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雨欲来
1966年春天我从A公社完成新车试车工作和春播工作回到县拖拉机站，机具事故的处理、机具维修工作的安排等等，一大堆事务忙得我晕头转向不亦乐乎。
岁月的河流总是翻滚着浪花不息地向前流淌。
一天中午，我和吴师傅下班回宿舍，路过医务室，正碰到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的杨长贵把站医张全珠打倒在地，拖着她的长发从医务室拽出来——
“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动手打人！”我见状厉声喝道。
“杨长贵，到这里来耍什么野蛮！”吴师傅也大声喝道。
杨长贵见势不妙悻悻而去。
杨长贵是县医院的驾驶员，来修过车的。
听说他们闹离婚很久了。我们站需要设医务室，不久前张全珠从医院调来当站医，就跟杨长贵分居了。
张全珠是六十年代初江苏某医专毕业的，集体支边来疆。她长的高挑身材，白晢皮肤、椭圆脸型，柳叶眉、吊梢眼，医术不错，待人也好，他们有个孩子由杨长贵的父母抚养着。
此后不久，听说法院判他们离婚了。
一次在食堂吃午饭，管理员戴吉才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在伙房里耍泼，嘟嘟囔囔地说：“……都说周曼珍是谈对象出了问题才支边到新疆的……像这样的女人，倒贴我都不要！……”
我正在打饭，好言劝他：“酒喝多了，不要乱说。”
他却借着酒劲胡说起来：“你当个技术员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你也看上她啦！”
多亏身高力大为人随和的炊事员权清河过来把他拉走了。
我转过身来才看到周曼珍也在食堂吃饭，她抹着眼泪低头走了。
下午一上班我到办公室向楚秘书（他也是人事干事）反映这件事。周曼珍也在，她两只眼睛都哭肿了，轻言细语地说着：“……可以到医院去检查嘛。”
我想，她这是在向楚秘书诉说。
那些年在我们边城男女比例悬殊很大，姑娘特别稀罕，所以小伙子吃不上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是常见的事；可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姑娘无形中还是被抹黑了！
周曼珍给我的印象不错：中等个儿，白晳皮肤，大眼睛，瓜子脸，在“四清”运动我洗手放包袱时，她还发言表扬过我。
张全珠和周曼珍都是江苏人，把上海人吴师傅当老乡，常到我们宿舍来同吴师傅用家乡话聊天，再加上我们宿舍的魏望荣也是江苏人，他们常常叽哩呱啦聊得很热闹。
吴锡利师傅常在农闲时的星期天天不亮就扛着鱼竿到河坝去钓鱼。他常说，列宁说过，会工作的人会休息。
这回他钓到的鱼多，给食堂送了许多条，他像往常一样在宿舍点燃煤油炉架起锅来煎鱼。
这时张全珠和周曼珍到我们宿舍来，嚷着要吃吴师傅煎的鱼。
张全珠说：“吴师傅快把嫂子接来，你只要把鱼钓回来，让嫂子做给你吃！”
吴师傅摇摇头说：“他们来做啥体？我每个月把生活费给他们寄回去就行了。我现在的工资虽然有七十多元，还没有解放前在上海当学徒的工钿买的东西多呢！我自己也不晓得啥时光没有饭吃了呢！”
周曼珍说：“你是县上某领导支边来疆时特地带来的几名技术工人之一，又是劳模，都没有饭吃了，我们更要饿肚子了！”
魏望荣说：“还是我们单身汉好，一个人吃饱全家都饱了！”
魏望荣原来在乌鲁木齐铁路局当过钳工，六十年代初下放到W县公社的，也在州拖拉机手培训班培训过，我在当9号车车长时，他是农具手。我看他初中毕业，思路敏捷，钳工基础好，抽调到站部搞农具改装工作的。
有一回一些人在我们宿舍说说笑笑，魏望荣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今天我们这里只有几个媳妇，没有姑娘，我说一句大实话，大家承认不承认：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县城，姑娘奇缺，实际上已没有真姑娘了，真小伙倒是有！”
几位妇女格格地笑起来，不约而同地点头认可。
“我就不信！你说得也太绝对了吧！”徐振华不满地说。因为他正在追“三八机车组”的冯秀萍呢！
徐振华中等个儿，身材匀称，眉目清秀，只是家庭出身也有点问题。
“你不信可以。但是我说的是事实！”魏望荣左眉压低，右眉挑得很高，依然较真地说。
徐振华朝面目姣好高大矫健的姚淑兰（家属队队长、纪会计的妻子）、皮肤白晳身材高挑的李玉清（家属队记工员、华飞利的妻子）、抱着孩子的卢凤珍（车工高洪根的妻子）和张全珠一一扫视过来，问道：“他说得对吗？”
他们都笑而不答。
“那就是说，你们都承认自己出嫁前就已经不是姑娘了！”徐振华气鼓鼓地说。
几个妇女哈哈大笑。
徐振华转向魏望荣，说：“那你找不找对象呢？”
魏望荣回答得也很干脆：“找呀！不过我不在这儿找，我回江苏老家找去！”
徐振华气得扭头就朝外走了。
几个妇女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1966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从食堂打饭回到宿舍照例拧开桌上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边吃边听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在播送批判“三家村黑店”的文章，播音员的腔调空前的高昂激烈！文章又充满了火药味！——使我想起儿时在上海听到空袭警报，随即高炮就震耳欲聋地打响，令人十分惊恐不安！
我从小就有看报纸、听广播的习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更是我必听的节目，可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播音员如此令人惊恐的腔调！同宿舍的吴师傅和魏望荣也不约而同的边吃边听。批判文章很长，我们三人甚至停止了咀嚼，屏声息气地倾听：
“……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
“……要揪出‘指示’、‘支持’、‘吹棒’者，挖其‘最深的根子’……”
我越听越感得恐怖！是恶梦中黑云翻滚狂风暴雨铺天盖地劈头压顶而来的那种无边无际的恐怖！——我当时的这种预感后来不幸竟成了事实！
