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史无前例中（一）
1、运动之初
1966年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也不能漏掉”，校党委的头等大事就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这一文件。本以为这是社会上的事，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五一六分子？一切将照常运作。时已入夏，我照例游泳，不日，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别人都响应党委号召，投入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我也不可置身于外，于是不敢再去游泳。
6月初，全国的学校均停课“闹革命”，据说阶级敌人已很猖狂，赫鲁晓夫睡在身旁，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毛主席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难按时序记清桩桩件件。某一天，全校人员分别在许多分会场收听广播，得知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印象较深的是，康生最后讲话，浓重的山东口音，颇具煽动性地大谈阶级斗争复杂、深入，说他不能下车伊始，其实他已说了许多。过去我并不熟悉此人，眼下却以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从不是头面人物的陈伯达，也受毛主席信任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和毛夫人江青也是其主要成员。听说江青在延安嫁给毛主席时，党中央提出的条件是不准她介入政治，此时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造反有理”，不再容忍廿年来所受之“压”了（当然肯定是遵旨）。后来得势的还有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立下奇功的姚文元，以及救过毛主席命的无名小辈王洪文。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响应中央号召。党的领导自觉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开始领导运动，根据党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感到这五类分子是死老虎，得抓活的。毛主席说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有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也得抓出几个？革命比以往深入了，党的领导也自身难保，刚刚提拔上来的党委副书记H首先被揪了出来，大字报责问他何以青云直上，附之以生活琐事的人身攻击，以利批倒批臭。
2、革命深入
党报接着发表《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社论，意味着革命愈发深入，要扫除一切不利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因素。既然触及人类灵魂，那么凡是人类，都跑不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宁左勿右，立即提倡“火烧百分之百”。我想，无非又要像历次运动那样人人过关检查，做为平时就被监视的重点，我自以为有了首当其冲接受批判的准备。
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学生，头戴军帽，腰缠武装带，手持皮鞭，监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他们把柳条编成的簸箕绑在被监督人的前胸，贴上白纸，上写革命群众给定的罪名，如走资派、反动权威、XX分子、……。他们劳动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挨鞭子，按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老财的规格，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时，红卫兵压着他们，反扭双臂，下压上身（当时叫“喷气式”）。有人不甘受辱，挣扎反抗，则不仅立遭毒打，还必引来“打倒XXX”，“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震天动地的口号——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坚定者担任领喊。我不得不随大流挥臂响应，但喊不响亮，心似翻滚热泪，跟不上这种来势汹汹的形势，甚至心存抵触。我与被斗的人并不相识，却看不下去他们受辱。不过由于还很相信党，也曾自谴“阶级感情”问题。停课闹革命后，终日惶惶不安，说是红色恐怖，不适应者必有问题，只得故作镇静。
3、剪掉“怪发”
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他们常常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还有“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女学生也一样出言不逊，耀武扬威革别人的命。
一天，走在校园里，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衣袋里塞东西，下意识地回头看，是一女红卫兵，她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剪掉你的怪发，站到我们一边，一起革命吧！”我真想和她理论，无奈，她塞进东西就匆匆跑开了，大概她也不觉得这种“革命行动”多么光彩。我为了方便游泳，剪了运动短发，当地人称之为“梭梭头”。原来，这个城市已掀起强行剪发高潮，如若不从，会遭到剃阴阳头的惩罚，而且红卫兵总部“通情达理”，已勒令各理发店，免费为顾客改成“革命”发型。我很反感这种荒唐，但是不想惹祸，也去改了。在原有基础上，要剪成一边齐没有层次的那种，只能尽量剪短，后脑勺被高高地推剃发青，成了不折不扣的怪发，好像革命就是要变真善美为假恶丑。
4、被“触及灵魂”
终于有一天，教研组外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专栏“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我比谁都了解，这XXX意见多多，但绝不反党，XXX不是别人，正是我——终于被“触及灵魂”了。头天晚上，领导通知少数几人整一个同事的材料，大部分人没来教研室，可这少数人并非骨干。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多数人秘密行动整我的专栏，让我措手不及经受大字报的“考验”。细看内容，我哑然，不得不供认不讳，揭发的都是我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这样反党多笨！我决定找协理员（即党支部书记）说理。
