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攻武卫
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狮”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钢二司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这个事件轰动全国，当然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士气，我们W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造司”和县中红二司分部（红造司）的革命小将，立即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声援武汉钢二司的战友。就在同时，对立的群众组织“捍团”，也就是跟武汉“百万雄狮”观点相近的群众组织，虽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在组织上却岿然不动！至此，两大派群众组织在组织上基本上保持稳定了，很少再出现分化瓦解，反戈一击之类的情况了。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代表团讲话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武斗迅速蔓延，W县这个边陲小城自然也不能幸免。
两派群众组织虽然不停地打派仗，但各派为了表示自己才是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群众组织，因此只要有条件，都要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表现一下，尤其是临近农忙时节，各群众组织都不约而同地要求自己的成员做好本职工作，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当然，革命革到这个份上了，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摆摆“抓革命、促生产”的姿态了。
夏收时节，金色的麦田里依然和往年一样像过节似的。社员们全部出动，有的为康拜因割跑道，有的排成一排挥镰割麦。康拜因像战舰驰骋在金色的麦海。运粮的拖拉机和马车来来往往，人喊马嘶，煞是热闹！
这天我正在城关公社一大队四队的麦地为康拜因排除电路故障，忽然看到远处三队地里在打群架，接着就听得有人高喊：“来支援夏收的学生被坏人打了！”我们纷纷向出事地点跑去，只见有的男学生们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女生衣衫不整，有人又喊：“还有几个女同学被歹徒们用马驮跑了！”刚送粮回来的三队社员高学文，立刻从马车上解下马来，骑上马向歹徒逃跑的方向追去，大家也跟着追去……后来，几个女学生总算解救回来了，其中就有唱革命歌曲在全县出名的蒙古族女学生其其格，张金虎一伙歹徒却跑了！
这次县中夏收支农宣传队的学生在麦收大田遭到歹徒殴打的事件，震动了州生产办公室。州生产办公室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陶真辽和军分区参谋邵海亲自到W县城关公社事发现场调查处理。
陶副司令员和邵参谋席地而坐，左手拿笔记本，右手拿钢笔，边问边记。群众团团围着，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
“那天下午，我们县中支农宣传队的同学们刚走到大田，忽然窜出一帮人来挥拳抡棒朝我们男生乱打，我们毫无准备，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对女同学则拉拉扯扯污辱调戏，等社员们闻声赶来时，这帮人劫持了几个女生，骑着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跑了……
一个鼻青脸肿的男学生先发言。
“昨天下午我赶马车到粮站送粮回到地里，正碰上张金虎一伙殴打学生，社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援，张金虎一伙见势不妙，抓了几个女学生，骑上早就准备好的马逃跑了。我卸下车骑上马就追，大伙儿也跟着追，一直追到北山山脚，张金虎一伙才把女学生撂下跑了。”发言的是一位瘦削的山东汉子，三十岁左右，我认识他的，他是一大队三队的社员，叫高学文，平时就好抱打不平。
“张金虎原在队里当管理员，多吃多占，还乱搞女人，被大伙赶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又拉几个人成立组织当了头头，还加入了“捍团”，总想搞打、砸、抢！”一个社员说。
…………
后来，全身戎装，身材魁伟，剑眉星眼的陶副司令员站了起来，大声对群众说：“同志们，我们会通知派出所，严肃处理打砸抢分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今年6月6日发布了7条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希望大家一起来跟这股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作斗争；也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教导，做好夏收工作，早日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团团围集的群众热烈地鼓起掌来。
