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奉旨造反

1966年5月25日北大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那时我不在学校,而在石景山公社模式口大队当四清工作队员,校园里炸了锅,我毫不知情。六月一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加上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接到紧急通知,收拾行装,火速启程,当晚赶回北大。

我们化学系63级(编号0363)学生在65年11月2号下乡,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预计一年,各自为战,大半年彼此不通音讯。回到阔别的校园,已是火山爆发,覆地翻天,大家顾不上畅叙别情,放下行装,拿起笔作刀枪,投入新的战斗。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没有作为国家级文物保管好,只好在一周年时又抄了一遍,山寨板,金边包装,原处张贴,搞个个纪念。我忙于派战,没去捧场。大字报读过,毛赞赏有加,“何等好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不可不学。读后挺纳闷,除了口号,没什么理论啊。还是毛语录“造反有理”让我茅塞顿开,马列主义并不高深,就是造反,毛深入浅出,画龙点睛。文革中造反的大字报,也都是马列主义的,聂等只是沾了个“第一”。但是我到底没拎清,它怎么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八杆子打不着嘛。毛有点石为金的本事,不是那张大字报本身,而是他对大字报的批语,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大饭厅前的小树林地是全校运动的中心,建起了一排排苇蓆做的大字报栏。我一天三顿饭,必过此处。大字报铺天盖地,目不接暇,一直扩展到附近宿舍的墙面,各个教学楼,眼花缭乱,五颜六色,标题醒目,常换常新。饭厅东部南部的几个墙面更是宝地,最重头的才往上贴。白天,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晚上,灯火通明,挑灯夜战,人气不减。每个人都是如饥似渴,似醉如痴,看,贴,抄,批语,留言。据统计,仅6.1-6.6六天,就贴出五万份。大字报是文革特色,北大是发源地。靠着它,运动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如果在今天,大家都抱着电脑手机,短信,微博,上网,足不出户,绝对没那个气氛。

北大成了革命圣地,外校外地的,人潮,蜂拥纷至沓来,像赶庙会,如逛卖场,看大字报,看聂元梓,看北大学生,每天有十万人之多。先是本市骑自行车的,后来也有外地自掏腰包买车票的。校园的角角落落,房前树下,自行车的海洋,横七竖八。聂元梓成了万人仰慕的明星,走到哪都是众人簇拥,长龙跟随,据说一天能接见几万人。聂给北大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也跟着沾光,露脸。

我也接待过不少外校的老同学。有一次,我母亲还带着她们小学老师,二十几个人,从天津赶来,我给他们讲北大运动来龙去脉,领他们到七人大字报旧址接受革命洗礼。那里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枪,现在搞了个讲台,外单位的人排长队,上去发言,表决心,学北大,发扬聂元梓精神。他们还瞻仰了聂工作的哲学楼,那门前挤着眼巴巴等着的人群,见人出来就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很可惜,我没能满足这些粉丝的愿望,一睹文革第一位“毛女郎”风采,能做的只是晚上找个大教室,他们席地而睡。我处在了世界革命中心,心里这个自豪啊。

围绕着聂等人的大字报的激烈争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整个学校在揭发,批判,控诉陆平反革命黑帮,上挂下联。比如,当时在物理系就读的林立果写过一张大字报,“强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林立衡同志”引起很大轰动,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他们的身份。林立衡就是林豆豆,当时在中文系。

陆平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办公楼迎新讲话,一次是在大饭厅校领导春节团拜,慈祥又威严,让人高山仰止。而现在的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反党集团,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真是惊心动魄!风云突变,我学过一点鲁迅,晓得痛打落水狗,只是为自己不知道任何内情干着急,搜索枯肠,想起他在迎新时讲不要早恋时说过一句:“女同学可要注意了,高年级同学正在眼光向下,年轻老师也在伺机而动啊。”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印象深刻,就揭发这一条,上纲上线,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年,云云。

六月四日,工作组进校,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代替党委。我在办公楼礼堂听过他讲话,一口山东腔,有当官的派头,从此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运动还是层层领导,有序进行,各班的团支部换了一个名称:文革小组。我以前是0363一班团支部书记,现在摇身一变,当上班文革小组组长,顶头上司还是年级政治辅导员关烁娣。

