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二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崇各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
大四年级开学后只上了不长的一段时间的课。第一学期期中以后就参加了所谓的“大四清”，《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毛泽东承认和坚持的。他老人家明确指出刘少奇所认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论点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他老人家认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后这样讲是历史的总结，当时的老百姓谁能知道、谁能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现在想起来，没准儿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与矛盾的起始点。孰是孰非？于每个百姓息息相关的柴米油盐有什么相干？于国计民生相关的程度又有多么严重？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不过是“被”运动的对象。提高一步，对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对“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大同’”的关系又有几何？我想就一般人来说，还是一个“莫名其妙”吧！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人民只因为这个“不是马列主义的观点”而翻江倒海，惶惶不可终日了。难怪现在人们的“信仰”危机了。因为如此高层次的马列主义“者”们，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毛泽东思想还处在如此的不明其“妙处”之所在的阶段呢！！一切都得等毛主席他老人家“钦定”方可。难怪有人说：“现在不是我们背叛了信仰，而是信仰欺骗了我们。”
这次四清的地点在北京房山县崇各庄公社崇各庄大队。师院的文科学生，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与北京钢铁学院教工混合编队。为时八个月（从65年10月到66年5月）。这次要求学生下到工作组，参加实质性的工作队的工作。从宣讲《二十三条》开始，妇女工作、青年工作、清理阶级队伍，重划阶级成分、结合四清干部下楼、组织贫下中农协会等等。
崇各庄大队比邻崇各庄水库，全村百余户人家分成三个生产小队。崇各庄本是清朝的一座王爷坟，全村祖辈都是给王爷看坟的“奴才”。王爷的“家奴”当然都是满族。因此解放土改时全划的是“雇农”。从晚清到民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到了大石碑（王爷坟的入口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要不然，“一纸大条”送到城里，无论是谁也吃不了兜着走。他们住的都是“磨砖对缝、小砖到顶的大瓦房”，喝的是一等一的“香片”，吃的是不花钱的、八旗子弟的“俸粮”。这样的一村人很有特点，老北京“旗人”的臭习气、礼法应有尽有、一应俱全。而这样的“雇农”恐怕只有北京这历朝古都才能出现。
我被分配到崇各庄二队，组长是钢院的张尔岱，天津人、青年教师。组员是我的同学陈永芳，兼任外调；我负责妇女工作，兼任大队文书。大队中连我共五个学生，系总支书记文祺任队长，俄语系教授高乃贤。师院的共七人。钢院的教工任各组的组长。加上大队的队长、政治指导员共五人。还有房山县的干部两人，是刚分配的大学生向廷英属农机局，栗富明属农校。他们都比大四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就是这样一支十四个人的队伍。
实际上每个小队只有一名女队员。当然兼任各小队的妇女工作。我下面的回忆实际与四清的具体工作联系不大，只是对工作队员的回忆，也就是与密切联系的“人”有关。
文祺是外语系总支书记，除去崇各庄大队他亲任队长之外，还兼任分团团长，因为他是全外语系的领队。平时在学校，文书记高高在上，在崇各庄工作队我们就是同事，直接受他的领导。钢院的王志成是副队长。进村的第一个星期主要任务是宣讲《二十三条》。全村宣讲的任务首当其冲就是队长文祺，实际钢院的教工都是参加过小四清的老队员，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又先一个月入驻，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文祺没有下过乡，在师院当系总支书记是一个不做具体工作的职位，他从来不跟队参加三夏或者秋收劳动。殊不知，文书记宣讲的第一讲，在全村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文祺是解放前入党，北京的地下党员，搞过学运，凭老资格只当一个外语系的总支书记有点屈才的“大干部”。文革期间他当了“走资派”，我曾陪外调人员走访他的入党介绍人，他的老上级说他不拘小节，有点随心所欲。这次宣讲，他老先生为了“接近”群众，向贫下中农“学习”，宣讲是尽量“口语化”，比如，把“妇女同志们”叫“老娘们儿”。结果招来了反感，“工作队不尊重妇女”的帽子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究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阵乱轰，最后不得不由大马村调来了高秀山做队长，文祺被撤职调换了。同时调来了钢院的高瑞芬任工作队政治指导员。