协理员原本是事务科长，好像不懂高等教育与工学，写得一手好书法，看上去仍不像知识分子，也没表现出什么组织领导能力，但绝对是个好人。他告诉我，本教研组并不想整我，可是原单位的人一再施加压力，说他领导运动不力，若再不揪出我这个反动分子，他们就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无法无天地胡来，协理员怕他们揪斗我，让我难堪，再说也必须表现出领导运动得力，所以组织大家写我的专栏。我理解协理员是形势所迫，他不算心狠，不认为像我这样的同事会是反动的敌人。可是红色恐怖的大环境里，有人点你的名，岂有不揪出之理。我只能接受挨整的事实，对新单位的和缓态度也很知足。
5、大字报越发离谱
事实远非如此，革命已深入到不分单位，原单位对我耿耿于怀的“新生力量”，借机不遗余力地整我，甚至从不认识的人，也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以致我难以支撑。
原单位接连给我出了两个专栏，贴在主楼醒目的墙上，我虚心地拜读。此时恰逢党报社论“革命大字报好得很”出笼，人们看我边看边摘抄，唧唧咕咕地议论，纳闷我看了革命大字报，为何不像社论所说“脸发青，出虚汗”，猜测我坦然摘抄是否为了秋后算账。如果他们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所谓我的反党言行，是连篇累牍的捏造，属实的部分则是我光明正大的会上发言。“新生力量”们显然欠缺教育，写大字报的水平实在可怜，说我一进校“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乃正面角色，那他们就是反面角色。说我是“资产阶级西方小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证据是“衣服自家做，蛋糕自家烤”。我家衣服的确是home made，但没有条件烤蛋糕。
就算革命真的深入到私人生活，在这所学校里，也轮不上我受批判。我生长在极为简朴的家庭，在父母的教育下，从不讲究吃穿。文革时，我已工作八年，还穿着打补丁的罩裤，那是中学时期的第一件新衣，以前都穿兄姐穿小了的衣服。那条罩裤是浅灰色咔叽布的，洗成了白色又染蓝了，褪色后翻了个面，磨破了又打了补丁。如此穿着打扮，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我不禁反思，上初中时，大家穿一样的校服，我不过在母亲教育下，衣服洗净熨平；席地而坐时，从不让鞋帮沾土；打球时，从不抱球弄脏衣服；大概就是这些使我与众不同。曾被评“贵族味儿”，又被批“资产阶级”，似应自谴没改造好了。其实整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朴实无华，消费绝对在他们以下，于是想方设法编造钢鞭材料，狠挖我一切“罪行”的阶级根源。
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之女”，“过惯了腐朽的寄生生活”，可是我父亲从不介入政治，而且对当时的国民党极为不满；母亲一贯勤俭持家，轻蔑腐朽寄生。我严格要求学生，被说成是“继承其父军阀作风，打击报复工农同学”，可是父亲只在军阀治下当过军医，且因不满军阀作风而冒险逃离。糊满三面大墙的专栏，除了大帽子，就是抄自报纸上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编者按”，我怎么看都不“出冷汗”。
大字报显然捕风捉影，怎么捕，怎么捉的呢？父亲当军医的履历只在档案里才有，一般群众，甚至一般党员，都不会知道。原来我的大字报是在原单位党支部领导下写的，为此党员主任查了档案，然后歪曲篡改，可见档案是用来整人的。主任下此狠手，大概是报复我曾让他失去公会补助吧。
6、隔离审查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变成了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触及人类灵魂变成了火烧百分之百。首当其冲被烧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形象高雅的，头脑聪明的，出身不好的，性格倔强的，直言不讳的，或是路见不平的等等。这些人是出头之鸟先中枪，我早已成为众矢之的，挨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痴心地想着，入党的夙愿怕是更难实现了，但我不放弃，决心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大家学习“政策”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写检查。十月一日前，别人都发了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我被划在人民队伍之外，不予颁发，还剥夺了我参加十一游行的权利。从1949年起，我年年参加首都的盛大游行，并作为队长或旗手带领数百同学走过天安门，很看不上外地的游行，检阅台小里小气，检阅队伍的人无非是些地方官，真让我参加，我还未必服从，但这次是不准我参加，他们是违法的，我强烈不满。“革命”真的深入到连一个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都容不得了吗？“革命”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服输的，明知无处讲理，仍要尽行其事。我故意对领导小组说：“你们说我反动，需要改造，不发毛选，怎么改造？”这样做纯粹为了发泄不满，若在原单位，那些整人狂必先打我的态度，新单位却有人为我说话，认为我有道理，想整我的人也不敢说要毛选反动，于是很快就把毛选给了我——这是我的胜利。
校内一些朋友，此时也纷纷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写大字报迎合对我的污蔑。我为人正派，生性淳朴，工作出色，严于律己，原单位挖空心思也编造不出令我“脸发青、出冷汗”的钢鞭材料，想捕风捉影编造人们最感兴趣的桃色新闻，但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反而证明了我的为人。正直的人们后来跟我说，看了大字报，反而了解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了。我想，连档案都惊动了，他们再不会有什么招儿了。
解散了一年多的原教研组并不死心，有组织有领导地整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7、学校的劳改队
红卫兵成立了“劳改队”，勒令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谓之走资派），最知名的教授、教师（为之反动学术权威）加入，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其中被定为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的一位教师，极其擅长拉手风琴，音乐水平很高，红卫兵知人善任，勒令他指挥唱“牛鬼蛇神嚎歌”。我不了解凭什么让他们劳改，听说W副校长讲党课说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有人问，毛主席呢？他毫不迟疑地重复：“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他就以攻击伟大领袖罪被揪了出来。文革前，我从不跟领导打招呼，领导很反感，知道W校长的“罪行”后，佩服他坚持真理，见了他，我主动打招呼。（后来，他说：“你这个同志很奇怪，以前见了我，装看不见，我劳改以后没人理了，你倒是主动招呼我了”——我和他都笑出了声。）
