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劳改第一课
一个身体微微有点胖的干警接我们几个上的车，他说是去位于白沙洲的新生汽修厂。这几天一直期盼能留在武汉市，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回想几天前去分配站的途中，从押送的看守口中知道，分到哪里劳改有很大的偶然性，最后会分到哪里，取决于你在分配站的这几天哪些劳改单位来要人。
为了争取能分在武汉市，到分配站的当晚我就写了一份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了看守。报告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分配站领导：
我是一个判了二十年刑期的犯人，入狱前是个学生，家里就我这一个儿子。父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身体又一直不好，如果我在离武汉市较远的地方服刑，我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在去探望的路上出意外，请分配站的领导能够体谅我的实际情况，考虑一下能否能把我分在离武汉市较近的地方。
同时我希望刑满后能有一个正当的谋生手段，因此也盼望能去一个可以学到一技之长的地方服刑，如果有可能，是不是也能考虑一下我这个愿望。
谨呈分配站领导
犯人李乾
没想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反馈，大概是在这里这样的报告非常少的缘故。当天下午就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北方口音的中年人打开铁门问：
“谁是李乾？”
“报告干部，我是李乾。”我连忙过去说。
“你的报告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考虑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说。
“谢谢政府干部。”这话我是发自内心的，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打听到此人是分配站的崔所长。
人必自助天才助。
汽车很快到了目的地——白沙州新生汽修厂，这是一个不大的劳改工厂，就在长江大堤边，离市区不远。全厂有三百来号服刑人员，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汽修中队，主要是承接外面来的汽车大修。不论学技术还是生活环境，一中队被认为是最好的。二中队是铸造中队，主要是搞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三大件：缸体，曲轴，飞轮盘及凸轮轴、连杆等的铸造，劳动环境较差，在二中队服刑的多为政治犯。三中队是金属加工车间，二中队出来的毛坯在这里加工为成品，同时也为一中队的汽车修理服务。我被分到三中队，学车工。
犯人宿舍是一幢二层半的楼房，三中队的宿舍就在一楼，一个大通间，两边是用角铁焊成的双层大通铺，一百多号人的被子颇为整齐地摆放在上面，每个铺位前都写有名字，我站在那里等小组的组长来安排我的床位。
收工了，陆陆续续有人回来。
“有新犯子来了，么案子？”一个小伙子进门就问。
“运动案子。”
“运动案子？那个学校的？”
“红旗中学的。”
“红旗中学的，是不是叫李乾？”
“是。”我心里为自己的知名度有点小小的得意。
当晚我穿着一身刚领的劳改服，土灰色布料上面印着醒目的“劳改”二字，第一次参加的晚上学习就是一个联组会，在车间的龙门刨床旁，四十多个光脑壳坐在那里。已经有好心的朋友给我打了招呼，说劳改队的情况复杂，你刚来，不知深浅，要少说多看多听。我已作好准备不说话。
大组长看了看挂在墙壁的钟，大概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主持这个会。
“今天是一个联组会，为了加强对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批判火力，请示指导员同意后，除大件三个组外，车工二组也来参加这个会。反改造分子陈新安自去年投入改造以来，消极怠工，散布反改造言论。多次公开说他二十年判重了，在犯群中煽动对政府不满，我们积极接受改造的广大犯群决不答应。”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站起来！”这时有人高声喊。
“陈瘌痢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人跟着起哄。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从他的气质和习惯动作看，大概是从农村来的，脑袋上的头发是比常人少一点，怪不得有人喊他瘌痢。
“到中间来。”有人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他扭动身子朝前走了两步。
“你还不服气？跟老子站好！”一个比他稍大一点的人上去修理他，一脚踢在他的腿上。
“把脑壳低下来！”有人上去把他脑袋往下一按。
“下面揭发批判开始，举手发言。”大组长大概认为气势已经造起来。
“反改造分子陈新安有次吃饭的时候说凭什么判我二十年？凭什么？你自己干的事你不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你都敢吊儿郎当，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在外面你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像你这样的家伙，二十年一点都不冤枉，要我来判起码要搞你个无期。” 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说。
“你只说我，你还不是说你十年判重了？” 看来这个陈瘌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我么时候说了的？你造谣。”那中年汉子连忙反驳。
“陈新安你嚣张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你再不老实我们要求政府把你镣起来。”大组长及时一记重拳让这个陈瘌痢不敢再开口了。
