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讨口子造反
求生，是生物的本能，更何况是人。我盼望丈夫能昭雪，儿女能长大成人的愿望，就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求得生存。搭班子做临时工，要上交管理费，还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劳动中抢干重活、髒活，争取领导和大家的信任，否则，纸做的饭碗，随时都可能被撕碎。我提前上班，领好工具，最后收工，把工具房弄得乾乾净净。劳动中重活争着干，轻活不偷懒，得到班长和大家认可，说何姐是个能干人。发工资时，班长没收我的管理费。她说：我填表时把你写成北城户口就行了，谁来管这些小事，再说，你拖三个孩子也不容易，今后就好好干吧。不久工程扩大，有成五十多个临工，班长当工长了，大家选我当班长。有个临工叫艾敬东，她想当班长，又没人选她，很生气。我想她一个女人怎么有个男人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她家三代人都是乞丐。她说：伟大领袖毛泽东把她定为无产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所以她最尊敬的人是毛泽东，因为自己原本没名，请算命先生给她写了三个字，艾敬东。她不识字，有人问她名字时，就拿出那张纸条示人，洋洋得意，胸前卦着大大的毛主席像章，却改不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偷尖耍滑。她看不起我们：你们这些临时工，都是五类份子家属，我是领导阶级，何玉清又是搭班子的，只能祘末等临时工，她有什么资格当班长呀？这个班长只能是无产阶级才能当。她把这些道理向大班长反映，张子先气愤地对她说：你这种德行真的当了班长，恐怕大家水都吃不上，只有跟你一起去当乞丐了。她还不服气，公然在小班学习会上说：何玉清不能当班长，你们违反毛主席的阶级成份教育。我笑嘻嘻地说：命中注定，我出生地主家庭，又嫁了个右派丈夫，如果像你那样好的命，早该在办公室坐籐椅了。唐家英说：我们这些人，成份都不好，不配和你一起干活，你还是别处发财吧！她见班里没有人支持她，猛吸了两口拾来的烟屁股，朝地上吐口痰：全是阶级敌人，和你们一起降低了我的身份。气冲冲的找大班长另调工班。张大班长说：像你这样名香暗臭的人，那个班会要你呢。最后，把她退回北城服务队去了。临走时她咬牙切齧的对大家说：总有一天要你们晓得老娘的利害。
一九六七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干部不上班，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田，争先恐后的去效忠毛主席，造反派组织像蘑菇样生长出来。火车站扩建工程停工了，大家都起来造反。有人拉我参加红色造反派，我说：“什么派都不参加，我要找钱养娃娃。”宜宾造船厂修码头，是国防工程，招抬工，工资高，每天一元玖角，我报名参加。张班长说：“你是个女流之辈，和男人们一起干抬石头的活吃得消吗？”我说：“试一下嘛，吃不消你再下我。”抬了一天，腰酸腿痛，解小便都蹲不下去，两个肩头红肿，睡在床上，一身火辣辣的痛得难过。我告诫自己，不能软下去，一家四口要吃饭呀。好心的石工师傅鼓励说：“三天肩膀两天脚，过几天就行了。”还送我棉坎肩保护肩头。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没喊黄，没打退堂鼓，得到张班长表扬。月终，领到四十五元工资，真是大喜过望。和我同班的大姑娘李虹要求和我配搭档，从此，我们这一对女抬工，成了工地上唯一的娘子军。好色的男人，见李虹长的漂亮，顿起淫念，故意刁难。抬石头的运距一般在五百米以上，采用丢包的方法，每副抬工承担五十来米运距；最前靣的一副抬工叫发包，快慢多少都由他掌握。那个叫张志良的小夥子，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故意把两块条石重在一起发出来刁难我们女工。我说：“不理他，我们只抬一块，剩下的下班再抬，看他要怎么。”下了班，他又主动帮忙把石头抬走。吃晚饭，他买了两份红烧肉来表示道歉。李虹不理睬他。我在她的耳边悄悄说：“不吃白不吃，吃了慢慢洗涮他。”铁路上有个工人叫周军正在追李虹，虽然他家中不同意，认为李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是歴史反革命，阶级成份不相配，但是，周军却坚决不放，苦苦追求。有个星期天，他又到工地来看望李虹，我悄悄告诉他，张志良想调戏李虹的事。下班后，周军约了几个造反派工人，把张志良叫出去，狠狠的修理他一顿。从此，我们平安无事。大家说：这对娘子军还真利害。