8、团支书CY下狠手
原单位的团支书CY，因我退团和毕业答辩两次被迫检讨的事，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正是他不时骚扰，给我的新单位施加压力，加大整我的力度。他迫不及待地纠集一群一心积极投入革命、不明真相的群众，贴大字报“勒令”我去“劳动补课队”报到，并威胁我教研组说：“如果你们包庇反动分子，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劳动补课队”是CY的创举，目的是改造虽非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但三反言行严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人，级别仅次于“劳改队”。
其时，教研组主任靠边站了，由红五类出身的实验员小Y主持教研组工作，他为人正直，不会整人，坦诚地告诉我CY的一切举动，担心他会找不讲道理的红卫兵前来造反，强行给我剃阴阳头，不由分说拳打脚踢，不如就去劳动补课。我立即表示理解和感谢，从此脱离了教研组，被打入了“劳动补课队”。
我不怕劳动，但心中不安，也不服受辱。不安的是，因为CY整我，连累了200余人被揪来“补课”，多为无辜者，都是工作上的能手，无非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而引火烧身，我莫名地对他们有着歉意。不服受辱，则是因为“造反派”勒令补课队和劳改队全体人员，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围观者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团支书CY必在其中，得意洋洋，幸灾乐祸——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呐喊：“士可杀，不可辱！”补课队里也有个别因偷窃行为或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观者可任意猜测，我当时的年龄显然既非走资派，亦非权威，大概很容易被怀疑是此类人等，流言蜚语的义务散布者不乏其人，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终落下的罪名可能比被诬陷为反动更恶心，更冤枉。一位年长的小学老师，因名字与某大汉奸只差一字，革命群众硬说她是那汉奸的侄女，我就奇怪，叔伯与侄女的名字怎么会这样取呢？同她一起劳动，也同她一起被附小学生嘲笑谩骂，至少被指“不是好人”，“好人”那时候是不劳动的。
得以泰然处之的动力，只剩下了问心无愧，我一向宠辱不惊，能客观评价自己，赞扬声中必审视不足，被贬低时必昂首傲视。然而毕竟年轻且举目无亲，难免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境。“战斗组”很注意我，或是出于关心，或是不想承担责任，总是派人监视我，以防万一不测。我由衷感激关心者，这，对已被孤立之人弥足珍贵。至于担心，则大可不必，我没那么脆弱，能忍辱负重，那时完全相信毛主席发动的革命不会整好人，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9、劳动补课岁月
红卫兵都是学生，不像某些教工那样存心整人，主管看管劳动补课队的红卫兵S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为劳补与劳改两个队伍应区别对待，于是“劳补队”不必在主楼前“亮相”了。每日体力劳动，虽精疲力竭，但心情比含冤检讨时愉快。队员之间逐渐熟悉，彼此了解打入此队的原因，共同语言颇多，日子好过多了。
驻京联络站负责接待我报到的干部Z某也每天出席，他是基建处的，平时负责教工每周的义务劳动。我以为是红卫兵派他来管我们的，可是他并不管事，还闷闷不乐，见了我很不自然，后来方知他也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我恍然想起，他曾令我注意对组织的态度，警告我如若不改，“以后会吃亏的”。真让他说中了，可是他怎么跟我一起吃亏呢？我笑对他说：“当初要是知道你也会挨整，就不顶撞你了。”引得队友发笑。总务处长也被拉来补课，他始终自名清高，不屑与我们打成一片。我故意问他，是否以为只有他是被冤枉的，而别人都是该挨整的坏分子，告诉他多跟大家谈谈会受启发。他可能觉得我有挑衅之嫌，可我不是轻易说的，这些人都不该挨整，这样搞运动绝对是错误的，而这位处长没有这般觉悟。
一天得令挑土，一部分人用锹往柳条畚箕里铲土，另一些人一次挑两畚箕土运到另一地方，这是无功劳动，目的只是“补课”、改造。铲土的人低头弯腰不问来者何人，不分男女一律上满。我和男士们一样，挑着满满两畚箕土不断往返。当我又一次往起挑时，忽听红卫兵S大喊“给女同志少上点土！”应声看去，只见他涨红了脸，似在悔恨失言。是啊，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称他们“同志”，在当时是立场问题！我想，这个学生颇具人性，才流露恻隐之心，就大胆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同志？”他没有成见，默认了，并直言，他根本不了解情况，只是听那些揪出我们的人介绍，说我们反党且不劳动。我告诉他上当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至于劳动，他已亲眼所见。我如实细谈了被勒令劳动补课的经过，他认真调查之后，证明情况属实，宣布“解放”我和另外两人。我立即说应该“解放”所有的人，S答应逐一调查处理，如果成立补课队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解散。大家赞赏我仗义，不满足于自己解脱，为大家说了话。
“劳改队”照常亮相，某天，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ZZ正指挥劳改队员唱“牛鬼蛇神嚎歌”，从主楼高层的窗口飞下片片传单。原来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传达“中央文革”精神，传单大意是说，劳改、唱豪歌等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勒令取消。
10、我批“资反路线”
“补课”队彻底解散，“劳改”队也不了了之。被侮辱了的人们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谁负责，不仅无处喊冤，而且还得感谢毛主席伟大英明。要求这些人把仇恨集中在“资反路线”上，矛头不能指向整了人的群众。所谓“资反路线”，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所执行的路线。刘少奇没有整我，也没指使谁整我，我却只能恨他。狠狠整了我人算是“群众”，竟然和我一样属于受害者。我心中不平，整人者的丑恶灵魂就不该在如此深刻的革命中“触及触及”吗？