运动很快涌现新人,一些工农出身的同学最为抢眼,特别是农村来的。二班的蒋XX,根红苗正,N代贫农,文革前是平头百姓,挺老实纯朴,在四清队入了党,当然成骨干,要呼风唤雨。这些人文革前学习大都比较吃力,吃偏饭没他们的分,心中压抑,自然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深仇大恨,控诉起来义愤填膺,火药味足,一个“阶级迫害”“阶级报复”,就点到了要害。有一次批判系党总支书记王效挺,蒋嫌王腰弯得不够深,脚站得不够正,怒不可遏,冲上台去按脑袋,踢大腿,领头高喊口号,慷慨激昂。再现一场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斗土豪劣绅朴素自发的阶级感情。我出身在一个教员家庭,这种阶级仇恨阶级觉悟先天不足,很是自惭形秽。

过去的“落后分子”也活跃了。他们大都没入团,也不申请,对传统的政治教育有抵触。对政治活动不积极,蕴藏着逆反的潜力和能量,文革给了他们表现机会,个性张扬,能冲敢闯,这又让我自愧不如。后来成为井冈山的头头之一的陈醒迈就是个代表。他原名陈守忠,来自大连,工人出身,在宋彬彬引起的“革名”潮中改用新称,从名不经传而叱姹风云。其实文革前他的叛逆性格已经显山露水,有一次党支部开大会,批准我们年级第一个党员,也是他们二班团支部书记尹XX.自由发言都是事先安排,申请入党积极分子表决心向尹学习,我都没排上号。他一个团员不是,却不请自到,上去大放厥词,数落尹的不是,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被礼貌地请下台。

我可以算是第三类,文革前是班团干部,要求进步,靠拢组织,“驯服工具”,旧体制的“红人”。虽然我从没想吃政治这碗饭,人生目标是“搞业务”,当学者,但是希望“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思想属于保守范畴,循规蹈矩,听话好使,上一级党组织就是党的化身。如果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我在校,一定不会支持。文革骤然而降,层层领导已经倒台,我们加劲紧跟,不需要磨合期,关键是,又来了工作组我们可以依靠,而我们还是依靠对象。

“受气”的要复仇,“另类”的要表现,“听话”的要跟风,几路人马,走到一起来了,暂时结成了一个阵营。统一我们的,是对领袖的由衷崇拜,无限信赖,以及有领袖作后盾的安全感。人们说,陷入恋爱的人会头脑发昏,我们那时对毛的痴迷崇拜,超过恋爱的百倍,神魂颠倒,不将理智。对立的那个阵营,过去是庞然大物,高高在上,现在却轰然倒塌,束手就擒,随我们摆布,被动无助。原来革命竟是这么简单,轻而易举,没有风险,力量对比完全的不对称,我们享受着快感,新鲜,刺激,过瘾,亢奋,狂热。

我们初出茅庐,却自视甚高,自我感觉良好,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接班人,舍我其谁。那时接触一些老师,觉得他们私心太重,顾虑太多,革命性差。其实我们身在文革,完全不懂。现在我们知道,毛多年对党内状况不满,归结于别人不听他的话,大权旁落,自己有名无实。他要搞一场全新的革命,自下而上,造共产党内部的反,造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反,他知道地富反坏不许干,知识分子不敢干,工人农民不愿干,各级干部顶着干,于是,惊世骇俗,铤而走险,把依靠力量定在了大中学生。我们这些初生牛犊才被拉到了斗争的最前沿,当开路先锋,招之即来,能战能胜,挥之即去,无怨无悔。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手到天翻,没有一个人看透葫芦里是什么药。我们被忽悠了起来,横冲直闯,开始不知道老鼠拉木箱,大头在后头,一味矛头向下。校一级垮了,我们赶紧收拾系一级的,他们肯定都是黑班底,保皇派,急先锋,披着羊皮的狼,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大鱼捞不着,也要捞点虾。张承先已经号召我们,“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