“为了蒙骗人，这个家伙假装积极，有次中午他说他来加班，我对他有点信不足，过来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头。我问他刨刀对了没有？他说对好了，结果我一检查，他多进了两个毫米，他要是一开床子，这两台缸体就报废了。陈瘌痢，你说你是不是故意搞破坏？” 有人接着发言。
我看见这姓陈的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又想开口，但最后还是把嘴闭上了。
“我要求发个言，我首先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上个星期五我老头来看我，本来不是接见的时间，政府干部看我是外地的，还是让我见了。我趁干部出去有事时，找老头要了十块钱藏在送来的衣服里，然后把衣服塞在板凳里面，我违犯了监规队纪，在这里向政府和同改们检讨错误。哪知我把板凳放在宿舍里到车间来干活，收工回去时，钱不见了。值班的讲就只看见陈新安回去过。这钱十有八、九是他拿了……”
“不是十有八、九，百分之一百是他偷了，刑期长又不认罪，肯定有逃跑思想，偷钱是为逃跑做准备……” 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就有人接上来了。
“你瞎说，你说我偷钱，有么证据？你可以到我柜子里去搜，搜出来了，加我的刑、枪毙都可以，搜不出来怎么办？”那个姓陈的有点急了，看来偷钱准备逃跑的罪名他有点扛不住。
在大组长的示意下，有人上去把陈瘌痢的头往下按，不许他说话。
“你狗日的还敢骂人，哪个瞎说？首先要打你的态度，我们搜个么事？我们不搜，要你自己交出来，你不交我们有办法治你。”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说。
发言的一个接一个，揭发他好吃懒做的，揭发他爱占小便宜的，揭发他在背后漫骂政府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揭发批判面前，这个陈新安有点蔫了。
我听了半天，感到时光在倒流，怎么听着这些发言就想起十年前抓反革命的语言，这和我在这九年里的思索所逐步得到一些认识大相径庭。前几年从一所到京山还认为是从监狱到了炼狱，回想起来那只是从物质条件差，在精神层面的自由度远比眼前大，在那里从没有过这样的批斗和检举揭发，我的处世原则同眼前的现实格格不入，将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十一年，我怎么适应？想到这一点上我倒有点留恋看守所里的生活了。
“车工二组新来的同改叫么名字呀？”那位大组长问车工二组的学习组长，这句话也把我从回忆里拉回到眼前的现实。
“叫李乾。”
“李乾同改也发个言吧 。”那位大组长点了我的名。
“我今天才来，对具体情况完全不了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再发言？”我不想在这样一个心里完全不认同的批斗会上发言。
“你不了解情况又不要你揭发什么，对以上同改的发言表个态总是可以的。”好像一定要我开口。
我不得不开口了，这是到劳改队来的第一次发言，也是一个表态。我有三种选择：一种是顺应环境，把这个陈新安臭骂一顿，说一通划清界线、站稳立场、积极改造之类的话，而不管此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这样就能较快溶入这个环境，生活会少一些麻烦；第二种选择是虽然你不可能说出全部心里的话，但你可以有选择地说一点和环境没什么冲突又不违背你内心理念的话，这样他们虽然不会认同你，但也不至于把你完全看成一个异类。第三种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第一种我不会，第三种我不能，我选择了第二种态度。
“那我就对那偷钱的事说一点个人的看法。我以为那位同改接见私藏现金的事陈新安不可能知道，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车间，所以他很难像锁定了目标似的盯着那位同改，在那样短的时间把钱偷到手。陈新安犯了什么就批什么，没有落实的东西我以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我以为这发言和环境没什么冲突，没注意到大组长的脸色有点阴，也没注意到整个会场的气氛有点变，更没有注意到中队的涂管教是什么时候到我旁边来的，他面无表情的听了我的发言。我还以为我的发言蛮得体，水平起码比那些人要高一点，对人怎能想怎么扣屎盆子就怎么扣呢？
晚点名开始了。各小组的人站在自己的床铺前，由组长清点本组的人员是否到齐，然后按顺序向值班的管教报告。
“报告涂干部：钳工组××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电工组××被管教股叫去检修线路还没回，其余××人到齐。”
“报告涂干部：车工一组××人到齐。”
……
报告完毕后，这位涂管教不紧不慢地开始了训话：
“今天晚上大件组和车工二组一起开了个批判会，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大家发言非常积极，对反改造分子同仇敌忾，有的还能主动说出自己的错误，自己说出来的，我们一律不追究，不仅不追究还要表扬他。这个批判会狠狠打击了反改造分子陈新安的嚣张气焰，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只要他敢露头，我们就坚决地把他打下去，决不手软，要让反改造分子在我们三中队成为过街老鼠。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发言，这个家伙一口一个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你还是造反派？你以为你就比别人聪明？我告诉你，你不要搞错了地方，你要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改造自己，要不然陈新安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这是当头一棒，我一下子有点懵了。