根据解放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经验来看，这篇由中央播发的措词激烈的文章预示着一场规模空前的重大运动就要来临！当然，运动的“重点”和“打击面”是最引人关注的，此后持续不断连篇累牍的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似乎没有明确点出来。尽管我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已顺利过关，但不知为什么在我心里总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此我格外认真仔细地看报纸和听广播，希望从中看出一些眉目来。同时我又宽慰自己：新疆历次运动的开展总比内地慢些；再说自己从大学毕业一直工作在边疆的生产第一线，“社教”、“四清”都顺利过关了，也没什么担心的。至于其它职工平日对报纸广播大多并不关心，对此也就不见有什么反映；就是李书记、楚秘书若是没有红头文件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跟我同宿舍的吴师傅、魏望荣听到广播的激昂腔调，当时甚有感触，过后也渐渐淡了下去……
然而，我却每天都收听广播，密切注视报纸刊登的消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字报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
…………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公布，也就是宣布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
我仔细地把《十六条》读了好几遍，文中明确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我心里想，自己既非“走资派”，又非“牛鬼蛇神……”可是才结束不久“四清”运动，不也明文指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然而到了我们这里不是变成整纪会计、张采购和高师傅了吗？还有孙统计，连批斗都没挨上却整得最惨！
1966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用套红标题和激动人心的言词报道了10日毛主席挥手会见群众的场面，和极富鼓动性的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检阅了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迅速刮向全国每个角落，当然也刮到了偏远的W县。
就在“8.18”毛主席接见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后不久，W县的干部职工有组织地陆陆续续乘车来到近百公里远的州城，排着队到州党委家属院参观“黑帮分子饶宗目的罪行展览”。饶部长是全州赫赫有名的“三八式老干部”（1）、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州报社社长。当年3月他参加“W县春耕检查评比现场会”时，在A公社三大队地头还跟我谈过话呢。他当时热情鼓励我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而今他却像个小学生挨罚立壁角似的，低垂着大脑袋，脸朝墙老老实实站立在大门外的墙角，听凭人们唧唧喳喳川流不息地进出他的家门参观他的“累累罪行”！
几个月前，饶部长身着笔挺的藏青色毛料中山服，威风凛凛地骑着枣骝马，在W县县委书记许进俊和各社场的头头们的簇拥下驰骋在田野上的时候，他这位州党委常委、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长是何等意气风发！忽如一夜“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他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任人批斗，任人践踏，任人凌辱！
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慄，惴惴不安真不知道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会怎样刮下去，会把我们刮到什么地方去！
我跟着缓缓移动的人流来到悬挂着“黑帮分子饶宗目罪行展览”横幅的门口，这里就是饶宗目的住所。
客厅里摆着一些盆栽花和两个玻璃鱼缸，几条橙色的、红色的热带鱼还无所顾忌地游来游去。这在那年月的百姓家还是难得见到的。讲解员说，这就是黑帮分子饶宗目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见证，工人农民有这份闲心喂鱼养花吗？
墙上贴着饶宗目解放初期给中央组织部的一封信，说自己不擅长体育运动，不愿到国家体委去工作，请求组织另行安排工作。讲解员说，这证明饶宗目从来就是一个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者！
墙上还挂着他参加革命前穿西服的照片和参加八路军后着军装的照片。讲解员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投机革命，骨子里还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
甚至他的妻子去世后他一直独身生活也影射出种种罪状！
饶部长有一间书房，几个书架摆满了政治和文艺方面的书，几乎全部都是解放以后出版的，我正看不出“罪恶”在哪里，听到讲解员大声说，这些书大多是封资修的货色！尤其不能容忍的是，饶宗目竟然还保存着大毒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我顺着讲解员的指点，果然看到书架上不起眼的两本薄薄的因批判而臭得出名的书！我心里暗暗庆幸自己并没有这两本书，否则怕也要引火烧身了！
我随着人群走出展厅，也就是饶部长的住所，心里想，就这几个书架的书（都是解放后出版的书），两缸热带鱼，几盆盆栽花，几张过去的老照片，几封书信——竟成了“黑帮”的罪证！我原本设想，在“黑帮罪行展览”中会看到类似“右派”或“右倾”的反动言论，或“四清”运动中查出的经济问题，或其它令人震惊的罪行……然而事实仅仅如此！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不安渐渐膨胀起来，蓦然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那样令人压抑的恐怖！