就在当天，张金虎几个被派出所拘留了。
然而，陶真辽副司令员回到州城后不久，却因为“支持了新疆红二司”，站错了队，被解除了“州生产办公室主任”之职，并不断受到“一、三司群众组织”的揪斗，落得个同自治区党委书记兼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武光因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而身败名裂一样的下场！陶真辽副司令员和邵海参谋被迫逃到伊犁躲了起来。
此后，整个B州武斗迅速升级。
这天黄同芬还是背着那只军用小挎包给我们送来传单，她一进门，我就脱口而出：“那天在麦地里我真担心你也被歹徒劫走了呢！”
周曼珍接着说：“程技术员总说些不吉利的话！”
黄同芬说：“这次县中红造司小将遭围攻殴打，有社员群众及时伸出援手，又有陶副司令员及时调查处理，总算得到到了制止。我那天正在学校刻印传单呢！你们看看传单，乌鲁木齐和全国各地武斗越演越烈，这样发展下去，人人自危，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呵！”
我们接过传单，其中几张是这样的：
周总理关于立即制止乌市武斗给新疆军区的指示
1967年7月28日下午，总理给新疆军区负责人来电指示（要点）：
一、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
二、给南梁地区送面粉。
情况通报
1967年7月20日发生了武汉反革命事件，以武汉“百万雄狮”为师的新疆三促，在王恩茂之流的指挥下大肆屠杀我三新革命造反派，他们一手制造了“7.26”新疆医院大血案、“7.28”畜牧厅大血案，同时已调集兵力，准备于7月28日夜全面包围新大、八农、新工等，妄图一举打平三新。就在这最关键时刻，周总理命新疆军区制止了这次更大的屠杀。当夜，军区给红二司打来电话，声称（1）从晚10时至凌晨6时全市戒严；（2）给新大星火辽原送面粉；（3）恢复两派关于制止武斗的谈判，云云。
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都加紧了武斗的准备，两派的摩擦也不断发生。
1967年8月的一天夜晚，县中学生宿舍遭到歹徒的袭击，门窗被砸，歹徒还扔了手榴弹，所幸是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黄同芬所住的教工宿舍离学生宿舍不远，当晚也受到了惊吓，她决定暂时回州城父母家去，看形势会如何发展，临行前她来跟我们告别，在传单中又给我夹了一封信。
程：
你其实知道我早就看透“文革”了……只是因为你一直“要为正义而斗争”。
亚瑟、琼玛是为驱逐奥地利的侵略者，而我们是为什么呢？
亚瑟受骗了，我们呢？
愿你好好想一想，立即烧掉此信。
我立刻烧了这封信，心里却乱糟糟的。
一天早晨起床，开门出来，只见前排宿舍的后墙上贴上了跟房屋墙壁一样高的巨幅标语：
为杨军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落款是依然挂着“三司”招牌的载吉才为首的“向阳战团”。
经打听才知道昨晚W县“捍团”头头之一，县政府翻译杨军遇袭身亡。这杀气腾腾的巨幅标语就贴在我们门口，仿佛杨军就是我们杀死的！
当天W县“捍团”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把曾经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的“当权派”副县长彭永亭、县批发站站长文在柱揪到台上批斗，仿佛他们就是杨军之死的罪魁祸首……
（许多年后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那天晚上县中队的值勤人员跟兵团某团场的值班连队发生误会，在交火中造成杨军身亡的。）
一天，小铁匠买合提悄悄告诉我，楚秘书和胡柏新他们叫他哥哥艾达洪打长矛和大刀，还给锻工车间增派了人。
买合提年龄虽小，才十八岁左右，可是却像个大人似的，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像他哥哥艾达洪总是喳喳呼呼的。艾达洪皮肤白皙像母亲，而买合提像父亲老吾师大，皮肤黝黑，浓眉高鼻，一副典型的维吾尔小伙子的模样。无论风云如何变化，无论革命造反派受到多少压力，买合提始终是“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坚定的一员！
高洪根师傅悄悄跟我说，他从州农机厂搞到了图纸，准备做几把左轮手枪，他们两口子能很快做出来。我吓了一跳，说“做枪可能不行吧？”高师傅说：“州农机厂两派背地里都在做枪。我们绝对保密，不会出问题，到关键时候可以自卫，这些龟孙啥都干得出来，不防备不行。”我说：“这还得好好考虑考虑呢！”
自从楚尚有知道自己虽然掌握着公章，但秘书并不属于“当权派”之后，就更无所顾忌，格外蹦得高了。最近他亲自安排锻工车间增派人力连夜打造长矛大刀，又亲自安排人力在县拖拉机站门口修建了一座碉堡。杨军死后，楚尚有成了W县“捍团”的头头之一，那张柿子脸格外红光满面，走起路来也更加趾高气扬……
1967年9月的一天，W县农民革命造反派组织“农造司”在城东县批发站成立，我们几个“工造司”所属战斗组织的勤务员受邀到会祝贺。
县批发站几座大库房之间空地较大，像个小广场，可以容纳许多人。县批发站又在城边，跟城关公社的生产队毗邻。尤其是县批发站的职工几乎清一色都是站在革命造反派这一边的。站长文在柱早在1966年11月就公开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受到W县另一派群众的揪斗，腰部受了重伤，长期在家养伤，前些天又被揪出去批斗了。管事的陆成钊是党员，也是转业军人，又是县工造司的头头之一。所以县农造司选在这里开成立大会很合适。
