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修英国文学，副修乡村社会学。我非常幸运的，有两位伟大的作家：冰心与郑振铎，是我的老师。冰心讲中西文学比较时拿起英文书不需要念，看着句子就立刻口头译成很美的白话文。郑振铎教我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郑振铎一开口句句都是很美的白话文，用他那江浙口音说的国语我现在耳中还很清晰，他说“五四的名声惊破了一般浪漫者的迷梦……”那是我十九岁的事。可是我在九十岁时在云南大学听张维教授讲同一课题——《中国近代文学史》，张维教授比郑振铎讲的更活泼生动。我真幸福老年还碰上这么好的老师。还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姓徐，他教我们的唐宋诗词，教得非常好，即使我生了病也不旷课。他在讲课的时候，非常的投入，似乎忘记了他自身的存在。我们学生感觉到他与他讲的那些诗人们已经合二为一完全进入那诗里了，似乎那诗就是他写的。有一次我病倒在校医院，教我英国历史的一位教授来探视我。她是一位英藉的老姑娘，她坚决要知道我失眠的原因，她疑心我是失恋。她一贯对我很感兴趣，时常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她独自一人住在一个荒芜无人的古寺中，随身只有一个老厨师跟随照顾她的生活，她也把我当成她这个家的一员。那一天，她硬不离开我，要我说出失眠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是因为读书开夜车，喝多了咖啡，才睡不着的，正在那个时候，萧乾（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了名作家）带了一大包水果前来看望我。他是我们班上很出色的一名学生。上诗词课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但是这历史老师偏偏不肯走，非要听我的“恋爱”故事。为了急于脱身，我就借着萧乾即兴地编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我与萧乾恋爱了，但是我的父母不赞成，因为他（萧乾）的父亲是个老蒙古，职业是北京老城门的看守者，彼此太门不当户不对了。这个编出来的故事冤枉了萧乾，但是帮助了我能够立即脱身，没有失去这一堂诗词课。当我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说完以后，历史老师（英藉老姑娘），满意地走了。我马上从医院病床前飞跑地去上那堂我心爱的诗词课。虽然我迟到了五分钟，但总比缺课好。
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十四行诗的研究”。十四行诗是20世纪才来到中国的。现代名诗人闻一多，是第一个用了这种诗体的诗人，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很幸运的得到了他的辅导。他在当时是我们学生中抗日和民主思想的领导者之一。当时我很崇拜闻一多，也很想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对国对民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天不论天气多冷，六时一定起床，锻炼自己成为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锻炼自己成为能以写作救中国的人。我写第一首出版了的诗时才12岁，我高中三年级，我的英文老师就教我写英文诗。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一次英文诗写作的比赛会上，我和一位男生，同时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但是我们英文文学系只预备了一个第一名的奖品，那就是莎士比亚全集，我的英语教授，波林顿（Borantin）女士赶快跑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拿出一个很美的玉石的手镯，送给我，那是很特殊的好玉石，名叫丝瓜藤。五十年过去了，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在写作上并无任何成就，自己对自己过分的期望，感到可笑。
清华和燕京在校风上是各不相同的。前者是非常严肃和典型的中国味；后者是非常自由浪漫西化的。
