拖拉机路过，看我怒目对着赵方志，就停车叫我上了他的车。
那时我只是觉得赵方志才是个20来岁的青年，思想深处怎么这样肮脏复杂！像他这样自流（俗称盲流）来疆的年轻人，我们拖拉机站已从各社场招收了几十个，他们的经历也都差不多，但像赵方志这样玩世不恭、表里不一的人却并不多……
过后回想，原来那时赵方志已把王玉英当作捕猎的对象，也已觉察到我和王玉英的关系，或许甚至就是对我明目张胆的恐吓呢！
就这么一个其貌不扬、阴阳怪气、口是心非自称大老粗的人，竟能征服单纯美丽的王玉英……当我一想到矫健俊美的她将投入到阴险狡诈的赵方志的怀抱，我就如同遭到电击，浑身抽搐，惊恐不己！
许久以后，年龄较大、善于观察的吴师傅问我，你知道王玉英跟你为什么没有成吗？
我矢口否认，哪有那回事呀？
吴师傅摇摇头露出狡狯的微笑说，这事你瞒不了人，我给你揭个谜底吧，好去掉你的心病。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把莫合烟塞在烟斗里点着，接着说，1965年冬你去乌鲁木齐学习时，“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了，组织上派了县人事科的郑干事和我站的团支书胡柏新外调过你的情况，不久就听到大家议论纷纷说你的父亲是“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我说，我的父亲在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了刑，我从没隐瞒过呀，履历表上也填得清清楚楚的。
吴师傅说，知识分子嘛，成份高，家庭出身不好是常见的事；你父亲是“右派”也没啥稀奇；可是一提到“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群众就有些谈虎色变了。他抽了一口烟接着说，王玉英的父亲也是“反革命”也是“国民党特务”，你恐怕不知道吧？
我的确大吃一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怎么知道的？
吴师傅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着烟，说，这你就别问了，她现在这位贫农父亲是她的继父，她的生父解放不久就被判刑劳改了，那时她虽然很小，但黑锅总归是背上了。
我恍然大悟，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在高中我跟一位女同学的友谊正有所发展，——我们的父亲原来都是上海华东外贸局的科长，我们两家都是跟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来疆的，——不料我们的父亲又都相继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我当时就认为，不能黑到一块儿去，立刻中断了跟她的往来，以表明自己与家庭决裂，与过去决裂，争取加入“共青团”的决心。结果是共青团组织还是因为家庭问题没有接纳我，女友也愤而缀学了！
吴师傅又吸了一口烟，接着说，这下你该明白了吧，谁愿意背黑锅背到一块儿去呢？
吴师傅顿了顿又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可能也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说出来也不碍事了。你父亲是反革命很快就传到王玉英的父母的耳朵里去了，他们当然认为赵方志是贫下中农比你更合适。赵方志又会来事，到她家去不是帮着劈柴禾就是帮着喂猪喂羊，很讨她父母的喜欢。她的父母见赵方志来总是双双出走把空屋留给他们。赵方志可不像你这个“书呆子”，他抓住时机提前点火了，王玉英只能跟他了！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吴师傅这里说的“提前点火”，字面上是内燃机工作原理中的一个技术术语，而实际上是我们拖拉机站的职工借这个技术术语影射青年男女的婚前性行为。
说到这里，吴师傅和我都沉默了。沉默良久，还是吴师傅打破沉默：他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你也听说了吧？他们新房的邻居第二天都不约而同地说，闹新房的散去之后，赵方志厉声叫王玉英跪在地上，叫她交待婚前有什么不轨行为，还打了她的嘴巴……大家只听见王玉英嘤嘤的饮泣声，无不感慨唏嘘。
虽然事情已过去许久了，我的心里还是隐隐作痛，为过去那位纯洁美丽的姑娘痛惜，也为那时单纯如书呆子的自己悲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四清”运动告一段落，春耕工作已近在眉睫，我又投身到紧张的备耕工作中去了，作为全站唯一的技术员，我要检查数十台拖拉机和农具的维修保养情况。我想用紧张繁忙的工作来冲淡个人问题（3）的苦恼。我跟王玉英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开，自以为比较保密，但奇怪的是，对这类事情人们特别敏感，不知在什么地方总会露出破绽，被人看出蛛丝马迹来。到头来当事人到像钻到沙丘里的驼鸟，旁观者却是一清二楚的。