回到宿舍，趁没人的时候我把床底下的大樟木箱子拉了出来，这些书可能也都有了“封资修”的问题，但大多是解放后出版的，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我那八本日记就难说了，虽然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是不会有的；但是，我在学生时代看了大批文学书籍和电影，又几乎都写了读书笔记、观后感和随感，现在它们大多成了封资修的毒草，我怕是难逃其咎了！还有些事情我如实记述了经过和观点，可能也很成问题……我匆匆把日记本拿出来放在被子下面，把樟木箱推回床底，急急忙忙一本一本地翻阅审查。
我的日记是从1957年高中二年级开始记的，一直记到1966年8月，基本上没有中断。中学时代、大学生活、参加工作三年来在边疆生产第一线摸爬滚打……一幕幕闪现出来！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它！
我只得忍痛把其中一些自认为可能会出问题的篇章扯了下来：《赞苏联卫星上天》、《父亲也成了右派》、《土高炉出铁啦》、《〈青春之歌〉读后感》、《三弟、四弟没能升学》、《我也得了浮肿病》、《〈静静的顿河〉观后感》、《孙统计被下放了》……
我把撕下来的一大堆日记包在一起，趁中午下班午休的时候，悄悄拿到锻工车间，丢到锻工炉里烧掉了，我像做贼一样，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到宿舍装得什么事也没发生；可是心里却惶惶不安，似乎某种灾难就要降临。
注：
（1）指在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
第五章 被打成黑帮
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首先在B州二中出现。随即“红卫兵”掀起破“四旧”（1）高潮，将一些商店正常销售的瘦腿裤、半高跟女皮鞋、化妆品和图书馆30多种古典文学图书当作“四旧”烧毁。一批维吾尔族“红卫兵”将州城中心的清真寺的高高的砖塔也拆毁了。（2）
也就在此时，W县各单位纷纷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组织。当时这里不知道“红卫兵”这个称谓是学生的专利，生搬硬套纷纷效仿。
县拖拉机站的“文革领导小组”由李长学（书记）、楚尚有（秘书）、唐丰贤（党支部委员、一机队队长、复转军人）和胡柏新（团支书、出纳员）组成。“红卫兵”以胡柏新、戴吉才和赵方志为首。两个组织一成立就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到处抄家。
一天清晨我起床不久，胡柏新和赵方志带领十几个都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职工，其中有的还背着基干民兵的“七九步枪”，冲进我住的集体宿舍，查抄我的衣物。我的住处其实只占2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的一角，他们许多人没能挤进宿舍，就都站在门口。
胡柏新板着脸厉声道：“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破四旧！”说完把手一挥。几个人上来翻我的被褥，桌子和床头的一排书籍……赵方志冷笑着伸手去摘我床头挂着的鲁迅石膏像，我冷冷地说：“你看好了，那可是鲁迅先生的像啊！”接着他又扯下曹雪芹的画像，转过身来又扯下床的上方贴着的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拓版画像！我又高声道：“这位高尔基可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那位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你也敢摘？”他那对三角眼朝我闪了闪凶光：“他们算老几？”
忽听得有人喊：“把床底下的箱子拖出来！”就见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床底的樟木箱子拖了出来，打开来一看，上面是我父亲留在家里的《资本论》、《列宁文选》、《反社林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鲁迅的全套杂文单行本等，有人从下面翻出来《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青春之歌》等书，就有人喊：“封资修大毒草全在下面！”、“把箱子抬到办公室去审查！”
我的八个日记本也在大樟木箱里！
这伙人七嘴八舌乱哄哄地抬着樟木箱走了！
我留意到王玉英背着枪也进了屋，周曼珍等几个女职工则在门口没有进屋。
我走到大院一看，纪会计、张采购的家也遭到了查抄。楚秘书、唐丰贤和戴吉才几个带着“红卫兵”和背枪的基干民兵如临大敌搬地包围了他们的家。
过去几次运动也没见这个阵势！
我本想跟着抬着我的樟木箱当战利品的人群到办公室去理论几句的，但是又想，面对这群把经典名着当封资修毒草的人，面对这群不知鲁迅、高尔基是何许人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同时，报纸上又一再告诫人们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才忍气吞声不去理论了。当然我也相信《十六条》里说的有些问题在运动后期按政策处理，因为每次运动毕竟都有个运动后期。（3）
然而，这回“群众运动”越演越烈，跟以往历次运动果然大不相同，花样不断翻新，“革命行动”不断升级！抄家不久，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站上的大字报全是对着纪会计、张采购和我的：纪会计在“四清”中查出一些短款就是贪污犯，就是“四不清干部”！张采购虽然是起义人员，但加入过国民党自然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那么我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反动技术权威……
大字报的调子赵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揪出黑帮分子、横扫牛鬼蛇神！”
