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小生灵
1979年10月26号的天气不错，接连的几天阴雨之后，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但我的运气却有点糟糕。
前几天入库的成品缸体要在这大好晴天里补一道防锈工序。人手不够，我被临时抽去帮忙。
库房里，凸凹不平的地面上疏疏地铺了一些长条的木板用于隔潮。我挨个将黄油和废机油熔成的防锈油往缸体上抹，缸体立起来也只有82.5公分高，我只能蹲著作业。不时有人将缸体推进推出，我背对着门，没注意到有人推进来一台缸体正往我蹲的这块木板上放，那台缸体落地时的重重一震，让我身后一台本来就不怎么稳的一台缸体一下倒下来，先砸在我的腰上，然后顺着大腿滑下来，最后压在右脚上。同伴们连忙过来把缸体搬开，我以为没事，还想自己站起来，不料右脚根本不能承力，动一下就疼得钻心，脚脖子迅速肿起来。同伴背我到医务室，狱医一看就说马上得送医院，一车送到湖医附属第一医院。
是那个从来对我没有好脸色的指导员送去的，在医院的挂号室、急诊室、交费处、X光室、处置室等处的慌忙奔走中，在对医生急切的询问中，我感到这位汗流满面、一脸关切的指导员心本善良，并没有因我在“改造”上不如他的意，而在救治的问题稍有大意。有的费用是没有凭据无法报销的，后来我要在我的零用金里面扣他也没有扣，估计最后是他私人掏的腰包，尽管钱不多。
X线号797002的X线照片诊断书上写到：右踝关节正侧位片，右胫骨内踝骨横断性骨折。当下就上了石膏夹板。
老天爷有眼。当时我系的是一根结实的牛皮带，事后发现皮带上砸出一道深深的印痕，那个几百斤重的长方体倒下来时，它的尖角刚好被这厚实的皮带挡了一下，要不然真不知会是什么后果，皮带上砸痕的位置正在腰椎附近。这根皮带被我当成了护身符，几十年来我一直细心地放在身边。
虽然说在所有的骨折中，横断性骨折的预后是最好的，但伤筋动骨一百天，在这不能动弹的日子里，渺茫的未来加上眼前的处境和伤痛有时让我放下手里的书呆呆坐在那里，无聊地打发时光。
这天中午我正坐在生活区的一棵树下，前三百年后五百年的想着，没注意有人已走到我身后，直到第三声招呼才把我从那沉思的状态中唤出来，回头一看是老赵，他也是一个运动案子，有一身钳工的好手艺。
我跟他还有一个小故事。
几个月前的一个早上，起床后我在球场上活动身体，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李乾过来，李乾过来。这是一种求救的呼喊，尽管声音很小，但很有穿透力，一下子就能引起人的高度注意。我扭头一看是他在不远处喊，他身体僵直地站那里，我连忙跑过去把扶住，发现他浑身微微发颤，手脚都不能动了。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他人不行了。我二话没说，背起他就到了医务室。医生说是中风，如果他要是倒在了地上，后果可能会有点严重。由于抢救得及时，他现在只是一侧有点轻微的麻木，行动无大碍，他逢人就说是我救了他一命，其实谁都会这样做的。
他提着一个鸟笼说给你。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鸟笼，不是一般的钳工手艺做得出来的。里面有三只小麻雀，不难看出它们刚出壳，有点笨拙地在里面蹦着叫着，小不点的可爱模样让人精神一振。接过鸟笼后问他这些小家伙是从哪弄来的？他说看我这几天情绪不怎么好，就想弄点什么东西给我解闷，几天前注意上了麻雀，把鸟笼做好后，叫车间的小年青帮忙。一连掏了好几窝，前几窝不是还未破壳就是没逮住，刚才总算把这三个小家伙逮住了。听着这话，心里暖暖的。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他说谁跟谁呀。
我用小木棍逗它们，用口哨和着它们稚嫩的歌喉。看着这几个鲜活的小生灵，这许多天来的郁闷一扫而去。
此时已经开饭，它们也该饿了吧？我往鸟笼里洒了点米饭，可这几个小家伙就像没看见似的，碰都不碰一下。是不是要吃米？让人去伙房弄了点米，还用心碾成了碎粒，可结果还是一样。下午二、三点钟时，这几个慢慢安静下来的小家伙开始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偶尔睁开眼睛叽叽地叫上几声，对脚边的食物完全是熟视无睹，我开始有点犯愁。
伙房的柯师傅从旁边经过，看了看鸟笼又看了看我，说别费那个神了，麻雀关在鸟笼里是不吃东西的，我在乡下长大，还没见过在笼里养活的麻雀。说罢又忙他的去了。
原来是这回事，我好灰心，刚才的兴致一下子全没了踪影。怎么办？把它们放了吧，我舍不得，再说它们还不会飞，又能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呢？不放吧，我似乎已经看见是什么在前面等着它们。面对这三个已露出疲态的小生命，我一时没有了主意。
突然，早已充盈于耳的叽叽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寻声看去，原来是一只大麻雀站在我旁边的树上冲着我手里的鸟笼使劲地叫着，它嘴里好像还叼着点什么东西。再看看笼中的小麻雀，它们似乎在对这呼唤做出某种响应。一丝灵感突然从脑海里掠过，我试着朝老麻雀挥动拐杖，它扑腾着翅膀不情愿地飞开，可我一放下拐杖，它又很快飞回来，仍冲着小麻雀叫唤。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猜测，我放下鸟笼，离得远远的看这老麻雀再怎么样动作。很快，它从树上飞下来，先落在离鸟笼不远的地方，晃动着脑袋，左瞧瞧，右看看，然后蹦蹦跳跳地靠近了鸟笼，这时三只小麻雀趋迎着老麻雀，一副急切的样子。它们真是一家子。这个结论刚得出，只见这老麻雀径直蹦到鸟笼前，三只小麻雀张大嘴争先恐后地往前挤，它探头把食物喂在一只小麻雀嘴里后又飞走了，不一会儿又飞来接着喂，直到三只小麻雀都喂饱了，围着鸟笼转了两圈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看着一个个精神起来的小家伙，心想这下好了，至少今天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下午收工后，老赵和那几个帮着掏了麻雀的小青工走过来问麻雀吃了东西没有，我指着笼中的米粒，忍住心中的得意，用一副十分沮丧的神情摇了摇头，把伙房柯师傅的话对他们重复了一遍，他们一下傻了眼。看他们那副丧气的模样，我说你们把笼子挂到树上去，然后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他们疑惑地望着我，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还是照办了，看他们闭着眼一副虔诚的模样，让人有点忍俊不禁。等他们再端着饭过来，鸟笼旁的树枝上出现了两只大麻雀，一只叽叽地叫着，一只慢慢地靠近了鸟笼，小麻雀显得异常兴奋，争先恐后地探出小嘴，大麻雀开始了喂食。他们几个喜呆了，两眼直盯着鸟笼，甚至忘记了往自己嘴里扒饭。这时树下的人越围越多，可这一家子不受任何干扰，在大伙的注视下，这三只小麻雀吃得心满意足。