我们来到县批发站，只见高学文、于军成几个在大门口站岗，热情地招呼我们，院内墙边拴着几十匹马，拐到两座库房之间的院里竟然有几百名社员到会，呼拉拉飘着许多战斗队的旗帜，气势十分壮观！也可见革命造反派的观点多么深入人心，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
在一间空库房里，县工造司的几个头头，县党委的轩金烈，张生雨，县政府的王其武以及陆成钊、魏望荣、傅建德几个，还有县中红造司的王老师、马老师等也来祝贺。陆成钊给我们介绍县农造司的勤务员们，有的我们在生产队机耕时就相识了，有的则不相识。负责文攻的几位是：戴着眼镜身体瘦弱的大队代课老师李英，高个儿、仰着脸、不多说话的“画家”卢贤瑞，大脑门儿、目光深邃的写手黄开焕；负责武卫的是江苏棒汉、粗眉大眼、络腮胡子苗沛生，热心肠的维族小伙子吐尔逊等。
陈继禄也在院子里的队伍中，我们一见面就握手问候，我已经几个月没去偏远的三大队四队了，那里的群众也发动起来了。
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长，示威群众一路高呼口号，马队殿后，尘土滚滚，大长革命造反派的气势！
“捍团”在县拖拉机站大门口修建的一座碉堡完工后，每天都有人手执棍棒站岗。最常见到的就是凶神恶煞似的朱达安！这位大字不识一个，平时只知埋头干活的木工，不知阶级斗争的哪一根弦触动了这位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现在他常常提着一根棒，站在大门口的碉堡旁，做出一副随时准备扑向“阶级敌人”的凶恶样子！
1967年9月下旬的一天，黄同芬背着红卫兵小挎包给我们送传单走到大门口，朱达安黑着脸突然提着棒从碉堡里走出来，拦住她，不准她进大门。黄同芬笑着问道：“朱叔，你不认识我啦……”朱达安依然板着脸用难懂的江北话说：“不准外单位的人进门！”黄同芬收敛了笑容，问道：“为什么？”朱达安拦住大门，说：“不为什么！”
这时有三个外单位的男子跟朱达安打个招呼就大步大行走进院里去了。黄同芬问：“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去？”朱达安依然拦着大门：“不为什么！”恰恰权清河大师傅从街上回来，把一切看在眼里，对朱达安说：“老朱，让芬芬进去吧，你这样做说不过去。”正好王永维同沈桂荣在院里远处走过，权清河大声喊：“小王，你的同学被挡在门口了！”王永维朝大门口看了一眼，然后视而不见地直直走了。这时姜立发从院里门边走过来，扯了扯朱达安的袖子：“老朱，你想干啥？”姜师傅在站上担任几年保卫工作了，他最有资格发言。朱达安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叼着：“不能放乌小二（1）进去，不能放乌小二进去。”身材魁伟的权清河把朱达安一挡：“芬芬跟我走吧！”黄同芬才跟着权大师傅进了院门。
权清河陪黄同芬来到我们宿舍，把刚才进大门的一幕对我们讲述了一番。
魏望荣说：“王永维虽然成了逍遥派了，也不至于连老同学也不管吧？”
吴师傅说：“朱达安平时不哼不哈，现在跳得比谁都高，真怪了！”
黄同芬说：“别跟他一般见识。原来我们两家是邻居，他们家有事时，孩子没有看管都是我奶奶帮忙，现在他翻脸不认人……”
权清河气愤地说：“简直是黄眼狗！”说完他开门要走，黄同芬说：“谢谢权叔啦！”权清河笑呵呵地说：“谢啥，现在是啥人都有！”
黄同芬从挎包里拿出传单来，说：“这次有一张传单里，周总理说‘伊犁有个副司令员，几个月没有工作了’，说的就是陶真辽副司令员，他和邵参谋受迫害流落在伊犁好几个月了。”
这张传单是这样的：
周总理关于召开国庆大会等问题的指示
1967年9月20日晨4时48分至5时04分
总理给红二司来电指示（摘要）：
“你们这几个月的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喽！这几个月我也没有管你们，也没有给区党委打电话，主要是考验你们了。目前是大联合、大批判，不要派性压倒党性了，不要走过了头，我需要提醒你们……
你们的战友有的受了伤，有的被打死，军队做过了火。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处理这件事，要惩办凶手……
对边境地带不能去了，有些地方是秘密的了，不能去了，是前哨。我讲的是阿尔泰、伊犁，伊犁有个副司令员，几个月没有工作了。……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任何地方只能由毛主席任命的军区司令员、政委主持，不能由你们红二司主持，你们也不能做新疆第一领导人嘛！……你们与新疆军区有敌对情绪，不能把其它组织排除在外……北航在新疆做的也不一定都对了，你们不能都听他们的。
总之，我给你们打电话是关心你们，我先给你们打电话说清楚，再给张希钦打电话，这是很照顾你们的了。……一些问题还是由军区领导了，你们不能包办，不能派性压党性。我是长期支持你们的了，一直没有说话。今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感到有些问题要重新提醒你们不要走过头。……（摘自电话记录）
另外还有一些传单：
《人民日报》关于新疆红二司活动的报导