我着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我最恨的是团支书CY，可是直接写大字报批他，会被指为“群众斗群众”，倒是我不对了。我注意到，在勒令我“劳动补课”的大字报上有他们单位头头T的签名，本着“矛头向上”的精神，就点T的名写大字报，指桑骂槐行批判CY之实。效果出乎所料，T怕成为“资反路线”典型，慌忙托人向我解释，说他不明真相受了CY的骗。其实我早知道整我的人是CY，因为毕业答辩整学生和处理我退团的两次检讨，报复我之心不死。批判“资反路线”的革命形势下，他早已对其所为心惊肉跳，我不屑于点名批判他。而T这位头头，不管他怎么解释，见利忘义秉性已暴露无遗，不明真相，却受下级左右。文革中这种人无处不在，只要能往上爬，不惜踩踏任何人的肩膀，哪怕踩了之后也爬不上去。如我之草民的肩膀，踩错了的是受蒙蔽无罪，踩对了则更上层楼。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墙倒众人推”，正是十年动乱的社会基础。
11、曾被抄“家”
我被整之初，教工中的一些出身好的“红五类”羡慕学生红卫兵由来已久，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赤卫队”，戴上红袖标，继承了湖南农民运动赤卫队的专横跋扈，开始“造反”。一天，一大帮赤卫队员闯入我的宿舍要破四旧。其中多数与我并不相识，只因为原单位的“革命大字报”说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义愤填膺。不解的是，赤卫队长，北京来的实验员P曾与我同室，应该了解我是多么简朴，而且我对她夫妇二人均很关照；对门的贫农儿子虽交往不深，也从无瓜葛，友好相处；这些人都翻脸不认人，踩我的肩膀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左派，日后好往上爬。文革中，整人，有绝对的自由，对门的贫农儿媳不是赤卫队的，而且是外系的，却也探头探脑窜进我的宿舍。
他们勒令我交出四旧，我问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就说我狡猾，我只好由着他们一一过目我所有的“家当”。离家之人那有什么家当？
他们翻了半天，拿走了结婚时在上海做的棉衣、当时不多见的婚纱照（这些都曾为周围的人无比羡慕），以及丈夫的来信。拿走东西没有清单，说是“革命行动”，叫做“抄家”。我不解，“革命”难道连个人隐私也不予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信告丈夫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却毫不在乎地回复说：“他们看了咱们的通信，就可证明你不反动了”，可我凭什么接受这样的“证明”？！
那是不堪回首的日子，身心均受严重摧残，曾经一度，只要提起，我必泣不成声。可是那年月，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人权”二字。
12、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抄家”的举动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猖狂一时的“赤卫队”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红五类们悄悄解散了这个队伍，但仍狡辩说当初“破四旧”是革命行动，所以不肯还给我抄走的东西。我必须针锋相对，任其继续胡作非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对象，由不得我不借批判反动路线的东风。
全国一度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大多数人免费乘火车玩遍全国，我从开始挨整，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包括不许串联——这当然归罪于“资反路线”，理应解禁，可是热潮已过，无从补偿。我正在琢磨如何对付“赤卫队”，有人发起“徒步串联，走红军长征路”。这个机会我的抓住，算是恢复政治权利，顺便证明自己能吃苦耐劳，粉碎整我者所谓“资产阶级西方小姐”的恶意攻击，于是要求参加。其时正值冬季，年迈的父母知道我的棉衣被抄走，特地赶制了一件寄来；父母之爱使我身心温暖，抵御了凛冽的寒风与逆境。后来多年，我一直保留着母亲亲手缝制、父亲亲自邮寄的这件棉衣。
父母送来的温暖，已使我不会受冻，但为了落实他们抄家是错误，我必须借“革命串联”之机，要回抄走的棉衣和所有东西。于是找到赤卫队长（也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女实验员P）索要，她仍执意不还。赤卫队已经解散了，他们到底还想做什么？我那件在上海很普通的棉衣对革命有什么危害？无处讲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写大字报，把抄家的过程公诸于世，以便得到公正的众议。
我的大字报朴实无华，描述生动，引起强烈反响，赤卫队们坐不住了。已被称之为保皇派的他们，再也经不起革命群众的抨击，不得不承认错误，归还所有“抄物”，通知我到某处去取。我立即反对说：“你们大张旗鼓抄了我的家，必须照同样的声势送回来，凭什么要我去取？！”站错队在文革中可是致命的，赤卫队解散后，没有了后台的支撑，他们怕的要死，居然不敢顽抗，乖乖地照我的要求办了。
除少数临时离开学校的，几乎是原班人马，抱着“抄物”来到我的宿舍。我注意到对门那个“贫农儿媳”躲在家中，就请她过来；她不肯，我说：“抄家时你起劲地站脚助威，现在不能少了你呀。”她操着乡音，一副小市民腔调：“对门识户的，咋个能不关心吗？”我学着她的腔调还以颜色：“是啊，对门识户的，咋个不过来受教育吗？”有趣的是，她也不敢不听我的——我在造“资反路线”的反啊！
人到齐了，我命令红极一时的赤卫队员“拿出毛主席语录”。这是当时很正常的做法，我以此方式发泄积郁，没什么不对的。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带语录的，我抓住机会治治他们曾经的盛气凌人：“‘语录随身带，用时学起来’，你们连起码的觉悟都没有，难怪站错队。”他们追悔莫及，服帖地在我的带领下诵读毛主席语录，连对门那个不讲理的老婆也不敢怠慢。其实我真想笑，毛主席说的话绝了，竟能从中找到恰当的根据，批判这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丑，我充分体会到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听罢我完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灰溜溜地走了，我倒顿生恻隐，他们在这没谱的时代里跟风，真的可怜，造反派转瞬即成保皇派，革命动力弹指则成革命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似乎难以捉摸，人们永远抓不到它；左派阵营似乎虚无缥缈，人们永远走不进去。但是党教育出来的民众似乎又都自觉自愿地追随那路线，千方百计地往那阵营里钻，许多年以后方知其幼稚可笑。我从不想整别人，即使是整过我的赤卫队员，我“造反”，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而我的心情并未真的舒畅，因为始终没有机会像教育赤卫队那样，面对面地教育原单位那些往死里整我的“新生力量”。整我的时候有人召集，该道歉时却成了无人负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丑恶灵魂就这么轻易地躲过了“史无前例”的“触及”。好在后来还有私下里向我表示歉意的，说他们受了反动路线的毒害，认为我的“反党言论”都是对的，甚至有党员告诉我总支书记对某女党员有不轨行为等等。最下力气整我的党支部书记Q和团支书C都各有各的报应。Q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臭名远扬；CY与自己老婆相处不好，终至离异；上一级的领导后来的境遇也都不尽人意。世界上的事情还算公平，存心害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里，我自责了，自责不该幸灾乐祸。