其实我们对系一级的也一无所知,两眼一马黑,有劲没处使,瞎嚷嚷没真货实料。书记王效挺,副书记文重,黄文一,三年里基本没见过。只好看教师的揭发,吃别人嚼过的馍,跟着起哄,加点大帽子大口号。教研室一级也未能幸免,我只认识有机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花文廷,搞四清时,他在公社,我离他很近,常去聊天,他年龄不到三十,思想水平不是一般的高,我五体投地。现在他也受批判,我迷茫不解,不是滋味。也有同学主张写政治辅导员关老师的大字报,其实也不是对她有多大不满,主要是对别人太不熟悉。关一向亲民温和,我对她钦佩有加,按兵不动,也就没搞起来。

入大学前,我们都是天之骄子。周恩来1964年给大学生作报告,说全国100个同龄人只有一个上大学。进了北大,课业压顶,考试频频,竞争激烈,我们喘不过气。许多人有了不及格,还有人留了级,第一年的寒假就有人不能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补考。当头棒喝,落差很大,早年的锐气狂气一扫而光。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年级华彤文老师的无机化学,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她就说:“学习像大海游泳,有力气的游到对岸,没力气的就会淹死。”她拿手好戏是下课前十分钟来个小考试,突然袭击,就一道题,刁钻古怪,脑子稍转不过来弯,就得吃鸭蛋。

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有体会。批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有话说。“智育第一”,“教授治校”,“分数挂帅”,“业务至上”,“师道尊严”……我们开开门来三件事,学报纸文章,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

批判要联系自己。我文革前写过两副对联,贴在宿舍门框:“周期表里看世界,实验室中学本领”,“杜马球里乾坤大,玻璃瓶中乐趣多”,主动抖出来,白专倾向,脱离政治,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惹的祸。有一个同学甚至自爆考试作过弊,痛哭流涕,这也是旧教育路线逼迫的结果。大批判的武器真好使,只许批判者说话,管它是不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脏水一个劲地泼,被批判的只能听着,看着,受着。

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厌其烦地开会,几天一次,内容一样的批判,聚聚散散。蒯大富说聂元梓是“奉命造反”,我们还不如聂,只能算跟着起哄,火上浇油,投井落石。在“造反”之前那些对象已经倒下了,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我们只是“再踏上一只脚”而已,享受着毛给的胜利果实,心情舒畅。但日子也不轻松,要搜索枯肠,绞尽脑汁。挨批判的“挤牙膏”写检查,我们“挤牙膏”搞揭发,很快就要弹尽粮绝。当时说搞运动要停课半年,来日方长,我们天天吃饱了饭,能量要有地方发泄,于是暗流涌动,激进的情绪酝酿着,发展着,有人要“升级”,搞点新花样,整点新名堂。

第二章 反戈一击

六月十八日,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既没有请示工作组,又出现了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大家决定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段话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就要像个样子,比如像湖南的泥腿子一样,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

毛的这句话在文革非常著名,是文革中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持无恐的理论基础。

毛最喜欢“痞子运动”,咱就来当一回痞子。毛说,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咱就闹一回事。

我听说三十八楼有斗鬼台,就去看。那是哲学系历史系男生宿舍,建筑特殊,东头出口有一个大平台,再拐弯下来,有几米高,能容十几个人,“斗鬼台”就设在那里。下面是个大空场,站着几百人,围观,喊口号。已经斗过了彭珮云,张学书,冯定,冯友兰,我没赶上,正在斗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周一良。尽管站在高台的最边沿,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表演的是“喷气式”头压得很低。这个斗鬼台竟成了革命圣地,二周年时又故技重演一次。

又听说化学楼有革命行动,我往那赶。一路上不断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她是丁石孙夫人,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的吼叫。

比起文革后来那些极端的惨烈的行为,这些实在是太没有火药味,太温和,太小儿科了。其中固然有求新鲜寻刺激,瞎胡闹不严肃的成分,更多的还是想重复一次敬爱领袖当年的革命实践。据工作组后来公布,类似的事件当天有几十起,最严重的是一位女同志的衣服被扯破了,有一个活跃分子过去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还发现外校来的人,很可能也是坏人。

刘少奇6.13就曾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群众反击。”工作组认为时候到了,决定出手重击,力挽狂澜,整顿革命秩序。当晚张承先讲话,声色俱厉,六一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大张旗鼓要抓其中的坏人,枪打出头鸟,揪隐藏的后台。