树上鸟笼里三个小家伙吃饱后开始安静下来，可树下的议论却一下子大了许多。有的说真绝，那麻雀窝离这有两百多米远，那老麻雀是怎么样找过来的呢？有的说明天再做一个大笼子套在小笼子外面，等那老麻雀来喂食时一块关进去。马上有人说把笼子再做大一点，连你一块关进去。有人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别人：明天老麻雀还会来吗？马上有几个声音说：肯定会来的。
第二天清晨，我这个一向起床最早的人被人抢了先，好几个人已站在那里等着开门。门一打开，我们就快步来到树下。在已带凉意的秋天，迎着刚刚露出的晨曦，静静地看着几只小麻雀在那里欢快地嬉戏，在人生命运的低谷，这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太阳刚露头，大麻雀就来了，开始了它辛勤的劳作，尽它作为母亲的本能和天职。我突然发现一个小不点不那么活跃了，有时连嘴都懒得张开，到了中午更明显，老赵他们也注意到了。怎么回事？各种关注的议论开始了。有的说是不是感冒了，得吃点阿斯匹林；有的说是不是消化不良，酵母片大概能管用；有的说老麻雀喂食它都不张口，你怎么把药弄到它肚子里去？有人提议：灌。这个提议没表决就通过了。把药弄来后，我把手伸进了鸟笼，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麻雀托了出来。它搭拉着小脑袋，眼睛已褪去了光彩，小腿打着颤，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当把调成糊状的药塞进它嘴里时，它无力地抗拒着，也不知这药最终到了它肚子里没有。那只老麻雀似乎没有对它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可我却强烈地感到了它的哀伤和无奈。终于，在老赵他回来之前，它再也不动了。老赵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径直把鸟笼取下，看了好一会儿后掏出已变得僵硬的小不点，那个曾开玩笑说要把老麻雀也关进来的小伙子已在树下刨了一个小坑，谁也没说什么，这一幕很快就过去了。老麻雀一如既往地来喂食，观看的人还是兴趣盎然。这天晚上有好几个人往鸟笼上盖塑料膜，大家想到了一块：不能再出意外了。
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了几天。
两个小不点在明显地长大，可老麻雀却来得越来越少了，看着那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我又开始着急了，巴望着老麻雀能来勤点，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怎么办？一次在老赵取下鸟笼看时，我试着扔进去一点馒头屑，天啦，奇迹发生了：像是发现了什么，它俩晃动小脑袋，连蹦带跳地来到馒头屑前，两张小嘴几乎同时落下争抢起来，没几下那点馒头屑就被啄得干干净净。正从旁边路过的柯师傅看到此景也说了句今天真开了眼。老赵一脸的激动，我真想说声感谢上帝。
有了这两个小生命的陪伴，时间不那么难熬了，命运中的沟沟坎坎也不再有原来的重量，骨折的恢复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在离一百天还有些时日的时候就感到骨折处已经痊愈，在我的要求下，石膏被提前折掉，又休息了几天后，准备出工了。
到了约定的日子，按照我们的商定，要还这两个生灵的自由了。我取下鸟笼，看着这两只羽毛已丰满的小生命，心底涌出一股浓浓的感激，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灰暗的日子，让生活里有了久违的笑声。
老赵他们几个过来最后一次给它喂食，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着它们把切碎的肉粒吃完，这点肉粒是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来的。鸟笼里面的欢跃和我们心中淡淡的离愁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我把鸟笼递给老赵，他慢慢拔掉门上的插肖，让那个小门缓缓地打开，十来双眼睛静静地盯着这两个小家伙。
一开始两个小家伙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像往常那样在里面蹦了一阵后，突然往外探了探头，我想它们要走了，正要为它们祝福，可不知为什么，它们又转过身来，在笼里左右徘徊，就是不到那门口去。它们为什么这样犹豫和迟疑？难道是在留恋这生命的第一驿站？或者是对未知世界的胆怯？我还在猜想时它们又蹦到了门口，这次没有一点犹豫和迟疑，只见它俩身体微微向下一沉，随着双腿有力的一跃，翅膀一张果断地飞了起来。追求自由是生命的一种本能，它们表现得义无反顾，尽管一开始好像有点胆怯。
它们没飞多远就落了下来，离我们只十来步的距离，我们谁也没有过去，仍然静静地看着它们。在那里它们叽叽喳喳一阵后就奋力飞到一棵小树上，此时离我们已有点远，看不怎么清楚了，不久，只见两个小不点一前一后地向远方飞去，身后留下一串欢快的叽喳声。
我们都一脸的肃穆，目送它们远行。
二十九 异类
“我听到一些对你的议论，说你清高，不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来了一两年，就没有和人家打过一回牌、下过一回棋，说你这是瞧不起他们，看来还真有人在注意你。我觉得你也不要太认真，不一定硬要坚守一个什么理念，偶尔过去凑一下热闹，你也不损失什么。”
说话的是我的一个好友，绝对是好意，他原是一个技校的学生，文化革命中手枪走火误伤了他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死者家里一直要求放人，法院就是不干。我到劳改队的第一天就是他告诫我要少说多看多听。不过，这样的议论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这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追求和信念再加上整个社会的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决定了他人生的运动轨迹。现在，不可知的命运把我们的人生轨迹迭合在了一起，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我们认识了。在这之前我们互不相干，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生活内容。当这迭合的过程中止时，绝大多数人会改变原来的生命轨迹，这反映了愿望在命运面前的无奈。有些生命可能就纠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形成了新合力，可怕的是这新的合力不是让人上升，而是令他们加速下坠，让他们面目全非。这就是我时刻要警惕的自甘沉沦。
