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夏天，经过多日焦灼等待的煎熬，我终于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第一志愿考进工程物理系。那时是清华十几个系中录取分数最高的系，当然欣喜万分，一种梦想成真的欣喜，毕竟这一结果是三年前进入苏州中学之时就播下的种子。
一九六○年秋，我考进了苏州中学。苏州中学又名苏州高级中学，只设高中，没有初中，俗称苏高中，也曾称作“省中”，因其原先是面向全省招生的，校内有学生宿舍，最正统的校名是“江苏省苏州中学”。校址位于苏州南门三元坊，与孔庙（又称文庙）紧邻，实际上学校有一部分就是孔庙的地盘，比如当时的礼堂兼食堂就是孔庙“明伦堂”后面的一所大殿（大成殿？）。而马路斜对面就是苏州名园“沧浪亭”。学校占地宽广，源远流长，最早是一千年前宋代名相范仲淹捐出的私宅地，以其先忧后乐，富贵一家不如富贵一方的博大胸怀，奏请朝廷辟为“苏州府学”，即现代之公立学校，成为我国教育史上最悠久的官办学校之一。沿经元明清几代，人材辈出，一百年前改为“新学”，即苏州中学。校园内至今仍存有乾隆下江南时留下的题咏碑刻，有中国最后一位状元陆润庠题写的楹联，有蔡元培的题字。近代名人在苏中任过教职的有王国维，钱复，颜文梁，吕叔湘，叶圣陶等，前辈校友包括钱伟长，李政道，博古，胡绳，陆文夫，袁伟民及三十多名两院院士多名驻外大使。也许是国内学界地位最高的中学之一。进入这样一所中学，真是三生有幸。
一九六○年到六三年，是中国五十年代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后的间歇期，也是物资极其匮乏的“困难时期”。官方称之“自然灾害”，其实折腾过度自然成害，极度奋亢之后全国都疲惫了。这倒为我们这几届学生造就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学习环境和氛围，没有初中时期的那种喧嚣，躁动和干扰。
高一时的班主任是胡喜麟，教语文，高高的身材，斯文潇洒，透着书卷气。高一我们班被安排在一间生物实验室里，内有许多动物标本，还挂着一具人体骨架，可以天天修“白骨观”。课桌是黑漆的实验台，没有抽屉，一长条排成四，五行，不分列，十来个人连坐成一排。这种“火烧连营”式的布局给我带来一次“道德危机”，考试时稍扭头，邻座的试卷就会跃然入目。一次物理考试，禁不住“窃窃私语”几句，被老师看见告到班主任处，引来胡老师的一次“家访”，当时心里惶惶然的，郁闷多日“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正巧我祖父在世时与他父亲是相识的朋友，祖母就与胡老师拉起家常来，结果老师对主题只字未提就告退了。从此考试时必正襟危坐，再不敢左顾右盼。人生中很多事在当时看是不得了的危机，过后回头再看只是小菜一碟，是自找烦恼，自生系缚。
高二起班主任由姚吉昌担任，也教语文，风格与胡老师迥异，豪放泼辣，大大咧咧，一口“绍兴官话”。南宋定都杭州，浙江一带的乡音就演变成当时的“官话”，相当于今之“京腔”和“普通话”。在黑板上写的字也与胡老师风格不同，一个娟秀圆润，清描淡写，一个棱角分明，张扬有力。当时每两周写一篇命题作文，每一周作一篇周记，自由命题。姚老师特别欣赏我的文章，几乎每篇都会成为讲评的样板，或拿到班际，甚至外校去交流。有了他的激励，使我信心大增，越写越得心应手，形成一种互动，而“第一推动力”还是出自姚老师。老师的赏识对一个学生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姚老师特别强调要消灭错别字，再三告诫：高考时一个错字扣一分！由此养成习惯，拿不准的字不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苏州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有种使学生难忘的风格和气质。教数学的傅祖崇老师，讲课逻辑清晰，书写工整，力透黑板，常把粉笔写断，吐字“咬牙切齿”“掷地有声”，能把讲的内容像钉子似的敲进学生的记忆里。数学教研组组长王宗海，具大家风度，听他课有听评书似的享受，不输今日央视“百家讲坛”之下。有位语文老先生夏蕴文，在我父亲的同学中就有他的学生，前辈人给他的外号叫“夏铁板”，据说很严厉，当时他在苏中已至少三十年了。高二数学由沈雪声任教，他左脸有块挺大的红胎记，我们私底下叫他“东方红”，他对学生很温和，没脾气。