我反复学习过《十六条》对“群众运动”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面对如此众多的群众，面对如此毫不讲理的“革命逻辑”我还是想不通，心中十分难受：父亲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后我就断绝了跟他的来往，跟家庭划清了界线；我长在红旗下，受党十多年的教育培养，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四清”运动也顺利地通过了；——忽然一夜之间自己竟成了黑帮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反动技术权威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每天早晨的政治学习由“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楚秘书主持，先读一通《人民日报》的社论，接着由职工发言轮流批判我们三人。李书记有时也参加批判会，但他很少发言，在“四清”运动时他就是如此。
现在既是“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又是“红卫兵”头头的胡柏新，有高中文化，舅舅又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每次批判会总是带头发言：“程晓龙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善于伪装，表面上穿着工作服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骨子里却向往着资产阶级生活当精神贵族！——从他保留着那么多的封资修大毒草的书籍就可以证明！”
现在当上了“红卫兵”头头的伙食管理员戴吉才用高亢的东北话说：“程晓龙用高教部的文凭压人！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咱贫下中农！”其实他的伯父是县委宣传部部长。
赵方志发言就更是咬牙切齿声色俱厉：“程晓龙这个国民党的孝子贤孙骗取领导的信任，掌握了全站的技术大权，对我们工人阶级实行专政！……”
平时言语木纳，没有念过几年书的唐丰贤发言说：“李书记讲了，‘文化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程晓龙有那么多外国书（指我有一些外文书），说明是帝修反的走狗！”
王玉英也语气凶狠地说：“程晓龙保留那么多封资修书籍，写了那么多反动日记，证明他跟邓拓、饶宗目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帮分子！”
……
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自己在山上被人追赶，慌不择路，一脚踩空，从山崖掉了下来……吓醒后，我出了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在A公社的旷野里，看见一大群公狗追逐着一只母狗，忽然又一块追逐嘶咬一只瘦弱的狗，那只瘦弱的狗被咬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惨叫着一瘸一拐地逃命。当时令我惊奇的是，那只母狗也毫不留情地嘶咬那只瘦弱的狗，甚至嘶咬得比别的狗还凶！——现在我的处境不正像那只瘦弱的狗吗？
想到自己竟然沦落到横遭众人凌辱的阶级敌人的境地，在黑夜中我的眼泪潸然流了下来。
翌日醒来，我咽不下这口气，愤然到县党委文革接待办公室反映这些违背党的政策的说法和做法。恰恰是县委宣传部戴部长负责接待。他是戴吉才的伯父，可能对我也有些了解。他拉长了脸眯缝着眼打着官腔，翻来覆去无非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如果怀疑这两条基本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等等，让人越听越糊涂，结论似乎是群众做的都是对的，自己则总是错的……
吴师傅近来更加沉默寡言了。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请假回上海探望没有被批准。他跟妻儿两地分居多年了，他每月按时给妻儿汇钱回去。
坐在床边吃午饭的时候，吴师傅拐弯抹角地说：“他们糊了三顶高帽子，最高的那顶是给张采购的——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军需官；第二高的那顶是给纪会计的——他是“贪污分子”嘛；第三顶，最小的那一顶是给你程技术员准备的……”
我当时耳膜似乎感到“嗡“地一响，眼前呈现出吴琼花用铁链牵着戴着高帽子的南霸天游街示众的镜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解放17年了，我在红旗下读完小学、中学、大学，成了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员，怎么一夜之间忽然变成土豪劣坤了！？变成阶级敌人了！？变成黑帮分子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戴上象征奇耻大辱的高帽子！
我马上想到要尽快离开这里！决不能让他们给我戴上高帽子！我要到上级党委去告状！他们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吃过午饭，我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带在身上，把毛巾牙具和换洗衣服放在帆布挎包里，然后把挎包夹在腋下装得若无其事地出了大院门。
我来到街上正遇到三机耕队的徐振华开着德特—28到州城去，我招手说要到州上去办事，随即爬上了车。那时汽车少，能搭上轮式拖拉机的便车就很幸运了。
到了州城，刚下车就见到群众押着一大群“黑帮”游街示众！为首的正是饶宗目，头戴一米多高的高帽子上写着“三反分子”，胸前挂着大黑牌子上写着“三反分子饶宗目”，在“饶宗目”上还打了个大红叉！黑帮中还有黄站长！高帽子上写着“黑帮分子”，胸前的黑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黄文宇”。“黑帮”们个个戴着高帽在震耳欲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三反分子饶宗目！”、“揪出黑帮分子示众！”……的口号声中走过闹市……
我楞在街头。我是到州党委来告状的呵！我是不愿戴那象征奇耻大辱的高帽子而到州上告状的呵！
我是一个人，当然还有起码的人格意识，我当然不愿忍受戴高帽的人格污辱呵！
当我面对眼前饶部长们、黄站长们都戴着高帽挂着黑牌像南霸天似地游街示众的真实场景时，我还有什么状可告！这里还有我告状的地方吗！
