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1967年1月3日的深夜，当群众从我们宿舍陆续散去之后，我跟吴师傅、魏望荣商讨明天开会应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早晨贴出去的一张大字报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县拖拉机站的多数群众用大字报用言行表示了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和声援！
我首先建议：“明天开会由吴师傅主持，小魏作补充，我作记录。”吴师傅摇摇头说：“我的上海口音太重，大家听不清，还是你们讲，我作补充好哩。”我说：“那就小魏主持吧，小魏在拖训班当过班长，锻炼锻炼。”魏望荣点点头：“那我就试试。”
我翻开笔记本，说：“我拟了一个提纲，明天开会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联合以后群众组织的名称？原各战斗队仍保留自己的建制。
2、联合以后群众组织的勤务员名单——由原各战斗队的一号勤务员组成。
3、斗争大方向：按照《16条》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前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行动纲领：《16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5、斗争手段：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许搞变相武斗。
你们看还有哪些补充？”
吴师傅托着烟斗想了一会儿，说：“就先讨论这几个问题吧，看大家有啥意见再补充。”
魏望荣也点头说行。并把我写的提纲拿过去抄写下来。
我对吴师傅和魏望荣说：“按照元旦社论的提法，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初期，又被打成‘黑帮’，但我也是革命的动力！可是现在‘血统论’盛行，为了不被所谓的‘革命派’找到藉口，我就在群众组织里当个记录员，尽我的一份力量。你俩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可要在斗争中多锻炼，走到台前，走到台上，也打打那些‘革命派’、‘大老粗’的威风！”
一月四日上午各战斗队的勤务员纷纷到我们宿舍开会。有的群众也参加了开会。
我坐在桌旁准备作记录。
魏望荣看人来得差不多了，跟吴师傅商量了一下，吴师傅就站起来说：“人到得差不多了，现在开会吧。由‘惊雷战斗队’的魏望荣先讲两句。”
魏望荣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个笔记本，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各个战斗队愿意联合起来，才在这里开会。那么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勤务员和怎样开展活动需要大家讨论决定。先讨论联合起来的名称吧。”
刘明才首先发言，声音特别高：“我们联合起来就叫‘红铁牛革命造团’。外单位一看‘红铁牛’就知道是拖拉机站的，我们拖拉机站可是县上工人最集中的单位呵！”刘明才也有初中文化，也是州拖训班培训过的。个头不高，讲起话来声音很高，他是第三机耕队的拖拉机手。
华飞利一字一句地说：“我赞成这个名称，乌鲁木齐的‘老保’骂革命造反派是‘老牛’，我们就是人民的老黄牛，革命造反的红铁牛！”
徐振华高声道：“就叫‘红铁牛’，气气老保！”
魏望荣问：“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齐声回答：“没有！”
魏望荣说：“那么，第一项，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就叫‘红铁牛造反团’，这就通过了！”第二项，‘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组成，我们提议由各战斗队的一号勤务员组成，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齐声回答：“没有！”
我紧接着发言：“我提议由吴师傅担任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号勤务员。”
大家又齐声喊道：“同意！”
我立刻把吴锡利的名字补充在已写好的各战斗队一号勤务员的名单的前面，交给魏望荣：“你把它宣读一下，看大家还有其它意见没有？”
魏望荣照着名单念了一遍：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勤务员名单：
吴锡利 一号勤务员
魏望荣 “惊雷战斗队”（站部、修理厂）
刘明才 “东方红战斗队”（第二、三机耕队）
徐振华 “东风战斗队”（第一机耕队）
华飞利 “红旗战斗队”（汽车、后勤）
沈桂荣 “红色娘子军战斗队（一些女职工）
当魏望荣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现在担任站部警卫工作的姜立发说：“我晚上巡夜，白天睡觉啥也不知道，听说成立群众组织我就来了，我还没有参加战斗队呢！不过，我先发表个意见，在勤务员里应该把程技术员加上！”
炊事员权清河也附和道：“我也同意老姜的意见，程技术员不能拉下！我和老姜一样也没参加群众组织呢！”
接着徐振华、刘明才和华飞利也先后表态说同意姜师傅和权师傅的意见。
（请注意，这就是群众运动，群众组织！）
吴师傅悄声对魏望荣说：“按照大家的意见，把程技术员的名字补充在勤务员的名单上。”魏望荣点点头，把我的名字写上了。
魏望荣又看着笔记本把我草拟的提纲上的斗争大方向、行动纲领、斗争手段等念了一遍，大家都表示同意。
吴师傅又问：“大家还有别的补充意见否？”
沈桂荣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带镜框的大的毛主席像，像别的单位一样，开会游行时走在队伍最前面。”她是“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的勤务员，是从县文化馆调到站上不久的“出纳员”，接替胡柏新的出纳工作，胡柏新则专职从事青年工作，沈桂荣也只有二十岁，是县“乌兰牧骑”的成员。
刘明才接着说：“还得有一面旗帜：红底黄字，上面是一行小字‘W县拖拉机站’，中间是一行大字‘红铁牛革命造反团’，让大家知道我们是W县的工人阶级！”
华飞利站起来大声说：“我看明天准备一下，后天就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宣布‘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把全县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都请来，把县中红卫兵也请来，造个声势叫‘老保’看看！”
大家都表示同意。接着又讨论了分头准备后天开大会的有关事项才散会。
一月六日下午，“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W县拖拉机站的大会议室兼食堂举行成立大会，县上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像县党委的轩金烈、张生雨，县政府的王其武，还有陆成钊等县上知名的造反派人物都来了。县中红卫兵在王老师、马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唱着“革命造反歌”进场，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各组织互相拉唱革命歌曲，歌声此起彼落，群众情绪十分高涨！