苏州中学校园景色优美，有山有水，亭阁临池，树阴茂密，富有苏州园林的韵致，更有种历史沉积感。教室和办公楼总共四栋，都是二层建筑，楼与楼间空间开扩，看上去不是花木点缀于楼宇间，而是楼宇撒落在山水花木中。在两栋红砖教室楼前，是数千平米的玫瑰园，五月间，玫瑰花姹紫嫣红开遍，满院芬芳。摘下后卖给学校师生，二分钱一朵，花上二元就能送人九十九朵玫瑰，浪漫一回。我曾买过二，三百朵回家，一部分用来泡玫瑰酒，将花瓣泡在泸州大曲里，加上冰糖，数月后，花瓣成了白色，酒成玫瑰红，倒出来清香醇厚，酒色迷人。秋天西风起，菊黄蟹肥，配着洋澄湖的大闸蟹，真乃绝佳美味，无从形容。另一半用研钵捣烂，加上白糖蒸熟，即成真正的玫瑰酱，做包子馅或抹面包，是纯天然“绿色食品”。今人恐怕很难再有此般享受。
可惜到高二那年，玫瑰园被铲除了。当时中国与苏联较上了劲，“一评”“二评”“三评”。。。大反修正主义。上海有位高级领导人当时认为养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属“修”字号，把阶级观念推演到植物界，玫瑰花成了专政对象，玫瑰园顷刻成了“百草园”，杂草丛生，这是后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先兆。一种意识形态僵化极端到不能容忍鲜花和美丽，离文明之道远矣。
一九六一年，国家“困难”的征状日显，苏州毕竟是江南水乡，人间天堂，比之外地乃是一块洞天福地，市民始终能吃上白白的大米。当时中学生每月定量二十七斤，市民是二十三斤，我与祖母两人共五十斤。从小祖母告诫我：吃东西要“秀气”些，不要贪饱，胃给撑大了遇上“荒年大肚皮”日子就惨了。真被她言中了，她每月的二十三斤中还能省下些给我。按今日标准，一人一月三十斤粮是不少的，但问题是没有油水，缺菜少肉，经常中午在食堂蒸些米饭，涂点黄酱就当菜了。当时人民币已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必需配上各种各样的票证才能形成购买力。每月发的票证像整版邮票一样几大张，除粮，油，布票，还有肉票，粉丝票，蛋票，糖票，豆制品票，烟票，酒票。。。上海的粮票最小单位是半两。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包肉的纸都用热水泡一下，浸出油花煮汤喝。因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肝肿大”和“浮肿病”，凭医院证明可配到一些“糠饼”，用糠磨粉制成，干而粗，巧克力色，既难噎，又难拉，但富含维生素。糠，糟，白薯叶等喂猪的材料都上了饭店的菜谱，有只“鸳鸯豆腐”即用少量豆腐掺上酒糟，红曲做成。世事轮回，如今白薯叶，南瓜苗又回到一些酒店的菜谱中，是人们油水太多了。
有天回家，听邻里说有位街坊因偷窃被扭送派出所，在里面竟把所长放在桌上的一碗南瓜偷吃了，所长大怒，“从重从快”处理，将他当场开释，轰了出来，颠倒众生的颠倒事。还有一户街坊，有张“搪瓷品票”要过期了，老婆让老公去买只脸盆，可商场脸盆卖完了，老公自作主张买回一只痰盂，老婆一看火冒三丈，抓起痰盂直扣老公头上，给戴上了“帽子”，却被卡死拿不下来了，只好去医院急诊，才得“摘帽”解脱。三十年后在Mr. Bean（戆豆先生）的喜剧中看到类似桥段，是豆先生搞笑生活，还是生活本身有时就很搞笑？
有一次同学在一起议论各自的愿望，我说希望有一天吃饭不用粮票就好了。此愿二十多年后我到了深圳才完全实现，深圳是国内第一个买粮不用粮票的地方，只是比内地稍贵些。从那时起我养成了习惯，决不浪费粮食，总是餐桌上的清扫盘碟者，明知不利健康而乐为之。我原先很挑食，鸡鸭牛羊都不吃，一口鸡汤都不喝，荤腥只吃点鱼，蛋，虾和少许猪肉，以素为主，前世可能是出家人。有一次我伯父高价买了只羊，给全家改善一下，祖母把最补最油也最膻的羊屁股留给了我，我居然都吃了，从此开戒，鸡鸭全吃，可能是生理上的内在需要战胜了心理的障碍。