通过抓出个别过火事件和“一小撮”坏人,把失控的自发群众运动平息下去,是我党尚方宝剑灵丹妙药,屡试屡爽,得心应手,过去这么做,文革后也这么做,天经地义。而毛这次一改常态,要把群众哄起来,不加约束,随他们为所欲为,是要通过天下大乱实现他的“新世界”。刘邓派工作组本想给毛帮忙,也在不断揣摩毛的意图,请毛出山,毛点了火,当甩手掌柜的,躲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不出。他们虽然没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手谕,还是照既定方针办,得到在京的绝大部分高官赞同。大反击不仅在北大,在北京24所高校抓了右派学生上万人。这是有意抵制对抗顶牛叫劲,还是出于思想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这一次失算令毛勃然大怒,成了压倒刘邓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各班文革小组是层层追查的最低端,扮演了不光彩的脚色,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自己当然是左派,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成了追查的重点。运动搞到了学生头上,一时间,风云骤变,人人自危。文革会不会又是一次印蛇出洞,疑云四布。

那个时候,大家早已经自行其是人自为战,根本无法查每个人的行踪。我们班只有人反映杨惟立,他在文革前“不关心政治”,而那天异常活跃,到处乱跑。上窜下跳,不过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决定不上报。

我们年级唯一揪出来的是三班的雷祯孝,后来改名雷向东,单人匹马以“小人物”战斗队闻名于校。大字报贴了31楼男生宿舍楼一墙面。北大教室少,我们开会都是在男生宿舍。他在文革前是系团总支委员,能说善讲,锋芒毕露,红得发紫,四清时又是有名的学毛着积极分子,在各大工作区巡回作报告,风头出尽。他和618有什么关系,我已不记得,肯定从来没做过坑害别人的事,总之是他所谓出风头的作派引起一些人的忌恨,借机整他。而且他在讲学毛选体会时暴露了许多“活思想”,留下了话柄。比如他极为超前的理想“一套洋房,一辆汽车,一个美女”,到后来还是大家和他开心的话题。

我自己也有一种阴风袭来,不寒而栗的感觉。四清时,写过两本日记,想那是一生极为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将来作素材,写个小说。思来想去,无处可藏,偷偷销毁了。

618是北大运动的急转弯,大方向从批黑帮批反动学术权威转到了整学生,学校里笼罩着肃杀冷清的气氛。

当学生们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条语录对付“黑帮”时,没想到工作组又用它对付了自己。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作组后来被收拾,又落入同样的陷阱。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矫枉过正”的一轮轮反复中,矛盾不断激化,变本加厉。更有甚者,每一轮都要殃及无辜,卷入新人,从而使矛盾滚雪球,不断扩大。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五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张承先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陈文革中仅曝光这一次,从此销声匿迹,激流勇退,属于昙花一现,可惜了。(还是可喜了?)在北京新市委吴德的一再强压下,张承先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一时间,批工作组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激烈的要撤换张,但没有人赶他们,偏保的基本是高干子女,以李雪峰女儿历史系三年级李丹林为首,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双方观点有过一些交锋,可惜这场辩由于上层的迅速表态而论浅尝辄止,没有继续展开,北大与它真正自行造反引导文革潮流的机会失之交臂。而在这场短暂的辩论中,我只是在观察风向,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

北大文革旗手聂元梓也是反工作组的。别看在校外红火,张承先不待见她,给她冷板凳.康生要求让聂进入工作组,张以其陷入校内派别斗争太深为由,顶着不办,使聂怀恨,表示“张承先压制革命,要犯大错误”。

