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1968年春天，“红铁牛革命造反团”逃亡到乌鲁木齐的战友，为“革命大联合”的形势所迫，陆续离开“八农”，又相继回到W县拖拉机站的境遇－－在许多年后众人的回忆中，大体是这样的：
到了1968年6月，“八农”造反食堂撤销，“八农造”不再供应饭票，魏望荣、王永维也只得回W县了。
那时W县依然是一片白色恐怖。“捍团”的干将们气焰嚣张耀武扬威！而“造司”经过“12.6”惨案已被打跨了！
魏望荣回到县拖拉机站，楚尚有见了，还讥讽地说：“你们出去半年多，还长得白胖啦！”他也没有敢答话，他每天自觉地到车间干活，除了干活、吃饭、休息、睡觉，没有任何活动，不和人聊天，不串门，不上街，夹着尾巴做人。
“红色军团”一直没有对返回W县的“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成员采取什么行动，显然是想放长线吊大鱼，因为“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一号勤务员吴锡利还没有回站，W县第三号“牛鬼蛇神”程晓龙还没有回县！
1968年6月底“红色军团”有些等不及了，准备拿王永维和徐振华开刀，杀鸡儆猴！
一天早晨，魏望荣去打饭的时候，权清河大师傅悄悄告诉他：“红色军团准备拷打王永维和徐振华。”魏望荣立刻告诉他俩，他们三人一合计，只有跑为上。于是王永维和徐振华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上街，然后，乘机跑掉了。
1968年7月初，“红色军团”又通知魏望荣和华飞利到县政府大院参加批斗大会，他俩知道没啥好事，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参加。
进得县政府大院，只见主席台上高挂着“批斗大会”的横幅，两边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民兵（实为“捍团”的武斗队员）列队站岗。主席台前放着几十件各色各样的奇形怪状的高帽子、黑牌子。主席台下面是用砖块垒成的一长排小凳子。
会场外陆续有高呼口号的队伍走进会场。
十二点左右，楚尚有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就是：“带牛鬼蛇神入场！”随着一片喧闹的“打倒刘邓陶！打倒黑武光！打倒武小二！打倒彭永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彭永亭，田太栋、傅建德、卢贤瑞等约20名“走资派”、“牛鬼蛇神”被武装民兵押到主席台前，按照各自不同的身份、等级，戴上不同规格的高帽子、黑牌子。
大会第二项议程是领导讲话。在县武装部C政委讲话前，楚尚有喝令这些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们跪在各自脚下的小砖凳上。
C政委讲话无非是要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要把“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们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之类。
大会第三项议程是高呼革命口号。在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黑武光！打倒武小二！打倒彭永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杨长贵、赵方志、赵忠等二十来个打手，手执皮鞭向彭永亭、田太栋、傅建德、卢贤瑞等这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雨点般地抽来！
站在主席台边，跟各单位、城关公社各生产队的数十名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们一起陪斗的魏望荣、华飞利们面对如此情景无不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总算熬到散会，提到嗓门眼的一颗心才感觉放了下来，魏望荣、华飞利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劫；不料晚上他们又被分别叫去办公室和会议室……
魏望荣刚跨进办公室，几个人就向他扑来，拳打脚踢！同时有人用黑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接着被反绑双手，踢跪在一根杨木劈柴上。这时有个陌生的声音问他：“你是怎样参加‘劳动党’这个反动组织的？你是‘造司’的暗杀队队长，你把你们的计划、组织、目的说出来！快快交待，免得受皮肉之苦！……”
在审问中，魏望荣听得出记录人是胡柏新。
在拷打中，魏望荣听到赵方志说，给他腿弯里再夹根劈柴，让他尝尝滋味！说着就把一根劈柴夹到魏望荣的双腿弯里，再压跪到原来那根劈柴上！魏望荣顿时感到钻心一般的痛！
魏望荣还听到朱达安一边嘴里不停地用江北话骂着：“你妈的个X！你这个小X养的，我叫你这个小坏蛋干坏事！打死你这个小狗日的！……”一边用脚上穿的大头皮鞋朝他身上和跪着的双腿上乱踢！边骂边踢总好像还不解恨！
魏望荣还听到沈桂荣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嘿，还挺有意思的嘛……”
在审问拷打的过程中，“红色军团”反反复复叫魏望荣交待“罪行”，什么“劳动党”呀，“暗杀队”呀，“夜袭干部群众”呀，等等。魏望荣自然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暴徒们就变着法子折磨他。
一是“坐土飞机”，就是用一根细绳分别绑着两根大拇指，再分开穿过房屋的木横梁上，拉动细绳，把人吊得悬空，再猛地松开绳子把人摔下来；再吊起来，再猛地摔下去……
再就是抓住他的头发提起来，再按跪在杨木劈柴上；再提起，再按下去，直到他失去知觉……
不知拷打了多长时间，魏望荣迷迷糊糊感到要醒来时，忽然听见载吉才叫他：“魏望荣，坐起来，喝水。”魏望荣没有答话，戴吉才又说：“好了，没事啦，他们都走了，起来吧。”这时魏望荣睁开双眼，看见戴吉才手上端了一小茶缸水站在面前，戴吉才又说：“噢，还绑着呢……”边说边给魏望荣松了绑，然后又叫他喝水，说：“回去吧，没事啦。”说完就走了。