大会按照我草拟的程序进行。
沈桂荣担任大会司仪。她在“乌兰牧骑”就常当报幕员。
刘明才宣读由我起草的对全县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光临大会的欢迎词。
魏望荣宣布W县拖拉机站“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
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致词。
正当大会进行的时候，由维吾尔族锻工艾达洪和伊犁农校毕业的哈萨克族职工、第二机耕队的库查巴依带领的由十多名少数民族职工组成的“天山战斗队”列队进入会场，艾达洪和库查巴依走上主席台，分别用维语和哈语宣布“天山战斗队”加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受到全场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欢迎！
这样一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员的人数占了全站职工总数的大多数！
面对前所未有的群众真正自发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景，李书记楚秘书们当然是毫无思想准备，不能理解也不知所措。胡新柏和赵方志们更是惯于看李书记楚秘书的眼色行事的，就更不理解更不知所措了，只得暂时偃旗息鼓。到是戴吉才几个认为自己有别于“保派”，站在路口跟来参加大会的外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交谈着说笑着。
革命造反派组织一成立就自然而然地站在“新疆红二司”一边，认为王恩茂和本单位的当权派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群众。革命造反派组织互相串联互相交流，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张贴一些红二司观点的大字报、大标语：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不站在毛主席一边就砸烂他的狗头！
向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
炮轰县党委，火烧许进俊！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如火如荼。
胡柏新、赵方志和那些一直跟着党支部指定的“文革领导小组”走的人，看到如此众多的群众撇开了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自发地建立革命造派反组织，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无拘无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像以往那样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群众；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保当权派。因为当时的舆论导向已把“当权派”混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们傍偟了许多时日，终于自上而下地回过神来，原来“文革领导小组”的人马改头换面相继建立了自称是“革命派”的组织，胡柏新、赵方志等也宣布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军团”，他们也很自然地站在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红一司）一边，认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王恩茂领导下的各级领导干部 也都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观点几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群众组织也在不断地产生、凝聚、分化、组合……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立以后，按照《16条》的规定和中央两报一刊的最新精神，组织大家写了许多揭发批判站领导（当权派）的大字报：
从“四清”运动到“文革”初期我站的斗争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站领导显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什么陈秘书贪污案的真相一直没有公开？陈秘书为什么自杀了？
为什么孙统计因为给领导提了意见就被“下放”回老家农村了？
为什么领导干部 的工资年年有提高，有的还连升二级？为什么职工的工资几年来从来没增加？
为什么领导干部的家里违反规定喂了那么多牛羊到没有受到批判，而高师傅帮人焊盆焊锅却受到了批斗？
……
群众写大字报的热情很高，但有的错字连篇，有的恐吓漫骂，有的发泄私愤……不一而足。我虽然在群众组织的会议上一再要求大家在写大字报时要摆事实讲道理，掌握大方向，还帮助战友修改和抄写大字报，但群众运动就是群众运动！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在大会议室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 ，以胡柏新为首的“红色军团”的人马自然不会来参加，但“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员的人数占了全站的大多数，县上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
会议由魏望荣、刘明才和库查巴依主持。
徐振华带“东风战斗队”负责接待外单位的战友和维持会场秩序。
艾达洪带“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负责带被批判的李书记和楚秘书到场。
沈桂荣负责领唱革命歌曲。
实际上，这次会议的组织安排，甚至魏望荣、刘明才的讲话稿，艾达洪等带李书记和楚秘书到场不得有任何变相武斗的动作都是由我事先起草了一个提纲，并在勤务员会议上由魏望荣主持讨论和事先作了安排布置的。
为了避免“红色军团”借题发挥我因为“出身不好”，尽量少出头露面，只能在幕后为群众组织出谋划策。
大会基本上是按我草拟的提纲进行的。
李书记和楚秘书由艾达洪和“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带到会场，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李书记和楚秘书比较配合，艾达洪和“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在言语和行动上也比较得体，没有过激的言词和动作。——我在群众席上特别注意着这个过程，不知李书记楚秘书此时此刻有何感想？以往县拖拉机站每个人的命运可都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呵！
李书记和楚秘书被带到大会议室的台上接受批判。李书记浓眉紧锁表情凝重略微低着头。楚秘书胀红了脸东张西望满不在乎。