被大家轰走的艾敬东参加了红色派当联络员，被派到船厂临时工大组发动文化大革命。早上七时便集合大家跳忠字午，她边唱边跳，给大家作示范，要大家跟着她跳。当厂部广播响起“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曲，全厂男女老少，手舞足蹈，口中还“咿得儿喂”的唱。那个艾敬东，张开沙哑的大嘴，唱的黄腔顶板，胡乱比手划脚，丑态百出，引得大家笑声不止。她向大家吼叫：“谁不好好跳，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毛主席不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敌人，我们就要斗争他，消灭他。”这样一吼，没人敢笑了，她洋洋得意。第二天，她带几个造反派，到我家中破四旧。我的家被水沖得精光，那有四旧可破。她在楼上细心捜索，在平儿床下搜出公公唯一留下的几个画有红楼梦图样的瓷盘打得粉碎，洋洋而去。破了我家四旧的笫二天早上，做早请示跳忠字舞时，她向大家宣布：“何玉清是地主子女，右派老婆，还保存红楼梦四旧瓷盘，幻想过地主生活。我们破了她的四旧东西，破不了她心中的反动野心，应该把她清除出去，决不让她破坏我们的国防工程。”大家明知她在报复我，谁又敢和这个讨口子造反派讲理呢。
（13）卖血生涯
造反派艾敬东断了我的生路，叫船厂给我张条子，上面写道：“何玉清系右派家属，不宜在国防工地。”服务队拒不安排我的工作。一个月后，平儿要上高小，二女儿要进初小，我已经是粒米无存，身无半文，借无门，当无物，走上绝路了。二女儿还是通过黄老师的关系，刘臣街民办小学才愿收她。二女儿用蔴袋自己做个小书包，盼望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欢欢喜喜的走进学校。她那知道我正为无米下锅发愁呢，没有六元钱给她交学费啊！徐祖英到我家，见我一脸犯愁的样子，问我：“是为孩子读书没学费吧？”我说：“连下顿的米都没有了，还望什么学费。”我不由自主的急出泪来。徐祖英说：“大姐，我们俩个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一家六口，靠赵华的三十元工资能养活吗？我是农村人，不准做城里的活路，我还有老母要供养，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实话告诉你吧，我是靠每月到医院卖血过日子的啊！”我惊奇的问：“血能卖钱吗？”她说：“300cc血，可卖三十元，还供应二斤鸡蛋两斤肉呢。”我终于明白，她一家六口，都是靠她一人的鲜血在养活啊！她能做到的，我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当天，在她的指引下，我去一医院卖了三百cc血，填了《自愿输血卡》。我看到自己的血液输入血袋时，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再不愁孩子们明天锇肚子了，我不再厚起脸皮去找黄么娘借一元、两元钱了。我欢天喜地的买米，买鸡蛋，让孩子们吃了顿好饭。我用自己的鲜血养活自己和孩子，是做母亲的责任，也是我唯一的一条生路。只要我活着，就会不断的造出鲜红的血液，就会不断地去卖，换回米、盐，养活我的儿女。感谢父母，给了我健壮的身体，使我能在苦难的世道中生存下来。
我的卖血生涯，是在保密中进行的。我不是怕人知道，受人歧视，是怕儿女伤心。后来的五年，无论有无活路，我每月至少卖一次血，直到大儿子小学毕业，二女儿能谋生，才停止了卖血生涯。五年里，我卖了一万多cc的血，就是这些血养活了我三个儿女，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14）拼命鸭儿氹
由于洪水肆虐，临金沙江的走马街和栈房街的房屋全被卷走。为了防洪，政府决定从小较场的鸭儿氹起，沿江修筑防洪堤。防洪堤坝靠石工们打造条石来修建，条石用木船运到河边，用人力将条石抬到工地。从河边到工地，抬工们排成数条长尨，你追我赶，抬工的嘿！嘿声，打夯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热火朝天。我和李虹被征去当抬工，是几百名抬工中唯一的两个女人。抬工每月补助粮票十五斤，完成定额每天有工资两元。我一月能吃到四十五斤粮，能拿五十元左右的工资，对于我们这些“贱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抬工们个个像斗疯了的牛，无论条石有多重，抬起飞跑，为生存拼命。我是生过三个孩子的妇女，营养本来就不良，每月还要卖300cc血液，怎能支撑下去。抬起两百斤的条石，直不起腰，抖动着大腿，冷汗淋漓，痛苦难耐。为了生存，咬紧牙关，硬撑苦顶。下班回家倒在床上，四肢动弹不得，做饭的力气也没有了。平儿的两只小手为我锤腿揉背，不断地问：“妈妈还痛吗？妈妈还痛吗？”两个女儿围在身旁，帮助哥哥给我揉腰捏膀。娘儿们苦在一起，相依为命，一切都是为了活着。我缓过气来，强撑身子，为儿女做好晚饭时，已经是万家灯火，夜色茫茫了。