魏望荣喝了点水，感到头脑清醒了，鼓着劲站起来，忍着痛一步一步走回宿舍……
就在当晚，华飞利在会议室也受到类似的审问拷打！
接着“红色军团”对魏望荣和华飞利同站上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实行监督劳动改造：
魏望荣跟着“牛鬼蛇神”张传锷一起拓土块。
张传锷每天早晨要戴着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黑牌子，敲着破盆子，游一趟街，一路上高喊“打倒张传锷！”“打倒牛鬼蛇神”！回站还得拓600块土块！魏望荣则只要求每天拓450块。
华飞利则跟着挂着“牛鬼蛇神”黑牌子的纪映铭，每天打扫大院的卫生和公共厕所。
张全珠因为作风问题名声不好，被挂上“坏分子”的黑牌子，肩上挂了许多破鞋，站台子批斗过。以后每天负责打扫各办公室的卫生。
“红色军团”对高洪根、卢凤玲两口子也没有咋的。听说军分区的一个啥干部是卢凤玲的亲戚。
买合提因为年纪小，又是艾达洪的弟弟，红色军团也没有整他。
冯秀萍的姑父在州城是背着三块钢板响当当的人物，所以“红色军团“也没有碰她。徐振华在1968年2月月率先回到W县，跟冯秀萍结了婚，不久冯秀萍生下了小孩，但没多久小孩就夭折了。6月，“红色军团”准备拷打徐振华，他闻讯再次逃跑了……
1968年7月下旬，“捍团”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实际上是以办学习班为名，继续批斗“造司”的大小头头。让学习班的成员轮番站高凳子、挨皮鞭子、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外加晚上不让睡觉醒脑子……“捍团”还说得怪好听，说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
这“学习班”总共折腾了三十多天，学习班结束，刘明才和库查巴依分别回到第二机耕队和第三机耕队监督劳动。
1968年9月5日新疆革委会成立。
1968年10月，自治州城、乡普遍开展的“三忠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形成高潮。在办公室门窗、文件柜上印写“忠”字，向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绣毛主席像，戴毛主席像章等（1）。
1968年10月的一天，徐振华觉得形势好转，再次回到W县家里。他得知“红色军团”还是要拷打他，于是到县武装部反映了情况，武装部的接待人给他开了证明，称：新疆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不能武斗打人。他带了证明回家。
翌日，徐振华被叫到办公室。他刚进办公室，赵方志、朱达安一伙七、八个人用马鞭、火钩向他劈头劈脑打来，朱达安还穿着大头皮鞋猛踢他的小肚子，当场把他打得昏倒在地。多亏党支部委员兼第一机耕队队长唐丰贤到来，看了武装部的证明，制止了这一伙人的暴行，否则，徐振华的性命恐怕都难保了。
“红色军团”一伙无事生非处处寻衅，魏望荣只得借母亲病重，再次逃亡，回到江苏老家去了。
直到1969年4月9日，B州和W县同时成立革委会，逃亡在外的魏望荣、吴锡利才陆续回到W县。
到此为止，“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因“12.6”惨案逃亡的战友才算逐渐返回W县了。
当然，程晓龙早已于一年前的1968年7月身陷囹圄，自然不在此列。
周曼珍也再没回新疆！
B州、W县成立革委会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要求两派群众讲团结、讲联合，也开始提出要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的问题。“捍团”也威风不起来了，那些干了坏事的少数人也在设法找退路了。“捍团”的群众也主动跟“造司”的人打招呼啦。
1969年5月，魏望荣、吴锡利和华飞利等商量决定，到县公安局去探望程晓龙。主要目的是看看程晓龙是否真像传言所说的那样真的关押在县公安局。因为当时有传言说，程晓龙被从北京押回W县了！并说他以到北京上访为名，想闯进法国大使馆叛国投敌，成了叛国投敌的政治犯云云。
到了县公安局，魏望荣向接待人说明了来意，县公安局不同意接见。于是，魏望荣等就说，程晓龙和我们是一个单位的，现在搞大联合了，如果程晓龙真是坏人，我们也有教育和感化他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说了一大套，县公安局才勉强同意安排程晓龙在院内指定的路线上走一趟；他们在公安局办公室的后窗看一眼，不许说话。
如此这般走了一个过场。
1969年6月，B州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后称“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从农X师抽调300多名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县的基层单位，开展“斗、批、改。”（2）
W县拖拉机站也进驻了宣传队，并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接管了党政权力，“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失去了权力的“红色军团”的头头们，一改往日那种嚣张气焰，成天垂头丧气无精打采。随着“斗、批、改”的步步深入，那些干了坏事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969年下半年，在驻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持下，老工人吴锡利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70年，在自治州“一打三反”运动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是非颠倒，无限上纲，加之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一案是B州“造司”的几个头头被定为“地下黑参谋部”的“参谋”，致使十多人受到追查，迫害和株连，致死2人。（3）当然以后都平反了。