【写中有感】写至此，读者可能误会，以为我不是在写高校的事，但我是在写，边写边怪：当时钱学森为何不问。这还没完，“我们这儿”的高校“继续革命”，所以我的学府生涯还有很长的这般篇幅。
六
史无前例中（二）
13、体验红军长征
文革中，中央文件明文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类，一、二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有严重反党言行的、四类就是反革命分子了。运动之初，部队来的工作组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划分了全校师生员工，我被划为三、四类之间，就是有严重错误与反革命之间。虽说批判了“资反路线”，流毒却难以肃清，被划为一、二类的自是引以自豪，抱有个人恩怨的更是上蹿下跳，极力阻碍我加入徒步串联的“长征队”，以葆长征队的“纯洁性”。毕竟已批判了“资反路线”，一番辩论之后，正义公道的群众占了上风，他们欢迎我参加徒步串联。党员ZJ想到我被抄家，还主动借给我棉衣。长久孤立压抑、倍受歧视的日子之后，我重新感受到了同志式的情谊。（运动以来，有人愤怒抗议称我为“同志”，因为有苏联歌曲为证：“这里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我濒临反动，左派和争当左派的都不愿“混同”于我。）
队伍集结成都，由此出发，目的是走红军走过的路，故名“长征队”。队员个个头顶绿军帽，臂带红袖标，身背行囊和“红宝书”，豪迈地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计划翻越二郎山，至泸定桥折返，往返路程约2500里。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是千里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人称“天堑”。歌中唱过：二郎山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要把公路修到西藏。那时公路虽未修到西藏，我们倒也用不着走羊肠小道了，不过毕竟是座高万丈的山，对谁都是第一次。
听说二郎山风景异样，青衣江波涛，溪沟边泉水，茂密松林，白云飘过，每到五月杜鹃盛开，红蓝紫白交相辉映，花间高原彩蝶飞来舞去，绚丽多姿。山上有一片悬崖，隔着深深沟壑，可望层叠冰峰——那是庄严静穆沉吟不语的上古冰川尾端。1940年，画家张大千、叶浅予曾到此写生。然而，我等此行只为体验长征，无人流连美景——那涉嫌资产阶级情调，众皆避之。
队旗
队伍向目的地进发，红色队旗上有黄字队名：长征队，语录歌和革命口号响彻田野，引来围观者无数，沿途送红宝书给老乡，不由得自以为也是“宣传队”、“宣言书”和“播种机”。
队旗是队伍的象征，队员轮流打旗。年轻男队员居多，但是我愿挑重担，所以也主动打旗。不料只要我接过旗，总有两个人从我手中抢走，不友善的强硬态度使我无法以为是男同胞照顾女士。二人中，一个是上海工人子弟，形象绝不纯朴，另一是城市平民、受名牌大学熏陶却未脱粗俗。他们对我恶意挑衅，警告我“没有资格”打旗。我自是不服，“资反路线”流毒竟如此难以肃清。党员ZJ及时制止了他们，多数队友很友好，这才稍得宽慰。
“长征是宣传队”
一路晓行夜宿，每日行军约60余里。沿途享受红卫兵的待遇，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每到站点，人民公社都安排食宿，好生招待。我一路反躬自问：这就是革命？我们只是走路，固然得到锻炼，却不创造财富，何功之有？无功何以受禄？心中惴惴不安。
说只是走路，倒也冤枉，我们时刻为着“革命”，人群聚集处，必散发“红宝书”，真心觉得国人都以此武装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了。另一重要任务是表演节目，这个我在行，从刚一解放的街头宣传，到上大学后的文艺社团，都参与过，并长于想出别具一格的新意。但是当时还被另眼看待的我，加入“长征队”都受阻，更不会让我负责什么，演节目是“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反动”者，不可信任。起初，队长任命女士Y负责文艺演出，她主持下的节目呆板无趣，观者不感兴趣纷纷散去。苦出身的女职员抢着报幕，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擅长当地方言，文化水平又低，报幕语无伦次，语病频发，人已中年，却学着红小兵的腔调与姿势，就连偏僻山村的农民都因其纰漏而面面相觑忍俊不禁，致使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大事欲严肃而不能。我在其中亦觉难堪，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编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对口词，内容是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与我相处甚好的外系女士F赞口不绝，此人开朗豪爽，当即要我与她合演。我们认真排练，加了必要的动作，她出面申请演出，排斥我的人不好反对。
队伍来到一个小镇旁的空场，尽头有座圆弧形的断壁残垣，层层台阶自下而上，俨然一个观礼台。我和F不约而同把这背景想成了天安门，表演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对口词：“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山川起舞”，“江河欢唱”，……。我一句她一句，声情并茂，动作优雅，人山人海的民众掌声雷动。盛情之下，我和F临时加演了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其实不全为演出，借机满足爱好罢了，我们都喜欢唱歌。F是不错的女高音，美声唱法，她唱主旋律，我配和声，虽未排练，亦受欢迎。群众表现出对节目如此喜闻乐见，表明我的思想感情并不远离工农，批判我的人们从此无话可说。成见不深的人们夸我“有两下子”，使我心情日益舒畅，我之欣慰不因那些夸赞，而因人们不再另眼相看，我似能逐渐融入集体。这种转变当然主要因为我一路吃苦耐劳，戳穿了原单位“革命动力”们的叵测居心，然而当时都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表演一时轰动，同路的红卫兵队伍都来学那对口词，就连本队那个上海工人子弟也诚恳地赞扬：“你们演的简直就像真的见到了毛主席”，他表情友好，潜在地认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真情实感”（挨整平反后，以为得益于毛的革命路线，所以的确是真情实感，后来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贫农出身的XD队长不甘示弱，要与战斗组长小Y演对口词。小Y极内向，并不想干自己不在行的事，无奈XD还硬逼他以姿势助朗诵。正式表演了，由于毫无舞蹈素质，动作可谓“自然主义”的，比如表现“舍得一身剐”，他做扒皮状，狠命撕剥着自己，引得观众捧腹。小Y早已笑得说不出话，XD则严肃执着，自以为表演才能欠佳也掩盖不住他红五类的“阶级觉悟”和“感情”——这在当时是最值得彰显的宝贵品质。