果然没过多久就听到吴师傅善意的提醒：“提前点火怕是纸包不住了——赵方志就要和王玉英结婚了！”
这消息来得如此之快，对于我来说真如同晴天霹雳，毫无思想准备！心里想，自己并没有做对不起王玉英的事，她怎么能这么快就投入到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她怎么能全然不顾及我会多么痛苦！我的心如刀割无法平静下来……
正当此时，国家给偏远贫穷的城关公社三大队无偿支援一台“东方红—75”拖拉机，需要我站派技术人员去指导试车工作，我立即表示自己愿意去，站领导似乎也了解我当时的处境，虽然站里备耕工作很忙，还是同意我去城关公社三大队指导新车试车工作。
注：
（1）指乱搞女人。
（2）新疆方言。指干涸的坎儿井，没有用的意思。
（3）这是那个年代对恋爱婚姻问题的说法。
第三章 瑰丽的梦乡
我正在宿舍收拾行装，黄站长的女儿黄同芬敲门进来，她把怀里揣着的一摞书放在桌子上，说：“程技术员，我把这些书还给你。”
我像往常一样把放书的大樟木箱子从床下拉出来：“还要什么书自己挑。”这一大箱书大多是文学方面的书，原是家里的，父亲被捕母亲带弟妹回内地后就一直由我保管，还有一些是我在大学假期干小工挣钱买的。我一直把它放在床底下，也不知道这位中学生是怎么知道的，每逢放假从乌鲁木齐回家都要来借书看的。
她长得娇小玲珑，梳着两条短辫，穿着件红条绒上衣、兰华达呢裤子。她边翻书边说：“我很欣赏莱蒙托夫的《帆》和《祖国》，我都能背颂了。”说着背诵起来，一双眸子发出清亮的光：
“在大海深兰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我咤异地说：“你还是个中学生，怎么对这首诗也产生了共鸣？”
她抬起头来，映着阳光的粉红色的笑脸稚气未脱，双眸清亮：“你别忘了，我从小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新疆也算见过世面了。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学农机的，怎么这样热爱文学呢？”
“一提到文学，我想到的是儿时在湖南乡下老家读到父亲从上海带来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一套儿童读物：《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木偶奇遇记》、《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红萝卜须》、《团的儿子》、《金表》、《堂吉柯德》——它们把我带到一个何等神奇的世界哟！一提到文学，我想到的是在学校图书馆读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热血沸腾浑身颤慄地读着这些永恒的书！文学巨匠们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穿越时空永不熄灭！亚瑟、保尔、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永远激励后人！”我一口气发了许多感慨意犹未尽。
黄同芬插嘴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学‘文学’，而学了‘农机’呢？”
我感叹道：“真是一言难尽。1958年高中毕业前夕，我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学校‘反右’运动也刚刚结束，有‘右派言论’的一些同学就不发给准考证不准考大学，组织上认为我表现还好，允许我报考大学，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至于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那时候也不是自己可以作主的，那一年又是‘大跃进’的年头，新疆要大跃进，只准许新疆的高中毕业生（总共只有二百多名）报考新疆的大学！当然，每班也有一、两名家庭出身好、学习好的学生保送到口里的名牌大学去学习的，那是极少数。再说，新疆的大学那一年也没有开设‘中文’专业的。
“更何况那年月我头脑里充满幻想，认为狄更斯、高尔基和马克.吐温等大作家都是在社会底层深刻体验了人生才走向写作之路的。我早已暗下决心：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记录下来。因此，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既能走遍全国深入生活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地质勘探系’。