新华社十日讯，湖北……新疆、甘肃、宁夏、西藏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表示要把这篇文章（按：指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编者）中提出的重要精神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甘肃“红三司”和新疆“红二司”的战士表示，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和防止“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骄傲自满情绪，做好团结大多数的工作。－－载于1967年9月11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十七日讯《红旗》杂志第14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发表后，……新疆“红二司”、甘肃“红三司”的战士说，我们要百姓提高革命警惕，随时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载于196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到了吃中午饭时，周曼珍给黄同芬也买了一份饭来，今天食堂的菜还不错，是土豆牛肉汤，大家边吃边谈，都为形势的发展担忧。
周曼珍问：“你们县中现在安全吗？不安全的话可以到县农技站来住。”
黄同芬答：“现在县中比较安全了，斜对面的县批发站成了农造司的总部，日夜都有人站岗，跟县中成倚角之势 ，没有人敢到那里闹事！不过我还是常在州城陪妈妈和奶奶，也快成消遥派了！”
我同周曼珍、黄同芬同桌吃饭，吴师傅和魏望荣也在各自的桌子上吃饭，大家边吃边谈，平平静静的。可是我的内心却不平静！我同周曼珍已经超越了一般同志的关系，只是还没有公开；然而在精神层面我跟黄国芬是相通相知的，都爱好文学，好读名著、爱背诗歌，在政治思想上黄同芬则善于独立思考，往往比我看的更远些……
黄同芬当然看得出来，周曼珍对我的情意；周曼珍当然也懂得黄国芬跟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如果没有王永维跟黄国芬在乌鲁木齐上学时的关系发展，如果没有周曼珍对我锲而不舍的关怀……
在我心里既舍不得周曼珍，又跟黄国芬灵犀相通……
“啊，茂密的山楂树呀，白花满树开放！
啊，茂密的山楂树呀，你为何要悲伤！”
1967年国庆节W县两派的游行规模都是空前的。为了避免冲突，两派游行错开了时间和地点。
我们“造司”的游行路线是从城东县批发站沿东西大街一直到城西的县拖拉机站。
“捍团”的游行队伍在十字路口附近的县政府大院集合，沿南北大街向北到城北的县公安局、县中队，再调头向南直到城南的河滩。
“造司”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达到了七、八百人；“捍团”的游行队伍也有四、五佰人，这对于总人口只有几千人（2）的小县城来说，规模已经很大了！
这次游行两派都出动了手持长矛、大刀的武卫队员，都出动了组成马队的武卫队员。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喊声震天，尘土滚滚……
此后，两派不约而同地把武卫队员分别集中在县政府大院和县批发站大院里进行训练。
1967年10月7日，我们几个去县批发站路过县医院门口时，只见一辆救护车停在医院门口，一帮人喳喳呼呼从医院里匆匆走出来，吸引了许多人围观，我们也驻足观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捍团”头头何厚清左臂套在挂在脖子上的绷带上，左手处裹着纱布，鲜血从纱布里浸透出来，何厚清面不改色地微笑着，还不时挥挥右手向群众致意，大步走上救护车，接着是两名医生扶着纱布裹着左眼的杨长贵，杨长贵脸色苍白不停地哼哼着；后面是医护人员抬着一付担架，担架上伤员高声“哎唷，哎唷”地叫着……救护车一溜烟向州城驰去。
围观的群众唧唧喳喳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他们是被手榴弹炸伤的……
躺在担架上哼哼的是炸伤腹部的张金虎……
轻伤的楚尚有、赵方志几个擦了点药，包扎了一下就走了……
但手榴弹是谁扔的，却没人说出个所以然来。
翌日，“捍团”在大街小巷贴出大标语、大字报来，设在县政府房顶的“捍团”的高音喇叭也不断地重复播放：
何厚清等同志遭乌小二暗杀队袭击
血债要用血来还！
从这一天起，“捍团”在县政府门口设的岗哨开始持长矛大刀站岗了。
“造司”的大字报在街上贴出不久，就会被持长予大刀的“捍团”的巡逻民兵撕掉！
县政府房顶上的“捍团”的高音喇叭的播放内容也从过去的恐吓漫骂转为颠倒是非、捏造事实、欺骗群众、煽动武斗，而且火药味越来越浓……
也从这一天起，在W县城的深夜总会听到令人心悸的、此起彼落的试验手榴弹或地雷的爆炸声……
过了两个月，“捍团”终于以强加给“造司”有一个“暗杀队”，炸伤过何厚清等人作为借口，在大人物的支持下，悍然制造了血腥的“12.6”惨案，打死“造司”群众十多人，打伤近二百人……
《中共B州历历史大事记》中指出，“1971年4月，自治州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州、县、社、农X师联合专案组，经过现场调查、取证、基本查清这一重大致死人命案”（3）。并特别指出，“捍团”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的罪名”。
“贼不打三年自招”。若干年后，当事人还是透露了1967年10月7日何厚清等被炸伤事件的内幕：
1967年10月7日上午楚尚有、何厚清、杨长贵、赵方志等正在“捍团”总部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招待所内）商量事情，张金虎拿来一颗自制试爆没有炸响的玻璃瓶手榴弹向何厚清、杨长贵汇报，因为他们都是部队转业的，何厚清当过连长，杨长贵在汽车修理班干过，他们几个先是从玻璃瓶手榴弹内掏出一些炸药，放在屋内的火炉上，看它的爆炸威力。他们一次次地从玻璃瓶手榴弹内掏炸药放在火炉上试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屋内一片狼藉，在场的五个人全都东倒西歪倒在血泊中。何厚清的左手当场被炸断，杨长贵满脸鲜血，左眼被炸裂；张金虎腹部被炸血流不止，楚尚有被张金虎压倒在地上，只是胳膊擦破了皮，赵方志腿上受了点轻伤……