全中队犯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我身上，几小时前那点在知名度上的小小得意早已无踪无影，你还以为你能超然于现实之外，你还以为你的发言不左不右，你蒙得了谁？到劳改队只来了六个小时，就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这大概也是一项纪录吧。这个批判联会是不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就是要看看你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这想法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来。
这位涂管教的寥寥数言，就给我头上戴了一顶无形的帽子——反改造分子。那些一心想立功减刑的改造积极分子们立刻盯上了我。第三天下午我正清理铁屑，有人来通知我到办公室去见指导员。
“李乾，你干了什么违犯监规队纪的事？你要老老实实说清楚。” 到办公室我还没站稳，指导员劈头就问。
“我没有违犯什么啊。” 在脑子搜索了半天，实在找不到有什么违规的地方。
“没有？”
“没有。”
“你好好想想，昨天下午你在宿舍里把一包什么东西偷偷摸摸给了别人？不要以为你们的动作隐秘，再隐秘也逃不过广大积极接受改造犯人的眼睛。给的是什么你要如实交待。”
“王××要洗被子洗衣粉没有了，我就包了一点洗衣粉给他。”经指导员的提醒，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是洗衣粉？”他有点不相信。
“这里除了洗衣粉还有么事可以用纸包着给呢？不信你可以问王××。”我一边回答一边想难道你怀疑是炸药？
“是洗衣粉也不能给，你一到劳改队就拉拉扯扯，你这样下去还得了？不允许你们之间相互赠送，下次再发现有这样的事，我们要严肃处理。“最后他这样警告我。
从中队办公室出来，我的“同行”在不远处等着我。二人同行制是这里的一项制度，除在劳动岗位和在宿舍区外，到任何地方去都必须要有两个人一起，这两个人彼此称作“同行”，这同行由政府干部指定，通常是一个积极改造的配一个消极改造的，我的“同行”肯定是一个大积极分子，现在我已领教了劳改队相互监督，看来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
车工也学得不顺心。我的师傅文化程度不高，他的那点车工手艺大概来得很不容易，来自他师傅的口传身授，他看得很重。我学艺心切，想尽可能的学得快一些，但这位师傅从不回答我的任何提问，我怎么样也讨不到他一个笑脸，不管我上班前的准备工作和下班时清洁卫生如何到位。好在我喜欢看书，一本《车工工艺》几天就被我翻烂了，休息时间就把报废的车刀拿去磨，手上慢慢有了一点感觉，时间不长磨出来的车刀就像那么回事了，他不在时就找点废料练操作，他操作时我就在旁边琢磨，有时他只是知其然，我已悟到其所以然了。
一次加工一根车床的主轴，主轴前端的锥孔的精度要求很高，小拖板上他调了一整天都没有调出来，晚上要加班，他去吃饭时我运用几何知识试着调了一下。他来后我要他试一下，他试着走了一刀，用标准模具一测，他有点傻眼：合格了。不几天又有一个同样的活，他同样搞了一天没成功，就盯在旁边，饭都叫别人送过来，想看我是如何操作的。如果他拿下面子问我，我会告诉他，其实说穿了一分钱不值。但我不愿意让他轻易地就知道了，心想平时你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是个车工都知道的东西也不肯说，我凭什么要主动告诉你？他在旁边我就是不动手，在他去解小溲的那一会我又调好了。他看准了我是有意的，就对我公开刁难。我不吃这一套，去找生产组长，要求和师傅打对班，此时我才学了不到六个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
这位组长不敢决定，跑去找队长，在考了我一些应知应会后队长同意了。车间不少人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台车床主要是加工发动机上的曲轴，出一个废品不得了，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运气不错，有人想挑毛病都找不到机会。
打对班半年后，中队调我到大件组做划线工。我清楚，这对我个人是惩罚、对车间生产是需要。大件组的划线工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又苦又累、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八、九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
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子，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二十六 毛主席去世后的日子
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总是让我难以搞清楚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怎么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将发生时，老天爷总要用他令人胆战心惊的方式发出警告，这警告就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国家主席刘少奇倒台的倒计时就此开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不到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龙陵地震，两个月后委员长朱德去世。并且这几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距地震的发生时间越来越短，刘少奇是44个月，林彪是20个月，周恩来是11个月，朱德是2个月。这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吗？巧合得太有规律了，这是不是某个神秘力量明显已经开始了它的加速？一个最可怕的现实正在逼近？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发生了本世纪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坏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刹那间天摇地动，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转眼间成为一堆废墟，二十多万条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烟飞向天外，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自诩为大自然的主人来号令世间万物的气概，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浪漫未尝不可，但谁要真这样干，谁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会一直惩罚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时代结束了？