这个劳改队运转了多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从管理监督的干警到被监督改造的囚犯，价值取向尽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作为干警，他们认为自己是代表人民、代表政府、代表专政机关来对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实施改造，你能靠拢我，有事无事往办公室跑，汇报一下张三，检举一下李四，这说明你是下了改造决心的，因为这至少会招来对你的同样的监督。为此干警们下了大功夫，顺之者昌，表扬、记功、减刑等着你；逆之者叫你不得安生，大会小会敲打你，明知别人说的是假的，就因为你从不汇报别人，也不来套近乎，就当真的来处理，看你来不来找我？这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没有人不对他们迎以笑脸。现在你李乾是一个少见的异类，软硬不吃，眼里完全没有他们，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又找不到你犯点什么事的机会来出一记重拳，有人在耐心等这个机会的出现。
在犯人眼中我同样是个异类。他们学艺都是师傅口传身授，师傅不教就设法讨好，实在不教就耐心等，从不敢去请教别的师傅，这大概是行规。你怎么能不守规矩，私自去问别的师傅呢？他们不看书，车工学得蛮好，你怎么有空就抱着书啃？显示你有文化他们是老粗？尤其是不到半年就要独立操作，你才来几天就要和他们这些老师傅平起平坐？这不是坏了多少年的规矩？车间里多年的工艺、夹具用得好好的，就你能？搞些新名堂。你有点文化有点能耐他们也不否认，但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怎么总像和他们格格不入呢？你清高个什么？
劳改队也是一个小社会，也是一个集体。尽管大家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到这里来的，尽管每个人都巴心巴肝地希望能早点离开这里，为此不少人还使出了浑身解数，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交易。但只要还没有离开这里，好像每个人都害怕被排斥在这个集体之外，都自觉不自觉地认真寻找或认可自己在这个集体中的位置。每个休息日的晚上，你看监舍里面的热闹劲，打牌的，下棋的，坐在一起神侃的，里面烟雾缭绕，吆五喝六，此时你兄弟我拐子的气氛就出来了，改造的弦就不那么绷了，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大体上组长们是一个圈子，准组长或希望当组长的尽量往那个圈子里凑；技术上的骨干也是一个圈子，他们是车间生产上的顶梁柱，出狱后他们的前景最看好；不入流的也有各自的圈子，三、六、九等，各就其位。我和几个另类坐在床上看自己的书，感到完全没有必要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去，那怕是表面和暂时的。在这一点上，几个另类中我做得最彻底。我不害怕游离于这个集体之外，我本来就没有想融入这个集体，我有我的支柱，我有我的生活内容和安排，精神上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生产流程需要我和他人发生联系外，我可以不与任何人来往。这样碍着谁了吗？没有，只是这让有的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心里有点不舒服而已。你不舒服我就有义务一定要让你舒服吗？你们不习惯，不要紧，时间长了你们会习惯的，不仅你们会习惯，连政府管教也会习惯。我都习惯了伤害我的人，我不伤害任何人，你们有什么不好习惯的？我也知道是哪几个人说我清高，他们对我不满意，是认为我应该融入到他那个圈子里去，他那个圈子大概就是犯人中的主流圈子，但我没有，这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问题是连中队管教给我画的那么大的饼子都不能吸引我，你那个圈子就能吸引我？现在，你打你的牌，我看我的书，若干年后，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河，我们相安无事，该多好。
其实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圈子，只是那个圈子不那么显眼而已。是对知识的渴求把我们几个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圈子里，我们都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都不甘沉沦，我们都不屑打小报告。我们相互借阅世界名著，像《安娜·卡列琳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通宵看完的，包括从外面借来这书的那位，为了让圈子内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他也是熬一个通宵，那个圈子里面的人就是这样一批朋友。我们相互交流当时还很珍贵的高中数理化的课本，学习中碰到什么难题就找机会在一起切磋。逢年过节各个中队都要办庆祝专刊，我那几个好友总要写点小诗，相互唱和；劳改队和看守所有太大区别，这是一个不允许有思想的地方，谁有自己的思想谁就会被打入十九层地狱。因此这里不可能有我期待的思想碰撞，更别指望能闪现的思想火花，我们不谈思想，不谈认识，不谈政治，尽管朋友圈子里有几个政治犯；我们不谈案情但都大致了解彼此的情况，只要在学习方面有共同语言，也不在意谁犯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在劳改队里学东西干扰少，心静，学习效率特别高。在我因右脚踝骨骨折养伤期间，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上）》我是三十天把它拿下来的，书内有一页缺了一部分，我正推反推硬把那缺的一点内容给补全了。我跟人打赌，说《解析几何》只需要三天就能学完，结果我赢了，三天后他任意在书上挑出的题都不能难住我。一次那位从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曾在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的朋友拿来两张卷子，说是人家请他做的，他没时间，要我帮忙，我很快做出来给了他。不料他很快又来找我，说那张北京市考中学数学老师卷子上的最后一道题他没看懂我的解法，我给他讲了一遍他才明白。1978年高考的数学和物理卷子当天下午有人拿进来给我做，几乎都是全对。在文化学习上，我开始在新生汽修厂小有名气，尽管这里有好几个正牌的大学生。连厂部会计室都说三中队有个实验中学的高材生叫李乾，这是有天到会计室去办事，无意中听那老会计说的。但在中队干部眼中，我始终还是一个危险的反改造分子，年终评审，给我的鉴定总少不了只重技术学习，不重思想改造，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走白专道路等等。