迎面过来一群人簇拥着一辆手推车，车上捆着一个满脸满身被涂成黑色的人，她披着长发说明她是个女人；她的眼睛还闪着光，说明她是个活人。不，她已经不是人了，她已经变成“鬼”了，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黑帮”吧！我当场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眼泪溢满了眼眶，心中无比的悲哀，为这个不相识的被涂成“黑鬼”的女人悲哀！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能被称作人吗？难道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涂成漆黑的“鬼”也是“革命行动”吗！？我想，如果自己被涂成这副“黑鬼”模样的话，我是绝对忍受不了这种耻辱的，我一定会自杀的！
手拉车后亢奋的人群打着的白底黑字的横幅上写着：“揪出里通外国分子王秀兰！”
竟然是王秀兰，竟然是高中同学王秀兰！
我木然站立在纷乱的街头目送这位竟然变成了“黑鬼”的高中时的女同学！
时光倒退到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节，在乌鲁木齐南门剧场举行的庆祝晚会上，王秀兰和另外两位也有俄罗斯血统的女同学用俄汉两种语言演唱了女声三部合唱《山楂树》。她们都是修长的身材，金色的长发辫，都是雪白的皮肤，兰色的眼睛，都穿着俄式绣花连衣裙，她们的歌声倾倒了所有听众！作为一段佳话，长久留在同学们和乌鲁木齐市民的记忆里。
王秀兰是我高中时的同学，俄语名字叫丽达，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山东人，作为劳工从东北到苏联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秀兰的父母从苏联移居中国新疆B城；1962年“5.29”事件期间他们又移居苏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读高中的时候，全新疆还只有“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一所高中学校，王秀兰是从B城考到乌市高中的。我那时是俄语课代表，常跟坐在背后的王秀兰用俄语对话；她也主动教我唱俄语歌曲，教我朗颂普希金的诗……那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我们读的是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接一本；看的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马克辛的青年时代》、《保尔.柯察金》一部接一部；唱的是苏联歌曲：《海港之夜》、《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首接一首……而王秀兰正跟其中的女主人公们相像：白皙的皮肤，兰色的眼睛，金黄的发辫，健美的身躯……尤其是当她那双兰眼睛望着我时，真是秋水盈盈、含情脉脉哪！
我在沉醉于苏联文艺作品的同时，跟她耳鬓厮磨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总想听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总想闻到她身上散发的清香，总想看到她打兰球时矫健的身影……
有一次晚自习中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在走道里唧唧喳喳喧哗说笑，我和她紧挨在一起靠在楼梯栏杆旁，她轻轻用俄语教我唱新上映的苏联电影《锦绣前程》的插曲：
早晨好啊，亲爱的姑娘
我们马上要分手
我的心中一片深情
只好留在船尾后……
这时候突然停电，在黑暗中，她朦胧的身影，袭人的芳香，她的发丝轻抚着我的面颊，她那甜甜的女中音，——使我如痴如醉恍恍惚惚想入非非……
后来听别的同学说，她在B城是有男朋友的。一个星期天我从新华书店出来，看到她在马路上跟一位高个儿淡黄头发自然卷曲的小伙子在逛马路，——我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情绪沮丧极了，就学保尔对丽达那样：不再理她了！
于是她渐渐从我的视线里淡出，我少年时期的一次暗恋就这样结束了。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来到B州不久，就在州城的大街上与王秀兰不期碰了个正着：她和丈夫（就是那位淡黄头发自然卷曲的高个儿小伙子）带着洋娃娃似的孩子正在逛街呢！她很热情大方地跟我打招呼，并向她的丈夫介绍我。原来她在1958年高中毕业后就回到B城跟恋人结婚，又同在州体委工作。
以后有几次在州城马路上与她相遇，我总是想办法远远地就回避了。——我自己也没想到，少年时期这段“暗恋”，竟然在心头还留下了一个我不愿意碰的伤疤呢！我怕看见她那秋水盈盈含情脉脉的兰眼睛！我怕她那兰幽幽的眼睛里会映照出当年那个如痴如醉的少年！
而今，这位我曾经暗恋过的如花似玉的姑娘，竟成了浑身涂得漆黑的“黑帮”分子！竟然被捆在车上游街示众！
这个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疯狂！
我惊骇，我悲痛，我愤懑。
B州党委门口大批学生和群众在那里高呼口号，游行队伍像潮水般涌来涌去。满街满墙都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万炮齐轰州党委，烈火猛烧张XX”、“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在州里已无处告状了，于是我找旅社住下来，打算第二天乘班车直接到乌鲁木齐市，到自治区党委上告上访。
注：
（1）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2）摘自《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
（3）1973年我母为我的冤案到W县上访时，曾到县农机厂（原县拖拉机站）索要我留下的财物，那时樟木箱已空无一物！1975年我平反回W县后，曾要求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帮我找回八本日记等，但已找不到了。
第六章 大风雨、大世面
1966年9月初，我乘班车来到乌鲁木齐，从汽车站下车出来，只见满街满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和形形色色的传单、海报：
“北京来电：毛主席最新指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十万火急鸡毛信：某某市某某某市长遭到暴徒残酷批斗……”