那时期虽然国内许多农村万分艰难，有饿死人的，但在苏州近郊的农民却有发小财的，种点菜，养些鸡鸭，喂头羊，拿到城里来高价卖，所谓“黑市”，当时尚未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有了点钱就想要买点黄金，当时黄金不能自由买卖，只能卖给银行，一两金兑九十来元，但卖给黑市上的农民可卖六百来元，拿这钱再买高价食品，有港澳关系的还可寄些黄油，糖进来，少数有点家底的人家就这样度过难关的。
由于营养不足，学校有两年没办校运会，体育课教大家打太极拳，减少体能消耗。记得有一次教体育的石老师来了诗兴，给大家抒发感想：“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照得大家懒洋洋”，我们都坐在草地上懒懒地听着。
我家离学校较远，步行要半小时以上，平时都带饭去学校，中午饭后同学们都在教室做当天的作业，晚上在家就轻松多了。那几年译制了不少苏联电影，如“复活”“白痴”“白夜”等都堪称经典，国产片也出了许多精品，有“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青春之歌”“舞台姐妹”等，周末常去看电影。有一次北京人艺来演出“蔡文姬”，非常火爆，一票难求，去“钓鱼”等了张退票，才得以入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艺这么精彩的话剧，票价一元，对一个学生来说是很高的消费。
每周都有半天到南门的农田里去劳动，给蔬菜浇水施肥。每学期会下乡一星期，吃住在农村。高一时到虎丘山下的花农那里，伺弄茉莉花和白兰花，住在花房里，正逢连日阴雨，没干多少活，在花棚里大家热闹了几天后，伴着雨丝风片经七里山塘一溜烟回家了。还有一次到石湖边上，住在过去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里，与上方山上的宝塔隔湖相望，湖光山色，碧波帆影，在诗情画意中劳动，把思想改造成陶渊明。苏州农民很厚道，给我们干的都是轻松简单的活，最重的是下水田，农民在前面插秧，我们在后面用脚把水下的稀泥踩实，不必弯腰，就是怕蚂蝗，一旦被叮上不可硬揪，越揪吸得越紧，只能从相反一侧轻拍，或用烟熏才可化解。
高二那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前几年过左过浮的地方进行纠偏，计划经济也能产生“泡沫”，被各种运动一搅就是大泡沫。当时陈毅有一个讲话，提到教学路线中的“阶级路线”，纠正前些年过分强调学生家庭成份的偏差，“有成份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那年代“成份”是压在许多人身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成份差的几乎无缘上大学，特别是好大学，有的人因成份上不了学，感到绝望，想不开而自杀的。陈毅讲话如一缕春风，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六三年进清华后，有老师说这两届新生是历年质量最高的，功归于这次纠偏。最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四川美院有一学生，在填表时遇到“成份”一栏，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后终于填上一字：“肉”。笔者专访此生，证实绝非恶搞，可见在今日年轻人中“阶级”观念之式微，已经淡而化之了。他们怎能想象，四十年前，有人因为写了篇“出身论”，反对“唯成份论”而被枪毙的？这位美院学生是“唯物论”者，没有填“灵与肉”来个“心物一元”。
人心所向，陈毅讲话精神很快得以落实，学校力抓教学质量，实行“因材施教”。有一次华罗庚来校访问，与老师座谈，给学生演讲，学校接着就组织数学竞赛，举办数学提高班，给成绩较好的学生加料。在中学我们就学了导数，解析几何的内容，到大学一年级再学就很轻松。