每当夜深人静，想起我的一生，止不住的眼泪流在枕头上、湿了一大片。我想、我和丈夫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呀！我们都是老实过日子的好老百姓，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丈夫是追随革命努力工作的好干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一家呢？难道这个世道就没有公道二字了吗？那一天才能有出头之时啊！在梦中，好像我和丈夫新婚不久，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说：等我毕业成家，你就再不受后母的罪了……又好像我送他去劳动改造时，他紧紧抱住我的双肩，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没罪，也没错，总有一天会昭雪的，不管多久，你要不辞辛苦，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啊……我在梦中喊叫：“正和，我的夫，你知道为妻有多难吗？快回来吧，我的亲人，看看你的妻子在拼命啊！”无人应声，茫茫的黑夜把我的丈夫吞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黑暗中模索，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我突然大声吼叫起来：“平儿，你们在那里呀！”惊醒过来，一身冷汗，无尽悽凉……
条条石头像座座大山压在我的肩上，两腿在重负之下发抖，身子被汗水浸泡着，肩上隆起高高的肉包，咬紧牙关将这条命拼了。整整三个月，我没请一天假，眼看快完工了，我能活出来了。一天，我早上卖了血，没吃东西，饿着肚子去抬石头，坚持到十点钟，忽然晕倒在地。李虹吓得慌了手足，高呼救命。有经验的老石工说：“快拿糖开水来，他是虚脱了。”灌下一大碗糖开水，我醒过来了，但是，四肢无力，再也走不动了。李虹把我扶回家，帮助我换去汗湿的衣服时，发现了我的输血卡。她坐在床边，双眼凝视着我，眼泪流个不停。过了好一会，她才抽泣着说：“何姐，你太苦了。”自此，我们结成了异姓姊妹，患难相共，心情相通，比亲姊妹还亲。她未婚，无多负担，常常三元、两元的周济我，帮我救急。
鸭儿氹河堤工程完工后，我们抬工全部调到江北修建岷江大桥，又投入了更坚苦的抬运石头活路。
（15）苦难的母亲
宜宾，地处金沙江、岷江汇合口，是长江的起点，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江北内宜公路直通省府成都。从江北进城的汽车靠小火轮摆渡，交通不便，修建岷江公路桥成了政府的首要大事。修建桥礅，仍需我们抬工将条条石头运上桥台。为般运条石，河中安置囤船，搭上跳板，我们抬起石头，不断的往来于摇摆的跳板上。开始时我抬起条石走上跳板，两腿发软、发抖，看见下面奔流的河水，举步不前。工友们说，只看跳板不看河，大起胆子往前走。我们遵其所教，就渐渐习惯了。这毕竟是危险操作，必须集中精力，不能稍有疏忽，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各单位大清阶级队伍，我那苦命的母亲，住在贵阳铁二局二妹家中，有人举报，说她是地主份子，必须清理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母亲路经宜宾，有气无力地走进我家门，母女相拥大哭一场；流不尽的泪水，诉不完的辛酸，道不尽的苦楚；撕心裂肺，痛彻心田。我为无力养活老母而伤心，老母为我命苦而悲痛，相视之下，说不出一句安慰对方的话。我苦命的娘，一生吃苦耐劳，十七岁进入何家，在婆婆的管束下，终年劳累，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姊妹，从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祖母持家甚严，吃穿用度，由她一人掌管，母亲只能埋头做活，没有任何权利。母鸡生的蛋，只有祖母一人享用，我们不得半个。母亲疼爱我们，偷偷多煮两个，偷偷给我们，叫上学时拿到外面去吃。祖母恨我母亲不生儿子，断了何家香火。父亲当了国民党的军官，又讨了老婆，连生四儿一女，不管我们母女死活。母亲独守空房，过着淒凉的日子。一九五一年土改时，祖母去世，父亲远在他乡，这顶地主帽子就戴到母亲的头上。我远嫁宜宾，妹妹在成都读水利学校，母亲劳苦度日，难保饥寒。一九六三年，二妹在贵阳铁二局工作，将她接去同住，也为照看几个外孙儿女，还是终日辛劳，没半时清闲。就是这样的日子，也被阶级斗争给消灭了。晚上，祖孙三代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盖一张破被。我和母亲整夜合不上眼，各自低声诉说十几年的辛酸，相抱流泪。母亲说：“你一人拖三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啊！妈没能力帮你，我更不能拖累你，明天早上我就回老家去，他们再霸道，总不能把我饿死吧。”