9月9号这天中午，大喇叭里说将有重要广播，我就有一种预感，但只在心里想，不敢说。当沉痛的哀乐从广播里缓缓流出时，心里想完了，天塌了，肯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接下来广播的内容证实了我的预感。
一个早就有自己的思想，又在牢里关了九年，也思考了九年的学生，只要他不是只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只要理想之火不曾在他心里熄灭，就不可能没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内心深处的质疑。尽管在内心深处偶尔也会冒出一点不甚恭敬的想法，尽管对他老人家的去世不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噩耗真的传来，他老人家的去世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哀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不是毛主席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精神上早在1966年我就死了，我会在深深的负罪感和世人白眼下惨度余生。是他老人家力挽狂澜，把我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那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此举让我找到了再也不会坍塌的精神支柱。在不断的磨砺和思索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实质上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是这延绵了数千年的渴望和追求的中继。这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并不重要，这一类的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和考证，重要的是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无怨无悔，执着坚定的思想者是他老人家一手培养和造就的。仅此这一点，我也要终生缅怀他老人家。
当晚一首七律和泪写出。
七律
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
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
盖地伟绩世代颂，顶天丰碑山川竖。
悲痛化作力千钧，迎风亿万进军旗。
我跑到中队部去要求搞一个悼念仪式遭到训斥，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说全厂就只有李乾一个人这样无理取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中队通知不许在押犯人戴黑纱和白花，我们运动案子的人就自制白花和黑纱戴在里层，一年后我写的《诉衷情》是这感情的延续。
诉衷情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已整整一年了。在这牵动每一个人思绪的时刻，我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在他老人家的英灵前倾诉啊！
曾经哀乐和泪闻，
白花胸中生。
不忘东风化雨，
赤子献至诚。
启心扉，
去稚气，
纯灵魂。
恩德长怀，
教诲永记，
遗愿终成。
1976年的国庆节过了不久，监狱办公室的墙上贴出了欢呼粉碎“四人帮”①的标语，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劳改队流传，高度警惕又不乏检举揭发者的管教们显得有点兴奋，悄悄拉开了一张大网，空气骤然变得紧张神秘，改造积极分子们被召去开会，布置加强对我这样一类人的监督，不断有人被叫去反复追查在知道“四人帮”被抓时私下听到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运动案子几乎是人人过关。我还算是谨慎的，那位涂管教在我到这里第一天给我的一记闷棍，让我实实在在认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心里的话绝不轻易对人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好好感谢他。但在很小的圈子内不可能没有一点议论，这位涂管教的嗅觉是不一般的，在他政策攻心的作用下，这个小圈子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他看来，我这条大鱼就要落网了。此时已有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爪牙”们被加刑、被重判，布告就贴在办公室外的墙壁上。这天我被叫到办公室，这位涂管教和颜悦色地开始了对我的盘问。
“李乾，听说你是独子？”
“是的。”
“你家里多不容易，你要争取早点回家，减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哪，这对家里是多大的安慰。”
“我知道。”