没料到的是开始有管教干部找我这个反改造分子给他的子女补课，并且一炮打响，在这里引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要从干警的子弟中招工，是公安编制，但指标只有两个，僧多粥少，无法平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当头的最后采取文化考试的方法，取成绩最好的两名，这样谁都没话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二中队的一个队长找到我，要我帮他儿子补补课。时间很紧，只有一个星期，不过内容倒也不多，数学只补二元二次方程，语文更简单，他拿来一个有关理想的题目，要我帮他写篇作文。帮助人学文化我总是乐意的，何况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那篇谈理想的作文更是撞到我的枪口上去了。
理想这个词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语言和文字中出现的频率真是太高了，她是远大，美好，壮丽，奋斗，献身的同义词。她孕育了多少平凡里的崇高、卑微中的伟大，书写出多少夸父追日的坚韧、精卫填海的顽强，她导演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理想让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英雄辈出，理想让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看着这个题目，我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的课堂上，仿佛自己又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少年，文思如泉水般往外涌，这篇作文一气呵成，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其中不乏富于哲理的神来之笔。后来才知道这个题目就是他们作文考试的命题，每个家长都是找人帮着写，然后叫小孩背，我无意中成了“枪手”。最后结果出来，这位队长的小孩榜上有名。更令我惊讶的是另一个干警子弟也能大段地背诵我写的这篇作文，没想到这作文竟会在他们中间流传。
我没有去适应这个环境，当然也不敢奢望这个环境来适应我，但我感到这环境开始有点变化，这里的价值取向有了点新的内容，好像我开始有了一点机会。
一天通知我到中队办公室去，意外地看到坐在里面的并不是中队的干部，而是从未接触过的管教股的陈股长。囚犯中习惯于喊他陈队长。
“劳改队要开办犯人文化班，有几个人说你可以担任教员，对你我不熟悉，今天找你来谈一下，算是作个调查。我看了你的档案，学历是初中，找你们中队干部了解，生产上虽然你还可以，改造上多少有点问题。在决定放弃你之前，我还是想听听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想不想说一下？”在我坐下后陈队长说。
“我想法很简单，犯得起法就守得起法，表扬、记功、减刑我都不想，老老实实把余下的刑期服满。那些积极检举揭发的都是冲着记功减刑来的，至于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内心干不干净，谁都心里有数。我理解为什么要号召积极靠拢政府，这是管理的需要，是要犯人能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不出乱子。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可能出什么乱子，别人监督我也好，不监督我也好，我就是这个样子。至于说监督别人，有那么多的积极分子，不缺我一个，再说我做人有我的底线，我不愿用检举别人来谋得自己的好处。
毛主席说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这里是劳动改造，劳动是改造的前提，是改造的手段，离开了劳动，谈什么样改造？那些生产上一塌糊涂，偷懒耍滑，成天只是琢磨着汇报整人的人，你说他出去后靠什么为生？他不可能自食其力，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对这个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我说得有点极端。你要听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生产上我怎么样？刚才你也说中队干部说我还可以。他们是挑不出我生产上的毛病来，如果能挑出毛病，是不会用‘还可以’这三个字的。
做文化教员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胜任，我只能说自己一直没有放松文化学习，相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的。李政道每次回国来，毛主席都要接见他，那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中队有人说我只专不红，红不红我自己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只专不红，只专不红也比不专假红好。“
这位陈队长静静地听我说完后又问我看了些什么书，我说高中的数理化已全部自学完，大学的课程也自学了一点，现在正在看《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
“准备让你做数学教员，回去写一份清单，把上文化课需要的教具等用品都列上，明天上午跟我出去一趟。”陈队长淡淡的说。
这是命运早已作好的安排还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苍？一个不入流的囚犯在劳改队的处境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几年来这个人在中队管教眼里始终是应该警惕、防范的重点，在犯人眼里是个总爱别出心裁、破坏规矩的另类，现在突然成了文化教员。我没有变，我还是那个我，是一个能改变我处境的人对我有了一点了解。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注定了还会有灾有难，后来几次在我非常艰难的时候都是这位陈队长施以援手，让我得以渡过难关。这个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的李乾和这位陈队长也有过思想上的碰撞，他对我也有过很恼火的时候，但我永远记得并感谢这位正直而且有高人一等水平的人。