走了小半程，一路顾不上饱览景色，尽收眼底的是江青提倡的红海洋，镇上的门窗墙壁无不涂上红油漆，山上也不乏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只觉得满目是红，衬托出当时推崇的“红色恐怖”。
翻越二郎山
5天之后，到达天全县城西50公里处的二郎山脚下，将要翻越“高万丈”的二郎山。所谓高万丈是比喻它3437米的海拔。整休一天，准备翻山必备物件：到田野里寻找粗实的树枝当“手杖”，搓草绳绑在鞋上防滑。搓草绳是技术活，贫农出身的小Y在行，若不是他耐心教，我只会编辫子，而草辫子容易磨损，攀爬中会狼狈不堪。
次晨日出前出发，沿盘山公路前进。公路坡度极缓是行车安全的需要，对徒步的人来说，效率之低令人心急，兜了大大的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只不过海拔略高一些。我细心观察，发现或可利用两层公路间的山石树木直接由低层爬上高层，决心冒险试探，找到捷径有利全队。当然是有危险的，那里不乏“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我胆大心细认真考察，一石一树都不放过，确定是牢固的方可利用。体育素质助我成功，攀石爬树很快上到更高的海拔，等了良久，走盘山路的人们才姗姗来迟。
面对批判我的红五类，本应自豪，可我觉得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们不行。大家都想效仿我，以便尽快到达休息站。但是捷径是有危险的，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千叮咛万嘱咐，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可是他们的攀爬技术不佳，我总是最先到达更高层，善意地递过手杖的另一端，让下面的人抓牢，将他们一一拉上来。起初，男士们，特别是整过我的人，不好意思接受帮助，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帮助，还很佩服我。女士YC曾不遗余力整我，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势。她的爬山状况惨不忍睹，大家照顾她，让她轻装上阵，前后保镖助力，她仍难以胜任，从此她再不好批判我缺乏劳动了。我一路担心着大家的安全，甚至默默祈祷，切不可有闪失。
正午时分，我们攀上了山顶。寺庙里的僧人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是搀了干玉米面的大米饭和盐水煮熟的洋萝卜（二郎山上唯一的蔬菜品种）。吃饭时，玉米面渣子满嘴跑嚼不着，毫无油水的洋萝卜很难吃，可是长途跋涉之后，谁都不少吃，不分男女。
后半日下山，当晚在另侧山麓的接待站夙夜。正直除夕，小镇最大的餐馆准备了丰盛的晚饭，迎接“毛主席的客人”。餐馆门庭简陋颇似工棚，饭菜味道却好，用膳的徒步串联者络绎不绝，个个狼吞虎咽。我则自觉受之有愧，心中忐忑与时俱增。停课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哪里有这么多钱供这么多人白吃白喝？徒步串联究竟有多么重要，可以不计经济损失？餐馆的经营者是心甘情愿，还是见红袖标生畏，不得不以行动支持“好得很”的文化革命？
安顺场渡口
队伍伴着语录歌行进，来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据说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当地有人把众多徒步串联队伍带到一所学校，一位沧桑老人等在那里，据说是当年为红军乘船渡河的船工，后来也当了红军。他一副农民模样，身着不甚清洁的旧式黑棉袄，头缠本色毛巾，满脸皱纹，满目眼屎以致眼珠难现，他一定看不清周围景物。老人给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的革命教育，难懂的方言，层层的听众，所获甚微。老船工忽然唱起歌来，只听出最后一句：“砸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说的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坦克。老红军对国民党充满仇恨，却只字未提打日本，这就证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内耗，难怪日寇在淞沪保卫战重挫后，仍在我领土上横行八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用旋律正是吾辈儿时音乐教材里的美国歌曲——红军青睐而“洋为中用”。文革中砸烂封资修、大洋古，这首美国歌曲却漏网了，倘若有左派知其来历，是否要揪出当年的填词人批倒批臭？
安顺场短暂逗留，我很难忘却那老红军，他帮助渡河的同志大都已是高干，而他如此贫困，不懂享受，连起码的卫生条件都没见过，活了几十年，还没刷过牙，眼疾更不得治疗。他，还有更多的他们，身处被遗忘的角落。想想成天蹲在窑洞边的陕北农民，我们究竟在“革”什么命？文革以来，学校停课不培养人才，工厂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怎么维持？民生还有望改善吗？本应为人师表，却是游荡神州，不务正业。我担心中华民族的前途，暗自质疑“文化革命”。
对岸飞来“麻风”
沿着大渡河前行，怡人风景映入眼帘，不觉恍悟何谓“祖国壮丽河山”，爱国真情油然具体和深化。
大渡河上多处设有连接两岸的绳索软桥，小姑娘背着大背篓轻盈自如地走来走去，诚然诗情画意。我们试走软桥，感觉十分艰难，姿态不堪入目。另一种渡河设施就更不可思议了，就是横跨河面的一根钢缆，因为有人从对岸过来，我们才注意到它。那人借助于滑车，飞也似地滑着，滑到半路突停下来，高悬在河面上空。河水翻滚，涛声隆隆，我们看着危险，喊话请他赶快过来，好将红宝书交到他手中；他滑了一段距离又停下来，大喊：“把书放下，快走！我是麻风”。一行人茫然不知所措，顿生恻隐之心，忘了麻风是可怕的病。原来我们隔岸望见的是麻风病区，文革之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明知不久人世，还渴盼学习毛泽东思想，可见全国人民已把毛主席奉若神明。
麻风执意吊在那里不动，我们只好放下书继续前进。在休息站逗留中，公社卫生员安抚说：“困难时期，麻风病区供应较好，曾有耐不住饥饿的人偷偷搬了过去，一年之后被遣返，全家安然无恙；麻风病是接触传染，你们不会有危险的。”我根本没想自己的安危，久久思量那些病人的不幸。