“坚决要求：把‘天安门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
“通缉：李桂子，男，汉，兰州人……”
“勒令：‘鸿春园饭馆’立即改名为‘工农兵饭馆’”
…………
真是铺天盖地琳琅满目应接不暇！
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缓缓行进着的、被红色标语包裹着的宣传车，在车前面一律是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高音喇叭一律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
在旅社和饭店门口都簇拥着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呵，整个乌鲁木齐市就是翻滚着红色旗帜、咆哮着革命歌曲的海洋！
我立刻被这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壮观场面所感染，也热血沸腾兴致勃勃忘乎所以地沿街看大字报和传单，不知不觉来到人民广场。
原来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才是新疆文化大革命壮观场景的中心！
广场外围停靠着宣传车或播送着中央或自治区党委的文告，或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
广场四周树立着专门用于贴大字报的框架，贴满了大字报。
广场里到处是围着一圈一圈的辩论着的人群或表演着革命歌舞的学生。
到处是飘扬着的红旗，到处是飞舞着的传单……
从北京到新疆来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是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主角！他们穿着父母们的显得肥大不合身的带有肩章的草绿色的旧军官服，腰部卡着宽大的军用皮带，头戴旧大盖军官帽，左臂佩戴着“北京XXX红卫兵”红底黄字的袖标，都讲一口略带卷舌的北京话。他们列队边舞边唱当时最流行的清华附中彭小蒙作词的《革命造反歌》：
“拿起笔，作刀枪，
师生合伙打黑帮，
谁要是说党不好，
我们叫他见阎王！”
这首《革命造反歌》和它挥拳跺脚的舞姿迅速传遍到全国每个角落！后来还成了“文革”时代的象征和经典！这是后话。
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人民广场像摆擂台似的分作为几拨宣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他们认为，前几天在乌鲁木齐发生的“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的“9.3”事件是革命行动 ，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把参加“9.3”事件的学生和群众打成“一小撮反革命”的做法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是错误的。
有几位瘦弱的女红卫兵被越来越多的群众团团围住。群众中不少人明显是对他们抱有敌意的，成心围堵她们，和她们捣乱。她们却丝毫不紧张，而是胸有成竹地要求群众都坐下，有次序地举手发言，由群众中不同意见一方选出一个人当主席，她们中间的一个也当主席，两个主席共同主持辩论，保障双方轮流各发一次言。群众果然按照她们的说法做了。她们在发言的时候，往往先翻开《毛主席语录》领着大家念上一段或几段有针对性的语录，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她们在气势上先占了上风，抱有敌意的一些群众也傻了眼，不知如何应对。
跟北京红卫兵辩论的一些人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们穿戴整齐举止不俗，讲起话来举事实背数据，语音标准声音宏亮，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显然是各机关单位专门选派的。他们列举解放十七年来新疆在工业农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同解放前对比来证明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是革命的是正确的；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自然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了！那么，攻击区党委和王恩茂同志的“9.3”事件当然就是“一小撮反革命挑起的反革命事件”了！
所有的宣传车也都是这种观点。
广场四周专门竖起的大字报栏上，写得整整齐齐洋洋洒洒的大字报也都是这种观点。
北京来的红卫兵年龄小、人数少、身体单薄，声音稚嫩，往往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但是他（她）们个个无所畏惧，信心十足。他们的观点是：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如果不是走资派就不应当害怕群众运动，把矛头指向学生和群众；更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高高在上，老虎屁股摸不得，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是应当接受群众的考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使我耳目一新！是啊，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在《十六条》里明明说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实际上还是像历次运动那样指向了一般群众！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跟1965年毛主席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很相近，他们是跟工人和农民相对立的，他们害怕群众揭发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部分群众，转移视线！