“我说‘地质勘探系’充满诗情画意，是因为我们中学教室墙壁上的一幅宣传画给我的启示。这幅画的标题是：‘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画面上是两位穿工作服的女勘探队员，红扑扑的笑脸洋溢青春的激情，一个瞄着经纬仪，一个挥手指着前方，她们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我仿佛看到她们的前面是更加绚丽的景色；我依稀听到她们满怀豪情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旗……’
“谁知我填报的新疆工学院勘探系那年没开课，结果我被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它是我填报的第二志愿。高中毕业前夕我们参观了几所大学，我在参观了农学院的实习工厂和实习农场之后，认为农机系这个专业又能进工厂，又能到农村，便 于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能够深入体验生活，于是填报为第二志愿……”。
黄同芬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听完我的长篇大论后，说：“现在的中学生像你当年那样耽于幻想的可能不多了。我喜欢文学那就报考中文系。或许想当作家又是另一回事吧。不过你选择的道路也太……”
我依然精神亢奋畅所欲言：“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农学院农机系学习的五年期间，除了学完农机专业的二十多门课程外，同时也学完了师大中文系的全套教材，还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了大批名著。”
黄同芬翻着樟木箱里的书说：“这套教材也影响了我。我们学校每年都有报考师大的名额，今年毕业我就准备报考师大中文系，将来毕业了当一名人民老师，再以后给孩子们写童话。”
我感叹道：“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来拖拉机站那年你才考上师范学校嘛！”
黄同芬把樟木箱的书收拾好，拿起一本我在学校时抄录诗歌的小笔记本，说：“我要准备考试了，这次就只借你这本《诗歌摘抄》看看。什么时候才能看看你写的那几大本作品？”她说着指一指箱子里我那七个日记本。
我随手拿起一个日记本翻了翻说：“我写的这几本东西不是什么作品，只是我从高二起写的日记、杂感和习作罢了，不值一读的。”说罢，我把日记本放回箱子。
黄同芬把樟木箱盖好，说：“你对文学如此痴迷，那就祝你早日到达朗费罗说的‘璀璨的诗歌金城’吧！”
我长叹一声：“谢谢你的好意，现实总归是现实，‘璀璨的诗歌金城’离我是越来越远了，祝你早日考入师大，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她起身告辞：“我明天就要到乌鲁木齐去上学了，我们家也要搬到州上去了，我摘抄了几首诗夹在《牛虻》那本书里，你看了以后把它烧了。”
吴师傅和魏望荣一前一后推门进来，吴师傅笑道：“芬芬又来借书看，当心不要也成了书呆子！”魏望荣也笑着说：“芬芬，你爸爸高升到州上了，也不把我们这些当兵的提拔提拔！”她笑着往门外走：“好，好，我把你的意见给我爸说说，我们家搬到州上以后，你们要来玩呀！”
等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打开《牛虻》，里面夹着黄同芬写的一封短信：
程技术员：
寒假里，一些妇女到我家同我奶奶悄悄地议论你的‘个人问题’的事，她们说你的出身不好，又太书呆子气了，所以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云云。或许我不该听到这些议论，下面我摘抄朗费罗的两段诗送给你：
“就这样，我奔波、瞻望，
老是望见：在前方
有一座诗歌的金城
闪耀在瑰丽的梦乡……”
“……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
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
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
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
1966年2月
短信没有署名，只写了年月。
看完这封短信我更明白，在“个人问题”上我真如同把头钻到沙里的驼鸟，自以为秘密，其实已是妇孺皆知！我也只能继续当驼鸟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惊奇：那些震撼过我的心灵的诗句，怎么每每都能引起这位中学生的共鸣？
为了尊重黄同芬的意见，我悄悄地把这封短信烧了。