一个清华的男生，不会去与一个女生约会，除非他对她很感兴趣在追求她。他如果对那位姑娘去作一次拜访，必须西装领带像一个绅士。燕京的男生，却是常常约女生们一块儿玩，出去爬山游泳，并不一定是在求爱。即使他想对某一个女生恋爱，他也穿着得很随便。我当时只跟那些用心读书，吃苦耐劳，抱有爱国救国之心的，真诚于友谊的男女同学们做朋友。我认为这样的人对我将来的事业才会有所帮助的。当我在大一时，我们有十二个男生女生，总在一起玩，下课以后，晚饭以前，我们这十二个人总在一起吃西瓜，唱歌跳舞，谈谈说说，大叫大喊，快乐无比。当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发现向景云穿着整齐来找我的时候，他（她）们就会说：“那个银行家又来了，我们快跑吧！”这些人就从女生宿舍旁边的花园里抱着个大西瓜，到其他建筑物后面躲着，谁都不愿景云把我从他们中间拉走，一个也不愿意离开。我们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女生同三个男生，后来都成了我终身的好友。这个女孩名叫陈路得，她是一个孤儿，从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圣希理达的舍监，寡妇陈老师认领为养女。陈路得在她读中学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好，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得到学校悬榜的荣誉。她进入燕大后主修的是护士学预科，后来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高级护士学系，当陈路得老年以后，她成为天津医科大学的名誉校长，创办了高等护理学系，并且荣获国际南丁格尔奖。
另一位男生，叫郑乃涛，他十一岁丧父，一家有九个孩子。他妈妈给人洗衣服，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把这些孩子养大。他从小学就享受奖学金，一直到大学。他用心读书，同时锻炼他的身体，他全身都是肌肉。他说，他一定要有坚强的体魄，才能吃苦耐劳，将来救中国。他疾恶如仇，敢说敢做，我羡慕他的人格，也就开始锻炼自己。冬天怕冷，不敢早起；晚上不敢离开温暖的宿舍上图书馆去读书。我就对自己说：“乃涛办得到，我怎么不行。”我立刻就拿着书往图书馆跑去。——后来，郑乃涛到大三的时候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当时我只知道，他是要专修植物病理，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在这方面是最强的。他在金大毕业以后，学校留他教学，并允诺二年以后，送他出国读博士学位，再返回金大教书。
1935年燕大毕业后去上海见景云，路过南京时，我去金大找到郑乃涛，他成天都在化验室工作。当天晚上他陪我去游中山陵，我们坐在一辆马车上，郊外的月亮，照在他的脸上，他一路上唱了许多当年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唱的那些歌，当他唱着：“我要永远永远地爱你”的时候，他热泪盈眶。我感觉到他这多年来，藏在心中的爱。我不敢说话。因为这多年来，我也抱着很强的羡慕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深深的爱。我不敢坦白我自己的感受，因为这是在情人与朋友的爱的边缘上。我害怕引领他走向一个更深的不可能的爱，那只会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这多年来我对他的羡慕实在是大于我对向景云的。他是真正得到我的敬慕和我的深藏的爱。当我后来从上海又经过南京时，他上船来为我送行。汽笛叫了，他还不肯离开，直到轮船已离岸了，他才只身冒险，从轮船上跳到趸船上，我的心才从喉咙口掉到原来的地方。我回到武昌家里不久，从他一位朋友的来信中得知。他已经自杀身亡了。原来，他被骗入蓝衣社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当他发觉自己受骗以后，已经无法脱身，他想参加共产党的志愿已被蓝衣社发觉了并有暗杀他的意思。他就用他自己研究的治病的植物毒针注射了他自己，自杀身亡。——一直到我九十岁，这十二个人中另一位好朋友，叫邝荣禄的，他是畜牧兽医专家，他在广州医院临终前告诉我说：“郑乃涛曾经告诉过我，说他（郑）爱你，但是他（郑）认为向景云与你已经相爱了，他（郑）不愿插足，但是又不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相爱，所以他（郑）才以择校为借口，换到南京金大去了。”我直到九十岁时，才知道郑乃涛那时为什么换学校。当邝荣禄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在心里忖度着：那个时候，也就是当乃涛离开燕大转学南京金大的时候，我与向景云的关系，还不过是停留在：他是我哥哥的朋友，同时是我家的客人。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向他宣布了我要实行独身主义，所以向景云从来不敢对我提一个爱字。他知道，如果提了，我俩之间的关系，就会如同燕大几个其他男生的结果一样，马上断绝来往。郑乃涛错误的估计了我与景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离开了我们，转校南京。