魏望荣站在台前宣布大会开始后，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说：“元旦社论也指出，新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然后按照我拟的提纲厉声责问李书记和楚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你们是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李书记到是老老实实地站着，楚秘书却不以为然地辩驳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站上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是按上级指示成立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所作所为也是按上级指示办的，并没有执行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高洪根在台下一下子站了起来，高声道：“楚尚有态度老实不老实！”大家齐声高喊：“不老实！”在台上的库查巴依走到楚尚有跟前示意道：“把头低下！”并伸手过去准备按楚尚有的头，楚尚有才稍微低了一下头。
在台上的刘明才翻开《毛主席语录》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面对楚尚有说：“你说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十六条》中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什么人呢？”
楚尚有低头不答。
高洪根站起来挥着胳膊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大家跟着喊：“砸烂狗头！”
高洪根又喊：“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大家跟着喊：“猛烈开火！”
批判大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只见华飞利和戴吉才匆匆走进会场，他俩是出差才回站的。
戴吉才前些日子把站上一些既没有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又没有参加“红色军团”的职工组织成立了个“向阳战团”，炊事员权清河、站医张全珠等就参加了“向阳战团”。这个“向阳战团”人数较少却有自立山头的意思，别的群众组织开批判会它总是积极参加，很有些特别，因为是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也都不便说什么。
他俩快步走到台上，华飞利一本正经对大家高声说：“会议的下一项议程是，由于楚秘书保皇有功，由李书记给楚秘书颁发《狗皮奖状》！”
楚尚有的柿子脸胀得通红大有恼怒之色。
台下的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反应热烈。
戴吉才把楚尚有拉到李长学跟前。华飞利把自己模仿绘制的《狗皮奖状》交到李长学手中。
楚尚有作出不愿就范的架式，李长学却面有难色不敢违抗，轻声对楚尚有说：“这也是干革命嘛！”楚尚有才勉强站立不动。
李长学清了清噪子，双手展开《狗皮奖状》，念道：
狗皮奖状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楚尚有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把矛头指向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为保皇立下汗狗（舌头）功劳，特颁发狗皮奖状以资鼓励。
资产阶级司令部 李长学
念完，李长学双手把《狗皮奖状》交给楚尚有，楚尚有柿子脸胀得通红勉强接下。
这时戴吉才领着大家高喊：
保皇有罪
罪该万死
死了活该
没有棺材
真是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来！我同在场群众一样，还是忍俊不禁，差点笑出声来。
这就是群众运动！
1967年1月下旬的一天，魏望荣和刘明才到州城外调回来，几个勤务员开了个碰头会。
魏望荣皱着眉头，左眉压低对刘明才横了一眼，说：“州党委组织部管档案的同志态度还好，他给我们解释说，楚尚有属于一般干部，档案不在州上。可刘明才非要到州党委组织部去调查楚尚有，结果碰了钉子。 ”
刘明才则眉开眼笑地对大家说：“州党委组织部管档案的同志态度很好，让我们在那里看了李长学的档案，原来李长学当过国民党的兵！——他平常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总是吹嘘参加淮海战役如何如何……”
库查巴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说：“他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接着他用维语跟艾达洪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二人站起来说：“我们到他家去搜查搜查，看他藏着国民党的东西没有。”
刘明才也站起来说：“李长学的家应该抄一下！”
我叫他们坐下来，然后说：“抄家是变相的武斗，不能干！他们做错了，我们不能错。到了运动后期追究责任，谁负得了责！我们只能按《十六条》的规定行事！”他们几个方才作罢，没有去抄李长学的家。
群众运动越演越烈，群众组织的头头也难以左右瞬息万变的形势。
一天晚上，“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些成员正在我们宿舍听华飞利讲自治区夺权指挥部（以新疆红二司为主）夺权的事。艾达洪和库查巴依为首的“天山战斗队”的几个队员推门进来，艾达洪和库查巴依同时说：“程技术员，李书记哭了怎么办？”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回事？”
身材高大的库查巴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们‘天山战斗队’审问李书记，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我们连问了几遍，他一下子就哭了……”
艾达洪补充说：“李书记边哭边说：‘那时候我们家穷吃糠咽菜是被逼无奈呀……’程技术员，你看怎么办？”
他们这群牛高马大血气方刚的青年竟被李书记的突然失声痛哭吓得不知所措了！
李长学这位来自农民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的干部，多年来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哪里还顾及群众的疾苦？尤其是反右时有一种正面肯定的提法：基层党组织就代表党，反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反党。李长学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从此更是说一不二，可以为所欲为！即使是犯了“生活作风”（1）的错误，也只被上级看作“小节”问题，大不了调换一个单位照样当领导！特别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可以整治那些看不顺眼的人！他那里料得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竟然敢起来造反，不把他这位代表党的党支书放在眼里，还直接戳到他心头的痛处了！