第二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我进这监狱两年多来，第一次跨出这里的大门，没有手铐，不穿囚衣，走进繁华的都市。我跟着他走上长江大堤，站在路边等进城的公共汽车。身边的这位陈队长神情平淡，既不是一脸的严肃，也没有让人想走得更近的笑意，一起等车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还有九年刑期的囚犯。从金口过来的车，高峰时也得间隔45分钟，车上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候车的人不少，我想绅士一点，但做不到，不挤上不了车。十多年没有挤过车了，原来挤车的感觉也会有这样好，几乎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种权力，能挤车你就是这个社会大家庭的一员，你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员时才有这个权力，在你被踢出这个大家庭之外时，你被剥夺了这权力时你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车上，下意识里我不敢离他太远，怕有逃跑的嫌疑，他好像不在意这一点，一脸的放松，我觉得他都没怎么注意我，只是在考虑他的什么问题。十一年了，第一次像个普通人一样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在昨天我还觉得离普通老百姓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现在我就在他们中间，真是不可思议。记得休息天时，有时我会透过宿舍二楼楼梯间的窗户，眺望远处的菜地，偶尔能看见几个菜农在田间劳作，当时觉得他们遥不可及，现在他们就坐在我身边，在外表上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我胆子大一点，我还可以和他们攀谈。一天前我还是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在极端时，甚至我说谁好，谁就要倒霉，我说谁不怎么样，谁就会受到中队的公开表扬，我知道这是中队为孤立我、逼我走上积极靠拢政府光明路的良苦用心，中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号召向我这样的坏家伙作斗争，要七斗八斗把我斗成一个积极接受改造的好犯人为止。想都不敢想一天之后我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坐在一车红男绿女当中。原来一个人处境的改变是可以这样迅速的，迅速到你的思想、你的感觉来不及变化、来不及适应。
我有了表现自己的欲望，想表现自己是一个值得委以这件工作的人，在一个书店里这机会来了。结算时，营业员一边念着每本书的单价，一边拨着算盘珠子，她刚算完我就很肯定地说：不对。陈队长和那营业员都朝我看了一眼，陈队长的眼神里是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营业员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快：你脑袋比我的算盘还好用？尽管心里不舒服但那营业员还是重新拨起了算盘，这次算出的结果和上次不一样，我不再吱声，不说对也不说不对。营业员再算一遍，和第二次的结果相同，这说明她第一次确实算错了。营业员半佩服半解嘲地说：你脑袋真比我的算盘还好用些。陈队长脸上露出了欣赏，我知道这一幕绝对在陈队长心里印象深刻，会进一步坚定他用我的信心。其实我没有学过心算，是不可能跟上算盘的速度的，这里我用的是个位判断法，这是我即兴创造的：只注意个位数的对错，不管其它的数，这样我脑子肯定是够用的，个位数错了，这个数就肯定错了。所以她第一次的总数一出来，个位数不对，就敢肯定她算错了，她在算第三笔时就错了。用这个方法只能确定她错，不能确定她对，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说话了。陈队长和那个营业员肯定不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速算只不过是一种技巧，能即兴天衣无缝地表现自己并不存在的高速计算能力应该说是一种智慧。这是在欺骗这个给了我难得的信任的人吗？我觉得没有。营业员第一次结果出来，我说错了不是瞎蒙的，是我计算出来的，尽管只计算了个位数，她确实错了，我没说我计算出了正确结果，我的表现没有违背我做人的准则。也许陈队长更看重的不是我的心算能力，而是没有一点想借此机会自我吹嘘的欲望。
第一堂数学课的成功超出我的想象。
几个中队加起来共有50多位学员，长年的自学使我知道哪里是关键，必须讲透，直到讲得没有人再有疑问。没想到的是宣布下课时突然出现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在我的感觉中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长得我感到受用不起。这是久违了的掌声，还是在十一年前听过属于自己的掌声，这掌声让我心头一热。这是对我能力的承认，这是对我知识的承认，这是对我多年来一直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坚守做人底线的肯定。这掌声是自发的，是发自他们内心的，也反映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坐在后排的陈队长可能也有点意外，我想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感触。也许他早就想要在犯人中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不是树一个什么改造典型，他清楚这样的人做不了改造典型，只是在落实他的一些工作计划时，需要能实实在在干事的人，我被他撞上了。就像在第二看守所时那位所长把总在靠拢他的人撇在一边，用上我后就不放手一样。但那位所长是凭一种直觉开始的，陈队长的开始则更多的是对人的了解。
后来几乎每一堂文化课或技术课结束时都会响起属于自己的掌声，只不过我的心情没有第一次时那样激动。囚犯们对我多了一个称呼：李老师。尽管在三中队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我已很满足了。
三十 祸福一瞬间
“他妈的，谁让你们开的？把电视机关上！”
晚上大家在监舍里正看在兴头上，突然传来一声吼。原来是中队的贾干事看完电影后过来了，今天他值班。这位贾干事在中队是协助队长管生产的，但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在中队部就没什么话语权，为了维持内心的平衡，他总是找机会在我们这些光脑壳面前显一下威风。前不久他要一个铣工把已快加工好了的工件拿下来，先加工他一个关系户的东西。懂行的人都知道铣床上加工中的工件拿下后再复位是很困难的，多数情况下拿下来就会报废，那铣工没听，跟他争了几句，他就在车间里面大打出手。刚巧被一个到车间来有事的甲方看见了，这人在省直机关工作，第一次看见这样低素质的管教人员，就劝了一句，这位贾干事不仅不听还说他多管闲事。来人就到厂部去说了此事，还有人说他把事捅到了劳改局，反正这贾干事受了点批评后，有一段时间没发威了，今天会不会是他憋得慌又要表现一下？
“贾干部，你最通情达理的，今天这精彩的球赛就让我们看完好不好？一赛完我们就关电视。”正在直播一场球赛。有几个犯人马上过去跟他说好话，都了解他，高帽子只管给他戴。
“你们这些坏家伙，改造不怎么样，看电视都成了积极分子，不行。”他在坚持原则。