还有一个好男生，叫江汉章，他是在女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却不与任何女生谈恋爱。他曾教过我许多英文歌、游泳、滑冰、骑单车野游。他总是很照顾女孩子们。他也是在大三的时候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他说他要献身于上帝，热爱人群，来显示上帝的爱。
最后一个就是邝荣禄。他身材高大，最漂亮，对朋友真诚。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都坐在生物实验室的桌子前。每个学生面前，都有一个四支被钉在板上的蛤蟆，那一堂课是为我们学生学习蛤蟆的神经系统准备的。忽然间，我面前的那支蛤蟆，挣脱了钉子，跳了起来，我被吓得大叫，整个生物楼都听到了我的叫声。邝荣禄他很稳重地走了过来，把那只蛤蟆重新钉在板上，一点也不慌张，我们两人就从此认识了。那以后，他参加了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大四那年，我们的校长司徒雷登发起了一个向国内大募捐的运动，给我们学校办学用。荣禄和我被分在同一个募捐小组的正副组长。当时，张学良部队里的军官们，因为东三省被日本占领，所以他们都集中在北平。他们都普遍地有钱，所以经过我校的军事教练介绍，我去到那些军官们那里，向他们募捐。他们中间很多人很喜欢我，有一天，天晚了我被留在其中一位军官的家中过夜，当我第二天早上从城里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发现邝荣禄守在校门口等着我。他听我说，我是被留在军官家过夜的时候，他脸都吓白了。他说：“你真是太天真了，这些人不是好家伙，他要是害了你，你怎么办？”我说：“他有姨太太和小孩，他怎么敢？”他说：：“这种家庭，姨太太为了要取悦丈夫，经常帮丈夫做坏事。你以后再不可以这样天真了！”从此以后，他总是陪着我一道去募捐。
1935年夏天，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邝荣禄那天来到我的宿舍门口，在我的记念册上写下了他的留言：“人们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爱情。这句话并非事实，以我们四年的友谊可以证之。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
1938年我在美国宣传抗日时去到纽约州的依舍卡（Lthica）城，康乃尔大学演讲，邝荣禄也代表中国留学生到火车站来欢迎我。我们匆匆见了一面。
1939年我在美国旅行演讲的抗日宣传工作完毕以后，我和向景云于元旦下午在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Madison Wisconsin）举行婚礼，邝荣禄那时在康乃尔大学宿舍里为我们婚后的幸福明烛长跪祈祷，令我终身感谢，我认为这是对我最美最好的新婚礼物。
2001年11月我们89岁那年，双方都在失偶的孤单的悲痛中，只有这七十年的友谊能彼此相慰，感情快速地增加了。有人劝我们结合成一个新家，他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到昆明，每月长途电话费都超过千元。他说我们都十分寂寞，我们是七十年的知交，应该可以成为最理想的老年伴侣。我说“但是有朝一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我们昔日的配偶重逢九泉，你自己说过你们夫妇一生中不曾有一次争吵，永远是和睦的，可是你又再次结婚，你何以对她？我和我的丈夫虽然吵过闹过，但是永远是相爱的，他日黄泉相见他问我从前那些海誓山盟如何都忘记了，我将何以对？所以我俩七十年友谊的纯真只能继续不能改变性质。”他长叹一声说你的意志是对的，景云的确配得上你的忠贞。我们的好友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说过，他曾报请中央批准他聘请景云到农业部来负责国土经济学这方面的工作。中央认为向景云不肯与右派老婆划清界线而不批准。我说景云从没告诉我这件事，只是说上级因为他思想赶不上时代不能胜任校长职责而免职，他至死也没有说出这个原因，他一定是怕我知道了会受不了。他真是一个有体贴的好丈夫！邝说他也不愿干扰我与景云的深厚情感了，我只应该成全你们这段完美的爱情故事。因此我们之间的相知相敬相爱的感情只能是友谊，我们的关系只能是朋友。这样，我们生者死者四个都能心安理得，死者都含笑九泉，生者充满着夕阳的温暖，兰花的清香，异常的美的感受。