“你到这里来了多长时间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都没有主动来找过我们一次，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这对你的改造很不利呀。”
“我只想把自己管好，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二十年搞完，别的我不想。”
“你不要看我对你批评时语气有点重，有抵触情绪，那是为了你好，是怕你犯错误。但是你好像没有听进去，根据知情者的交待和揭发，你这回犯的错误很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你如实向我们讲清楚，就算是你自己坦白的，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你还能积极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仅不处理你，还要给你记功、减刑。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你最近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听别人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李乾，你是为么事来的？”
“文化革命中打死人。”
“你是运动案子，你们这批人是最关心政治的，逮捕‘四人帮’这么大的事你就没有一点想法？”
“我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
“别跟我演戏了，把你这一套收起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没有说过任何不该说的话。”
“×月×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加班。”
“吃夜班面时在哪里？”
“车间。”
“有哪几个人？”
“有我、王××、张×三个人。”
“这就对了，别人说得很准确嘛。在一起你们说了些什么？”
“就说了夜班面条里没有油这句不该说的话，其它再没什么了。”
“没说到‘四人帮’的事？”
“没有。”
“你没有说，他们两个也没说？”
“没有。”
“李乾，别跟我兜圈子了，‘尸骨未寒’这四个字不是你说的？”
“涂干部，我虽是运动案子，但我是刑事犯罪，我不可能说那些话。这肯定是有人立功心切，用栽赃陷害的方式想达到他减刑的目的。”
“你敢对质？”
“当然敢。”
“李乾，你不要嘴硬，门不要关早了。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先回去想一下，想好了来找我，不过要快一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时间不等人。”
我心想别看他最后说是给我机会，那是在给他自己找台阶下，我没有给他留一点希望，这位涂管教应该死心。我完全想错了。
几天后我又被叫到中队办公室，里面有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中队新来的一个年轻干事坐一边。
来人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一脸的严肃：
“我们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说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在‘12.5事件’中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不知回答和写了多少遍，怎么还来问？我们的问题不是已经处理了吗？怎么又翻起来了？看来几个月前我就想过的事情兑现了：对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不是他们不想下手，是他们不能。现在他们能了。
我实事求是地说了一遍，他们好像很不满意，一遍又一遍地开导我：
“李乾，你不要以为你把责任自己扛下来，他们在外面就能保你，告诉你吧，现在他们自身都难保，你现在只有依靠我们，检举揭发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宽大。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那你说吧。”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看来可能你真是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说着他卷宗里抽出一份材料，翻到其中一页念到，“‘在新礼堂门前，耿祺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只管去打，打出事来我负责。’你想起来没有？”
“不记得耿祺华说过这样的话。” 我心里在骂这伙人怎么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诱供、陷人入罪？但还是尽可能平缓地说。
“你怎么这样傻呀？这样一来你的责任不是要轻多了？”
“这不是哪个责任轻和重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这个事。”
“我告诉你李乾，你保他们没有一点用，这只能说明你的态度恶劣。外面的形势你还不清楚吧，告诉你，你们的总后台‘四人帮’已经垮台，你们犯下罪行要彻底清算。你承不承认都丝毫不影响这事实的存在，耿祺华是‘12.5事件’的主谋，这就是法律的结论。”
“你们根据你们的事实得出你们的结论，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出我知道的事实。”
想诱我上套，没门。
来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没想到有人接着来了。
半个小时后通知我再去中队办公室，一去就见那位涂管教在里面等着。看得出他是听说法院来找我后急匆匆赶来的，还在那里整理他的呼吸。可惜来晚了一步，法院的人已经走了。他一脸的懊恼，没能借用法院的人在场的机会对我施加压力。
他这次开门见山，没跟我兜圈子：
“刚才市法院来找了你？”
“是的。”
“我们劳改部门在法院面前说一句话是很管用的，你的态度决定我们在法院面前怎么说。前几天问你的问题想好没有？现在对你来说是个关键时刻，从重从轻就在你此时的一念之差。”他两眼死死盯着我，一句一顿地把这几句话说完。