本来，在解放战争中，在战场上“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是很正常的，很普遍的，这是常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就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非要钻牛角尖，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时群众“审问”当权派是家常便饭，并不需要经过什么人批准 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只能因势利导而已。
我问道：“你们没有搞变相武斗吧？”
他们齐声说：“没有，没有。”
我想了一下，说：“没有搞变相武斗就好，那你们就不要再‘审问’了。”
艾达洪和库查巴依连连说行，都开门走了。
当时吴锡利、魏望荣和刘明才等都在场。他们并没有插话，我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这样处理了这个问题。
大家心里都清楚，站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运动一来就不择手段地挑动群众斗群众等，主要责任人当然是作为书记兼站长的李长学，可是我们只能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用文斗不用武斗。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肉，文斗才能触及人的灵魂。现在李长学被“天山战斗队”批斗哭了，说明触及到他的灵魂，也就达到目的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长学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上确实收敛了，低调了！
在“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内部，我这样发号施令处理问题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前面已经讲了，为了避免“革命派”借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再作文章，在公开场合，我总是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般成员出现的。而在幕后，我起草修改大字报、传单、大会发言稿；我组织安排集会游行；我出主意，作决策……“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信任我的为人，信任我的见解，信任我的能力，信任我的决策，把我当作他们的贴心人、代言人，——这是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也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一段经历！
震惊全国的开了枪、死了人的石河子“1.26”事件（2）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支持新疆红二司的新疆职工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王金波被定为“反革命”抓了起来；公开表达支持新疆红二司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副主席武光也被点了名……这些事件对新疆红二司和新疆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当然，那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些事件其实已经预示了革命造反派的前途和命运！
这些事件却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胡柏新、赵方志在当权派的支持下，在自上而下的宣传浪潮中仿佛一下子又找到了感觉，又活跃了起来，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幅标语：
“打倒武光！”（总算找到了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心里还是惦记着整一般群众！）
“革命领导干部的马屁我们拍定了！”（总算畅快地说了一句心里话！）
就在这期间，县上接受和分配了一批中专、技校的毕业生。乌鲁木齐师范毕业的黄同芬分配到县中当教员，农机校毕业的王永维分配到我站当采购员。
王永维到站没几天，就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王永维是一米八的大个儿，长得浓眉大眼，威风凛凛，又是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他在大会议室的台上，面对县上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慷慨陈词：“我过去也是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红一司）的红卫兵，还是全校的勤务员之一，当我们大串联到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以后才知道，北京和全国的红卫兵都支持新疆的红二司！还知道了乌市红一司里有些人跟北京的‘联动’有联系，都是些保爹保妈兵！回到新疆我们就退出了‘红一司’，参加了‘红二司’。‘红二司’的大方向肯定是正确的！”
王永维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给 战友们很大的鼓舞！对蠢蠢欲动的胡新柏、赵方志们也是一个打击。
根据我的提议，大家补选王永维为排在吴锡利、魏望荣之后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三号勤务员。
黄同芬也来看过我们。几个月的时间她的变化很大，清纯平展的眉间变得微微蹙起，话也变得少了；还是红卫兵装束，眼眸还是那样清亮！她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传单和红卫兵小报。
在宿舍人少的时候，她悄声对我说：“你看看有关石河子‘1.26’事件这些传单吧：‘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3）听说我伯父参加和平起义时的一些同事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上海支边的一些出身不好的支青，因为参加了新疆红二司观点的造反派组织被划在‘坏人’里了……只因为‘八野’是复转军人组成的，打人杀人都有理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现实是无情的，它可以把一切空言打得粉碎！”
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她主要是来看王永维的，就说王永维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鼓舞了战友的斗志等等，她却叹口气说：“谁知道今后我们会怎样呢……”