文祺是中共北京地下党的老党员，只能说他不适应“革命的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大的方面综观全局，农村的社教运动，波及到很多的层面，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一致，开始动荡了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像文祺这样被社员“哄”走的“以下犯上”的苗头开始萌芽，要渐渐形成了气候，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大动荡、大组合的萌芽了。
2．工作队的文书
在崇各庄二队生活了八个月，在我的人生中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是一段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
我兼任大队文书的工作。具体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建立大队档案。村中所有的地主、富农、“关、管、杀”，“军、政、警、宪、特”，“血嫌”包括子女都建立个人档案。要求有综述材料、历史事件、旁证材料、结论。二队的陈永芳是安保外调，材料由他骑车出去逐一核实。包括到监狱提审在押的政治犯，到邻村、邻县、以至原籍出差，把调查来的材料，拿回全工作队讨论、定性。由我记录，整理成文，领导审核，装订成册，一式两份，大队留存一份，上交公社派出所一份。这一流程便是“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划定阶级成分”的具体过程了。总之，这是一件十分细致又辛苦的工作，为了整材料我开“夜车”是家常便饭。材料由公社统一大小，统一格式。在这项工作中，我有了不少的实际锻炼，材料要求行文严格地公文化、公式化。综述材料得有一定的“功底”要求言简意赅，文字流畅。有一历史事件就必须有一、二旁证材料。结论中的每一论点，必须有殷实的旁证，旁证的出处都要有十分明确的时间、地点、在押犯人的原始记录等等。结论的语气当然是权威的、恰如其分的、客观适度的。我为此接受了公社政法处的特殊培训。说实话，对这工作我很感兴趣，其中有不少东西可学，是一回难得的锻炼和体验。尤其是我这等出身的人，委以“如此性质”的工作着实是破例，因此自己是诚惶诚恐、受宠若惊。我当然是非常用功，非常仔细。往往一个综述材料、一个结论都要自己小心推敲，找人反复研究，反复商榷才能定稿。最近，由于小妹因婆家的家庭遗产问题，涉及了法院的诉讼，我看过一篇已经取得律师资格的政法大学毕业学生的“大作”之后很是感慨，他们学得是法律，这行的行文应该是他们的“饭碗”，观其文不过而而。那时的提审记录不可能有电脑打字，一律手写，问题用“？”或“Q（=question）”，回答用“：”或“A（=answer）”。凡是核实不合乎要求的，陈永芳得重新外调，重新做笔录。我整的材料，第一次拿到公社政法就顺利通过了，无论从质量、程序、文字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表扬。甚至在公社政法处展览，树为样板。这份工作可以说对以后我入团起到了关键作用。
记得我整理了有三十多份材料。想想也是全村人家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户数份额，在公社都有“特殊档案”。此外，我还绘制了全村的平面图，这又是一个繁琐而细致的工作。所幸到后期，因为是真的忙不过来了，俄语系的高乃贤先生做了我的助手。老先生届时已经七十岁上下了，因为照顾老教授身体，准其在公社食堂吃饭，可以不吃派饭就不用担水。老先生有些许耳背，也不派其他日常工作，我整第一遍，定稿，老先生负责誊写。高先生是东北人，似乎解放前在佳木斯或者哈尔滨上大学。业务能力颇佳，钟爱列夫。托尔斯泰。忘记了他有什么译作，人有点过于耿直或者叫“书生气”，认真而且善良。他于我一点儿都不以“老师”或者“长辈”自居，反而称呼我为“老宋”，每每我称他为“高老”他总是摆摆手、坚决地说：“不！不。是‘老高’。”在学生中，高老与我交往最深，私底下常常指点我，为我给这些“牛、鬼、蛇、神”下的结论润色，让我“笔下有德”，说这也关系到别人一家子，也许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宁可说其无”不可加其“有”。公社档案上“有”的，如果查证核实“无”即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定论”了。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便是积德行善了。另外遇到加班，他常常从公社食堂给我带回点儿吃的东西，让我半夜加餐，因为我从来不让老先生加夜班。总之高老与我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多岁，但也是一对说过知心话的忘年之交吧！春节休假时，我曾到老先生家去拜年。他家住在西单大木仓教育部宿舍，家中的设施都是俄式风格，夫人很年轻，两人相距至少有十岁以上，孩子很小、刚上中学，我只是礼节性的拜访，过于“私人”的问题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文革刚一开始，高先生就自杀了，这事令我震惊到不能忘怀的地步。我认识的高乃贤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修养的教授，是一位有德行、善良、严于律己的知识分子。
3．我加入了共青团