毛在滴水洞呆到六月底,闭门不出,拒见外客,读书充电,养精蓄锐,“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6月28到了武汉,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内容诡异疑团重重的信,最让我不解的是,信中说“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里的牛鬼蛇神难道就是刘邓?7月16他又畅游了长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要来跟刘邓算帐了。他急于对工作组下结论因为马上要开中央全会,见分晓。七月份,中央文革多次来到北大座谈,摸底,吹风,定调,决定拿北大工作组开刀,上演惊天大回转。聂元梓在得到风声后,抢先公开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七月二十五和二十六两天,中央文革全班人马来到北大,这是它5月28日成立后首次公开亮相。东操场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蜂,戚本禹,穆欣,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都端坐主席台,各大区书记也拉来陪衬,两排近百米的主席台挤得满满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天气燥热,很多人搧着纸扇。八十岁的朱德也到场,最后请他讲话,只见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喊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排着队伍,带着板凳,中央文革小组是何方神圣,当时还不清楚,那么多大人物,这么大的阵势,有生第一次,新奇,期待,兴奋,激动,拼命伸着脑袋,竖着耳朵,听进每一个词,记住每一句话。那气氛像列宁在十月,群情激昂,紧张热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江青主持会议,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会前,陆平,彭珮云先游台。中央文革大打亲民牌,江青说她是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的,陈伯达说他的普通话不好,用谁也听不懂的福建话,靠王力翻译。康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北大的事情,是张承先他们清楚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回答声划破长空,如闪电雷鸣。

他又问:“是张承先他们是北大的主人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我们!”回答声振荡大地,可排山倒海。

第一天中途下雨,只好休会。台下的人不断递条子,江青收了一大包,第二天说毛主席全看了。中央文革明确表态,批判工作组。大辩论基本一边倒,只有中文系61级李扬扬代表的贺晓明等31名干部子女站在工作组一边,“是延安不是西安”,“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词典中应有的词汇”,最后还念了长长的31人名单,包括毛的儿媳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东语系张少林。在当时的气氛下很需要点勇气。

李随即受到康生点名批评。江青宣布六一八是革命事件,也为从此而来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开了绿灯。康生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江青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这些话的意义,我们后来才能理解。工作组是坏工作组,是障碍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伯达建议撤掉他们,成立由群众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也许李扬扬名单里张少华的名字触动了江青的神经,让大家最为错愕的一幕发生了,她情绪失控,自曝花边新闻,激动万分地大讲她家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少华,和她的妈妈张文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羞”。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首长也有喜怒哀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大出风头,是颗耀眼的明星,伶牙俐齿,字字珠玑,口若悬河,据说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用皮带抽了张承先,开创了主席台上打人的先河。众人膛目街舌,台上视而不见。江青把她搂到怀里,又拥抱又接吻。毛在各清华附中的信中大加赞扬,热烈支持,历史上有此殊荣的也不多。

我们轻轻松松,二次解放,又一次顺风扯帆,随波逐流,在一片群情激昂中,人人反对工作组,全部当上造反派,当然这回又是“奉命造反”。不大硬气,所以在北大不大用“造反派”这个词。当夜就有人到外校宣传,掀起第二次来北大参观热潮。北大两次被别人解放,却两次成为学习的的样板,点燃了全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烈火。这个文革策源地,是不是不大光彩,有点讽刺性?我自己是暗自庆幸,没有给我保工作组的机会,又避免一次大错。

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是毛刘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毛孤注一掷,力挽狂澜,以少胜多,惊天回转,等于又一次遵义会议,靠的是群众运动这张牌,挟百姓以令诸侯,秘书秀才组成的中央文革立了汗马功劳,从此雀起,炙手可热,威风八面,权倾天下。“天下大乱”战胜了“计划有序”,其中是是非非,我没能力评说。但是它对人们震撼和冲击,触及灵魂。第一张大字报点了火,赶工作组才真正思想解放。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被彻底颠覆:一,群众运动必须有领导,否则会混乱无序;二,对基层党组织不能说不字,否则就是反党。全国大乱,高校一级领导完全摧毁,“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有造反精神的人脱颖而出,没有的也要壮壮胆子,反。

这是延安整风后又一次大规模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反对党的基层就是反党破除了,而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就是反党更牢固地树立了。1943年3月,刘少奇就提议,毛有在中央最后决定之权。现在毛高于一切,一切要统一在他一个人思想之内。延安整风在党内,这一次是在全国,破字当头,破除所有人的威信,只立毛。