景云是最经常来看望我的男生。他的拜访阻碍了其他五个男生对我的拜访。其中有一名周金华的男生，他是医学预科的学生。他是全校被人认为成绩最好的学生，最恨景云。有一天下午，他跑到清华去一脚踢开景云的房门，他很生气的问：“你就是向景云吗？”向景云从午睡中惊醒，本能地回答他说：“我是”。周金华用愤怒的眼光看着他，说：“我就是燕京的周金华。”说完以后，就摔门而去。景云认为此人太不礼貌，追出来，准备与他理论，发觉他已经骑上单车远去了。黄昏时，景云照例来找我，他对我谈起了这件事。我想起：大约因为周金华来我这里多次都吃了闭门羹，才把肚子里的火都发在了景云身上了。我就大笑特笑。
几年以后，1941年我从美国回到重庆，忽然发现，周金华站在我的房门口。我很惊讶。因为我们一别已经七年了，今日重逢，都非常高兴。他当时已经是重庆一家有名的医院里的主任医生了。又半个世纪以后，1996年，我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参加最后一次的燕大旅美同学会的聚会时，听说他在中国最后成了一位名医，以后就去世了。
1932年的夏天，我在燕京读完大一，景云差不多天天下午都来找我。我们在未名湖畔散步，也在山顶草亭的石阶上坐着谈天，看着星光闪耀。他那时告诉我，他将来一定会在农业改良方面工作的。中国90%的人民都是农民。假如土地经济的政策好，农民都会富起来，那么农业就可以支援工业。我就说，我要把我的时间用在收集乡村农民的歌谣上，将歌谣中的封建迷信改革为革命的思想，用歌谣来使乡村人民的思想现代化。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太天真。
有时候，我们骑单车到圆明园古迹去游玩。道路是用一个一个方形的石块铺成的小路，石块与石块之间，长满翠绿的小草，组成了艺术的图案。这条小路引导着我们一直走到圆明园宫殿的门口，残砖断壁但不失其曾经辉煌壮丽雕塑的美，它们伫立在那里任人凭吊。
圆明园宫殿里面的珍宝，全部都被八国联军中的英国军队抢夺一空，为了掩盖他们这种强盗罪行，英军司令席莫尔将军下令将圆明园一把大火烧成了今天这种模样。这个事件，让我更深刻的感觉到帝国主义凶残和封建王朝腐败的可恨，我为我们中国文化的被摧残，和人民劳动成果的被践踏悲愤。资本主义侵略我们，我更加向往共产主义会带来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而且，那个时候，苏联在上海率先归还了俄租界，就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很好的预兆，我和景云的谈话使我觉得，他引着我走进了世界，看到了人民和他们的痛苦，他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想起了我们那十二个学友之间游乐嬉笑，成天也不知高兴什么。真是完全不一样。
大二的暑假开始了，景云说，他要与他的好友黄开禄（后来，他是美国一个大学里经济学教授）到西山去旅行一个礼拜。在他离开了我的一周中，我竟然非常想念他。我就问自己：“你掉在了爱里去了吗？不可以，不可以，永远不可以！我要自由，我要创造一个事业，不受家庭的牵累。”一个礼拜以后，景云回来了。他又开始了他的老习惯：每到黄昏就来例行地拜访我，我就觉得一切都好了，没事了。我们也经常打网球，但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网球手，每次都在树荫下躲太阳，靠景云把球击到树荫下来将就我。但当我击回球时，那球会飞到什么天边地角，就只有天知道，有时我们骑着单车到远郊去旅游，我随即警惕自己：“绝对不能落入爱的旋涡中去。”景云也从来不提一个爱字，在谈话中我们都相信，在共产主义思想中，人民都能享受到自由和民主，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孩子都能免费受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医药救治，再没有军阀割据；中国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我告诉景云说，我虽然热衷于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但是我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因为我太简单、太直爽、心地太善良了，我总是想到别人是好人，容易相信人，我不宜于做政治工作。我只能参加例如儿童福利，或者是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或者是农业复兴，这一类的工作。而景云则想献身于农业经济改革，使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有温饱。我们想，我们在复兴中国的道路上是并肩作战的好朋友。