有几个人在那里跟他嬉皮笑脸地磨，他就在那里大大咧咧地骂，其实犯人在心里也没把他当个事。他把犯人当钟敲，犯人就把他当点混。如果是队长指导员说要关电视谁敢磨？
“贾干部，就让我们看吧，已经快打完了。”我在一旁帮着说了一句。当时刚好有一本难得一见的名著传到我手里，宿舍前半截关灯在看电视，我坐在后面的灯光下看书，他就站在旁边吼，觉得他大大咧咧骂得太吵人，想帮忙说一下后让他好快点走。
“你帮忙说什么？你他妈的李乾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边去。”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张口就骂。
大概是好一段时间没骂人了，他要把这损失补回来；也可能是骂顺了口，这听着很刺耳的语言在他嘴里很流畅地就放出来了。这话让我感到血直往上涌，你凭什么平白无故辱骂人？这时我有点毛了，平日里对他的鄙夷一下子从心里冲出来：
“我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一心想沾国家的便宜，我三天两头到车间去做私活，白天不能做了就晚上做，为了不被捉到，我就在车间门口站岗放哨。我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一下子忍不住又一吐为快了。
“你说什么？”正在兴头上的他压根没想到我会这样回敬他，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我说我一心沾国家的便宜，当然不是好东西。”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脸色开始变了。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说我不是好东西，我满口承认。我成天只想沾国家的便宜怎么会是好东西呢？”我再一次高声说。
“你恶毒攻击政府干部，跟我出来！”他完全明白我话里面的话，脸色铁青。
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他，但都没有想到我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当面顶他。他爱占小便宜已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囚犯中已成为笑谈。×政委几次到中队来强调做干部私人的事一定要开工票。负责开这工票的也是犯人，一般都只是象征性的开点工时，就这很少的一点费用他也不愿交，他好像恨不得把车间变成他家的加工厂，从家具到餐具都要车间无偿做出来，由于量太大，已被偶尔到车间来转一转的厂部领导碰到过几回了，为了不会再次被厂部领导看见，他要做私活时就安排加夜班，只要是他值夜班就肯定要安排人为他做私活，在外面站岗放哨就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他自以很隐秘，其实在车间里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知。
“这家伙太嚣张了，在监舍里公开煽动犯人闹事，非给他点厉害尝尝。”在中队办公室，贾干部一边从墙角挑出一副铁链最粗的脚镣往我脚下一扔，一边义愤填膺地对队长说。
在新生汽修厂普通干事无权决定给犯人戴脚镣，这需要指导员或队长的同意。
“李乾，怎么回事？你这段时间表现还可以嘛，怎么搞的跟贾干部顶起来了？”队长听这位贾干事告了半天状后说。
显然他没有相信贾干事的一面之词，他对这位贾干事很了解。我心里清楚这位队长对我的看法不坏，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是一位不喜欢动辄就上纲上线、给人扣大帽子的管教。抓生产的主管对生产上一丝不苟、不出任何问题的犯人总是有好感的，据传他对我的看法和指导员不尽相同，但我真的不好开口说出这件事。做私活的事几个中队干部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据实把刚才的情况说出来，这位队长会不会受刺激？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少有点难堪。他是中队里我唯一有好感的干部，虽然他很少做私活，但也有，我有点投鼠忌器。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就让自己受点罪，戴镣就戴镣吧，听天由命。
在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队长反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不愿开口。他问一次我就在心里说一次：队长，你就别再问了，我是怕你难堪才不说话的。就给我镣上让我走吧。
“你看这家伙用沉默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藐视政府干部，心里对我们是刻骨仇恨，不治治，像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贾干事在一边不断地烧阴阳火，他生怕这脚镣上不了我的身。
“经过不说也可以，你给贾干部认个错。”队长变通了一下，看来他确实不想给我戴这个镣，也许他还考虑到我这脚前不久因工伤骨折过。
“你看他是个想认错的相？”这位贾干事听队长这样一说生怕我会开口。
我心里说：你抠错了胯子①，放心，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就是不会向你认错。仍然沉默不语。
“李乾，我已经劝了你这半天，你再不说话，我只能认为你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这个镣我要跟你戴上。说不说呀？你还是不说？那好吧，戴上镣到禁闭室去好好反省，想好了你跟值班的讲一声。”队长最后也只能这样了。
队长的话还没落音，这位贾干事已经迫不及待地蹲在地上把镣往我脚上套了。直到最后我还是一言不发。
禁闭室就在犯人宿舍旁边，从中队办公室到那里还有段距离，我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向禁闭室走去，内心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后悔，只是感到有点滑稽。
脚镣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撞击声在冷清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整个厂区都能听到。我想起当年在《东方红》中看到的戴镣长街行，当时就想过如果我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像先烈一样威武不屈。可我现在算哪门子事呢？队长因为我不开口而同意戴我的镣，而我不说话是因为怕伤着了他，怕他难堪。
“贾干部，你怎么把我们老师镣起来了？他犯了么事啊？”路上碰到外队上夜班的人，他们感到很意外，就问这位贾干部。