到高三阶段，高考大关就在面前，人人要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时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大约25%左右，如果考不上，少数可能进工厂，多数就得去边疆农场或下乡。中国的应试教育历来残酷而相对公平，“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为了应考，学校收集了历届高考试题，将其打乱重编成卷，份量再加重些，每隔二，三星期来一次“模拟考”，如果平均成绩稳定在85至90分，就可放胆去报考任何想上的学校，班主任对每个学生的前景已经心中有数。在选择志愿时，数理成绩好的一般都选理工科。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据前辈的经验教训，尽量不碰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系科，如文史哲，政治，经济等，“文字狱”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怎奈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料到我们大学毕业时，已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任何科系出来都是“老九”之列，一网打尽，造化作弄人也！
高考前半年，我做了一个此生中最为详尽的复习计划，目标是把高中课程全部复习两遍，计划到某月某日必须看到哪页，每天必看多少页，只能超，不可欠。到高考前十天已全部过了两遍，书缝旮旯都未放过。果然，化学试题有一题就是书页下用小字印的“注解”，我答对了。
考上清华最高兴的莫过于我父亲，他说他1936年进清华，我1963年进清华，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把最好的一只黄牛皮箱给了我，又大又结实。至今记得在晨曦中他肩上扛着大皮箱送我赶火车的情景，仿佛昨天的事。我祖母是“读书无用论”的先知先觉。她有两个儿子，我父亲和伯父，一个十几岁就“学生意”经商，一个上大学，现实的对比使她深感读书无用。在学习上她对我“无为而治”，从不加压，是我运气好，有个开明的祖母。
苏中校风严谨，同学都好学上进，没有谈情说爱的。虽然有终结连理者，也是后来的事。然而在那花样年纪，也非“心如槁木”，曾经心仪邻班一位女生，在我眼里她是标准的苏州美人，“好一朵茉莉花”！明目皓齿，冰清玉洁，一颦一笑，楚楚动人，聪明灵秀，品学兼优。我们一代生长于匮乏年代，自小养成克制约束自己天性的习惯，学业为重，只能“发之于情，止之于理”。
三年后，文革起，大串联，竟与她在某城蓦然回首不期而遇，疑似神遣鬼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都很惊喜，承蒙她盛情款待，请我吃双份炒猪肝，下午两人在操场草地上席地而坐，听广播传达文件，心猿意马，东拉西扯，拨弄小草，朦胧间坐了三小时没挪动过。及会散，她说晚上有电影“努克访问XX”想看吗？我竟傻傻地说：在北京看过了。此言一出，只能就此作别，空劳月上柳梢。事后直后悔自己的老实和愚蠢。那时没有手机来发条短信，社会乱成一片，有家不得回，时局动荡更不知将归何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段感情就永远埋在了心底。回想起来，任何真实的存在都有其局限性，人，事，皆然，如若好事成真，必被时光磨蚀，藏在内心深处才是永远的保鲜，终生能有一份美丽的回忆，所谓“相见不如相忆”，心灵的世界是无限的，人会老去，唯情常青。多年后，想到这种含蓄之美，曾借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头四句写了首诗：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
像深秋里一片落叶， 悄悄的敲醒冬天的梦。
你不曾带走一片云彩，云却为你下起连夜雨来，
那也是悄悄的， 只觉得天是湿的。
含蓄之美比艳俗之美自是高雅得多，可对后辈晚生我还是建言：有了爱要说出来。说出来了就把它放下来。
一九六三年夏秋之交，北方大水，京沪铁路中断，我们乘火车到烟台，又坐海船到塘沽，再转车往北京。从此告别苏州这块让人难以割舍的故土，也告别了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在以后的岁月中，即使回去也是短暂的寻梦之旅，更多的只能相忆在梦中了。
二○○八年 端午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