1933年的暑假，我们那十二个人的团体分散了，有的回家了，郑乃涛去了南京，预备转学金陵大学。我有时也上清华去看景云。我们在“工字厅”前面的小树林里漫步。“工字厅”是清华的行政楼，它是中国古典的艺术型的建筑。中间是花园，四边有美丽的栏杆和露窗。我们在大树下，通过它们的空隙，看月亮和星星。景云乘着那个时机，对我表白了他的爱。他说两年前在我家中时，就爱上我了。他说他的日记可以证明。如果我们结了婚，我们可以共同在农业社会这个范围内工作，事业与婚姻，可以打成一片。我们彼此允许永远相爱并且邀请老树作证。我们自认为会是一对很好的终身伴侣。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我应该回到燕大女生宿舍了，我们匆匆地走到西门，那是离燕大最近的一个门。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这是大学的规矩，晚十时应该上锁），我们又赶快冲向前门去踫运气，可是前门也上锁了。我们怎么办？景云说：校园里人人都认识他，包括打更的与校警，他们每晚十二时都要检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假如被发现我们两人深夜在一起，我们的名誉就要扫地了。我就建议：“我们躲到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去。”当时景云说：“那样被发现了，更糟糕。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还不如在一个正大光明的地方被发现的好。”
因此，我们就回到大礼堂门外的石阶上，坐在那里。看月亮和星星。真壮观呀！后来，我们想换一个景色，我们就来到大礼堂右边的旗台上。台子是圆型的，用大理石铺砌了三层，我们坐在它的第二层，背靠它的第三层，底下是冰凉的大理石。幸而，我们是静静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忽然听见我二哥在旗台的后面，正在责骂我的弟弟们。原来我这两个弟弟当时都在北平的中学里读书，暑假来到清华，在我二哥的辅导下补习功课，这时他两个正在二哥身旁。从当时我二哥的话语中，就好像骂的是我和景云两个人。他正在骂的是：“你们两个人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不想想你们是出身什么家庭？你们简直是疯了。”弟弟们都没敢吱声，但我和景云却吓得要命，赶快轻轻地站起来，偷偷地走开了。我们又回到小树林，停在老树下。我们的心刚刚停止了乱跳，就看到一对像电灯泡一样的东西向我们跑来，在一米之内停止了，定定地看着我们，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屏住了呼吸，盯着它看。终于发现它是一只刺猬。它也很快地团成一个黑球。我们不愿意去打扰它，就向“工字厅”的前门走去。忽然发现假石山的上方，有千千万万的星星在闪烁。我们被惊吓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地就发现了那是萤火虫们聚集在花上。太美了！太灿烂了！似乎是在庆祝我们的订婚，我们谢谢它们了。忽然，肃静的空气中传来一棒锣声：查夜的更夫来了。它在左边敲，我们就躲向右边；它在右边，我们就躲向左边。我的心都快跳到口里来了。景云估计我的二哥和两个弟弟，大约已经回到宿舍去睡觉了。景云建议我们重回礼堂石阶上坐坐。他说，我们的衣着都是白色的，大理石的墙壁也是白色的，在白色的月光下，是不会被人看清的。即使我们被发现了，我们也不过是规规矩矩的坐在一块亮堂堂的地方。所以，那个余下的夜晚，我们是在平安中度过的。当天一露拂晓，我们听到学校铁门嘎喳一响，景云就护送着我。回到了燕京。
再见了！这罗曼蒂克的一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在我们女生宿舍第四院，有一位出名的许爷爷和李奶奶，他们是这个宿舍里多少年来的工友，他们有慈祥的善解人意的心。在周末景云与我总爱在学校南门旁一条情人小径上漫步，直到夜晚。许爷爷他每天18点下工回家，他下工前总是事先把景云的单车停在一排长青树的后面，以免它被偷盗。李奶奶则在下工前，把我的饭菜留在小厨房的灶上保温，我真感谢这些可爱的老人对我们的照顾，俗语说：“燕京是一个大家庭”，这的确是事实。我深深地体会到，我在燕京的生活，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