北大工作组被撤销,解散返回原单位,只有个别系后来又把他们拉回来重批了一下,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派人用来压另一派。后面的事是清余毒,在我们年级的一次辩论大会上,对各班文革小组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文革中当红的前面说的第一第三类同学,他们否认,另一派是第二类草根,痞子,说执行了。我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承认我自己,我们文革小组,执行了工作组的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运动,应该向同学道歉。这次辩论奠定了我们年级分派的基础,我的发言是一次重要的立场选择,表明我和曾经身在其中的那股势力彻底决裂,本来对我有意见的人改变了印象。这一表态也使我们这一派在声势上取得了胜利。

其实对资反路线的认识并不是关键。说白了,是“合不来”,“看不惯”,尿不到一个壶里。我虽然属于因循守旧,缺乏造反意识,但是更主张人生而平等,看重人缘关系,厌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作派。有的人张口闭口受阶级迫害,别人是“修正主义苗子”,我感到压抑,反感。大家都可以革命,为什么天生分优劣,拼爹。这个“站队”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但当时是顺理成章,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

接着,各班级的文革小组解散了,7.28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9.11正式成为校文革,一统天下,邓朴方也代表技术物理系当了校文革委员。原来说是学习“巴黎公社”式公民投票,群众酝酿,直接选举,随时可以罢免,云云。我当时真以为这将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还找了书和资料,研究巴黎公社,可是实际操作起来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也没人去较真。“巴黎公社”,“北京公社”从此绝口不提。

北大完成了改朝换代,大概是全国第一。万众一心,拥护聂元梓,她是北大的英雄,反了陆平,又反了工作组,毛革命路线在北大的代表。拥护她就是听毛的话。八月初,她列席了决定亿万人命运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应她的要求,毛给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此乃传世至宝,影印件贴在大饭厅东墙,全校欢呼雀跃,高呼万岁。题词写了两遍,毛甚至说不满意还可以再写,聂元梓竟有这么大的面子,手眼通天,她的光环更加鲜亮。

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结束了。后来全国出现了一个平反热潮,承认大规模搞错,一风吹,党史上首次。北大特殊,没有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这一过程走了过场。五十天,应该包括618之前,黑帮权威们受害最重,恐怖最深。可是,学生解放了,平反没他们的事。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前18天是“红色恐怖”,还是“白色恐怖”?既然五十天里,毛发动了运动没有领导,大权旁落,这段时间也也配称“史无前例”吗?

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问题不仅不一风吹,校文革还要紧紧把住与他们斗争的大方向。聂元梓掌权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黑帮大院”,也叫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反革命黑帮们,反动学术权威们集中生活,集中思想改造。国政系的一个调干生,文革常委,当上院长。“群众专政”是文革一大发明,就是私设公堂,自建牢房。全校性牛棚设在民主楼外文楼后面的三排平房教室里,用苇席围成墙,由最可靠的人把守和管理,有一次我路过想去看看,老远就被拦住。那是机密之地,敏感之地,神秘之地,里面充满了血腥的阶级斗争,刑讯逼供,凄风苦雨。牛鬼蛇神越来越多,其他地方建了十几个分部。“牛棚”也是北大一大创举,本有专利权,无私奉献,盗版不究。各地纷纷来取经效法,依葫芦画瓢,迅速推广全国。

“牛鬼蛇神”们经常要拉出来游斗一番,满足校内外人们的好奇心,奚落嘲笑,唾口谩骂,人格侮辱。在这种场合,我也有恻隐之心一闪而过,但是另一个声音立刻出来:要站稳阶级立场!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毛在讲翦伯赞时说,“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如此具体,这些人有活可派了,打扫厕所楼道,清理垃圾,脏累专业户,但更多的是在草坪上拔野草,北大草地多,此成一大景观。赤日炎炎,绿草茵茵,星星点点地分散着一群声名显赫,学富五车的老人(比我们现在年轻多了),头戴草帽,手提小筐,有的拿个板凳,有的坐在地上,分片包干,不许交谈。他们埋头作业,精神专注,极为认真,像是在实验里精心除去产物的杂质,又像是推敲文章中删去多余的字词。他们本身就是“毒草”,拔野草要联想自己。陆平也干过这个活,围观批斗的人太多,收回去了。看着这样的场面,我会认识好多人。有个付鹰,一级教授,我一进北大就听到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化学系一宝,还当了副校长,据说脾气很坏。学霸一个。现在一看,小老头,耷拉脑袋,不敢看人,神气全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导师的冯新德,三十多岁回国在北大任教,每天拉洋车的接送,那时刚刚五十岁,瘦骨嶙峋,手无缚鸡之力,也得干粗活。