就在胡新柏、赵方志们又准备拿“牛鬼蛇神”开刀的时候，张传锷、纪映铭来到“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其实就是我们宿舍），表示愿意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我对他们说：“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当然欢迎。我也只是在幕后为群众组织做些工作。”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他们并不能成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正式成员，怕他们在历史上或工作上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被“红色军团”又大做文章！张传锷和纪映铭显然理解了我的意思，但依然自告奋勇担当他们善长的工作：张传锷写大字标语，自然比吴锡利写得更规范更大气；纪映铭刻钢板印传单又比周曼珍更老到！
张传锷和纪映铭总是主动地、默默地来为“红旗革命造反团”工作——他们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找回自我呵！
此后，张传锷和纪映铭在“文革”中又经历了许多磨难，直到“文革”结束，社会才还他们公道！
注：
（1）即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2）该事件后来被称为“文革第一枪”。
（3）“九”指“9.25”起义人员；“六”指56年支边人员；“八”指58年自动支边人员。——这些人员约占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数的90%。
第十章 遭到恐吓与威胁
1967年2月初，县中红卫兵和县上各部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定在县影剧院举行。通知下达后，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像往常一样，大家都会自觉地到我们宿舍门口的空地上站队集合，早些日子还要勤务员催促，现在已经用不着了。
喜欢出头露面的沈桂荣总是抱着毛主席的彩色大相片的相框走在队伍最前面。
面目黝黑的维族小锻工买合提总是庄重地举着红底黄字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旗帜紧随其后。
大家会自觉地排成三行队列前进。
魏望荣和库查巴依走在队列外，引领大家高呼口号或唱革命歌曲。
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数十人的队伍，可是W县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呵！
县影剧院的台上大横幅白底黑字写着：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
两边的条幅是：
炮轰县党委
火烧许进俊
扩音器里反复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乐曲。
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队伍陆陆续续拥进会场，影剧院很快就挤满了人。
台上几个学生红卫兵头头和县上最早写出革命造反大字报的王老师、马老师，还有县党委干部轩金烈、张生雨，县政府的王其武以及陆成剑、魏望荣、王永维等革反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正在商量着什么。
台下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互相拉歌，革命歌声此起彼落革命气氛火爆狂热：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 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 鲜花开放
红旗像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 英明的领袖
敬爱的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太阳 心中的红太阳
万岁 毛主席 万岁 毛主席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毛主席”
…………
忽听得台上主持会议的女红卫兵对着话筒一声高喊：“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动员大会，现在开始！”只见那女红卫兵戴着没帽徽的军帽，留着两根刷刷辫，臂戴红卫兵袖章，身着军便服，大挥着胳膊，像演样板戏似地又高喊了一声：“把走资派许进俊等押上台来！”
只见几个红卫兵应声把县委书记讲进俊和各公社牧场的五个书记带到了台上，六个书记个个低着脑袋脸色苍白。
这时台上台下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口号声：
“炮轰县党委、火烧许进俊！”
“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
“向县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
许进俊书记穿了件褪了色的带窄绒领子的兰色旧皮袄和黑呢子裤，脸上大颗大颗的汗直往下滴，但仍跟着大家一道举起右胳膊喊口号；其余五个书记则战战兢兢地低着脑袋。
接着大会通过了：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
给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的贺电
大会还发出了十项“紧急呼吁”，提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各级走资派等。
各级党政机关和各单位部门实际上已相继瘫痪。
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以新疆红二司为主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一月下旬也夺了王恩茂的权。事实上各级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至少形式上如此），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机构早就瘫痪了，不管事了。所谓“夺权”运动，只不过是这场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浪潮中的一个大浪头而已！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夺权，这个潮流当时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一片“夺权”的声浪中，“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
刘明才首先发言：“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现在到处都在夺权，‘红铁牛革命造反团’不夺，‘红色军团’也会夺！”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的拖拉机手，是自流进疆的，因为出身好，敢说敢干，无所顾忌，投入文化大革命以来尽心尽力，已经近乎狂热了！