“玩火者必自焚。”楚尚有、何厚清们不但不吸取血的教训，反而造谣惑众，嫁娲于人，反诬“造司”的“暗杀队”所为！并以此为藉口加强武斗的准备和血腥的报复。
196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入夜不久，在县批发站集训的一名“造司”民兵出现急性腹痛，在场的“造司”勤务员之一、县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张生雨同志和几个民兵立刻用拉拉车推着病号往县医院送，路过县政府时，从院墙里扔出一枚手榴弹，恰恰炸伤了张生雨同志，等大家把张生雨同志和病号送到医院后，张生雨同志因头部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那名病号不久就病愈出院了。
张生雨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又是县机关党支部副书记，才三十五岁，中等个儿，眉清目秀。工作积极负责，组织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都很强，是W县“造司”的核心勤务员之一。他有一儿一女，女儿两岁多，儿子才几个月，妻子30岁。
W县“造司”为张生雨举行隆重的葬礼，并要求县人武部缉拿惩办凶手。县人武部竟然装聋作哑，不作回应。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越来越紧张。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魏望荣传达“造司”总部的通知，要求我们县拖拉机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晚上9点前化整为零到县粮站集合，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战友当天下午就陆陆续续来到县粮站待命。
县粮站在县拖拉机站东面，跟县农技站隔一条便道毗邻，张文卡家的大院就在这便道上。县粮站的职工中以“造司”的成员居多，其余都是和稀泥的。
在粮站的一间大办公室里等人到得差不多了。“造司”的武卫负责人苗沛生给我们讲述了今晚行动的要求。
苗沛生长得肩宽背阔，中等个子，皮肤黝黑，粗眉大眼，络腮胡子，像画上的水浒好汉。他身穿一件旧的军棉袄，腰里勒一根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鞘的短刀。他是江苏沛县人。说话带山东腔：“有消息说，今晚十一点钟左右，‘捍团’三大队四队的马队从县拖拉机站西面过河到县政府集合，然后袭击县中红造司的据点。‘造司’要求我们县拖拉机站县农技站县水管站和县粮站的战友在这里集合，埋伏在县粮站附近，袭击三大队四队的马队，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现在由粮站的傅会计给大家分发武器。吐尔逊给民族同志翻译一下。”
傅建德会计是位瘦削白皙的中年人，脑门很大，河南腔很重，他指了指靠在墙边的十几把像梭标拟的粮库专用温度计说：“它可以当长矛用，就十几把，其余的人可以拿上几块大石头朝马腿砸，石头很多。”
专用温度计一会儿就被战友拿光了。我捡了两块鹅卵石拿在手上。我们躲在大门边屏声敛气朝门外望去，只见月光如水洒在公路上，路边高高的杨树也被月光照得白晃晃的。忽然听得远处传来马蹄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悄悄地走出大门，散布在路边，蹲伏下来……马蹄声越来越近，果然是十来匹马的马队快速奔驰而来，马队上的人隐隐约约提着长矛大刀……我突然想到电影《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骑兵，想到战争，流血，死亡，精神高度紧张，心脏几乎停止跳动……马队疾驰到了跟前，只听得苗沛生一声大喊：“打呀！”我也随即鼓足了劲大喊：“打呀！”同时把手中的石头朝马队甩了出去，在那一刹那沿着马路排开的战友几乎同时高喊着朝马队甩石块！马队顿时大乱，马群向前狂奔而去那些骑在马上的“捍团”的武斗队员们看来根本无法驾驭受惊狂奔的马匹，也不见有人被打受伤的反应……
当我紧张地鼓足劲大喊：“打呀！”朝马队甩出石头的时候，声音高亢得变了调，或许很像电影中保尔跟战友们高声呐喊冲向敌人时脸都变了形，－－我平生唯一一次亲身体验到打仗开始时的紧张恐惧，又迅速地转为激动亢奋得忘乎所以！
…………
第二天县城出奇的平静。县中没有遭袭。双方的高音喇叭都没有提到昨晚马队遭袭的事。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这件事似的。
两派从此更加紧了武斗的准备。
在钳工车间，高洪根师傅和卢凤玲两口子也没闲着，他俩悄悄地做了十把长矛。这长矛是这样组合的：一根长1.5米左右的钢管，一头车有内螺纹；将一把三角刮刀除去木柄后用铜焊接在一个车有外螺纹为的钢套上，这样，三角刮刀就可以旋入钢管的内螺纹里，变成一把长矛。而三角刮刀旋出钢管，就看不出是把长矛。我们几个分别把钢管放在床帮边，三角刮刀放在床头，根本看不出宿舍里有几把长矛。这一切做得十分保密。
张传锷来到我们宿舍，神情严肃地向我们表示：“形势越来越紧张，如果需要的话，我豁得出去！”
纪映铭也继续默默地为我们刻写传单。
张文卡也来对我们说：“我爸讲了，在紧急的时候，他可以随时给‘造司’几匹马！”
在食堂，权清河大师傅悄悄对我说：“他们准备在铸工车间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了。”我对他说：“请你注意一下，一旦他们开始翻砂手榴弹壳，立刻告诉我，我们好早做准备。”他回答说：“那没问题。”