次晨，队伍向泸定进发。大渡河震天的浪声一路伴着我们，举头可见万里无云的蓝天，蓝得纯净而深邃——长居阴霾之人想象不出这样的蓝天。俯瞰则是深绿而清澈的大渡河水。激流把河岸冲刷出长而直的石纹，呈现出无数奇观。河中间白浪滔天，气势恢弘。身处这般壮丽景色，犹如画中游，只觉精神焕发，倦意荡然无存，不知不觉中到达泸定。不需休息，女士们结伴来到河边，走上河畔巨石清洗衣物。
洗涤完毕，途经一处门面破旧的店家，不料竟是个小饭馆。虽已打烊，老店主还是破例接纳了我们，仅只片刻，就端来几大碗豌豆尖肉片汤，就着自带的干粮饱餐了一顿。鲜美的肉片，青嫩的豌豆尖，好像生平第一次享用那样鲜香的汤。汤碗的容量相当于一个儿童脸盆，女士们都滴水不剩。问及价钱，老店主只收0.25元一碗，不知是否会亏本。
两度往返“夺”泸定
1967年的泸定桥是木板架在几条钢索上构成的软桥，高悬在离河面好几十米的上空，木板宽度二十来公分，两两木板的间距也有二十来公分，站在木板上低头可见大渡河汹涌澎湃的浪涛，涛声震天，顿生“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虑。走上软桥，它颤动不已，多人同时走动，相互干扰，更难把握步履的分寸，也就更容易踩空，可谓寸步难行。桥的两侧各有两条钢索护栏，上下相距足有一米，手扶上面那条，担心被大风吹落河中，手扶下面那条，人又无法直立行走，所以靠边走似更不安全，万一失足落入怒涛，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再艰难也要过桥，泸定在修建红军纪念馆，革命串联的人都想到对岸工地去义务劳动。全队男女站在桥头皆毛骨悚然，怯于一试。又是被指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本人，鼓足勇气从桥中间走，即使失足，还不致一落千丈。我头也不回，执着地向对岸走去，双目平视，余光搜索着一条条木板，尽量不看那奔腾的河水。就这样，好像适应了桥的振动频率，只觉越走越稳，不害怕了。我警惕着各种可能的危险，顺利地走完了约二米长的软桥。回首望去，桥仍不停颤动，我惊讶自己竟能从这极不稳定的桥上走过来，很是自豪。
队友们望尘莫及地遥望着我，仍是寸步难行，是我帮助他们的时候了。我从对岸走回来，告诉他们过桥的经验体会。人们受了我的鼓励，都学习我的勇敢，有些男队员因不服气或顾及面子，也都硬着头皮迈开了腿，只有狠批我的YC女士始终不敢。
大部分人壮胆过了桥，我则两度往返“夺”泸定，羡慕嫉妒皆有人在。我们在对岸参加了建设红军纪念馆的劳动——背石头。工地上有许多拆掉一端的两条腿长凳，长凳两侧各有绳套恰似背篓，那是背石头的工具。石头放在留下的两条腿上，连长凳带石头，总重量着实不轻，工作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后来红军纪念馆是否建成，无人再问，我们背的石头说不定被别的串联者易地，也把过程留作他们的纪念了。无功劳动司空见惯，心到神知，自以为做了“贡献”——那时觉得红军特别伟大，必须以实际行动纪念他们。
从泸定返回时，一部分人取道泥巴山经汉源至雅安，再原路返回，路程远了许多，见识亦可增广，我选择了这条路径。
途中，贫农出身、比较偏激的XD队长突然告诉我，这一路走过来，他完全看清了队里的人，说“有些人是很可爱的”。此话出自他口，我大为惊讶，不过我理解他的用意，也接受他的真诚。他向我道歉说，以前道听途说，就以为我真该挨整，现在了解了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他很佩服，再也不会盲从、上当了。此后他一直友好，妻子来校探亲时，小两口还请我做客。他能明辨是非，坦诚表白，在掌权的红五类里，难能可贵，我感动于其勇于纠错。
初见“革命虫”
告别泸定的次日，跋涉之后，来到汉源，此地产梨，而我们光顾，则是为了参观一个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叫做大树公社——这样才是突出政治，才称得上革命。
县革命委员会安排我们在旅馆宿夜，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摆放着二十多张床，棉被里外三新让人受宠若惊，深感无功受禄。正拟舒舒服服睡上一觉，苦出身的Z女士突然大喊“有虱子”。众皆慌神，纷纷坐起来抓虱子。解放初期，延安来的人说虱子是“革命虫”，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头脑的人都容得牠，所以我们无人抱怨指责，表现出十足的革命乐观主义。幸而后来这小东西没有一直跟踪，想来后怕。
泥巴山奇遇
过了不安稳的一夜，次晨翻越泥巴山。出发之前，县革委会特派农民介绍地形、路径以及注意事项。原来泥巴山虽不高大，却不易攀爬，阴面终年积雪，阳面遍地泥浆，山路崎岖，容易迷失方向。
在阴面积雪中攀爬，坡陡路滑，十分艰难，唯空气清新，令心旷神怡。能力素质差异，前进速度不一，自然三三两两而行。不知不觉间，我爬上了一处高地，积雪无人踏过——此路无人走过，无脚印可循。踌躇中，另一串联队的一个女孩跟了上来，发现走入绝境，她害怕了：“咱们回去吧”。可是回去谈何容易，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路，若走回头路，很难按时到达接待站，会落埋怨！我说：“公社的人说，看着上空的电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公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没人走过，咱们可以开辟一条新路”。我坚持继续前行，那女孩也不敢单独走回头路，就跟着我走了。她是个19岁的知青，响应他老人家号召到广阔天地练了三年红心，一定思想过硬，吃得大苦，耐得大劳，而我是有“三反言行”且“少劳动”的“臭老九”，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落后太多。可是走了一段，竟是我每每停步等她，她不时被我拉下几十米。我顿生强烈的责任感，得照顾好她，安全地带她到目的地。所有险路都是我先试探，确保安全再让她照样走。
不觉又遇绝境，前面无路可走，也没有可以开天辟地可望自己能走出的路，只有一条一人宽的陡峻斜坡，两旁积雪的丛生灌木搭接，与狭窄坡道形成直下的圆筒，就像很多年后才玩过的水滑梯，钻进去会不见天日。女孩显然慌了，肩负责任所致，我的镇定则出乎己料。我带着她，拄着棍子艰难下行。无奈坡道实在太陡以致无法直立，身不由己地坐地并飞速下滑。碰撞到的树枝毫不留情地落下雪团灌进衣领，久坐雪中棉裤也已湿透，如此上下夹攻弄得浑身浸湿。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狼狈之际，我没有忘记寻找高架的天线。
终于柳暗花明，滑出那“陡筒”，忽现一片开阔，心境豁然开朗。抬头看见电线杆，知已接近公路。但来不及高兴，又见新的险情——一条小溪横在面前，虽然不宽，但视线可及处没有桥。女知青灰心了，流露出埋怨。我安抚说，“陡筒”下滑还算容易，上行返回是不可能的，只有耐心想办法才是——其实我也没底。
天无绝人之路，河中多有巨石，经试探，纹丝不动的必可利用。我踩着牢固的石头，小心翼翼地过了河，那女孩才放心地跟过来。知道我们走了捷径，女知青高兴起来，我却因腕上手錶不见而沮丧，那是大学毕业时爸爸给我的纪念啊！若不是对女知青负有照顾之责，我真想走回头路去找，可是女知青没我不行，虽无人赋予我照顾她的义务，我却自觉地为她而放弃找錶，这样，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她并不在意，乐得继续接受我自愿的照顾，在她想来，只需再买一块錶.