“走开点，他戴镣关你么事？”
“那明天哪个来给我们上课呢？”
“你还真把上课当了个事？走开走开。”
但他们没走开，有两个小年青一直陪我到禁闭室门口。
三中队的电视还开着，没人把他贾干部的话当个话，大概是哪个队又进了个球，里面出现了一阵欢呼声。
这禁闭室里的号子非常小，放进一个马桶后只能挤下两个人。我拖着铁镣一进去，不由得想起十二年前刚踏进号子门时的情景。那时，对专政的概念一无所知，对问题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对可能的命运一无所知，很快就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现在，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从大环境来说，最险恶的时刻已经过去，我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了威胁；从小环境来说，随着对生产的重视，对知识的重视，我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在犯人中我的价值观不再被认为是异类，慢慢被认同；在中队部，队长已表示了与指导员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信息。眼前这点事会很快过去的，这不会是十二年前幼稚和天真的再版。
正想到这里，风门开了，露出了禁闭室值班员的脸。在这里值班的也是服刑人员，这个值班员是从三队出去的，应该说彼此都有好感。
“李乾，我给你把镣下掉，这样好睡一点，明天早上再给你戴上去，不要紧的。”他小声说。
“算了吧，不麻烦你了。”
“没得事的，真的。”
“那就谢谢你了。”看他一脸的诚意和十足的把握，我不应该太固执，应该接受别人的好意。
这一夜就像十二年前的第一夜，我很快就入睡了，只是没有再出现躺在实验中学床上的幻觉，也没有睁眼就会是一个阳光灿烂早晨的期盼。
“有什么要帮忙的？”天亮了后值班员在给我上镣时问。
“我说正要对你说这个事，上班后你去找管教股的陈队长，说李乾在关禁闭，让你来说一下晚上的课他不能上了。”
“他要是问为么事关你我怎么说呢？”
“就说你不知道。”
下午两点多钟，陈队长来了，他把我带到禁闭室大门外的一块空地上。问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在他面前我没有顾忌了。陈队长绝少到车间来找人做私活，如果来他肯定是先开票，我清楚他对有些人贪小利是很反感的。我把昨晚在监号和在中队部的情况，除开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外，如实说了一遍。
“你呀！”他似乎猜到了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陈队长在听了后说了一句。
我不做声，等着他后面的话。
“就这？”他好像也在等我后面的话，看我不再做声就问。
“就这。”我说。
“再没有别的了？”他又追问了一句。
“再没有别的了。”我肯定地说。
“那好，你先进去，再委屈一晚上。”这话语中似乎有点歉意。
“给他把镣下掉。”这是他走之前对值班员说的一句话。
禁闭室的门关上了，刚才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哗哗流了出来，“再委曲一晚上”这话说得我心头发热。到这里来了三年了，从未听到这样充满了理解、认同、关切的语言，这六个字不停地在我心中撞击，撞得我热泪长流，撞得我心绪难平，这是心灵渴望已久的甘露，却又是梦里也不敢奢望的春风。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同，是一条生命对另一条生命的关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身边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可要求的？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委屈，大概是潜意识认为在二十年的刑期面前，这一晚上根本不算什么。但他感觉到了，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他明白地、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还细致、还敏感，还无顾无忌。我想到古人说的“士为知已者死。”
第二天上午，我出了禁闭室。
“给你换个环境。”在路上陈队长说。
“到哪？”我连忙问。
“一队。”他淡淡地说。
“太好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离开三队到一队。我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你要先到三队去办个手续，高兴放在心里，在那里说话注意点。”陈队长提醒我。
“知道。”这点常识我有。
在三队办公室里，几个干部一脸的阴沉，上次这位贾干事几拳头把那个铣工打到了一中队。在三中队总被看着不顺眼的人，到了一中队就被当成了宝，他很快就成了生产和技术骨干，成了一中队技术最好的电工，这次一脚镣又要送走一个了。在这个队整整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干活，只要不是逼得太甚，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从上到下，我回避和任何人的冲突，只想与世无争地平安服满刑期。在选举先进票数最高的情况下榜上无名，一点也不觉得谁在委屈我。我像个鸵鸟似的把头埋在自己的世界里，屁股任人踢任人打，只是一脚踢得疼到心里去了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喊了一下，喊时还尽可能地克制，不愿让旁人听到，怕旁人听到了心生尴尬。没想到这一脚把我踢出了三中队，踢到了一个我一直希望去的环境，真是因祸得福。我骨折在号子里养伤时，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批评说有人不注意安全，出工伤影响了中队的声誉。在这个队三年，我没做任何让中队面子上过不去的事，除了这一次没能看到缸体从背后倒下来，给中队增加了一个工伤事故，这是我在这里做的唯一一件有损三中队荣誉的事了。哦，还有一次，就是毛主席逝世时我要求犯人也能举行一个追悼仪式。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队了，在心里我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办完了手续，最后队长说了一声到了一队好好搞。望着他我感激地点了一下头，他是三中队唯一对我有好感的人。
从三中队队部出来，只几步就到了一中队队部，一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在办公室。