权大师傅因为是临时工，不敢得罪李书记和楚秘书，他没有参加“红铁牛革命造反团”，一直在“向阳战团”挂着名。“文革”期间像权清河这样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很多。权清河大师傅有正义感，常常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
一天晚上，李玉清、姚淑兰几个带着孩子到我们宿舍，高个儿李玉清那广西人的大眼睛显得惊恐不安，她说：“听说县武装部支持老保，会给老保真枪真手榴弹，那怎么办呀！”
我对大家说：“我们要尽量避免武斗的发生，上街要几个人一块儿走，到傍晚就不要出门。不要理他们找茬子的话……密切注视他们的举动，他们若有重大动作，我们就向军分区文革接待站反映……华师傅开车更要多留点神。”
大家不再说什么。可是我从李玉清的眼神里看得出她内心的疑虑和不安。
跟李玉清同样高大矫健的姚淑兰到沉得住气，一直面带微笑没说什么。或许是因为纪会计从“四清”起就常挨批斗，作为妻子的她也似乎习惯了。
几个月以来，两派忙于打派仗和准备武卫（斗），县拖拉机站内部基本上没有写大字报了，甚至两派之间的摩擦也很少发生，楚尚有胡柏新们竟很少有挑衅行为，两派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势简直令人生疑！
1967年11月11日，冯秀萍气喘嘘嘘地来到我们宿舍，说，他刚从街上回来，看到“捍团”新贴出的大标语是：“打倒彭永亭！打倒文在柱！打倒程晓龙！”
冯秀萍扑闪着惊恐的大眼睛，稍黑的皮肤更衬托出整齐牙齿的晶莹白亮，她同徐振华的恋爱关系基本上公开了。
前面讲了，彭永亭副县长在1966年11月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以后就不断遭到“捍团”的打击迫害批判游斗，早就靠边站了；文在柱虽是县批发站站长，却只是非党股级干部，也因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遭到县“捍团”的残酷揪斗以至卧病不起……而我，程晓龙，只是县拖拉机站的一名技术员，既算不得当权派，也不是县“造司”的头头，把我列入县级打倒对象，真是太抬举我了！我跟彭副县长、文站长从来没有打过交道；跟何厚清等县“捍团”头头也素昧平生；把我抬举得这样高，也可见是县上大人物迫害我的又一力作！
W县“捍团”在武斗气氛越来越严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情况下，明确提出了“打倒彭永亭、打倒文在柱、打倒程晓龙”，既是寻找籍口，也显露了杀机！
1967年11月16日，我接到通知，到设在县批发站的县“造司”总部参加会议。张文卡随我同行，其实就是我的警卫员。现在在白天两派在表面上还相安无事，但双方都提高了警觉。我先到邮局给陕西家里汇去20元。我们每个月13日发工资，我按月给家里汇20元，用于弟妹上中学的伙食费。
走出邮局，我看到何厚清跟张金虎几个有说有笑地在街对面走过，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不祥的预兆：这位炸断了手竟然能面不改色的何厚清出院回到县城必然会制造事端！
到了县批发站，张文卡就回去了，县批发站门口早就有手持长矛大刀的武卫队员站岗，他们多是生产队的社员，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我来到会议室，看来“造司”的头头们正在开会，陆成钊、吐尔逊、苗沛生、魏望荣、王永维、县委的轩金烈、县政府的王其武，县中的王老师，马老师，还有傅建德、李英、黄开焕、卢贤瑞等许多人在座。陆成钊正在讲话。
陆成钊方脸庞、直鼻梁，中等个儿，敦实身材。待人热情诚恳。他的思路像他的目光那样深邃而灵活。他的口材机敏，文笔老练。他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的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
陆成钊讲完话后，大家分头讨论。
陆成钊向我走来，跟我握手，说：“程技术员来了，我们开了一个小会，认为何厚清伤癒回来，必定会挑起事端。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彭副县长、文站长和程技术员。大家认为，如果你们三位同志暂时时离开W县，看他们还找什么借口。程技术员你看怎样？彭副县长和文站长那里，我们再分别做做工作。”
我说：“既然我们几个成了导火索，当然可以考虑暂时离开W县。群众组织作了决定，我当然服从。”
我离开县批发站的时候，苗沛生走过来说：“程技术员，我送你回拖拉机站，现在要特别注意安全，防备那些家伙找事。”我看他诚恳朴实的模样很受感动，说：“谢谢你，不用了，我就到对面县中。现在在大街上他们还不敢。”他还是送我过了马路，跟我挥手告别。他总是穿一件旧的军棉袄，腰里勒着一根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鞘的短刀。他像水浒好汉一样威武，也像水浒好汉一样讲义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天后他竟被暴徒打死在河滩！
县中门口没有岗哨，我直接来到办公室，黄同芬正同几个红卫兵在那里油印和整理传单。
黄同芬双眸清亮地问：“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接着她拿过几张传单给我，说：”我才从州城来，这里有两份最近周总理对新疆问题的指示的传单，可以传看一下，从中可见新疆武斗还在升级。大家要特别注意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像你这个出头之鸟更要多长个心眼！张生雨同志遇害是一个教训。”