上了公路，已是疲惫不堪。一辆大卡车缓缓驶来，司机关切地叫我们上车。两个并不强壮的女士负重走着偏僻的山路，好心人必生恻隐。女孩想上车，我则立即婉言谢绝：“我们是徒步串联，不乘车，多谢了”。司机朝着满车的红卫兵喊道：“看人家多自觉，你们这些小伙子倒是动不动就拦车”。公正评价是我久违了的，我以感激的微笑目送着好心的司机。我很欣慰，受尽批判之人反而比“革别人命的”红卫兵更能吃苦，并带动了女知青。
正午之前到达休息站，接待人员以为我们乘了车，听我们讲了经过，他们感到后怕，称赞我们的勇气，说难怪这么快，泥巴山路滑，公路的坡度极缓，走公路的还需很长才能到达。于是我们换下湿衣，换衣中，发现手錶没丢，只是带扣开了，滑到了上臂，一定是在坡道下滑中不得不举手推开太低的灌木枝所致。我喜出望外，欣慰地坐在火盆旁烤着换下湿衣。女知青敬服之心溢于言表。
从阴面捷径爬上山巅，虽历艰险，浑身浸湿，但无人踏过的雪洁白无瑕，空气无比清新，自然心情爽朗。午后走阳面沿公路下山，没有险情，却是另一番考验。泥浆没过脚腕，步履沉重，寸步难行。驶过的卡车尽管缓慢，仍不免溅起泥浆，使人有感来到名副其实的泥巴山——下了泥巴山，变成泥巴人。
到达休息站，天色已黑，大而简陋的“餐厅”里挤满了“毛主席的客人”——众多红卫兵和我们。当晚是除夕，接待准备了年夜饭，红烧肉管够，近月不见荤腥的人们个个狼吞虎咽，无人挑肥拣瘦，不少男孩子还要盛第二大碗。我又在想这笔开销从哪儿来？国家真的很富裕，供得起这么多人吃闲饭？有人因此感谢毛主席，我则担心坐吃山空——我们每天只是走路，不创造任何财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能行吗？忧心忡忡，却不敢流露，不可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寨式的人民公社
次日，队伍来到全省闻名的大树公社，全国学大寨，各省不甘落后，都忙着树了自己的“大寨式”的典型。大树公社也学着大寨在山坡上造了梯田，田间多有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口号。还修了盘山堰塘引水灌溉。堰塘蜿蜒绕山，流水潺潺，观者刮目，却不知打造如此典型的经济代价。“典型”都是用人民血汗堆出来的，不是想学就能学得。公社干部引以自豪，朴实的农民则木然，不感骄傲。
在这个全省著名的公社，我们不仅看到肩挑背扛的劳动人海，而且觉得自己也像是这大海里的一滴水，完全融入其中。每人领来一个背篓，那是当地重要的劳动及日用工具，曾见过一位年迈老妪背着超载的背篓扒火车上路，我当能胜任用它把土背到远处。我背着背篓蹲在地上，任凭社员们一锹一锹地往里铲土。他们不管背者孰强孰弱，将走多远，我只觉得那土劈头盖脸而来，从脖颈直接灌入衣服里面。土上满了，只觉得背篓牢牢地长在地里，人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两膝已然失控。挨了整的人不敢说背不动，只有咬紧牙关，玩儿命较劲，勉强直立起来，离了歪斜地朝远处的目的地挪步。这样干了大半天，卸下背篓时，人似失重直往上升。休息时闲聊中，方知别人都不等上满土就起身背走，我太实在，不知量力而行，更不会取巧。事后证明，这次膝盖负荷过重，严重后果只能自负。
告别大树公社，队伍起程向雅安进发走上归途。由于泥巴山积雪里终日透湿早已周身不适，接着又承受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以致腰膝剧痛，下肢浮肿，拄着棍子吃力地缓慢行走。好心的队友让我乘车返回，我虽十分痛苦，因为不知后果如何，还想坚持徒步，只是为了不拖累全队，才同意离队先行。
身体不适却不知后果如何，更不以为是病，回到学校也没有求医。我一向不知保重，对身体就像对自己的自行车一样，自行车能凑合骑，就想不起修理，自己没到实在起不来床也就硬撑着。好在那时年轻，拖了些日子，脚腕消肿了，关节疼痛也渐缓解，当时以为没什么问题，就又投入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