天濛濛亮，我送母亲到车站，买了两个馒头，放在她的口袋里，算是尽点孝心。车开动了，妈从车窗伸出手来，含泪对我说：“大妹，你要来看我啊！”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泪眼糢糊，看着汽车消失在滚滚的尘土之中。送走母亲，车站的钟己指到七时三十五分了，离上班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慌忙的向北门码头奔去。我赶到时，渡船开始离岸，如果等下一渡过河，肯定迟到。我一个踪步，向船头跳去，一只脚刚踏上船头，身子往后晃动，眼看就要跌入江中。突然一双强有力的手把我拉住。拉我的人吼叫道：“不要命了，掉下河去，谁也救不了你。”看着激流滚滚的江水，背心透进一股凉气。幸有好人打救，救下我一条命。
（16）逼我上山下乡
救我的船工叫陈明生，膀宽腰圆，三代船夫，是响铛铛的工人阶级，月工资六十多元。他父母早丧，以船为家，年过三十，孤身一人。自从那天他救我以后，我们熟悉起来。他从唐家英打那里知道我的情况，对我深表同情，经常买些蔬菜瓜果鱼肉之类，托唐家英送到我家。唐家英在我面前常说他心地善良，工作踏实，身体健康，没有拖累。有天晚上，唐家英约我到金沙江边乘凉。十五的月亮，又圆又大，高高地悬卦在天空里。我看着滚滚的金沙江对唐家英说“你管大哥判了劳教，我在绝望中差点跳江自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儿女己经成人，我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她说：“恐怕管大哥劳教遥遥无期，没有盼头，你的青春年华即将消失，我劝你还是找个退路为好。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等了他十多年，儿女已养大，对得起他了。实话告诉你，今晚是陈明生叫我来做媒的。他说，看上你勤劳善良，不计较你的成份和出身，如果你离婚改嫁给他，就成了工人家属，孩子们的成份也可改变，有谁还敢欺侮你呢。”我说：“我们虽然亲如姊妹，但是，对待婚姻的看法是不相同的。你可以自由嫁人，我必须从一而终。我和你管大哥是童子结发夫妻，我爱他。我相信他设有错，终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无论等多长时我也无怨无悔。我爱儿女们，他们是我的全部，我不能让他们改姓，忘了他们的父亲。请你转告陈师傅，他的好意和救命之恩，我永记在心头，你管大哥如有出头之日，必将后报。”唐家英感动的说：“何姐为人，值得我们敬佩，可是，这样拖下去，太苦了你自己啊！”
一九七二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已经贯彻到居民小组。居委主任冯老太婆，有了报复我的机会。她以居委会的名义发文通知大桥指挥部，停止我的活路，到派出所学习。冯老太婆再次断我的生路，我痛恨极了。我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怎做？”她说：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都要参加学习，改造思想，认清大好形势，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抗辩道：”我不是四类份子，更不是四类份子家属。我是右派份子家属不假，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对右派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管正和还享有公民权，是人民。你不读书、不学习，不懂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冯主任气急了：”你个劳改犯婆娘，还敢和我搬政策，简直是反动到顶了“。我回敬道：”你个小小的居委会主任，连七品芝蔴官都沾不上边，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只知道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无知无识。告诉你，我丈夫不是劳改犯，是受行政处分的劳教人员，有公民权，有工资，还享受探亲假待遇，最近都回过家，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胡乱说他是劳改犯呢。“冯老妈子被问得哑口无言，看热闹的群众发出阵阵笑声。我理直气壮的对她说：”学习班是决不参加的，你到上级那儿告我也不怕。要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是没门。我何玉清正在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工人是领导阶级，比贫下中农更高级。“冯老妈子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你狠，我说不赢你，等着瞧吧，总有人管得了你。“