我低声说：“‘造司’也认为我是W县的导火索之一，建议我暂时离开W县，避免‘捍团’当作借口。”
黄同芬神色忧郁地问：“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低声说：“去年9月他们要给我戴高帽子，我跑到乌鲁木齐上访上告，十来天后回来就没事了。当前的情况要严重得多，36计走为上计，我还是准备离开W县一段时间。”
黄同芬双眉微蹙，低声说：“‘捍团背后有人支持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是要离开这是非之地才行！我也准备在州城家里住一段时间，你若到州城来可到我家来。”
1967年11月19日晚，权清河大师傅披着件短皮大衣大模大样地来到我们宿舍。他坐在我的床头，从短皮大衣底下取出新铸造的手榴弹弹壳实物给我，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他们果然在车间大规模制造手榴弹了！听他们讲，前些天C政委专门开了一个会，传达了上面讲话的精神，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干，要加快作好武斗准备，给牛鬼蛇神一个沉重的打击！”
权清河大师傅平时总是乐呵呵的，跟各派群众照常来往。47岁人生经验的锤炼使得他老成持重。最难得的是，他跟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无论乌云滚滚压力重重，却依然在心底保留着可贵的正义感！
我很动感情地轻声对他说：“谢谢你，权大师傅，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帮助！”
1967年11月20日，我把权大师傅给的手榴弹弹壳放在背包里，穿上那件军黄色的长皮大衣，搭车来到州城，直接来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上访。“文革接待站”门口冷冷清清，比不得四月份我们来上访时还有些老百姓进进出出。
接待室里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年轻的脸色红扑扑的军人。
我先念了最高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接着说，W县“捍团”已开始大规模生产手榴弹。同时拿出背包里的手榴弹壳，说这就是他们铸造的手榴弹弹壳的实物证据！W县‘捍团’显然准备挑起武斗！希望军分区及时出面制止，防止事态发展……”
我刚讲完，那位年轻军人立刻高声道：“你说制止武斗的问题，首先要看武斗是谁挑起的！”
我说：“那你说是谁挑起的呢？”
那年轻军人厉声道：“在新疆，武斗是红二司挑起的！”
我说：“红二司在乌鲁木齐也是挨打的，怎么能怪到他们头上！”
那年轻军人胀红了脸，站起来，在办公室来回踱步，指手划脚大说了一通，我也热血上涌，无比气愤，竟什么也没听进去，没等他说完，我就抬腿走了。
我一路走一路想：W县肯定要发生武斗了！军分区竟然如此明显地包庇纵容积极准备武斗的“捍团”，还有什么理可讲！还有什么状可告！
我气呼呼地信步来到黄同芬家。黄同芬的奶奶热情地招呼我：“程技术员，是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呀！”我说：“黄奶奶，你好！我到州城办事，顺便来看看。黄站长常回来吗？”她叹口气说：“农场不叫回来，除非病重了。”我问：“芬芬呢？”黄奶奶说：“她跟她妈上街了，过会儿就回来的。”黄同芬的母亲是州中老师，现在也赋闲在家。
黄奶奶六十多岁了，头发花白，性格开朗，人缘很好，在W县拖拉机站住时，妇女们都爱跟她拉呱。她给我倒了一杯水，问：“你们站上王永维那小伙子现在怎么样？”我答：“好着呢！怎么啦？”黄奶奶说：“他跟俺孙女芬芬是中学同学，又都到乌鲁木齐读中专，今年初又都分配到W县工作，过去来我们家挺勤的，现在大半年没来过了，唉……”
这时黄同芬和她母亲回来了。我站起来向黄同芬母亲招呼：“李老师好。”李老师招呼我坐下。我问：“黄站长在下面农场身体还好吧？”李老师答：“还好，农活很重，但挨批斗少了。”
我接着对黄家母女讲述了我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上访的经过。
她们也认为军分区如此偏袒“捍团”一派，W县的武斗就难以避免了。她们娘母俩还说，W县“捍团”把“打倒彭永亭！打倒文在柱！打倒程晓龙！”的大标语都贴到州城大街上来了！
黄同芬送我上街搭便车回W县。大街上果然张贴着“不许彭永亭、文在柱、程晓龙之流翻天！”“彭文亭、文在柱、程晓龙是制造W县武斗的罪魁祸首！”等大标语。我对黄同芬说：“这是催我快点离开W县了！这些无赖竟然采用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法了！”
黄同芬微蹙双眉、神情忧郁地说：“你打算到哪儿去呢？”我说：“当然是到乌鲁木齐去了，我打算到母校去看看，我有同学留校当教员，看能不能在那里住些日子。”黄同芬说：“那正好，我伯父在石河子被批斗得重病不起，现在在乌鲁木齐他儿子那里，我奶奶要我陪她去看他们，我们在乌鲁木齐可以见面。”
我回到W县对吴师傅魏望荣和周曼珍等讲述了军分区文革接待站蛮不讲理的态度，大家也同意我尽快离开W县。恰恰华飞利的汽车在11月22日一早要去乌苏四棵树拉取暖用的煤，我正好可搭乘这车出走。不过一切都得秘密进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对华飞利说，请李玉清来把我的一些被褥衣物陆续拿到他们家保管。但床铺和常用物品仍保持原样不动，造成我仍然在的假象。