库查巴依也同样近乎狂热：“别的单位都是革命造反派夺权，老保靠边站！”
魏望荣皱着眉说：“《人民日报》讲‘夺权必须大联合’……”这位年轻工人考虑问题总能从多方面考虑，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锻炼，他在写稿、讲话、组织能力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我说：“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和‘红色军团’这两个组织的观点针锋相对是不可能大联合的，好在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在全站职工中人数占多数，这本身就是大联合了，因此，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可以暂时行使‘夺权指挥部’的权力，以各战斗队联合的名义，以全站大多数职工联合的名义夺权！”
吴师傅也点点头：“我看可以，就这样吧。”
其它勤务员也表态同意我的看法。
没有人发表不同的看法。
于是我对“夺权”工作作了初步安排：
由魏望荣起草《夺权声明》。周曼珍刻印。由魏望荣在“夺权大会”上宣读。
由刘明才带“东方红战斗队”负责张贴和发给各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由沈桂荣带“红色娘子军战斗队”布置会场并接待其它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与会的战友。
由艾达洪和库查巴依带“天山战斗队”负责会场的安全警卫和办公室及办公桌柜的加锁加封。
由“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联席会议暂行“夺权指挥部”的权力。其成员全部在“夺权大会”主席台就座。
“夺权大会”由吴锡利主持。
大家也一致表达通过。
吴师傅也欣然接受。
我当时特别考虑到给办公室和办公桌柜加封加锁，也是顾虑到运动后期算总帐，我们不能在关键问题上出错授人以柄。
至于夺权以后究竟怎么办，究竟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当时的确没有多加思考，其它勤务员和广大群众似乎也没有更高明的看法。
魏望荣写的《夺权声明》我只改了几个标点符号，改用了两条最新最高指示。魏望荣写传单写讲稿的水平提高很快，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周曼珍本来字就写得好，刻写蜡纸和油印传单的本领在纪会计的指导下已经很熟练了，但是这次夺权事关重大，还是决定请纪会计刻写，周曼珍油印。这台油印机原是财务室报损的，纪会计拿来，吴师傅修理了一下还很好用。
刘明才带“东方红战斗队”张贴发送传单也已是轻车熟路，应当没有问题。
张采购也主动来写了“夺权大会”和一些标语。吴师傅则写了许多封条。
我已经习惯从整体上考虑一些细节：
查找核对最新最高指示和有关《毛主席语录》；
采用的标语口号要符合两报一刊最新社论的精神；
按规定到州城公安部门备案，刻制一枚“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的印章。
从报纸上摘录下来一些最新用语，写了一份由吴师傅宣读的夺权大会结束讲话。
特别嘱咐吴师傅和魏望荣，遇到问题要及时碰头商量——因为按照惯例，我只能和群众一起坐在台下。
夺权按计划在2月16日上午进行。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各战斗队的成员和县中红卫兵及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把大会议室挤得满满的。
吴锡利主持会议，宣布夺权大会开始，夺权指挥部的成员就座。
接着夺权指挥部的成员吴锡利、魏望荣、王永维、刘明才、徐振华、华飞利、沈桂荣、艾达洪、库查巴依等走上主席台就座；同时，“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带李长学和楚尚有在主席台的侧面就座。
吴锡利拿着《会议议程》念道：“现在由魏望荣宣读《夺权声明》。”
魏望荣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前，高声宣读《夺权声明》：
最新最高指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夺权声明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夺权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在新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我们联合了全站大部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职工，决定夺取本站的一切权力，并成立“夺权指挥部”，暂行负责本站的一切有关事宜。
特此声明。
县拖拉机站惊雷战斗队
东方红战斗队
东风战斗队
红旗战斗队
红色娘子军战斗队
天山战斗队
1967年2月16日
魏望荣宣读完毕，随即把油印好的《夺权声明》（加盖了已在有关部门备案的“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印章）交给李长学和楚尚有。
吴锡利作了简短的讲话（照着讲稿念的）：“这次夺权是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同时，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要努力搞好机具冬修和备耕工作。”然后，他宣布由“天山战斗队”带李长学和楚尚有一起去查封办公室的柜子、桌子和屋门，同时宣布散会。
夺权大会进行得很平静，很顺利。我在台下松了一口气。
“红色军团”面对“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夺权显得进退两难，束手无策：既不敢去夺当权派的权；又不敢阻挡“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夺权。不过它也不买“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夺权的帐。两派对立更加尖锐。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虽然夺了权，也把办公室的桌子、柜子和门都贴了封条，却没有进驻办公室；虽然号召全站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本职工作，却没有真正发号施令。勤务员们还是在我们宿舍碰头。
2月16日下午家在街上住的学徒工张文卡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宿舍，说：“街上的人说，我们的传单《夺权声明》上写错了字，把‘无产阶级’的‘无’字写成‘资’字了……”
我们立刻拿过传单来一看，果然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中的‘无’字误写成‘资’字了！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出了这样的笔误，真是引火烧身，吃不了得兜着！
我立即起草了《紧急更正启事》，周曼珍迅速刻印出来：
最高指示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紧急更正启事