第二天早上不到九时，我们大院里摆上好几把座椅，一会儿进来几个人，冯老妈子叫我出来介绍说：“这是革委会张主任，这是派出所李所长，这是街道办事处王主任，我都请来了，你有啥大道理给他们说吧。”我抬了木橙坐下，昂着头，不理睬。看来，这阵式要大动干戈了。我已横下心来，就什么也不怕了，即使抓我去坐牢，也要讲个理由吧？革委会张主任先开口：“听冯主任汇报，昨天动员你上山下乡，遭你辱骂，有这回事吗？”我不快不慢地回：“请冯主任当着大家的面，把我骂她的话说出来，让大家评理。”冯老妈子说：“你说我不懂政策，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不是骂是什么？”我说：“这话没错，我说过，是你把我丈夫说成是劳改犯引起的，连毛主席都说右派按人民内部处理。劳教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享有公民权的，你硬要违反政策说我是劳改犯婆娘，这不是欺压百姓吗？怎么说我骂了你呢？”张主任还和气，他说：“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对你宣传党的政策，你应该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希望你能配合好我们的工作。再说，你家没有一个正式工，也乎合上山下乡的条件。”办事处的王主任接着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上山也是好事嘛。”我回答他们：“上山下乡是好事，但是，我也有特殊困难，丈夫右派劳教他乡，大儿子西昌支援国防建设，两个小女儿全靠我劳动养活，她们下乡也不能劳动，现正在读书，交给谁管呢？如果政府能代管我的两个小女儿，我二话不说，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派出所李所长冒火了：“何玉清，你态度要老实点，这明明是在刁难政府嘛？”我回答：“这些都是实情，怎么叫刁难呢？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要给右派分子的出路，我一家四口总要活下去吧？”张主任摊牌了：“今天我们已经把党的政策给你交待清楚了，该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
夜深人静时，我认真盘算，这样的形势，他们决不会就此甘休。冯老妈子称霸一方，又仇恨我，是不会放过我的。看来他们是决心不让我活下去了，要怎样才躲得过这一関呢？常言道：山不和水斗，民不和官斗；一个妇道人家是斗不过他们的。又道是：惹不起躲得起，还是先避过风头为妙。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两个女儿，悄悄锁上门，乘车回冨顺母亲家去了。见到母亲，说明原委，相抱而泣，哭成一团。妈妈说：“想不到我们母女的命这样苦，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看到母亲一个人住在养猪的草棚里，这么般年纪，还得靠挣工分糊口，痛心极了。我买些米，参和红薯，或干或稀也算吃了几顿饱饭。母亲说：“你们来了，热热闹闹，就是吃不饱我也高兴啊！一个人孤零零的日子才难过呢！找个人说话都没有。在公社劳动，谁敢和我这个地主婆搭腔呢。”我睡在冷冰冰的木板床上，思前想后，翻来覆去；我受尽人间折磨，无怨无悔；我没伤害过人，为什么要落到这样下场呢？我劝母亲：“现今世道，是恶人横行，好人遭殃。管正和不就是凭良心说了几句真话吗，弄得我们一家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善有善报，总有一天会得到好报的，母亲放心。”母亲说：“或许会有那一天，我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们祖孙三代相聚的二十八天，过的是开心的日子；生活虽平淡，感情确相融。为了生计，我们只好分离。二女儿失学了，我将她留在母亲身，带着三女儿回到宜宾。这时，上山下乡热潮己过，但是，街道拒绝安排我活路。我找到工友姚金贞，去北城街道服务队搭斑子，再次当起编外临时工。
（17）右派儿女的灾难