陈队长向一中队的两位主管作介绍：这个犯人根据我的了解，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实验中学的学生，文化素质比较好，犯的也不是歪门邪道的事，现在文化班做数学教员。三队那个环境他好像不太适应，换个环境会好一些的。
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到一中队后是一路顺风。一开始就分到技术性最强的发动机组，以后又几乎每个小组都转到了，对整个汽车修理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是生产上的骨干，中队技术课的教员，被人戏称为“机械油子”，“液压专家”。而且还是小组长、中队积委会②的副主任、中队生活用品的管理员、大伙房伙食管理小组的成员、《新生报》写稿小组的成员，头衔多得让不少犯人眼红。我和少数几个犯人的照片挂在哨兵的岗棚里，这是几个特例，喊声报告，不用管教带，一个人就可以出监狱大门。我也没有让信任我的人失望，除了生产上动脑筋解决了不少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降低了费用提高了效益外，多次的火警中我不顾安危冲在最前面。记功和减刑也开始青睐我了。李乾还是那个李乾，我做人的底线还是那个底线，是这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才使我那不多的知识有了一点用场，我的一些做法使这里避免了一些事端。我的着眼点是不让事端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后去汇报。我的这做法受到一些管教的欣赏。用一些难友的话来说：在武昌监狱，你李乾是要雨有雨，要风有风。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终于有一天，也许是我脑袋发热，到底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在新来的监狱长面前说了句直话，谁知竟被看成是向监狱长权威的挑战，被他视为必须要严加打击的挑衅，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他信奉只要我整你，就一定能整出你的问题来这个屡试不爽的信条。监狱长要整我的要求在第一次时被中队顶住了，当时中队的指导员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指导员对我太了解了，因此敢说话：别人没问题你怎么整？整不出问题来怎么收场？
这监狱长很有耐心，他耐心地等，在他表现他的耐心时，我还以为那是他的豁达和肚量，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有过对他的赞许。终于在我出狱前的一年，老指导员心脏病突发过世，新指导员上任，监狱长等到了他的好帮手。这位指导员曾恨恨地说：他妈的，有的犯人老子叫他叫不动，李乾一喊他跑都跑不赢，他比老子说话还管用。他一直想用把我整下去的方式把他的威信树起来，但他知道很多管教对我印象都不坏，又没有抓到我任何把柄，对把我整倒没什么信心。监狱长给他打气说你给我整，我在你背后，你怕什么？这句话让他信心大增，感到胜卷在握，并且还是他日后升迁的契机。随即他们合演了一场名为揪“武昌监狱黑社会总后台”的那样一部削头适帽的恐怖剧。一时间，李乾成了武昌监狱的焦点人物。令他们意外的是囚犯们竟敢一边倒地拦住政委为我鸣不平，这在武昌监狱是从未有过的。连这位指导员一手圈定的“积委会”也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对他不屑一顾，他孤立我的某些措施就是落实不了，而他向积委会发的任何指示我很快都能知道。难友们的举动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帮倒忙？我一再劝阻但没有用，让人想起一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监狱长之尊，组织了那样一个庞大的班子，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付出了那样高的成本：全中队一半人停产办集训班，另一半人生产，半个月后轮换。许诺只要能揭发李乾，任何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一风吹。这个决心是空前的，阵容是空前的，措施是空前的，但最后的结果也是空前的。这位监狱长大人怎么也没想到会在一个普通囚犯面前以惨败告终，不仅没有达到把李乾送到恩施的劳改农场去强制就业的既定目的，最后竟以此为导火索，赔上了他头上那顶乌纱帽。
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奇迹。我十分清楚，这个结果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这是幸运女神的眷顾，固然最后化了那样大的气力也没找到我任何值得一提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是陈队长在关键时又伸出了援手，在决定我命运的时刻秉公直言；是监狱长的拔扈让新来的政委忍无可忍，要通过李乾的事来出一口心里的恶气。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囚犯他们会如此较真。最后，怎么样看待李乾竟成了监狱当局两派力量的分水岭，成了最后摊牌的导火线，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1985年12月14日，我如期顺利出狱，家人借了一辆小车去接我，除了一箱子书，什么都扔在了那里。那天上午，一大群难友不顾中队的禁令来送我，直到在二道门被哨兵拦住，当着那一脸阴沉的监狱长的秘书的面，他们向我做出各种表示好样的和胜利的手式，在这里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离开武昌监狱的几个月后，政委在全监狱的积极接受改造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个别干警偏听偏信，把积极接受改造，一直表现不错的犯人打成反改造分子，说成是武昌监狱黑社会的总后台，我们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
不久后这位一意孤行的监狱长黯然地调离了武昌监狱，那指导员则调到生产科当了一名普通的干事。
注释
①抠错了胯子：武汉方言，胯子指大腿，抠错了胯子本意是说痒的腿没抠却抠了不痒的腿，引伸为搞错了对象，有一个笑话说；一先生在麻将桌子上坐了几天几夜，突然感到腿被蚊子叮了一口奇痒难忍就去抠。谁知抠了半天，腿被抠出了血也不止痒，再一看，原来是抠到了旁边人的腿上。
②积委会：全称是“接受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是当时劳改队在狱警监管下的犯人自我管理组织，以中队为单位设置，经全中队犯人投票选举并经中队部审定产生。
（待续）
转自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