我毫不躲避他的目光，同样一句一顿地对他说：
“涂干部，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不要再费这个心了。我李乾到了这一步，态度好坏不起任何作用。法院真要杀我的头，不是你一句话能保下的；法院不要我的命，别说那几句话无证无据，就算你所掌握的那几句话证据确凿，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这位想趁人之危、逼人就范的涂干部我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上面这一通话脱口而出，我要一劳永逸地让他停止对我的纠缠。只是有了那次戴铐子的教训，另外一句话我没说出口，那就是：我根本不在乎对我的从严从宽，能决定我命运的法院引诱我作伪证都碰了一鼻子灰，你算什么？！
这位涂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正满怀信心等着猎物落网的他，压根没想到他的猎物能如履平地一样走过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径直来到他面前，当头给了他一盆不乏揶揄的凉水。诧异和意外让他那本来极具攻击性的目光一点点收敛，直至完全消失，听完后他一声不吭，慢慢背过身，办公室里好半天没有一点声音。我以为他缓过神来后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把我大骂一通，甚至还会有什么措施，就静静地等候着暴风雨的降临。谁知他沉思了好一会后，背对着我说：
“你这样想也有道理，回去吧。”
我想他此时的脸色可能很难看。一个劳改队的管教在他所管的人犯面前就是君临天下，予取予夺，说一不二的。在这种冒犯面前能够忍下来，不容易，这有点骤然临之而不惊的味道，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对他的愤怒里有了一点钦佩，尽管有可能他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一个更有杀伤力的机会。
自此以后，这件事他再也没找过我。
其实我对“四人帮”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
从1967年王洪文率领工总司残酷地攻打、镇压上柴联司时起，我就认为他和我们不是一回事，支持他的张春桥、姚文元，我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造反派除了在1967年到1968年外，从来没有被哪个当权者看作是自己的一支力量。“四人帮”从来没有把造反派看是他们的人，是他们的队伍，是和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力量。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更没有这样做过。要不然全国的造反派哪会在他们垮台前就已经那样悲惨？这也不奇怪，他们追求的目标和造反派追求的目标不是一回事。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权力，造反派追求的更多的是人的解放。被称为“走资派”的那些人心里多清楚，别看曾思玉是外地调来的，百万雄师的出现跟他个人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就是知道百万雄师是他们的基本队伍，他清楚实际上他将和百万雄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根本不管中央说什么坏头头不坏头头，杀人凶手不杀人凶手的，不仅放出去而且还要升官，多有胆有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曾思玉走了，他的继任者同样深知这个道理，放谁抓谁泾渭分明。“四人帮”心中有谁？谁也没有，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世英明，怎么最后也搞了一个清查“5.16”？怎么搞了文化革命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冤案？在我看来这是自毁长城。这本来就是一个既定的战略安排还是一个不得已的让步？我不想去搞清楚，也搞不清楚。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四人帮”怎么能不垮台？
文化革命其实早在1968年7月就结束了。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几万名工人宣传队队员进驻清华园。造反派从此在全国范围内被打入另册。其后的八年充其量只是文化革命的余波，只是不断地整肃和善后，只是对造反派接二连三地分化和镇压。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后“四人帮”的被抓，是八年清算的继续，是在八年清算基础上的最后一击，也是一直在清算“另类文革”的人自己被清算。
想找到真心拥护“四人帮”的造反派很难，但他们的被抓，预示着本来就十分悲惨的造反派的处境将更进一步恶化，并且不知道要恶化到哪一步，造反派对这件事的抵触是情理之中的事。
注释：
① “四人帮”：指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张春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5年4月21日病故）、江青（毛泽东的夫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姚文元（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5年12月23日病故）等四人。他们于1976年10月6号被逮捕。
二十七 老猫和搭档
劳改队每天晚上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政治学习。