我被北京红卫兵的观点所折服，为他们的造反精神所感动！我一连几天在人民广场在大街小巷流连忘返，倾听他们的演讲，收集他们的传单，为他们喝彩，为他们加油！
我信步沿街看大字报不知不觉来到“人民电影院”附近，只见“人民电影院”门面上赫然张贴着巨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绝对如此。”
令我惊诧莫名！我再朝周围的大楼一看，几乎都张贴着类似的对联，区别只在于有的横批是“基本如此”。
我继续看“对联”四周的大字报：
《中国当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引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文章写道：“综上所述，可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揪出来的干部 和反动学术权威），即黑七类，包括他们的子女（“狗崽子”）在内是我们的敌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即红五类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有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
有的大字报则高喊：“我们‘红五类子女就是‘自来红’！让‘狗崽子’见鬼去吧！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稷者，我们的社稷，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已经解放十多年了，竟然还有人明目张胆地大肆宣扬“血统论“！而且还通行无阻，杀气腾腾的！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程技术员，你啥时候到乌鲁木齐来的？”我应声看到眼前一位红卫兵装束的姑娘竟是黄同芬！
“你看，这些血统高贵的人都在宣扬些什么？都在干些什么！”她低声说着，眼睛盯着远处的对联和大字报。
“你们已经毕业了吧？打算怎么办呢？”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问她。
“中央先是决定‘高考推迟半年’，后来又通知‘停课闹革命’，现在‘文化大革命’革到这个份上了，考师范大学怕是没希望了。跟大家一起在学校等着呗。”她朝我端详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因为血统不高贵，被当成靶子了？”
我点点头，说：“你怎么知道的？”
她神色凝重地说：“从你脸上读出来的。你不就是血统不高贵，书读得多些嘛！有什么值得苦恼的！为了他们这些人，——值得吗？”
的确，我因为被抄家，被批斗，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而难受；因为怕被戴上污辱人格、象征“黑帮分子”的高帽子而苦恼！——专程来到乌鲁木齐向自治区党委上告上访的！仿佛有一肚子苦水要往外倒，有一腔委屈要向人倾诉！——然而，黄同芬几句话就使我茅塞顿开！是呀，这么大的运动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楚尚有胡柏新赵方志们能代表什么呢？我何须为这些人自寻烦恼？
“你爸爸近来还好吧，我这次路过州城没能去看他。”我故意不提看到黄站长在黑帮队里被游斗的事。
“他当然免不了靠边站挨批斗，好在他看得透，心底宽，还算好。”
“你在学校还好吧？”我一边说一边跟着她朝她们学校去的那条路走去。
“还好。学校还是管吃管住。吃饱饭闹革命，大家天天抄抄写写，或上街收集传单，张贴大标语大字报，有的出去串联了……你那本《诗歌摘抄》我能背颂不少了。我爸爸说过，心情烦闷时默默背颂几段诗心情就会开朗起来——”说着，她压低了声音一边走一边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幢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珍贵的回忆。”
我俩默默地走着。路旁是琳瑯满目 的大字报大标语，迎面是一队队高呼着口号的游行队伍……
呵，穿越时空的不朽的诗篇哟，你展现多么辽远的天地！你给苦难的心灵多少慰藉！
到了师范学校门口，那里围着一群学生，其中一个高个儿的男生过来跟黄同芬招呼道：“正在找你呢！我校‘红卫兵总部’来跟你校‘红卫兵兵团’联系去北京串联的事，你去不去？”黄同芬给我们作介绍，指着我对高个儿男生说：“这是W县拖拉机站的程技术员，说不定你将来会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去工作呢！”又指指王永维对我说：“他叫王永维，W县中的同学，现在是农技校红卫兵总部的勤务员之一。”
我和王永维握了握手，接着我就挥手跟他们告别了。
我回过头来，目送着远去的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的身影，心里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已经多么遥远了呵！
我回到住宿的“群众饭店”，看到外地来乌鲁木齐串联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心里想，这些天在乌鲁木齐串街走巷看大字报听大辩论，收集传单，见闻收获也真不少，可以说是见到群众斗争的大风雨、看到群众运动的大世面了！但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到自己被抄家，挨批判，要被戴上黑帮分子的高帽子的悲惨处境，想到自己来乌鲁木齐上告上访的初衷，白天在街头沸腾的热血一下子降到冰点！我想起黄同芬用背诵诗歌排遣苦闷的开导，默默背诵普希金的诗歌：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渐渐进入忐忑不安的梦乡。
我住在以往出差时常住的“群众饭店”的普通客房里，吃饭也更加节约，就吃汤面、馍馍之类，可是钱却用得很快！我还是得尽快为被打成“黑帮”的事讨个说法。
我又来到人民广场，因为广场北边过了街道就是自治区党委所在地。区党委大门口除了持枪的军人站岗外，还增加了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把守在门口，听说是“9.3”事件区党委受冲击后才增加的。也因此区党委现在不让一般平民百姓进去。区党委大门东侧还高挂着一块公示牌，上面大字抄录着一份中央文件，内容是保护赛福鼎的，不要写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不准冲击他的住宅等等。经过询问，我才知道“区党委文革接等站”设在区党委西边的总工会大楼里。