由于粗心大意，我们在《夺权声明》中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句中的‘无’字误写作‘资’字了，特作紧急更正。
W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
1967年2月16日
在我们宿舍的魏望荣、刘明才、徐振华、周曼珍和冯秀萍等通通上街张贴分发《紧急更正启事》，并找到上午张贴的《夺权声明》，当场用笔更改，这样一直折腾到天黑，大家才回来。
不料2月17日上午又有人传来更可怕的消息：昨天下午当场用笔改的传单上有的出现了更大的错误……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中上面一行的“无产阶级”中的“无”字原来错写成“资”字没有改过来，却把下面一行的“资”字改成“无”字了，这样一来全句竟变成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错误在当时真正是罪上加罪，罪加一等了！
我们只得动员大家再上街去更改。
这么改来改去，“证据”早已被“红色军团”搞到手，告到上面去了。
我们赶紧找底稿，怎奈人多手杂，底稿也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县公安局的G局长、李奋一陪着一名年龄稍大的公安人员各骑一辆摩托车径直来到我们宿舍。李奋一没有进屋，瞪大眼睛，抿紧着嘴，像是站岗。
我同吴师傅、魏望荣正在交谈“抓革命促生产”并没有得到群众响应的问题。周曼珍正在转刻一张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传单。
他俩一进来，我们就起身给他们让座。
瘦削文弱、精明干练的G局长面带笑容给我们介绍年龄较大的公安人员：“这位是州公安处S处长。他来调查一件事。”然后向S处长介绍：“这位是拖拉机站的吴师傅，这位是程技术员，这位是小魏。”
S处长双眼大而深陷，有点像猫头鹰。他微笑着打开公文包掏出一张传单递给吴师傅，——那正是一张我们刻印错了又更正错了的传单《夺权声明》！——问道：“请谈谈你们传单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魏望荣皱着眉头答道：“当然是笔误！我们已经印发了《紧急更正启事》。”
S处长的脸忽的变得严肃：“我们要看看传单的底稿！”
吴师傅拉着上海腔说：“我们发现传单出现错误就找底稿，但没找到，”吴师傅指指我们宿舍床上桌子上凳子上到处摆着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及各种颜色的纸张、油印机等等，说：“你看我们这里地方小，人多手杂，东西也散乱。”
S处长的脸忽又露出笑容，大眼睛滴溜溜地转：“那么底稿是谁写的呢？”
吴师傅说：“底稿是我们二号勤务员魏望荣写的，程技术员修改的，纪会计刻的。”
S处长的猫头鹰眼睛把我们几个扫了一圈，说：“魏望荣怎么写的，纪会计怎么刻的都没啥，只是程技术员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对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如此了解大出我的意料，而他毫不掩饰是冲着我来的，使我火冒三丈：“既然S处长了解得如此清楚，那末，S处长你看我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那双猫头鹰眼又朝我们扫视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这不是来调查嘛，C牧场出现了类似的‘反标’，我们马上逮捕了当事人！这事你们都知道吧！“
这是明目张的胆恐吓，肆无忌惮的威胁！
我态度强硬地：“那你就看着办吧！”
吴师傅板着脸，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挑起，二人几乎同时站起来：“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
周曼珍也站起来对S处长怒目以向。
S处长依然皮笑肉不笑地自找台阶：“群众有举报，我们来调查调查，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说着同G局长起身出去。G局长今天到是没有说一句话。
我们宿舍门口早已聚满了围观的群众。
戴吉才在路旁跟G局长笑嘻嘻地搭话。
胡柏新、赵方志一帮人也在远处喜笑颜开。
S处长、G局长和李奋一踩响摩托车一溜烟扬长而去。
“魏望荣怎么写的，纪会计怎么刻都没啥，只是程技术员是怎么修改的呢？”S处长的这番话引起我的深思。 说明公安机关对我们的传单事件已经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魏望荣即使草稿写错了也没关系；被称作“贪污分子”、出身也不好的纪映铭即使刻印错了也没关系；单单是处于中间环节改稿的我程晓龙若是把传单草稿改错了一个字就得法办！
S处长置常识于不顾：我若是把传单草稿改错了，纪会计会照着刻写吗？
按照S处长的口气，这传单如果是我刻写的话，早就像处置C牧场的“反标”的办法那样把我逮捕归案了！
就这么一张传单的字误竟劳堂堂州公安处处长亲临光顾！在基本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处长大人竟蛮不讲理地对我进行恐吓和威胁！
我作为一名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有权参加革命活动，我可以作为革命的一份动力！我为什么只能作为那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的“革命对象”呢！人活一口气呵！虽然我总是先入为主按教条办事，按教条活人，但在我的心底还保留着那么一丝人格尊严，这或许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为了这点起码的人格尊严，也就是为那一口气，我被迫拿起当时的合法的“常规武器”——“要文斗，不要武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奋力拼搏、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许多年过去了，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程，我从来就不是像遇罗克、张志新、郭路生、程正湘们早就看透了“文革”的实质的近乎“生而知之”的高人；可我也不是给人打了左脸又让给右脸打的清教徒！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在屡屡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被迫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是很自然的。
S处长们的恐吓和威胁的手段也未免水平太低了点！大约一年半以后他们终于找到借口对我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报复——对我判了重刑！
S处长们以为手中有点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充其量不过是类似不准别人革命的“假洋鬼子”而已！没过几年我就得到了平反，社会还了我清白，我成了“文革”的幸存者！