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晚上各小组找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读点报纸什么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要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布置，大家就围坐在一起，读一、两段报后，就开始了自由谈，有的在一起小声耳语，更多的人是天南海北地神侃，组长们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谁能一天到晚把弦都绷得那么紧？
有段时间在我们学习时，一只老麻猫经常会出现在大件三组附近。它是沿着车间的墙根走过来的，不紧不慢地从我们身边巡视过去。这时，只要有人拍一拍手，老猫就会停下脚步看着他。只要他再拍拍大腿，老猫就会小跑过去，蹭地一下跳进他的怀中，极温顺地趴下。任你摸摸它的脑袋碰碰它的鼻子，理理它的毛抠抠它的痒，它一动也不动，你愿意让它呆多久它就会呆多久，如果你拍一下它的屁股，它会立即跳下，继续它的巡视。如果有人再拍大腿，它会再次跳上去，从没有例外。
尽管劳改队的生活不像看守所里面那样单调，活动空间和内容都不是看守所能比的，但这只老猫带来的慰藉还是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它顺从地躺在你怀里时，你会觉得和它能有一种心灵的勾通，你会忘记每天都在你眼前发生的告密，谄媚和无聊的勾心斗角，你能静心品味这个世界的美好，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晚上盼它来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偶尔它没来，就像差了点什么，心里还会有点不安。只要它出现在我眼前，我一定会让它在我身上躺一会儿，帮它理理毛，抠抠痒，它会用那金黄色的眼睛不时看看我，好像是向老朋友表示谢意。这友谊不断地积累，最后我是唯一一个大白天在路上碰到也能和它亲近的人。
老猫这个特性的发现权归于一个叫李景湖的人。他第一次告诉我这只老猫通人性时，我还将信将疑。当我按他说的操作要领成功地让猫温顺地躺在我怀里时，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和它从未接触过，彼此都非常陌生，可它却这样顺从，配合这样默契，好像是相处多年的老朋友，它没有一点戒心，完全信任我。看着它，心里时常生出一些感慨：它怎么会成这样呢？是不是它多年来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生存能力大为降低，依赖人类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生活方式，它是在用这种方式换取人类的欢心和对它的施舍，它大概只是一只逗人高兴的开心果、一只宠物而己。感叹是谁把它驯练成这样的，让猫失去野性是不是害了它？我一直这样想当然地判断。
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到猪圈的小库房去取工具时，一幅堪称扣人心弦的捕鼠图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判断是多么的可笑。
那小库房里有个用水泥砌成的池子，一米五见宽，高约七八十公分，经常装着糠饼麦麸什么的，此时己见了底。只见那老猫在池子沿上跳过来蹦过去，同时发出极具威慑力的低沉吼叫。池子里面有大小三只老鼠，它们沿着池边乱窜，企图逃出池子。而老猫左蹦右跳，一次次挫败了它们逃跑的企图，一次次把它们逼到了池底。看得出，这场精彩的一猫捕三鼠的精彩好戏才开始。
我走上前去观看，有老朋友来了那老猫似乎更来劲，它望了我一眼，友好地“妙”了一声，似乎在说：老朋友，你不是总在担心我的生存能力吗？今天请你看一看我是怎样狩猎的。此时一只半大的老鼠沿着池角爬到了中间的位置，只要再一窜就可跳出险境。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老猫纵身一跳，封住了它的出路，老鼠一惊，随即跌落到池底。与此同时，另一只老鼠又窜到了对面池角的中间，随着一声凄厉的吼叫，老猫又纵身跳过去，把那只老鼠同样撵到了池底。在这样的对峙和较量中，老鼠也在总结和变换策略，尤其是那只大老鼠，看来也不是个等闲之辈，肥硕的身躯并不臃肿，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敏捷和跳跃的有力，另两只半大不小的老鼠要向它靠近时，它总是把它们赶开，逼它们往外窜，企图分散老猫的注意力，为自己的逃命创造机会。我看着都有点替老猫作急，心想把那只大老鼠逮住就行了，几次指着大老鼠说咬，咬。老猫完全不理会我，像一个成竹在胸，威风凛凛的将军，只是细心守着它的防线，一点点消耗这三只老鼠的气力，瓦解这些老鼠最后的一点逃命勇气，大概它拿定主意要全歼这伙老鼠，耐心等待总攻时机的出现。一次那只大硕鼠几乎和另一只老鼠同时要窜出池子，我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心想坏了。就在我认为要功亏一篑了的时候，只见那老猫纵身一跃，在用尾巴打下另一只老鼠的同时一张大口已封住了这只大硕鼠的出路，太神勇太精彩了。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让老鼠的逃生希望在最后一刻化为泡影。真是精彩纷呈，扣人心弦。在这过程中老鼠越来越力不从心，跑动时都开始打颤了，而老猫却步步紧逼越战越勇，最后三只老鼠被逼到了一个角落，战战兢兢地偎依在一起，那硕鼠也没有气力再把另两只往开赶了，平日鼠类的机敏和灵活完全没有了踪影，老猫的一声凄厉的叫声都能让它们浑身颤抖。只是三双鼠眼还在不甘心地四下扫射，最后的求生本能还在下意识地发挥作用。无奈四条腿早巳力不从心，灰蒙蒙的眼睛露出不甘心的绝望。就在这三只老鼠紧紧地挤在一起时，只见伴随一声低沉的吼叫，那只大硕鼠被这飞身下去的老猫用锋利的牙齿死死地咬住，倾刻间翻了白眼。接着另两只老鼠又被依次结果。老猫不慌不忙，似乎很惬意地把三只老鼠翻过来拨过去地欣赏了一会，还不时抬起头来看看我，那眼神似乎在说，怎么样？还行吧。然后叼起两只老鼠，纵身跃上池沿，跑出了大门。在我还在回味刚才发生的这一幕时，老猫又回来叼走了第三只老鼠，在叼起老鼠前又友好地给我打了个招呼，似乎说晚上见。