我到三大队为新拖拉机试车完毕不久，春耕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边陲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然而毕竟还是来到了：春风吹拂着辽阔的大地，冰雪渐渐消融，淡兰的天空，灿烂的阳光，莺雀唧唧啁啁在空中飞舞，拖拉机在田野轻轻轰鸣。村庄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人喊马嘶。远处公社粮站一排排白色园顶的粮仓、学校一栋栋白墙上刷着红字标语的校舍，气象站两根高高的白色风向杆都辉映着阳光。田野里社员们在挖渠平地，田野道路上运送麦种的马车在颠颇前行。河滩里黑沉沉的森林边散布着朵朵白色的毡房，穿红着绿的少数民族姑娘挥着鞭儿驱赶羊群……
好一派独特的边疆春光啊！
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大自然广阔的怀抱，我那因失恋像是遭到重锤猛击而震颤流血的心，仿佛受到舔吮和抚慰，渐渐麻木、平静下来。
我喜欢在旷野里独自仰面躺在大地上，静静地凝望天空，淡兰的天空多么辽远、多么深邃、多么浩渺呵！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一粒尘埃，而人只不过是爬在地球上的一只蚂蚁！人世间的坎坷烦恼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呵！
苍穹浩茫，万籁俱寂。我闭上眼睛，在愔愔中，那些永恒的书的精彩片断纷纷闪现……壮丽的城池、高塔，耀眼的黄金屋顶——璀璨的诗歌金城影影绰绰，仙风道骨的文学巨匠们神彩飘逸……我睁开眼睛，天空朗兰，幽静空远。在冥冥中，我似乎领悟到人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妙谛。
红得像一团火似的拖拉机突突地轰鸣着，链轨卡嗒卡嗒地在田野上辗过，黑油油的土壤像波浪一样翻滚。我坐在驾驶室内扳动着操纵杆又置身于忘我劳动的境界中：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那种因在农机生产的复杂技术工作中取得成功而自豪，为在与工农结合的艰苦生活中能够自立而骄傲的感觉又油然而生！
呵，这里原本是亘古荒原，遍地红柳束束坑坑洼洼，而今被我们驾驶红色铁牛开垦成了平整的条田！这里曾经是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而今到处都有年轻人的身影！
当拖拉机牵引着“耙地—筑埂—播种—耙地”复式作业机组转到地头，我正指挥农民农具手添加麦种，公社委派的农民拖拉机手陈继禄、赵忠正在检查机具。只见一彪人马前呼后拥地来到地头路边。为首的两个人都穿着藏青色的毛料中山服，都保养得白白胖胖，脸都刮得干干净净。留着大背头，骑着枣骝马的是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饶宗目部长；留着分头骑着黄骠马的是W县县委许进俊书记。跟随的都是W县各社队的头头脑脑，骑的是各社队自备的马，穿的不是黑条绒棉中山服，就是带窄绒领的兰色短皮大衣。他们大多把马拴在路边的树上。来到地头或查看土壤的墒情，或扒开土垅检查麦子的播种深度、行距和粒数。
许书记朝我走来和我握手：“你们站去年在自治区获得‘先进站’的称号，很好，要继续努力！”许书记又过去对饶部长低声说了些什么，饶部长也过来和我握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许书记讲，你是农学院毕业的，边疆的农村天地多广阔呀！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你们是大有作为的！小伙子好好干！”我连连点头，心里热乎乎的。
参加W县春耕检查评比现场会的一彪人马呼呼拉拉走了。
因为受到州、县领导的鼓励，我的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边驾驶着拖拉机，一边在轰鸣声中唱着那支气势磅礴的歌曲：
“我们的道路多么宽广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光荣……
是啊，同建设祖国开发边疆的壮丽事业相比，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什么呢？我对自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多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边疆的农机事业感到自豪，我将一如既往，再接再励！
然而，孙统计突然被下放遣返回原籍农村当社员这件事给我的刺激也很深，我觉得自己迟早也会被下放当农民的，所以我处处留意农民的生存状态，随时做好下放当农民的准备。