1970年7月，县拖拉机站改制为县农机修造厂，并成立厂革委会。驻厂的工宣队负责人、农X师的干部L任厂革委会主任。李长学和楚尚有都被调到外单位任职。同时，魏望荣、徐振华、冯秀萍、刘明才、库查巴依等也都分到各公社的农机管理站去了。
1971年3月，由县农机修造厂、县电站等单位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县中和小学，领导管理学校。吴锡利成为工宣队进驻县中的负责人。该工宣队进驻县中达4年之久，后来吴锡利被提任为县农机厂副厂长。
顺便说一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的岁月里，魏望荣、陆成钊等成了W县的部门领导人。
黄同芬和王永维1969年在州城结婚，随即调到州城。后来黄同芬的父母因在京的老上司复出，调他们回京；再后来，黄同芬跟王永维离婚后也去了北京。
前面已经讲了，1967年W县的被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到了1971年4月，B州革委会总算组织了专案组进行了调查；1971年7月逮捕了首犯贺XX等3人；1973年11月依法判处了贺XX等14名罪犯。
中国老百姓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不报天报。
W县“12.6”惨案的首犯贺XX（本卷中何厚清的原型之一）在服完15年刑期之后，因他原本对家人也很歹毒，家人不接纳他，只得独自流浪，靠给别人看大门度日，郁郁而终。
W县“12.6”惨案的主要策划人之一的许XX（本卷中楚尚有的原型之一）虽然躲过了法律的制裁，但受难者冤魂并不放过他，以至于神经错乱、精神崩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本卷中的朱达安（原型的姓名就不提了），这位文革前只知埋头干活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没有文化，寡言少语，老实憨厚，到了文革时摇身一变竟成了打手！直到1968年下半年两派（造司、捍团）都被定为革命派，在大联合和建立各级革委会的浪潮中，他依然非常凶狠残暴地殴打返回单位的魏望荣、徐振华等人！但不久他就半瘫了：目光呆滞，口不能言……
当然，本卷中记述的还有一些人物，如胡柏新、赵方志、戴吉才等人，他们借着在文革中的表演，在文革后还风光了一番，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摔得头破血流，有的丢了官，有的进了监……这里不再一一举例，道理很简单，心术不正，损人利己，以整人为乐的人终归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不报，时辰不到罢了！
我在乌鲁木齐逃亡了半年多之后总算回到了陕西家里，家里的境况比我设想的更差！我在家里两个多月 几乎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我还被当地的武斗队员抓去差点枪毙……而新疆两大派在京的谈判马拉松似乎还看不到终点……
1968年7月，我再次来到北京，希望得到“三新”谈判代表的信息和帮助……终于在钱尽粮绝的情况下身陷囹圄，亲历了文革期间六年半的牢狱之灾！这些我都写在《囹圄纪事》里了。
作为新疆W县“12.6”惨案的幸存者，我写的这卷亲历“文革”的见证录，就叫做《文革生死劫》吧；并谨以此书作为对文革死难战友的记念。
注：
（1）、见《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P148
（2）、见《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P150
（3）、见《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P153
1978年－1979年回忆录
1996年－1997年第一稿
2001年－2002年第二稿
2007年－2008年第三稿
2010年－2011年定稿
后记
从1966年“文革”开始，几十年过去了，常有年轻人问：“文革”！“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无论一些人怎样掩盖，怎样粉饰，怎样扭曲，怎样封锁，“文革”的历史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作为“文革”的幸存者，我写的这部《文革生死劫》（包括第一卷《文革生死劫》、第二卷《囹圄纪事》）就是从我个人亲历的角度对“文革”的描述。
如果要更简明直白些的话，“文革”是这样的：
从1966年5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所有报刊刊发《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起，整整十年，中国所有的报刊、广播、“北京来电”、“首长讲话”、大字报、传单……铺天盖地、如雷贯耳、连篇累牍、连年累月散布的几乎统统是谎言！谎言弥漫、笼罩全国各地，深入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毒害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自然包括笔者本人）！－－这就是“文革”！
从1966年8月，红卫兵破“四旧”开始，抄家、游街、批斗、毒打、囚禁、强劳、杀戮，打、砸、抢、抄、抓、赶、杀……整整十年，红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席卷到全国每个角落！－－这就是“文革”！
从知识分子、黑七类及其子女……直到彭德怀、刘少奇，挨整、挨斗、挨打、致死的人士遍及全国各个阶层、各个地域，死亡人数达两千万人（叶剑英语）！受伤害、受株连的不计其数！－－这就是“文革”！
…………
有良知的中国人行动起来，是深刻反思、彻底揭露和清算“文革”的时候了。
晓龙 2011.12.
（续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