然而，张志新、遇罗克们还是被S处长们杀害了！S处长们的恶行已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一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S处长、G局长和李奋一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红色军团”所在的办公室人进人出，个个兴高采烈，到处张贴新的大标语：
揪出‘2.16’夺权的幕后黑手！
把群众组织中的王金波们揪出来示众！
石河子“1.26”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许牛鬼蛇神翻天！
过了两天，库查巴依气急败坏地来对我们说：“艾达洪的姐夫是派出所副所长，他到艾达洪家对我们说，上面讲了，县拖拉机站有坏人，‘2.16’夺权有坏人插手，要我们跟坏人划清界线……艾达洪他们要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我说‘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大方向是对的，他们不听！”
我们当时在场的勤务员开了个碰头会。
沈桂荣说：“看样子公安部门是在调查程技术员的情况呢，程技术员就不要插手群众组织的事了！”
王永维接着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王永维跟沈桂荣从小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后来沈桂荣的父母调到州城去了。沈桂荣是县“乌兰牧骑”宣传队的成员，长得面目姣好，身材婀娜，能歌善舞，皮肤白皙，外号“白牡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在“火烧”某领导同志时，有大字报揭露该领导有作风问题，出现了“沈XX”的名字，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名誉才把她从县文化馆调到拖拉机站的。
魏望荣皱着眉，左眉压低，右眉挑得很高，点点头表示同意沈桂荣的意见。
我调侃地说：“行啊！那我就多‘促生产’，你们多‘抓革命’呗！”然而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我的历史我的表现清清白白的，还有什么可调查的！无非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我只能当作革命的对象，当作批斗的靶子！并且还要借革命造反派战友的手来打压我。
周曼珍像以往一样，每天都把站上出现的情况、新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主要内容讲给我听：
“艾达洪他们‘天山战斗队’十来个人用维文写大字报宣布退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同时参加‘红色军团’了！‘红色军团’立刻贴出了大标语：‘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她还帮我从食堂把饭打回来：一个200克的大馍馍和一碗洋芋菜。
我一边吃饭一边起草新的大标语的底稿，回击‘红色军团’：
“2.16”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检修备耕工作！
同时，我还以“夺权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反对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检修备耕工作的通告》交给吴师傅，让他在勤务员碰头会上研究通过印发出去，同时要求“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全体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冬修备耕工作，不理会红色军团的挑衅。
吴师傅表示同意，像以往一样提起毛笔铺开纸把我起草的大标语写好交给张文卡和买合提两个小青年去张贴。
周曼珍也把《反对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检修备耕工作的通告》刻印了出来，只等勤务员碰头会后就印发张贴出去。
宿舍没有其它人时，周曼珍安慰我：“别听他们的，该咋样还咋样。出身不好的人都该死吗？”
吴师傅天天都到车间去，不是给检修的拖拉机刮瓦就是研磨气门，我也常常去帮着干，观看形势研讨对策，人心惶惶，哪里还有心思“促生产”呢！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虽然按《通告》的要求到车间、到工房、到自己的工作岗上，也没有心思干活……
“红色军团”现在人数已经超过“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为多数派了，更是不把“夺权指挥部”的《通告》放在眼里，根本就不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活！
魏望荣、王永维和沈桂荣几个则常常参加县上其它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活动……
黄同芬又来给我们送传单和红卫兵小报，这回主要内容都是反映和批判“二月逆流”的！
这次她不是红卫兵装束，而是一年前的打扮：向上翘的两条刷刷辫成了过去向下梳的两条短辫，穿着红条绒上衣，兰华达呢的裤子，显得娇小玲珑。她特地把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交给我，说：“你看看这篇‘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吧，这是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给我寄来的，这位作者的见解和勇气真是非同凡响呢！”
我拿起《出身论》就看，立刻被它朴实的语言，敏锐的见解所折服：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一种残酷而又不公正的现实，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作者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文。
我认为《出身论》是对甚嚣尘上的反动血统论的声讨！是对党的“重在表现”政策的诠释。
《出身论》对我来说，本应是一副清醒剂。在政治上我不断遭到种种歧视和迫害，弟弟们个个都不准升学……不都是“家庭出身”造成的吗？然而我骨子里仍然对共产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抱有信心期待，认为种种不公只是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已。因此《出身论》反而更加激励我奋起跟《血统论》进行搏斗，我要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证明自己是一个自觉革命者！
黄同芬看我们宿舍到处摆放着大字报、大标语、传单、纸张、油印机等，人来人往热闹非常，看我废寝忘食地投身文化大革命，也得知S处长G局长来恐吓威胁过，她不禁忧心忡忡地说：“你这样奋不顾身，又能怎样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人活一口气！那些假洋鬼子们一再打压我，涂黑我，我只有自己解放自己！我偏要投身革命！”
黄同芬看我义无反顾地态度，只得叹息一声，不再多说什么。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