我特地留心观察了贫穷的城关公社三大队六队社员的生活境况：这里的房屋，好些的是人工拓的又大又厚的土块砌成的；差些的是先用土打墙，再砌上几层土块。屋里除了简陋的桌椅板凳就是土坯砌的火墙火炕 。烧的是从河滩砍来的树木和刺桠子。晚上照明是带罩的煤油灯。喝的是井水，打井并不难。大队主要种的是麦子，因为产量低，单产每亩不到100斤，缴了公粮之后，口粮只得依靠国家的回销粮，每人每月30斤，显然不够吃！穿的问题不大，按人头发的布票（每人9米）子女多的还用不完呢！每个工（按10个工分计）只能挣几角钱，所以“钱”特别紧张！文化生活方面，除了有时候公社电影队来放几场老电影外，就是空白了！该队地处偏僻，没有公路，到公社去只能搭乘队上的马车！
陈继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从乌鲁木齐一家工厂下放到这里的，他的妻子也是那些年安徽支边来疆的。他们已有一个孩子。他们家所在的六生产队是比较好的队。
我问陈继禄三大队六队的社员每人每个月只有国家回销的30斤口粮怎么够吃呢？
陈继禄回答说，吃回销粮每人每月30斤自然不够吃，夏天就在麦地里拔野油菜做菜糊糊吃；冬天 就掺着吃自留地里种的洋芋。
陈继禄又说，1963年冬，县政府的黄主任 到我们队蹲点，发动社员给大田里施农家肥，开春又亲自抓小麦的耕作质量，还在队上建了砖窑，组建基建队到县上搞建筑……一年下来，全队种的三千多亩小麦单产从每亩一百斤提高到二百五十斤，全队粮食总产近百万斤！从此我们六队不再吃回销粮。每个工值从过去几角钱上升到一元八角！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们队总共有三百多人，劳力有一百多人，达到这个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陈继禄继续说，黄主任在队上蹲点时，住在一间小屋里，冷冷清清、安安静静的。他总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兰色干部服，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话不多，但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他很少出门，很少出头露面。我们队长田太栋作他的帮手，两人配合得很好，黄主任不动声色地出主意，田队长风风火火地执行。
我们社员没有一个不佩服黄主任的！
后来黄主任调到你们拖拉机站当站长了。
“社教”运动一来，田队长遭到批判下台了，搞副业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全队的生产和收入都掉下来了！
春播结束，我把拖拉机交给陈继禄后，收拾好行李搭便车离开城关公社三大队六队。身强力壮、工作干练、待人诚恳的陈继禄和总是一副笑脸的赵忠等几个农具手向我挥手，依依惜别。
我回头看看这偏远的小小村庄，一片参差不齐低矮简陋的土屋。远远近近闻鸡鸣狗吠，零零落落见牛羊彳亍。尘土飞扬的小路和路旁穿得破破烂烂嬉笑玩耍的孩子们。远处河滩里黑沉沉的森林，白色的毡房……土地是宽阔的，河水是充沛的，国家也支援了拖拉机，支援了籽种……可是这里何日才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呵！
十年后，1976年春天，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那年，我平反后以“社教工作团”成员的身份来到城关公社三大队。依然是那片参差不齐低矮的小屋，鸡鸣狗吠，牛羊彳亍；依然是尘土飞扬的小路和路旁穿得破破烂烂嬉笑玩耍的孩子们！它依然贫穷落后！
1975年三大队年终决分除六队每个工值0.8元外，其余队仅0.5元、0.2元不等，最低的才0.09元！有的社员干了一年仅挣得70元钱。
城关公社全公社5000多名干部 和社员，成年累月战天斗地种了50000多亩地，主要种植的小麦年产量始终徘徊在450万斤左右，单产不超过每亩100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从1965年的930斤降到1975年的584斤；平均每人占有牲畜从1965年的12.2头降到1975年的7.6头！近几年年年都要吃国家的回销粮！这些年国家向城关公社投资近百万元，而公社各队欠贷款和机耕费高达85万元！小小的一条西干渠修了10年也没完工(1)！造林是春天栽夏天旱秋天牛羊啃冬天当柴烧！河滩黑沉沉的树林倒是消失殆尽了！整个B河流域都变得光秃秃了！
就在同时，美国农场主韩丁一个人的农场只种了1500亩玉米，却收获了150万斤玉米！单产是1000斤！
这样的对比是多么令人惊骇，多么令人深思呵！
这些年我们把青春的热情和汗水撒播在边疆的田地里都收获了些什么？“文化大革命”这10年人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呢！
注：
（1）以上数据引自1976年春社教工作团团长、县委张书记在社教工作团所作的报告。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