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我进入苏州市二中，成为一名中学生，当时心情之激动与自豪，不亚于进大学。开学后，天天盼着学校发红皮的学生证，拿到后就装进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故意露出点红边，招摇过市，显示自己是中学生，就像小学入队带上红领巾那天，带了摘，摘了带，折腾个没完。在那个年龄，差一年级，“综合实力”会相差不少，面对高一年级的“霸权主义”，低年级的只好“卧薪尝胆”。学生证是“实力”的显示，身份的象征，小学生见了会“甘拜下风”，大孩子见了不敢“轻举妄动”。
二中位于市中心一条叫“金太师场”的巷子里，被“金太师”分为南北两院，巷之南侧是主院，建有新式的二层红砖教学楼，有个庭院式的图书馆，一些旧平房和一个操场，还有半个高土墩，另一半拦在篱笆外侧，土山上建有小亭，绿树成荫。这里原是“永定寺”的地盘，寺庙就在操场南侧，庙门深闭，时而能听到钟鼓之声，飘渺虚无，若隐若现。这是座始建于梁朝的古寺，唐朝诗人韦应物晚年曾在此借住，那时很多文人喜欢把寺庙当高级宾馆住，图个清静和禅意。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号称“韦苏州”，早年在长安时是个纨绔子弟，街头混混，安史之乱使之幡然顿悟，浪子回头，写过“春潮带雨吹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那样优美的诗句，至今脍炙人口。“南朝四百八十寺”，仅梁朝就在苏州建寺上百，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还有很多废弃的寺庙，其中不少做了学校，菩萨不在了，功德还在。
堪与庙宇比肩的就是苏州园林，遍布大街小巷，深藏于高高的白墙之内。千百年间，几度兴亡，逃亡的贵族，隐退的士绅，纷至沓来，建园安家。二中的北院就是一座旧宅，是光绪年间苏州知府吴云的旧居，二中占了一半，作为食堂兼礼堂，还有初一年级的教室。似乎还差一两间，十个茶碗八个盖，总有一两个班在外“流窜”的，上音乐和美术课时把教室腾给其他班用。那食堂就设在原宅的大厅里，气势像“大雄宝殿”，以至我几十年来一直以为这也是个旧庙。直至近年借互联网的光，找到这房子的平面图，乃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当年测绘，才恍然大悟。原来二中占的是西半边，一墙之隔的东半边，是吴云的私家园林“听枫园”，亭阁，水榭，假山，池塘，花草，古木一应俱全。
在以功名取士“读书做官”的年代，吴云自然也是个文人，还是字画文物的收藏家，鉴赏家。“听枫园”里，“左图右史，钟鼎罗列”，近代书画金石大师吴昌硕年轻时曾在此长住，观摩书画，教授学童，对其日后的成就影响非小。“听枫园”八十年代后成为“吴门画院”，院长张辛稼的住宅就在百步外的“嘉馀坊”，这里的因缘，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到本世纪初，我去拜访小学时一起涂鸦的同学，他已是功成名就的大画家，才初进“听枫园”，一睹真容，转眼已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初一时的教室就在大厅西南角的一个小院里，二间教室，天井里有个花坛。当年天天在此进出，竟不知身处这文化“气场”极浓的风水宝地，不能不惋惜资源的浪费。一座古城的一砖一瓦都是城市的记忆，一代代前人留下的“身业”“口业”“意业”无不沉积于此，所谓城市的灵魂，佛家称“如来藏”“种子识”，种种因果皆由此而生。
有一段时期我在食堂包伙，一个月6元钱管中晚两餐。八人一桌，有两只小木盆盛饭菜，每桌有“桌长”轮流值勤，负责分菜。常吃的菜是雪里蕻炒豆腐，此菜现在还是我的“情之所钟”，经常下厨炒上一大盘自娱，吃两三天，既怀旧，又开胃。“金太史场”往东与“嘉馀坊”首尾相接处有家小饭馆，当年门庭若市，二中师生中午常去改善一下伙食，花上一，二角钱可以点个小炒，那时国家还尚未显出“困难”之相。