晚上学习时，我特地坐在李景湖的旁边，一边抚摸极其温顺，偎依在我怀里的老猫，一边向他讲述下午在猪圈小仓库里发生的扣人心弦的一幕，我想让这位能用心来观察和品味生活的难友和我分享那难得一见的精彩。这老猫似乎知道我是在说它，它特意站起来把前脚搭在我的肩膀上，把头凑近我的耳朵，好像要告诉我这不算什么，辉煌战绩多着呢。老李听我说完后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都小看了它，真是大勇若怯。说罢手拍了拍自己的腿，示意老猫过去，这猫没有丝毫反应，躺在我怀里动也不动。老李脸上显出诧异的表情，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我怎么忘了先得要你同意呢？说完向我挤了挤眼。我轻轻拍了一下老猫的屁股，它才轻巧地跳到老李的怀里。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苏轼的《留侯论》。如果猫的世界也要分个高下的话，这老猫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精英，在它那个世界里，它集留候张良的谋略，西楚霸王项羽的神武、虞姬的善解人意于一身。想到这里，对它我开始怀有一种敬意，跟这老猫交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它比眼前的某些人不知要强多少。
这个眼前的某些人里就有我那个划线工的搭档。对他的为人和智商我实在不敢恭维，先举两个例子说说他的智商吧。
端午节那天，大伙房改善生活，中午一个人另加两个咸鸭蛋。尽管两个蛋在民俗里是句不雅的话，但此时也没有谁去计较，两个蛋总比一个蛋好。
“今天好巧哇，我们这桌的鸭蛋全部是母鸭子生的。”在一桌人等值日的把饭领来时，我说了这样一句玩笑话，心想下面肯定是大家哈哈一笑。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不料我刚一说完，这位搭档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公鸭子生的蛋是方的。”在确认他不是故意跟我逗趣后，我尽可能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但我没说完就忍不住笑了，世上还有这样的蠢人，我笑得肚子都有点痛。
“莫跟我开玩笑，你告诉我沙。”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要搞明白凭什么说我们这桌的鸭蛋全是母鸭子生的。
全桌人笑得前俯后仰，幸亏是饭还没下肚，要不然饭堂会到处都是喷的饭。
“吴××，你们家谁是你老爹生的？”有人半开玩笑地启发他。
“你是你爹生的。”他瞪了那人一眼，认为别人是在骂他，到此时他还没想到这人的提问和和我那个结论的关系。这话出口后，他似乎才开了窍，明白了这人问话的含义，不好意思的自我解嘲说，“你李乾太狡猾了。”
“吴××，向你请教个事。”还有次一位同伴对他说。
“说。”他很高兴有人向他请教，这在他是很难得的事。
“今年的元旦是几月几号？”
“一月一号沙。”
“去年的呢？”
“还是一月一号。”他认真地想了一会说。
“不简单，你记忆力真好，去年的都记得，那前年的呢？”
“过了两年了，前年的事哪个还记得清楚？那要查。”他想都不想地回答说。在问话者的引导下，这时他已经下意识地把元旦和春节混淆起来了。
就这样一个智力水平的人，进来前是一个农村小学的教师，犯的什么案子他讳莫如深，恐怕不是太好说出口的事，我也从不打听，只是深深地同情那些不幸只能听他上课的学生，那是民族的未来呀。
我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水平的人是怎么当上教师的，我不信当地就没有比他有智慧、比他有水平的人。我也曾同样难以理解这样一个除了打小报告之外别无所长的人，在劳改队好像混得还不错。尽管几乎所有的犯人对他都不屑，包括那些同样有打小报告专长的人（有打小报告专长的人彼此间总是轻蔑的），这个不屑不是歧视而是鄙视，从心底里生出的鄙视。时间长了我理解了，这理解是从我设想自己是一个监狱管理人员时开始的。
一个中队一百多号犯人，这一百多号人来自四面八方，案情五花八门，想法千奇百怪。你知道谁会老老实实守完刑期？谁会挺而走险？三、四个管教面对这一百多个光脑壳，如果完全不知道这些光脑壳心里在想什么，手里在干什么，是不是会有点发怵？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是坐在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上？有效地掌握和控制这些光脑壳就成了第一要务。鼓励打小报告，给能来汇报的人一点甜头吃，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措施。好吃懒做、生产上不行不要紧，总会有人能顶上去的，能汇报、敢汇报就行，让那些不能汇报的人多干点事问题就解决了，汇假报，挟私陷害也不要紧，至少这样可以制造矛盾，加强你们的相互监督。你汇了别人假报，被你冤枉了的就会来汇报你，你就要用更高的注意力去盯住别人，同时不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这样你们谁还敢乱说乱动？理解是理解了，但这是最好的思路么？当年欧文的成功怎么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招数？
虽然我的搭档在其它方面智商不高，但对这点无疑是看得很准的。你们全体都讨厌我？没关系，只要政府干部需要我就行了。同时生存的需要让他还逐步具备了一些配套的本领，比如说在面对揶揄、挖苦时的麻木和坚强，比如说在面对写有自己大名的生产事故通报时，敢说自己的工作态度从来就是认真负责的胆量，比如说一分钟前说的话，一分钟表后就能忘得干干净净的有选择的健忘，比如说能像演戏一样在中队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比如说在批斗大会上义愤填膺的发言。也许这些本领他原来就有，要不然他是怎么能当上那吃国家饭的小学教师的呢？
大概上帝不愿意这个世界太单调、太冷清，他担心人类的思想失去碰撞和磨砺而最终会窒息，因此才创造了如此众多五光十色、千差万别的灵魂，上帝又是仁慈的，他既然创造了一个个独具个性的生命，那怕这个生命被同类所不齿，他也要让这生命能够生存下去，总要给他一点生存的本领。就像人们常说的“一根草，一滴露水”，大自然什么时候在普降甘露时遗漏过那怕是最不起眼的一棵小草？只有无比博大的胸怀才能有无任何遗漏的慈爱，这也许是上帝通过这件事对我的启示。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