我忍辱负重，千辛万苦，出卖劳力，出卖鲜血养活孩子，希望他们长大能过上一些好的日子。儿女长大，带来的却是更加烦脑，无尽忧愁。平儿巳二十一岁，街道不安排工作，只能靠做临工过日子。有几个女孩喜欢他，问他哪个单位工作。他只好戏称在08部队（零八天的意思）。有个叫赵金芬的女孩特别爱他，向他表白：“无论你是临时工、还是搬运工我都嫁给你，和你一起拉架架车也乐意。”不久，运输公司招搬运工人，他对我说：“妈妈，我要去报考，当个正式工，你看我行吗？”我说：“你一表人材，身强体壮，一定能行。”儿子高兴的去报名参加考试，笔试面试得了满分，回家对我说：“妈妈，我考上了，主考干部说我有文化，体格也好，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好搬运工，没有辜负赵金芬的希望。”谁知，当个搬运工也要通过政审。他们到居委会瞭解，又偏偏遇到冯老妈子。只需一条，其父系右派劳教份子，平儿就榜上除名。儿子在楼上整整一天，不吃不喝，生闷气。他的好友罗小明来劝他：“做临八天照样吃饭，我们去参加修飞机场吧。”面对残酷的现实，只好认命。平儿在飞机场劳动不到三个月，险些遭到杀身之祸。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如此万岁的时代，飞机场男厕所墙壁上，竟然出现“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公安机关列为最重大的现行反革命大案，勒令停产追查。办案人员遵照伟大领袖阶级斗争为纲的最高指示办案，认定管平是右派劳教份子的儿子，有作案嫌疑，将他抓进严管组进行拷问。第二天，四个便衣公安人员闯入我家大儿子住的楼上，抄走他的作业本和笔记。公安人员对他刑讯逼供，逼他承认书写、张贴反动标语，逼他交待是谁指使，夥同那些人？还骗他说：“只要你交待了就放你回家。”平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没乱说一句话。他说：“这是杀头的大罪，我决不能乱说一个字。自巳没做，也不能乱说他人呀。”公安机关通过字迹、指纹鉴定，认定是个姓王的工人所为。但是平儿的日记里写有对现实不满的言论：“谁叫我出生在右派父亲家里，读书不能，无业可就，做零八天，爱我的姑娘们一个也不敢嫁给我。人生就是这样完了吗？”这些言论须谈不上反动，也算是对现实不满，经领导研究，决定辞退平儿。就此，居民议论纷纷，说他在飞机场犯了大错误，被开除回家了。他无法解释，终日愁眉苦脸，不言不语。不久，他夥同几个朋友决定远走他乡，去谋生路。我无钱给他，躲着他又一次卖血，给了他二十元做路费。临走时我说：“儿子，你已经成人了，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能走邪路，你知道妈不能再失去你啊！”他说：“我们小时，妈妈教育我们，人穷志不穷，别人的东西不能要。我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找钱来养活你和妹妹。”他对三妹说：“你要好好念书，在家帮我照顾好母亲。”三女拉着哥哥说：“我听你的话。你要多写信回来啊！”
大儿子走后不久，三女儿在学校又出事了，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准读书了。回家后，我问她为什么被退学？她只是哭，不回答我。三女儿从小非常懂事，十分乖巧，是我的心肝宝贝，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她是不会这样伤心的。我对她说：“幺儿，你有什么就对妈妈说，妈给你做主。你不说，妈也伤心啊！”她抽泣着说：“有几个同学欺侮我，经常叫我管家婆，我都忍了。昨天上音乐课后，他们追在我后面唱：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有的还指着我的头喊：‘老子右派儿反动，耗子养儿打洞洞。’我指着张三娃说：‘右派总比小偷好。’张三娃把我推倒在地。我爬起来和他们打架。老师断歪歪道理，说我有错。我说：‘朱老师不公正。’校长说我不服管教，勒令我退学。我说：‘妈心里明白了，我们另外想办法读书。”别的中学说她是勒令退学的，不收。我只好送她到贵阳二妹的铁二局子弟校读高中。
（18）毛主席走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六时许，我睁开疲倦的眼睛，见窗外在下雨，想到今天不能上斑，正好作顿热饭给孩子们吃，还可以缝补好他们的衣裤。忽然听到高音喇叭响起哀乐，播出沉重的男低音：“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二分，在北京逝世……”
居委会主任冯老妈子臂带青纱，满脸哀伤地到大院挨户通知，上午九时到栈房街小学开追悼会，不得迟到，不准缺席。
我走到街上，顶着毛毛细雨，仰望阴沉沉的天空，舒了一口大气，身子似乎轻松了许多。来往的行人，都是一张哀伤的面孔。碰上熟人打招呼，细声细气，不敢高声。
栈房街小学礼堂布置了灵堂，小学教师排列右面，左面是居委会的老老少少。九点钟，灵堂响起哀乐，响起呜呜的哭声，追悼会开始，哭声更高。我望着挂在灵堂中间的毛主席像，想起我苦难的一生，鼻子也是酸酸的。