出“嘉馀坊”几十米就是人民路上的“怡园”，门票五分钱，每到期末考试前，常进去花一角钱，泡一杯茶，开水任用，可以坐上一天，静静地复习功课。园里没几个人，那份清净如今是寻觅不到的奢侈了，门票却已涨到五十来元。寒假将临，园里弥漫着腊梅花淡淡的清香，暗香袭人，足以使人神清智明，脑筋开窍，熏陶出“才气”来。“怡园”近旁就是著名的“朱鸿兴”面馆，二层楼，那里的“阳春面”“浇头面”和汤包常令人垂涎难忘，那时的服务员头脑真清楚，客人点好面食后，他拉开嗓门，唱一遍就记住了，全凭心算，上点心，结账都不会错。人民路原名“卧龙街”，是贯穿南北城门的主街，形似卧龙，北寺塔为龙尾，文庙府学（今苏州中学）是龙首，如此风水让苏州的读书人沾光不少。
我家住景德路上财神弄口，到二中可取道财神弄再转修仙巷，或景德路转道堂巷。修仙巷极其幽静，两边是高高的白墙，没几户人家，多为深宅大院，含而不露。有户潘姓的是清代状元，有座王家的祠堂，传说是先人曾出使海外，遇难被猩猩所救，做了猩猩女婿，生儿当了大官。可能那时国人闭塞寡闻，居中自大，把黑人或白人都当成了猩猩。道堂巷则很热闹，从北端的王天井巷过景德路到道堂巷，一路都是红木作坊，一户一店，一目了然。如果把当时巷内的红木工匠都集合起来，足可成为今日国宝级的技术团队。当年上学路上边走边看，欣赏师傅们在红木上雕花制作，那时的木器不用铁钉，全靠榫头，做得严丝合缝。五十年代苏州比较富裕之家才有收音机，但沿街商户，住家都装一只有线广播的“话盒子”，播放着同样的节目，相随一路，在上学路上经常能听完一段完整的评弹开篇。那一条条石头铺的巷陌，粉墙黛瓦，上阶苔色，幽婉评弹，洒几许“梅子黄时雨”，构成古城诗情画意的神韵。少年时代就沿着那小桥流水，桃坞柳巷悄然流去。有时晚上在灯下作业，街上传来“卖菱角”的叫卖声，唤住村妇，在小篮里放贰，三角钱从二楼窗口吊下去，换成菱角再吊回来，此种情调何处再有？
每天上学必经“马医科菜场”，有五六个篮球场大，上有顶，周无墙，四面通透。菜场东侧正对三条平行的小巷，从北往南依次为“马医科”“韩家巷”和“金太史场”，三条不长的巷子里竟藏着“曲园”“绣园”“鹤园”和“听枫园”四座园林，都是“雨打梨花深闭门”“养在深闺人未识”。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菜场边上的“小人书摊”，二分钱租一本，除了新出的连环画，还有很多旧式小人书，都是武侠故事，“施公案”“火烧红莲寺”“宏碧缘”“七侠五义”之类。摊主是个粗黑胖子，黑衣黑裤，坦胸露腹，一脸凶相，活脱脱一个“蒋门神”，这形象做小孩生意真不靠谱，可他的书吸引人，偶尔出个笑脸，小学生们就如得了奖励。夏日酷暑，在天井的布篷下，坐在凉凉的竹床上看小人书，是人生中难忘的享受。
五十年代起，中国和“运动”结上了缘，“运动治国”建国头三十年各种“运动”多达五十余次，涉及人整人的三十余次，以至运动成了一些人的历史的坐标，讲起来就是“三反时”“反右时”“文革时”……对我这代人来讲，中学是“运动”的开始，一启动再没消停，难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初中三年，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上停停，半上半停，走马灯似的参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初一时的运动是“除四害”，每人每天要交蚊子，苍蝇若干。起初每天黄昏用脸盆涂上一层肥皂水膜，在天井或街边捞捕，蚊子会被粘在盆里动弹不得，每天能捞到百来只。黄昏时分蚊子总是成群结队地飞舞，容易捕捉。三十年后我到深圳，到处基建，蚊子猖獗，曾故伎重演，用过此方。后来，指标升高，百来只太少，就用纱布铁丝竹竿做成网兜，黄昏时到金门和阊门之间的城墙上去，城头上种着一片片麦子，就在麦叶上扫荡，蚊子，各式小飞虫，能收罗一堆，混作一团，上报灭蚊一千，五千，谁也数不清，这是“浮夸风”之“初级阶段”。有一次全校配合全市行动，被分配到相门外的农田里去围剿麻雀。人人带上锣鼓，脸盆，铁皮盒等能敲响的家什，天未亮就到校集合了。同学个个兴奋难抑，使劲敲打起来，惊起梦中人，把周边的住户首先轰赶了起来。开始还有人在骂骂咧咧，哪位老师说了句：谁反对除四害？抗议者顿时忍气吞声，揠旗息鼓退缩回去。那天田野里，屋顶上，树上，到处是人，呐喊声伴着敲打声如雷震天，声势夺“雀”。当天下午才疲惫而回，人尚如此小鸟何堪？当时心里真对麻雀充满同情怜悯，后来麻雀平反，先于右派。