我们燕京还有一位最出名的老工友，学生们叫他季爷爷。他的背脊直挺，他的脸非常仁慈。他管理着燕大两座同样的楼，姐妹楼，一个是单身女教师宿舍；一个是男女生会客厅和女部主任办公室。他成天都在那座会客厅的楼里。会客室靠门这边的墙是玻璃的。所以，会客室里面沙发的背都很高，所以坐在不同沙发里的人，是彼此看不见的。季爷爷成天坐在玻璃墙外，直看前方远处，绝对目不斜视。似乎他要使会客室里的男女生们放心地自由交谈。所以我们都敬爱他，说他是个圣人。
我四年级的时候，景云从清华毕业了，去了上海工作。我成天忙着写毕业论文——《十四行诗的研究》。康克瑞（Carkrin）教授辅导我有关欧洲的那一部分。至于十四行诗后来传入中国以后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因为闻一多教授那时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清华的教授，是第一个用中文写十四行诗的诗人。我就很冒昧的打了一个电话给他。请他辅导我帮助我，写我论文的最后一章：十四行诗传入中国。他非常谦虚地就答应了，即使此前我们并不相识。第二天，当我骑着单车到清华去会他，走到大门口时，见到一个中年男人，手中还捧着一大摞书籍直到他的下颌，穿一身洗了多次已成灰色的蓝布长袍，脚穿一双手工做的中国式的黑布鞋。这人看起来像一位旧式商店里的账房先生。我经过了这人的身旁，径直地向闻一多的办公室走去。闻一多的秘书告诉我，闻教授已经回家了，我只好马上跳上单车赶去闻先生的家。刚进门，就听着一位讲着湖北话口音的人迎了出来，他握着我手说，他就是闻一多。我这时才发觉，他就是我刚才在校门口擦肩而过的人，我把他认作是“商店里的账房先生”的那个人。原来他就是闻一多教授，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知名的教授，竟然如此朴素，如此随和。我对他敬慕之情油然而生。他对我辅导得很好，他使我感觉到，我眼中重新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两位写十四行诗的诗人，他们两人当时是清华的研究生。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我大学四年级时，在一个英国文学班上，我遇见了萧乾，他在比较文学的班上，是一名最出色的学生。他经常与我们的系主任谢迪克（Shedick）教授辩论得非常有趣，使这个班上的学习气氛异常活跃。那时他在文学界刚刚得到一点小小的名气。
每天晚上，当图书馆关门时，他就邀我出去到司徒雷登住宅旁叫“临湖轩”的后山上，月光下的未名湖在我们眼前展开。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对着湖波大声的呼喊，叫得夜晚的天空都在为他颤抖。他告诉我，他的童年在劳动与忧郁的压力下很不自由。他现在想用这种狂野的行动来补偿他幼年所失去的放荡。他又说：“我不能在任何时间和地方这样叫喊，人们会以为我是疯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同情人与了解人的。”我俩在那个山上躲迷藏，像一对孩子一般。我们玩够了以后，他就送我回宿舍。他离开我的时候，他总是沿着宿舍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一直走向垂柳依依后面的六楼男生宿舍。好像他在向全世界宣布，他是最快乐的人。不久，从我们的谈话中间，我就感觉到，有些超过友谊的味道。我就找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与景云订婚了。但是我与萧乾两人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之间友谊延长到他生命的尽头：八十九岁。我今日九十三岁，清理书房的抽屉发现萧乾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和夫人共同翻译古诗《尤里西斯》（Ulysses）嘱咐我也应该留点什么作为留在世间有益于人的东西。看着老友最后的笔迹和关心的叮嘱心里万分难过。想起他在抗战初期在汉口领我去会他的恩师沈从文，他希望我也学习写作，他说沈从文很愿意帮助年轻人学习写作，他会愿意帮你修改文字的。沈从文一见我就非常喜欢我，谈话中也鼓励我学习写短篇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挥写了一个横幅古诗十九首送我，我很宝贵的保存在我的箱子里。那时我正将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本来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国的，没料到一去就是三年，武汉沦陷我放在市一女中宿舍的东西早己无影无踪了，沈从文写给我的古诗十九首横幅也不知去向了。