1967年11月21日上午，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到以“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成员为主的修理车间、钳工车间转了一圈。在钳工车间，高洪根师傅悄悄对我说：“我俩已做好两把左轮手枪，配用在州体委搞到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到戈壁滩试过了，还不错。看啥时候能用上。”我说：“既然造出来了，你们要保管好，最好不要使用，等到运动后期拆毁或上交……”
（许多年后我得知，1968年底，两派都定为“革命派”，高洪根师傅的手枪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只得悄悄拆毁了，十几颗小口径步枪子弹也丢弃了。）
1967年11月21日下午六点钟，我穿着那件常穿的军黄色的长皮大衣，大衣遮着肩上挎着的那只装有常用衣物的背包。张文卡陪着我有说有笑地走出县拖拉机站的大门，朱达安从碉堡里闪着呆滞的目光……
我随张文卡来到他家，张文卡家是一处农家大院，就在县农技站和县粮站之间的便道，朝南走约50米的西边，东边是粮站大院。张家大院里除了土打墙砌的一排农舍外，院里有牛、有羊、有马，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原来张文卡的母亲是蒙古族，他们家既是农民又是牧民。1944年12月，以苏联克格勃分子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东突”临时政府在苏军帮助下，血洗W县屠杀汉族百姓，张文卡的父亲在邻居蒙古族大伯的庇护下侥幸活命，后来就跟蒙古族大伯的女儿结了婚。
张文卡家是按蒙古族的习俗布置的。一进房门，除了走道就是矮土坑。炕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我们一进房门就脱鞋，上炕，盘腿而坐。张文卡的母亲，一位高颧骨、细眉眼的中年蒙古族妇女微笑着不声不响地给我们倒奶茶，摆上了馕饼和洋芋菜……
张文卡的父亲不在家。
周曼珍从毗邻的农技站来看望我。我瞅着她那雪白的脖颈，听着她那甜嗓曼声……我顿时惘然失神不知所之－－眼前是河滩郁郁葱葱的树林，温柔的林间草地，潺潺流淌的河水……多么美的地方，多么美的人儿，多么美的青春年华哟！
然而，我却不得不逃难！不得不跟心爱的人儿天各一方！不过，我们都感觉不久就会再见面的。
我把在乌鲁木齐母校工作的同学的地址交给她，嘱咐说：“如果形势紧张，要尽快离开这里，到乌鲁木齐来找我。”周曼珍轻言细语道：“我出身贫下中农，行的正，走的端，才不怕他们那些人呢！再说，我们的关系还保密着呢，他们找不到岔子。终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会胜利的！……”
谁知我们这一别就再也没有见面！
晚上，张文卡安排我到一间安放有床铺的小房间歇息。
1967年11月22日，天蒙蒙亮，张文卡就起床去县拖拉机站。吴师傅和魏望荣也早早起床、悄悄来到油库，帮华飞利、张文卡给汽车加油，并把一大桶汽油滚到汽车上，以备往返之需。一切停当，华飞利驾驶汽车小油门轻轻地开出县拖拉机站大院，这时门口的碉堡已没有人值班。汽车到了便道口，张文卡下车快步到家来叫我，我披上皮大衣，提着背包跟张文卡快步上了汽车，汽车驰过县城大街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影。出了县城，华飞利加大油门奔驰在公路上，路过兵团某团场也没有什么动静。华飞利笑道：“老保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要打倒的程某人，神不知鬼不觉就离开W县了！听说彭副县长和文站长也快离开W县了，看他们还找什么借口！”
到了州城已是9点多钟了，华飞利握着方向盘，紧盯着前方，不停地往前开，我们朝车窗四处张望，没有看到可疑的现象，直到出了州城，汽车飞驰在笔直的公路上，我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表明W县拖拉机站“捍团”虽然日夜派人在大门口的碉堡值班，却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出走！否则，凭他们杀气腾腾的阵势，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逶迤的天山，浩瀚的戈壁，汽车像一页扁舟颠颇在海面上。面对气势恢宏的自然景色，我深感个人的渺小，前途的迷茫，命运的难期！
“程某人，你还记得两年前，我俩在乌鲁木齐东风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红帆》后，到二道桥民族商品店，一人买了一顶苏式硬沿大盖帽，一人买了一件皮夹克，一人买了一双长统皮靴，打扮得像那个红帆船船长，招摇过市，好不威风呵！”华飞利握着方向盘，打破沉默，边说边笑。
我沉浸在对往事的记忆里：“是啊，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多么单纯！把一切都看得多么美好呵！”
华飞利却依然谈笑风生：“那时候神气十足，现在可狼狈不堪了！哈哈！”
到了乌苏，已经天黑，我们在兵团的一处旅社住下。翌日一早，我跟华飞利、张文卡道别，他们到四棵树去拉煤，我搭乘班车去乌鲁木齐。
没想到的是，就在十多天后，W县发生了震惊全疆的“12.6”惨案！我“造司”战友被打死十多人，打伤200多人……我这个在W县被列为第3号的牛鬼蛇神，因为这次出走，竟成了“文革”的幸存者！
没想到的是，我这次出走，竟然在8年后才回到W县！
注：
（1）、也作“武小二”，原是对“红二司”小将的蔑称，后泛指“三新”一派的群众。
（2）、不包括各社场的人数。
（3）、即1967年W县“12.6”惨案。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