我低着头，想自己的心事，想我的丈夫，想我的儿子，想我的女儿，想我的母亲，他们还好吧，不会有什么事情吧，祝愿他们平安啊。
冯老妈子号啕大哭，又锤胸、又跺脚：“毛主席呀！你老人家怎么这样快就走了啊？阶级敌人还没消灭完，社会主义还没实现，你老人家就丢下我们走了啊，我好伤心啊！呜……呜……”
冯老妈子的嚎叫，惹得好多居民歪嘴巴。我们大院中住的人，大多是靠劳动为生的，毛主席在他们要劳动，毛主席死了他们还是要劳动，对毛主席的死活不关心，谁来领导都行，只要有活路。
毛主席他老家死了，我的苦难也该到头了，我的丈夫也该回来了，我的儿女们也该不再受气了。过去、我和铁心姊妹们私下交谈时，李云霞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何妹子，这个不死，我们决无出头之日。”前些日子，天空落石雨，唐山大地震，太阳现重日，她又拉住我的手说：“天象示意，看来那个活不了多久了。”毛主席真的死了，应验了她说的话。她悄悄地对我说：“我的苦日子终于要走到头了。”
冯老妈子宣布：一个星期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举办婚礼寿庆。
在工地上，大家不敢开玩笑，下班时，李云霞碰我的手，悄悄对我说：“你把孩子们带到我家吃晚饭。”我明白她的意思，点点头。
李云霞家在翠屏山下，是她们自建的一间简易房，离城较远，没有邻居，说话方便，不怕别人听了去告密。小方桌上放了好几样菜，还有水果糕点。我笑着说：“摆得这样闹热，是周老者生日吧？”李云霞说：“我们今天应该比生日更加快乐。”她的丈夫老周是南下干部，当过贸易公司经理，三反运动时，硬给他安上个大贪污份子判刑十年，刑满回家和我们一起做临时工，是受迫害的人。他也曾劝过我：“妹子，我相信你管大哥是个有胆识的男子汉，他生不逢时，是注定要遭磨难的。不过你要相信老子说过的话：‘飘风不终日，暴雨不终朝。’世道是会变好的，不信，你等着瞧吧。”
老周越喝越高兴，一扫平时寡言少语，脸上绽放笑容，还举杯对我们说：“今天是个好日子，不会喝的也要干一杯。”我故意逗他说：“什么好日子呀，我不明白呀。”他说：“心里明白就行了。”
你望我、我看你，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19）母亲含恨九泉
我的母亲叫唐德君，比父亲大三岁；父亲的母亲年老，无人操持家务，要父亲和比他年龄大的母亲结婚。母亲嫁到何家，承担一切劳务：做饭洗衣、种菜喂猪、纺织缝补、下地耕作，无所不做。婆婆十分苛求，家规非常严格，孔夫子的三从四德是祖传家训。母亲侍候婆婆，照顾丈夫，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是个逆来顺受的媳妇。母亲生育两个女儿，断了何家的香火，得不到婆婆和丈夫的喜爱。父亲在重庆教书，又聚妻子，连生五个男孩，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只有做不完的家务劳动，毫无夫妻之情，守着我们两姊妹，过着寡居生活。婆婆管家，好吃的他一人享受，从不关心我们母女。我们读小学，母亲只能偷偷地包一点米叫我们到街上换点零食，或偷偷煮两个鸡蛋放在书包里，还一再叮咛：“千万不要让祖母知道。”
共产党来了，婆婆去世，父亲在外。何家有祖传的十多亩土地，土改时划阶级成份，那顶地主帽子就戴到母亲的头上了。农会分了我们家的财产，把我们赶出家门，住在喂牛的草房中，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我嫁到宜宾管家，母亲指望能进城依靠我过几天好日子。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共产党整风时把我丈夫打成右派份子，劳教他乡，丢下我母女淒苦度日。母亲见我日子艰难，常常背上粗粮，请假来帮助我带孩子，做家务，日夜操劳，为我分忧解难。她说：“指望把你嫁到城里能过得比我好一些，谁知反而害了你落得如此地步，都是娘的错啊！”我抱着母亲说：“娘没错，我嫁了个好丈夫，他爱我，我也爱他，他是好人，没有做错什么，我不怨谁，我认命。”她伤心的流下泪：“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们娘儿的命该这样苦啊！”
我二妹中专毕业工作不久，与铁路上一个干部结婚，她也调到铁路部门工作。那时铁路部门工资高，常寄些钱粮给我和母亲，日子好过些了。他们有了孩子，把母亲接到福建，虽然免不了终日操劳，但是，心情却是快乐的。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组织上说妹夫包庇地主丈母娘，勒令他立即送回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母亲经过宜宾到我家，我对妈说：“你老人家千万不能生气，回老家也不可怕，能作点活就出工，干力所能及的事，不能出工就在家养病，他们总要拿口饭给你吃吧，怕孤单寂寞，我和孩子们会经常来看望你的。”她看我们有上顿无下顿，有盐无油的日子，没住两天悲伤地回富顺老家去了。每逢寒暑假，我两个女儿就到外婆家住，给她老人家做伴，做些家务事，也减轻我的一些负担。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停课，我把十五岁的二女儿送到外婆家去，要她代替外婆出工。我对二女说：“你父亲是右派，不能让你参加文化大革命，反正书也读不成了，你就好好的去和外婆过日子吧。”二女点头说：“妈放心，我不怕苦，会侍候好外婆的。”