初二，运动转入大炼钢铁和反右斗争。家家户户门窗上装的铁花都被拆了，铁床也被动员“捐献”了，改用两条长凳支起床板，砸锅卖铁。当时想不明白，砸了铁床，炼成铁，再做铁床，为什么呢？学校在附近的“高墩墩”上建起小高炉。炼钢是老师和高中同学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磨缸甏粉和烧焦炭，缸甏粉是做耐火砖的材料。大家四处去找破碎的缸甏片，每人抱一只“石鼓墩”（老式建筑垫柱子的石鼓）坐在食堂墙沿下，在水泥地上一边磨粉，一边享受暖暖的太阳，看着隔墙（听枫园）的树影发呆，也是有指标要交若干斤才合格。最紧张的几天是小高炉要出铁水了，挑灯夜战，大家都带上被子，通宵在学校“会战”。我们都如鱼得水，欣喜欲狂，半夜时分，几个淘气的在一起，用煤灰把自己脸手涂黑，如同今日之“特种部队”，冲进教室，一声呐喊，如“天神”降临，把所有在休息的同学吓得尖叫连连，都被抹了一脸黑。有的还爬到天花板上去“探险”，闹腾到第二天凌晨，人困马乏，在晓风残月下回家，一路上顺便找寻缸甏片，同时，顺手牵羊把沿街家家户户放在路边的马桶都换了盖，“张冠李戴”扬长而去。当年苏州人家都把马桶放路边过夜，清晨农民来收粪水，再用竹刷刷洗，是每天早晨的街头交响乐。
对于“反右”，当时对政治茫然无知什么也不懂，那年岁尚无自由思想的意识，意识不到中国正在失去思想的自由。在一个早晨突然发现图书馆前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批判章乃器，罗隆基等“知名右派”。继而，有一天看到有一群同学闹轰轰在看热闹，有人对我们历史老师罗致哲吐口水，才知道罗老师成了“看得见”的右派。她那惶恐迷惘的神态在我脑海里几十年未曾消失，原来“师道尊严”可以在一瞬间就被摧毁了。
二中每年一次的校运会才是我们真正的运动节日。那时实行“少年劳卫制”，要求60米达9秒6，1500米5分钟多些，冬季大家都在操场练1500米。为了达标，考试时有的“困难户”是被两个同学架着跑到终点的，为达标而不择手段，就这样被默许了，很多游戏规则是这样悄然改变的。体育老师中有位刘老师最“酷”，有时里面赤膊外面套件花呢西装在操场边指挥若定，一次运动会上班主任让我给她找把椅子，正好看到刘老师背后有一把，轻轻搬了来，刘老师一屁股坐空在地上……还有位教篮球的盖尧天，名字像京剧名家盖叫天。印象最深是排球队的比赛，地理老师牛金鼎是队长，身材高大，体型扁平，如同门板，发球时几名队员都高举双手，风摆荷叶似的左右摇晃，摆迷魂阵“忽悠”对方，不看球，光看这就够开心的。校运会上大家爱看百米赛，跑道边站满“拉拉队”，跑道尽头往前十来米是间厕所，进去要下几级台阶，由于终点旁边人多，运动员没法转弯，只好直冲到厕所墙上用手撑住才能刹住，有的干脆冲进厕所里去了，回想起来真是有趣。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很少讲话，界线划得很清，可又非性晚熟，于是常常在私下编排，谁和谁是一对，这种配对往往还挺“门当户对”，搞得当事的更不敢说话了，心底里却反生出一丝情愫来，只是未见有“终成眷属”的。个别同学喜讲“黄段子”，引得一群似懂非懂的同学听得傻笑不已。有位姓姚的同学外号“开口笑”，长着一张笑脸，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说你呢，你还笑！严肃点！”，可他严肃起来也是笑脸。
虽然课是上上停停，那三年还是我们知识面突飞猛进的时期。“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看过的小说中，应时的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古典的则把“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等都读了，还能背出一百零八将的诨名和姓名来。
那时节，昙花一现的“百花齐放”给苏州的昆曲和苏剧带来了一个小阳春，江浙沪赣及北方的各路昆剧团多次来苏州会演，一次会演有十天半月，连台本戏，折子戏天天不同，主要在“北局”的青年艺术剧场和开明戏院。我伯父当时经济条件富裕，他读过私塾，古文功底好，酷爱传统文化，经常与画家文人墨客交往。他们买昆剧票是整套买的，一场不漏。我也有机会看了许多极有水平的演出，有“传”字辈演出的“长生殿”“十五贯”“风筝误”“烂柯山”“牡丹亭”及许多折子戏，当时张继青还是青年演员，苏，昆都唱得好，如今已成一代名家。这些顶级的艺术享受使人着迷，刻骨铭心，终生不忘。那时看了“十五贯”就去西美巷寻访“况公祠”，听了弹词“玉蜻蜓”就去“马医科”访申家祠堂，读了“浮生六记”就去仓米巷找沈家遗踪，也曾去南门外探访孙策墓，还有玄妙观的方孝孺“无字碑”，大公园的张士诚王宫遗址等，苏州的古迹真多！俯拾皆是。