人活一辈子，很多场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很多是属于“机缘巧合”。到房山四清这八个月，可以说是遇到了“好人”最多的一段时间，逢凶化吉，多有“贵人相助”。我也总结出，论学科，学理学工的人（比如钢院的教工）比学文的人（比如外语系众生）要好相处很多。也可以说这一时期，自己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绩成“正比”，是我有史以来受到最公平的待遇的一段时间。是我努力学习工作，实际锻炼最多、收获最大的一段时间。对于工作队的诸位我十分感激，不仅知足而且感恩。
下面的回忆，仍然是我与工作队员的交往。
我们三个女工作队员没住在老乡家。在排房里安排了一间宿舍，同住的有工作队政治指导员高瑞芬和同班同学归国华侨温曼英。
我们的宿舍在一排房子的尽头，崇各庄大队由于修水库，整个村子全部搬迁了，安置房是一排一排像工厂的家属院一样，一般是三间或者五间北房依山坡的走势而建，是拆迁房的院子里，东西厢房一般都是自建的，六间房子一排，层层叠叠、一个个群落，在远处向山坡望去，还很整齐，美观。我们在的这一排，另外五间是一户社员，一出门右手就是一堵高墙与别人的院子隔开。我们的宿舍就在两户人家中间的一个夹道里。房间也就十多米，靠后沿搭成一条大炕，放下三个人的行李，褥子挨着褥子，只能并排平躺三个人。前沿有窗，自己买了窗户纸糊上了，沿着炕，我用包行李的破毯子吊成一个帘子，因为正对着门，没有院墙，风直吹下来非常冷。毯子很厚，挡风的效果很好，而且也避免了一开门就一览无余的境地。窗沿下放着一张由村小学校借来的一张条桌和一条破板凳，桌子旁是一个炉子，炉子边上放了半个破缸茬，用来和煤用。
高瑞芬是钢院院部的专职政工干部，是一名有资格的老党员。在工作队是政治指导员，专门作工作队员的思想工作。
房间里的事情我得全包了。主要是到山坡上面的大队部拉煤末，又有好远的一段上坡路，一个人是很费力气的，回来摊“煤茧儿”，要不就攥煤球。屋里的地面天天洒水，否则地面土太松，来回一走被子褥子上全是土。往炉子里加煤、晚上封火，和煤……。虽说不是什么大事儿，然而也必须有人一直不间断地耐心地去经营。实际上只是随手收拾一下，房间里就会干干净净。一进门温暖如春，炉子上的水壶总是冒着热气，热水瓶里总是有热水喝。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负担，也愿意这么做，因为我要经常在房间里写东西，大家呆着都舒服、方便。也是一个不错的家吧！何乐而不为之？
攥煤球、封火、和煤这一系列的活儿，我也没干过。但是，事情总的有人去做，我想我应该去做。于是我便向人请教，向人学习，看着别人做，自己学着做。母亲就说过“多难的事，只要学就能学会。看你多难写的字，小时候你都能学会写，多难算的题，你能算出来。一点儿家务活儿算什么？只要用心，什么活儿都会干！”是的，应该学会的东西，只要“认真”什么都可以学会！
我每次出去劳动，行李里都有针线包。包里有剪刀、有针，各色的线板，钮扣、别针，还有从旧衣服上撕下来的成块儿的旧布。我四清时穿的鞋，不但底子上打了前掌、后掌，鞋面上也是前有“包头”后有“助根”。记得我的一条裤子最多有十三块补丁，膝盖上当然是补丁落补丁。每个补丁都缝得平平整整、服服帖帖。“针线包”很有必要，往往带的衣服不多，比如去收玉米，割下的玉米秸很尖利，衣服经常一下子就扯破了，不缝就没法穿了，缝不好就得补。
春暖花开，万象更新，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到来了。渐渐地传来了工作队要结束工作撤退的消息。工作队的副队长王志诚找我谈话，他专门为我到师院外语系外调，说大队党支部讨论了我入团的问题，言语中我体会到，也许是朱全俊把我当成了一个“问题学生”介绍给人，但是其他党支部主要成员，都没感到我的“问题”之所在，他们的“印象”反而都很好。于是外调，查查“原始材料”，殊不知，“原始材料”也没什么。用王志诚的话说，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王志诚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我很郑重、很严肃地回答自认为还没达到一名共青团员的标准。王说：“这个标准不由你掌握，不可能由你自我评判。”也许，他认为我很无知，对“团组织”缺乏“正确认识”。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正确认识”。压根儿没敢想象能在工作队解决“组织”问题。共青团的大门能在这个时候朝我打开。我是崇各庄大队被发展的唯一的一名团员！
没过几天，高瑞芬又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家庭的认识。再一次谈到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的事，很直白地告诉我“你写了申请书，让组织来考虑你够不够入团的资格！”于是，我写了申请书，一个星期以后，我填写了正式表格，聘请了入团介绍人，当时的团员只有温曼英、向廷英、陈永芳、栗富明。我请向廷英做介绍人，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履行了入团仪式，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过去，把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当作是“政治生命”的开始。想想现在那些贪官污吏被“双规”了，继而被“双开”了，他们把这神圣的“政治生命”又当作了什么？无论如何，我自己还感觉是很神圣的，同时也是倍感荣幸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可以说完成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长期以来的一个“宿愿”。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