1943年双十节国庆，我和萧乾，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那天晚上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提灯游行庆祝会。他邀请我与他一道提灯。景云有几个清华的朋友，他们都是留校的研究生，这群朋友中也包括后来中国最出名的钢铁专家孙德和。由于景云已去上海工作，怕我寂寞，他们为了陪我一起欢度节日，来到燕大。我就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参加提灯会，他们看到我与萧乾在一起，他们就怀疑我们的关系。他们为景云吃醋，“小报告”马上飞到上海，要景云阻止我与萧乾的来往。我是一直到我与景云结婚以后多年，景云偶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才知道。我惊奇地问景云，怎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这样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相爱、相知、相信，用得着写这样一封信吗？”
1992年，萧乾夫妇借着一群文学艺术家从北京来到昆明出差之便，专门到我昆明的家中看望我与向景云。当时景云正卧病医院。萧乾一进病房，景云就与萧乾亲密地拥抱起来。我即刻明白了，这是景云在向文洁若（萧乾的妻子）说，你应该相信你的丈夫，和我相信我的妻子一样。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我确实明白了，景云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最可爱的丈夫。
1941年，我从美国回来，在香港时发现景云的行李中间有一大包信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美国女生寄给他的，他既然如此保存着，就说明这些信件对他是十分珍贵的。我很能了解这种爱。人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多种的需求的，要满足这些需求，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可以找得着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给他最衷心的支持。我很高兴，他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我也了解，肯定这些东西不能代替我给他的爱。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整理好，包好，依旧放回他的箱子。他很能欣赏我对他的理解与了解。
还是1992年，当萧乾离开昆明回返北京的前夕。他又一次来到我的寓所，他不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见面。他站在我的阳台上，望着天空的繁星，转过脸来，对着我显出一个孩子般的顽皮的微笑，悄悄地说：“我现在又可以大叫大喊一声吗？”。
1999年4月，噩耗从北京传到马利兰州，——萧乾去世了。当时在美国的我，非常悲痛，一颗文学的星，陨落了。
当时他在国内，被认为是三颗明星之一：冰心、巴金与他。但是共产党禁止他二十年不准提笔。但是他对我说，这是好运气，因为那些年代，要说，就得说假话。被逼迫得默默无言，比被迫说假话要好得多。说假话是心灵的创伤。我今日（2004春）清理书房发现他最后的一封信字迹非常草，内容很诚恳，他劝我在这样高龄的日子里应该抓紧时光赶快干点可以留给日后作为记念的事。他说他和他的爱人早上五点就起共同笔耕在翻译《尤里西斯》这首特长的古诗上。我读了多少次不忍离手，心里说不出的感情，年纪老了好友们一天一天零落了，非常孤单寂寞！他去世以前，与他的夫人共同花了四年的时间，翻译了《尤里西斯》。他的夫人文洁若曾经从日文翻译了二十几本文学方面的著作。她比萧乾年轻十八岁。
她与萧乾结婚时，曾遭受到她全家的反对。婚礼的那一天，新娘只从娘家拿了一包衣服，乘坐三轮车，新郎乘坐单车跟随在新娘的车后，走过北京的街头。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的，最浪漫的一次婚礼进行曲。
以上，是我在燕大，最爱的一些人。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