这些人是我过去敬仰的对象,也曾是我理想的目标。现在斯文扫地,落入灭顶之灾,我们革命者的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正是以他们的腥风血雨为代价的。

第三章 走出北大

工作组走后,北大校门大开,不再对外封锁。出现了“围城”现象,外面的人急着要进来学习,里面的人则要出去到外地看看。北大运动已经超前,外地还在和当权派鏖战,这里把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外地还在两派争权夺势,不可开交时,这里已是一统天下了。我们已经进行到“底”了,要出去或者长长见识,或者煽风点火。

大串连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绝后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串连的最初设想是毛要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见到过列宁的人太少。他要让未来的革命接班人都有机会见到自己。我们北大学生65年2月10日参加百万人援越抗美集会,就站在金水桥边,毛和其他领导看得真真的,早就享受了人生最大幸福,八次接见,没排上号。不过我们沾大串连的光,借机行游天下,分文不花。

八一八接见刚过,李宗源找到我,倪静安,董元彦说,早晨他听广播说要允许学生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十分肯定。几人一商量,事不宜迟,董的父亲在武大教书,就去武汉。我们秘而不宣,下午悄然离开北大,赶到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坐上晚上的南下火车。

由于没有座位,很快就被查票的捉住了,送给了列车长。列车长听了我们的申诉,没说什么,给找到座位,告诉我们下车时等在那。心里忐忑不安啊,一向规规矩矩,这回可是犯法的事。反正没钱,要命有一条。为了表现自己,我们主动从列车员手里抢过扫把水壶,一遍一遍地打扫卫生,给乘客送水。

后来,这也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很长时间里,每坐火车,包一放下,就去扫地,送水,有时还要给乘客念报纸,比列车员还忙。这些行为,确实毫无功利色彩,追求的是自我完美,心理满足。现在甚至不敢想象,真的是我做过那些事吗?

火车到了武汉,列车长领着我们出了一个边门,要怎么处置?心都要跳出来了。没想到他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还告诉我们怎么坐车到武大。原来以为是一场历险,结果竟是这么简单。

八月的武汉,是个大蒸笼,我从小只呆过天津北京,哪受过这份热。我们住在一个顶层的大教室,晚上睡觉前要上房顶子大浇一通水,看着水蒸气腾腾往上冒。白天则不知道要洗多少遍冷水澡。我暗中发誓,今后决不来武汉工作。

据说武大和北大是两个校园最美的大学,珞珈山东湖水名满天下,我们没做任何游览,整天看大字报,偶尔在上面用钢笔写点批语,有时和武大的同学聊聊北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一个批判原校长李达的大会,我们坐在头排,看得清楚。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打倒一切中也在劫难逃,湖北省委在七月份开除了他的党籍和职务。他上书给老朋友毛,请求救助,不予理睬。当时七十五岁了,多病缠身,坐在椅子上,手里拄着拐棍,支着一把阳伞,背对着念发言稿的人。批判会开得比较文明,时间也不长。仅几天后,8月24日,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这时,我们要转战它处,才发觉火车站人山人海,这时大家都串连了。我们上了去衡阳的火车,下车竟意外地遇到另一伙同班同学。这才知道,班里的人走空了,大家像逃难似地,三五成群,各奔东西。我们于是结为一伙,奔桂林,转上海,停南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听批判会,不介入,不表态。除了看一下漓江,不游山玩水。一路经历,略去不表。我特别记得在桂林的小巷,天气阴霾,地湿漉漉的,行人稀少,静谧无声,完全没有北大的喧闹。我们一行十几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由林新本领着喊口号,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革命路上当闯将。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杀呀——”