我来到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接待室外间坐着许多等候接待的上访者，个个低着头愁眉不展的样子，我也挨排坐在那里，等候的人很多，但却鸦雀无声。
轮到接待我的时候，我走进里间，关好房门，坐下来，快速地一口气从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我就跟他划清界线并考上了大学说起，大学毕业后我又主动到边疆到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机工作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四清”运动洗手放包袱中也顺利过了关……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抄家被批斗，还要被戴上“黑帮分子”的高帽子，我实在想不通，所以从五、六百公里远的W县跑到乌鲁木齐来向区党委上访上告等等通通说了出来。
接待人是一位稳健的中年干部，他耐心听完我的诉说之后，态度和蔼而又诚挚地说：“最近中央下达了文件，对在前一段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黑帮分子’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通通平反，像你这种情况没事的，完全可以回单位了。”
我颇不放心地问：“我们W县偏远，如果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呢？”
接待站这位气宇轩昂的中年干部心平气和地说：“中央文件下达到各地都是一样的，你放心吧，如果他们不执行，你还可以来上访。”
我顿时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连连道谢之后离开了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一路生风似地来到南门继续看大字报和收集传单。只见重抄的谭力夫的《从对联谈起》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所谓“鬼见愁”对联又气势汹汹铺天盖地地贴了出来！也可见这“血统论”是很有来头的！我只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幅与众不同的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
父母反动儿背叛，
理应如此。”
旁边的大字报说明这是“江青同志改‘鬼见愁’对联。”我当时心里非常激动，心里想，鼓噪一时的“血统论”终究只是一股逆流！
我还看到一些揭露北京红卫兵内幕的大字报，如山头林立，等级森严，纪律严酷，用皮带抽打违纪者，在北京有打砸抢的劣迹等等，也可见“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好。后来才知道，北京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就在这个时期对被称作“黑七类”、“狗崽子”的群众实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还用鲜血写下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
我看到新华书店门口排着长队，立刻过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人们排着长队买新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买《毛主席语录》的队伍沿着街道朝西又折向南几百米长！我快步走到队伍的尾端排了队，耐心地跟着队伍缓缓往前移动，后面源源不断有人加入这个队伍，秩序井然，蔚为壮观！好不容易挨到我买的时候，红塑料皮的卖完了，只有白塑料皮的简装本了，我还是如获至宝地买了两本（一人只限两本）！——足见我当年的一片虔诚之心！我当时也想到胡柏新他们肯定还没有《毛主席语录》，就凭我这两本《毛主席语录》，也可证明我这次来乌鲁木齐是有收获的，是见了世面的！
于是我买票乘车返回州城。
州城果然有了变化，戴高帽子游街的，把人涂成漆黑的“黑帮分子”游街的确实少了。大字报、大标语主要针对各级当权派：“炮轰州学党委，火烧张XX”“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在街上我偶尔看到一张已剥落的大字报的标题是：《里通外国分子王秀兰自绝于人民》 。从残存的大字报上可以得知王秀兰已在九月X日服药自杀了！她之所以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是因为她跟“5.29”逃苏的母亲一直保持着联系！她的舅舅还从苏联绕道北京到新疆来看望过他们！
我低头站立了片刻，在此刻我感悟到生命的庄严，生命的可贵！纷沓的记忆像快速的倒带：碧兰的眼睛，金色的发辫，健美的身姿，银铃般的笑声，甜甜的女中音：
“……命运就这样注定了我们
你往左去我往右
波浪一个接着一个
年年月月紧相随
可是人们却要分离
…………”
我默默地诉说：生命是可贵的！无论如何还是应当活下去呀，犯不着为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去死呀！……
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时，王秀兰曾经对我讲过，她的母亲出身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斯大林时代受到迫害才嫁给从中国到苏联当劳工的父亲的，后来又随父亲一起来到中国……王秀兰小时候母亲就教她学俄语、背普希金的诗，唱苏联歌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又接纳了王秀兰的母亲和父亲。可是今天，王秀兰却不知魂归何处！
但愿在另一个世界，王秀兰能够知道，在高中时代，有一位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同学曾经暗恋过她，祝福过她：
“早晨好啊，亲爱的姑娘
我们马上要分手
…………”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