观前街附近的“北局”是商业中心，也是电影院的集中地，在校午餐后或周末常与同班的杨寿兴去游逛，当时新上的影片贰角一张票，旧片壹角伍分，星期日早晨的“儿童场”仅卖伍分钱，只是场内太“罗唣”，兴奋时呐喊跺脚，地动山摇。夏季每座配一把纸团扇，上百把团扇会飞上空中去，在银幕上来场团扇雨。有次与同学去看电影，两人掏遍口袋差壹分钱，只好怏怏而回，壹分钱逼死英雄汉。
课余，同学中时兴自己装“矿石收音机”，绕出各式线圈，有齿轮型，园桶型，宝塔型等，拉上天线，当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广播时，仿佛天外来音，有种成就感在胸中激荡膨湃。有的同学驯养黄雀，让黄雀飞上屋檐，再召唤回手中的铁丝架上来，收放自如。还有的喂养一种臭虫似的小虫，饲以冰片，养在“路路通”里，可以放嘴里生吞下去，据说补血。二中在“豆粉园”有个小农场，种蔬菜，西红柿，青椒等，学生常去劳动，锄地浇粪。这种种活动使大家收益良多。比之今日之学生，只专注于应考，如有学者批评的：把启蒙变成了“蒙启”，蒙蔽了学生的天性和慧心，成为考试机器，我们一代当年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二中许多老师使人怀念，初一的数学，语文两位主课老师都只教了一年，数学老师陈庆玲（班主任）因“历史问题”被辞退，当时也才三十来岁。语文的余漱石老师，除了教课内的，还鼓励同学背唐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凑，她用浓重的无锡口音，带我们念唱“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那“腔儿”至今仍在耳边回荡。可惜她五十来岁就急病去世了。几何老师姓熊，号称“熊三角”，讲课思路清晰，逻辑分明。地理陈德良老师，一上课先在黑板上画好地图轮廓，然后用彩色粉笔边讲边加，下课时一幅完整地图完成了，与地图册上的一模一样，堪称活“投影仪”，擦他的黑板常感可惜，舍不得擦掉。有一次一位同学上课时内急，要去小便，他不批准，要他忍到下课，说出汗也可排泄，显得过于刻板，同一样风格，有时是优点，有时又是缺点。初二起班主任换王同萃老师，对我们也很关爱。毕业时动员报考本校，她却没留我考二中，说：你肯定是报考苏高中的，去吧。
似水流年，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往事不可留，如天上浮云，水里泡沫，空中雷电，世上物质性的东西常常更容易化作虚空，凡美丽皆不久长。苏州二千多年历史上，经受过多少次兵荒马乱，兴废存亡，建了毁，毁了建。上面提到的景物，巷陌有的已云消烟散，有的已面目全非，二中也已不复存在，“良辰美景乃何天”，只有在自己的记忆中去寻觅。现今的苏州时髦了，现代了，可那使人沉醉的气质却已难觅了，只能在山塘街，平江路，周庄，同里找回点旧影。今日看来，那个年代有许多事实属荒诞，可荒诞之中我们这些孩子也仍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来自一颗颗纯洁的童心和家庭师长的关爱。在欧洲，很多民居的楼顶上刻着建筑的年份，18XX，17XX，16XX……我常替苏州感到惋惜，不能说苏州人不念旧，苏州城址至少逾千年未挪过位置。只要私有权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少有人去珍惜，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谨以此文对哺育过我的这方水土，健在或逝去的师长亲友们聊表一点敬意和思念。
2008年2月初稿
2012年5月改写
*初稿成文后，丁蘖同学找到了罗致哲老师，已九十多高龄，依然头脑清晰，身轻体健，安享晚年。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