在母亲的生产队，二女虽小，但干起活来很勤快，大家喜欢她；她的工分挣得比她外婆多。她们婆孙相依为命，整整过了七年。母亲终因长年劳累、优愁，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在二女哭求之下，生产队长电报通知我和二妹。
幸好二妹夫妇调到贵阳铁二局医院，二妹夫还在医院当领导，得知母亲病重，连夜赶回，把母亲接到她家医治。半月后，二妹来信说：“母亲是癌证晚期，己经无法医治了。”母亲非常痛苦，看到自己死期将近，不再住院，要求送回宜宾。二妹把母亲送到我家。见到我那苦命的母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两眼昏暗，欲说无力，已经气息奄奄了。我和二妹坐在她身边，哭着叫着，她无力说话，只有泪水。过了两天，二妹告诉我：“因为武斗，医院住满了伤患，她只有四天假，必须按时赶回，母亲的后事只好靠你和孩子们了。”我说：“你放心去吧，无论什么困难我当姐姐的也要代你尽这个孝心。”
母亲是坚强而自信的人，竟管被癌症折磨得那么痛苦，她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她大小便失禁，自己很难过。两个孙女天天三五次的为外婆换衣裤，拿到金沙江边洗净晒乾。我和平儿为了一家生活早出晚归做临时工，有时我买点白糖和奶粉，调和给母亲吃，她的脸上出现微笑，我的心里也得到点点欣慰。一天，我正侍候她进食，忽然她拉着我的手不放，脸上呈现出少有的红晕，精神旺旺的对我说：“大妹呀，我不能死在贵阳让他们送去火化，我死后要埋在家乡的土地上。你能答应我吗？”我说：“妈不能死，等管正和平反回来，外孙们长大成人，一起孝敬你老人家，好享几天福呢。”她笑着说：“我自己知道，这病是好不了的，只要你不把我送去火葬，就是对我尽了最大的孝了。”她摆摆手，再不说话了。在床边的徐祖英对我说：“何姐，不好了，这是迥光反照，赶快准备后事吧。”她帮我给娘换寿衣和寿鞋，平儿把门板放好，母亲两眼上翻，喉咙响了一声，便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母亲去世，没有丧礼，没有灵堂，没有香烛纸钱，只有我和三个孩子悲伤的哭声送走母亲的灵魂。我把清油放在碗里，给母亲点燃起指路灯，好照着她走进那没有压迫，没有阶级斗争的极乐世界。夜深了，孩子们哭累了，倒在床上睡着了。我呆呆的望着永远闭上眼睛的母亲，想起她偷偷地放在我们书包里的米……想起那一个、一个的鸡蛋……想起在饥荒年月为我送来的红苕干……想起她为我和孩子们做的一双双布鞋……想起母亲的恩情……想起母亲的苦难……而今母亲去了，我永远不能难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了。
我从悲伤中清醒过来，怎么才的实现母亲的遗愿。运屍体回老家土葬是非常困难的呀。正无计可施，平儿带着几个小夥子进屋了。平儿说：“妈一定在为送外婆去老家安葬的事犯愁吧，我和朋友们已经商量好了，借来了架车，我们保证把外婆送回老家安葬好，你就放心吧。”我说：“这就辛苦你们了。”他们说：“都是患难中的好兄弟，管平的外婆就是我们的外婆，我们出不起钱，出得起力，伯母就不必客气了。”
泥石的路面，大坑小洼，他们非常小心地走。管平说：“别让外婆再受痛苦。”遇到坑洼，他们抬起架车走。晚间投宿，店老闆说住死人不吉利。孩子们异口同声说：“我们不住了，趁着月亮，还是连夜赶路吧。”
孩子们在月亮照耀下，稳稳当当地拖拉架车，母亲没有受颠簸，安详地睡在架车上。孩子们一边拖拉，一边淡起从西昌逃出来的情景。张二娃说：“想不到解放军也骗人，说是招军工，包吃住每月三十元，谁知比犯人还不如。”刘小明接着说：“人家搞了内查外调，说我们几个都是混进来的五类份子子女，是黑五类，不能享受工人工资。”李三娃说：“他们凭什么动不动就打骂我们呢？”张二娃说：“不发工资，打你骂你，这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小胡说：“专政，我们犯了他那条法嘛？”平儿说：“算了，我们不是逃出来了吗，惹不起我们还躲得起。”张二娃说：“还是管大哥主意多，不是他设法叫大家逃出来，现在还他妈的给他们当奴隶呢。”
第二天早上，他们到了母亲的故乡，在舅舅的帮助下，完成了母亲的遗愿。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