声音划破寂静的长空,换来探头出门的眼光。如果放到现在,保准被认为是一伙神经病,可那时我们做得一本正经,虔诚由衷。

第二次远程串连,去的是东北。那时的火车站,乱成一锅粥,人的海洋。我们几人慌不择路,见车就挤,上去才知是去齐齐哈尔的。下无立足之地,侧无转身之空,头顶行李架上人的脚丫子。到了齐市,住进重型机械学院,天寒地冻,呼气成冰,哪有大字报可看。我们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整天在暖气片旁取暖。后来转到沈阳,还是一个字,冷。我们从北京风尘仆仆来了,人家去北京取经走了,学校空荡荡。逃回北京,这一次串连给我的记忆只是挤寒交迫。

我的大部分串连时间去的是天津,我的老家。

第一次去是小吉普接走的。九月间,无线电系的陈荣华,我从未谋面的老乡,不知怎么找来,说天津机床公司的造反派来北大求援,请我们做后盾。他们系七八个人,加上我和数力系蒋胜舫,由无线电系董浩带队,挤在两辆小车里,来到天津山西路机床公司。

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头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材细瘦,极为精明强干。我们就在总部安营扎寨,男生一个大屋,两个女生一个小屋,还有天津女三中三个学生另一房间。我们实际是被用来拉大旗作虎皮,壮声势的,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并不去指手划脚,出谋划策,只是跟着听听批判会,写写大标语,还有机会到各个下属厂看看,甚至体验一下劳动,长了点见识。每次都被介绍是北大的革命派,都换来羡慕尊敬的眼光,心里美滋滋。

参加的唯一大行动是去公安局夺权,是几个单位造反派的联合行动。在我们面前摆开一张详细的公安局平面图,任务是去某某房间抓某某人。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们随着一大群人,冲进公安部,在楼里疯跑,努力寻找我们的目标。我甚至听到一声枪声,有一种攻克东宫的雄壮感觉。我们找到了那个房间,空空如也。稀里糊涂,夺公安局的权大告成功。

后来董浩决定,我们这样不过是给别人当工具,没意思,撤.好久以后,我又回机床公司看过,那个造反派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罪行之一,就是砸烂公检法。

我还多次只身去天津,有时住家,有时住天津师范学院,那里有好多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痰中有血,就去了第二人民医院。那时我母亲在东北串连,我在小学工作的父亲正约好几个老师去火车站排队,去哪都行,家里只留下刚十岁的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多么疯狂的年代。我凭着一张学生证,住了十几天院,治疗肺炎,一分钱不花,不用办任何手续。那时去银行借钱也容易,有学生证就行。不过,欠帐的人,毕业分配前都收到了还款通知。

社会上又刮起一阵风,步行串连.去井冈山的,韶山的,瑞金的,延安的,都是革命圣地,长途跋涉,全靠脚板。我没那个雄心壮志,和六七个高中同学一起,从天津走到北京。

那一路上,三五成群的人,真叫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有好多接待站,管吃管住,分文不收。甚至有支起凉棚供应大碗茶的,欢呼加油的。短短二百四十里我们走了五天。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我体会到当年将红军用脚板走两万五千里,是我们一百倍,太不容易了。我脚打了泡,一瘸一拐,像残兵败将.一进北京,就有一个大接待站,给我们两个证,一个是坐公交车不要钱的,一个是到各大学吃饭不要钱的。吃饭还要凭学生证,我用不上,但是乘车证让我在北京足足逛了一通。

北大的同学往外走,外地的同学到北大来。只要有空床,我们就随便把人安排住下。办事都很简单,根本不用考虑别人会不会不愿意。很多宿舍楼道也铺上了草垫子,住着南来北往的学生,有人甚至住教室,住操场,等毛的接见。

可以说,没有大串连,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全国人员大流动,现在的民工潮也比不了。可惜当时没飞机,否则行李舱也敢进去睡。每个经历了文革的人,都有自己大串连的故事,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回忆。就连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孙蓬一也带着随从红旗兵团去了上海,揪出常溪平,火烧陈丕显,打倒曹荻秋,轰轰烈烈了一番。串连的学生,有的人蜻蜓点水,到处一游。有的人介入了当地的运动。有的人甚至扎营下来,成为那里的一员。像我们班的杨XX,整个文革就是在河南兰考过的,到六八年大联合时才回来。另一个黄XX,一直在上海,并且在那里被打成了反革命,押送回校。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